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新兩國在若幹重要領域存在顯著的異質性，但可抽取其公司治理的精髓，再根據中國國情予以本土化改造
□周施恩
長期以來，新加坡對國有企業的治理成就一直為世人矚目。截至2015年3月底，淡馬錫旗下資産2600億新元，是最初本金的730多倍，成立41年來的“股東複合年化總回報率”高達17%（TemasekReview，2015），驕人業績遠超同期私營企業，并得到國際權威機構标準普爾和穆迪投資“AAAA”的最高信用評級。淡馬錫的經驗充分證明，所有權性質并非決定企業效率高低的根本因素。如果國有企業不享受特權、公平參與競争，在為國家創造更多财富的同時還能讓全體股東即全國人民普遍感受到它所帶來的好處，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發展好國有企業。
淡馬錫定位的戰略轉移
1.國聯企業的旗艦。新加坡在獨立初期的工業化進程中，鋼鐵、造船、石油化工等資金與技術密集的産業以及道橋、港口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基本都由政府負責，所以這些企業又被稱為“國聯企業”。伴随着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些國聯企業數量越來越多、門類越來越全，如何對其實施有效監管就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1974年，新加坡政府授權财政部籌劃組建了淡馬錫私人控股有限公司，并賦予它“通過有效的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從而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使命。根據規劃，淡馬錫持有新加坡開發銀行等36家國聯企業中價值約3.45億新元的國有股權。
2.财富增值的投行。2002年發布的《淡馬錫憲章》（以下簡稱“憲章”）賦予了淡馬錫公司新的使命：“通過培育成功而有活力的國際業務，淡馬錫将幫助擴大和深化新加坡的經濟基礎。”2009年修訂的《憲章》将淡馬錫明确定義為：“堅持商業原則的投資公司”、“以價值為本的積極投資者”和“積極的股東”；其使命是，通過“增持、減持或維持其在公司的投資、其他資産或領先的創新産品及業務”，“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可持續的長期回報”并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此外，新《憲章》還極力将淡馬錫描述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承諾将其部分收入用于“支持和幫助更廣泛的社會群體的成長與發展”。比較而言，此版本放棄了“培育本國公司”、“拓展和深化本國經濟基礎”的說法，以淡化外界對淡馬錫在國際商業運作中抱有某種“政治目的”的懷疑。
相對來說，2015年修訂的《憲章》最醒目的變化有三處：一是通過廣納國際商業精英确保董事會決策的高水準和全球視野，同時也以無言的方式向外界證明了淡馬錫的決策透明度；二是進一步向外界說明了新加坡政府與淡馬錫、淡馬錫與其所投資的公司之間的“純商業”關系，兩者的合理結合明顯有利于進一步降低外界對其抱有“政治目的”的疑慮；三是将其一直在承擔且無法掩蓋的根本任務公開——“保護我們過去的儲備金”。
中國與新加坡在若幹重要領域的異質性分析
雖然中新兩國都經曆了列強殖民、二戰創傷及建國早期的經濟重建與趕超等階段，但兩國在若幹根本領域的異質性仍是顯而易見的。
1.資源禀賦與經濟總量的巨大差異。中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公裡，大約是新加坡的1.3萬倍；中國領土東西相距5200公裡，南北相距5500公裡，地貌幾乎涵蓋了從高原到盆地、從雨林到沙漠、從熱帶到寒溫帶的所有形态，自然資源豐富（雖然因人口多而被攤薄），戰略縱深廣闊。最新數據表明，中國人口13.68億，是新加坡的250多倍；中國2014年的GDP總量為10.38萬億美元，約為新加坡的34倍。
2013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如果以購買力平價排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即使按照貨币法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也會在2020年前後成為世界第一。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了巨大飛躍，同時也實現了從商品輸出向資本、技術與裝備制造輸出的轉變，綜合實力也有了大的飛躍。
2.戰略目标的巨大差異。新加坡推出的“工業21”發展計劃、“智慧國家2025”等中長期規劃的核心内容包括：促進制造業多元化，以減少對某一行業的整體依賴；美化和優化軟硬件環境，以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加強與各國的聯系，從世界各地引進資本、知識、思想和人才。透過其一系列政策措施，高收入城市型島國的戰略特征依稀可見。
基于“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定位，鄧小平同志曾于1987年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大業設計了“三步走”戰略。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十八大又進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并在民主法治、文化建設、人民生活、資源環境等方面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要求。中國發展任務之艱巨、目标之遠大、工作之全面，都是新加坡現階段所難以比拟的。
3.國際地位的巨大差異。從李光耀于1966年提出“世事多變，适者生存”，到1989年的“世界猶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魚可以生存，小蝦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條小蝦生存于國際大海之中”，再到世紀之交的“新加坡通過跨國公司，利用高科技和高水平管理來進行工業化。跨國公司是新加坡的企業火車頭”，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型島國的發展定位躍然紙上。
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曾表示：“中國是一個具有960萬平方公裡土地和6億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面對“蘇東巨變”，鄧小平同志也冷靜而敏銳地指出：“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樣也算一極。”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上提出：“要緻力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甚至就連李光耀本人也在其回憶錄中表示：“中國大可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貿易強國，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4.發展方式的巨大差異。繼20世紀90年代提出“把經濟發展空間擴展到海外”的總體思路之後，新加坡近年來不斷謀求更大規模的全球化投資。正如其現任總理李顯龍所言，全球化理所當然是為新加坡設計的。盡管獨立初期的新加坡失去了馬來半島作為腹地，但卻成功地把全球作為經濟發展的腹地。這對于資源匮乏、地理位置便利且非常富裕的島國來說，是一個别無他法的正确選擇，但對于地域遼闊、人口衆多、經濟總量龐大且工業化并不十分充分的中國來說，這樣的發展方式顯然是不夠科學、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