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冷戰時期的中蘇邊境，内蒙古軍區邊防戰士警守在國境線上。王建民攝編者：
“你的照片不夠好，是離火線不夠近。”當年羅伯特·卡帕（RobertCapa，1913-1954）以調侃口吻說的一句話，給後來的攝影師設了一道門檻。那些經過戰火淬煉的攝影師身上往往有一種特殊的氣質，甚至是一種特殊的體味兒。瑪格南攝影師菲利普·瓊斯·格裡菲斯（PhilipJonesGriffiths，1936-2008）采訪越戰時有一次死裡逃生，他回到酒店走進電梯的時候，裡面有人問他：“你是不是剛從‘那邊’回來？”格裡菲斯說你怎麼知道？這位老兄說我是醫生，“你的汗液中有一股死神的氣味兒”。
如同這位醫生一樣，攝影師用鏡頭捕捉的正是一個東西的“氣味兒”；這個東西可以是一個人、一個事、一個群體、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時代，因此，黑格爾又把定義一個時代的“氣味兒”稱為時代精神。卡帕的《共和軍戰士之死》（1936）是經典之作，打動了那個時代和不同時代的許多人，難道隻是因為高度巧合的瞬間嗎？非也。這個戰士代表的是那個時代的人類希望：資本主義世界始于1929年的經濟危機到1936年仍然深不見底，法西斯政黨先後在意大利和德國上台并試圖掌控歐洲，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蠢蠢欲動遙相呼應，世界處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同情社會主義和民主制度的仁人志士源源不斷地奔赴西班牙戰場，為人類的明天，參加共和軍對法西斯的悲情一戰。在西班牙内戰中，卡帕和卡蒂埃-布勒松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而終其一生，戰場對于卡帕來說都是血與玫瑰并蒂開放，殘酷而又浪漫，這點上他受到海明威影響，或者說，卡帕就是攝影領域的海明威。
所以，攝影與時代精神的距離，中間隻差一張好照片而已。
有幾個晚上，王建民先生軍事攝影40年的照片在屏幕上靜靜劃過，無聲的音樂同時在耳邊響起，初聞不解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在他的照片中，筆者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攝影師，而且是一支軍隊；不僅僅是一支軍隊，而且是一個民族，在改革開放40年中求索、奮鬥、前進的足迹；“他苦心孤詣地在人們習以為常的那些場面中搜索着重大的主題，并且竭盡全力把它們表現出來：苦樂觀、生死觀、價值觀、母子情、夫妻情、黨群關系、人際關系……這使得人們不僅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真實的戰場，而且看到了戰場背後豐富的社會生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淩志軍先生對王建民的照片曾有這樣的評價。正是真實的戰場和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情感，使王建民的照片波瀾壯闊驚心動魄卻不嚣張，溫馨如蘭如訴如歌卻不怯弱，這是“真實”特有的力量—真實，是卡蒂埃-布勒松對自己照片的最高評價。
尤令筆者有感于懷的是，王建民先生1980年代照片中閃現着的對人性與美的探索，這是那個年代剛剛被喚醒的藝術主題，卻大膽地出現在他老山反擊戰的報道中。熟悉當代攝影史的人知道，當年潘科拍攝的《站台》表現了奔赴老山前線的戰士與女友的傷感離别曾引起巨大争議，就會明白王建民這一探索的意義。他攝于雲南麻栗坡烈士陵園紅花掩映的墓碑群（1987年），讓人不由得想起八路軍著名詩人陳輝烈士（抗戰時犧牲于晉察冀戰場）的詩句：“……也許吧，我的歌聲明天不幸停止，我的生命被敵人撕碎，然而我的血肉啊，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開在你的路上。”
這種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相伴相生，是藝術的真實也是曆史的真實：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中就有不止一位詩人。
本專題籌備之際，恰逢人民軍隊攝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石少華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暨回顧展舉辦。石少華先生對人民軍隊攝影事業的傑出貢獻之一便是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舉辦了攝影訓練班，從此人民軍隊的攝影事業才有了種子、有了隊伍、有了傳統。《毛澤東與小八路》（1938）是石少華的代表作，照片中毛澤東低下頭來，在手心裡一筆一劃地教小八路寫字—在人民軍隊的偉大事業中，領袖本來就是人民中的一員，将軍也隻是普通一兵。作為新華社軍分社的攝影記者，王建民深受石少華攝影風範的影響；他不唯上，不迎合，不媚俗，不自傲；在他的鏡頭中，将軍與士兵各有各的光彩，卻享有同等的尊重。他把自己定位于人民軍隊發展足迹的記錄者，對這一偉大事業的謙卑之心，成就了他作為一名出色軍事攝影記者的光榮與夢想。
向夢想緻敬！
（文／南無哀）1981年9月19日，人民解放軍在華北軍事大演習後舉行盛大閱兵，呼嘯而來的是受閱坦克方隊。王建民攝
