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緻力新時期黨的建設
按照中央決定，習仲勳調回北京後先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之後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協助胡啟立負責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習仲勳在這裡度過了七年的時光，參與了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處理。十二大後，習仲勳與胡啟立共同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工作，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幹部的新老交替，機構精簡，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曆史性貢獻。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後來回憶說：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高瞻遠矚；耀邦等同志全力推進；仲勳同志旗幟鮮明，态度堅決，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擁護者和積極推動者。耀邦同志對他非常信任，把許多大事情交給他辦理。當時為了方便領導，中央書記處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胡耀邦任組長，習仲勳任副組長，許多日常工作都是由習仲勳來處理的。
■協助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勳調中央工作。在撥亂反正的重要曆史關頭，中央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決定他到廣東工作，把守祖國南大門。這次調他回中央工作，同樣也是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的。按照習仲勳自己的說法，這是“京官還朝”。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是農曆辛酉年的除夕，北京和全國一樣，到處洋溢着歡樂的氣氛，人們充滿了對改革的期望，沉浸在喜悅之中，興高采烈地參加各種歡慶活動。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張燈結彩，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首都盛大的春節聯歡晚會在這裡舉行。習仲勳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出席。這是他自一九六二年受到審查離開國家領導崗位後，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也是他從廣東回北京工作後首次公開露面。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勳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習仲勳率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瑞典、芬蘭、挪威和丹麥等國。習仲勳把這次訪問看做是一次學習的機會，仔細研究這些國家的相關資料，不辭勞苦實地考察所到國家的工廠、農村、科研單位，特别注意了解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國共産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會議以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而載人史冊。會議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二是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新中國建立三十二年來黨所經曆的重大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建國以來曆次政治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确和錯誤，指出了産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确定的适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道路。《決議》在當時形勢下對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全會一緻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增選習仲勳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重要的人事變動，從組織上保證了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和黨的正确路線的貫徹執行。
黨中央高層人事變動的同時，習仲勳被安排到負責黨中央日常事務的書記處工作，是考慮到他德高望重，經驗豐富，又有高超的領導才能，也有利于對新幹部的傳幫帶。此時習仲勳已六十八歲，對中央提議自己擔任這樣重要的職務心存感激，同時也有自己的想法。他雖然三月份就開始參加書記處工作，但覺得自己畢竟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不管是從黨的事業出發，還是從個人的身體狀況考慮，都應讓位于更年輕的同志。習仲勳在全會讨論中央人事安排時發言，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說，全會決議關于人事安排的方案中，除對我個人安排是否再作考慮以，完全擁護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央人事變動問題的建議。
習仲勳說：擁護胡耀邦同志為黨中央主席。三中全會前後，是誰沖破了“左”的一套造成的那潭死水，推動了曆史的偉大轉折？耀邦同志就是重要的一個。他敢于解放思想，勇于沖破種種禁锢，這不是他的缺點，而是一個共産黨人特别是一位領導幹部所必須具有的一股革命闖勁，一種革命膽略，這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是人才難得。自他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以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績，這也是大家公認的。選他當主席順乎黨心、軍心、民心。國際輿論預料也會是好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他說，這次人事變動，非常及時，是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别是三中全會以來，又一次最大的撥亂反正，一次有深淵曆史意義的戰略決策，是全黨的一件大事，關系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可以肯定地說，有這次六中全會的人事變動，可以在幾十年内避免發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我是樂觀的，對今後滿懷信心，但是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不安定的因素還存在，天下還不那麼太平，我們務必謙虛謹慎，兢兢業業。我的态度，一是堅決擁護，二是寄希望于新上去的同志，在幾位老中央副主席的傳幫帶下，把黨和國家的事情辦好。
習仲勳談到自己進中央書記處時說，中央政治局這次建議選我進中央書記處，小組會上許多同志對我的評價，都使我誠惶誠恐，非常慚愧。我覺得這個擔子很重，不能勝任，這不是謙虛。雖然我曾經在中央擔任過領導工作，但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現在情況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人貴有自知之明：一、我的缺點毛病很多；二、工作能力不強，水平不高，雖有一些實踐經驗，但不适應目前形勢的發展；三、年近古稀，已有力 不從心之感，不符合領導班子成員年輕化的要求。總之，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不夠條件，比我強的同志有的是。今年三月底，中央通知我參加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我對耀邦同志講過，我将竭盡全力，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幫幫忙，在有生之年，力争為黨多做一點工作，以不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及期望。現在我仍然是這個态度。我并且準備随時讓賢與能。
習仲勳還談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思考。他說：
一是官做大了，不一定本事就大了。本事和職位是兩回事，别人的經驗不等于是自己的。在過去中央的幾次會上我都說過這個話。
二是擡轎子、坐轎子的問題。擡轎子的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有。問題在于坐轎子的人的态度，你是欣賞鼓勵呢，還是抵制反對？擡轎子的固然不對，坐轎子的責任更大，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也都有一個如何正确對待的問題。習仲勳的這些話，對領導幹部來講，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從到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十二大召開前的這段時間裡，習仲勳協助胡耀邦處理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中央經常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他處理，他不負衆望，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和革命家的魄力，駕輕就熟，卓有成效，受到了新老幹部的稱贊。
■改革機構與配備省部級領導班子
