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若幹年裡，我的書架頂端常年摞着兩本地圖冊：一本是簡裝的《世界地圖集》（地形版），另一本是已故曆史學大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主編的第二版《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集》。它們都不屬于漂亮的精裝版，并無收藏價值，許多頁面已經留下了鉛筆畫出的記号以及手指翻動造成的污損痕迹。盡管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說，打開“谷歌地球”（GoogleEarth）軟件可以更便捷地獲得關于陌生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有效信息，但在閑暇時光裡，我依然樂于像過去十幾年一樣，帶着純粹的好奇心翻閱這兩本舊地圖冊。
《世界地圖集》展示的是一幅靜态而充滿障礙的空間圖像：自人類文明起源以來，山川河流、江海湖泊等天然地理常量已經很少再發生頻繁或劇烈的變化。它們的存在方式與複雜程度，對各共同體之間的資源、權勢分布以及制定和實行相應的對外戰略形成了一種天然制約，并且可以在一個較長時段内造成持續影響。《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集》則呈現了一系列不間斷的動态變化：随着技術手段的進步，人們塑造和開發地理常量“可用潛力”的能力始終在獲得有效提升：天塹可以成為通途，荒漠裡也許能發現石油。這種因開發而導緻的互動和碰撞，催生出有形的國界和無形的權勢政治格局，最終形成了那個存在于觀念中的當下世界。
當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度過自己的大學時光時，我開始越來越強烈地感知到：國際政治學的觀察和研究，本質上正是一門“制圖學”。那些被稱之為“範式”或“模型”的理論工具，提供的正是和地圖圖例類似的幫助。人們首先決定自己的目的地，然後根據地形特征的差異，選擇一條相對直接或便利的交通線路以抵達那裡。但不同于自然地理維度的恒常與笃定，一幅由觀念和方法論構成的“地圖”往往會被籠罩在形形色色的偏見迷霧之下：一份詳盡描繪有各種“機場”“碼頭”以及“潮汐漲落周期”标識的小比例尺地圖，可能會對一個僅僅希望沿着“高速公路”前往目的地的旅行者産生困擾，使其難以分辨信息的實用程度以及目的地的最終方向。但一份僅僅标注有單條“公路”軌迹的極簡版大比例尺地圖，又可能使旅行者陷入缺乏變通餘地的困境：一旦這條“公路”堵塞，他将無法制訂任何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最終折戟于半途。
我最終選擇了通過對軍事和政治沖突的觀察，來建構自己的“制圖學”理念。這不僅是因為童年時代對海灣戰争和波黑内戰報道的印象構成了我報考國際政治系的最初動力，不僅是因為我在大學時期曾極大地受到列奧·施特勞斯政治哲學以及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争史》的影響，更因為戰争這種特殊活動自身的屬性——如同克勞塞維茨所言，“戰争是政治混合以其他方式的繼續”，是人類最複雜群體活動（政治）的一種激烈程度最高，也最不為日常生活秩序所約束的呈現方式。一場戰争開始之後，所有常态生活的規則、範疇、組織和秩序都會退場，由無常的命運本身來充當至高無上的裁斷者。最驚人的勇氣、最可貴的忠誠、最殘忍的暴力、最卑劣的出賣，都會在戰争進程中一一浮現出來。或許正是基于類似的感受，當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親身經曆過漫長而殘酷的圍城戰之後，他用一個二元對立式概念來命名他的不朽巨著：《戰争與和平》。
與這種“可能性”相對，戰争也在持續地暴露人的種種“不可能性”。精明的戰略算計往往為突發的偶然狀況所破壞，失敗的陰影時時藏匿于當下勝利的榮耀之中，“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命運之無常，人之偉大與渺小，一時盡現。按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暴力（激情）、偶然性（理想與實情之間的“摩擦”）和政治目的（理性規劃）這組三位一體構成了戰争之神的全貌；通過對它的觀察探究，幾乎可以最直觀地獲得關于人類自身多樣性和複雜性的認識。正是在這裡，我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制圖學”基點：透過對戰争行為和現象的審視，去探索關于整個人類社會的某些答案。在20歲之後的10年時光裡，它們表現為對軍事曆史和地理政治學的書齋研究以及寫作。而從30歲開始，這一切又有了新變化。劉怡（張雷攝）人啊，人
