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開創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産黨奪取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勝利的一大法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國際形勢的發展、國内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和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對統一戰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國共産黨在實踐中，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統一戰線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和新政策，從而引領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推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習仲勳為此做出了重大貢獻，特别是他求真務實的探索精神，寬宏大度的修養，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風，使他成為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和楷模。
■緻力統一戰線的實踐和理論研究
習仲勳有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在陝甘甯邊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間，他運用黨的統一戰線這個法寶，提出了統戰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許多獨到見解，很好地解決了西北地區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宗教問題，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充分肯定。習仲勳到中央書記處工作後，緻力于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方針政策的研究和實踐，指導全國統一戰線工作開創了新的局面。
黨的工作着重點轉移以後，摒棄“以階級鬥争為綱”，還要不要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在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錯誤和影響，如何加強黨的領導，是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面臨的新問題。習仲勳從新時期的形勢和任務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指導思想，認真地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這些問題，使統一戰線工作得到了新的發展。
習仲勳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對統一戰線，民族、宗教方面的動态和方針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視。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對新的形勢，不斷思考着新的問題。他組織帶領統戰部門的幹部，按照新時期黨的工作的總目标和總任務，深入開展調查研究，肅清“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繼承和發揚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優良傳統。經過一段時間的深人思考和理論研究之後，他提議召開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統一思想，解決統一戰線工作面臨的若幹重大問題。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仲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對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作了全面的闡釋。他說，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寫的《（共産黨人）發刊詞》中講到，所謂黨的三個基本問題，也是黨的三個主要法寶，第一條就是統一戰線，第二條是武裝鬥争，第三條是黨的建設。這是毛主席總結了十八年的經驗提出來的。現在我們有六十年的經驗，我們面臨的任務不同于當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一是實現四化建設，一是保衛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盡管時代不同了，任務不同了，三大法寶不能丢。“至于統一戰線工作，包括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加強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責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責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過去更難做。這裡面有一個特殊的曆史條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個大破壞，給我們遺留的問題很多。特别是現在處在一個新時期，我們的統戰工作更要适應新的曆史時期的特點，作出新的貢獻。”
他強調，統戰工作，不僅有“左”的影響，甚至“左”的流毒還很深。“左”的思想不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才有的，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後，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時還不那麼嚴重。五十年代初期，整個統戰工作情況是很好的。那時我接李維漢任政務院秘書長，接着又做國務院秘書長，總理把好多事情交給我做，做統一戰線工作，不搞民主協商能行嗎？習仲勳還特别希望，各級統戰部都要成為黨外人士之家。像組織部是幹部之家一樣，使各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一切黨外人士，覺得統戰部是他們的家，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難我們誠心誠意幫他們解決。這樣，我們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習仲勳還特别強調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像打麻将一樣，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說，現在把政協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和影響。我 算了一下，全國政協副主席，黨外人士比較多一點，各省政協副主席黨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過去常講，不要把黨外人士當第擺沒。我們現在這種思想還是有的，把人家當隻花瓶。當花瓶還好看些，有的連花瓶都說不上。
習仲勳認為，在新的曆史時期要做好統戰工作，要有新的觀念，新的視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對新時期的統戰對象，對民主人士有新的認識。他總結自己長期的工作實踐，深有感觸地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有一個新的、足夠的認識。他們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們共産黨内有的幹部受的苦還要大，也算經過了一次嚴峻考驗，這一點必須肯定。我以為現在可以把他們當成我們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請統戰部同志的腦子裡經常想着這些問題。要向這些老民主人士學習，學習他們的謙虛精神，學習他們的愛國精神。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還這樣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統一戰線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風，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設，大家一塊幹嘛。實踐證明我們的方針是對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人共産黨嗎？如果他對共産黨沒有信念，他為什麼還要求加入呢？現在在我們一些部門裡，總覺得黨員是最可靠的，總是高人一等，這就不好了。對黨外人士，你們已經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們的事迹，我覺得還不夠，特别是對國外的統戰對象，也要有計劃地大量搞。現在不管搞經濟的也好，搞文化科學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們是骨幹，真正辦事的是這些人，我們的統一戰線工作要向這個方面擴展。統一戰線也有一個接替的問題，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統一戰線就持續不下去了。現在要廣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輕的朋友，這一條非常之要緊。