習仲勳在中央書記處聯系幹部工作，領導了中直機關機構改革和參與了省部級領導班子的配備。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面臨着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精簡機構、壓縮編制、新老幹部交替、調整領導班子、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千頭萬緒，涉及面廣，難度很大。習仲勳以高超的馬列主義水平、堅定的黨性原則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不顧年事偏高的身體狀況，夜以繼日地工作，為理順工作機構，加強黨的建設，配備好省部級領導班子，做了大會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和國家新老幹部交替做出了大量貢獻。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在北京開幕。習仲勳出席大會，并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劃時代的命題，指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做了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報告，提出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奮鬥目标，即在不斷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國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從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年的二點八萬億元左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習仲勳在這次會上當選中央委員，在随後舉行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對于這個安排，習仲勳在大會召開之前就向中央提出退出新一屆中央書記處的請求，說自己年近六十九歲，不宜再擔當此任，建議另選年富力強的同志擔當重任。九月一日，即十二大召開的當天，拟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提出，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又比較生疏，過去工作中習仲勳對他幫助很大，建議習仲勳仍留書記處。中央同意了胡啟立的意見，仍把習仲勳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候選人。九月十二日，習仲勳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十二大結束後不久的九月十七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習仲勳協助胡啟立負責書記處常務工作。九月三十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确了書記處的分工，習仲勳除協助胡啟立工作外，負責聯系幹部工作，負責統一戰線，民族、宗教方面的動态和方針政策的研究工作。在此後的時間裡，他與胡啟立一起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處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習仲勳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年近七旬，但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不辭勞苦，忘我工作，往往到深夜。中央書記處大到墓大問題的協調處理，小到文件、簡報的審閱把關，無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中央書記處這一時期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及幹部制度。早在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讨論通過了鄧小平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并尖銳地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習仲勳出席了這次會議，堅決擁護這個講話。他敏銳地感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和幹部制度改革是一場革命。當時他還在廣東工作，就開始思考和謀劃這項改革。到中央書記處後，習仲勳直接參與和領導了這項工作，把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作為這場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按照中央的總體部署，大力推進。
中央書記處這一時期多次召開會議，讨論中央和國家機關的機構改革問題。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中央書記處會決議定中央機關機構改革由胡耀邦、趙紫陽主持，中央直屬機關機構改革由習仲勳牽頭，宋任窮、馮文彬、鄧力群等參加；國務院機關機構改革由萬裡牽頭，餘秋裡、谷牧、姚依林、袁寶華等參加。十一月九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習仲勳、萬裡分别負責制定中直機關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交中央書記處會議讨論。習仲勳、萬裡組織力量，經過近兩周的艱苦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礎上起草了《關于中直機關機構改革方案》和《關于國務院精簡機構和人員的意見》。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對這兩個文件草案進行了讨論。二十七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又一次讨論，基本同意兩個文件，決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讨論。
一九八二年一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論中央機構精簡問題，原則同意《關于中直機關機構改革方案》和《關于國務院精簡機構和人員的意見》。在這次會上，鄧小平嚴肅指出：“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這樣的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贊同的。”“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于勁、有能力的人路，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讨論中央機關的精簡問題，通過《中央書記處各同志對精簡整編機構工作的分工》意見。中直機關由習仲勳總負責，馮文彬協助，負責的單位是中央辦公廳、中央調查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黨校、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等。
這次中央機關機構改革的目的，是精簡機構、壓縮編制，建立正常的幹部離退休制度，使一批老同志退下來，選拔一批年輕的幹部進入領導班子，實現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習仲勳要求，中直機關幹部要從生産關系重大變革的角度來認識機構改革的重大意義。他指出，黨中央這個決心下得對，是一項戰略決策，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精簡機構是一場深刻的革命，觸及到每個人。老同志退下來也是革命。他說，退下來的老同志于什麼？有的同志精力還很充沛，有的同志還有剩勇餘力，要“餘熱”利用，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許多事情。
習仲勳對中直機關的幹部說，必須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選拔十部，尤其是中青年幹部。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他還着重指出，要通過機構改革，采取适當的過渡辦法，逐步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建立有利于大量培養、選拔優秀的中青年幹部到各級領導崗位的新制度，保證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繼往開來、持續發展。機構改革不僅要解決幹部年輕化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官僚主義、辦事拖拉、工作效率低的問題。因此，機構改革是适應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合乎人民心願的一場深刻革命，絕不是簡單地為了撤并一些機構，減少幾個幹部。如果把機構改革看成僅僅是為了減少機構和工作人員，那就沒有認識到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深淵意義。
中直機關機構改革方案經中央批準後，習仲勳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調查研究，按照單位的特點精心組織、分類指導、具體落實，他多次與部門領導和有關幹部談話，耐心細緻地做思想工作。
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機關的機構改革工作中，注意體現群衆團體的特點，進行分類指導，就很能說明習仲勳的工作風格。習仲勳在工作中非常注意從實際出發，按照具體情況開展工作。他認為，工會、共青團、婦聯是群衆組織，組織機構、人員配備、活動内容、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等等，都要有利于密切聯系群衆，充分反映群衆的意願和要求，維護群衆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他把機構改革方案和群衆組織單位的工作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要求工、青、婦“搞一個精簡的方案，搞一個精簡的機構，造成一個好傳統”，使它們真正成為群衆自己的組織。這三個群衆組織在習仲勳的直接指導下，機構得到精簡，領導班子得到加強，建立了一系列聯系群衆的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特點。
從中央調查部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習仲勳工作的細緻和耐心。中央調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沖擊遺留問題比較多，機構改革難度較大。習仲勳為了很好地解決這個部的問題，先後同調查部的負責人羅青長、陳忠經、馮基平、王濤江等談話，做深入細緻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在弄清情況的基礎上，他又與調查部的十二位領導幹部一起願談，因為有年齡偏大的幹部要退下來，所以還特别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振清一起聽取意見。
在座談會上，習仲勳首先肯定調查部的工作，他說，調查部勝中央的一個重要工作部門。長期以來，廣大幹部戰鬥在這條特殊的、隐蔽的戰線上，工作做得是好的，有很大成績，這一點一定要充分肯定。解放戰争時期，熊向晖、陳忠經同志在胡宗南那裡搞情報，熊向晖同志鑽到了胡宗南的心髒，當了機要秘書，他很有才華，搞了很多重要情報。調查部班子的一個特點就是不少同志長期從事情報工作，這是黨的寶貴财富。同時指出，情報工作專業性強，要有連續性，要一茬一茬接下去，解決接班問題對調查部來說更為重要，老同志不退下來不行，要充實年輕同志進入領導班子。他要求進班子的年輕同志要有戰鬥的、生氣勃勃的精神，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義。
随後，習仲勳代表中央宣布了經中央書記處讨論通過并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的調查部新的領導班子成員。由于事前作做得細緻周到，退下來的幹部心平氣和，新進班子的幹部信心十足，得到了中央調查部幹部職工的擁護。
