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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居爾對我抱怨這裡的天氣，一開始我還不明白他在說什麼。就算菲雅爾塔濕漉漉、灰蒙蒙、溫室一般的基本狀況可以被稱為“天氣”，它也和我們用來充當話題的任何事物都搭不上邊。比如說，尼娜的瘦胳膊肘就是現成的話題，正好托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間。要不可以說說誰扔下的一點錫箔紙頭，正在遠處的鵝卵石街道中間閃閃發光。
                  我們四個人繼續往前走，隐隐覺得到前面會買點什麼。“上帝啊，好一個印第安人！”費迪南德突然興緻盎然地叫道，猛地用胳膊肘搗搗我，指着一張海報讓我看。再往前走走，在一處噴泉附近，他把他的棒棒糖送給了一個當地孩子，是一個皮膚黝黑的小女孩，好看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珠子項鍊。我們停下來等他，隻見他俯身對她說話，沖着她低垂的烏黑睫毛。随後他趕上了我們，咧嘴笑笑，發了一番議論，他平時就喜歡用這樣的議論給他的言談加佐料。後來他的注意力被陳列在紀念品商店裡的一件倒黴玩意吸引過去：一件極差的大理石制品，仿的是聖喬治山，底座上露出一道黑溝，其實那是墨水池的出口，還有一個擱筆架，造得像鐵軌的樣子。他大張着嘴，嘴唇抖抖索索想來幾句譏諷話擺擺譜，兩手捧起那個笨重的、落滿灰塵的、極不牢靠的東西，翻轉一下，也沒讨價還價就買了下來。然後他拿着那個怪物走了出來，仍然大張着嘴。他就像某個被圍在駝背和矮子中間的獨裁者，喜歡的也是這樣那樣的醜東西。這股迷戀勁少則持續五分鐘，多則長達好幾天；如果那東西是個活物，那就要迷得更久一些。
                  尼娜想吃午飯，拐彎抹角地提了一下。費迪南德和塞居爾在一家郵局前停了下來，我便抓住這個機會匆匆帶她走了。我至今仍不明白她對我到底意味着什麼，這個長着窄肩膀和“抒情詩一般的四肢”（這是一位裝模作樣的流亡詩人的話，他是追随她、對她發出柏拉圖式贊歎的幾個男人之一）的又小又黑的女人。如今我更不明白的是命運當時老把我們湊到一起，究竟是何目的。那次在巴黎逗留以後，我又有很長時間沒見過她。後來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裡，發現她正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端詳着她那隻戴着絲綢手套的手。那手套的質地就像在陶恩沁恩大街(11)上廉價買來的襪子，透出一枚閃閃發亮的結婚戒指。有一次有人給我看一本時裝雜志，裡面登有她的一幅照片，背景是秋風蕭瑟的高爾夫球場，到處是落葉和手套。在某一年的聖誕節，她寄來明信片，上面畫着雪和星星。在裡維埃拉的一處海濱，她戴着一副墨鏡，皮膚曬得像赤陶土的顔色，我險些沒注意到是她。又有一次，我出差時間沒有安排好，中途落腳在一些陌生人的家裡，他們正在開派對，我看見衣帽架上挂着許多外國式樣的吓人衣服，其中有她的圍巾和皮外衣。還有一次是在一家書店，她正在讀一本她丈夫寫的小說，讀到某一頁時擡眼朝我點頭。那一頁正好講到一個女仆，是個插曲人物，不過作者無意之間偷用了尼娜的形象：“她的臉，”作者寫道，“與其說是工筆嚴謹的畫像，不如說是造物者随意拍下的快照，因此每當……他試圖想象這張臉時，能夠在腦海中成形的隻是些互不相關的特征，一一閃現，轉瞬而逝：陽光下她的顴骨柔和的輪廓，機靈的眼睛裡琥珀一般的褐色暗影，嘴唇揚起一個友好的微笑，随時準備變成熱烈的親吻。”
                  一次又一次，她匆匆出現在我生活的邊緣，一點沒有影響我生活的基本内容。一個夏天早晨（是星期五——因為家裡的女仆們正把地毯拿到陽光下灰塵飛揚的院子裡拍打），家裡人都去了鄉下，我懶洋洋地躺在床上抽煙，突然聽見門鈴震天響——原來是她站在門廳裡，急急忙忙地沖進來，要寄放一隻發夾（這是順帶留下的）和一個貼着旅館标簽的箱子（這是主要留下的）。兩個星期後，一個可愛的奧地利男孩替她取走了箱子。那個男孩（根據他身上不太明顯卻又确實存在的一些特征來看）也是我所在的那個世界性組織的成員。有時候，談話間會提到她的名字，而她順着某個偶然說出的句子跑下層層台階，頭也不回。在比利牛斯山旅遊時，我在一個城堡别墅住了一個星期，當時她和費迪南德碰巧跟别墅的主人一家一起在這裡小住。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到那裡的第一個夜晚：我等了不知多久；本來确有把握，不用告訴她，她就會偷偷來我房間的，可她并沒有來。成千上萬的蟋蟀在石頭花園參差不齊的石縫深處喧鬧，那聲音和月光一起灑滿花園，小溪瘋狂地奔湧流淌。我一整天在山腳下的碎石堆裡打獵，回來困得要命，真想像南方人一樣無憂無慮地倒頭就睡，卻又狂熱地渴望她偷偷過來，渴望低低的笑聲，渴望看見天鵝絨裝飾的高跟拖鞋上露出的粉紅色腳踝，就這樣在困意和渴望間掙紮。然而一夜折騰過去，她還是沒有來。第二天，大家一起到山裡閑逛，路上我告訴她我等了一夜，她驚慌地緊握兩手——還馬上快速地瞥了一眼，看看正在打着手勢交談的費迪和他的朋友是否已經走遠，留下模糊了背影。