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無償獻血的應急手段，互助獻血已經在中國存在了近20年。它幫助無數患者解決了用血難題，同時也成了非法血液買賣滋生的溫床。
按照國家衛計委的計劃，2018年3月31日是全國全面取消互助獻血的時間。從2018年4月1日起，除個别邊遠地區外，我國幾乎所有醫療機構的臨床用血将全部來自于公衆自願自發的無償獻血。
而在這背後，需要每個人拿出自己作為陌生人的善意，同時，也希望這份善意不被辜負。
血荒，血慌
張愛蘭最近一次收到丈夫周勇的病危通知書，是2018年2月5日。周勇患有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這是一種會導緻造血功能嚴重衰竭的血液病。
血小闆的數量決定着周勇的安危，血小闆數值一低，凝血功能将受到影響，他會開始出現各種出血症狀，吐血、便血、尿血。這是很多不同類型血液病患者都會面對的危機，《内科學》第八版的一組數據顯示：有62.24%的急性白血病患者最終死于因血小闆減少而造成的出血，其中，87%為顱内出血。而防止出血的方法隻有一個——輸注血小闆。
這些輸入患者體内的血小闆也來自捐獻。在我國，根據血液采集方式的不同，獻血可分為獻全血與獻成分血，前者就是我們常見的采集全部血液，而後者則是借助分離儀器，單獨采集某一種血液成分，單采血小闆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種捐獻。
通常，一個正常人的血小闆數值應該在100-300單位，而周勇的血小闆數值則經常在個位徘徊，這種時候，他每天至少要輸一個血小闆，以防止顱内出血的狀況發生。但不幸的是，顱内出血還是來了。張愛蘭握着周勇的腦CT報告，全身不停地抖，又一張病危通知書被放在了眼前，盡管從前簽過好幾次，但這一次，張愛蘭已經沒了簽字的力氣。
令張愛蘭沒有料到的是，同丈夫的顱内出血一同出現的，除了病危通知書，還有北京市衛計委和北京市紅十字會出台的京衛醫【2018】27号文件。文件中規定，從2018年2月10日開始，北京市将全面取消互助獻血。
此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第十五條規定：為保障公民臨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國家提倡并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一直以來，在臨床的實踐中，互助獻血一直是無償獻血的一種應急手段，特别是對于像周勇這種急需用血的血液病患者，在血庫存血量有限的狀況下，這種方式早已成了輕車熟路。隻要他的相關指标低至輸血标準，就可以在所在醫院開具《家庭互助獻血申請單》，填好單子、去醫院輸血科登記蓋章後，張愛蘭便可以聯系親友去北京市血液中心獻單采血小闆。拿到獻血證之後的兩到三天，血液中心會向醫院發配相應血量供周勇使用。
“27号文件”的出台意味着，從2018年2月10日開始，北京各大醫院臨床所需的所有血液隻能依賴無償獻血。
對于為什麼要選擇2月10日作為全面取消無償獻血的日期，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新聞發言人給出的解釋是，在春節放假前一周，離京回家過年的人數會大幅增加，除急診外，醫院手術量和相應的用血量都會下降。
隻是，這種考量在現實中忽略了一點——2017年，北京骨髓移植的手術量占全國接近一半，這座城市聚集着全國數量最多的血液病患者。此外，作為無償獻血主力軍的外來務工人員和大學生，已經休假返回家鄉。曾有數據顯示，北京市80%以上的無償獻血量來自于他們。
血荒出現了。作為血液病患者最不可或缺的成分血，血小闆嚴重短缺成了這場血荒中最大的問題。
血小闆是血液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各種侵害骨髓而形成造血功能低下的疾病，都會影響血小闆的質和量。當血小闆數降低時，很容易發生出血不止的現象。
由于公衆認知程度和捐獻方式的差異，無償獻血中，選擇單采血小闆的人數本就有限，再加上血小闆的保存期限最長隻有五天，無法大量囤積，因此，血小闆不足一直是一種常态。互助獻血是血液病人獲取血小闆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叫停互助獻血，這個群體面臨的将是巨大的用血缺口。焦慮的情緒在北京各大三甲醫院的血液病人家屬群中蔓延，“找血本來不該是病人的義務啊。但是這一次，找都沒處去找了。”
