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陳映真先生台灣作家陳映真先生的去世，在海峽兩岸文化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瀾”。人們常說“蓋棺論定”，然而很多情況下，某一人物在“蓋棺”成為曆史之後，反而更激起人們的關注和議論，而且似乎永遠無法形成“定論”，陳映真先生或許就是其中一位。當然逝者已逝，是非功過隻能任人評說。陳映真先生的去世，已成為海峽兩岸的一個特定文化事件。在台灣島内，許多人想方設法地把他“遺忘”，然而終究無法繞過他及其背後的巨大影響，無法回避他“矗立”于台灣文壇和海峽兩岸文化場域這一事實。
一
我與陳先生隻見過三四次面，印象最深的有兩次：一次是陳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剛發表不久，我參加《文藝報》組織的一場針對這部作品的小型研讨會，在會上恰好遇見久仰的陳先生。當時陳先生在會上做了簡短的講話，除了介紹《忠孝公園》這部小說産生的創作心得外，他談得最多的卻是這次來到祖國大陸的感受。他強調每次來到大陸，總有一種“回娘家”般的親切和舒心，感到這裡才是真正的家，而不像在台灣那樣“堵心”。我相信他的這些肺腑之言頗能代表不少台灣“統派”的共同心聲。
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中國作家協會在南甯舉辦了一次關于台灣現代作家楊逵作品的研讨會，組織大約40多名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參加。會後主辦方邀請與會代表到桂林考察，我有幸與陳先生同坐一條遊船。陳先生一路專注地欣賞着漓江兩岸秀美的山川風景。那相繼而“來”的一座座形态各異的“仙山”，讓他不時發出驚歎的贊美聲。遊程結束後，陳先生依然駐足船尾良久，依依不舍地說了一句：“不錯，真的很美！值得再來一次。”那陶醉而留戀的神情，至今讓我記憶猶新。那一刻我也深深地意識到，身為小說家和社會批判家的陳映真，對于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原來是那麼敏感而着迷。而他對于這個雖千瘡百孔卻依舊多姿多彩，雖不乏醜陋與邪惡卻美麗可愛的塵世世界，想必也是有着太多的留戀和不舍吧？
後來就聽說陳先生在北京因中風住進了醫院，此後長年卧床不起。雖然不時從友人和陳先生夫人麗娜女士口中得知他的一些近況，但終究隻能“道聽途說”，不便就近打擾他那平靜的生活。據說在陳先生生命的最後幾年，不少台灣的故人朋友來北京試圖探望他，都被麗娜女士擋駕。在我看來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某些台灣文人卻偏偏借此“說事”。筆者就曾在一位台灣好友分享的微信中，讀到過一篇堪稱“奇文共賞之”的文字，其中提到陳先生晚年長達10年的病痛經曆，竟說他“形同被共産黨軟禁10年”。在筆者看來這真是極富想象力的說法。或者他們在故意混淆是非，惟恐兩岸之間不增加些誤解和隔膜，以迎合乃至誘導部分台灣民衆的“恐共”和“反中”心理？
陳映真先生如果說晚年被“軟禁”或“禁锢”，那也是被他的身體所“囚禁”，被他的疾病所“禁锢”。印象中的陳先生總是那麼高大偉岸，身材魁梧，聲音洪亮并充滿磁性。而他的神情總給人以溫婉、和藹與堅毅的感覺。然而如此生性剛強且溫和柔婉的陳先生，晚年卻身不由己地陷入被“囚禁”的苦難之中，我想他内心一定隐藏着無數的悲哀和傷痛吧？從這一角度講，陳先生的離去既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回歸”：他終于可以回到自己那個永久的“家”了，那個“家”不論是他所深深摯愛的、心向往之的“中國”，還是遙遠的天國，都敞開寬闊的懷抱接納了他，撫慰着他那顆受傷的心靈。
二
呈現于世人眼前的陳映真，可以說有兩個截然相反卻内在統一的自我形象：一個偉岸高大、倔強不屈；另一個則不無脆弱、倔強和孤獨，很像一名年輕氣盛、敏感倔強，甚至因負氣而離家出走，執著遠行卻又找不到方向而迷惘、踟蹰的少年。這兩種自我形象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中分别有着鮮明生動的呈現：讀他的那些雜文和政論文，你會強烈感受到文字背後的銳利、深邃、冷峻與堅定，以及敏銳中蘊含的高強度的批判力，你常常驚歎于那個高大偉岸且深邃犀利的陳映真；而讀他的小說，卻總讓人管窺到他内心深處的孤獨、敏感、倔強乃至徘徊遊離。或許陳映真先生這兩個自我形象（或者說雙重人格）之間的反差太過強烈，由此造成了不少人對他的誤解或偏見？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偉大的旗幟，堅強的鬥士和不屈的勇士，但他們常常忽略在鬥士和勇士之外的陳映真，一定還有作為普通人的脆弱的一面。在他身上集結了太多混雜的矛盾，也有着太多的“不解之謎”。
