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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化似乎不希望放過任何一件會讓她超級敏感的事情，所以讓她耳朵有點背。有時候正在吃飯，我們會突然發現小姐豐滿的臉頰上滾下兩顆淚珠來。“不用管我。”她會小聲說，繼續吃飯，直到沒有擦去的眼淚模糊了雙眼。這時她會傷心地打個嗝，站起來，跌跌撞撞地走出餐廳。後來慢慢知道了實情。比如說，大家的談話主題轉向了我叔叔指揮的軍艦上，她就覺得這是變着法子諷刺瑞士沒有海軍。要麼就是她猜想隻要說起法語來，那就是故意設局，不讓她主導談話，不讓她重視談話内容。可憐的女士，餐桌上明明說着她能聽懂的話，她卻偏要緊緊張張、慌慌忙忙地控制談話，于是談話轉回俄語，她聽不懂也就不足為怪了。
                  “先生，貴國的國會情況如何？”她會突然從她所坐的餐桌另一頭大聲地向我父親提問，而父親煩了一天後，并不真的想和一個既不關心也不了解國家大事的世外怪人共商國是。以為有人說起音樂，她便會滔滔不絕：“可是，寂靜也挺美的。何必呢，有天晚上，在阿爾卑斯山的一個荒涼山谷裡，我确實聽見了寂靜。”尤其是後來她越來越聾，沒人問問題，她反而答話，說的都是這類俏皮話，結果引起的隻是一片痛苦的沉默，而不是逗得大家輕松愉快地閑聊起來。
                  說真的，她的法語非常好聽！她珍珠般的法語流水般傾瀉出來，陽光般噴薄出來，感覺之純真，就如同拉辛虔誠詩行裡用頭韻體描寫罪惡一樣，這時我們還會在乎她淺薄的文化、暴躁的脾氣、平庸的思想嗎？教會我欣賞真正詩歌的是父親的圖書館，而不是她那有限的知識，但盡管如此，她的母語中有清澈華美之氣，對我産生了特殊的振奮作用，就像白花花的嗅鹽可以用來淨化血液一樣。這也是我現在想到小姐說話聲音就難過的原因。那時小姐看到自己大象般的身體裡發出來的夜莺般的聲音不受欣賞，不受重視，肯定覺得痛苦。她在我們家待的時間很長，太長了，一直固守着一個希望，希望有朝一日奇迹出現，把她變成朗布依埃夫人(13)那樣的人，辦起一個金箔錦緞裝飾的沙龍，在她精彩咒語的影響下，吸引來詩人、王子和政治家。
                  要不是因為一個叫蘭斯基的人，她還會如此希望下去。蘭斯基是一個年輕的俄國家教，眼睛有點近視，持有強烈的政治觀點，曾經給我們教過很多門課，還參加我們的體育活動。他之前還有過幾位俄國家教，沒有一個是小姐喜歡的。不過對他，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le  comble”(14)。蘭斯基雖然敬重我父親，但不大欣賞我們家的某些方面，比如男仆和法語。他認為說法語是貴族習俗，在一個自由主義家庭中沒有好處。另一方面，小姐堅信，蘭斯基要是隻用簡單的哼哼聲（因為他不會用更好使的語言，哼哼聲便帶點德語的味道）來回答她直截了當的問題，那并不是因為他不懂法語，而是因為他想當衆羞辱她。
                  我現在能聽到也能看到小姐請求蘭斯基把面包遞給她，聲音優美動聽，但上嘴唇微微顫動，讓人覺得要出事。我同樣也能聽到并看到蘭斯基若無其事地喝着湯，裝作一點聽不懂法語的樣子。終于小姐忍無可忍，狠狠說聲“Pardon,  Monsieur”(15)，伸手徑直探過蘭斯基的盤子，一把抓起面包籃，回身坐下時又說一聲：“Merci！”(16)那聲音充滿譏諷，以緻蘭斯基那毛茸茸的耳朵會變成天竺葵的顔色。“畜生！無賴！虛無主義！”過後她在自己的卧室裡這樣哭罵——那屋子已經不在我們隔壁了，但還在同一層樓上。
                  要是碰上蘭斯基下樓，她正好上樓，那就冤家路窄。我們聖彼得堡家裡的液壓升降機會經常拒絕運行，故意欺負人似的，她隻好吃力地爬樓梯，每爬十個台階就要停下來呼哧呼哧喘一陣。小姐堅持說是蘭斯基心地歹毒，故意撞上她，推她，将她打翻在地。我們幾乎已經看到小姐趴在地上，蘭斯基正在踹她的情形。她吃飯中途退場也越來越頻繁，要是錯過飯後甜點，我們就出于禮節送到她屋裡去。她和我母親不住在同一層樓，她就在她屋裡給我母親寫一封長達十六頁的信，等我母親趕到樓上來時，會發現她在演舞台劇一般地收拾行李。後來終于有一天，她收拾行李時再沒人去管，由着她收拾完畢走人。
                  七