習仲勳十分重視肅清和防止統一戰線工作中“左”的傾向，端正思想路線。他花費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級統戰部門認真做好落實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幾個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文件，親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黨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經濟上也得到補償，心情舒暢地投人到祖國建設事業之中。在他的領導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斷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導思想得以确立和貫徹。
習仲勳對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作了認真的思考。他接出了統戰部也要管幹部、擴大統戰對象、廣交朋友等許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見。他指出，我們總的是有一個管理幹部的組織部，但是，統戰部也要管幹部，負責考核、挑選和推薦一些黨外的、各民主黨派的幹部。習仲勳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紀要》，其中進一步明确了統戰部負責管理黨外幹部的職能，使各級統戰部門真正成了黨外幹部之家。
習仲勳培養統戰幹部幾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對新任部，鼓勵他們大膽工作，壓擔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閻明複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習仲勳找他談話，耐心細緻地向他介紹統戰工作，叮囑做好統戰工作要注意的問題。閻明複回憶說：習仲勳通知我，中央決定調你去中央統戰部任部長，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經驗欠缺，如此重大的擔子深感難以承擔。習仲勳說，隻要認真執行中央的路線萬針，認真學習，是可以做好的。随後，他語重心長地教導我說，統戰工作是我們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社會主義成敗的戰略問題，絕不可掉以輕心。無論是革命和建設，都是人多一點比人少一點好，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都是經過考驗、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人士。許多還是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做出過重要貢獻。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們，抱着甘當小學生的心理向他們請教學習。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的民族還是全民族信仰一種宗教，要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關心群衆生活，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系。這對于維護祖國統一、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至關重要等等。習仲勳一席話，使我對統戰工作的認識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許多。
在統戰工作的具體細節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連怎麼說話用什麼樣的語言，習仲勳都做過仔細研究，給幹部提出要求。他說：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說話就露餡了，開會發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時候，總喜歡說黨怎麼樣決定了。那人家要問你，既然黨決定了還商量什麼呢？我幾次碰到這種情況，總覺得這種說法和做法不那麼妥當。不能這樣嘛，黨的領導這一條當然要堅持，但也不能到處講我們要領導。你不講，人家就不要你領導？習仲勳要求統戰幹部“把工作搞實在，嚴禁說大話、不辦事”；對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和要求，“都應有明确的回答”；“要從實際出發，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決問題”。他還中肯地告誡統戰工作幹部，“請拿出一點實幹精神來。統戰部的工作很麻煩，無耐心，不細緻，不一抓到底，都習做不好工作。這就是官僚主義作風”。對民主黨派内部及與其有關的事務，“切記由他們自己去調解，比我們出面幹預要好得多，這就是改善黨的作風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強黨的領導，真正加強黨的領導”。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書記處反映某一黨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團結問題及中央統戰部的處理意見，引起了習仲勳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強調：做各民主黨派工作的中共黨員幹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隻能居中公正地幫助他們調解糾紛，加強其内部團結，這是一條基本原則，也就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習仲勳做統戰工作，在抓大事、抓傾向性的問題時，也注意及時發現和解決一些容易産生疑義和争議的問題。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向習仲勳反映說：刑滿獲釋的戰犯、特工人員、起義和投誠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能當政協委員，不能參加民革，不知道是誰規定的？習仲勳很重視這一問題，認為這個規定不合适，不符合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便直接過問處理此事。當得知是中央統戰部的規定時，即要求中央統戰部對類似的規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實情的條條框框，都要根據新時期的新特點，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堅持和完善正确的規章制度，總結成功經驗，記取失誤的教訓，把統戰工作做得更好。
做好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的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實現港澳回歸和兩岸統一，是習仲勳非常關心的問題，也是他經常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問題。在工作中，他與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有廣泛的接觸，深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為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了大量工作。他認為海外愛國統一戰線有着廣闊的天地，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好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已成為當務之急。為此，習仲勳主持召開會議，邀請中宣部、外交部、僑辦、對台辦、港澳辦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加，研究海外統一戰線工作，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集思廣益，讨論形成了加強海外統一戰線工作的意見，使這方面工作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活躍起來。根據習仲勳的指示，還成立了海外聯誼會機構，加強了同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的聯系。
