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口述潘飛采訪整理
在我心裡，耀邦同志永遠是那個留着小平頭，個子不高，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他真實、透明、寬容、勤奮，這是我在他身邊獲得的一筆受用終身的巨大财富。
胡耀邦同志
茅草房不能萬歲，頂多三歲我是1952年4月到團中央組織部工作的。1959年2月，組織部部長找我談話，讓我去給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當機要秘書。他說，耀邦同志那兒原來隻有劉秘書一人，工作太多累病了，要增加一個機要秘書，我們選中你去，中央組織部已經審查過了，耀邦同志也同意了，現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見。我說：“我怕做不了做不好，因為我跟耀邦同志沒有單獨接觸過，不知他的脾氣秉性。”他說：“我們認為你可以勝任的。”就這樣定了，從1959年3月到1964年8月，我一直在耀邦同志那裡工作，是他主政團中央期間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1959年3月1日，我到他家——富強胡同6号報到。他跟一些中央領導同志一樣，習慣在家裡辦公。那是一個四合院，我們工作人員都在中院辦公，他在北屋。劉崇文秘書領我進耀邦同志屋後，說：“耀邦同志，高勇來報到了，您看談點什麼？”耀邦同志開門見山地說：“好嘛！你們青年人要朝氣蓬勃，敢想敢說，思想不要很拘謹，但又不要自以為是。你們倆商量一下工作怎麼分工。這兒的工作基本上是兩部分：一個是機要工作，一個是團的業務工作。過去劉秘書大約隻有20%的精力用來做團的業務工作，機要工作大約占了80%的精力；現在你們兩個人了，高勇把原來機要工作的精力擴大成100%，劉秘書把團的業務工作的精力也擴大成100%。兩個100%，這樣工作就做好了。”
1957年5月，毛澤東（前右）、劉少奇（前左）等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前排中為胡耀邦
耀邦同志贈與筆者的題詞：孜孜不倦
20世紀50年代，團中央号召知識青年下鄉開荒，江西省的共青城就是那個時候響應團中央和耀邦同志的号召創辦起來的。當時，上海團市委動員青年去江西鄱陽湖畔開荒，報名的人很踴躍。團市委從中選出100名最積極的分子，據說到了火車站以後發現有兩個人不是很堅決，怕對其他人産生影響，就動員他們倆留了下來。這樣，1955年10月15日，由98名上海熱血青年組成的志願墾荒隊來到江西鄱陽湖畔九仙嶺下，開啟了一段“98名上海知青墾荒”的新中國青年佳話。40天後，耀邦同志去看望98位青年們。他和他們一道住在草棚裡，一起喝稀飯、吃煮黑豆。這些來自繁華大都市的青年向耀邦同志表決心，說：“我們要一輩子艱苦奮鬥，一輩子住茅草房！”耀邦同志說，一輩子艱苦奮鬥應該，但茅草房不能住一輩子，茅草房不能萬歲，頂多隻能三歲，三年以後你們的生活就應當改善了，不能住茅草房了，我們生活應該越來越好。青年們請耀邦同志為他們題名，當時卻找不到筆，後用一支山竹筷子劈開，夾了一塊醫用棉球，耀邦同志為他們題寫了“共青社”。實際上，耀邦同志一直有富民思想。他常說，我們搞革命、搞生産就是要讓國家和人民富起來。對于幾十年前很流行的“先治坡，後治窩”（也就是先生産、後生活）的口号，他認為有片面性，應該生産、生活同時抓，一起抓。他曾說，搞生産不能大家連房子都沒的住，幹打壘也得有個窩。他當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到處講如何盡快富起來。他還發起過生産目的的讨論。關心青年的“特殊利益”耀邦同志長期做青年工作，因此，他十分熱愛青年、關心青年，例如，他對青年的婚姻戀愛問題十分關注。