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更作為世界上經濟總量排名前兩位的經濟體，在當前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下，面臨着如何确立彼此之間戰略關系定位這樣一個攸關國際關系全局的命題。尤其是在美國新政府上台以後，采取怎樣的對華政策，中美關系如何在新的曆史節點上向前發展，中國如何回應美國的戰略訴求并捍衛自身的核心利益，兩國如何在國際社會的期待中推進合作與管控分歧，成為世界所矚目的焦點。
在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上，關于中美關系的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國内外媒體最感興趣的發問點。在頗受國際輿論關注的總理、外長和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三場記者會上，關于中美關系的提問不僅所占比例非常顯著，同時從宏觀戰略至熱點細節，涵蓋方方面面。從某種角度說，中美戰略互動的走向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政治中提綱挈領的時代命題。我們可以從角色定位、熱點管控、夥伴／同盟認知三個層面，一窺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方向。
中美在國際秩序中的定位認知
當前的世界，正處于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調整期。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和深度交融的國家關系成為近幾十年來的主導性潮流，但是在發展包容性和利益普惠性方面的欠缺，使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面臨着一股“回湧暗流”。
以綜合國力而言，中美是目前最具全球影響力的大國。曆史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戰争沖突，被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如何看待彼此，如何避免曆史上一再出現的權力轉移過程中對國際和平與發展進程的沖擊，相反盡可能多地提供正能量，是每個國際社會成員的疑問，也是“新型大國關系”的要旨。
最近一個階段，中國是否要取代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國是否在自由貿易方面扛起開放的領導大旗有很多的争論。美國新政府上台以後采取的部分外交政策，更激發了種種猜想。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對于多邊主義外交和國際治理的不同理念、作為與貢獻，反映出了雙方對于自身在國際秩序中定位和角色的看法。
在中國看來，争論國際秩序的變革或者中美領導地位的轉化，依然是用一種舊思維觀念來看待這個與時俱進的世界。中國認為，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聯合國作為多邊治理的重要平台發揮關鍵作用。中美同為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大國，不應該自诩所謂的領導，而應該更多強調責任。中國也無意取代誰的領導，對于國際體系的完善也并不是要另起爐竈，而是要依據形勢的發展、各國的需求和時代的步伐而進行改革創新。
已近“四十不惑”的中美關系，在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面臨着“兩超越”的挑戰：一方面，能否超越各自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态；另一方面，能否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維。如果實現了這兩個超越，雙方對國際領導權的争論也就失去了意義。如果中美更多關注自身的責任，更多為國際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産品而着想，降低對國際領導權的關注，則中美競争國際秩序主導權的讨論就可以被淡化，零和博弈的思維可被合作共赢的理念取代，中美有望在充滿不确定性的國際局勢中，為全世界找到一條清晰的合作之路。
令人感到高興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以後，2月的中美元首通話以及雙邊各層級緊密溝通，為中美關系的平穩過渡和未來更強有力的合作打下了堅實基礎。雙方發出的積極信号，預示着建設性的合作關系正在确立之中。特朗普總統在首次面對國會兩院發表演講時提到，美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以及美國願基于共同利益結交新朋友、确立新夥伴的立場，這與中方存在相當程度的共識，有助于緩解國際社會因中美關系面臨的不确定性而帶來的緊張感。
