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大數據和算法的技術應用一定是在價值導向和規則體系下進行的。互聯網企業需要确立價值導向，技術理性，讓技術按照規則來運行。
胡正榮
中國教育電視台總編輯。曾任中國傳媒大學校長、中國視協第六屆副主席。主要研究傳播學理論、新媒體、國際傳播、傳播政治經濟學等領域。
最近，Facebook的8700萬用戶數據被劍橋分析公司洩露，用于幫助特朗普赢得美國大選，該事件号稱是社交媒體史上最大的數據洩露事件。無獨有偶，幾乎同時，我們在國内也聽到這樣的聲音，“中國人喜歡用隐私換便捷”，一時間網絡時代的數據安全、用戶隐私、算法偏激等問題再度成為社會熱點。
網絡時代，海量用戶信息彙聚到運營商和服務商手中。各種移動應用是聚合用戶、積累數據最普遍的渠道和路徑。這些移動應用給用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體驗，幾乎包括社交、娛樂、消費、學習、工作、生活等各個方面，這種體驗可以表現為愉悅、滿足、便捷、效率、獲得感等。用戶獲得各種信息和服務資源的同時，也在讓渡着另外一種資源，即用戶自己的各種信息，這種信息就以數據形式交換到了運營商和服務商手中。這是信息社會和網絡時代的權力轉移，是供給者與需求者權力交換的表現。特别是應用最為普遍的各種社交媒體，如Facebook、微信等，看上去，它們提供給用戶完全個人化的個人中心式的服務，可以交流溝通，可以娛樂生活，可以工作學習，而且基于這個個人中心，形成了圈層化的群，可以進行群體化的群内社交。這似乎比傳統社會中的社交範圍、程度、方式、渠道等拓展、豐富、增強了很多，不過，實際上虛拟社會空間的這種社交非常類似于實體社會空間的模式，即由個人到群體，然後到組織等構成方式。
個體用戶似乎通過連接網絡被賦權，獲得了更多的信息、社交、服務等，這種賦權是誰賦權？以何種方式賦權？以何種資源交換來賦權？以何種權力轉移來賦權？這些問題需要監管者、運營商、服務商、用戶都想想，新時代需要有新思維，更需要有新舉措。
數據洩露、算法偏狹給網絡生态系統帶來的影響極其惡劣，一人信息和數據的洩露會連帶基于社交的人際網絡相關信息和數據的整體洩露。此次，Facebook數據被洩露，已經給網絡社會相關利益方敲響警鐘，也讓大家看到了一些潛在和顯現的影響，比如，互聯網公司股票大跌，美英德法等監管機構發誓立法嚴管，用戶維權抵制勢力上升，還有就是社會良性治理的信息基礎受到了巨大打擊，網絡作為最重要信息平台的可信度、公信力都在下降。
數據是最重要的國家安全資源。人們日益聚焦社交媒體的數據及其算法，似乎它們有罪過，的确，算法沒有明顯增加人們對外界世界的準确認知，相反，很多時候還給用戶帶來了信息日益窄化，心理日益優質化，自我意識極化，知識日益偏狹，認知日益狹隘，乃至社會行為日益變異等結果。這樣的問題在我們身邊的網絡應用中也比比皆是。不過，還是要明确一個道理，基于數據的算法畢竟隻是技術，隻是工具，它有問題，其實是其應用者有問題。因此，包括大數據和算法的技術應用一定是在價值導向和規則體系下進行的。互聯網企業需要确立價值導向，技術理性，讓技術按照規則來運行。
立法者、監管者更加需要強化技術理性，遵循價值導向。一方面，要強化識别高風險的個人和組織信息數據處理行為；另一方面，要建立權變的場景化智能化的信息數據監管模式。數據資源、技術應用、用戶保護、網絡社會治理等需要引入明确的價值體系和規則體系。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互聯網也沒有特權之法，實體世界的法律系統同樣要運用到虛拟世界中。
當然，我們始終要銘記數據主權在民，在用戶自己。用戶也需要增強數據理性，提升數據素養，明确自己的權利所在。在讓渡自己資源的同時，确保自己的權力不被賦能名義所轉移，自己的權利在賦能的名義下獲得保障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