習仲勳十分關心在大陸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國青年報》的《青運情況》編發《台籍醫生周朗赤誠報國卻得不到應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區醫院兒科主任、五十七歲的兒童白血病專家、台灣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應有的支持。習仲勳看到後，認為這不單是周朗個人的問題，而涉及對大陸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運情況》上作了較長的批示：
對五十年代回大陸的台籍醫生周朗同志應熱情誠懇相待，要相信他對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赤誠愛。他是經過長期考驗的老黨員、老技術專家，我們還以這種不信任的态度對待，是十分錯誤的。如果對這樣台灣籍的同胞和同志都團結不好，怎能談得上廣泛開展對台工作？這是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問題，務必嚴肅對待。請認真聽取周的意見，并解決他的困難。請廖公、靜仁同志查處。中央統戰部向各省、市、自治區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轉發了記者寫的文章和習仲勳的批示，及時糾正了各地出現的類似問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從台灣和國外回祖國大陸定居的部分人士歡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們中間有：從台灣駕機歸來的原國民黨空軍少校考核官、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航校副校長黃植誠，原國民黨空軍少校分隊長、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航校副校長李大維，台灣中華電視台原節目主持人黃益騰，原國民黨江蘇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進縱隊司令、台灣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彰化訓練中心原主任彭鴻文，國畫家孫瑛，原國民黨第九集團軍少将參議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後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希枚，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專家戰志國，從美國回國定居的北京航空學院教師李椿萱博士和台灣省籍旅美化學博士吳國桢等人。
習仲勳和楊尚昆、鄧力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這次活動。習仲勳在與李大維交談時高興地說：“你現在在陝西工作，我就是陝西人啊！”李大維用剛剛學的陝西話說：“我向你學習！”引起了滿堂笑聲。李大維告訴習仲勳等領導同志：“我是幹中學，學中幹。該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氣地管。”習仲勳與楊尚昆一緻說道：“非常對，非常好！”
在對台工作的實踐中，習仲勳提出，統戰工作，對台工作，各部門都要做，不僅是統戰部，外貿部、商業部、郵電部、外交部也有這個工作，大家共同來做才能做得好，要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
習仲勳一直關注着祖國統一的問題，也為此積極尋求解決的途徑。一九九年十月，台灣人士陳建中來大陸，中央統戰部向習仲勳彙報後，他從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考慮同意會見陳建中。從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習仲勳與陳建中是同鄉同學而誣陷他，并作為一條罪狀予以審查。陳建中到台灣後，曾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國大”主席團主席等職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主張兩岸停止敵對，并為此發表過文章。十月後的一段時間内，習仲勳在中央統戰部有關負責人陪同下，先後四次會見陳建中，介紹大陸改革發展情況和對台政策，講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希望陳建中能做于兩岸有益的事情。他把會見陳建中的情況及時向中央作了彙報。習仲勳一心為了兩岸統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習仲勳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總結經驗，把系統化的經驗上升為理論，成為工作的指導方針。在他領導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開了全國統一戰線理論工作會議：這是建國以來召開的第一次研究統一戰線理論的會議。習仲勳發表講話，系統地闡發了自己對統一戰線理論的認識。他提出：“統一戰線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門科學。它的内容極其豐富繁雜，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學高峰。馬列主義奠定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我們統一戰線工作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曆史，經驗極其豐富。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大大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重大發展。”“但是，統一戰線這門科學必須随着實踐的發展而繼續向前發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則就沒有生命力了。而我們對統一戰線這門科學的理論研究，跟我們黨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大量理論财富比較起來，就顯得薄弱。一方面，統一戰線的曆史經驗有待于我們提高到理論上去總結，以資借鑒；另一方面，新的曆史時期統一戰線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又要求我們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理論探讨，以指導工作。”【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進而提出加強統一戰線理論研究工作，必須從四個方面做起：
一、要理論聯系實際，有的放矢，實事求是。我們黨六十多年的曆史，就是經過反複實踐不斷地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的曆史。當我們黨把這兩者正确結合的時候，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勝利，就向前發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敗。實踐證明，理論研究隻有結合實際，才會有活力，有創造，有發展，也才會對實際工作起指導作用。我們要不斷地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别是教條主義。因為有這種思想的同志往往是理論脫離實踐，并把它變成了空洞的、僵死的東西。他們隻會機械背誦和簡單重複馬列主義的原理和字句，并拿來衡量已經發展了的實際，他們“循規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甯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理論來自實踐，并為實踐服務。鄧小平同志指出：“理論工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我們的統戰理論研究，要面向實際，面向群衆，這是理論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生命源泉；統戰理論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時了解各國的信息和經驗，以便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統戰理論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三大任務，深入調查，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我相信，做到了這幾個面向，統一戰線這門科學就會不斷充實和發展起來。
