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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對經濟發展意味着什麼

時間:2024-10-26 11:03:41

在很多地區和國家,大都市的巨大拉動作用已成為掩蓋現實發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遮羞布”,這一趨勢值得警惕。

2018年1月10日,航拍廣州繁華的市區,高樓大廈鱗次栉比。當前,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300個主要大都市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的近一半。可以說,如今沒有人會否定大都市對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意義。不過,除了帶動和引領作用,城鄉差距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使學術界對大都市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愈加好奇。

今年6月,布魯金斯學會的四位研究員馬克斯・布歇(MaxBouchet)、劉思凡、約瑟夫・帕裡拉(JosephParilla)和納德・卡巴尼(NaderKabbani)聯名發布了《全球大都市監測報告》,通過梳理研究全球300個大都市的經濟指标發現,大都市對全球經濟總量、就業和人口吸納的貢獻率已呈現出“不成比例”的壓倒性優勢。

報告認為,這一失衡态勢對全球發展是好是壞值得深究,尤其是大都市在很多地區和國家的

巨大拉動作用,已成為掩蓋現實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遮羞布”,這一趨勢值得警惕。

“次國家級動力”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在2017年10月的封面文章中,探讨大都市的經濟命運如何深刻影響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形态這一話題。

文章認為,從美國民粹主義浪潮盛行到英國脫歐,都不能僅從國家整體經濟興衰的角度來解析,因為很大程度上,是這些國家内部最重要的經濟引擎——大都市的發展态勢,決定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走向。

一大批國際化大都市不斷從其他地區汲取優勢産業和人才紅利的“養分”,國家内部的區域差距不斷擴大。但與此同時,随着住房、教育等費用一路飙漲,大都市的準入門檻越來越高,區域間的人口流動逐漸減少,階層固化已是既成事實,這顯然是民粹主義盛行的原因之一。

而且,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亞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大批人口還在源源不斷地從鄉村和中小城市湧向大型城市,區域發展落差也造成了不少社會問題。

反觀如今西方民粹浪潮帶來的一系列“反常事件”,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地理學教授安德烈・羅德裡格斯-波斯(AndrésRodríguez-Pose)認為,這是“那些不受重視地區的報複”。

當前,300個主要大都市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的近一半。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們将這些資源高度集中的城市,稱之為“次國家級動力”(subnationaldynamics),用以形容這些大都市在塑造全球經濟和社會形态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特力量。

由此,報告提出,以國家作為全球和地區經濟形勢的基本分析單位還遠遠不夠,大都市本身也應該成為單獨的研究重點。換言之,隻有充分了解大都市,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個時代。

中國大都市最為矚目

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以人均GDP和就業增長率兩大指标為标尺,評估了過去幾年全球300個大都市的總體表現。此次上榜的300個大都市中,按地區劃分,發達亞太地區、東歐和中亞、發展中亞太地區、中國、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北美、西歐八個地區的城市數量,分别為25、13、20、103、14、25、57和43個。

值得注意的是,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們一緻認為,近年來中國大都市的表現在所有國家乃至地區中最為矚目,發展勢頭十分強勁。

2012年,布魯金斯學會也曾選取全球300個典型大都市進行研究分析,當時中國上榜的城市隻有48個。而在今年發布的報告中,納入統計的中國大都市有103個,北京、成都、上海、廈門、福州、天津、武漢等均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與歐美一些國家漸呈衰退之勢,甚至已在一定程度上“名不副實”的大都市不同,中國此次上榜的103個大都市全都是推動國家和地區增長的“源動力”。從這些城市過去三年的經濟指标來看,成都、福州等10個城市的就業增長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至少四個百分點;重慶、揚州、宿遷等8個城市的人均GDP增長率比全國平均值高出兩個百分點以上。

除北上廣等“老牌大都市”,一些新興都市的表現尤其可圈可點。比如,遵義和貴陽的人均GDP增長率位列全國城市前兩位,分别達到11.1%和10.2%。報告認為,這兩座城市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和關鍵産業領域的有力投資和支持。不過,這一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能否持續、持續多久,還是未知數。

發展水平差異持續擴大

在過去三年,全球大都市發展勢頭迅猛,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支撐。報告認為,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大都市都将是塑造全球經濟、政治和社會形态的“主力軍”。數據顯示,2014—2016年,36%的全球新增就業崗位和67%的全球GDP增長,都來自前述的300個大都市。

然而,這一現象往往掩蓋了位于不同地區、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大都市間的表現差異。全球大都市在發展速度與水平之間的差異,正呈現出繼續擴大的趨勢。有些曾盛極一時的大都市由于轉型不力、定位不準,如今隻能苦苦掙紮求生。

例如,2014—2016年,中國和亞太地區大都市的人均GDP增速最快,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大都市就業增速也飛速提高,而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地區大都市的人均GDP和就業增長兩個指标均表現不佳。

此外,大都市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值得重視。自2000年以來,300個大都市的就業增長表現一直領先于其他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但在人均GDP增速方面,許多大都市卻并無優勢可言。

實際上,納入此次調研統計的300個大都市還能再進一步細分。布魯金斯學會将那些在人均GDP和就業增長率兩個指标上都領先于各大洲平均水平的大都市,稱為真正的“增長源”,而滿足這一條件的大都市不到200個。

報告認為,如果一個地區隻能靠少數幾個大都市拉動其發展,那這種模式就暗藏着不可持續的風險。尤其是,在很多地區和國家,大都市的巨大拉動作用掩蓋了現實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些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很可能将成為其未來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隐患。

67%

數據顯示,2014—2016年,36%的全球新增就業崗位和67%的全球GDP增長,都來自300個主要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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