國務委員楊潔篪2月末訪美期間，同特朗普總統及美方外交政策團隊實現會晤；美國國務卿蒂勒森3月18日-19日訪問北京時，也同習近平主席以及中方外交主管官員實現會晤。這兩次工作訪問，既是前一階段雙方密切聯系和外交接觸的階段性成果，同時也為下一階段中美元首的首次會晤做鋪墊。此外，雙方包括外長、财長等部長級官員借助G20會議等多邊渠道也逐步實現會晤，建立起緊密的工作聯系，既有的各種對話合作機制也有望近期逐步恢複并整合完善。
在外長記者會上，王毅外長談及對蒂勒森國務卿的第一印象，認為其“願意傾聽，可深度溝通”。實踐表明，高層的戰略引領和頻繁緊密的政策溝通，是确保中美關系行穩緻遠的必要條件。各層次聯系渠道的暢通，也有助于促進不同領域的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尤其是化解熱點争端，順應國際社會的期待。可以說，在這方面中美雙方存在“行勝于言”的默契，都清楚一味“隔空互嗆”不會産生積極的效果。
在與蒂勒森國務卿的會見中，習近平主席特别強調，中美雙方的一個共識在于雙方都認為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成為很好的合作夥伴，這是中美應該堅持的最大公約數，促進中美關系向正确方向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确的選擇。”
韓國民衆舉行示威，要求美韓取消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蒂勒森國務卿代表特朗普總統表示，期待雙方元首盡早會晤并對中國進行訪問，更要為中美關系未來50年的發展确定方向。如此非同尋常的表述，也恰恰體現出美國新政府對于中美戰略關系重要意義的認識，同樣也反映出長遠的對華戰略在美國外交中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蒂勒森國務卿明确表示：“美方願本着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發展對華關系，不斷增進美中相互了解，加強美中協調合作，共同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這與中方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内涵表述與緻力方向高度一緻，體現出雙方的默契和共識，中美元首峰會期間兩國關系定位的新表述值得期待。
從目前雙方外交磋商的進展來看，在特朗普總統就任後的首年實現中美元首互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若能實現這一點，對于特朗普總統執政後兩國關系迎來良好的開端至關重要。如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答記者問時所言：“現在全世界都比較關心中美關系，中方希望，中美關系不管有什麼樣的坎坷，還是要向前走、向好處走。中美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我們有智慧來管控分歧，我們有需要也有條件來擴大共同利益。”
2017年3月18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左一）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右一）舉行會談中美在熱點議題中的利益堅守
毋庸諱言，中美關系的發展難以一帆風順，未來還會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面臨複雜的局面。在近2個月的時間裡，美國已經在朝鮮半島和南海地區不斷顯露出強勢立場。在不同戰略方向上，中美都面臨着如何維護好自身重大利益，但同時把握好戰略互動尺度，管控好分歧烈度的考驗。
對于朝鮮半島問題，中國存在重大利益關切，更有維護自身戰略安全的堅定決心和意志。為此提出了朝鮮核導計劃與美韓聯合軍演“雙暫停”方案，并強烈敦促美韓取消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這有利于地區戰略穩定，更是捍衛中國自身的戰略利益。
中方的這一思路是對2016年提出的政策建議的進一步拓展，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為半島局勢降溫，重回政治對話解決的軌道，在外交磋商時側重照顧各方關切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樣的建議值得相關各方深思熟慮，而非簡單以自我短期利益為标準評判得失，貿然回絕。從長遠來看，任何國家都不希望看到朝鮮半島爆發大規模沖突，更不願看到核戰争的陰霾愈發加重。
近幾十年來，東北亞都是世界經濟增長和地區經濟合作的關鍵力量。因為朝核問題導緻的不穩定局勢，嚴重削弱了各方合作的信心，挫傷了積極性，設置了種種障礙和阻力，于各方的利益而言都是受損的局面。美國新政府意識到長期以來對朝政策沒有取得顯著效果，未能阻止朝鮮步步推進核導計劃，這确為事實，但是反思的方向以及轉變的策略要認清問題的症結和矛盾的根本。
朝核問題關鍵在于美朝雙方之間的相互敵對，彼此深度不信任。在蒂勒森國務卿訪問東亞中日韓三國的過程中，他提出了若幹引人矚目的觀點。例如，他并不排除未來韓國和日本擁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同時也稱軍事打擊朝鮮是所有政策選項中備選的一項。這些都在國際輿論中引起了比較強烈的反響，似乎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更加嚴峻，核不擴散體系面臨被瓦解，地區緊張局勢有趨于失控的風險。
