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經經曆了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通過蒸汽機的發明實現了機械化。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氣的發明，實現了電氣化。20世紀70年代開始，随着信息技術的發展，包括計算機服務系統、ERP等軟件系統在制造業領域的應用，帶來了制造業的數字化和自動化。可以說，前三次工業革命讓制造業的生産模式不斷地進化。
而工業4.0則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上，對制造業的模式造成了轉變----在德國，工業4.0旨在通過深度應用信息技術和網絡物理系統等技術手段，将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工業4.0認為，在制造業領域，将各種資源、信息、物品和人融合在一起，相互聯網的衆多“信息物理系統(Cyber-PhysicalSystem，CPS)”形成了工業4.0。工業4.0其實就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統（CPS）實現智能工廠，最終實現的是制造模式的變革。這樣一來，随着“物理”和“信息”融合，無論是國際分工，還是市場模式都将發生巨大變化，使得制造業面臨着一場前所未有的新的範式轉變。
工業4.0改變國際分工
提到制造業不得不提微笑曲線。微笑曲線将一條産業鍊分為若幹個區間，即産品研發、零部件生産、模塊化零部件生産、組裝、銷售、售後服務等，其中組裝，也就是生産制造環節總是處在産業鍊上的低利潤環節。而在國際産業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的企業憑借技術優勢往往占據着研發、售後服務等産業鍊高端位置，許多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技術含量不高，一直處于國際産業價值鍊的低端環節，隻能無奈地維系相對較少的利潤，而且由于技術含量低，進入門檻也相對較低，緻使競争更為激烈，可替代性強，從而又進一步擠壓了利潤空間----這就是工業3.0時代的國際分工模式。
一直以來，在國際産業分工體系中走向産業鍊高端位置，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制造廠商們可望不可及的頂級目标。
傳統的微笑曲線理論的分工模式下，過去的制造業隻是一個環節，企業通過規模化生産、流程化管理，提供低成本的标準化産品，獲取競争優勢，企業的規模和實力發揮着決定性作用。但随着工業4.0時代的到來，互聯網進一步向制造業環節滲透，網絡協同制造已經開始出現。制造業的模式将随之發生巨大變化，它會打破傳統工業生産的生命周期，從原材料的采購開始，到産品的設計、研發、生産制造、市場營銷、售後服務等各個環節構成了閉環，徹底改變制造業以往僅是一個環節的生産模式。在網絡協同制造的閉環中，傳統價值鍊也将不可避免的出現破碎與重構。也就是，随着新工業革命的發展，價值鍊中的各個環節将共同創造價值、共同傳遞價值、共同分享價值。這樣一來，對制造業“微笑曲線”這個價值鍊進行一次颠覆性的重塑——告别微笑曲線，這是新工業革命時代和未來制造業的必然趨勢——産業競争優勢整合重組。無疑，這給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國際分工中高端環節的機會。
工業4.0改變市場模式
工業3.0時代，企業依靠大規模生産，通過不斷地減低成本、提高效率來獲取規模經濟的效益。然而，随着市場多樣化、客戶多樣化、技術多樣化，使得生産效率不斷降低，管理成本不斷加大，由此在市場模式上，已經形成了所謂的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ofscale）現象。
工業4.0時代，未來的工業體系中，将更多的通過互聯網技術，以網絡協同模式開展工業生産，以開發能夠完全适應生産的産品，這種适應性将使企業面對客戶的需求變化時，能迅速、輕松地做出響應，并保證其生産具有競争力，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制造業企業将不再自上而下地控制生産，不再從事單獨的設計與研發環節，不再從事單獨的生産與制造環節，也不再從事單獨的營銷與服務環節了。與之對應的是，企業、客戶及各利益方通過互聯網，廣泛地、深度地參與到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價值實現等環節，客戶得到個性化産品、定制化服務，企業獲取了利潤。制造企業從顧客需求開始，到接受訂單、尋求生産合作、采購原材料、共同進行産品設計、制定生産計劃以及付諸生産，整個環節都通過網絡連接在一起，彼此相互溝通，而信息會沿着原材料傳遞，指示必要的生産步驟，從而确保最終産品滿足客戶的特定需求。
所以，在市場模式轉變的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發展也亟待順應新市場為導向進行調整，應參照國際、國内兩個市場結構的變化，發揮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在優化和配置經濟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提升産業的國際競争力。
2016年4月7日，位于天津的一家醫療器械生産基地，工作人員展示先進“智慧工廠”的魅力與科技感。新工業革命呼喚新産業政策
當然，工業4.0也會給未來産業和經濟發展在新産業、技術、市場、業态、生産方式與組織方式等方面進一步帶來高度的不确定性，這使得基于傳統産業發展經驗的選擇性産業政策完全失去了作用的基本前提。
工業4.0時代，有價值信息的挖掘能力、傳遞能力、知識生産性的重視、将成為企業競争力要素，平台型企業、網絡化組織将更加普遍。生産者與消費者的互動将更加緊密，中小企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将更加重要……這些變化都要求适時、适度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對我國相對薄弱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構成現實性的挑戰。
再加上範式的轉變，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市場結構的變化，産業結構的變化等等，無疑增加了設計和實施産業政策的技術難度。如何應對工業4.0，首先就需要提升政府機構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根據不同行業的異質性特征，及時推出對性強、包含差别化的“新産業政策”，發揮引導的作用。産業界也普遍期待政府制定的産業政策能夠發揮出重要作用。為此，從政府角度看，應該積極搭建平台，營造創新環境，既要有競争政策又要有保護政策，才能實現産業的轉型升級和有序發展，才能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4.0必然對傳統産業造成颠覆性的沖擊，未來傳統産業必然需要“新的産業政策”；工業4.0也必然會帶動一些新産業的誕生，政府主管部門自然也需要及時制定“新産業的政策”。為此，應該從學術角度進行研究，探索應對政策，讓“新産業政策”推動經濟新陳代謝，培育創新。
所以，“新産業政策”應為新工業革命進行“新研判”。一方面，如何在新工業革命中，及時推出“新的産業政策”，帶動傳統制造業的智能轉型，推動國民經濟提質增效将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另一方面，随着工業4.0、“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統”“共享經濟”等新模式的出現，一些新的行業、新的商業将會湧現。堅持創新驅動，更加需要加強預判性、前瞻性研究，及時出台“新産業政策”，促進經濟體系實現開放式創新、大規模定制和社會化生産。
因此，面對即将到來的挑戰與機遇----當前政府主管部門首先應該做的就是認真調整産業政策的制定思路，及時推出“新産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