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舊。長期以來，在理論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響很深，一些過時的舊觀念、舊框框束縛着人們的思想。再加上一些違反學術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論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氣氛。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我們的思想、觀念必須順乎時代的潮流而不斷更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怎樣搞好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觀念。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具體條件下的新發展。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轉變，具有深遠的國際影響和曆史意義。應當看到，三十多年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來，我們各個領域裡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縛着而不自由。另外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的觀念和習慣也還在我們的頭腦裡發生作用。因此，現在很有必要回顧一下統戰工作，通過實踐的檢驗，樹立合乎時代要求的新觀念，破除已經過時的舊觀念。
三、要團結黨内外的理論工作者和統戰工作者， 形成一支廣泛的統戰理論研究隊伍。發展愛國統一戰線，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推進統一戰線這門科學的研究，也要發動黨内外的同志共同參加，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希望同志們邁開自己的雙腳，深入到實際中去，深入到群衆中去，虛心地向實際學習、向群衆學習，使自己不斷地增長見識，永遠保持對新事物的敏感性，為發展統一戰線、促進四化建設做出有益的貢獻。這次會議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和各界非黨人士一道參加，共同研究和讨論問題，這個做法很好，應當貫徹到今後的統戰理論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強領導和協作。近幾年來，統戰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的開展，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各級黨委的重視和加強領導；再一條是黨委統戰部門出面抓好組織落實工作；第三條是加強各有關部門的協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會把統戰理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習仲勳為開創新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論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創見，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線的實踐和理論，為這一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實現新的轉變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習仲勳始終關注民族宗教問題。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談到統戰工作時，專門講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說：
“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左’的影響還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傾向。這個問題，中央書記處準備讨論一次。民族問題，方針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結合各地的實際貫徹執行的問題。宗教問題，一個是不敢管，一個是不放手，兩種情況都有。其實民族和宗教是分不開的。有的民族，沒有宗教也就不成為一個民族了。我們現在說的宗教狂熱，要加以分析。為什麼狂？這些問題都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準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們注意。”
習仲勳對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問題之所以看得這麼準，得益于他過去長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區的工作經曆。因此，在處理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時，就顯得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一九八二年，在習仲勳的正确指導下，有關方面妥善地解決發生在中國大地的“呼喊派”反動組織問題，就是一個例證。
“呼喊派”創立于美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傳人中國，以世界末日即将到來的邪說，煽動群衆在聚會時盡力“呼喊”，遂被外國勢力利用來反對中國共産黨領導，反對人民政府，圖謀“改朝換代”。八十年代初，“呼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發展，随之蔓延波及全國十九個省市。
習仲勳是從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呼喊派”問題的。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當即批示：“國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國的開放政策，千方百計向我國内滲透，并煽動反動教徒骨幹分子企圖組織一股反革命勢力，糾集信教群衆公開反對黨和人民政府，搶占教堂和聚會點，圍攻公警人員，哄鬧縣政府和縣公安局，氣焰十分嚣張，欺我軟弱，如不給予嚴厲打擊，則将會蔓延擴展，為壞人效尤，‘四人幫’的殘渣餘孽也會參加進去，興風作浪，乘機鬧事。這是一個極不安定團結的潛在威脅。”他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綜合治理辦法”。
按照習仲勳的批示，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和國務院宗教局當即組成調查組到有關省區調查，并向中央寫出調查報告。報告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這個組織是極為反動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提出：必須看清所謂“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幹分子的反動本質及其極大的破壞性和危害性，認識這場鬥争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習仲勳仔細閱讀了調查報告，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緻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各地出現的‘呼喊派’問題，确實嚴重，不容忽視，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并提議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對策。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開了有關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習仲勳作了重要講話。他在深刻分析這一組織出現的社會背景時說：
去年，我們勝利地召開了黨的十二大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精神振奮、滿懷信心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正是在這期間，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内外反動的教會勢力及其他敵對分子相互勾結，利用我們對外實行開放、對内搞活經濟的機會，利用我們繼續清理“左”的錯誤思想、抓緊落實各項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機會，打着“宗教”的旗号向我們進行滲透和進攻，妄圖破壞我們的大好形勢，阻撓我們前進的步伐。“呼喊派”瘋狂進行活動發展蔓延到十九個省市區，人數達到二十多萬（恐怕這個數還打不住），就是突出的表現。這一情況告訴我們，在大好形勢下也還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呼喊派”問題，開始我們有點麻痹大意了，“小小泥鳅，還能翻什麼大浪！？”他們正是利用了這個機會，利用了我們的麻痹大意，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大喊大鬧。這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現象。這是它的嚴重性的一個方面。