習仲勳特别叮囑新班子要處理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他說，調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多災多難，受苦很大。真正恢複過來是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調整調查部領導班子以後。在延安時康生管過這個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沒有放過。部裡有人來信反映的情況大多數是真實的，都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情況那麼複雜，看一些同志所犯的錯誤不能離開當時特殊曆史條件，那個時候周總理也不能硬頂。對有些問題，不要再糾纏了，不要揪住不放。有的人說了點錯話，做了點錯事；有的是違心地奉命辦事；有的可能想的不周到而犯了點錯誤。有錯誤不要緊，隻要勇于自我批評，善于聽取正确的批評，向群衆說清楚，群衆是會諒解的。這些同志今後要嚴格要求自己，改造世界觀，争取不犯或少犯錯誤。習仲勳這種實事求是、關心愛護幹部的工作方法，受到大家的贊揚。
習仲勳還特别關注機構改革後新班子的建設和幹部的成長。在接見調查部新領導班子成員時，他語重心長地說：
你們要鼓起勇氣，挑起擔子，事情就是壓出來的，要主動挑擔子。年輕的同志多向老同志學習，多向老同志請教，拜他們為師，必要的會議請他們參加。老同志要主動、熱情地幫助年輕的同志。你們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廣泛征求意見，然後集中起來。就是要發揚民主，不要各行其是，不要搞一言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幫派，對幹部不要分親疏，辦事要公道。比如你和我雖然關系很好，但辦事還是要堅持原則，辦事沒原則，就是沒有黨性，或叫黨性不強，就應進行批評。這樣，你們就可以搞出一個生動活潑的局面來。
經過習仲勳的辛勤工作，他所聯系的部門的機構改革都進行得很順利。通過改革，黨中央直屬單位局級機構減少百分之十一，工作人員總編制縮減百分之十七點三，各部委的正副職減少了百分之十五點七，在新的領導班子中新選拔的中青年幹部占百分之十六，平均年齡由六十四歲降到了六十歲，正常的幹部離退休制度建立起來了。在談到機構改革的成果時，習仲勳說，這次改革之所以進行得比較順利、比較快，受到黨内外、國内外的普遍好評，原因是：一、領導決心大，一開始就下定決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二、堅持走群衆路線，改革方案幾上幾下，反複醞釀；三、老同志從革命大局出發，站得高，看得遠，發揮了比較好的作用。
正值中直機關機構改革進行之際，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共中央決定“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可參照中央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的精神和做法，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醞釀制定機構改革方案。條件成熟的地方，在機構改革方案報經中央批準後，可在下半年開始進行；條件不成熟的地方，可先做醞釀準備，明年開始。”省級機構改革從一九八二年十月開始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基本結束。在此期間，為了推進各省市區領導班子年輕化，習仲勳多次約請有關省市領導人談話，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
一九八三年二月，習仲勳到福建省就幹部“四化”、地方機構改革、領導班子建設和改進工作作風等問題進行專題調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陪同他實地考察了福州、泉州、廈門、漳州和閩北山區。
二月十七日，習仲勳在廈門召集廈門市領導談話。當他看到在座的既有年齡較大的老同志，又有中青年幹部，還有婦女習幹部時說，今天這個會很好，來的幹部中有老的，有新的，還有年輕的女副市長，你們在新老合作和交替方面帶了頭。新老要交替，要合作，非這樣辦不可，這是曆史發展的規律。現在最重要的是要積極選拔一些德才兼備的優秀青年人上來，老同志要大力扶持他們工作。從曆史上看，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多有成就的人，幹事情時都在三十歲左右，三十幾歲是最能幹事的時候。
習仲勳強調，現在我們就是要宣傳這個思想，要大膽提拔年輕人，要熱情支持和積極幫助他們工作。對青年人，把擔子放在他們身上才能鍛煉出來，不壓擔子，永遠也不行。我們老同志都是這樣過來的，所以要給青年人壓擔子，要給他們加責任。已經和将要到領導崗位上的年輕同志，一定要認識到自己的擔子很重，既要虛心學習，又要大膽工作，要有一股闖勁；要勇于和善于開創新局面。我們老同志要有這個覺悟，站好最後一班崗，保持晚節，在我們去見馬克思之前看到新秀都健康地成長起來，我們也就放心了。如果我們現在不下決心調整班子，不自覺進行新老交替，選拔青年幹部上來，那是要贻誤黨和國家大事的。現在，我們有些公社黨委書記五十歲，許多縣委書記五十幾歲，還有六十多歲的。如果再不抓緊進行新老交替，再過十年，那時我們各級領導班子成員的年齡狀況會老化到什麼程度呢？
他說，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很重要的任務是挑選幹部。從今年開始，各省、市、自治區每年都要從大學畢業生中挑選一批，不是讓他們坐機關，而是讓他們下去，到一個公社去，到一個大隊去，到一個工廠去，鍛煉幾年，然後逐步地擇優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這是培養德才兼備幹部的一條重要途徑，是一項戰略措施。挑選人才，品質是最重要的，當然還要有才，就是德才兼備。大學生不一定才都好，但文化水平是成才的基本條件，要盡量高一些。大家都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努力學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在這方面要搶時間。選拔、推薦年輕同志進領導班子，要群衆推薦，光上面幾個人選拔不行。說張三李四好，要群衆公認才好，群衆不批準，你就得不到群衆的支持，什麼事也辦不成。
習仲勳還對老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說，我們老同志退下來，超脫一些，還可以做些事，甚至可以比在職時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中央有個經驗，就是現在有很多事情都是請老同志去做。中央組織了一個調整配備省、市、自治區領導班子的指導小組，宋任窮同志負責；還新組織了一個中央和國家機關機構改革工作小組，薄一波同志負責。這兩個小組的成員大部分是中央黨政機關各部門退下來的老同志。我們老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可以回顧一下自己的過去，看看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是對的，還是錯的？在緊要關頭，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現在去總結，對自己、對工作都有好處，對搞改革也會有幫助。多年來有一條經驗，就是一個人不可能什麼事情都是事前諸葛亮。毛主席也不是什麼事情都是事前諸葛亮，他也是根據實踐，根據他個人的實踐，千百萬幹部、群衆的實踐，才能總結出一套正确經驗，進而把這些經驗上升為革命理論。但當他背離了這些根本原則的時候，也免不了犯錯誤。所以說，一個人能當事後諸葛亮也是很高明的。
在講到黨和機關作風問題時，習仲勳嚴肅地指出：
現在，有些部門官僚主義、分散主義、本位主義比較嚴重，工作上瞎指揮，各自為政，這怎麼行呢？我們中央機關和各級領導機關，都要抓大事，抓方針政策問題，抓思想傾向問題，要放手讓下面的同志大膽工作；要為下面的同志服務，給下面的同志以正确指導，幫助他們解決困難，而不能給下面找麻煩，增加負擔。要在機構改革中切實解決好這些問題，改進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
今年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重點。要進行省、市、自治區和地、市兩級的機構改革，以及經濟體制改革；上半年還要選人大代表，開六屆人大；下半年要開始整黨。機構改革既要精兵又要簡政。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中提到的李鼎銘先生是個愛國紳士。他當時是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精兵簡政就是他提出的，毛主席采納了他的意見。現在精兵還沒有完全搞好，簡政更沒有搞好，還是過去那麼多文件，那麼多的報表，那麼多的材料，你這個情況簡報，他那個情況簡報，使人沒有辦法看。我的秘書每天送給我看的文件、材料連十分之一都沒有看，一些機關有的事本來用一個鐘頭可以辦完，非得拖幾天不可。所以，體制要改革，規章制度和工作方法、作風也要改革。要定機構，定編制，定業務範圍，不要因人設事，要因事設人。人員甯可少一點，但要精一點。機關也要搞責任制，分工負責，既然由你負責，在一定時間内搞不好你就得下來，讓有才能的人去幹。
三月十日，習仲勳就福建的調查情況向中央寫出《關于福建見聞的報告》，肯定了福建省的 改革工作，同時根據幹部群衆的意見向中央建議加快機構改革步伐，通盤考慮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習仲勳在福建閩北山區調研 時，發現了林業生産上的一些問題，為此專題撰寫了《閩北山區建設和林業政策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回到北京後，習仲仲勳把這兩份報告上報中央領導同志。
習仲勳返京時路經長沙，與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緻用等就進一步加快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問題進行了座談。他指出，省與省之間的協作很重要，特别是像湖南這樣的内陸省，要同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建立聯系，互相支援，共同發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三月二日，習仲勳與萬裡、宋任窮、陳野萍在北京召集山西省霍士廉、羅貴波、李立功等十三位同志座談機構改革和領導班子建設問題，宣布了山西省新的領導班子。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調整配備各省、市、自治區領導班子的工作大部分已經結束，但還有少數省份因多種原因沒有調整到位。甘肅省就是這樣，由于省委領導班子成員之間存在一些隔閡，有一些意見，班子調整遲遲不能到位。習仲勳對此極為關注，先後三次同甘肅省的九位領導同志談話，了解情況，溝通思想，消除誤會，聽取他們對領導班子配備人選的意見。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習仲勳和宋任窮召集中共甘肅省委的十一位負責同志到北京開會，研究甘肅省領導班子問題。習仲勳指出，中共甘肅省委從宋平同志主政以來，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堅決貫徹執行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這是主要的，必須加以肯定。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種原因，各級領導班子一般都存在着老化問題。這次調整配備班子都要朝着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向努力。在座的中共甘肅省委的領導同志，除一人五十九歲外，其餘都在六十歲以上。當然，同志們工作時間都很長，很有能力、很有經驗，做了很多工作，這些中央都是清楚的。中央要求各省區領導班子的配備三月份搞完，甘肅不能再拖了，這次請你們來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針對有些人對甘肅省進十二大人選的不同意見說，我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安排工作，如果有些不周到的地方，引起你們誤會，主要由我承擔，不能推到其他人身上。由于習仲勳耐心細緻的工作和主動承擔責任的精神，使中共甘肅省委的領導成員消除了隔閡，達成了共識，一緻表示支持中央的決定，新的領導班子的配備工作很快得以完成。