1976年7月，王建民采訪唐山大地震。李耀東攝“凡重大突發事件，可以不發，我不可不拍！”
《中國攝影家》雜志（以下簡稱中）：作為中國最著名的軍事攝影記者之一，你軍事攝影的起點是怎樣的？
王建民（以下簡稱王）：我的軍事攝影起點是個零，因為在當報道員之前我從未摸過相機。1954年1月我出生在河北農村，小時候沒見過照相機。18歲參軍來到秦皇島北大營，新兵共同科目訓練手榴彈投出70多米，一下成為小有名氣的“兵王”。誰也沒想到，我會被調到政治處當報道員，雖不情願，但也不敢說，因為服從是軍人的天職。1973年6月我參加了師政治部宣傳科舉辦的攝影培訓班，那是第一次觸摸照相機。一周理論一周實踐一周講評，共20天，老師是宣傳幹事丁世儒，能拍會畫還常發表雜文，學員都很佩服他。在作品講評時，丁老師說了一句話：“小王的照片構圖簡潔，剪裁大膽，有點兒像新華社稿”。
掌握攝影基本要領并不難，但要拍出好照片卻也不易。我的那台海鷗雙鏡頭照相機是從前任報道幹事手中接過來的，漆都磨掉了好幾處；放大機是1936年産的天津貨，一塊木闆，一根立柱，一個纏着黑膠布的燈箱，搖搖晃晃，稍不注意，放大照片就有重影。簡易暗室設在由廁所改建的倉庫，裡面堆滿了政治處的寶貝：圖書資料、錦旗獎狀等。倉庫沒水沒電，漂洗膠卷要從一樓往上端水，沖卷需要控制溫度，就在烘幹機上放個溫水盆，我穿着大衣棉靴，沖膠卷洗照片，經常在不知不覺中聽到起床号，擦把臉就跟着隊伍出早操，那時從沒覺得苦和累。後來稿子不斷見報，幹勁更大了，組織上也認可，一年入黨，兩年提幹，還給了三等功。那個年代部隊雖然重視報道，但經費很少，一年最多給20個上海或公元牌膠卷，所以不敢輕易按快門。這也好，為日後捕捉關鍵瞬間打下了基礎。
中：1976年7月28日淩晨，河北唐山發生7.8級地震。你是第一批趕到地震現場的攝影師，這也是你第一次遭遇重大新聞事件，當時現場狀況如何？你主要拍照片還是救人？這些照片是珍貴的曆史文獻，現在何處？
王：唐山地震我與死神擦肩而過，成為幸存者、親曆者、見證者。1976年我22歲，在原北京軍區66軍197師炮兵團擔任新聞幹事。為配合八一建軍節報道，7月27日下午我來到師部所在地唐山，給《唐山勞動日報》送稿子，因為着急回營洗照片出專欄，放下稿子我就趕往火車站連夜返回秦皇島。
淩晨3點42分53.8秒，我被強烈的地震波掀翻在地，整個營區漆黑一片，官兵們湧向操場，天空下着小雨，涼飕飕的，與昨夜熱的無法入睡反差劇烈。“唐山唐山，我是秦皇島！唐山唐山……”團首長、電話兵、報務兵快急瘋了，師部就是沒反應。直到接到軍部發來的電報，才知道師部所在地唐山發生毀滅性地震。軍首長令我團全部人馬火速趕往唐山救災，大約7點裝載，8點編隊出發，近千名官兵乘坐解放卡車冒雨前行。經撫甯，過昌黎、灤縣，繞過坍塌的灤河大橋，越走災情越重，道路也越加難行，大家多次下去推車。聽到作訓股長說快到師部了，我不敢相信，這是我昨天來過的唐山？火車站、商業樓、礦冶學院、255醫院、師部招待所……熟悉的建築都不見了。
官兵們慌忙中跳下卡車，聽從現場指揮就地挖人。腳下就是師部招待所，副軍長董傳章等軍人被壓在廢墟下，全師1000多名官兵被砸死砸傷（後來統計亡158人，重傷396人，輕傷1100人）。我團是離唐山最近且機動能力最強的部隊（全員乘車），趕到現場時沒有見到其他救援隊伍。面對慘情慘景，我毫不猶豫将相機裝進挎包，抄起當時認為更有效的武器—鐵鍁，沖進搖搖欲墜的樓闆下挖人，鐵鍬斷了用手刨，兩手出血，兩眼發黑，被戰友攙上來。看到大家奮不顧身的場面我才恍然意識到得趕緊拍照。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7.8級地震，戰士冒着餘震搜尋幸存者。王建民攝
1981年9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河北張家口壩上地區觀摩華北軍事大演習。王建民攝
1985年8月1日，雲南老山主峰，班長朱宏和戰友合影。王建民攝
1985年8月1日，雲南老山，戰士冒着敵人炮火奔向戰位。王建民攝
1985年8月15日，雲南老山，兩個戰勝泥濘打滑路段的汽車兵在點煙小憩。王建民攝
1985年8月2日，北京廣播學院女大學生李健跪在戰地醫院手術台前，安慰鼓勵8處受傷的車言齋戰勝傷痛。王建民攝剛爬上制高點掏出相機，就被人制止了：“上級有指示，任何人不得拍攝災情”。第二天，上邊專門發了“提高警惕，嚴防敵特破壞”的通知，規定不準洩露災情，不準拍攝屍體，圖片報道要救災不見災。我就把鏡頭焦點放在唐山軍民抗震救災上：解放軍某部冒雨開赴地震災區，子弟兵奮不顧身搶救被坍塌樓闆埋壓的群衆，吊車高空救人，女軍醫精心為傷員清創包紮，官兵給災民送水、送飯、搭防震棚，以及駕車進京向中央報告情況的工會幹部李玉林、英雄報務員吳東亮等抗災一線的優秀共産黨員和英模人物，開灤礦工冒着餘震井下采煤，唐鋼民兵發揮突擊隊作用，唐瓷一廠、五廠恢複生産，商店開業、鐵路通車等等。
1976年7月28日—1977年3月底，我在唐山參加抗震救災近8個月時間，白天從拍攝救人埋屍到清墟蓋房、恢複生産，每天都有新鮮事。晚上在搭建的暗室兼宿舍防震棚裡沖洗照片，盡管條件艱苦，但看着唐山一天天在變化，心裡逐漸充實。接到軍區借調通知時，我摸摸卷在軸上和晾在繩上的膠卷，心想，反正不久就回來了，就剪了幾十張準備發稿的帶上，其他的塞進紙箱子就走了。萬萬沒想到機關撤收歸營，我的一箱子底片也不知去處了。
我在唐山看到了一幕幕慘不忍睹的景象：無數具屍體從坍塌的房屋裡挖出來，裝進塑料袋，擺放在公路兩側待運；屍體太多無法及時清運，高溫下很快膨脹流液，防疫隊沿街噴灑消毒藥水；廢墟上的殘存建築在餘震中垮塌，泛起片片煙塵，失去親人和家園的人們那痛苦而堅強的表情。這場災難奪去了24萬餘人的生命，滅絕了7000戶家庭，4200多個孩子失去父母淪為孤兒。許多有視覺沖擊、有悲慘警示、有人性光輝，極富曆史價值和研究價值的畫面沒能成為拍攝重點，成為我永久的遺憾。