他接着分析了“呼喊派”的反動本質和社會危害性，一是受國外情報機關和國外反動宗教勢力的支配和資助。二是明日張膽地反對黨，反對人民政府，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它公然提出“半年打下溫州，一年打下浙江，兩年打下全中國”的反動口号。三是反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反對自傳、自治、自養的“三自”愛國教會組織。“呼喊派”的活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危害廣大人民正常的生産和生活秩序，嚴重危害四化建設。
他嚴肅地告誡說，既要充分認識“呼喊派”問題的嚴重性，絕不可掉以輕心；又要看到它的虛弱性，因為它在政治上是極其反動的，從而也是極端脫離群衆的（包括一切愛國的、真正的信教群衆），我們絕不可在它的猖狂活動面前軟弱無力，束手無策，我們要教育、争取受“呼喊派”蒙騙的信教群衆，讓他們回到“三自”愛國教會組織裡來。這将是長期的、複雜的鬥争，要做大量的艱苦工作。我們完全有力量、辦法、有信心解決“呼喊派”問題，取得鬥争的勝利。
習仲勳指出，要解決“呼喊派”問題，光靠宗教部門公安部門不行，必須進行綜合治理。他把綜合治理的措施。總為五句話：充分運用法律武器，堅決打擊首惡分子，認真落宗教政策，深人做好群衆工作，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并逐句了解釋。他強調：在調查研究、做好準備的基礎上，要集中段時間，組織強大力量，穩準狠地打擊首惡分子，堅決瓦霹取締“呼喊派”的組織和活動。各地應該依照憲法研究采切實有效的辦法，把我們的方針政策告訴群衆。否則，群衆我們的态度不明了、不理解，就不敢起來同他們鬥争。反來，隻要廣大群衆真正了解、掌握了黨的方針政策，就會形巨大的威力。
這次會議對打擊“呼喊派”做了具體的安排部署，明确了解決“呼喊派”的政策界限和鬥争策略。之後，各有關省區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習仲勳的指示，統一思想，集中力量，統一行動，迅速地開展了打擊“呼喊派”的鬥争，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徹底勝利，瓦解、取締了“呼喊派”反動組織，揭露和打擊了極少數反動骨幹分子，進一步落實了宗教政策，争取團結了廣大信教群衆，促進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衆來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場所既是國家文物，又是旅遊景點，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職責劃分不明的問題。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辦公廳組織力量對此進行了調查，并提出解決意見，建議進一步貫徹中發[1982]19号文件和國發『1983]60号文件，落實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辦公廳以《調查簡報》的形式将調查情況報送胡耀邦。二十二日，胡耀邦批示，請習仲勳牽頭處理好這件事情。
習仲勳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和宗教政策的落實。
三月三十日，習仲勳約請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一起研究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和開放宗教活動場所的問題，決定趁正在召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之機，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同志開會，向大家介紹情況，督促落實政策，解決問題。習仲勳出席了這個會議，強調要落實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與會同志介紹了胡耀邦在昆明華亭寺實地調查的情況，說明落實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視察華亭寺的。他聽到僧人反映寺廟還沒有交由他們管理時，即對僧人說，寺廟的政策要落實，該交你們管的要交你們管。他對随行的園林部門的同志說，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國人，你們要主動和他們搞好關系，搞好團結。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黨的宗教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問題，胡耀邦要求陪同他的省上負責人要認真切實地落實好黨的宗教政策，把出現的問題解決好。習仲勳對與會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介紹胡耀邦視察華亭寺的情況，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實宗教政策。他強調說：耀邦同志這次談話，對如何解決寺廟的管理問題，如何正确對待僧道人員，講得很清楚，很明确，對各地都有指導意義。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實地，察看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作風，更值得我們學習，要以實際行動貫徹到自己的工作中去。這次會議後，各地及時糾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快了黨的宗教政策的落實，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響。
習仲勳關注着宗教政策落實的進展情況。當他得知落實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國務院六十号文件确定開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點寺院和道觀中，由文物、園林等部門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應移交給佛教道教組織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沒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遺留問題。于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統戰部召開的落實宗教政策座談會上再次強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所以能夠很快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勢，這個局勢之所以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同我們對民族、宗教問題解決得比較好是分不開的。②他提醒，在落實宗教政策問題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違反政策規定的現象，有的還相當嚴重。他說，中央發出十九号文件已經三年，國務院發出六十号文件也已兩年，為什麼不能完全貫徹落實，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縛着我們不少同志的頭腦，二是不少同志在執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觀點和政策觀點，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隻從本部門、利害得失考慮和處理問題，而不是首先把黨的政策、放在第一位。習仲勳的這次講話對大家震動很大，會議之後，各地很快落實了有關政策。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如和發展？習仲勳經過調查研究，認為在幹部群衆，特别是領導同志中，要樹立正确的民族宗教觀，要培養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幹部。同時，要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齊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習仲勳在全國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說，民族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在全國人民中加強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出席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的一次講話中又說：“要在各民族幹部和群衆中，經常地、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他還說：“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像烏蘭夫同志這樣的少數民族馬克思主義者很少，烏蘭夫是我們的榜樣，各級都要有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幹部。”
