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蓉很宅。第一次見面約定的采訪地點是她家小區門口的咖啡廳，但楊蓉難得出門，都不知道那家店已經倒閉了，提前出來“踩點”才看到玻璃門上挂着鎖。不在劇組的日子，隻要沒有朋友邀約，她可以連續半個月都不出門，最遠隻是晚飯後到樓下的花園去遛狗。最近她迷上了在家種辣椒，拍照記錄每一棵嫩芽破土的過程。
觀衆記住的楊蓉大多是《少年天子》裡惹人憐愛的佟妃或者《少年包青天3》裡機靈的小風筝。十幾年過去，楊蓉從沒間斷拍戲，但除了作品，她鮮有新聞，也不常出席商業活動，沒工作時甚至不會主動和團隊聯系。大多數時候她獨自生活，客廳和餐廳打通，不算小的空間裡隻放了一個餐桌，一個西廚操作台，一架鋼琴和一個精緻的小沙發。生活過得規律又健康：八九點起床，鍛煉一個半小時，吃午飯，看看手上的劇本或者喜歡的書和電影，吃完晚飯下樓遛狗，回來做一些心靈禅修的自我梳理練習，就準備睡覺了。難以相信這是一個女演員的日常作息，簡單到顯得對事業沒有什麼進取心。
直到一場意外讓她的私人生活進入公衆視野。2017年11月，北京一家幼兒園疑似虐待兒童的新聞被爆出。從功利的公關角度來說，明星一般不會選擇就社會新聞發表看法，章子怡以人母的身份第一個站出來追問真相已經被贊為勇敢，轉發她的微博成了又安全又妥帖的選擇。
事情逐漸發酵的當晚，楊蓉一夜沒睡，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4歲時被媽媽同事的兒子猥亵的經曆。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寫出來，發在微博上。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第一次有内地女明星願意坦承自己曾經被性侵。這也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剖白自己的私生活。
她絕不是那種樂于引起外界關注的女演員。現階段的楊蓉能演女一号，但大多是精緻的小制作，媒體寫她的專訪，最愛用的标題是“戲好人不紅”，在百度搜索她的名字，第一條結果是“楊蓉為什麼一直沒紅起來呢”，周圍人都顯得比她更着急。
楊蓉知道這條微博發出去一定會引發一些争議，但沒想到是直接“炸了”，一條接着一條講述類似遭遇的評論湧進來，原來有這麼多女性都經曆過差不多的事，她形容那種感覺“太震撼了”。
當時包括《人物》雜志在内的很多媒體都聯系楊蓉希望采訪她，但都被拒絕了，她隻通過經紀人對外表示，“想說的都在微博裡說過了，謝謝大家關心”，從此沒再公開談論過這件事。
她再一次回到自己的世界裡。
和同齡的演員比，出道很早的楊蓉身上有從1990年代走過來的“老派藝人”的一面。比如她幾乎沒有私生活绯聞，從不曝光自己的感情。團隊曾經想為楊蓉接一個視頻節目，但因為需要到她家裡去拍，被楊蓉堅決拒絕：“Noway”。
雖然今年才36歲，但楊蓉已經出道足足20年了。她人生的第一部電影就是和謝晉這樣的大導演合作，不到16歲被特招進了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大一接拍電視劇已經是女一号。
一路以來的順利，讓楊蓉身上從沒有一定要為自己争取什麼的焦慮感。大學時趙寶剛導演到學校為《像霧像雨又像風》選女主角，副導演通知她和師姐羅海瓊去試鏡。楊蓉一看表已經晚上9點半了，要出門就得重新化妝選衣服，12點前也許都回不到宿舍，想到第二天6點還要早起出晨功，就回話說要不然明天吧。第二天傍晚下了課她才趕過去，劇組已經和羅海瓊簽了約。趙寶剛看她條件不錯，給她一張名片，囑咐楊蓉如果到北京可以和他聯系，也許有機會合作。那張名片楊蓉一直留着，但從沒有撥過上面印着的電話号碼。
因為年齡比身邊的同學都小3歲左右，再加上臉上總挂着甜笑，楊蓉上學時受到周圍人很多照顧，也許正因為這樣，她單純的心性得以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她也不擅長給自己的事業做規劃，沒有經紀人，接戲常常憑着個人喜好，用她自己的話說，那幾年演遍了各種“善良大方溫柔典雅”的角色。