從地震發生後主流媒體的報道情況（《人民日報》、新華社在唐山地震發生後的150多天裡沒有發布一張災情照片，也沒有披露任何災情數據）和一些攝影者的回憶中，不難看出當時國内外政治環境、傳統觀念和文革極左思潮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沖擊與影響。如此在各方因素作用下，當時的報道背離了災難新聞的規律，緻使攝影記錄災情和保留曆史這兩個功能都沒有發揮到位，教訓可謂深刻至極。試想，如果我們對災難新聞有清醒、正确的認識，對突發事件報道有所研究和準備，面對突如其來的地震災害，就會從容應對。如果我們有唐山地震的完整記錄，那麼這些照片将是人類災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頁，也是科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研究災難的寶貴資料，更是在相當長時間裡喚起一代代人良知的曆史意象。這一遺憾讓我意識到：攝影記者不能給曆史留下影像空白！這也成了我的座右銘，凡重大突發事件，可以不發，我不可不拍！他果真當了英雄！1985年8月6日，老山前線即将出征的敢死隊隊長原明。王建民攝
1985年8月6日，王建民在雲南老山前線與敢死隊員同飲出征酒。施文标攝
1985年10月8日，原明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出席中央軍委英模表彰大會。1個月前（9月8日），他帶領敢死隊，用13分鐘拔掉敵人兩個據點，自己失去了左手指和右眼，卻兌現了諾言。王建民攝中：什麼契機下你被調入新華社軍分社？軍分社的攝影職責與部隊的攝影幹事有何不同？
王：唐山地震成為我新聞工作的新起點。1977年3月，我從抗震一線被借調至北京軍區《華北民兵》編輯部負責攝影工作。翌年，新華社着手恢複軍事分支機構，新華社解放軍總分社領導闫吾、周澤民同志到北京軍區調研，覺得我潛質不錯，後經北京軍區分社負責人趙蘇、葉旭林考察，1978年10月我被正式調入新華社任軍事記者。
從一個部隊的新聞幹事到國家通訊社的軍事記者，首先是崗位不同，立足點不一樣了。其次是采訪對象變了，新聞舞台更大了，過去在部隊裡愁于沒有新聞，到了新華社卻有幹不完的事，常常是重大采訪一件接一件。還有一點就是政治性、敏感性、時效性要求更高了，國家通訊社要正确引導國内輿論，有效影響國際輿論，軍事攝影報道不允許有任何事實和技術差錯。我任軍事攝影采編室主任那些年，天天早出晚歸，如履薄冰，唯恐出現差錯，給國家、軍隊造成損失。每當聽說哪裡發生了災難性事件，我就趕快派記者去現場，特别艱難危險的采訪我都是親自去。要說相同之處，那就是軍人的作風，軍人的豪氣：平時不怕苦，戰時不怕死，關鍵時刻不掉鍊子。
中：新中國的攝影事業實際上是從軍事攝影發展過來的，你進入新華社之後，軍分社有哪些良好的傳統對你此後的工作有幫助？
王：我加入新華社軍事記者隊伍時，石少華、羅光達、高帆、吳群、袁苓、黎楓、李瑞峰等老前輩還在工作崗位上發揮重要作用。軍分社也有一些戰争年代過來的老前輩，依然保持忠貞不渝、雷厲風行、紮實深入、講真話、敢擔當等好作風。老社長闫吾是寫下戰地報道最多的記者，也是組織指揮戰役性報道最多的新聞領導者，從解放戰争到抗美援朝，從對印反擊戰到對越反擊戰，年屆六旬仍披挂一線，一生未曾下戰馬。他說不跟指戰員接觸，不受火熱生活感染，心裡就沒有激情。1981年春天他帶着我和另一名記者，爬太行，過黃河，登壩上，鑽沙場，在基層颠簸3個多月。他的思想作風對我影響很大。1987年4月5日，雲南麻栗坡烈士陵園，熱血還在升華。王建民攝
1987年5月，大興安嶺火災，漠河縣城、西林吉林業局和周邊數萬畝森林都燒光了，畫面中隻留下一條流淚的河。王建民攝
1987年5月19日，大興安嶺西部火情得到控制，連續奮戰12天的沈陽軍區某部撲火官兵倒地睡着了。王建民攝照片中既有真實的戰場，也有多面的人性
中：老山戰役是1980年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時間長、影響大。你是什麼時間去的前線？去了多少次？呆了多長時間？
王：老山戰役始于1984年4月28日，結束于1993年4月1日。10年戰争期間，我曾四上老山采訪。第一次是1985年夏天，當時我在中國新聞學院讀書，得知老山戰火不斷升級，暑假第二天我就去了前線。同戰士一樣，我過“三轉彎”，闖“生死線”，蹲“貓耳洞”，上“負号陣地”，哪裡戰鬥激烈就往哪裡鑽。7月31日晚間，我在貓耳洞與戰士們以水代酒共慶建軍58周年。8月1日中午，我在炮聲中給班長朱宏和戰友拍合影，背景是中國字“老山主峰”和一副對聯“鎮南疆五嶽俯首，反霸權世界矚目”，他們坦然的神情不言自明：“這是我們的地盤”。8月2日，北京廣播學院女大學生李健跪在戰地醫院手術台前，鼓勵8處受傷的車言齋戰勝傷痛，“疼得厲害就咬毛巾，掐我的手”，場面感人肺腑。8月8日清晨，經過半宿蹲守我拍到了一群戰士通過生死線的鏡頭，其中有個年齡最小的徐廣仁，他滿身披挂，包括不得已時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光榮彈……我天天被感動着，渾身是膽，充滿幹勁，短短25天，我拍了上百個膠卷，幾乎囊括那段時間老山地區發生的所有新聞。這次上前線我最大的收獲是：越是危險艱苦的地方越有感人至深的新聞。這一切身感受成為後來采訪深入再深入，向前再向前的動力。