習仲勳十分重視總結民族政策和民族觀教育的經驗，提倡大力表彰為民族團結進步做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傳播他們的先進事迹和經驗。在他的倡導下，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活動蓬勃開展，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經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結合，重點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知識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級黨校、大專院校、中小學校普遍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課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大檢查；廣泛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月”活動，表彰民族團結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到一九八九年，全國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召開了民族團結表彰大會，數以萬計的先進集體、先進個人受到表彰和獎勵。
習仲勳十分重視對青年學生進行馬列主義宗教觀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他從有關材料看到新疆伊犁師範學院對學生進行正确宗教觀教育的經驗後，十分高興。新疆伊犁師範學院有五百多名學生，百分之六十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由于家庭成員信仰宗教，他們閱讀宗教書籍，回家參加宗教活動。對此，學院采取多種形式，循循善誘，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幫助學生正确認識宗教。經過細緻的思想教育，許多學生對宗教有了正确的認識，對黨和國家産生了由衷的熱愛之情。許多學生參加了共青團，不少學生還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習仲勳贊揚這個“學院黨委工作有成績，路子走得對，湧現了一個集體的李燕傑式的樣闆”，并指示國家民委加注按語轉發各省、市、自治區。中央統戰部按照習仲勳的批示，将這個學院的經驗在全國推廣，收到了明顯效果。
甯夏回族自治區有伊斯蘭教阿訇二千多人，大部分年齡偏大。随着宗教生活的恢複和清真寺的開放，一些信教地區的穆斯林聘請不到有經學基礎的阿訇，便私自培訓，吸收青少年念經。為了把宗教生活納入正軌，自治區伊斯蘭教協會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精神，決定開辦阿訇進修班，每年舉辦一期，逐步形成一支熱愛祖國、擁護黨和社會主義、又有相當伊斯蘭經學學識的中青年宗教職業隊伍，适應穆斯林群衆正常宗教活動的需要。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第一期阿訇進修班開班，參加的阿訇有三十人，進修的課程有《古蘭經》釋義、應用《聖訓》學、應用教律學、伊斯蘭教簡史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等。進修班在穆斯林群衆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應。
習仲勳從材料上看到甯夏的這個做法後，非常贊同，于十二月六日批示給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這是一個好辦法，值得重視，請靜仁同志指定負責管理宗教的同志考慮，别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辦法，培訓一批宗教職業人員，來管理群衆的正常宗教活動。此後，各個宗教的培訓機構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
習仲勳提出，要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内搞活，發展商品經濟。少數民族可以越過一個或幾個社會發展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卻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要在少數民族地區實現經濟現代化，必須補上這一課，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時，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兩個文明建設一齊抓，把治窮和緻富結合起來。
他強調，各級民族事務委員會要積極參與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工作，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幫助。一是研究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總體規劃；二是解決實際問題，并且要把解決實際問題放在重要位置。為此，他提出了四點意見：一、組織專家對某一個地方，一個縣或一個地區的開發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制訂規劃和實施方案，并協助當地政府組織實施。二、就某一個地方的單項開發問題，從可行性研究到實施開發的全過程給予幫助。可以組織省裡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黨派也可以參加進來搞。三、幫助進行各種專業人才培訓。四、為少數民族地區同先進地區的橫向聯系搭橋牽線。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要平等互助，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也要平等互助。
習仲勳十分熟悉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對如何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想得十分周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他在全國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說：“現在有些少數民族群衆，連賬也不會記。有的不知道什麼是商品，還有的隻知道以貨易貨的。漢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幫助他們。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為少數民族服務。”“要在多辦實事，多解決實際問題上想點子，下功夫，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要拿出一定時間到一個地方去，把那個地方的經濟搞上去。到那個地方，首先要進行實地調查。調查是為了什麼？為了決定政策，為了解決那個地方的實際問題。”“我國還有一千八百多萬散居、雜居的少數民族人口，各地黨委和政府在安排經濟、文化建設和各項工作時，要想辦法給予必要的幫助和照顧。就是要給一點偏食吃。”“對少數民族要多給一些幫助，多給一些照顧，使他們和當地的漢族一起富裕。”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在少數民族地區如何從實際出發正确貫徹落實決議精神，習仲勳有自己的見解。他說，封建迷信不是指的宗教，按教規教義搞的宗教活動是允許的。但現在有些宗教也搞迷信，這些問題由宗教自己去解決，行政上對此不要做硬性規定。他指出：“這種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願基礎上，由群衆自己來進行，共産黨員、共青團員要率先倡導。”“對少數民族地區那些不利于民族興旺、群衆緻富，不利于兩個文明建設的陳規陋習，要采取積極而又慎重的态度，通過同少數民族代表人士和廣大群衆充分商量後，由他們自覺自願地加以改革。”習仲勳很贊賞中共沈陽市委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設要樹立的五種新觀念：一是破除挂帥觀念，樹立服務觀念；二是破除抽象觀念，樹立求實觀念；三是破除封閉觀念，樹立開放觀念；四是破除單純“破”的觀念，樹立建設觀念；五是破除封建觀念，樹立時代觀念。他對參加全國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同志說，這五種觀念在上數民族地區很有用。少數民族太封閉了，他們過去不願與外邊多來往，是有曆史原因的，直到今天，還有人去糊弄少數民族，用些假貨、不真實的東西，把人家的羊弄走了，牛也弄走了，羊毛也弄走了。這些問題我們要重視，建立一個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他認為，一個封閉的民族是很難發展和進步的。在中國文化中，有很多的好東西是從中東、南亞的文化中吸收過來的。在民族工作中，應當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改變半封閉狀态，實行開放。這種開放，包含對國外開放和對國内其他地區、其他民族開放。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交流是脫貧緻富、吸收先進技術人才、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的必由之路。這一點要反複地向少數民族群衆講清楚，要擺些實際的例子做宣傳。說得再多，沒有樣子看不行。這是個大舞台，就看你咋演，帶個好頭，群衆一看就會認為這樣好，進步啊！習仲勳的這些見解和要求，對于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與十世班禅的深厚情誼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過程中，習仲勳與十世班禅相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以後近四十年的交往中，他們肝膽相照，友誼曆久彌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習仲勳等因支持十世班禅《七萬言書》的意見遭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世班禅向周恩來報送了《關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衆的疾苦和對今後第三十三章開創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工作的建議》，共八部分，約七萬字，故稱《七萬言書》。《七萬言書》系統批評了西藏和其他藏區工作中“左”的錯誤，提出了如何糾正錯誤，正确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發展農牧業生産，改善群衆生活的建議。周恩來要習仲勳研究後，向他彙報。