我記得有一次我橫跨半個歐洲給她打電話（為她丈夫生意上的事情），剛開始沒聽出她狂呼亂叫的聲音。還記得有一次我夢見了她：夢裡我的大女兒跑進來告訴我，說看門人遇上了大麻煩——我下樓去看，隻見尼娜躺在一個箱子上呼呼大睡，頭枕着一卷細麻布，嘴唇蒼白，身上裹着一塊羊毛方巾，就像凄凄慘慘的難民睡在被上帝遺棄了的火車站一樣。不論我發生了什麼，她發生了什麼，或者我倆都發生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讨論過任何事情，好像我們在命運有轉機之時根本沒有想過對方一般。所以當我們相遇時，生活的步伐馬上發生了變化，所有的原子重新進行了組合，我們活在了另一種更輕的時空中，這種時空不用漫長的分離來計算，而是用幾次短短的相聚來計算：有了幾次這樣的短聚，一場短暫的、可能無足輕重的人生就人為地形成了。我們見面每多一次，我的憂慮就添一分：不——我沒有經曆後院起火的感情災難，悲劇的影子沒有籠罩我們的狂歡，我的婚姻生活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另一方面，她那不拘一格的丈夫對她的風流韻事也不聞不問，其實他會從中撈到好處，拉些好交往又有用的關系。我之所以添了憂慮，是因為某種可愛的、精緻的、不可重複的東西即将消耗殆盡：我沒有珍惜這麼好的東西，在過于匆忙之中隻可憐巴巴地扯下了幾塊閃光的外皮，卻将不太閃亮但堪稱精華的核心棄之一旁。也許這種真正的精華一直在傷心低語，提醒我注意，我卻不予理睬。我之所以添了憂慮，還因為到頭來我不知為何正在接受尼娜的生活，接受其中的謊言、空虛和無聊。即使沒有任何感情上的沖突，我也不由自主地覺得一定要為自己的存在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且不說合乎道德的解釋了。這就意味着我要在兩個世界之間做出選擇：一個是我的現實世界，我像畫肖像一般端坐着，身旁是我的妻子、我的兩個小女兒、那條短毛德國獵犬（還有田園詩一般的花冠、一枚私章戒指、一支細長的藤杖），一個幸福、智慧、美好的世界……另一個是什麼樣的世界呢？真能有實實在在的機會與尼娜一起生活嗎？我簡直無法想象，因為我知道，這種生活會被無法忍受的強烈痛苦擊穿，它的每時每刻都會意識到那段過去，處處是衆多行蹤不定的伴侶。不行，這樣的事情太荒唐。再說了，難道沒有比愛情更強大的東西把她牢牢捆在她丈夫身邊，讓兩個囚犯之間結下牢不可破的友誼？荒唐！可是話說回來，尼娜，我拿你怎麼辦呢？你我那些看似無憂無慮、其實終無結果的會面，逐漸積累，形成了一個裝滿悲傷的倉庫，我又該如何安置這個倉庫呢？
                  菲雅爾塔由舊城和新城兩部分組成，随處可見過去和現在糾纏交錯，相互撕扯，不是想擺脫對方，就是想把對方排擠出局。它們各有招式：新來的出招光明正大——引進棕榈樹，組建漂亮的旅行社，在平坦的紅色網球場上畫些奶油色的線條。老手們則暗中使勁，從某個角落背後悄悄伸出一條岔路小徑，或幾級不知通向何處的台階。在去旅館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座建了一半的白色别墅，裡面雜亂無章，一面牆上又畫着和先前一樣的大象，它們巨大的肉鼓鼓的膝蓋分得很開，都坐在花裡胡哨的大鼓上。馬戲女騎師（已經用鉛筆畫上了八字胡）一身飄逸裝束，端坐在一匹闊背駿馬上；小醜鼻頭像個西紅柿，正在走鋼索，打着一把傘保持平衡，傘上面裝飾着反複閃現的星星——隐約象征着雜技演員對天堂般故鄉的追憶。這裡就是菲雅爾塔的裡維埃拉，濕漉漉的卵石路被軋輾得更厲害，海水懶洋洋的歎息聲也聽得更清楚。在旅館的後院，一個廚房夥計提着一把刀，正在追逐一隻母雞，母雞咯咯亂叫，狂奔逃命。一位擦鞋匠咧着沒牙的嘴沖我笑笑，把他的古老寶座讓給我。懸鈴木樹下停着一輛德國制造的摩托車，一輛濺滿了泥點的大轎車，還有一輛黃色的加長伊卡魯斯小轎車，看上去就像一隻巨大的聖甲蟲（“那是我們的車——我是說那是塞居爾的車，”尼娜說，又補充道，“維克多，何不跟我們一起走？”不過她很清楚我不會和他們一起去的）。藍天和樹枝投影在小轎車鞘翅的亮漆裡，如一幅水粉畫；車燈形如炸彈，我們自己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映在一個車燈的金屬蓋上；車身凸出的表面中走動着一些細瘦的行人身影，像電影放映一般。又走了幾步，我回頭一瞥，幾乎直覺就預見到了一個鐘頭或更久以後真實發生的事情：他們三個人戴上乘車安全帽，坐進車裡，微笑着朝我揮手。在我看來他們像鬼一樣透明，塵世的顔色穿透他們，閃閃而過。然後車子就啟動了，遠去了，消失了（最後消失的是尼娜揮着十個指頭的告别）。不過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那輛車仍然停在那裡，一動不動，像個雞蛋那樣又光又圓。我伸出胳膊，護着尼娜走進一個一側長着月桂樹的門道，就在我們坐下時，能從窗戶裡看見費迪南德和塞居爾。他倆走的是另一條路，現在緩緩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