我最滿意的照片當屬《他果真當了英雄》。8月6日得知199師偵察連正在部署“拔點”任務後，我即刻趕去采訪，因為太想參加一次真正的戰鬥。來到連隊駐地，當我直視這些年輕面孔時，心中不禁響起“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慷慨悲歌。我能做的隻有拍照，留住每一個人的面孔。當鏡頭對向隊長原明時，他把鋼盔一拉，俏皮地說，“等當了英雄再照吧”。“好！當了英雄，我一定給你好好照。”對話中我已下意識地按下了快門，這張遮了臉的“廢片”被我珍藏起來。9月8日行動實施，原明帶領16人組成的敢死隊，秘密潛伏到敵人鼻子底下，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僅用13分鐘就拔掉了敵人居高臨下危及我軍安全的兩個據點及周圍洞穴、布防和雷區，以傷2人的微小代價取得斃敵7人、傷敵14的戰果，并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原明被中央軍委授予“戰鬥英雄”榮譽稱号，他果真當了英雄。10月8日，原明出席中央軍委英模表彰大會，我有幸參加采訪，定格了英雄的莊嚴和喜悅，也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第二次上老山是1987年3月底到5月初。輪戰部隊為北京軍區27軍，接替蘭州軍區第47軍。由于戰勢趨于平緩，這次采訪比較放松，基本上見什麼拍什麼。《戰士與生靈》拍攝了陣地上的士兵與小狗嘻嘻，《和平萬歲》拍攝了炮兵戰士用炮彈殼制作和平鴿，顯示了他們對和平的渴望。《吸煙，戰士光榮的缺點》是回到北京整理照片時發現的，好像閑下來的官兵都喜歡吸煙。除此之外，我還拍了《老山丁卯清明節》，表現的是1987年4月5日老山腳下麻栗坡烈士陵園人們悼念為和平獻身的人。這次戰地采訪，我開始聚焦人性與情感，作品從雄壯美更多轉向悲壯美，代表作品還有《生死未蔔》《出征》（組照）等。
第三次上老山是1992年5月，第四次是1994年7月，這兩次的主要任務是采攝調研麻栗坡縣戰後恢複發展生産，掃雷排雷，開放口岸等問題。走訪戰争重災區船頭、八布等地的幹部群衆生活，學生就學情況，邊防部隊特别是作戰傷殘軍人對邊境排雷、口岸開放的反應；報道雲南邊境大掃雷，中越邊境響起和平禮炮等。1990年6月，駐守昆侖的鋼鐵戰士在巡邏途中啃冰解渴。王建民攝
1990年6月，新疆軍區某部生命禁區生存訓練，“沙漠之虎”挑戰死亡之海。王建民攝
1990年6月，中塔邊境卡拉蘇哨卡前哨班戰士下軍棋娛樂。這裡是高寒低氧人迹罕至的地帶，常年隻有幾個站哨的士兵。王建民攝中：1986年6月，你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當代最可愛的人—王建民軍事攝影展》，展出了你在老山拍攝的大量戰地新聞攝影作品。這個展覽實際上成為了對越反擊作戰軍事攝影的一個縮影和總結。當時軍事攝影是要突出表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還是要表現人性有很大争論。你是如何把握“人性與政治”、“新聞與藝術”之間的平衡的？
王：這個展覽是中國美術館第一次舉辦完全軍事題材的個人攝影作品展，我沒有想到展覽會引起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展出作品由兩部分内容組成，一是展現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程和當代軍人精神風貌的照片46幅；二是反映老山前線官兵保家衛國戰鬥生活、無私奉獻高尚情操的照片70幅。展覽展出10天，觀衆達40000多人次。展覽主要發起人是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長蔣齊生和國防部長張愛萍。關于你提的問題，也許下面兩段話可幫助理解。
展覽前言中這樣寫道：
王建民沒有把視線停留在五彩紛呈的線條與色調間，而是把思考探入當代軍人的心靈深處。在老山前線，王建民用社會廣角鏡頭對新一代軍人進行立體觀照和全息掃描，從血肉軀體，手足親情，前線與後方，到家庭與社會……他以一個個“瞬間形象”撥動了人們的心弦，把“當代最可愛的人”的豐富内心世界展現出來，給人以鼓舞與啟迪。或激越，或深沉，或雄偉，或委婉，使得“為和平而戰”的主題表達深刻而又真切。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高級編輯淩志軍寫道：
王建民不是一個自然主義的攝影記者，不是有意渲染戰争的殘酷。他認為“戰場上的炮火硝煙與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苦心孤詣地在人們習以為常的那些場面中搜索着重大的主題，并且竭盡全力把它們表現出來：苦樂觀、生死觀、價值觀、母子情、夫妻情、黨群關系、人際關系……這使得人們不僅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真實的戰場，而且看到了戰場背後豐富的社會生活。
中：你拍攝了1987年發生的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火滅了，兵倒了》是一張頗受好評的新聞照片。請談談當時的拍攝情況。
王：大興安嶺火災很慘，大火燒了整整26天，漠河縣城及3個林業局被燒光，5萬多人流離失所，193人葬身火海，過火林地面積有110萬公頃。