30歲這一年，我做了三件事：飛到距離北京6400公裡的明斯克，面對面地采訪一位曾經的記者同行；乘坐一艘8米長、1.8米寬的五人小漁船，航行在當時全世界目光最集中也最富争議性的海域；第一次踏上決定了我職業道路的那個國家：伊拉克。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為《三聯生活周刊》工作的最初15個月裡。
并非每一個選擇為媒體工作的人都抱有熾熱的新聞理想。事實上，我時常回想起傑克·倫敦在他的《馬丁·伊登》裡對記者職業的揶揄：“那是一種旋風般的生活，是一種僅僅聚焦于當下瞬間的生活：不管過去，也不論未來。”在明斯克，我也把這個問題抛給了那位曾經的同行，得到的回答是這樣的：“我最關心的是人們心靈深處的想法，而在我供職的報紙和雜志，要将如此抽象的主題灌注在日常報道中終究是不容易的。”“但回想起來，那畢竟是一段充滿趣味、令人懷念的經曆。我去到白俄羅斯的許多地方，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觸、交談，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态有了更深刻、也更全面的了解。”“我記錄的不是抽象的時間、事件或者傷亡數字，而是某種特定類型的人。我希望記錄和探究的是這類人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心理和情感狀态。”“我認為我自己就像是一台飛機上的‘黑匣子’，我所做的工作是在記錄和保存關于人類永恒記憶的信息。”
這位曾經的記者、如今的受訪對象，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Alexievich）。她的自我省思和講述，無形中喚起了我對大學時代閱讀修昔底德的回憶——誠如《伯羅奔尼撒戰争史》所言，由于“人性不變”，對往昔已逝事物的帶有思辨色彩的回溯和記錄，總能為理解和預判未來提供某種形式的助益：盡管未必是直觀或機械的。不僅如此，相較這種記錄和探究可能為作為群體的“人類”提供的公共性教益，我反而更看重它給記錄者個體帶來的智識愉悅和滿足感：在宏大的人類行為長河之中，建立并應用自己的“制圖學”觀照；通過“究天人之際”的追問，繪制出獨一無二的智識“地圖”，并以此作為透鏡、對作為個體的“人”自身——也即“我”——産生更深刻和清晰的認知，正是媒體人這份工作的價值所在。
于是，在白俄羅斯度過的兩個星期裡，我不僅争取到了和阿列克謝耶維奇單獨見面、訪談以及共進晚餐的機會，還去到了她度過童年時代的南部鄉村、她開始記者生涯的邊境小鎮納羅夫拉，以及被切爾諾貝利核輻射所污染的波萊謝放射生态學保護區，從而建立起一種雙重視角。我不僅嘗試去還原她在寫作《切爾諾貝利的禱告》以及《二手時間》時的心理狀态，還試圖探究這種狀态背後的動因：将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個人經曆、思想軌迹變化與她的寫作生涯變成具有内在關聯的“圖例”，最終呈現到那張由我繪制的獨一無二的“地圖”上。那也是我第一次嘗試以如此之大的篇幅去描繪一個人：不僅是一位具有公衆知名度的名人，而且同樣是在無形的命運之手撥弄下奮力躍起的個體的“人”。一個被當作手段加以認知、最終卻成為目的的“人”。
三個半月後，我趴在一艘班卡型（Banca）漁船的發動機艙蓋上，從菲律賓最西端的巴拉望島駛向彼時深陷在國際仲裁風波中的南沙群島。盡管在那之前，我已經擁有長達10年的關于海洋戰略和海軍史題材的寫作經驗，也出版過幾本小書，但卻是第一次在遠離陸地的深海中不間斷航行24小時。從馬拉努特灣到艦長暗沙（RoyalCaptainShoal）的單趟航程接近110海裡，沿途并無任何奇遇，隻有單調的深藍色海水、從未停歇的海浪和時斷時續的陣雨；地圖上筆直的領海線、專屬經濟區範圍乃至“九段線”，在這片深藍之中不會有任何标識，遠沒有那麼泾渭分明。實地感受到的海洋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使我這個從大陸而來的觀察者發出了一系列追問——地理攻勢（GeographicalOffensive）真的是一劑萬能靈藥嗎？假使在南海中建立起足夠多的島礁機場和碼頭，抑或真正收回了被菲律賓、越南等國竊據的島嶼，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假使我們始終用大陸國家的邊界觀審視海洋航行權和海洋經濟，中國已然發展壯大的外向型經濟還能獲得穩定延續嗎？
