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和撰稿者之一，曾先後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2月15日，農曆大年初一，《解放日報》刊登了《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評論，署名“皇甫平”。之後至4月份，《解放日報》又相繼發表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在當時理論界出現了改革“市場取向”和“計劃取向”之争的大背景下，這一系列“皇甫平”評論文章，呼喚繼續深化改革，敢為天下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這也成為了1992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來臨之際，《中國報道》記者專訪了“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和撰稿者之一，曾先後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周瑞金，聽他講述了繼“真理标準”讨論後，一場新的思想解放是如何進行的。
獲知鄧小平同志講話内容
上世紀90年代前後，國際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事業出現了嚴重曲折；國内也發生了一些風波，加上經濟體制中一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在這一背景下，有人将國内的波動歸咎于改革開放，出現了“改革開放姓資姓社”的争論。
周瑞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此時又一次走到了曆史的重要關頭：是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重提階級鬥争，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當時，中國共産黨人的确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1991年，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與以前幾次過春節不同，這次他去視察工廠、參觀企業，還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彙報，發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講話。他強調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他還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周瑞金當時在一位上海市委領導家裡，看到了鄧小平同志在上海發表的講話材料。“中國到底是往前走搞改革開放，還是往後退回到階級鬥争，這是很關鍵的曆史關口。小平同志的講話材料讓我很激動，這激發了我撰寫評論文章傳播這一談話精神的想法。”周瑞金說。
“當時市委領導給我看這個材料，沒讓我做記錄，也沒有布置寫文章，我想就是為了讓我了解情況，以便把握宣傳口徑。我看後的第一感覺是，鄧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的強調更進一步了、更迫切了。”周瑞金憑着長期從事黨報工作養成的政治敏感和責任心，決心要宣傳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新思想。
于是在1991年2月14日，周瑞金請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鴻、《解放日報》評論部的淩河，三人共同商讨合作。周瑞金提議，三人合作寫幾篇署名文章，這樣就形成了“皇甫平”的寫作班底。
“皇甫平”四論改革
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大年初一，第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發表了。當天的《解放日報》頭版上，上半版刊登鄧小平同志與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迎新春的新聞報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刊登的就是這篇評論。
“我把準備在大年初一發表的新春言論提綱口授給淩河同志，由他來執筆撰寫，由我來改定，最後發表。”周瑞金說，發表前，他把集體署名定為“皇甫平”。“許多人把‘皇甫平’理解為‘黃浦江評論’的諧聲，這并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皇’用我們閩南話就是‘奉’，而‘甫’就是‘輔’，當時的含義是‘奉命輔佐鄧小平’，奉誰的命？奉人民之命。”周瑞金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這篇評論指出，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曆史交替點上，“撫今憶昔，曆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評論呼籲，“何以解憂，唯有改革”。這在當時集中抨擊“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情況下，着實有些石破天驚之感。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發表了第二篇評論《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闡述了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發展市場經濟。這篇文章是由我出題，施芝鴻同志執筆，再由我改定。”周瑞金表示，這也是“皇甫平”系列評論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提出：“解放思想要進入新境界，改革開放要開拓新思路，經濟建設要開創新局面。”并指出當時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理直氣壯地發展市場經濟。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這篇文章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诘難，那就隻能錯失良機。“第三篇文章見報後，把一場風波的導火索給點燃了。一些人上綱上線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周瑞金回憶。
4月22日，第四篇評論《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發表，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将，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制改革有進取精神的幹部。
“我們曾打算寫5篇，拟展開論述所謂‘姓社姓資’問題。後來，因為港澳工委來電話催促我盡快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我忙于移交工作、辦理赴港手續，這篇文章的寫作就給擱下了。”周瑞金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引發激烈的思想交鋒
不出意料，《解放日報》的“皇甫平”系列評論，引起了軒然大波。
1991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志發表評論，支持“皇甫平”4篇論改革的文章觀點。但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提出批評意見，表示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甚至還有文章把“皇甫平”說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
不久，時任中宣部領導給上海市主要領導打電話，過問4篇改革社論的具體情況，同時派出調查組到上海調查此事。1991年4月17日，周瑞金又專門給上海市委寫了一份報告，詳細說明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以及北京與全國理論界的反應。“上海市的主要領導在審閱該報告後，并沒有批評‘皇甫平’文章觀點，隻是對文章發表的程序提出了誠懇的批評。”對此，周瑞金主動做了自我批評，并承擔了責任。
1991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了“當前經濟領域若幹重要理論問題”座談會，吳敬琏、戴園晨、周叔蓮、衛興華、樊綱等經濟學家就“姓社姓資”這一敏感問題坦陳己見。吳敬琏表示，對外開放用了一些社會化大生産通用的做法，如果問“姓社還是姓資”，這些做法就都不能用了。如果這樣的話，從根本上說來，是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甚至是破壞社會主義繁榮的。
1991年下半年，這種思想交鋒仍在繼續。9月1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提前播發了《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其中兩處提出對改革開放“要問姓社姓資”。但“當時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親自過問，讓把即将見報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兩處有關‘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删去。”周瑞金對《中國報道》記者說。
1991年12月，周瑞金組織在《解放日報》頭版顯著位置又發表了兩篇評論員文章：《改革要有膽略》《再論改革要有膽略》，批評了“反對冒改革開放風險”和“堅持改革開放就會被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所利用”的錯誤觀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不辭勞苦地視察南方。圖為1992年1月22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仙湖植物園。這一年可謂是思想的激烈交鋒年，引發了關于改革開放的“百家争鳴”。
南方談話指引航線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不辭勞苦地視察南方，先後到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3月26日，《深圳特區報》率先發表了“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為題的重大社論報道，集中闡述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要點内容。
鄧小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标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周瑞金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鄧小平同志用“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簡明生動的詞句，激勵我們“把握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闖。”“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論述，掃清了改革開放的陰霾。
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今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精辟地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内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确地回答了這些年來經常困擾和束縛我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談話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要求我們思想要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膽子更大一些，建設的步子更快一些，千萬不可喪失時機。”
鄧小平同志發表的南方談話，不僅給中國改革開放航線撥正了航向，也開啟了改革開放新階段。“在中國重要的曆史關頭，我為傳播小平同志新的改革思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發揮了輿論先導作用，我感到非常榮幸，這是曆史給我的機會。”周瑞金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責任編輯：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