我是5月13日從老山前線返回北京的。當時大批軍警開赴大興安嶺火場，總社領導要求軍分社立即派記者采訪報道。14日中午我就出發了，但到了哈爾濱卻沒車到加格達奇。我先跑到哈爾濱航校找好友韓校長幫忙，可航校僅有能用的運-5飛機因為風大不能起飛，後又回到火車站請軍代表想辦法，最後總算搭上一列運送卡車的貨車，15日晚上到達大興安嶺首府加格達奇，16日淩晨兩點來到重災區漠河縣城西林吉。這座有700餘幢居民住房的邊城，7日被大火吞噬，如同他的前後鄰居圖強和阿木爾林業局一樣成了一片廢墟。剛剛組建的西線滅火指揮部就設在幸存的縣政府辦公樓裡。滅火部隊參謀長董善返借助昏暗燈光指着地圖為我介紹了災情和兵力布防情況，并派車把我送往當時火勢最兇的河灣林場，兩小時後又派人送回了一批膠卷，我通過指揮員軍線電話發回反映西線滅火情況的第一篇内參，解決了西線滅火工具奇缺和軍警民各自為戰、死灰不斷複燃的問題。在煙熏火燎的大森林裡，我跟着先頭部隊與火舌搏鬥，連續6天沒吃一頓飽飯，6夜累計睡了7個多小時。5月19日，大興安嶺西部火情得到控制，連續奮戰12天的沈陽軍區某部官兵累的倒地睡着了，其實我也是在昏昏沉沉中按下的快門，拍完我也睡着了。1990年4-6月，沿昆侖山、喀喇昆采訪邊防哨卡，途中歇腳。
1991年1月26日，在冰天雪地裡訓練的沈陽軍區某部女兵。王建民攝引入系統論，全軍新聞早知道早報道
中：你曾嘗試運用“系統論”研究軍事攝影報道，探索建立軍隊攝影信息系統，争取做到全軍新聞早知道早報道。請詳細講述一下這一探索的情況。
王：運用系統論及其方法論可幫助新聞記者在複雜情況下把握大局、形成主見、做出決策，提高采訪效率，也為新聞記者思維與行動方法改革提供了啟示。
1985年我在中國新聞學院學習了“三論”課。系統論原本就是在軍事的直接刺激下産生的。所謂系統，就是互相依賴、互相作用的若幹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系統方法就是根據客觀事物具有的系統特征，從事物整體出發，着眼于整體與部分，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環境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綜合方法。系統方法具有整體性、層次性、相互性、目的性原則。運用系統方法指導戰地攝影，便是這些原則的應用。
比如整體性原則可助把握大局，使戰地攝影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我們研究确立戰地攝影的報道思想和選擇拍攝對象時，必須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服從政治、外交大局的需要，而不是從局部戰鬥或“戰壕真實”出發。在老山采訪時，我對諸要素進行考量之後，确定了報道思想：着重宣傳老山戰士“虧了我一個，幸福十億人”的崇高精神，和“祖國在戰士心中，戰士在人民心上”的軍民魚水親情，借以教育、鼓舞人民樹立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整體相關原則可助準确判斷新聞價值，快速發現題材，開拓報道廣度。運用整體相關的原則，不僅能使我們拍攝到與社會和人民息息相關的題材，撥動讀者心弦，同時也能拓寬我們的報道範圍。
目的性原則可增強戰地攝影的思想力度，使形象表現更加深刻強烈。宣傳戰士熱愛和平、為國而戰的英雄事迹，對外樹立解放軍正義和平之師的形象，對内幫助人們理解軍人，學習軍人，這是我此次戰地攝影報道的總目的。在表現手法上，我采取了獨幅、組照、系列等多種形式，每一幅照片都有其目的和内在思想追求。如《敢死隊員》，通過飲酒壯行、拍照留念和沖向敵陣三幅畫面，表現年輕戰士眷戀生活，同時又勇于獻身的精神。還有《祖國在我心中》，用某部八連官兵在祖國版圖上簽下的108個姓名，表現了戰士保家衛國的決心。這一系列作品使讀者從不同層次、不同側面了解了前線将士的奉獻與犧牲，從而使老山戰地攝影報道從整體上有了思想深度。
運用系統方法，控制經營信息，使戰地采訪事半功倍。在戰事瞬息多變、行動危險、新聞稍縱即逝的戰地采訪中，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首先應按照系統方法組織信息網，形成信息系統，以最快的速度由思想無序進入有序狀态。接下來對獲得的信息進行梳理分析，依據新聞價值大小、時間順序和方向路線，設計最優采拍方案。1994年7月，被稱為生命禁區裡生命保護神的三十裡營房醫療站女兵在喀喇昆侖山脈巡診。這裡海拔5000多米，空氣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王建民攝
1990年6月17日，新藏線上脫離泥石流險境的的汽車兵露宿在公路旁。王建民攝“隻要精神不垮，沒有上不去的高地”
中：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許多攝影師都去拍末代港督彭定康離開港督府，還有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等場面。而你在回歸日的前一天拍攝了英方在維多利亞港灣舉行的日落儀式，這張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政治性、新聞性、藝術性都很出色。
王：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是20世紀我國最偉大的事件，兵不血刃主權回歸，而且保持繁榮穩定，這事辦的漂亮。我是比較早受領回歸報道任務的，從駐香港部隊組建亮相開始，采訪了駐港部隊深圳基地每一座軍營，編輯出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畫冊，對駐軍香港的意義和進駐香港的程序比較清楚。6月30日下午6時許，英方落日儀式在維多利亞港灣舉行，7時45分，米字旗降下，護旗禮兵突然将國旗觸地，這個極有象征意義的瞬間，令我感到突然和驚喜，我一把将變焦鏡頭拉到合适焦段連拍了幾張。通稿發出後被海内外媒體廣泛采用。遺憾的是當時數碼相機的像素還很低，畫質不是那麼清楚（使用第一代柯達數碼單反相機DCS420拍攝）。
