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老漂族”從熟悉的故土到陌生的城市，難以融入的異鄉讓他們常常陷入尴尬。@視覺中國随着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背井離鄉，他們的父母也紛紛跟着兒女漂泊異鄉，這些老人被稱為“老漂族”。
他們起早貪黑，悉心照顧新生的嬰兒；他們往返奔波，接送孫輩上學；他們做好飯菜，等待兒女回家；他們一面享受天倫之樂，一面承受着孤獨與煩惱，時刻畏懼于城市生活的陌生……這個群體是具有時代特征的一代人，從熟悉的故土到陌生的城市，語言不通、習慣各異、醫療保障不足、難以融入新環境等都讓“老漂族”陷入困境與尴尬之中。
近年來，“老漂族”不斷壯大，彙聚成一個特殊的群體。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2015年戶籍不在原地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60歲及以上的流動老年人口數量接近1800萬。
面對如此龐大且可能日漸增加的“老漂族”，他們的幸福與晚年将何處安放？
“城裡雖然好，但總覺得不是自己的家。”
“住了快兩年了，還是住不慣。”61歲的郝天星，自己的老家在湖北荊州，女兒在北京某航天單位從事科研工作。2015年春天，小外孫女出生，郝天星和老伴到北京照顧孩子，開始了“老漂族”的生活。
郝天星适應不了北方幹燥的天氣，也吃不慣北京的飯菜：“每次從家鄉帶的鹹魚、甲魚、臘腸和辣椒吃完了，我就想着再回老家帶點來。隻有吃着家裡的特産，我和老伴吃飯才香。”平時，女兒女婿上班早出晚歸，老伴帶孩子，郝天星買菜，給老伴幫個手。他總覺得缺點什麼，“就隻能跟家人說話，在北京一個朋友都沒有，想打麻将都湊不齊一桌”。
“當年支持孩子‘北漂’，如今自己卻不得不淪為‘老漂’。”郝天星說，在北京蝸居的日子并不舒服，準備拿出所有積蓄為女兒在北京買房，真正紮下根來。
去年春節，郝天星獨自一人回老家過的年。“熟人都在老家，在北京過年沒有年味，孩子還小，不方便帶回去，所以就讓老伴在北京帶外孫女過年了。”說起這，他有些心酸。而對于自己和老伴的未來，他說等外孫女大點了還是回老家生活，“在北京沒有歸屬感”。
來自東北的王偉然剛剛到北京的那幾天很開心，兒子帶她逛公園，兒媳給她買新衣服，能天天見到小孫子，這樣的天倫之樂，對于一位老人來說，确實是種福氣。可一段時間之後，王偉然卻發現，自己根本不适應城裡的生活。
北京的物價貴得讓王偉然咂舌：“家裡幾毛錢一斤的菜，這裡要貴十倍。”生活習慣的差異也讓她極感不适，比如用抽水馬桶時，為了節水，她就想等兩三次後一次沖水，但這個念頭被兒媳認為是“不講衛生”。“一出門，看到路上那麼多車和人，心裡就慌。”這一年裡，她進了3次醫院，身體也大不如前了。
王偉然已經58歲了，或許對于很多在城市裡生活的女性來說，這算不上高齡，甚至有很多這個年齡段的人還在外面經營事業，但是對于一直安逸地生活在農村的王偉然來說，她認為自己已經步入晚年，不該再“動蕩”。“城裡雖然好，但總覺得不是自己的家。”王偉然這樣總結她進城後的感受。不僅生活上感到不适應，在照顧孫子的問題上，老人與兒子兒媳也發生了分歧。平時有小朋友找孫子出去玩，她都不放心，甯願讓他待在家裡。兒子卻認為小孩子就應該多出門活動。孫子犯了錯誤，老人總是不舍得批評，兒子兒媳卻表示絕不能縱容孩子。孫子貪玩不肯吃飯，她便一口一口地喂，兒子兒媳對此也常常不以為然。
平時有看不慣的就憋着，畢竟是在兒子家裡，也不能讓兒媳煩。老人看得開，“我來就是看孩子的，隻要他們好，我的任務就完成了”。現在，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給孫子做飯，陪孫子聊天、看電視。其餘的時間，她常常坐在窗前，看着樓下川流不息的車輛，心中充滿難以言喻的陌生感。
像王偉然這樣為照顧晚輩而“漂”的老人不在少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照顧晚輩、養老以及就業，是構成老人流動的三大原因，其中，為照料晚輩而流動的老年人口占流動老年人口總數的43%。
每天早上5點半，王偉然準時起床，簡單洗漱後迅速地趕去小區附近的菜場買菜，接着準備早餐。早上7點半前，必須把孫子送到幼兒園，接着回家刷碗、洗衣服、做家務，傍晚5點10分，去幼兒園接孫子回家，這就是她每天的固定日程。
在日常生活之餘，王偉然最為惦念與牽挂的是遠在老家的老伴兒。老伴兒患有哮喘類疾病，幾乎幹不了重活，守着一畝多口糧地。白水煮挂面、稀飯、烤土豆是他的日常菜單，常吃剩飯、饑一頓飽一頓的不規律飲食是生活常态。“一直這樣下去，我很擔心他的胃受不了。”王偉然說。
