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記得我們說起了無政府主義，但巴金先生顯然不願意就這個話題深入談下去，他有點激憤地揮着手，說：“這别去管它，他們要批判一個對象總是要把無政府主義拖去‘陪綁’的，這個問題以後再說，現在說不清楚。”
沉默對待無政府主義：“現在說不清楚”
我不是一個愛做筆記的人。有許多事情發生，當年仗着年輕記性好，好像什麼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腦子裡。但最近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比如，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谒見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為在1980年的秋天，因為那一年我與李輝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發于《文學評論》的第三期（大約是5月份），還得到過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記憶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與李輝上門拜訪的。那時候也沒有拍照留念，記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藍布中山裝，似乎是天氣轉涼的時候。我一直這麼記憶，還寫進了一些文章裡。但是最近問及李輝，他查了當年日記，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時候我們已經畢業，馬上要各奔東西了，李輝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臨行前見一次巴金先生。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們都是同班同學），我倆才第一次走進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們與巴金先生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記錄，李輝是有的，他如果回憶起這難忘的一幕，一定會有重要的細節披露。但我卻沒有太具體的印象，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體不好，似乎是感冒了，還有些發燒。我們談話中，有人進來為巴金先生注射針藥，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廳外面的過道裡去了一會兒，又進來與我們繼續說話。那時候巴金先生已經是78歲的老人了。我們的看望當然是早幾天就約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會感冒發燒。但巴金先生沒有因此拒絕兩個陌生的年輕人的上門打擾，小棠兄也沒有告訴我們。所以當他走出客廳打針的時候，我倆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記得我們說起了無政府主義，那時候離“文革”結束還不遠，巴金在“文革”中被批鬥的主要罪名，就是無政府主義。“文革”有一段時期為了制止群衆武鬥、派仗和打砸搶等失控局面，《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要批判無政府主義，那時人們認為無政府主義就是打砸搶和武鬥。後來林彪倒台了，“四人幫”倒台了，批判他們極“左”路線時也總要聯系他們“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結束“文革”“抓綱治國”的年代，無政府主義仍然是作為敵對的反動思潮看待的。有的學者寫文章為巴金辯護，認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與無政府主義無關，“無政府主義者”是“四人幫”對巴金的陷害。我們那時正在研讀巴金的著作，在賈植芳教授的指導下，不僅讀到了巴金早期許多與無政府主義相關的文獻，而且還直接閱讀了克魯泡特金等人的無政府主義著作，才弄明白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它以激進的姿态反對資産階級國家機器，在理論上反對一切國家形式的強權和專制，認為國家隻能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群衆的工具（階級鬥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作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翼，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産生過重要的進步影響。這樣理解無政府主義，比較貼近當時的真實情況，也可以與巴金一生追求進步的寫作活動聯系起來了。我們堅持這樣的觀點，巴金先生也是認可的。那天我們也談到了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顯然不願意就這個話題深入談下去，他有點激憤地揮着手，說：“這别去管它，他們要批判一個對象總是要把無政府主義拖去‘陪綁’的，這個問題以後再說，現在說不清楚。”
巴金先生對無政府主義的這個态度，似乎一直沒有變，他始終以沉默對待自己曾經的信仰。有一年，我參與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編輯工作。我向他建議，把他早年編譯的一本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也收入全集，他猶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後，還是被責任編輯撤了下來。記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訴我這件事，眼睛裡含着揶揄的微笑，輕輕地說：“還是他（指責任編輯）比我們有經驗，我們太書生氣了。”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巴金先生寫《随想錄》也好，編全集也好，他對于自己的責任的理解，能夠做什麼和不能夠做什麼，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觀火。他對現實一點僥幸心理都沒有，不會因為一些表面的榮譽和聲望就忘乎身處的環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圖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點不切合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