血液科的醫生們也不好過。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暫停了需要大量使用血小闆的移植手術，而血液科大夫趙雲所在的另一所三甲醫院則迎來了“史上春節最多病人”。移植倉裡的9位病人，其中一位是不做移植便會随時面臨複發的19歲女孩，但當時，醫院已經無法得到足夠多的血小闆，趙雲不得已對女孩家屬說了最壞的可能。
2月9日，北京市所有三甲醫院可以辦理互助獻血登記的最後一天。一大早，紅十字血液中心二樓的血小闆采集處門口，病人家屬早已在大風中排起了長隊，為了争奪一天僅有的300個互助獻血名額，隊伍中還有孕婦的身影。
同一天，北京航天中心醫院血液科在向北京市衛計委提交的《無償獻血請願書》中寫道，“每天中心血站公共庫僅能提供0-2個單采血小闆，而航天中心醫院血液科病房每日平均需要25-30個單采血小闆，中間存在巨大的缺口。”
該院血液科主任王靜波在朋友圈寫道，“看到一個個病人家屬在走廊裡蹲在地上哭，我心如刀絞，眼睛在流淚，心裡在流血。”那兩天，他們打遍了全國各地的移植電話，想把病人疏散到血液供應充足的城市，但收效甚微，她為此難以成眠，一閉上眼，眼前就有一袋血小闆在晃。
互助獻血與血販子
其實，包括王靜波在内的很多醫生都清楚，取消互助獻血是遲早的事，隻是沒想到一切來得這麼突然。
1998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正式實施，根據法律規定，我國實行無償獻血制度，禁止血液買賣，與此同時，互助獻血作為一種補充方式也具備了合法的身份。
但在此後的近11年間，互助獻血并沒有被啟用，直至2010年前後。那段期間，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增長了近兩萬個，增長速度遠高于無償獻血的采血量。2009年，個别城市開始出現血荒，一年後，形勢更加惡化，長春、青島、太原、南京、成都、昆明、南甯等多地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血庫告急，有的城市庫存不足三天，昆明則有八成以上的手術因為缺血被迫推遲。于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多個城市開始先後實施互助獻血。
對于互助獻血的實施，世界衛生組織（WHO）有多項限制條件，并對一個國家的互助獻血率有明确的警示——當互助獻血占無償獻血比例大于5%時，就存在血液非法買賣的風險。
現實中的狀況正是如此。“就算是親戚朋友排着抽一遍，也不夠啊。”當來自親友們的互助獻血無法滿足周勇的需求時，張愛蘭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去找血販子，過去兩年，她一共從血販子手裡買過60多個血小闆。
在我國主要城市三甲醫院的血液科病房中，都有血販子長期盤踞，他們有彼此泾渭分明的地盤劃分，明目張膽地和病人家屬讨價還價，沒有醫生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當病人實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的确能解決問題。”如果有醫生幹涉他們的業務，有時還會收到威脅信息。
血販子們越來越猖獗，不少城市的互助獻血率也一路攀升。廣西南甯互助獻血的比例曾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2014年時，甚至高達50%，列全國省會城市之首。
随之到來的是血液安全的問題。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曾對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獻血人群進行統計，統計結果令人震驚——由血販子操控的互助獻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無償獻血人群高一倍。而在南甯，2015年全年淘汰的達不到獻血标準的人中，互助獻血占81.54%。2016年，這個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50%。
“互助獻血對無償獻血來說是飲鸩止渴。”北京醫院輸血科主任、北京市輸血質量控制和改進中心主任宮濟武曾在接受采訪時如此說道，“互助獻血雖然表面上解決了血液緊張的問題，但是對于推進無償獻血事業來說是一劑毒藥。”
2015年，國家衛計委下發文要求各地加強互助獻血管理，原則上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啟動互助獻血，不斷降低互助獻血率。近兩三年，取消互助獻血則已成為大勢所趨。