“我們都老了，卻要分居兩地，沒了照應。”一周一次的電話是王偉然得知老伴兒近況的主要途徑。“我是兩頭放不下。”她說，“也不知道老伴兒能不能照顧好自己。孫子這邊也離不開人，再說我也有些不舍得離開他。”
内心的孤獨比病痛更難熬
家住北京通州區的蔡雲華今年71歲，從遼甯撫順石油二廠退休後不久便來到北京幫着女兒帶孩子，一轉眼在北京“漂”着生活已有10個年頭。10年間，老人的皺紋增多了，朋友卻沒有增加多少；家裡的人丁興旺了，孤獨卻絲毫未減。
回首10年前，蔡雲華感慨地說，從撫順石油二廠剛剛退休時，生活得非常充實。早上跟老伴去練太極拳，下午去跟牌友打麻将、練桌球，晚上去老年隊扭秧歌。一天到晚忙得樂呵呵，有時候連吃飯都顧不上，湊合一頓就趕緊跑去參加下一場活動。但是，自從來到北京之後，她參加的活動就變得非常有限了。
蔡雲華手捧着自己和老伴在長城的合影高興地說：“有一天，我和老伴兒都沒事，我們決心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出去走走，這是我們爬上長城的合影，人生第一次爬上長城很激動。”然而，“長城之旅”卻是她近兩年唯一的一次出遊。
跟子女的溝通少，讓蔡雲華更加感到孤獨。她感慨地說：“我在北京幾乎沒有朋友。女兒在一家外企工作，非常忙，她平時很少跟我說話，一回家就盯着電腦和手機，我也不敢去打擾她。現在我就希望自己能少給女兒添點麻煩，讓她每天心情都能好一點。”
家住北京朝陽區的四川老人陳峰說：“我早就超過70歲了，按說已經屬于可以辦理敬老卡的年齡，但去辦理的時候才知道，北京市規定隻有擁有北京戶籍的老人才能辦理敬老卡，為什麼我們外地老人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呢？”
冬日午後的陽光，攜着絲絲溫暖，穿透陽台的窗戶，照射在躺椅裡的張天身上，這是他每天最惬意的時刻。因兒子工作調動，2002年從陝西省漢中市來到北京，張天已經“漂”了十多年了。張天今年78歲了，早年忙碌慣了的他總是閑不住，“剛來的時候我還可以幫忙接送孩子，後來身體不行了，不中用了……”
“年紀大了，腿腳越來越不靈便，家裡人不放心讓我接送孩子。”後來，張天借着遛彎偷偷撿起了廢品，賣廢品的錢塞給孫子當零花錢。“隻有這樣，我才會覺得自己不是廢人。”張天說，他兒子特别反對這件事，覺得丢了面子，還會讓别人說他不孝順。
張天身體每況愈下，比起身體的病痛，内心的孤獨感更讓人煎熬。十幾年異鄉漂泊的酸甜苦辣，讓他逐漸變得沉默寡言。“我經常夢見在老家的村頭，和老友們一起曬太陽，聊着家長裡短。”張天說。可如今，張天的生活，被鎖在了一扇防盜門裡，“這裡沒有熟人，話也說不到一起，我很少出去”。
“老漂族”的“漂”并不是無家可歸，而是背井離鄉。這種城市到城市的流動，最突出問題在于流動老人缺乏必要的社會支持，産生了強烈的孤獨感。
很多“老漂族”都有一個共同感受，以前的社會關系網絡不複存在，需要進行社會關系網絡的重建與再社會化，再加上語言、習俗等方面的适應難題，不适感和孤獨感就會增強。
2010年一項由學者發起的對千名老年人進行的調查發現，近六成的老年人不希望同子女住在一起，即使子女有心孝敬，這些老人仍感到不适應。因為老年人一旦離開原有的生活環境，就是一個重新社會化的過程。熟悉的環境給了老人足夠的安全感和心理慰藉，一旦轉換環境，就意味着老人必須很快建立新的人際關系，轉變舊有的生活方式，才能在新環境裡自如地生活，而這對于老年人來說是很困難的。
“老漂族”這一群體因親情而生，也因親情而困惑。老人的子女多半忙于工作，下班回家後也因為疲憊而與父母交流不多。有關專家就此建議，子女應多與父母交流，多關心父母的心理狀态，“應該幫助老人盡快融入社區。把自己的父母介紹給周圍年齡相仿的老鄰居，通過一起買菜、聊天、串門，逐漸形成新的朋友圈子。社區也應組織一些活動，讓老人參與進來，讓大家互相認識，成為朋友。孩子不在身邊時，老人可以有個伴，至少有個說說話的人”。
“老漂族”考驗城市養老
今年是王偉然來北京的第二個冬天。她說，兒子工作忙，很難有時間帶她出去轉轉，她不熟悉環境，也很少自己出去玩。兒子上班後，她就孤零零地在家裡等着他回來。兒子總是叮囑她，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有人叫門也堅決不開。語言不通，她很少出去和别人聊天，去年冬天，她出門的次數不超過5次。
武警總醫院心理學專家史宇認為，面對工作繁忙的子女和陌生的環境，一些漂泊在城市的老年人選擇“宅”在家裡，難免感到孤獨難以排遣，從而産生一些不良情緒，長此以往可能患上心理疾病。
