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良渚街道的美麗洲公園内，遠遠望去，像玉錐散落在湖中小島上。博物院外觀粗犷、大氣，灰黃色牆面沒有任何裝飾，與周圍綠草藍天碧湖的景緻相映成趣。博物院的主建築是四個長方體，被形象地稱為四個“收藏珍寶的盒子”。其中三座是展館，還有一座是辦公樓，院長馬東峰的辦公室就在辦公樓的二樓。
沒有西裝襯衫，辦公室裡的馬東峰穿着舒适的POLO衫和牛仔褲。43歲，頭發些許斑白，語速很快，一言一笑都透出他謙遜沉穩的學者風度。
與良渚的邂逅
在馬東峰口中，來到良渚博物院是機緣巧合的事。
2009年，杭州市組織領導幹部公選，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文物管理局有一個副局長崗位空缺，需要招聘有專業背景的幹部任職。當時馬東峰已經在杭州文物考古一線工作了12年。他報名參加了公選，并很幸運地被選中。“承蒙組織厚愛，但是壓力還是很大的。”回憶起往事，馬東峰感慨萬千。
“在考古方面我是老手，但剛上任時我在博物館方面卻還是個新手。”馬東峰如是說。
由于之前的考古和研究方向更多是在宋元時期，他自認為對良渚文明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來大量關于良渚遺址的資料，沒日沒夜地研讀。
良渚文明，是一支分布在中國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類型，距今已有五千餘年曆史。1936年，良渚遺址第一次被正式發現，這在當時的學術界掀起了一陣驚濤駭浪。
自現代考古學建立以來，已發掘出的實物證據隻能将中華文明史上溯到四千年前。随着良渚遺址發掘的不斷突破，大量詳實的證據确鑿地向世人昭示：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具有紮實的理論依據和實物證明。
“良渚文明被遺失得太久，被認識得太晚了！以緻它對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重要性被忽視了太久。”馬東峰略帶沉重地說。
當被問及良渚博物院的命名問題，馬東峰表示，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曆史的聖地。它的出現證實了早在5300—4300年前，中國社會已經進入文明時期，出現了“國家”形态。中華文明的起源與世界文明起源有共通點，是屬于全人類的寶貴遺産，具有突出的共同價值。“良渚文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獨特的了解世界起源史的方式，因此命名為博物院名副其實。”
良渚博物院的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館。博物院在2003年正式破土動工，在2008年10月落成。馬東峰認為“原來的展覽場地、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的傳播需要了”，所以才有了建新館的計劃。“博物館的職能不應隻是文物保護，它還承擔着社會教育、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責任。良渚博物院的誕生也基于此。”
“來到博物院後，對良渚文明的認知在一天天地深化，對其豐富而龐大的内涵也越來越着迷。”馬東峰回憶自己來到良渚之後的日子，覺得樂在其中。
良渚博物院内穿插設計了三個天井式主題庭院，運用中國園林建築的元素，點綴美人靠等建築小品。攝影徐訊/人民畫報闖入考古專業
青少年時期的馬東峰，恐怕不會想到自己會與考古結緣。
馬東峰出生于河南太康一戶普通的農家，在年少時期并沒有過多地想過“人生”“未來”一類詞彙。他說自己進入考古領域全靠緣分。
1992年，高考結束，學校和專業的選擇令他第一次站在了人生轉折點。“當年考得還不錯，但主要考慮的還是學校，對專業并沒有想太多。”馬東峰說。
“在高考志願欄裡我填上了北京大學。”馬東峰說當時的中國恰逢發展關鍵點，鄧小平視察南方，并就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講話，“下海”一詞在中國一時成為流行語，“于是沒有想太多就跟風報了經濟類專業。”
但他最終被調劑到了考古專業。“我們專業20多位同學，很多是被調劑到了這個有些‘冷門’的專業。”馬東峰笑着說。
當時，考古是衆人眼裡“比較清貧”“純學術”的學科。馬東峰進入這個專業後，有過思考，甚至有過動搖。然而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态踏踏實實了解了這門學科後，他選擇留了下來。馬東峰認為，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是和文化底蘊分不開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自然而然地就會有人喜歡考古。”
馬東峰的研究方向是宋元考古，因此1997年畢業後他沒有留京，也沒有回家鄉，而是來到曾為南宋都城的杭州繼續自己的研究。
馬東峰進入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潛心考古研究工作，杭州十年間接連幾個重大考古新發現，例如南宋恭聖仁烈皇後宅遺址考古、南宋臨安府治遺址考古、老虎洞官窯遺址考古等，都有他的參與。在他的辦公室裡，滿滿當當堆着各種遺址資料和報告，那都是他十幾年間田野發掘成果的積累。
馬東峰甚少提及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中的艱辛。他的同事說：“考古人性格中的謙遜堅韌、吃苦耐勞、甘于寂寞，在老馬的身上都表現得淋漓盡緻。”
馬東峰經常會親自上陣向各方來客介紹古老的良渚文明。在遺址保護與城市發展之間開一條路