一九八三年三月，全國機構改革結束，中央機關和省、地一級的機構及幹部人數普遍減少，領導班子年齡普遍下降，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由于習仲勳在領導中直機關機構改革和省部級領導班子調整配備中堅持原則、任人唯賢、公道正派，取得了很大成績，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賦予了更大的責任。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書記處決定：以後凡各省市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配備的報告，不必再提交書記處讨論，由中央組織部報習仲勳、胡啟立同志批準即可。習仲勳深感責任重大，對幹部的選拔任用更加慎重，嚴格把關，使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同志走上了領導崗位。
在機構改革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健全包括幹部的選拔任用、教育培訓以及離退休幹部的生活待遇、醫療保障等在内的各項規章制度，習仲勳為此傾注了心血。習仲勳與萬裡一起，按照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決定，組織中央組織部、國家人事局制定了老幹部離職休養的制度，使我國幹部離退休步人正常化軌道。
■參與領導整黨工作
一九八三年十月，根據中共十二大的部署，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确定從一九八三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決定》指出這次整黨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執行黨的紀律，揭露和解決黨内存在的思想、作風、組織嚴重不純的問題，實現黨風根本好轉，提高全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與人民群衆的聯系，努力把黨建設成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推進精神義明和物質文明建設。
在這次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強調，整黨不能走過場，在整黨中對于“三種人”，和其他各種錯誤嚴重、危害嚴重的人，必須嚴肅地做組織處理，各級領導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應該嚴格遵守黨章、遵守《黨内政治生活若幹準則》，以起到模範作用。陳雲在會上着重講了清理“三種人”和執政黨不能以權謀私的問題。
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胡耀邦任主任，萬裡、餘秋裡、薄一波、胡啟立、王鶴壽為副主任，王震、楊尚昆、胡喬木、習仲勳、宋任窮為顧問。
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密不可分，習仲勳雖然是顧問，但由于他在書記處協助主持常務工作，因此也參與了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的領導工作，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習仲勳和薄一波處理的。習仲勳的工作異常繁忙，不僅大小事都要處理，還要按照中央的安排，到省市調查研究，指導工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二日，習仲勳先後到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就整黨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他每到一地，都仔細聽取當地黨委的彙報，深人基層，與基層黨的工作者座談、交流，了解情況。習仲勳對各地在整黨中的好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同時對大家反映的問題，耐心細緻地做出解釋或發表自己的見解，與他們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習仲勳在上海召集了三個區和三個郊縣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
當有人談到整黨要貫徹自上而下的方針時，習仲勳說，整黨是要自上而下的，但在一個地區不要限于這一規定，也可以先搞一些試點，哪個區、縣委具備了對照檢查條件的，就可以先搞，這也是正常現象。
當議論到對照檢查問題時，習仲勳說，對照檢查有集體的和個人的，重點應該放在集體，集體對照檢查是在個人對照檢查的基礎上作的，也就是集思廣益。個人對照檢查，就是進行自我檢讨，有問題的要檢查，沒有問題的也可以不檢查，靠學習、靠自覺，不要人人過關。我的意見，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自我批評為主。批評要實事求是，自我批評也要實事求是，要開展談心交心活動，談心過程中就有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樣可以不傷和氣，又能解決問題。整黨中解決任何人和事的問題，都要有利于團結，有利于把經濟搞上去，有利于開創新局面。
如果違背這一點，就是不成功的。
當有人談到經過工作較好地解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時，習仲勳說，毛主席過去講對“文化大革命”要三七開。七好在哪裡？“文化大革命”沒有一點好處，當時是對形勢估計錯了，運動發動錯了。當然，“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兩大派裡絕大多數人是好的，但也都有不好的，有“三種人”。“三種人”進了班子的，就要先調整領導班子，把好人選上來，然後再整黨。對犯有嚴重錯誤又至今不改的，要從領導崗位上拉下來。對“三種人”要堅決清理，又要防止擴大化，要堅持實事求是，是什麼樣的事實就是什麼樣的事實。對犯有一般錯誤的，在整黨中就不要再翻騰了。上海是重災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都是以上海為根據地的，上海确實有它的特殊性、複雜性，處理這些問題要有一個具體政策，你們要研究一下，上海搞好了，對全國很有好處，對國外也有影響。
當大家談到在“兩案”審判、審理中，是否對犯錯誤的人進行重新處理時，習仲勳說，除了對那些發現新的重大問題和表現惡劣的，要重新處理外，一般的不要再作重新處理。
當談到對犯有一般錯誤的同志要有一個政策意見時，習仲勳說，各地有各地的情況，各區問題也有差别，區、縣都可以自己拿方案，請市委批準。不要什麼都等市委拿主意，市委的意見也不可能很具體，不可能把各區、縣的具體問題都寫上。這也是一個領導方法問題，就是要你們動腦筋，想問題，去解決你們自己的問題，也就是在實踐中培養你們健康成長。
選拔幹部是大家談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習仲勳說，親疏之别可以有，但親疏之分千萬不能搞。要任人唯賢，光明正大公道正派，要搞五湖四海。這一點你們當一把手的，搞組織工作的特别要注意。
當大家讨論改革問題時，習仲勳說，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在全國占據很重要的地位。現在十四個沿海城市開放，加上海南島就是十五個地方了。上海的力量雄厚，有一支強大的有覺悟有技術的工人隊伍，應該走在前面。中央希望你們帶頭，搞得更好一些，貢獻更大一些，即使不帶頭，也不能落後。現在大家都在賽跑，到二年實現中央和胡耀邦提的全黨的總任務總目标。整黨決定中的四句話，其中統一思想就是要統一到這裡，也就是統一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
當談到有的老同志通過整黨學習，表示要為開創新局面“多發揚優點，少留下缺點”時，習仲勳說，對，年齡大了，總要有個好歸宿。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搞好對第三梯隊的建設和傳幫帶，這是考驗老同志晚節好不好的一個重要方面。老同志可以有三種情況，一是多幫助，支持那些年輕同志獨立工作，多發現一些千裡馬；二是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習要去幹擾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幹擾人家就不好；三是好好休養身體，如做些社會工作，寫字畫畫，種花種草，健康長壽。幹擾年輕人是很不好的。我看要有兩個自知之明，老幹部要有自知之明，年輕幹部也要有自知之明。有了兩個自知之明就好辦了。
習仲勳在座談會上還強調說，現在上面有些規定對下面卡得太死，有的是頂頭上司或者是中央有關部門定的，太緊了要改。條條塊塊，要以塊塊為主。上海市有上海市的情況，就要以上海市為主，不這樣就不好辦事。上級領導對下面不要管得太緊。上海這麼大的城市，什麼事情都要統到上面的什麼口子裡，這種做法值得研究。
習仲勳發現中共上海市委同中央整黨聯絡員小組之間，互相溝通情況、主動商量問題不夠，在有些問題上看法不一緻時，他便多次個别或集體同他們談話，幫助做團結、協調工作。習仲勳說，由于雙方的處境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在一些問題上發生不同看法和意見，完全是正常的現象，要善于運用民主讨論、反複比較的方法統一認識，取得一緻。習仲勳語重心長地說，在地方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雙方應當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通氣，主動商讨問題，同心協力地做好整黨工作。
在上海期間，習仲勳還聽取了正在上海看病的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白棟材關于江西整黨工作的彙報。
六月五日晚，習仲勳在南京調閱了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的對照檢查材料。六日上午召集江蘇省委常委一起座談了整黨工作。他在聽取了工作彙報後說，江蘇省委前一段整黨工作是認真的、健康的、有成效的，在對照檢查中省委常委起了帶頭作用。希望在這個基礎上高标準地完成這期整黨任務，創造、總結經驗，把今後的整黨工作搞得更好。
他分析了江蘇的形勢後指出，要進一步認識整黨的根本目的，增強整黨的自覺性。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強團結，有利于發展經濟，有利于發展大好形勢，有利于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整黨工作同樣是這樣。江蘇省要充分運用自己的好條件，創造出更好的成績來。