談起她曾經的發展，于正用“懶散”概括，一年隻拍最多兩部戲，也從不給自己做宣傳。他們曾經是上戲表演系的同班同學，和楊蓉的順風順水不一樣，于正畢業以後跟随香港導演李慧民學習寫劇本，過了幾年沒錢吃飯寄人籬下的生活，渴望着成功。
他們倆的合作開始于一次巧合。當時于正正在籌備古裝喜劇《歡喜婆婆俏媳婦》，原本定好的女二号在開機前來不了了，他想來想去想到了老同學楊蓉。那是一個嫁了八次還沒嫁掉，需要扮醜的角色，出于幫忙的性質，楊蓉沒怎麼猶豫就答應了。于正看她對角色不挑不揀願意犧牲形象，盡管外形不是最合适，但籌備《宮》系列第二部的時候，又找她演大反派。
沖着第一部全民轟動級别的人氣，楊蓉接了，但内心既不願意當壞人，又不願意給别人做陪襯，演得心不甘情不願。于正看出她的抗拒，去找她談話，不留情面地問：“這麼多年你為什麼沒有紅，你不覺得你應該從自己身上去找找原因嗎？”
從那以後，楊蓉簽約了于正的工作室（後更名為歡娛影視），開始一部接着一部演壞女人，在表演上給自己找突破。但生活中，她依然還是原來溫柔随和的樣子。歡娛影視參與投資和制作的古裝IP劇《鳳囚凰》原本定了楊蓉演女一号，卻在臨開機前被質疑她人氣不夠，換了别的演員。經受這樣的尴尬，楊蓉一聲沒吭，一直在媒體面前表達對公司和老闆的理解。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于正也一再強調楊蓉“特别好合作，沒什麼毛病，比較佛系，不争不搶的”。
越是接觸眼前的楊蓉，越是難以想象，她會有勇氣選擇站出來聊“那件事”。但寫出來，或許意味着某種程度的終結。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是，她此後對媒體保持了長久的沉默。
新聞熱點再轟動，一周也退燒了。這條微博一直靜靜在那兒，慢慢在時間線下沉，被更新鮮的動态取代，但這并不影響評論一天天繼續增長，半年過去，已經累積超過了16萬。它已經成了一個樹洞，很多留言開頭的第一句都是“我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
半年後，終于答應采訪邀約的楊蓉對這件事依然不太願意談論過多，“我不擅長做一個女權鬥士或者人道主義專家，很難去在公衆面前侃侃而談這件事。”她說自己發那條微博并不是以女明星的身份，而是以一個女性的身份：“當所有人都避而不談的話，對黑暗裡的人其實是一種縱容。”
口述=楊蓉
一
個人空間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很想要自由地生活，想幹嘛就可以幹嘛，所以我很享受我自己如果沒有工作的時候一個人在家，像他們（工作人員）平時都見不到我。
年前他們說要來我家做節目，Noway!我确實是藝人，也願意把30多年的生活經驗去和大家分享，但具體到我每天吃什麼、做什麼、睡在什麼樣的床上，就不必了吧。
我也知道這樣的性格不利于所謂的“走紅”，我覺得這可能跟我從小的家庭包括我開始學表演的時候的環境都有關系，其實都是比較傳統的。在我的概念當中，演員的工作就是去把那個角色演好就OK了。我剛開始拍戲的時候，演員有經紀人都是會被罵的，你必須親自去和制片人、導演見面聊角色。我大三的時候和郭曉東拍了一個戲叫《西街女》，導演張進戰老師以前一直跟着陳凱歌做執行導演。我印象特别深，他當時和我說，楊蓉你記好了啊，你什麼時候有經紀人，什麼時候就不要和我聯系了。
所以我剛拍戲的差不多前10年都是沒有經紀人的，接戲非常被動，都是合作過的班底才會來找我，連片酬都是自己談，要去簽合同之前，問問我的同學們你現在大概多少錢啊，我才知道大概我應該要多少。
我記得剛拍完《少年天子》和《少年包青天3》的時候，那個香港的制片人就跟我說，楊蓉你要做宣傳，我覺得嗯？我要做這些？他說對呀，還會給我講一些他知道的别人在做的方法，我還很天真，覺得好像這個我不需要啊。