2000年10月，回老部隊參加紀念抗美援朝戰争50周年活動的黃繼光連老連長萬福來，深情凝望戰友黃繼光畫像。王建民攝中：上世紀90年代你策劃實施了《中國周邊大掃描》，用近4年時間踏訪祖國四萬公裡的邊海防線，完成了100多個新聞專題，全方位展現了祖國周邊變化與邊防軍人的風貌與情懷。當時怎麼想到要做這個事情？
王：《中國周邊大掃描》系列報道是經新華社總編室和解放軍總政治部批準，由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和《香港文彙報》共同實施，主旨是幫助海内外同胞了解和正确認識中國，特意選擇神秘少見的邊疆，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增強報道的吸引力和不可質疑性。
俗話說，有國就有邊，有邊必有防。我國萬裡邊海防線的和平安甯與邊防軍人的無私奉獻分不開。記者組走遍祖國東南西北四極哨所和海拔最高、條件最艱苦的邊海防工作站，完成了《東方第一哨：每天最先把太陽迎進祖國》《西陲第一哨：這是最西端的一塊國土》《北疆哨所：雞鳴聞三國，犬吠警四邦》《南海第一哨：平凡的戰士，最可愛的人》等報道，展示了改革開放的成就。
完成這次報道極其不易，因為軍事攝影記者少，還要完成日常報道。老主任吳森輝熬的頭發日漸稀少，查春明、趙建偉幾次病倒采訪途中。我的磨難更多，先是出師未捷先受傷，差點毀了容，後又因車禍險些斷送整個前程。為了保護臉上縫合的傷口不被凍傷，我裹着紗布戴着棉帽子采訪了一個多月。我一直堅信：隻要精神不垮，有決心，有毅力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上不去的高地。
在漫長的邊境采訪中，我們得到過許多好心軍民的關照。1994年元月2日，記者組穿越冰封雪裹的長白山，去采訪位于中俄交界處的珲春邊防團所轄鹽山哨卡，經過一坡陡雪深地帶，車輪打滑半步也前行不得。萬分焦急之時，珲春縣馬川子鄉依力哈達村村民祝業祥父子趕着牛車前來相助。經過牛拉人推大半天的奮鬥，終于把車子拖出雪窩。我遞過200元錢對祝家父子表示感謝并說是對誤工的一點補償，老人卻生氣地說：“幫你們拉車是應該的，怎麼能要錢？你一定要給，我就把車拖回去”。當我留下名片，跟他們說到了北京有困難找我，老人才滿意地笑道：“夠朋友，夠朋友”。在新疆、西藏、雲南，我們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在此，我代表大家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還要感謝《香港文彙報》負責圖文編輯和版面設計的同仁—王伯遙、張建華、林旭江先生等都付出了智慧和汗水。
“重要采訪必須進入核心地帶”
中：2000年你拍攝了黃繼光連老連長萬福來深情凝望黃繼光畫像的照片，畫面内容充實，構圖巧妙，文獻性與現實性俱備，讓觀者為之動容，是一張兼具新聞性與藝術性的好照片。請談談具體的拍攝經過和背景。
王：紀念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周年的日子裡，我到黃繼光生前部隊采訪，在黃繼光連，正好遇到老連長萬福來在黃繼光畫像前端詳，情景十分感人，于是按下快門。1995年3月，南沙東門礁，守礁官兵淡水限量供應，戰士為省水“幹洗澡”。王建民攝中：2003年“非典”爆發，你主動請纓上陣，成為唯一獲準進駐小湯山非典醫院隔離區采訪的攝影記者。這種“關鍵時刻搶着上”的精神體現在你整個軍事攝影生涯中。當時的具體拍攝情況是怎樣的？
王：2003年春，非典疫情爆發并迅速蔓延，死亡威脅使全國多地特别是京城一片恐慌。解放軍奉命組建收容治療非典病人的小湯山專科醫院，以應對緊急狀态，同時緩解首都各大醫院的發熱爆滿。醫生、護士都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險，進駐醫院隔離區的，我與他們吃住在一起，拍攝他們與非典病毒抗争的實況。那年我快50歲了，體檢并不合格，新華社門診部劉美麗醫生回憶，她含着眼淚把我送到小湯山，看着我走進小湯山醫院的背影，不禁淚流滿面，以為我再也出不來了。家人更擔心我身體頂不住，愛人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覺，還要瞞着雙方80多歲的父母。當時，非典病毒十分猖獗，死亡威脅到每一個北京人，攪的整個國家惶恐不安，記者必須挺身而出了，然而，人的生命隻有一條，生死攸關的時刻，我不能考慮、更不能指望别人，就義無反顧地上去了。我在隔離區呆了7天7夜，一共發出160多篇獨家報道，滿足了受衆迫切的知情要求，使他們樹立起了戰勝非典的信心。當然，這次報道是集體力量和智慧的體現，前方後方，記者編輯，技術、後勤等相關人員的緊密協作功不可沒，特别是跟我一起共赴國難的文字記者孫彥新小将。
下面兩點是我感受最深的。一是激情。或許是因為長期擔任國家通訊社軍事攝影記者，又經常報道災難性新聞，每當遇有重大突發事件，特别是殃及人民生命财産的天災人禍，我總是急不可耐。4月上旬非典病毒瘋狂北上，肆虐京城，造成社會恐慌。由于觀念、體制等原因，那段時間的非典報道嚴重滞後且篇幅不夠，沒有把真實情況及時告知公衆，緻使公衆對非典缺乏了解和認識。