習仲勳認真閱讀了《七萬言書》，認為大部分意見和建議是好的，但其中一些言詞比較激烈。周恩來聽取習仲勳的彙報後，委托他與十世班禅談心，溝通思想。習仲勳充分肯定了十世班禅直言不諱地向黨提出建議的精神，同時勸他不要動氣，不要說氣話。十世班禅對習仲勳說，你講的我接受，你看着我從小長大，從一開始就幫助我，你是代表黨的。作為個人我們又是朋友，你是為了我好，我今後注意就是了。但我說明，我是真心為黨好的。後來，周恩來和有關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十世班禅，聽取了他的意見。後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按照班禅的意見形成了一系列糾“左”防急的文件，很好地解決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但時隔不久，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争。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嚴厲批評李維漢一味遷就十世班禅和喜饒嘉措等人，妥協退讓，不抓階級鬥争，搞投降主義；批評習仲勳在《七萬言書》問題上采取遷就、放任的态度。李維漢、習仲勳、十世班禅和喜饒嘉措因此受到批判、審查。一九六四年九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對十世班禅再次進行批判，年底解除了一切職務。“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勳和十世班禅都受到紅衛兵的揪鬥，被長期審查，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們的錯案才得以徹底平反。老友重逢，感慨萬端。十世班禅對習仲勳說，我的《七萬言書》把你連累了，真是對不起，習仲勳說，這都是“左”傾錯誤的惡果，不是誰連累誰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鍛煉和考驗，增長了見識，黨對你是了解信任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已經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十世班禅，緻信習仲勳并轉胡耀邦，希望在适當的時候去西藏和甘肅、四川、雲南的一些藏區視察。由于他一九八年藏區考察進行佛事活動時發生過意外，以後兩年多再沒有去藏區。習仲勳看了信後即轉呈胡耀邦閱示。次日，胡耀邦同意班禅的要求，批示“請仲勳、蘭夫、彭沖同志商定”。經過慎最研究，中央同意班禅這年回西藏視察。十世班禅臨行前，幾位中央領導一起與他談話，告誡要按中央要求做好工作。習仲勳一方面提出要求，一方面叮囑他要注意的問題。
五月二十六日，習仲勳與烏蘭夫、楊靜仁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約見十世班禅。一見面，習仲勳高興地說，我們認識三十一年了，過去是好朋友，中間經過“文化大革命”，現在我們既是朋友，又是同志，今天談話可以随便一點，暢快一些。十世班禅非常高興，感謝幾位領導的關心和愛護。
習仲勳說，你要去西藏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去不去西藏，什麼時候去好，中央要有個全面的考慮。這兩年沒讓你去，我看是對的，因為你的身份不同，你的行動，不隻是你一個人的問題，還要考慮到對達賴集團的政策，這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不能把自己單純地看成隻是藏族的精神領袖。你現在是自由又不自由，當了副委員長，就不能那麼自由。猶如我們共産黨員，黨叫幹啥就幹啥，決不可自由行動，就是要講黨性，守紀律。我們之問的區别，隻不過你不是共産黨員罷了，其他都一樣，同是幹革命。你是大師，又是副委員長，也要求你同我們一樣遵守這條準則，這也是為祖國的統一着想，為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着想。如果不這樣來要求你，那就是另眼看待你了。前年，鄧小平副主席同你談話，對你的評價很高，他從不随便講話，應該說對你是一次很誠懇很親切的談話。現在是八十年代，不同于四十年代，我們希望你做一位社會主義的班禅，做一位革命的班禅，争當革命的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見識，氣量要大，不要感情用事。
習仲勳傳達了中央對十世班禅去西藏的決定。他對十世班禅說：“幾天前中央鄭重研究了你去西藏的問題，決定你今年可以去西藏。”他還推心置腹地說：你是雙重身份，在思想上要把副委員長放在第一位，宗教領袖放在第二位。一言一行要從國家領導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宗教活動不是不可以搞，但不宜多，多了會影響當地群衆的生産和生活；要尊重地方黨委及地方政府，尊重地方黨政領導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宜粗不宜細”。要正确對待下面的同志，要團結起來向前看，不要翻曆史舊賬，對反對過你的人，要特别注意團結。達賴要搞大藏族自治區，在西藏安了不少釘子，在國外又搞了不少名堂。你這次去可以了解點情況，多做些工作，宣傳民族大團結，宣傳走社會主義道路，、宣傳祖國統一。既然回西藏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去。
十世班禅感謝中央批準他去西藏，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他獲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表示相信黨中央，願意在藏區發揮一些特殊作用。
為了安排好十世班禅在西藏的行程，五月三十一日，習仲勳與烏蘭夫在北京專門約談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陰法唐，就十世班禅回西藏事宜作出安排。習仲勳說，中央同意班禅今年去西藏。班禅同達賴有原則的區别，是兩個完全不同而在西藏都有影響的人物。達賴叛國，現在還要搞什麼大藏區。班禅一貫愛國，擁護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小平同志對班禅有明确肯定的評價。班禅回去，西藏自治區要熱情、誠懇、禮貌，體現政策，各方面工作都要做好，幫助班禅解決好視察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
一九八二年夏天，十世班禅回到西藏，得到西藏自治區的妥善安排和熱情接待，視察進行得很順利。七月十日，十世班禅在拉薩幹部大會上說，我從幼年起就是在中國共産黨和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教育培養和關懷下長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黨的關懷是無法分開的，我對黨、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懷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三十年來，我遵照黨的教導，在主觀上總是要求自己對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對加強漢藏民族的兄弟情誼，對維護祖國的統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十世班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在西藏期間，他按中央要求和習仲勳等中央領導的囑咐，多次講話宣傳西藏從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堅決維護漢藏民族的團結。