早在延安時期他任中央軍委總政組織部長期間，就有許多青年戰士找他幫助解決婚姻問題。他說，那些二十幾歲的大小夥子站在面前，怎麼也勸不走，有的甚至嗚嗚大哭，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他也不過二十五六歲，很理解青年戰士的苦悶。所以，調任團中央後，他經常強調團組織要幫助青年解決好戀愛、婚姻問題，維護好青年人的這些“特殊利益”。他說，青年人的這種事情處理不好很容易發生問題，作出不适當的行為；女孩子如果處理不好，精神受了刺激，損害了神經，更可能影響一輩子。為此，他不但經常向團組織提出要求，還親自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婚戀大事。
1964年，毛澤東（右）、周恩來（左）、胡耀邦（中）等在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
一次，他發現我們富強胡同6号大院裡一位書記的秘書在談戀愛，就想幫助“促進”一下。他特意安排了一個星期天，邀請這對青年上頤和園玩了半天，邊玩邊談，回來以後又留他們吃了一頓飯。這樣一來，他倆的事等于公開了。接下來，兩人的關系發展迅速，後來組成了美滿的家庭，白頭到老。還有一次，我們大院一個秘書在談戀愛的過程中鬧了點小矛盾，女方要和他“吹”。男方很着急，就找我商量，看有什麼辦法挽救，還把他準備寫給女方的一封信給我看了。我說，你這個信寫的有毛病，主要是口氣太硬，還有教訓人的味道，你們的矛盾本來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他要我幫他改一改。改了以後我還幫他作了些分析：一來，你倆相處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有感情基礎，又沒有什麼大的分歧，還有希望；二來，你們都是同鄉，生活習慣相同，現在她在北京上大學，禮拜天沒地方去，你多約她來玩玩，聊聊天，逐步發展友誼，增加感情，不要逼着人家表态，不要太急。事後，我向耀邦同志彙報這事，剛說到“他給女方寫的信口氣不好”時，耀邦同志就着急地說：“那你幫他改一下嘛！”聽我說已經改了，他這才放心地笑了。後來，這一對青年也平穩“過關”。女方大學畢業後他們就結了婚，美滿至今。我們大院裡還有一個年輕的公務員，也是戀愛期間和女方發生矛盾，女方不想談了。耀邦同志觀察很細，發現這個男孩面色異樣，情緒不好。他很替人家着急，就要我去了解一下發生了什麼事。于是，我就在一個星期天專門抽了半天時間請女方到中山公園談了一次，苦口婆心想給她做做工作，幫着彌補一下。談了半天，說得我口幹舌燥，那女孩一直強調二人性格不合，始終不肯改口。我感到強扭的瓜不甜，不能再勉強下去，隻好作罷，回來向耀邦同志作了彙報。1978年5月6日，耀邦同志在共青團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青少年犯罪問題時說：所謂青少年犯罪問題，我看有些不是犯罪，而是不實之詞，可現在我們還有不少地方亂用“青少年犯罪”這個詞。大家做青年團工作，假使把注意力放在抓青年中的壞分子上，而不是首先維護青年人的積極性，團結大多數，保護大多數，教育極少數，我們就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所謂青少年犯罪問題，要有政策界限，要拿出調查報告，反映給黨委，由黨委批。他接着又說，我們有些事對青少年控制得太死，束縛太死。有些問題采取了壓制的方法，這也是“四人幫”的流毒。我想向同志們講這麼一點，究竟我們怎麼對待青年人的婚姻戀愛問題，有些問題是從這裡産生的。我們黨提倡晚婚，但是現在許多地方變成強制晚婚。調子越來越高，30歲才能結婚，差兩歲都不行，管得死死的。我們《婚姻法》規定男20歲、女18歲結婚，你不能采取強迫的辦法，無限制地提高，應當說服教育嘛！你把人搞成30歲才讓結婚，你違反了自然規律，人家就不遵守你這一條，你又講人家是流氓行為，這個太沒有道理了。