2011年2月25日晚，我獲得“天涯社區2010年度記者”獎項。在過去一年，我用微博展現江西宜黃縣一個鐘姓家庭遭遇強拆的故事，導緻該縣一群官員落馬。年末最後一天，我的微博網友在江蘇的一個鄉村，發現了一個我們尋覓3年的男孩。
我的鄰座，是一名叫蔡加芹的年輕女孩，曾在貴州一個小學支教，被天涯網友評選為“中國最美支教教師”，和我一起等待頒獎。
她看見我的名字，有些驚訝。她說，在上海複旦大學新聞學院聽課時，常聽老師說到我。
人群裡遇見熟人，當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喧嘩中，我們低聲交流。
她神色黯然，說回到城裡後，總是忘不了她的學生們。我問，忘不了什麼？她想了想說，是他們眼巴巴的眼神，很可憐。
我的心陡然一緊，追問，可憐？可憐什麼？她說，每一次教師小食堂開飯，她端起飯盒，孩子們聞到香味，總是眼巴巴看着她，她隻能把飯端回自己宿舍，關起門來悄悄吃完。
小學沒有食堂，我能理解，但孩子們為什麼不能回家呢？這讓我很驚訝。我依稀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洞庭湖邊鄉村裡讀小學。那時，我們中午回家吃飯，雖然清苦，但從來沒有餓過肚子。
蔡看着我說，現在山區撤點并校，孩子們被集中在一個學校，上學路途太遠，不能回家，他們早上6點多起床上學，下午四點半放學，回家已是天黑，才能吃上晚飯。
那，孩子們怎麼應對中午的饑餓呢？蔡說他們一般趴在桌子上睡覺，實在頂不住，他們會去找水龍頭喝涼水。
這令另一位鄰座——《南方周末》評論員鄢烈山極為震驚。他一臉傷感，歎息說，三十年前他在湖北的鄉村裡忍饑挨餓，酸楚求學，怎麼發展這麼多年了，還是這樣？
一股熱血騰騰沖上頭。我說，這樣，我們去蔡老師的那個學校，給孩子們建一個食堂，讓他們中午有飯吃。
有食堂，沒錢做飯怎麼辦？
我說我們幾個人一起籌錢，每年籌兩三萬元，給孩子們吃飯。
晚會繼續熱鬧歡樂，沒有人注意我們短暫的交頭接耳，也不會知道我們猶如三隻蝴蝶，扇動翅膀，竟會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動員和組織了記者、明星、大學生、政府公務員、企業家和公司職員等數百萬人，截止到2013年10月，累計募捐7000萬元，開餐學校328所，覆蓋全國18個地區，累計受益人數78,721人，滾起一個巨大的民意雪球，并推動國家累計投入400億元資金，并每年至少投入160億元改善鄉村孩子營養，深刻改變中國鄉村教育格局，被業界評價為“中國慈善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這個奇迹還在持續引爆其他行動，開創了一個“微公益”的嶄新時代，中國鄉村兒童全面支持體系初具雛形，有力改善了6100萬留守兒童的困境，一場溫暖變革正在展開。
第二天，郵輪到香港，我和蔡約定，等待她提交學校材料，我先籌到錢，再去貴州。下船轉道深圳，我發了一條微博，講述我的海上旅行，有好友問我有無奇遇，我說有很多鄉村孩子挨餓，要去看看。
這條微博隻有12條評論，冷冷清清，但一個網友告訴我，可以找一個剛成立的公益組織幫忙，他們在玉樹的帳篷裡給孩子們做午餐。如同電石火花，我寫下了第二條微博：“一起努力，貧困學生‘免費午餐’計劃。”
今天，我已經記不清楚我怎麼會蹦出這個想法。當時，我還不知道，當城市裡一些家長擔心孩子營養過剩時，在中國中西部的山區學校裡，無數孩子還在遭受饑餓，營養不良導緻了諸多問題。
後來，很多人好奇地問我，為什麼會想到用“免費午餐”這四個字？這歸功于以往的某一次閱讀，我隐約記得，印度政府為解決小學生吃飯問題，10年前就推出免費校園午餐制度，俗稱“免費午餐”。
數天後，北京建國門，《鳳凰周刊》辦公室裡。我無意中翻到了一本最新的《新世紀周刊》，封面文章為《營養的貧困》，講述了中國西部地區的鄉村兒童普遍嚴重營養不良。文章說，2006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對廣西都安、河北崇禮、甯夏西吉和湖南泸溪四縣的寄宿制小學就餐情況展開了5年調查。
1458名小學生中，生長遲緩率近12%，低體重率達到9%。平均每日攝入熱量僅為推薦量的68%，鈣、鐵、鋅等微量元素攝入量低于20%。
該調查發現，兒童營養不良率在貧困地區超過30%，而大城市低于1%；身高和體重水平比城市同齡兒童普遍相差2～3年。同時，營養供給不足還抑制了孩子們活潑好動的天性，對孩子們的體質體能、心智發育等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這本中國頗具影響力的雜志一直以缜密、專業的調查報道著稱。這組數據深深刺痛了我。同一片藍天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天壤之别？
雜志總編輯胡舒立在微博上說：現實很窮困很複雜，需要我們的關心、思考，更需要實際行動。
封面上，顯示這本雜志在2月28日發行，恰是我提出“鄉村學生免費午餐”的第二天，俨然天意，令我目瞪口呆，卻又熱血奔湧。十分鐘内，我連續發了兩條微博：“中國貧困地區需要一頓免費午餐！”“呼籲免費午餐！”
接下來，我開始查詢印度“免費午餐”的資料，得知這個由時任印度國民大會黨主席卡馬拉奇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教公益團體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已成功變成現實。由印度中央政府、地方邦政府和民間機構共同參與的“免費午餐”項目，每天向大約1.2億名中小學生提供熱飯熱菜，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免費午餐”計劃。
而日本在戰後困難時期，堅持給小學生配發午餐，令孩子健康成長。在美國，也有此類由政府補貼午餐免費的制度，惠及3000萬名學生。
《營養的貧困》報道的一個記者正是我的朋友，我約她吃晚飯。席間，我說我想做中國的“免費午餐”，一群人瞠目結舌：“這麼大的事情，1個多億的鄉村兒童，你怎麼可能做呢？”
我說，為什麼印度都有，中國卻沒有？我就是要幹！
有個人的眼睛開始閃亮，他叫胡益華，是我湖南老鄉，他身材敦實，戴一副金絲眼鏡，開過公司，現在是一名刑事辯護律師。他說，我跟你一起幹。
沒有什麼理由，或許是某種敏感性，但它一定來源于愛。我和他都是父親，都有一個女兒，我們愛她們，對孩子的苦痛比較敏感。
更不可思議的事情出現了。幾天後，我獲得了一個機會——正是胡舒立和她的财新雜志在全國選出一批從業5年以上的記者到廣州中山大學駐校學習，這一項目叫“卓越記者駐校計劃”，旨在為他們提供一個返校充電的機會。
新聞界兩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為我寫了兩封推薦信，我幸運地得到了這個機會。事後想來，也正是這三個月，讓我擺脫日常工作，有一整塊時間可以自由行動了。
飛機掠過北京，飛往南方。看着龐大的北京城一點點從機窗外隐去，變成某種背景。我有些興奮：我要動手了，去做一件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