2017年9月6日，廣西南甯公布了一起非法組織買賣血液犯罪團夥案的偵破過程。該團夥非法買賣血液逾80萬毫升，涉案金額達200餘萬元。最終，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處一年五個月至一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一天後，南甯對外宣布，全面停止互助獻血。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先後取消了互助獻血。
據衛計委公布的相關數據，經過各地共同努力，全國互助獻血率已經逐年降低，2016年降至3.2%，2017年進一步降至2.2%。但在這組數據的背後，北京則成了反例，由于血液病患者數量太多，北京的互助獻血比例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在年年提高，2017年，這一數字是21%。
北京市血液中心所在的馬甸橋附近的公交站牌早已全部淪陷。站牌的背面，“互助獻血”、“友誼獻血”、和更加直白的“有償獻血”都被打成粗壯的黑體字，配上電話印在新貼上不久的白紙上。但真正有過互助經驗的病人家屬，根本用不着去公交站牌後面尋找聯系方式。
血販子們活躍在各種血液病患者群衆中，每一個新客戶都由老病号介紹而來，他們熟練地詢問對方的病情、所在醫院和主治大夫的姓名，再去聯系願意有償獻血的“血人”。
周勇所在的醫院，血販子們有自己專屬的地盤，走廊邊上，或者輸血科門外的拐角。拉人詢問的時候，也非常直接，“全血還是血小闆，什麼型？”最嚣張的時候，血販子會直接把“血人”按照血型排成四隊，再把患者家屬拉到隊伍前面。“你是A？那你上這隊來！”
為了消滅這一狀況，北京市停止互助獻血也被提上了日程。2017年11月底，北京市衛計委曾組織多家醫院召開了一次會議，并在會上宣布，北京要在2018年3月31日之前叫停互助獻血，這也是國家衛計委設定的時間節點——除極個别邊遠地區以外，全國要在2018年3月底之前全面取消互助獻血。
陣痛期
在北京航天中心醫院向北京市衛計委提交的那份《無償獻血請願書》上，除了對巨大用血缺口的闡述，還有該院108名醫生和護士的簽名與手印，他們請求“醫護人員積極互助獻血為我院患者使用”，以及，“在我院建立采血小闆的采血點”。
由于單采血小闆需要從獻血者體内抽取血漿，分離出血小闆後再将其他成分回輸，因此，對獻血人和獻血地點的設備要求極高，全北京隻有馬甸橋紅十字血液中心、通州、密雲、延慶四個采集點，其他流動獻血車隻能獻全血。
2月9日，王靜波頂着大風把這份請願書送到了北京市衛計委，在她看來，在這個取消互助獻血的陣痛期中，這種院内互助的方式是為數不多的解決方案。
請願獲得允準後，北京航天中心醫院血液科的醫生和護士開始自發為患者獻血。兩天後，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也争取到了院内互助的機會。
這兩家醫院的病人家屬迅速成立了400餘人的獻血互助群，但能夠參與院内互助的名額有限，北大人民醫院為每天20人，其中血液科名額18人，兒科2人。後來，因為很多人不符合獻血條件，報名額度被放寬到40名。按照規定，這兩家醫院團體無償獻出的血小闆，将由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返回本院使用。
但與互助獻血不同，院内互助無法指定到個人，所謂“優先使用”隻能建立在病情需要的基礎上，簡單地說，就是誰的數值更低、誰的病情更重，誰才可以優先使用到院内互助的血小闆。因此，家屬在報名參加院内互助時，并不能保證自己的捐獻會使自己的親人受益，但即便如此，報名仍幾乎不需要号召，群裡每天上午10點開始統計第二天的報名，急等着救命血的家屬會在十幾分鐘内報滿名額。
與此同時，北京從全國各地調劑血小闆的新聞也不斷傳來。截至2月底，北京市衛計委從河北、山西、湖北、湖南等省向北京調劑了800餘單位的單采血小闆。山東等其他省份仍在陸續調入血小闆和紅細胞。
盡管狀況有所緩解，但巨大的用血缺口依然存在。根據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3月10日提供的數據，春節後兩周共發放血小闆2914治療單位，日均208治療單位。而這些血小闆，要供給全市176家醫院使用。
3月13日下午，北大人民醫院輸血科窗口内，是四五條搶着把化驗單伸進來的胳膊，還有十幾個等在窗外的患者家屬，而醫院的用血規則依然是“拼血”——比拼誰的數值更低，病情更重。
“沒人獻血，我也沒辦法啊！”輸血科的工作人員反複解釋。數值在10以上的病人家屬直接被勸了回去。等待的十幾個人中，有5人需要B型血小闆，而當天的門診隻有兩個B型血小闆。大家像是出牌一樣報出自己的數值，“1，4，6，8，10……”一番比拼之後，數值為“6”、排名第三的家屬臉上寫滿了失望。