4月24日中央決定抽調1200名軍隊醫護人員，組建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我和社長第一時間找到總後衛生部了解情況，軍分社寫給總社、總後要求采訪非典的報告獲得批準，我已經做好出發準備。5月9日我們進駐已經收治600多名非典病人的小湯山醫院。進入隔離區前，正好碰上前來考察工作的中央軍委委員、總後勤部部長廖錫龍上将，這位當年的老山戰役前線總指揮，對我的老山采訪記憶猶新，他拉着我的手說：“老夥計，小湯山不是老山，可不要到處闖了”。
小湯山是在非常情況下突擊組建的一所帶有決戰性質的醫院，其報道意義非同一般，如果小湯山成功了，必将激發廣大患者的鬥志，增強全國人民戰勝非典的決心和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安危又算的了什麼？
多少次戰地和重大突發事件采訪的經驗告訴我，重要采訪必須進入核心地帶，我一定要進重症室。要拍好，還要安全地把數據帶出來，及時發出去。我找到小湯山非典醫院主管醫療工作的副院長、專家組組長周先志，他來自北京最早收治非典患者的解放軍302醫院，藝高人膽大，被稱作醫院“主心骨”。“不就是那麼回事嘛，明天我去查房，你跟我一起進去好了”。周副院長幹練爽直，他沒跟我講一句大道理，也沒渲染非典的可怕，爽快答應了我的要求。
進入病區，我遇到的第一個病人叫于澤，年近半百的他正認真幫助醫院營養科編寫病人食譜。于先生原是宣武門飯店的特一級廚師，一個月前老母親在東直門醫院被發燒的護士傳染上非典，很快又傳染給了包括他在内輪流照顧老人的7位親人。于先生哽咽着告訴我，他母親昨天在這所醫院去世了，他的老婆孩子、哥哥嫂子和另兩位外地親戚，幾經轉院，下落不明。走進室外活動區，感覺進入了皇城根下的街心花園，恢複中的患者有的在甩臂踢腿，有的在打牌下棋，有的在澆花賞草，見記者過來拍照，老遠就作出了勝利的手勢。在抗擊非典的小湯山主戰場上，我還用相機定格了一批醫護人員的風采。
在醫院隔離區采訪的7天裡，盡管每天工作都超過18個小時，通稿、專稿、連線、音像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了，發稿被媒體廣泛采用，但我還是覺得能力有限，報道分量太小。
二是理智。跟病毒打交道，頭腦要理智，行為要科學。
進入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病區如同進入沒有硝煙血火的殺場。攝影記者對付病毒的武器就是防護，要在戰略上藐視，在戰術上重視病毒。工作中要嚴格遵守院方各項規定，按要求着裝、洗消。在重污染區内采訪時，不僅要從頭到腳層層防護，相機也需要嚴密包裝。在器材選擇上，最好使用配有廣角或廣角至中焦鏡頭的數碼相機，使用大容量的CF卡和電池，以保證一次采訪不換頭、卡（卷）、電池。每次完成采訪後，都要對自身和相機、鏡頭等嚴格消毒，把CF卡放在通風和強光處吹曬，之後再裝進筆記本電腦處理發稿。
在非典污染區采訪，要做到拍攝内容心中有數，哪個科室、病房有新聞線索，要在進入病房之前摸清楚，以免浪費時間。其實，調查了解的過程，也是提煉和深化報道主題的過程。另外，進入污染區采訪之前，要少吃少喝，如果中間上廁所，洗消換裝至少耽誤1個小時。别忘了，結束采訪之後，還要自覺遠離他人，一般來說，要走出隔離區，需要兩周的隔離觀察，确認沒有被感染後才可與人群接觸。2005年8月23日，參加中俄聯合軍事演習的中方直升機吊放聲納探測水下目标。王建民攝
2003年6月20日，小湯山醫院送走最後一批治愈患者，完成曆史使命，圖為醫務人員為徹底消毒後的病房貼封條。王建民攝
2003年5月26日，王建民（中）進駐小湯山非典醫院隔離區采訪。劉亦功攝
2003年5月，非典病毒瘋狂蔓延，解放軍奉命急組小湯山非典醫院，1300多名醫護人員與非典病毒展開殊死較量。王建民攝“照片達到缺一不可、多一累贅的恰到好處，才是系列攝影的最高境界”
中：2000年之前，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你拍攝的重大事件、重要時刻的單張照片，進入2000年以後，你的整體報道觀念明顯突出，比如從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系列的完整拍攝，比如大閱兵的系列拍攝，系列照片使新聞事件的新聞性延伸，文獻性也更強。你是如何思考、規劃、把握這種整體性和專題性的？
王：系列照片的拍攝和編輯是依照系統科學方法來進行結構搭配的，主題突出，信息多元，且緊湊幹練，照片達到缺一不可，多一累贅的恰到好處，才是系列攝影的最高境界。
1981年華北軍事大演習，我拍了許多不錯的照片，可那時還沒有系統觀念，開始是零星發稿，後來作了專題報道，但總覺得松散蒼白。1985年我拍了系列作品《女大學生與傷員》，1987年拍了《出征》《生者與死者》，後來又拍了《發射現場的老總們》《紅色娘子軍指導員王時香和她的傳令兵歐繼花》《香港防務交接》《神七巡天歸來》《大閱兵》等。
整體的把握，宏觀的思考，使系列攝影有了更大的思想内涵和沖擊力。如《生者與死者》，不是麻栗坡烈士陵園的随記實錄，而是從不同側面去認識戰争與和平、生者與死者、偉大與平凡的主動選擇和生動概括。系列結構中的5幅照片，或情感濃烈催人淚下，或寓意深遠發人深省。然而，當5幅照片組合起來，又遠遠超出了照片本身的力量。按照“記住為和平獻身的人們”這條主線加以結構，反複強調某一種印象、某一種思想、某一種情緒。讓讀者從不同視點、不同高度、不同方位看到了同一個亮點，開導人們進入畫面深思，又跳出畫面回味，從而産生無窮的藝術魅力。