曆史遺産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然而随着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曆史遺址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一直是馬東峰的一塊心病。
大遺址保護是個世界性難題。每一處大遺址都具有特殊性，幾乎沒有範例可供複制。這一點在良渚遺址的保護工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良渚遺址所處的區域特殊，餘杭區是杭州乃至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最具活力地區，也是杭州城市化推進的最前沿。而且，良渚遺址區所在地距離杭州中心城區僅15公裡。如何在保護遺址與城市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這是馬東峰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遺址區内的居民為遺址保護做出了很大犧牲。遺址保護雖然不容易，遺址區内居民的生活改善也不能不考慮。”馬東峰說。
早在2005年，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就開始實施《良渚遺址保護區文物保護補償辦法》，每年安排專項資金，開展村一級文物保護目标考核，根據考核結果下撥文物保護補償經費，對村集體經濟進行補償。
“老馬上任後，常常帶着人馬往周邊村落社區裡跑，考察村民的生活狀況，回來就着手修訂文物保護補償機制的具體條款。”回憶起馬東峰上任之初的情景，他的搭檔周黎明副院長說，“他想讓錢用在刀刃上，真正對遺址區内百姓的生活有所幫助。他是個很有人文情懷的人。”
文物保護補償經費不僅彌補了遺址區内村落在文物保護中的損失，還提高了基層百姓在保護文物工作中的主動性。這項制度也是全國首創，為全國大遺址保護提供了一種使文物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思路，彌補了全國在文物保護政策中文物保護補償領域的空白。
補償機制運作的11年間，補償範圍不斷擴大，由最初的11個行政村增加到24個行政村社區，實現了遺址區全面覆蓋。補償經費也大幅度提升，由最初的每年40萬元上升為590多萬元，杭州市和餘杭區兩級财政11年來已經累計發放3000多萬元。考核細則的不斷完善，基層村組織對文物保護工作的積極性不斷提高，這中間凝聚了馬東峰無數心血。
馬東峰認為，遺址保護是雙向的，隻要處理得當，遺址保護與城市發展不會産生必然矛盾，良渚博物院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2003年博物院未動工之前，這裡是良渚鎮的一個化工區。遺址區邊緣的山區地帶，還經營着30多家采石礦。在良渚博物院計劃動工，遺址區保護進一步推進後，采石礦逐步關停，重污染化工企業被遷走。“在遺址保護的過程中，百姓最大的感受就是周邊生态環境的改善，也更願意參與到文物保護工作中了。”馬東峰欣慰地說。
良渚博物院第三展廳《良渚文明》，通過展出琮、璧、钺等大量良渚時期的精品玉器，充分彰顯以用玉、崇玉為特征的良渚文明在中國和世界同期或同類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與影響。“想走出去，就得先改變自己”
從文物保管與陳列、學術研究、對外交流、展覽活動到服務參觀者，馬東峰都有着清晰的規劃。
“良渚博物院為研究、保護、傳播與傳承良渚文明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馬東峰說，“博物館的職責所在不應隻是單純的文物保護，更重要的是傳承和弘揚，讓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到我們的血脈中去。”
良渚博物院猶如一座解讀不完的文化寶庫。最讓馬東峰遺憾的，是很多參觀者一進博物院就腳步飛快，一圈下來仿佛什麼都看過了，又仿佛什麼都沒看到。要改變這一尴尬的狀況，就隻有“先改變自己”。
他上任院長以來的一條條計劃正在為此鋪路搭橋。
首先是提升博物院的展覽體驗。作為一個專題性博物院，展品數量肯定不如綜合性博物館那麼豐富，如何處理好展品與展館的邏輯，恰如其分地引導公衆了解完整的良渚文明，這是馬東峰一直在考慮的問題。為了讓觀衆在獲取大量曆史文化信息的同時，還不至于感到枯燥乏味，良渚博物院可謂費盡心機。
馬東峰的夢想是把良渚博物院變成一座“無牆的博物館”，讓它的影響力形成一股流動的力量。為此，良渚博物院舉辦了多項公益性活動，其中面向青少年的活動格外引人注意。
馬東峰特别介紹了良渚博物院這些年持續開展的一項社會教育活動——“北京大學全國中學生考古夏令營”。這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學與良渚博物院合作舉辦的項目，每年的參加對象都會涵蓋全國20多個省市的200多位優秀高中生。活動旨在讓他們近距離體驗考古工作，了解良渚文明。“不管他們考不考北大，學不學考古，良渚文明在他們心裡留下的印象将會持續發酵。”馬東峰說，“教育傳承的重點還要放在下一代身上。”
除此之外，在馬東峰的推動下，良渚博物院新浪官方微博、微信公衆号等多媒體平台也在穩步發展。
“到良渚博物院以來，越來越覺得責任重大。”馬東峰感慨，“還需要不斷學習新的傳播方式，才不會被時代落下。”
（本報道未署名圖片由良渚博物院提供）
2015年7月19日，第八屆全國中學生考古夏令營開營儀式在良渚博物院舉行。夏令營活動中，學生們實地接觸“真正的田野考古”，和考古學家一起踏查古代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