我們一是提倡晚婚，進行說服教育；二是不要卡得過死，幹涉過多。“面子”和“裡子”耀邦同志對物質生活，也就是生活的“面子”并不大在意，有時候還挺粗心和“小氣”。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糧食定量少，不夠吃，耀邦同志幾次要求我們自己想辦法找吃的。可是哪裡找得着，像北京這種大城市裡連棵野菜都沒有。後來耀邦同志的警衛秘書李漢平發現我們院裡兩棵海棠樹，結的果子很多，于是采了一些煮了煮，可是發現煮熟了以後仍然又酸又澀，根本沒法吃。他往裡邊擱了兩勺白糖，還是酸澀難咽。當時，一戶一個月也就供應半斤白糖。李漢平說，海棠沒吃上，倒賠了兩勺白糖，隻好作罷了。耀邦同志對穿着不大講究，給什麼穿什麼。一次給他做了一件綢襯衫，長了一點兒，他就這麼穿着。有一回，耀邦同志會見外賓前，李彥秘書看到他的綢襯衫裡面的背心上有三個大窟窿，透過襯衫看得一清二楚，就說，這不行，得換一件。耀邦同志說，這還不行？李彥說不行，我一看，也覺得不好，他這才換了一件。1962年9月，中央派他率團去阿爾巴尼亞訪問。秋冬時分，該帶上大衣了。那時候，國家規定的出國置裝費是人民币150元。在當時，150元聽上去不少，頂我兩個月工資還多些，可是用到出國置裝上就不夠了。這些錢能幹什麼呢？可以做套西服，再買點兒零星東西，比如皮鞋、牙具這些，基本上就花完了。這次，耀邦同志原本該做件新大衣。他原先那件咖啡色的大衣太舊了，領子都磨白了，怎麼也熨不平。可是，做件新大衣得200多元，自己也貼補不起。打算到團中央聯絡部借一件，又都太大，沒有适合的。我知道後對他說，我剛做了一件，天津烤花呢大衣，咱倆個頭差不多，要不你穿我的試試？他一試，除了稍顯肥一些，其他都還湊合。就這麼着，他穿上我那件大衣出國訪問去了。耀邦同志對“面子”不大講究，對“裡子”，也就是人的思想和學習可重視得很。記得我第一天去向他報到時，他給我們談完工作後說：“過去劉秘書一個人，工作忙不過來，現在你們倆人做原來一個人的工作，工作不會很多，還有時間幹什麼呢？要多讀書，多思考問題。”他喜歡刻苦、愛讀書、有知識的人。他對幹部和青年經常的要求就是刻苦讀書，勤于思考。他經常要帶人下去調查。去之前一般他都先向我們打聽一下，某某同志能不能熬夜，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整理材料。如果做不到，那就不帶了。他說，不然不但自己不能工作，還影響别人的情緒。耀邦同志主政共青團中央時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先進典型，像李瑞環、張百發、邢燕子等，都是那個時候湧現出來的。對這些青年，耀邦同志發自内心地喜歡，他會分别請他們到家裡來談談話，了解青年們的思想、視野和知識掌握情況，幫助他們成長。他對青年這麼希望，對自己也這麼要求。耀邦同志愛讀書、愛思考是出了名的。有時你看他坐在那裡不出聲，這通常不是在休息，而是在思考問題。勤學、勤思使耀邦同志能按照青年特點開展青年工作，總結出許多工作經驗。例如，他根據毛澤東同志指示，總結出青年團要圍繞黨的中心工作，照顧青年特點，開展獨立活動，在開展獨立活動中發揮作用，受到教育。簡單說就是“起作用、受教育”。耀邦同志就“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開展青年團的獨立活動”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這就像地球既公轉又自轉一樣，“公轉”就是圍着“黨的中心工作”轉，“自轉”就是根據青年特點開展獨立活動。這些經驗，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1984年春節，胡耀邦在廣西邊防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