中：你參加過6次大閱兵（1981年華北大閱兵、1984年建國35周年閱兵、1999年建國50周年閱兵、2009年中國海軍建軍60周年海上大閱兵、2009年建國60周年大閱兵、201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報道。大閱兵是展示國家綜合軍事實力的重大事件，你在拍攝方面經驗豐富，有哪些主要經驗與大家分享？
王：閱兵是古今中外最高的軍事儀式，是國家軍事實力與戰鬥決心的最好表達，是揚國威、振軍威，凝聚精神力量，震懾一切敵人，實現偉大夢想的頂級方式，搞好閱兵報道對國家、軍隊與民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曆史意義。
閱兵一般在以下三種情況下舉行：軍隊重大行動，如重大軍演或出征前後；國家慶典，如國慶大閱兵、勝利日大閱兵；迎接外國元首或軍政首長。閱兵方式分為：閱兵式和分列式兩種，閱兵式受閱部隊不動，排列整齊，接受首長徒步或乘車檢閱；分列式閱兵首長不動，站在檢閱台上，觀看受閱方隊依次通過。
正式閱兵的組織工作十分嚴密，記者定點定位，不得走動，所以點位非常關鍵；要把握好本次閱兵的特點和亮點，抓住最撩眼的武器裝備和特色人物；掌握受閱方隊編組，地面、空中方隊數量、順序；大閱兵的訓練與合練，是十分難得的拍照機會，尤其适合人物攝影報道；首次發稿時間必定是統一的，遵守發稿紀律，以免造成被動；攝影器材的選擇，是由擔負的任務和獲得的位置決定的，我的經驗是28-300mm鏡頭用途最大，必不可少。
閱兵照片的特點與要求一般為：要整齊劃一，體現令行禁止，紀律嚴明，動作一緻，分毫不差；要氣勢磅礴，一往無前，勢不可當；要精神抖擻，目光炯炯有神，有血性、有殺氣、有信心，閱兵是鼓舞人的，也是吓唬人的。所以，整齊威武是閱兵照片的起碼要求。
閱兵攝影要關注人物，當然最重要的一張照片是領導人閱兵，這張照片要盡可能多地攝進新聞要素，即領導人的神采奕奕，天安門、長安街威武整齊、浩浩蕩蕩受閱場景。另外，走在隊列前面的旗手護旗手也很重要。大閱兵的程序十分嚴謹，可以說時間以秒計算，距離按步數計量，天安門東西華表相距96米，參加閱兵分列式的徒步方隊要在66秒的時間，邁出128步正步準确通過，每步都是75厘米，所以走在編隊最前面的三軍儀仗隊非常關鍵，旗手護旗手是關鍵中的關鍵。還有可敬的老兵，勝利日大閱兵方陣中的抗戰老兵，觀禮台上為數不多的老紅軍、老八路，他們布滿滄桑的臉，與衆不同的手勢、動作和别樣的感情，充滿感召的力量。當然重要的還有畫面裡每一個剛毅抖擻的面孔。
此外就是新亮相的武器裝備，浩浩蕩蕩、勢不可當，這就是中國的底氣！一定要把這個氣魄拍出來。1984年，參加國慶35周年閱兵的女兵方隊，領隊孟偉（左）、白俊萍。朝氣蓬勃的新裝女兵體現了改革開放初期中華民族的精氣神。王建民攝
1999年國慶50周年大閱兵，整齊的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方隊。大連艦院先後12次參加國慶閱兵，是徒步方隊中受閱次數最多的一個方隊。王建民攝
1999年國慶50周年大閱兵，首次參加檢閱的海軍陸戰隊方隊。王建民攝中：你經常拍攝軍委領導，也經常拍攝普通一兵，這其中有何共通的東西？
王：首長與士兵都是我敬重的拍攝對象，在我的鏡頭裡，除了共和國英才，就是共和國脊梁，那些災難中的不幸者也是我尊重的拍攝對象，我拍他們一樣虔誠。如果要說拍誰更辛苦，更傾情，更投入，當然要數遍布天涯海角的士兵。全國人大常委、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朱啟上将說我身為中央和軍委常備記者，不唯上，不媚俗，不迎合，自覺堅持唯物史觀，踐行黨的群衆路線，保持鏡頭朝下，傾情士兵，難能可貴。我覺得這是很高的褒獎。
中：作為一名資深軍事攝影記者，你把自己定位于“中國軍隊發展足迹的記錄者”，見證了中國軍隊30多年來從快馬傳書到高科技綜合性作戰能力形成的發展和變革。你對未來的軍事攝影有何展望？對年輕的軍事攝影記者有何建議？
王：我剛入伍的時候，許多部隊還有馬廄、馬夫，那個時候的強軍目标是從半摩托化實現摩托化。改革開放真厲害，我軍跨越實現了機械化，沒幾年又過渡到信息化，現在已朝着智能化邁進了。
随着國家進入兵強馬壯的新時代，軍隊随行維護領土、領空安全，維護海洋、太空、網絡電磁空間權益，參與國際維和、國際反恐、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等多樣化軍事任務，天天都有軍事新聞發生，處處都是軍事攝影人有所作為的廣闊天地。新一代軍事攝影工作者要以充滿激情的鏡頭，捕捉有血有肉、有溫度有故事的典型瞬間，産生反映軍隊改革奮進精神風貌和強大軍事陣容的優秀作品。
當前世界格局風雲變幻，軍事科技飛速發展，未來的高科技戰争不可避免，隻是作戰形态還難以預測。軍事攝影人要有憂患意識，做好陸海空一起開戰的思想和技術準備。加緊掌握無人機航拍、5G傳輸及立體影像等新技術，做到随時出動，随地拍照、發稿，不辱使命，不讓曆史留下影像空白。
中：謝謝！
（本刊編輯李德林對本文也有貢獻）2015年9月3日，受閱地面方隊全景圖。王建民攝
2012年6月29日，神舟九号飛船完成繞地飛行和太空對接任務後順利返回地球，搜救人員趕到。王建民攝
2013年6月11日，酒泉，神十升空瞬間。王建民攝
2003年10月16日6時23分，我國首位航天員楊利偉繞地球飛行14圈後，安全返回着陸場，并自主出艙。王建民攝
2013年6月26日，女航天員王亞平完成繞地飛行和太空試驗任務返回地球。王亞平是我國上天航天員中最年輕的一位，出生于1980年。王建民攝
2008年5月21日，汶川抗震救災中成都軍區陸航團直升飛機穿雲破霧，翻山入澗不停搶運傷員。王建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