習仲勳向中共江蘇省委轉達了胡耀邦的意見。胡耀邦要求江蘇來個新的“七戰七捷”，就是今後七年，經濟年年要有增長，在前幾年工農業年總産值翻一番以後，到一九九年再翻一番。習仲勳指出，你們可能要多花些力氣，但要争取實現這個目标。我們搞經濟建設，不像資本家那樣是為了自己多賺錢，為了極少數人的利益而剝削廣大勞動群衆。我們完全是為了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為了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們的同志要牢固樹立這一思想，掌握這一根本出發點。我認為整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保證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總目标的實現。搞好經濟建設是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是個核心，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礎，所以整黨工作一定要促進經濟，促進改革，促進開放。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明确指出：“在認真學習新黨章的基礎上，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這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一項最重要的保證。經過整黨，如果沒有做好清理“三種人”的工作，沒有解決以權謀私的問題，沒有糾正嚴重的官僚主義，或者還有其他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好，這當然都是走了過場。但如果這些事情都做了，也還做得不錯，但就是沒習促進經濟的發展，沒有促進改革和開放，沒有把經濟搞上去，甚至還使經濟遭到不應有的損失，這算不算走過場呢？我看這是最大的走過場。
他強調說，搞好整黨，必須繼續克服“左”的影響。整黨是不叫運動的運動。因為黨的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都要按照黨章規定和中央整黨決定的要求，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集體的和個人的對照檢查。但決不允許采用搞運動的辦法進行整黨。過去有很多老框框、老辦法，都是在“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我們對這一套很熟悉、很習慣，很容易不知不覺地走老路，重犯老毛病。因此，從上到下，在整黨的全過程中，要抛棄過去“左”的一套做法。
他要求在整黨中切忌搞形式主義。指出，應根據不同情況，确定學習重點，注重實效，既要集中一段時問學習，又要展學習貫穿整黨的全過程。經過學習，在提高覺悟的基礎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做好對照檢查，找出主要問題，明确努力方向。過去那種強制壓服“打通思想”的辦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我們一定要牢記這個教訓，堅持按照中央整黨決定中指出的方針方法辦事。
習仲勳說，清理“三種人”首要的是做好兩件事，把住兩道關，一是必須堅決地把現在仍然留在各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一個不漏地清理出來；二是決不允許把任何一個“三種人”選進第三梯隊。關鍵是要整頓和建設好領導班子，領導上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在上海、浙江和你們這裡，在和一些同志交談中都認為，就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和一個單位來說，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整黨搞完了，清理“三種人”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夠完全結束。但隻要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隻要這個領導班子頭腦清醒，心中有數，在這方面就是有點遺留問題，也不難解決。
習仲勳指出，在整黨中，還要基本解決好一個大的戰略問題，即重視和抓好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整黨三年，如果發現、培養、鍛煉、選拔不出一批人才來，整黨就不成功。在這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派性幹擾。現在一個人不提拔則已，一提拔就有人反對，一封封告狀的信就寫來了，有些事情說得神乎其神，但一經調查，往往不是那麼回事。對于這類反映和信件，要一看二查三核實，對的采納，錯的不理。屬于誣告陷害他人的，要堅決追查，嚴肅處理。
習仲勳還特别叮囑中共江蘇省委的同志說，我們的事業正住不斷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要求加強調查研究工作，省委要挑選一些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實踐經驗和寫作能力的同志，并再挑選點優秀的大學生，組成一個能夠忠實執行黨的路線、發揚黨的三大作風的理論研究班子，經常深入基層，深人群衆，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并且在實踐中鍛煉他們。這個事很要緊。
六月七日，習仲勳乘火車到達山東濟南，八日、九日兩天分别和中共山東省委六位領導談話。十一日上午，在聽取了省委工作彙報後，習仲勳作了重要講話。
習仲勳說，一九八四年中央主要抓兩件大事，一是整黨，二是經濟。經濟工作是一抓改革，二抓開放。各方面都要改革，但改革的重點要轉到城市，一切妨礙經濟發展的規章制度和辦法都要改，不能老是因襲過了時的老辦法，還要善于把中央的方針政策同自己的實際結合起來，在執行中有所創造，有所發展，有所前進。
習仲勳特别講了在整黨中加強團結的問題。他說，要堅持不糾纏曆史舊賬和團結一緻向前看的方針。中央提出整黨對照檢查要以領導班子集體對照檢查為主，以現在的領導班子為主，以檢查近期問題為主，以檢查如何開創新局面為主，這四個為主是根據前一段整黨的實踐提出來的，是對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有很強的針對性。你們對這個問題解決得是好的，大家是滿意的。要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到曆史的複雜性，看到形勢的變化，看到人的變化。
習仲勳回到北京後，于六月二十一日向中央書記處寫了《關于華東一市三省之行的報告》。他認為這四個省市黨委常委的對照檢查所以做得較好，主要經驗有三條：第一，有明确的指導思想，堅持以檢查現任領導班子和現實工作中的問題為主。具體又有兩種情況：浙江、山東兩省根據一些同志的意見，檢查、批評了前任省委的某些錯誤；江蘇省則完全沒有涉及過去的問題。各地情況不同，應當允許有不同的做法。但總的原則仍然應該是，已經解決了的曆史問題，以不再翻騰為好。對于必須涉及的曆史問題，也要和已有的正确結論相銜接、相一緻，着重總結和汲取經驗教訓，而不要特别去追究某個人的責任。第二，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意見。山東省委負責同志早在今年一月間，就分赴一些地縣征求對省委工作的意見。江西白棟材親自登門拜訪退出一二線的老同志，相互談心、交心，盡量讓有關同志把話說在省委常委對照檢查之前。四省市委都采取上下結合，會内會外（省委常委會）結合，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辦法，在省直機關各部門和各地市縣領導幹部以至黨員群衆和黨外人士中反複征求意見，并且根據聽提意見反複修改自己的對照檢查稿。第三，省委常委在堅持高标準嚴要求、自覺進行自我批評方面，都做得比較好。
習仲勳在報告中說，從這幾個省市半年整黨的情況看，做好整黨工作的重要一條，是要堅決而又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整黨決定和有關指示。由于各地情況千差萬别，許多事情都在發展變化，因此在堅持共同原則的前提下，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都要勇于從實際出發，創造新鮮經驗，解決自己的問題，對上級的指示和别人的經驗都不能照抄照搬。
習仲勳在報告中，特别提到有兩種值得注意的情況，一是有的領導和群衆，等待着把一切問題都放在整黨時解決；二是少數有嚴重不正之風和其他違法亂紀行為的人，千方百計想躲過整黨的風頭。這就提醒我們，不能把一次整黨的作用估計得過高。那種畢其功于一役，以為經過一次整黨就可以萬事大吉的思想是錯誤的、有害的。
習仲勳向中央書記處和整黨指導委員會建議，第一期整黨工作做得好壞，對今後影響很大。要加強檢查，總結經驗，精心指導，務求紮紮實實地打好基礎，決不可操之過急，搞夾生飯。這樣，這一期的時問可能稍微長些，但第二、三期就可能搞得更快更好。現在就應該提出和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整黨工作将逐步向地市縣和基層展開，下面的工作任務更是繁重，每個單位的整黨時間不宜也不可能拖得過長。
習仲勳在報告中提出，新的領導班子需要充實、加強，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必須抓緊抓好。他認為今後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實現幹部隊伍“四化”，革命化是根本。領導上對人的選擇、任用，一定要公道正派，決不可有親疏之分。首先要看每個人的思想品德，在這個前提下，注重年齡，注重文化科學知識。隻要思想品德不好，不管其他條件如何，都不能提拔重用。
二、在知識分子中選拔幹部，要注意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和組織領導能力，至少在這方面要有培養前途。要注重文化，但不能隻講文憑；對于德才兼備、自學成才的工農出身的幹部，同樣應予以選拔重用。要強調掌握專業知識，也必須比較熟悉全面工作。有些科學文化水平較高，并且精通某一專業的同志，如本人立志鑽研學問，從事科研工作，就要滿足其願望，發揮其專長，而不要輕易地、勉強地讓他們擔負黨政工作的領導職務。【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三、要重視年齡，但也要看知識、能力、身體等條件。有些同志認為，幹部到規定的年齡就要離休、退休，無論哪個地方哪個時候沒有絕對地離不開哪一個人的道理是對的，有好處。但是，也必須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某個地方某個時期離開某個人，暫時或在一段時間内，那裡的工作就可能受到損失。隻講一面，不講另一面，就會使我們對某些問題難以解釋，難以處理，于工作不利。
四、要注意及早選拔年輕優秀的同志到地縣或基層鍛煉、學習，掌握全面工作經驗，提高組織領導能力。要把這個工作作為建立第三梯隊的大事來抓。已經提到領導崗位但又缺乏實踐鍛煉的，應當補上這一課。
五、繼續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抓緊做好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但也不能簡單急躁，不能勉強湊數。培養選拔的對象，不到條件成熟，不要告訴本人，不要向外宣布。現在，有些地方在初選過程中就告訴或洩露給本人，甚至在公衆場合當面指名道姓地說某某人是“第三梯隊”、“接班人”。而少數沒有選準、本人思想不健康的人，叉以“第三梯隊”自居，等着“上台”，為自己“接班”創造“條件”。這種做法和表現都是錯誤的，要堅決糾正和防止。
六、重視和做好安置老同志、正确發揮老同志作用的工作。上海有四十年黨齡以上的老黨員四千多人，三八式的老幹部人數更多。這些老同志逐漸退出一二線。如果都要安排到市顧委、人大常委和政協，根本不可能，也不宜于形成這樣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各地同志還建議：對進入各級顧委、人大常委和政協的人員，最好也有個一般的年齡标準。對妥善安置老同志的問題，應作進一步的研究。還有，現在普遍認為，五十五歲左右的同志“退休嫌早，提拔嫌老”，如何安定這些同志的思想情緒，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也是個普遍性的問題。
七、各省市區黨委都需要培養一支精幹的、符合“四化”要求的，能夠理論聯系實際和富有創造精神的理論班子，作為自己的參謀和助手。同時，也可以組織他們協助新上來的同志做好工作。
