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際良
他為中國的命運感到悲哀
斯諾親眼看到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這塊廣闊富饒的黑土地上強取豪奪。然而，“我們新聞記者的腳步也趕不上中國軍隊撤退的速度，”他說，“我為中國的命運感到悲哀”。
1928年，年僅23歲的斯諾初到中國上海，在《密勒氏評論》報擔任助理編輯、旅遊記者。1929年，他在我國東北親眼看到駐紮在中國土地上的日本關東軍如何地橫行霸道——
在滿洲指揮部那些日本将軍的眼裡，這一片無際、充滿浪漫氣息的平原顯得十分誘人。它過去曾激起多少亞洲征服者的欲望，現在也使大和民族的武士們興奮不已……在滿洲的每一個日本人思想深處都有一種信念，那就是遲早都要把太陽旗插遍這裡的每一個角。
果然，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突襲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占領沈陽城。随後幾天之内侵占了安東、海城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此後的短短四個多月裡，整個東北的大好河山淪為日本的占領地。
斯諾期望看到中國軍隊的抵抗，然而他目睹的卻是在蔣介石“不要抵抗”等待“國聯調停”（美英法等國控制的“國際聯盟”不但未對日本進行任何制裁，反而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東北的所謂“特殊權利”）的命令下，除小部分的軍隊違令奮起抵抗外，均不戰而退，撤退到山海關内。
采訪是令人心碎的，因為我沒有看到兩軍對壘的戰況。看到的隻是沈陽街頭耀武揚威的日本騎兵和中國人一張張憤恨而痛苦的臉。我循着日本人進攻的炮聲趕到哈爾濱，那裡的廣場上已經飄揚起日本人的太陽旗；後來，我又追蹤到齊齊哈爾，看到的也隻是一個厮殺後不忍注目的戰場（指1931年11月，駐守齊齊哈爾的馬占山将軍違抗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隊在嫩江橋一線抵抗日軍的進攻）。田野裡到處橫陳着中國士兵和老百姓的屍體……因為統治者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們新聞記者的腳步也趕不上中國軍隊撤退的速度。
對于國民政府，斯諾批評道：“許多中國人義憤填膺，南京政府本來能有機會組織全國性的抵抗來取信于民，但它什麼也不做，還是那麼沒有骨氣。”
斯諾曾對好友、美國駐華副武官埃文思·卡爾遜說：“我為中國人難受了好長一段時間。我覺得中華民族不應該是一個任人宰割的民族啊！”
斯諾眼中的“英雄式”自衛
面對斯諾的提問，中國士兵端起插着刺刀的步槍敏捷地對空一刺，毫不含糊地說：“我用這個來對付日本兵。他們在殺我們的人，搶我們的土地，我當然要同他們拼命！”斯諾看到，中國人真的在抵抗了。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分三路突襲閘北，直指火車站。槍炮聲傳來，斯諾斷定這是日本開始了又一輪的軍事行動。他立即趕赴閘北火車站，找到車站站長，告訴他日本軍隊正在向火車站這邊逼近，提醒中國鐵路員工趕快撤走列車和難民。斯諾的及時通知，使得在日軍炮火打到車站之前及時搶救出許多車輛設備，大部分旅客、難民被疏散到了安全地帶。
斯諾匆匆趕到戰地，他看到日軍的裝甲車隆隆駛來，車上的機關槍冒着火舌，朝着中國軍隊防守的街區進攻。突然，斯諾看見一個中國士兵匍匐着爬進一所房子，從窗口上開槍向跟随在裝甲車後面的日本兵射擊。他又投出了一個手榴彈，在日軍裝甲車前爆炸了。接着，據守的中國軍人一齊開火。
斯諾匍匐在一條臭氣熏人的弄堂裡，觀察中日兩軍的激烈交火，子彈在他頭上嗖嗖地橫飛。他原以為中國人沒有膽量同日本人打仗，現在他十分興奮。半個小時後，他寫出了“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第一篇電訊《中國人抵抗了！》。美國的《紐約時報》等幾家大報立即發表了出來，在國際上引起了轟動。
戰鬥爆發後的第二天，斯諾到十九路軍前線指揮部采訪了蔡廷锴軍長。他問道：“你們為什麼沒有按照命令撤退，而是對日軍進行抵抗？”
蔡廷锴回答：“我們沒有挑起戰争，我們起來抵抗，是守土有責。我們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不一樣。我們不打算請‘國際聯盟’來拯救我們，我們要起來抵抗侵略者。”
斯諾又問：“你們能抵抗住日軍的優勢武器裝備嗎？”
蔡廷锴十分自信地說：“日本人有坦克、裝甲車、重炮、飛機和東方最強的艦隊，我們卻隻有步槍、機關槍和手榴彈。但是，我們的士氣很高。因為全國軍民都有權保衛自己，反對侵略和亡國的威脅。我的士兵懂得這個道理！”他還說：“美國記者先生，你可以到戰壕裡去問一問士兵們，會向你證實我所說的不是虛言。”
斯諾直奔不遠處中國軍隊據守在田野上的陣地。他看到，在隆冬零度以下的天氣裡，這些廣東來的士兵還都穿着單薄的軍衣，沒有大衣，戴着草帽，有的人甚至穿着短褲。他們的武器裝備和體魄都比日本兵遜色得多。田地裡有幾個墳堆上，士兵們在架設機關槍，警惕地凝視着前方，許多士兵正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挖掘戰壕，不停地忙碌着。
斯諾走近一個正在挖戰壕的士兵問道：“你願意跟日本人打仗嗎？”
中國士兵臉上慣有的善良微笑消失了。他端起插着刺刀的步槍敏捷地對空一刺，毫不含糊地說：“我用這個來對付日本兵。他們在殺我們的人，搶我們的土地，我當然要同他們拼命！”
斯諾在報道中寫道：“我将中國人的自衛看成是英雄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