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帶來社會生産力的快速提高，并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契機。但同時，新技術、新的生産組織模式也會産生一系列“副作用”，如新式武器的誕生就可能催動大規模戰争的爆發。
如今，人類曆史走到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節點。作為此次工業革命的代表，以電子信息技術、去中心化制造為特征的3D打印技術又将何去何從？今年5月，蘭德公司的三名研究人員特雷弗・約翰斯頓（TrevorJohnston）、特洛伊・史密斯（TroySmith）和盧克・歐文（LukeIrwin）聯合發布了名為《2040年的增材制造：有力的工具還是破壞性的威脅？》的調查報告，試圖解答上述問題。
報告認為，3D打印技術将變革傳統制造業的生産模式，并在相當程度上改變當前全球制造業供需鍊條乃至國際經貿格局。不過，該技術一旦被暴力極端分子所掌控，給國際秩序和國家安全帶來的隐患将不容小觑。
挑戰傳統安保防線
增材制造，俗稱3D打印技術，與傳統制造技術相比，其主要優勢在于數字化的設計模式和對原材料的靈活疊加利用。加之3D打印設備成本相對低廉，組裝也更為簡單，其在可預期的未來将有很大的應用普及潛力。
2017年3月，美國舊金山初創公司Apis利用3D打印機在24小時内建成了一座以混凝土為基本材料的房子，占地約38平方米。同年同月，迪拜的建設技術公司Cazza宣布，将使用“起重機打印”這一新技術手段，建造世界第一幢3D打印的摩天大樓。
蘭德公司的三位研究員認為，3D打印技術應用潛力巨大，可一旦被“有心者”掌握并用于暴力破壞活動，将産生巨大的安全隐患。
由于3D打印具有原材料選用範圍廣的特點，便于暴力極端主義組織“就地取材”“現場打印”。雖然諸如放射性物質等材料并非随處可得，但大部分制造槍支武器的原材料并不難尋，這相當于突破了主權國家最重要的安保防線之一。
同時，報告提出，3D打印技術帶來的最大安全威脅可能還不在于恐怖主義活動的升級，畢竟“制造和獲得一把槍對于恐怖分子來說并不算特别困難”。相比之下，更大的威脅在于，3D打印技術給那些有潛在暴力傾向和犯罪動機的普通人提供了機會。
便攜的設備、網絡設計圖紙的易獲得性、先打印零件再組裝的制造流程……這些3D打印技術的基本特征将可能徹底摧毀發達國家和地區業已建立完善的安保體系。
特别是，在機場、政府大樓和學校等場所，現有安保機制一般可以輕松查出槍支、彈藥等危險制成品。而3D打印零件可組裝、可定制的特性，給傳統安保設備識别危險品帶來了極大挑戰。一旦識别失敗，這些零件就可在異地進行組裝，并造成不可預估的安全風險。
另外，3D打印技術還會帶來新的網絡安全問題。傳統的網絡犯罪案件大多以黑客盜取金融等領域的機密信息或給電腦植入病毒、木馬軟件等為主，這類安全問題對真實社會秩序的破壞力早已為國際社會所熟知。
但試想一下：如果未來3D打印技術普遍應用于各行各業，而黑客有能力入侵數字設計圖紙并植入病毒，其對實體經濟乃至國家安全的破壞力将不可估量。3D打印設備成本相對低廉，組裝也更為簡單，在可預期的未來将有很大的應用普及潛力。蘭德公司調查發現，未來受3D打印技術沖擊較大的行業主要包括：傳統設備制造業、醫療健康業、交通與汽車行業、航空航天業等。一旦網絡攻擊從上述行業的打印設計源頭入侵，國家安全、社會良序以及公民的人身和财産安全将受到巨大威脅。
重塑國際經貿格局
在調查過程中，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還發現，業界對于3D打印技術是否會對現有國際經貿格局産生決定性影響，有着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随着國際物流成本的不斷降低，以本地化制造生産為特點的3D打印技術，未必會得到快速普及。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3D打印技術并非如部分媒體所渲染的那樣能“打印一切”，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确會降低部分制造業領域的門檻。由此，該技術将可能打破現有國際行業分工和制造業供需格局，一部分發達國家将失去傳統産業的競争優勢，而國際經貿領域也可能會出現一系列新的争議案件。
報告認為，未來全球制造業可能會向分散化、本地化方向發展。換言之，當前部分制造業領域供需雙方之間的強粘性會被削弱，越來越多的個體、機構和國家将擁有3D設計和制造能力，并實現“自給自足”，全球制造業供應鍊将面臨重塑。
荷蘭國際集團(ING)的首席國際貿易分析師拉烏爾・裡爾甯（RaoulLeering）曾預測，到2060年，僅增材制造這一項技術的普及，就可以減少全球1/4的跨境貿易。
根據美國市場研究和咨詢公司沃勒斯合夥（WohlersAssociates）的測算：2015年全球增材制造業的市場增長率達到26%左右；2016年，該産業規模突破51億美元。可見，當前增材制造技術正處于發展快軌上，已從市場導入期邁入大規模商業化落地時期。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3D打印技術的普及可能還會使傳統出口管制和國際經濟制裁的效果大打折扣。報告提出，一個最具警醒意義的案例就是伊朗。
伊朗由于長期受到國際制裁，國内零部件極度短缺。過去數年間，伊朗航空業發生的多起空難大多與此有關。随着伊朗核制裁解除後恢複貿易，伊朗航空在2016年12月與空客和波音公司兩大飛機制造商敲定了價值400億美元的購機協議。如今，美國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重新尋求對伊朗的出口限制，這筆大單全部完成的希望日漸渺茫。
上述事件是國際經貿制裁的典型，而它之所以能夠發生，在相當程度上源于傳統制造業門檻較高的特性。如果有朝一日，3D打印技術真如業界所預估的那樣，成為包括航空航天、交通汽車等傳統制造業的轉型之基，那麼，所謂的國際經濟制裁是否還能起到預期效果？最終答案有待時間檢驗。
無論答案如何，這一問題都不應該隻交給技術人員來作答，政府、企業、國際社會主體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席卷下，都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相應的應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