習仲勳在調查研究中，還提出了幾個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問題。一是經過機構改革，省市的直屬機構（部委辦廳局）和人員實際上沒有減少，甚至增加了。有的單位由處級升格為局級，或由二級局升格為一級局。有的幾個相近的部門合并為一個單位後，實際上仍然是各幹各的，人稱“貌合神離”。有的廳、局或其下屬組織，名義上由行政單位改為企業事業單位，但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二是各種各樣的領導小組、臨時工作小組仍然很多。個别地方因特殊需要建立這樣的組織是應該的。但現在往往辦一件事，就習慣于建立一個什麼小組；中央建立一個什麼小組，省市也跟着照辦。這幾個省市這樣的小組都在六七十個以上。不充分依靠、發揮主管部門的作用，不依靠主管部門和有關部門協同一緻地進行工作的結果是：機構重疊，關系複雜，互相牽扯，效果不好。三是參觀人員過多、“文山會海”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習仲勳的報告受到中央書記處的重視，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和整黨指導委員會參閱。
習仲勳還參與了對中央國家機關整黨工作的領導，對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安全部等單位整黨工作提出指導意見，并幫助其修改對照檢查提綱。
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的整黨工作已進入了整改階段，針對存在問題，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以召開 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整改工作經驗交流會的方式加以引導。習仲勳在會上講話，提出三條意見：一是要提高對整改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搞好整改的信心和自覺性。當前要注意克服以下兩個思想障礙：一個是一些領導幹部和黨員思想上存在的松勁急躁情緒，一個是有些黨員和黨外群衆對整改缺乏信心。希望各整黨單位的黨組織要敢于按原則辦事，拿出整改的氣魄和辦法來，切實解決這些問題，使黨員和黨外群衆從整改的實際效果中增強信心。二是要正确對待黨内的是非問題。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對待同志之間、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關系問題，隻能用我們黨和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絕不能用強制壓服的方法或其他錯誤的方法去解決。否則，非但不能達到分清是非、加強團結的目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在這次整黨中，一定要恢複和發揚我們黨内生活的優良傳統，并且把它堅持下去。三是要正确理解和處理好整改與改革的關系，全面完成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九号通知中關于整改的四項任務。要注意把整黨工作同經濟工作及其他業務工統籌安排好，做到互相促進。習仲勳還強調繼續抓緊做好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習仲勳出席中央黨校一九八四年秋季開學典禮，在講話中他分析了整黨工作一年多來的形勢，對黨校如何參與整黨提出了要求。他說，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提出要專門進行一段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學習，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整黨的四項任務就不能完成。特别是要通過否定“文化大革命”，認真克服派性，增強黨性，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提高我們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十二大精神的自覺性，提高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覺性。對于黨校來說，要實現教育正規化，也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希望黨校的同志，無論是學員還是工作人員，都要在增強黨性方面帶好頭，做團結的模範、端正黨風的模範，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緻的模範。
習仲勳在指導整黨工作中，還身體力行，從點滴小事抓起，使黨的優良作風在新的曆史時期得到繼承和發揚。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習仲勳路經北京市宣武區紅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黃金指揮部大院時，看到附近農田中間被人踩出一條便道，當時正有人從此處經過。習仲勳的眉頭一下子皺了起來，當即下車上前勸阻在便道上行走的人，讓他們改走大道。随後，他到指揮部大院問明情況後，嚴肅地對指揮部負責人說，為了自己方便，大路不走而踐踏農田，糟蹋莊稼，損害農民利益，也影響軍民、工農關系，請不要踐踏農民的一寸農田。他要求指揮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繼續發生踐踏農田的事情。習仲勳離開大院後又親自走訪了附近農戶，詢問對此事的意見，并将意見反饋給附近駐軍和單位。
習仲勳高度的群衆觀念、責任心和深人細緻的工作作風，使當地駐軍和單位受到一次深刻教育。黃金指揮部常委專門召開會議，領會習仲勳“不要踐踏農民一寸農田”指示的深刻含義，檢讨思想差距，研究落實措施，還向主管上級寫了報告。黃金指揮部與附近的冶金指揮部、冶金地質研究所、冶金安全儀器廠的領導，一同走訪駐地農戶和村民，同幹部群衆座談，征求意見，聽取批評，主動作了檢讨，和他們共同研究形成了保護農田的措施。之後，踐踏了的農田被翻松，路邊架起了鐵絲網，徹底杜絕了踐踏農田的問題。一個星期後的四月十七日，習仲勳又利用星期天來這裡檢查。
習仲勳愛民、親民、護民的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習仲勳常說：“我這個人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負老百姓，我也不答應。”這件事和其他許多事情，也可以使我們看出習仲勳心系人民群衆的赤子情懷。
■關心新聞宣傳和文教衛生事業
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習仲勳十分關心新聞宣傳和文化教育工作。
新華通訊社是黨和國家的喉舌。新華社的前身是紅色中華通訊社，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國共産黨成立最早的新聞機構。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色中華通訊社随中央紅軍長征，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更名為新華通訊社。那時習仲勳與新華社就有較多的交往，關注着新華社的成長發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新華社舉行建社五十周年紀念系列活動。十日，習仲勳欣然應邀出席新華社舉行的慶祝五十周年茶話會，并發表講話。他深情地說，新華社的五十周年，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艱苦奮鬥，勝利發展的五十年。新華社是黨的重要宣傳工具，現在正在向現代化的世界性通訊社方向邁進。當年，新華社在延安清涼山駐了十年，這十年是新華社初具規模，逐步成長的十年。清涼山的老同志現在還在新華社的可能不多了，但是清涼山時期那種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即延安精神，應該繼承下來，發揚光大。這對編輯人員和行政工作人員，都是同樣重要的。
習仲勳對紀念活動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就是“我們的任何紀念活動，都不是為紀念而紀念。紀念某一個節日，總是為了總結曆史經驗，更好地前進。”他從新華社五十年的經驗教訓中，歸納提煉出“真、短、快、活、強”的五字箴言回贈給新華社的負責人和編輯記者。
一、真――真的對立面是假。新聞必須真實。延安時代就反對過“客裡空”，這幾年又反對“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對立面是長。新聞、通訊、文章都要短，長了沒人看。
三、快――快的對立面是慢。新聞報道的時間性很強，不快就成了舊聞了。你們現在技術裝備}匕延安時代強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聞實際上不新，變成舊聞了。
四、活――要生動活潑，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沒有人看。
五、強――要做到思想性強，政策性強，針對性強。一篇新聞報道，總要給人一點什麼有益的東西，人們看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奮，鬥志昂揚，團結一緻幹四化。做不到這一點就是出廢品。習仲勳的五字箴言，簡潔明了，道出了新聞宣傳工作質，既是對新華社新聞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對黨的新聞宣工作的要求。
習仲勳非常關注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後兩次出席這方面的會議并發表講話，闡述做好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國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十日，習仲勳和李先念、萬裡一起會見與會的部分代表，代表黨中央講話。他語重心長地叮囑說，中央提出第一抓經濟建設，第二抓思想建設。這兩方面是互為因果的，這是一個原則。過去在困難條件下要思想先行，現在條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須有一個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不僅沒有過時，現在、今後仍然是我們的指導思想。
習仲勳動情地說，教育戰線的同志确實很苦，但是大家能體諒國家的困難，堅持工作，這是很不容易的。民辦教師的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們肩負着教育青少年的重大曆史使命。現在犯罪的很多是青少年，看到這種現象，我們心裡很難過。當然，從根本上說，這是“四人幫”造成的惡果，但我們對此要有足夠的估計。經濟工作隻要方針政策對頭，振奮精神，就可能搞得快一點，但思想教育工作，要比經濟工作費時更多，至少要多一倍的時間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風氣搞好。首先是要把黨風搞好，這就必須要有個好的黨委領導班子。領導班子成員一定要是德才兼備，年富力強，能跟黨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同志。
