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機會，我們希望能改變中國一個産業的現狀。
口述/通和資本陳連勇
從矽谷到中國
1984年，我從北大畢業。那時，中國剛恢複高考不久，盛行的觀念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在理工科聚集了大量最優秀的人才。由于之前的曆史緣故，很多東西被破壞了，導師團隊不複存在，沒有能力培養博士生，碩士教育剛開始。國家推出一系列公派留學計劃，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各有一個。當時，頂尖的人才大多選擇了出國，我們也正好趕上。
當初北大化學系我們這一級有153名學生，在我們畢業的5年間，三分之二的學生出國了，大部分在美國。我由于特殊的機會，沒有走公派留學這條路，而是自費去了比利時。那是一段特殊的經曆。比利時官方語言之一是法語，我花了6年時間在天主教新魯汶大學拿了有機化學博士學位，也順帶多學了一門語言—法語。
畢業後由導師推薦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學校競争很激烈，課題都很前沿，淩晨1點離開實驗室的時候，還可以看到一半實驗室的燈還亮着。我那時的同學現在有一些已經在世界各地非常頂尖的學校當教授了。我當初也有做教授的機會，但後來決定到工業界去做科研。學術界的科研大多偏理論，與實際運用相距遠。
我在麻省理工博士後工作完成後去了位于新澤西的制藥企業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我很幸運，所在的團隊成功研發了一個降膽固醇的藥，目前這個藥在市場上還有很好的地位。發現這個藥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它的靶點，成藥多年後，才有人用BIOINFORMATIC方法依靠計算機找到了靶點。之後，我們又開始做了數個其他領域的新藥研發。其中一個是中樞神經系統的，這一次我們很清楚靶點，可花了三年多時間，嘗試了很多種方法，就是做不出藥來。
這兩段反差對我現在的投資判斷、世界觀有很大的影響。制藥不隻有科學的一面，還有藝術的一面，也就是說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的那面。在制藥産業裡，我也看到了另一些局限。比如科學家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他們并不能決定這個藥的未來，做決定的是這個産業裡的另一層做管理的人。所以我決定不再繼續做科學家，而是對如何在這個産業裡做出正确的決定更感興趣。
我加入了麥肯錫，這是一家把管理當科學來做的公司，我也因此回到了比利時。當時恰逢諾華等大制藥公司的合并潮，我們參與了很多。當初我們做的另外一種比較多的事與我們現在也有關系，就是思考如何能提高大公司的研發效率？當時我們做了很多設計，對一些公司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并沒有模式化地解決提高研發産出的課題。研發這件事情非常複雜，一個公司的成功，往往就是研發團隊裡有一兩個人非常地有感覺，對藥的理解很深刻。
後來我回到了美國加州為矽谷的生物技術公司做顧問，當時是矽谷生物技術最紅的時候，平台公司也最多。我很幸運，幾乎接觸了所有的生物技術。今天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很多東西還都是那個時候在美國起來的，現在華人拿回來想要做。
有了這些經曆，當我後來回到中國做風投時，這個行業對我來講已經很少有意外的東西了。在矽谷，我們還有一些華人的生物醫藥圈子，比如百華協會。這些圈子裡的朋友，多年之後，我們在中國又再相遇，我們也由同學、朋友變成了投資對象、同行和合作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