專家指出，由于不适應陌生的環境，也沒有朋友可以聊天，不少漂泊在城市的老年人開始失眠、食欲不振，漸漸變得沉默寡言，繼而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老年人長期“宅”在家裡，容易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然而，許多子女由于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忽略了父母的“情感需求”，使老年人的孤獨感越來越重，與此同時心病也越來越重。
對此，有關專家建議，“老漂族”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改變：主動和子女交流。面對困惑，老人應主動向子女傾訴。子女也要對老人多一些理解和關心，帶老人多去外面走走，了解當地的風俗文化；積極參加社區活動。與小區年齡相仿的鄰居一起買菜、聊天、鍛煉，參與社區居委會活動，發揮特長；調整心态，轉變觀念。老人要積極調整心态，改變觀念，學習和适應新的生活方式，尤其在對孫輩的教育上，可以經常向他人請教，切忌固執己見。遇到分歧，應和子女商量，避免不理性沖突。
“中國人口流動與城市化進程加劇，是‘老漂族’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和社會學教授董磊明認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為了有更好的發展，選擇離鄉在大城市工作、安家。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家庭價值觀，講究家庭代際關系，對于父母而言，幫襯自己的子女，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很多老年人“漂”到子女所在的大城市，幫他們解決後顧之憂。
“老漂族”缺乏歸屬感的兩大原因：“一是制度性障礙，例如戶籍制度；二是老年人自身在社會交往上存在的問題，例如隻能說方言，使得他們的活動範圍局限于家人、鄰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老年人研究專家孫鵑娟說。
對于破解途徑，孫鵑娟提出：政府相關部門應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福利保障要惠及常住人口而不隻是戶籍人口；家庭成員需要充分肯定并重視老人為家庭作出的貢獻與價值；老年人自身也需要去主動發掘資源，主動融入；此外，社區應提供交流平台。
如何讓“老漂族”們的晚年更幸福？全國心理咨詢專家委員會專家高春鴻認為，最應當關心的是“老漂族”的心理健康，注重“精神敬老”。
高春鴻表示，由于居住地變更，導緻老年人失去了原來生活圈和朋友圈，在精神和文化上容易陷入“孤島”狀态，在心理上更加脆弱敏感。而且由于和兒女長年沒有共同生活，兩代人的生活觀念、消費觀念、教育觀念上的分歧勢必會産生差距，家人之間容易形成隔閡。
“在兒女的小家，老人的‘權威感’不再，容易産生沒有價值、孤獨自卑等負面情緒，有的老人遇到不順心的事後‘憋’在心裡不肯說，長此以往極易誘發疾病。”高春鴻告訴本刊記者，這個時候兒女們就應該重視對老人的“精神慰藉”，家庭裡的決策多尊重老人的意見，平時多幫老人培養一些興趣愛好，使其盡快适應大城市的生活，重新建立人際關系網絡。
除此之外，“老漂族”不約而同地“怕生病”。
今年58歲的齊秀梅，老家在安徽阜陽，兩年前來到北京帶外孫女，但生病、吃藥卻讓她非常煩惱。兩年前的一次體檢，齊秀梅被檢查出得了甲亢，要一直吃藥，但是齊秀梅的醫保是在阜陽辦的，在北京不能用。
經過幾次奔波，好不容易去年10月辦了異地醫保，但齊秀梅卻發現不住院，檢查等費用都不能報銷。不僅如此，齊秀梅感覺對自己最有效的一種中成藥卻不在報銷範圍内，現在每個月她要自掏2700多元藥費。“我的退休金每個月才2000元，還得靠老伴的退休金才夠我吃藥，如果再生個其他什麼病，退休金都不夠用了”。
異地醫保的難題并非個例，記者在采訪時發現，因為身處異鄉，老人們的醫保通常無法正常報銷，為了省錢，不少老人生了病都甯願選擇小診所看病。醫保異地就醫難，是“老漂族”不得不面對的養老問題。
上述專家認為，健全公共服務體系是幫助“老漂族”融入新環境、安享晚年的途徑之一。子女的陪伴和關心、政策的調整和落實、周圍人群的善意和接納，會讓這些老人“漂”得幸福些。加強對“老漂族”的關愛，讓他們幸福地安度晚年，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也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安享晚年子女的陪伴和關心、政策的調整和落實、周圍人群的善意和接納，會讓這些老人“漂”得幸福些。@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