習仲勳強調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群衆工作，要大家去做。他晚，黨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僅黨委要做，而且要發動人人去做，特别是教師都要做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青少年的思想是要引導的。要重視這個問題，也不要把問題看成不能解決。現在的學生，與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一樣，與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樣。他們對舊社會一點不了解。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不知道，以為社會主義、共産黨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壞的東西。我們要摸清青少年的心理狀，了解他們到底想些什麼，才能做到循循善誘，正确引導。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國中小學工會思想政治工作經驗交流會在北京召開。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小學思想政治工作情況，習仲勳專門到會，參加交流和讨論。他在認真聽取了八位與會代表的發言之後，根據自己的調研和思考，與大家一起交流了看法。他說，教育工作者隻有了解每一個學生，熟悉每一個人，才能有效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你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想些什麼，你說你的，他想他的，那就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北京師範學院李燕傑老師，他為什麼那樣受歡迎呢？他講的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些大道理，不是口号式的，而是結合學生的實際進行教育，有好些思想不對頭的學生都轉變過來了。他舉例說，北京外語學院有個學習“尖子”叫馮大興，後來偷盜殺人，被槍斃了。這當然是罪有應得。但是分析馮大興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學校的老師，學校的黨團組織，不了解的個學習“尖子”思想深處的東西，沒有針對性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思想越來越陰暗，越來越堕落。第一次作案得手，又想幹更大的。他在作案前不可能沒有異樣的表現，但是沒有人察覺，也就不可能制止。這不能說同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沒有關系。
習仲勳分析說，中小學教師的思想政治工作誰來做呢？當然是黨委、黨支部。我們要加強黨的領導，還要改善黨的領導，你不改善，怎麼加強？現在有些學校的黨委和支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些工作不那麼得力，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少問題。同時，要通過工會對教師進行思想政治工作，這個方法就很好。大家提出“建設一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教師要成為建設精神文明的表率”，這些提法都很好。教師很光榮，教育下一代，光榮就光榮在這裡。
習仲勳強調要切實解決好教師的生活待遇問題。他說，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幫助中、小學教師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困難，他們工資很低，工作很辛苦，這一點，誰都知道，中央也清楚。今年在财政很困難的情況下，還是下決心拿出一部分錢，給中小學教師普遍提一級工資。當然，提一級工資也解決不了很多問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看是小事，例如有的教師住的地方離學校太遠，孩子沒有地方吃中午飯等，這些都影響教師的工作。教育工會和學校行政領導，應該關心這方面的問題。在政治學習方面，也有一些具體問題需要幫助解決。據我知道，有的學校連報紙都沒有，看文件恐怕就更難了。又要教師政治思想進步，好去做教育學生的工作，又不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條件，這怎麼行呢？但是，盡管是在很困難的條件下，絕大多數教師還是任勞任怨、積極工作的，我們這個教師隊伍确實是很好的。我向他們緻以崇高的敬意。
習仲勳十分關心文化藝術工作，對黨的文藝工作方針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九八八年他為原綏德分區文工團文藝工作者撰寫的回憶錄題詞：“深人生活，紮根群衆，開拓創新，繁榮文藝”，充分體現了他對文化藝術工作的真知灼見。在實際工作中，他對電影、農村文化建設、戲曲等都付出過心血，關心着文藝工作者的成長。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會見全國故事片電影創作會議代表時，對廣大電影工作者講道，一是我們的電影事業有進步。現在的電影，不管從内容上講，還是從藝術上講，思想性、藝術性等許多方面，都超過了過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從電影作品看，老藝術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湧現出不少。老人帶新人，新人要學老人、超老人。可謂人才濟濟，人才輩出。三是有困難，電影用的那點錢，隻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費堵死了，也就足夠你們用了。電影是精神食糧，哪個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幾代人，影響深遠。這是幾十萬、幾千萬元都買不來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萬群衆為四化奮鬥。四是有缺點，現在，好的和比較好的影片占片約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藝術性差一點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缺點不要緊，大家來評論，群衆來評論，專家來評論，評論了以後可以改嘛。隻要善于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種缺點，就能拍出好的電影來。五是有希望，電影事業大有希望。現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轉變時期，改變黨風，改變社會風氣，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他的這些思想，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影事業繁榮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習仲勳對一些重大題材的影片非常關心。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專門審看了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彭大将軍》，并接見了制片廠的負責人和導演。
習仲勳對農村文化事業也非常關心。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他在全國農村文化藝術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指出，黨中央十分重視農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勢下，農村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地方社會風氣、社會治安還不那麼好，還不那麼安定。現在農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現在農村的文化生活還比較貧乏，農民缺少精神食糧。有些地方，特别是偏遠山區，農民看不到電影，看不到戲，看不到書報或者看得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要求文藝工作者要拿出足夠的好的電影、好的戲曲歌舞、好的電視片和其他好的作品，來滿足廣大農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來影響農民，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的覺悟，用社會主義的文化藝術去占領農村的陣地，也要幫助、輔導農民自己創作并演出一些文藝節目。他舉例說，舊社會陝西有“自樂班”，就是農民自己的事情，自編自演。解放以後，農業合作化時期，我到陝西省長安縣一個村子去，那裡家家戶戶寫詩，貼在門口。不要看不起農民，何況現在的農民已不同于過去的農民，覺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搞強迫命令，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種方法，結合各地的情況，用群衆喜聞樂見的形式去活躍和豐富農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萬人民群衆，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集體，熱愛勞動，為建設物質富裕、精神高尚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貢獻。
他還向農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農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已；二是要深入生活，向農民學習，向生活學習，隻有這樣才能寫出農民喜歡的作品來；三是要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了這個作風，我們許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習仲勳觀看了天津市第二電子儀器廠職工自編自演的話劇《分憂》。這個劇以“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住房和就業兩個大問題為題材，反映工人階級顧全大局，為黨和國家分憂的精神風貌。習仲勳在此劇演出前後，兩次同編導、演員座談。他給這個劇以充分肯定，指出應劇“很有現實教育意義”，“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工人不僅為國家分憂，也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幫助國家解決困難，也是解決工人自己的困難。現在我們就是要提倡這種主人翁的責任感。”他十分贊賞企業自編自演文藝作品的形式，認為“企業職工業餘演出，這個形式好，不占編制。既生産，又演戲，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廣大觀衆。”