直到現在很多粉絲還會留言說他們覺得《少年天子》那部戲是經典，問我現在為什麼看不到那樣的戲了。
它的創作環境是無法複制的，當年就是一群剛剛畢業的年輕戲劇人，住在順義一個很偏遠的四合院裡，編劇劉恒老師也住那兒。有人做飯，每天吃飯的時候所有人都下來，10個人一桌，邊吃邊聊的都是你昨天那場戲怎麼回事，我怎麼演能更好。它不能出不了好戲。
那個戲一共40集，我們拍了整整半年。放到現在是不可想象的，現在一個劇組AB組同時開工，40集的戲必須要兩個月60天就得拍完。我曾經拍過一個港台的戲，同時開了ABCD四個組，一個組收工工作人員可以休息了，我跟王學兵兩個人沒有睡覺的時間，隻有一兩個小時洗洗澡重新上妝，再去下一個組拍。最長連拍了三天，拍到最後人已經木了，導演說話你會覺得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一個聲音，然後要反應一下他說什麼？哦，他是這個意思。
《宮鎖連城》劇照二
現在想想以前的觀念有點可笑，但我這個人有點被動，後來大家早已經都變了，我還沒有意識到。剛好在那個時候，我拍幾個戲都沒有很好的結果，甚至其中有兩部都是大女主的戲，到今天都沒有播出，你才會意識到數據也是有用的。
這時候我接到了于正的電話。我們是上戲表演系的同班同學，以前合作過一部《歡喜婆婆》，他說希望跟我有第二次合作。我當然非常高興，因為《宮1》當時的那個轟動程度，從自私的角度說，我确實需要一個讓我能夠被更多人看到的戲。但看完劇本我就崩潰了，我想說我是這麼好的一個人，你為什麼要來找我演那樣一個角色？
那是大反派，從小嬌生慣養的大小姐，總覺得所有東西都是自己的，什麼都要占有，見不得别人好，總要害這個害那個，坦白說那個角色我确實沒有找到信念感。甚至後來拍的那兩個月我的心情都很糟糕，我不想去演壞人，也不想去襯托别人。
在劇組，我從來沒有主動說過自己的糾結，但和我演對手戲的王琳姐她們都能感受到我那個狀态。王琳姐很有經驗，她就勸我，說演反派挺爽的，你演女一号一定要很端莊很優雅那樣的，但是反派想怎麼演就怎麼演，最過瘾。
我的内心沒有達到那個力量，可是導演說楊蓉你不夠壞，你的眼神不夠，我就必須得去找一些外部的技巧把我的内心填充進去，靠比較外放的套路去演完了。這個戲播的時候，包括直到現在，我沒有去好好看過一遍。我媽跟我轉述了一個我表姐的看法。她說蓉蓉我怎麼看你都是好人，你那個壞一看就是演出來的。
她其實是想安慰我，告訴我她知道我不是壞人，但是我聽了就知道是我沒演好。演完這個角色，我心裡的包袱就被沖破了，世界觀整個被打開了，後來将近有兩年的時間，自己主動演了好多反派。
到拍《雲中歌》的時候，有一場戲是我和包貝爾的對手戲，他的角色要很兇地來質問我。他很在意那場戲，準備了很久，調動自己的情緒準備爆發。我完全沒有準備。現場有一杯茶，演的時候我拿起茶來聞了一下，輕聲地說，“好香的茶呀，昌邑王有什麼事，咱們坐下來慢慢聊。”我完全不跟着他走，也不需要大喊大叫或者怎麼樣，但是那個氣場已經慢慢就出來了。
演這樣的戲，對數據的提升是立竿見影的，我在《宮2》之前，演了10年女主角，但微博粉絲就幾萬。現在将近900萬，都是最近幾年才漲起來的。
但是反派也有演煩的時候，演了兩年，各種壞的類型都演過了，我覺得暫時來講是突破不了了，就需要一些新的能量，會去刻意選一些比較好的角色，像《情定三生》就演了一個“從畫中走出來的女人”。
那幾年大家總說我演不了女主角，公司就幫我算是量身定制了《美人為餡》，從那以後演了挺多現代戲，包括馬上要播的《沙海》，但問題在于我發現這兩年我又一直在演很活潑很二的角色，總是二加二加二再加二以後，就會又變成一種模式，所以接下來可能又會想要變一變。
記者總是愛問我演女主角也不夠紅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大家對楊蓉的一種鼓勵和褒獎吧。但紅的定義是什麼？每個人都不同。我從15歲拍第一部戲到今天，見到了身邊太多朋友一夜爆紅，但是演員這個行業的壓力是無形的，紅不了，你會痛苦，紅了你想要更紅，也痛苦，如願站在金字塔頂端，你會害怕自己有一天就不那麼紅了，怕被後來的人代替，還是痛苦。當你看清了很多事情以後，就會放下很多。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個大數據時代，流量、人氣，成了很多事情決定性的因素。
