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于在入學考試中存在的嚴重錯誤深表歉意。此次事件引起了公衆的關注，也給很多人帶來了麻煩，我們背叛了公衆的信任。”8月7日，東京醫科大學主任雪岡鐵雄在發布會上承認東京醫科大學在錄取新生中存在性别歧視的事實，并深鞠一躬，向公衆緻歉，但否認自己參與其中。“我認為，這體現了東京醫大對現代社會的很多變化不夠敏感。我們沒有理解，現代社會的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被平等對待。”
四天前，東京醫大公布一份内部調查報告，承認了媒體報道的事實：為控制女生數量，東京醫大自2011年起在入學考試中給全體女生扣分，優先錄取男性。
這樣的故事并不僅僅在東京醫大發生。曾在東京醫大負責招生工作的一名管理者告訴日本TBS電視台，做醫生需要體力，女性當不了外科醫生，也不願意去偏遠地區工作，一旦結婚生子就輕易離職，手術較多且工作不規律的外科甚至有“3個女人才頂一個男人”的說法。因此，無論哪所醫科大學都在悄悄“篩除”女生，想辦法多招男生。
“這就是所謂‘必要之惡’，已經成為默契了。”他說。然而，對于日本女性來說，這種“必要之惡”就像她們身邊埋下的暗雷，從上學到就業，随時可能被引爆，摧毀她們的希望和未來。
陰差陽錯的發現
東京醫科大學的性别歧視醜聞來自一個偶然。
根據《日本時報》的報道，該事件起源對東京醫科大學的另一樁賄賂醜聞的調查。當時，有指控稱，東京醫科大學在職人員接受了一名日本官員的賄賂，學校保證該官員的兒子入學，以此換取政府補貼。
在賄賂醜聞曝光後，日本政府對該案件進行一系列調查。在内部調查中，該大學的律師偶然發現了東京醫科大學在入學考試中存在的問題。随後，日本《讀賣新聞》報8月1日的一篇報道将此事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推動下，8月3日，東京醫大公布一份内部調查報告，承認了媒體報道的事實——至少從2011年開始，該校就對入學成績進行“微調”，以降低女生的通過率。
東京醫大的入學考試分為兩部分，通過第一輪筆試的考生，進入第二輪考試，也就是小論文和面試。學校将所有考生的小論文成績“打八折”，再給應屆和複讀不超過兩年的男生加20分、複讀3年的男生加10分，但不給女生和複讀4年及以上的男生加分。這意味着，女生們被變相扣了分。
通過這種方式，東京醫大每個班的女生比例被嚴格限制在30%左右。美聯社從該校獲得的錄取記錄顯示，通過入學考試的女性比例從2009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8%，此後逐年下降，今年更是降至18%；2018年女生錄取率為2.9%，男生錄取率為8.8%。
日本醫學院的學生畢業後通常進入學校附屬醫院工作，女醫生結婚、生育，很可能影響工作甚至辭職，導緻醫院人手緊張，因此學校在錄取階段就“防患于未然”，從入校的“源頭”卡住女生。
醜聞曝光後，教育大臣林芳正譴責東京醫大操縱分數“極不恰當，是嚴重的問題，削弱了人們對大學的信任”。而東京醫大在8月7日正式道歉，承諾“根除”操縱成績行為，并表示考慮對被扣分的考生進行追溯性錄取。同日，文部科學省展開緊急調查，追查其他醫學院校是否存在類似的性别歧視，被調查的高校需在8月24日的最後期限前作出回應。
校方的回應并未平息公衆的憤怒和失望。對性别歧視的反思，深深刺痛着日本社會的神經。8月9日，為了聲援曾報考東京醫大的女性考生，作家北原美野裡、衆議院前議員井戶正枝和多名律師成立“東京醫科大學入學考試歧視問題當事者與支援者之會”，要求該校公開考試成績、退還考試報名費。
“因為是女性所以就要吃虧，不僅不公平，而且太落後于時代了。”日本女性醫療從業者聯合會理事種部恭子說。
“我的敵人是整個社會”
東京醫大的醜聞曝出後，日本一家以女醫生為受衆發行網絡雜志的企業開展了網絡問卷調查，結果令人驚訝。參與調查的103名女醫生中，有18.4%的受訪者對東京醫大的行為表示“理解”，46.6%“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兩者之和占比為65%。
“在醫療第一線如果沒有男醫生，工作完全無法開展。”有受訪者表示。事實上，過去數十年來，日本醫護人員中女性也不足30%——因為醫生被認為是個需要體力的職業，而女性通常無法承受這種高強度勞作。
“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節假日也得加班，疲勞已經讓我流産了好幾次，但得不到周圍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覺快要撐不下去了。”一位女醫生接受調查的訴苦道。據《日本時報》，女醫生休假和離職情況較多是事實，但導緻這一現狀的是女性背負的家庭重擔。身在醫療前線很難兼顧家庭，社會沒有為她們提供堅持工作的大環境。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女性對這種“默認的不公平”感到不滿。一名以醫生為理想職業的19歲女性對于這個傾向男性的天平，感到難以置信——結婚生子是理所應當的權利，為何當今時代還對此存在性别歧視？