習仲勳十分關心文藝工作者，是文藝工作者的知心朋友。無論是在戰争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都喜歡和文藝工作者交朋友，關心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張君秋、杜近芳，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陳素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秦腔表演藝術家王天民、劉毓中、蘇育民、李正敏、孟遏雲、李瑞芳、吳德，北京人藝著名藝術家曹禺、歐陽山尊、朱琳、藍天野，歌唱家郭蘭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負恩鳳等，都受到習仲勳的關心和幫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的，還重視為他們落實政策，使這些文藝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顧，藝術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習仲勳也因此赢得了文藝界廣泛的尊敬和愛戴。很多文藝工作者一提起習仲勳就贊不絕口，說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像長輩一樣關心他們。歌唱家負恩鳳回憶說，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見到習仲勳，開始還很拘謹，但他那風趣幽默、談笑風生的言談舉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緊張的情緒。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之際，負恩鳳去北京為大會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習仲勳，彙報了近況。當得知負恩鳳要為十二大代表演出時，習仲勳對她說，演出要放得開，不要緊張。并叮囑同去的中共陝西省委有關同志要多宣傳陝西的藝術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習仲勳在觀看了負恩鳳獨唱音樂會後，為其題詞：“唱群衆喜愛的歌曲。做群衆喜愛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負恩鳳陝北民歌專輯《山丹丹開花紅豔豔》珍藏版首發式在北京舉行，習仲勳專門從深圳發來賀電：“獲悉你經過幾年的努力，藝術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表示祝賀。藝術，隻有奉獻給人民，服務于人民，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愛你的歌聲，今後，希望你永遠忠誠于藝術，忠誠于人民，忠誠于黃土地。”【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十分關心地方戲曲的發展。一九五八年，為了展示陝西戲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陝西省文化局決定組建陝西省戲曲演出團赴京演出。八月，陝西省文化局派楊公愚副團長先去京聯系演出事宜，行前趙伯平省長指示楊公愚，到北京後先向習仲勳彙報，争取他的支持。當聽說有新劇目、有經過整理修改的傳統劇目、有老演員和中青年演員，特别是解放後新培養起來的青年演員能在各個劇目中擔任主角時，習仲勳非常高興。他說，一個劇團或一個劇種要争取廣大觀衆的喜愛，必須有兩條，一是要有好劇目，二是要有好演員。他認為陝西的戲曲工作者已注意到這兩點，是很大的進步。根據習仲勳的建議，陝西省戲曲赴京演出團經過充分準備，于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習仲勳邀請楊明軒、汪鋒、張奚若、張邦英、賀晉年、高登榜等陝西籍老同志，宴請陝西演出團團長羅明、副團長史雷和老藝人劉毓中等。習仲勳對大家說：“陝西劇團要來京演出，大家都很關心，但怎麼演，怎麼工作？大家議議。”羅明簡要地介紹了演出團的情況，大家聽了異常興奮紛紛發表意見，有的主張先演秦腔，有的主張先演眉戶、碗碗腔。習仲勳認真地聽着大家的意見，然後集思廣益，認為第一場應該是給中央文藝界的領導作彙報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為碗碗腔原是陝西皮影戲的唱腔，屬于小劇種，現在經過陝西戲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為大戲，是一項大膽的革新，在音樂上也有很大的創造和發展，是值得向文藝界領導彙報的劇目。同時，他還對演出的宣傳報道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陝西省戲曲赴京演出團按照習仲勳的意見調整了節目次序，加強了宣傳工作，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緻稱贊。二十四日，習仲勳在北京飯店舉辦招待會慶賀演出成功，邀請了數十位首都文藝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藝術家與陝西戲曲演出團全體同志見面，文化部代部長錢俊瑞、中國劇協主席田漢、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都到場祝賀。此後，歐陽予倩、梅蘭芳、田漢、曹禺、馬少波等都陸續寫文章盛贊陝西戲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創作和演出，浸透着習仲勳的心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戲曲界比較活躍，全國各地都出了許多好劇目，陝西戲劇卻比較冷清。習仲勳很關注，對中共陝西省委主要領導說，晉劇上去了，豫劇上去了，秦腔是戲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陝西省委按照習仲勳的指示，盡快調整了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的領導班子，新班子組織力量創作，一部反映秦始皇曆史功過的大型秦腔劇，最後定名為《千古一帝》。經過緊張的排練，該劇先在陝西演出，反響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習仲勳和馬文瑞、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白紀年、陝西省省長李慶偉一起，在北京國賓館觀看了《千古一帝》錄像，并召開座談會，習仲勳提出了指導意見。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參加全國戲曲觀摩大會，定于五日演出。四日晚，習仲勳從廣州趕回北京後，即打電話給中央有關領導，中宣部、文化部負責人和文藝界知名人士，邀請他們觀看。第二天，習仲勳帶着孫女，與中央有關領導一起觀看《千古一帝》，高度評價了這出戲，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他對一起看戲的同志說，你看我們陝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轟動京城，獲得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十個金獎，一個二等獎，創造了單個劇目獲獎的最高紀錄，使秦腔這個古老的劇種走向全國，聲名遠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習仲勳回到西安參加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活動，與全國政協副主席回到操等一起觀看了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戲《盜草》、《借扇》、《鬼怨・殺生》。習仲勳高興地說，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沒有秦腔味也不行。你們的戲改得好，既有秦腔的傳統，又有新的發展，方向對、路子正，我很滿意。
習仲勳不僅關心家鄉戲曲的發展，同時也關心着京劇、豫劇、粵劇、評劇、晉劇等劇種的發展和繁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文化部和北京市調整部屬和市區戲曲表演院團布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和陝西省委的主要領導人，積極動員中國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到西安組建陝西京劇院。年近花甲的尚小雲變賣了北京的房産，舉家遷到西安，擔任陝西京劇院首任院長，使陝西京劇院成為全國五大京劇院之一。在習仲勳的關懷和支持下，尚小雲在陝西再創輝煌，培養了大批人才，為京劇和秦腔以及其他劇種的共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寅獻。習仲勳和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相識，和豫劇有着不解之緣。一九八二年二月，常香玉率鄭。州豫劇團進京演出《花木蘭》和《柳河灣》，習仲勳觀看演出。并看望演員。之後，常香玉每次到北京開會，習仲勳和夫人齊心都要請她吃飯。常香玉愛吃青菜，齊心每次都給她做大白菜包子、大米粥和菠菜湯，還讓兒媳、著名歌唱家彭麗嫒向常香玉請教學習。
在發展繁榮文化事業上，有件事值得稱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畫家範曾的國畫作品在日本走紅，日本的有關人士要為範曾舉辦個人畫展并邀請他赴日出席開展儀式。美術界有人不攢成，認為範曾不能代表中國畫家，主管部門也猶豫不決。這件事情請示到仲勳那裡，他認為日本人喜歡中國畫，喜歡中國畫家，這是件好事情，應予支持。他力排衆議，支持範曾東渡日本舉辦個人畫展，促進了中日文化藝術交流。
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一段時期，由于西醫的沖擊，中醫中藥得不到應有重視，也失去了應有的地位。習仲勳認為中醫中藥在醫學事業發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衆又十分認同中醫中藥在防病治病、健身強體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應該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支持。他很早就關心衛生事業，支持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間，習仲勳就非常關心和支持西北地區的中醫中藥研究工作。到北京工作後，他依然關注中醫中藥事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時，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支持發展祖國的中醫中藥事業。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中醫研究院舉行成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習仲勳出席會議并作講話。他說，三十年前成立中醫研究院，是發展中醫事業的一項重大決定，是中醫史上的大事。中醫研究院的同志們艱苦創業，盡心竭力，團結協作，在繼承和發揚祖國醫學遺産，為人民防病治病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全國中醫藥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他回顧了中國中醫藥學悠久的發展曆史，指出：“新中國成立後，中醫藥特别是針灸已經傳到世界上一百二十個國家，有八十多個國家來我國學習和進行學術交流。有些國家還建立了研究機構，投人大量人力，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中醫藥和針灸進行深入研究。這說明，中醫藥在我國的衛生事業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時它的奇特療效和科學價值也被世界醫藥界所公認。”他要求中醫藥戰線的同志們，要把振興中醫，為民造福的光榮任務承擔起來，并指出，既要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又要堅持改革和創新，振興中醫，辦好中醫，發揮它所獨具的特點和優勢，揚其精華，棄其糟粕，與西醫相結合，取其所長，補己之短。他要求，要糾正那種歧視中醫中藥，丢掉中醫中藥的錯誤思想，全黨都要關心中醫中藥工作，重視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視，經過一大批中醫中藥專家學者的不懈努力，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祖國的中醫中藥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贊同。由此，我們不得不佩服習仲勳的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