陳映真先生與他父親的心理情感關系，或許是解開他那獨特而複雜的文化心理人格的一把“鑰匙”。從其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所承繼的魯迅、巴金、艾青等五四作家共同的“審父”傳統。與魯迅等文化先驅相比，他顯得更加愛父、（珍）惜父、憐父而又知父。當然與他們相比，陳映真的童年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不幸”。
但兩歲左右他與生身父母的離别，卻絕對是一個無法言說的刻骨銘心的哀傷和創痛。幸運的是他得到了生父與養父共同的疼愛。如果說養父給予他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和物質上的幫助，生父則給他以更多精神上的導引：無論是“上帝”、“中國”還是“魯迅”等精神食糧，都離不開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不過通過《父親》等散文作品，我們依然可管窺到這種哀痛是多麼強烈：有一次父親（生父）來到養父母家中看望他，并請他“在車站附近的一家食堂”吃了一頓普通的米粉，卻一直讓他記憶猶新：“直到今日，我一直認為，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曾吃過炒得那麼香的米粉了。”可見年少的他是何其珍惜與生父在一起的時光了。父親的到來和“生家對我的召喚”，曾喚起陳映真那強烈的“骨肉的血潮”；父親的離去又曾一度引發他内心“刻骨的寂寞”，“而我懷着那寂寞，凝望着父親在料峭的春寒中隐去”。在《父親》一文中，陳先生細膩真切地表達了對于父親的熱愛，以及潛意識裡與父親相似的“宿命”。連他們那習慣于“拖着腳後跟走路”，以至于把兩隻腳的鞋跟磨破的情形，都是如此相像！但他在小說中卻屢屢塑造着一個人生失意或失敗的中年父親形象，甚至在《我的弟弟康雄》等小說裡經常出現“可憐的父親”一類字眼兒。
三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不被肉體所困，乃至被疾病所累和禁锢？“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向往天國，卻每每被污濁的塵世所羁絆——所有這些豈不是每一個人的共同悲哀？誠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然而陳映真先生與我們大多數安于“枷鎖”碌碌無為的芸芸衆生相比，他将自己童年那痛苦而哀傷的人生體驗化為珍貴的創作源泉，并實現了堪稱“偉大”的超越。如同年少的巴金以“反封建”的時代強音，超越了他在封建大家庭中所遭遇的不公與不平，超越了他對父祖之輩的不滿情緒一樣。
無論對于自己的親人還是祖國，陳映真都愛得那樣深沉。他無比留戀并熱愛着這個塵世世界，同時更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的性格中當然有耽于幻想的一廂情願的成分在内，在他身上也體現着理想與現實、預想（目的）與實踐（手段）之間的矛盾。但他對海峽兩岸在日益步入“中國曆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的同時，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日益加重的“陌生與隔膜”，失去了彼此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的體察，相信終究會得到兩岸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的共鳴；他踐行人間大愛又嫉惡如仇的個性，雖然被一些台灣文人所厭棄，但總有一天，他們或許會感激于他所奏響的“時代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