事實上，對于女性來說，從接受高等教育到就業，整個過程中需要承擔許多由于性别帶來的不平等。據《日本時報》，名校東京大學的本科生中，隻有不到20%的女生。東京大學辯稱，這是因為許多家長為女兒操心，不願讓她們離家在大城市獨自生活。許多父母認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沒意義。“母親和祖母覺得，我拼命學習是浪費時間，因為我是個女孩。”東京大學一位大四女生告訴《朝日新聞》，在她之前，家族裡隻有男孩上過大學。
盡管總體而言，日本大約50%的女性上過大學，這一數字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由于男人養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的傳統家庭模式根深蒂固，女性在職場屢屢碰壁。
“我的敵人是整個社會。”一名日本女性告訴路透社。她頂着父母的壓力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卻在找工作時遭遇性别歧視。
據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受過大學教育的日本女性中，隻有67%找到了工作，她們中許多人要麼在低薪的兼職中苦苦掙紮，要麼從事前途黯淡的工作，為男性管理者端茶倒水、清理辦公桌。在日本企業中，女性僅占管理人員的11%和董事會成員的3%，且大多集中在底層崗位，薪酬、地位和晉升空間都遜于男性，很少有人走上中高層管理崗位，這被稱為“縱向性别隔離”。有些公司甚至以臨時員工或兼職的身份招聘女員工，導緻33.4%的職場女性為非正式雇員。
對于日本女性來說，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家庭優先”的觀念讓她們難以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美國非營利組織“人才創新中心”的數據顯示，擁有大學學位的日本女性中，74%可能主動辭職，遠高于美國的31%；其中32%是為了照顧孩子放棄職業生涯。77%的日本女性希望生完孩子後重返職場，但隻有30%的人成功找到全職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幸運者中，有近一半人面臨減薪。
“如果它失敗，一切将倒流回從前”
3年前，育有兩個孩子的大村玲花被迫從信用卡公司辭職，如今在加油站上班——盡管最高法院裁定歧視孕婦違法，很多女性還是在懷孕不久就被降職或被迫辭職。
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員神野朋子告訴《金融時報》，法律保障女性在懷孕期間要求做體力要求較低的工作的權利，但她申請轉到地面工作時，還是被迫進行無薪休假。後來，由8名律師組成的團隊幫她争取到了340萬日元（約合人民币21萬元）的補償。
“女人早就應該公開表達憤怒了。”她說，“如果有人告訴你，日本女人不會生氣，那他們就錯了。”
為促進經濟發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承諾增加托兒設施，鼓勵母親重回職場，“創造所有女性都閃耀光芒的社會”。但正如《時代》所言，幫助女性“站起來”不僅需要政策的推動，還需要企業的變革。雇主必須為女性提供職業機會，以及獲得晉升的途徑。
去年，日本政府通過一項法案，要求企業聘用和提拔更多女性，但沒有強制性措施。這條法律讓武田感覺苦樂參半，而且“苦比甜多”。
她畢業于名校慶應大學法律系，當年找工作時被告知“隻能幹文秘”，但大多數條件相當的男性卻已準備進入管理崗。
“它來得太晚，我都快40歲了，真讓人難受又難堪。”她告訴《金融時報》，“如果它能幫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成功，那就太好了。但如果它失敗，一切将倒流回從前。”
曾任日本女性活躍擔當大臣的有村治子則反複強調，職業女性和家庭主婦都應為自己感到自豪。“我們必須緻力于創造這樣一種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女性不會因為選擇不工作而内疚，也不會因為把孩子留在托兒所而内疚。我們需要尊重她們的選擇。”
2.25歲的Yuho是Shimizu公司為數不多的女性工人之一。盡管基建行業缺乏勞動力，但招女性工人仍被普遍認為“不可行”（IC圖）
3.2018年3月8日，日本女性在東京遊行慶祝國際婦女節，呼籲性别平等（IC圖）●摘自《青年參考》201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