                  她返回了瑞士。一戰爆發了，接着又是革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期，我們之間中斷聯系已經很久了。有一次我在流亡生活中偶然出行，碰巧跟一位大學同學去了一趟洛桑，于是我想，不妨去看望一下小姐，說不定她還健在。
                  她果然健在。比以前更結實了，頭發花白，耳朵幾乎全聾了。她非常激動，飽含愛意地歡迎我。她家裡現在挂的不是西庸城堡(17)圖，而是色彩豔麗的俄式三駕馬車圖。她說起她在俄國的生活時充滿深情，仿佛那是她自己失落的故鄉。說來也是，我發現她居住的這個小區裡住着和她一樣的瑞士女家教。她們經常聚在一起，争相翻騰往事，于是她們在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幹的環境裡形成了一個小小孤島。小姐的密友是木乃伊般的戈萊小姐，我母親當年的女家教，八十五歲了，仍然衣着整潔，性格開朗。母親結婚後，她跟着來我家又待了好多年，隻比小姐早兩年返回瑞士。當年同在我家屋檐下時，她倆并不怎麼搭話。人說起往事總是分外親切，這也能部分地解釋這些可憐的老太太們在離開她們工作過的異國他鄉以後才對它熱愛有加，盡管她們對那個國家并不真正了解，當年在那裡時也沒有一個人感到非常滿意。
                  小姐耳聾，也就不可能交談，于是我和朋友決定第二天給她帶去一個助聽器，這東西估計她自己買不起。她一開始不能把這個笨重東西調試到位，但調好後馬上朝我轉過頭來，目光迷惑，眼裡閃動着帶淚的驚奇和喜悅。她發誓能聽見每句話，能聽見我的每一句低語。我心下懷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壓根沒有說話。假如我真說話了，我會讓她謝謝我的朋友，這儀器是他掏的錢。那麼她聽見的是不是寂靜？就是她過去曾經說起過的阿爾卑斯山谷裡的寂靜？過去她是在對自己撒謊，而現在，她在對我撒謊。
                  在動身去巴塞爾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霧蒙蒙的寒冷夜晚沿着湖邊散步。在一處地方，一盞孤燈沖淡夜色。燈光下，霧氣似乎變成了看得見的毛毛細雨。“Il  pleut  toujours  en  Suisse”(18)，是一句随便說說的話，想當年小姐一聽，放聲痛哭。下面，一道寬闊的漣漪，差不多是一道大浪，還有一樣隐隐發白的東西，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輕輕拍打的湖水，我看清那是什麼東西了——一隻老天鵝，大塊頭，又粗又笨，渡渡鳥一般，很可笑地要讓自己站穩在一條停泊的小船上。可是它站不穩。它沉重的翅膀無力地拍打，打在随波搖擺的小船上，發出滑溜溜的聲音，水波湧起，遇上燈光，閃着黏稠的微光——所有這一切似乎一瞬間帶上了奇怪的意義，這意義有時候在夢中與一根手指頭相聯系，它先按在緊閉的嘴唇上，然後又指向某個東西，然而做夢人來不及看清那是什麼東西就驚醒過來了。雖然我很快就忘記了那個陰沉的夜晚，但是奇怪的是，那個夜晚，那種複合的意象——戰栗、天鵝、波湧——兩年之後當我得知小姐已經去世時，首先出現在我的頭腦當中的就是這些景象。
                  她一生都在感受痛苦，痛苦是她人生的基本部分。痛苦有輕有重，有深有淺，隻有痛苦才讓她感受到生命的運動與存在。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假如沒有别的東西，隻有痛苦感，那就不足以鑄造永恒的靈魂；我那大塊頭的憂郁小姐可以生存于世，但不會達到永恒。我真的把她從小說中救出來了嗎？就在我聽見的節奏之聲搖搖擺擺、漸漸消失之前，我抓住了自己的疑問：在我認識她的這麼多年裡，我是不是完全忽略了她的内心世界？她的内心世界是否遠比她的下巴、她的習慣，甚至她的法語更為豐富？她的内心世界是否和我最後一次見她的那一刻密切相關？是否與她為了讓我盡到善心高興離去而說的那個漂亮謊言密切相關？要麼與那隻天鵝密切相關？它的痛苦比跳天鵝舞的演員彎曲低垂的蒼白胳膊更接近藝術真實。總而言之，我忽略了的東西隻能等到以後才能明白，等到我在童年的安定環境中所最愛的人和事已經化為灰燼或者從心頭消失之後，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