實際上，從蒂勒森國務卿接受随行的美國媒體專訪的交談内容來看，美國仍然緻力于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這也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堅定的立場。韓國和日本擁核并不是美國的意圖，而是在朝鮮的核導計劃持續推進，當地區安全局勢陷入到極端惡性循環的情況下，可能産生的一種局面，而走到這一步中間有多重門檻要邁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
美國希望用一種高壓的态勢，強迫朝鮮重新作出戰略研判，放棄繼續推進核導計劃，不再視美國為其安全的重要戰略威脅，走上正常的國家發展之路。這樣的策略思路，是否有效存在相當大的疑問。更關鍵的是，這種策略具有高度的危險性，是通過進一步擠壓朝鮮的戰略空間，試圖以外界強力迫使其決策轉向，而這恰恰也是美國近20年來失敗的對朝政策中的核心要素。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美國在朝鮮半島持續強化軍備，客觀上必然對中俄等地區其他國家的戰略安全造成影響，侵犯相關國家的重要戰略利益。若朝美矛盾演化升級到複雜的多重大國之間的戰略安全矛盾，則美國對朝新政策的思路的合理性與可操作性應當重新評估。中方提出的以“雙暫停”為起始條件的方案，應當在中美未來的對朝政策協商中被充分重視和讨論。
對于南海問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着重強調南海局勢不是“有所”降溫，而是“明顯”降溫。而且“南海各方行為準則”框架的第一份草案出爐，預示着這一盼望已久的南海“定海神針”初露端倪。若域外勢力再興風作浪，自然是不得人心。美國關切的航行自由，究竟是南海升溫、局勢緊張更有保障，還是持續降溫、聚焦合作更為可靠，并不是一道難以回答的問題，關鍵還在于美國決策者的海洋觀。
中美對夥伴/同盟體系的取向判斷
在發展對華關系上，究竟能否正視中國的發展成就與貢獻，是将中國視為潛在威脅還是合作夥伴，是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協調一緻的重大戰略認知課題。“敵友思維”決定了這些盟友對華關系的走向，影響同盟内部的一緻性，也直接左右地區穩定和經貿合作走勢。随着中國不斷發展，客觀上同東亞各國的綜合國力差距越發明顯。
中國崛起必然自身利益訴求上升，如果按照“零和思維”，一些國家将會認為中國試圖擠壓其利益空間；如果按照“雙赢思維”，另一些國家将會認為中國提供公共品的能力更強，提供的發展合作機遇更大。這兩種思維，或者說兩種道路選擇，在近年來中國同日本、韓國和菲律賓關系的發展中都得到了驗證。
中日韓作為東亞一體化進程的關鍵力量，本應該是亞太區域合作的發動機。但是，重重政治障礙困住了三方合作的手腳，多年苦心累積的民意基礎更面臨着毀于一旦的局面。原本定于2016年舉行的三國首腦會談，延宕至今依然沒有恢複的迹象，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也亟待提速。
目前韓國政府正處于一個過渡期，圍繞“薩德”系統的部署，能否在這一問題上重新作出慎重決策，将影響建交25年的中韓關系何去何從。韓國對自身安全非常關切，中國是理解的，但是必須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決方案，而不能單顧自身利益。“薩德”問題已經對中韓之間的正常往來，包括經貿合作和人員交流産生了影響，兩國國内的民意更是出現了令人憂心的局面。是否珍視中韓之間長期積累的友誼成果，是擺在即将于5月大選後上任的韓國新政府的重大課題。
對于中日關系而言，2017年是兩國邦交正常化45周年，同樣是值得紀念的年份。日本積極踴躍地在亞太地區充任美國軍事同盟體系的先導性力量，在發展對華關系上言行常常不一緻。根據媒體報道，日本可能派出其最大的戰艦赴南海巡航3個月，并接連訪問幾個重要的亞太國家，還将參與聯合軍事演習，其戰略意圖何為令人警惕。在南海問題上，日本的曆史記錄并不光彩，如今又要在地區合作大局面前逆勢而為，對中日關系乃至于整個南海穩定都将是考驗。
與之相對，新上任的中國商務部長鐘山在“兩會”期間訪問菲律賓，“兩會”之後中國即派出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訪菲洽簽各種經貿合作協議，大力支持菲律賓2017年的東盟輪值主席國工作，就是為了搶回耽誤的時間，積極落實中菲領導人的合作共識。這也足以給中日、中韓關系的發展以足夠的啟示。
總之，隻有中國同美國軍事盟友也建立起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形成對彼此客觀準确的戰略認知，中美關系整體上真正走向成熟與穩健才更有保證。
在發展對華關系上，究竟能否正視中國的發展成就與貢獻，是将中國視為潛在威脅還是合作夥伴，是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協調一緻的重大戰略認知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