你問我《鳳囚凰》被換角的事，其實最後官宣的結果，我是在微博和大家同一時間知道的。發布大概兩個多小時後，于老闆給我發了一條微信，說蓉蓉我們見面聊聊吧。我說我現在不想聊，過段時間再說吧，他說好。我很生氣，不是因為曾經允諾我的角色換了别人，而是他居然事先都沒有跟我說一聲就直接對外公布了，我是不是他的藝人？我是不是他的朋友？
其實我早就做了不演的準備，但是以這種方式得知這個結果，确實讓我有些難以接受。大概一周以後，我和于老闆見了一面，那是一次終身難忘的談話。我不會告訴你們我們談了什麼，我隻能說兩個認識快20年的朋友是沒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的。
三
寫那篇關于性侵的文章，是我唯一一次在微博上比較深入地談論自己的私生活。
那天我看到一個新聞視頻，是關于幼兒園孩子的。我一個晚上沒睡着，想起了我自己4歲的一段經曆。
媽媽同事的兒子，一個被我叫做叔叔的人，說帶我去自己家裡玩一會兒，讓我躺在屋裡唯一的一張木質單人床上，說要玩個遊戲，讓我分開雙腿，然後自己爬上去……
要不要把它寫出來？我猶豫了很久，心裡有兩個小人在打架。畢竟我算是一個公衆人物，這又是一件聽起來不那麼……光彩的事情，如果我不說出來，就不會有人知道。
其實當年我也和自己的父母說了，我父親氣得發抖，說要拿刀去砍他。我媽媽問我，他脫你衣服了嗎？我搖搖頭，後來這件事就再沒人提起了，他們隻是把我更加嚴格地看護起來，我知道這就是出于“不光彩”的考慮。那時候我很小，無力去對抗什麼，但是現在長大了，我有能力有勇氣去面對它，去放下它。當所有人都避而不談的話，對某些人其實是一種放縱，是一種縱容。
真正決定以後，寫出來隻花了不到半個小時。這個事情最終我沒有去跟爸媽商量，但是因為我工作的關系，肯定要對工作人員有個交代。我和他們說我要發這麼一個東西，我的經紀人很快就回複了，說好。他是男性，事後他才和我說，他當時以為我寫的是一個從别處聽來的故事，壓根沒有去想這是發生在誰身上的。
發之前我想到那篇文章會有很多評論，但沒想到效果是直接“炸了”。有很多媒體通過經紀人來找我采訪，我都推了。因為你們問我，我也不知道要再說什麼了。我不擅長做一個女權鬥士或者人道主義專家，很難去在公衆面前侃侃而談這件事。
我發那篇微博更多是以一個女性的角度，而不是一個演員或者怎麼樣。我隻能從我自己的經曆出發，去告訴大家，其實你刻意去回避，就永遠無法真正放下。我4歲時所有的事情都不記得了，但那件事發生的瞬間，甚至是那天空氣的味道、溫度，那時我的焦慮和恐懼，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發了之後我才真正體會到，這種事情吧，你去面對它比你去逃避它可能更有意義。你說出來了，反而就放下了。
我爸爸不上網，媽媽偶爾會看微博，過了這麼久，我相信她一定看過了那篇文章，但她至今沒有和我聊過這件事。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太敢直接和我說什麼，都是隐去這件事，給我打電話說“抱抱狗狗”。我也一直有收到很多朋友的微信，有人說蓉蓉你好勇敢，有人給我講她也有過類似的經曆。
最震撼的是，我親眼看着講述自己遭遇的評論一條一條湧進來，尤其是很多人會說這是她第一次有勇氣說出來。直到今天，那條微博還不斷有新的留言，甚至有的評論140個字放不下，要用截圖的方式發上來，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數量不小的事情。我相信我說出來以後，會有更多的人願意站出來去為了未來不要再有人受這樣子傷害而努力。每一個在我微博下留言去講自己故事的人都是一個勇敢者，我很尊敬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