答案不會立時産生，但通往答案的路徑往往會隐藏在旅程的最後一公裡中。每一個“制圖”者需要像地質測繪員那樣，接觸到盡可能豐富和全面的微觀細節，繼而為其規劃一種智識“秩序”，才能最終生成那張獨一無二的、按照特定的比例尺加以簡化和微縮的“地圖”。類似的努力，從修昔底德至今，從未絕迹。
我曾見證這一切
從2016年8月至今的兩年時間裡，我和攝影搭檔李亞楠、張雷的足迹先後踏上了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亞、沙特阿拉伯、印度以及阿富汗的土地，見證過這個世界最真實的“盡頭”——巷戰中步槍子彈殼掉落的聲音、火箭推進榴彈（RPG）的殘片、貧民窟中百萬被遺忘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和其他地區并無二緻但表達方式遠為激烈的愛、恐懼和死亡。中國在最近40年經曆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劇變，以及人們對此寄予的樂觀主義期待，使我們容易忘卻：不到一個世紀之前，漫長的痛苦呻吟還在東亞大陸上持久徘徊着。而那些正在世界盡頭痛苦、彷徨、掙紮着的人們，其實和我們屬于同一個物種，有着同樣的情感和對物質幸福的渴求。
我有時會想起偉大的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在25歲那年，我曾經翻譯過他的皇皇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的幾個章節，也至今記得他的寫作初衷：“餘身居羅馬，枯坐幽思于卡庇托林廢墟之間，俄而聞赤足之托缽僧齊唱晚禱歌詞，聲盈于昔時朱庇特之神廟。由是，餘始欲作一家之言，遍述其城衰落與滅亡之事。”這種對興亡無常、滄海桑田的唏噓，我在大馬士革和喀布爾也曾由衷感受到。但還不至于此：在吉本看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僅是那些富于戲劇性、因之具有即時新聞價值的大事件，更在于通往大事件路上那些不為一般人所察覺的細微變化。這類變化越是漸進和隐秘，其後果的曆史重要性就變得越大。這也是我在《三聯生活周刊》的個人“制圖學”旨在揭示的方向：在沖突和災難最初發生之地，探究它的演化邏輯。
在伊拉克，我與政府官員、薩達姆·侯賽因時代高官的親屬、部落謝赫以及圖書商人促膝長談，走進獨裁者廢棄的行宮和門庭冷落的巴比倫古城遺址，捕捉一個尚未完成習俗和文化轉型的傳統阿拉伯社會在“對内殖民型”政權摧殘下的掙紮和迷茫。在叙利亞，我們走進如同孤島一般的大馬士革，記錄下這座曾經的偉大城市、如今的“國際新聞賣場”的真實面貌，試圖梳理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最近100年經曆的盛衰起伏、悲歡離合。在印度，我們在孟買達拉維的巨型貧民窟裡感受到了奈保爾筆下“百萬叛亂”的力量，并竭力驗證所謂“經濟奇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令普通民衆受惠。而在阿富汗那些險象環生、每個星期都在發生爆炸的公路上，我一邊閱讀着夏伊勒、斯坦因等先行者留下的文字，一邊發出追問：200年來，這裡有哪些不曾改變？
如果說這種“制圖學”有哪些不同于學院派曆史學者的研究和概括的話，我願意引用基佐在《法國文明史》中提出的框架：職業曆史學家把他們的精力投入到“曆史的解剖學”和“曆史的生理學”中，搜集和調查史實、研究其中的關聯與脈絡，并從史實中總結左右事态進程的法則。而我更願意緻力于“曆史的面相學”——在“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基礎上，再現曆史現場往昔與今日的鮮活樣貌，展現它在“共性”之外的迷人特質。這種智識興趣，構成了我在《三聯生活周刊》的工作的主要動力，以及這種個人“制圖學”的價值。
這場漫長的追尋之旅，并不總是和新鮮感、心理愉悅以及滿載而歸的收獲相伴随。事實上，絕大多數時候，你必須面臨文明誕生前夜，每一個孤獨個體都曾經感受過的那種恐懼和自我懷疑：孤身一人，置身在異質文明的汪洋大海中，所能仰仗的隻有先人留下的可靠性未知的“地圖”，以及一點點運氣。你衰老得很快，而山川湖海、曆史行程改變得很慢。但恰恰是此刻被定格的一瞬間，賦予了個人有限的生命以意義——你曾在此見證一切，并為某年某月的後來者留下這幅“地圖”，使這個渺小個體曾經存在過的印記融入到了川流不息的人類總體曆史中。此時此刻，相對于“我曾來過”，這場旅程終結于何處，已經變得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