血販子也依然存在。“27号文件”頒布之後，病人家屬一度集體抵制向血販子買血。“頒布政策就是被這些人害的，不是走投無路，誰樂意高價買血?”張愛蘭說。但仍有血販子每天在群裡打廣告、添加家屬的微信。
無法争取到院内互助的名額、或者所在的醫院無法院内互助時，患者家屬們仍然會找到血販子——
“能弄到AB闆嗎？”
“隻要提前一天訂。就能弄到。”
“那能保證輸給我的家人嗎？”
“這個保證不了。但是你不買，那肯定沒有。你買了，還有分到的可能。”
仍然有家屬出錢給血販子去買不知道會獻給誰的血小闆，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好歹增加了獻血量，而總量的增加，也會使他們得到血的幾率更大一些。
陌生人的善意
血荒期間，有多位醫生先後在微博上呼籲公衆去無償獻血，尤其是單采血小闆。發聲的同時，醫生們也率先挽起袖子做了示範。
讓移植倉内的病人做好最壞打算的趙雲獻了一個O型血小闆。微博紅人、北京積水潭醫院燒傷科醫生阿寶也在春節期間捐獻了血小闆，同一天，他還遇到了來自宣武醫院的同行。春節過後，前往北京市血液中心無償獻血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多。
隻是，一時的熱情解決不了血液科病人長久的用血需求。
“27号文件”在頒布時，也提出了一些長久的解決方案，比如将臨床用血醫療機構的自體輸血率提高到30%，這是一種在手術前存儲患者自己的血液，需要時再回輸給患者的方法，在澳大利亞和美國，臨床用血自體輸血的比例已經占到80%-90%。
此外，人工造血的技術也被看做是在未來消滅血荒的重要手段。但無論是自體輸血、還是人工造血，從意識普及到技術完善仍需假以時日。因此，目前，想要徹底消滅血荒，唯一的辦法隻有提高公民的獻血意識，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相信并願意無償獻血。
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2011年時，中國無償獻血人數僅占總人口的0.9%，遠遠低于同期美國日本及歐美等其他國家平均水平。美國同期的無償獻血率是6%、日本是7%。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當這個數值達到1%～3%才能滿足該國基本的供血需求。
由于人口基數過大，以及“互助獻血”的存在，我國的無償獻血率一直提升得很緩慢。從2011年到2014年，三年增幅隻有0.05%，2017年，這一數值首次突破1%，達到1.05%，終于及格。
早在2011年全國大面積出現血荒時，搜狐網就做過“中國人為什麼不願意獻血”的調查，排名前幾位的原因中有常識的問題，例如獻血是否會影響健康，是否安全；也有對用血制度的不解，“為什麼是無償獻血、有償使用？”對于這一點，來自官方的回答是，公民在臨床用血時繳納的費用，并不是血液的費用，而是用于血液采集、儲存、分離、檢驗等環節的成本費用。
所有原因中，最難以解決的是信任，有相當一部分參與調查者表示，用血信息不公開、獻血利益得不到保障等原因，會導緻他們不願意無償獻血。
近幾年，無償獻血的普及一直在這種信任的博弈中艱難推進。其中，武漢和深圳的經驗或許值得很多城市學習。
盡管取消了互助獻血，但武漢的全血和成分血供應仍十分充足。“單采血小闆本市用不完，還可以送到上海去用，武漢自己也是醫療重鎮，病人也很多，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血液問題獨立觀察員杜向軍在接受“丁香醫生”采訪時如此總結武漢的成功經驗，“一方面是宣傳教育、培養志願者團隊，還有就是考慮到與全血捐獻相比，血小闆捐獻在時間和路程上的成本較高，給予适當的物質補償。”
深圳作為全國極少的幾個從未推行過互助獻血的城市，60%的血液、100%的血小闆都來自定期捐獻者，而做到這一點依靠的則是不斷完善制度保障獻血者的利益。
按照國家衛計委的計劃，2018年3月31日，也就是昨天，便是互助獻血全面停止的時間，而從2018年4月1日起，除個别邊遠地區外，我國幾乎所有醫療機構的臨床用血将全部來自于公衆自願自發的無償獻血。
對于無償獻血，信任危機仍然普遍存在，而現實的危機則更加嚴峻，在燒傷科醫生阿寶看來，最根本的解決方法仍是來自陌生人的善意，“我們不能等世界完美了再去善良，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善良去讓這個世界完美。”
盡管這種想法透露着一種“不合時宜”的天真，但如果想讓血荒不再出現，這似乎又是我們每個人唯一能做到的事——一邊拿出信任、交付自己的善意，一邊期待它不會被辜負。
（文中周勇、張愛蘭、周雲均為化名）文章來源：每日人物（微信号：meiriren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