習仲勳關注着十世班禅回藏的情況，連新華社關于十世班禅回藏的報道稿也要親自審閱，并作出批示。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世班禅準備去西藏拉薩參加“傳召”活動。二月五日下午，習仲勳約請十世班禅到中央統戰部，就“傳召”的有關問題與十世班禅交談。習仲勳對“傳召”活動考慮得很仔細，關切地說，這次你去拉薩主持祈禱大法會，這台戲你是主角，搞好搞不好，要看你了。這個法會二十年沒搞了，今年開始恢複，意義很大。搞好了，對外影響更大。你去之前，要做好充分準備，把問題考慮周到些，對每件事的處理要盡量慎重點，安排妥當，時間短一點，規模小一點，盡量不要發生問題，通過這次活動擴大政治影響。習仲勳特别叮囑說，大師千萬要記住，你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處理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可能産生的政治影響。并關照說，西藏情況很複雜，你要注意安全，确保不出事。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淩晨，十世班禅在西藏紮什倫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靈塔祀殿――班禅東陵紮什南捷開光典禮後，因操勞過度，心髒病突發，搶救無效，英年早逝，終年五十一歲。噩耗傳來，習仲勳十分震驚和悲痛。就在不久前十世班禅五十壽辰時，習仲勳還為之作“知天命之年”的祝賀，祝願他為祖國為民族作出更輝煌的貢獻。然而未料此次赴藏競成不歸。習仲勳痛心疾首地說，這個損失真是難以彌補啊！
二月二十目，習仲勳在《人民日報》著文，深切悼念十世班禅。文章深情地寫道：
四十年來，我和大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東陵紮什南捷開光典禮前，還在百忙中來向我告别并獻了哈達。出門要告别，回來要談心，這是他長期同我交往的一個老習慣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熱情高，愛激動，工作起來控制不住自己。我對他說，這個季節西藏缺氧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性急，要勞逸結合。他說，這件事辦完遂了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說，佛不要你走，馬克思也不要你走。誰知大師一走，競成永訣。我捧着他臨行前贈我的潔白的哈達，遙望西天，悲恸萬分。
班禅大師生前一再說，他從幼年起就熱愛共産黨，對黨懷有深厚的感情。他說，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的西藏。從我同他長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這種感情是非常誠摯的，他一生的實踐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班禅大師作為藏民族的優秀代表和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始終把藏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同祖國的命運和前途聯系在一起，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聯系在一起。從中國人民解放戰争取得勝利的前夜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曆史時期，班禅大師都竭誠地擁護中國共産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正确主張。
……
班禅大師作為我們黨的忠誠朋友，突出地表現在能主動地向黨提出中肯的意見、建議乃至尖銳的批評。他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一點我頗為了解，而且認為甚為難得。我總感到，能交上這樣的诤友可謂幸事。由于有這樣的了解，所以我對他也是以心換心，坦誠相見的。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班禅大師堅決擁護黨中央披亂反正，不遺餘力地協助黨中央落實各項政策。黨中央對班禅大師也給予充分的信任。一九八年班禅大師去藏區視察前，小平同志約他到家裡，示切地對他說：“你是我們國家最好的愛國者”，“你自己的活動，可以放手，不要顧慮”，“你在這次下去的時候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都錯了。你不要怕，就說這是中央領導同志講的。”班禅大師聽後受到很大鼓舞，對黨更加信賴。為了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他常常是夜以繼日地工作和學習。
……
班禅大師作為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他在這個時期的任務更繁重，工作更繁忙。盡管如此，我們見面交往的時間并沒有減少，我們坦誠相見的習慣一如既往。每當他視察、出國和進行其他重大活動時，破總是勸告他：一要注意身體、安全；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他每次回來總是來找我談談心，什麼話都談。對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興，毫不合糊地給予支持。當然對我覺得他還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氣地指出來，他認為我說的不對時也同我争辯，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
……
班禅大師作為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他熱愛自己信仰的宗教；作為藏民族的優秀代表，他熱愛自己的民族；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熱愛祖國；作為黨的忠誠朋友，他熱愛中國共産黨。把愛教、愛民族和愛國、愛黨完美地統一起來，這正是班禅大師一生的寫照……
■以至誠之心交友
習仲勳善于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在工作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習仲勳說，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經過考驗的，愛國、愛黨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們、尊重他們，抱着甘當小學生的态度虛心向他們請教學習。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擺架子，以坦誠之心心和他們交往，使一大批黨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說心裡話、辦實事、廣交朋友，是習仲勳做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戰争年代，他就與不少黨外民主人士和進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國民黨第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著名民盟人士楊明軒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習仲勳在國務院工作時期，有一大批黨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長馬叙倫、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糧食部部長章乃器、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交通部部長章伯鈞，還有陳叔通、季方、羅隆摧、胡子昂、黃炎培、史良、鄧寶珊、包爾漢等，另外還有許多在人大、政協、政府機構工作的黨外人士。他與這些民主人士、社會賢達保持密切聯系，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聲音和各方面情況的重要渠道。陳叔通為了反映意見、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習仲勳家。習仲勳說，陳叔老，您有什麼事，我到您那裡去，就不用您來回跑了。但陳叔通有問題和意見仍然堅持登門造訪，對習仲勳的信任可見一斑。
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任副主席期間，和習仲勳共事，到北京後，他倆仍然經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習仲勳十分尊重和信任張治中，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期間，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給張治中，使他有職有權。習仲勳擔任國務院領導後，張治中依然與他保持密切關系，對黨和政府有什麼建議，都願意和習仲勳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呼，徑直到家裡找他。對張治中反映的每一個問題，習仲勳都認真對待，能處理的當即處理，不能處理的及時轉報請示。他稱張治中為“密友、益友、诤友”。
傅作義和習仲勳的交往也很深。習仲勳不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義，而且關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一九五七年，傅作義心髒病突發住院，習仲勳多次探望，關切地對他說，要保持心情平靜，住院期間，以治病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暫時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親自去做，可以讓部裡其他負責人去。傅作義認為自己是部長，有些事情還要親自處理。為了能使傅作義安心養病，習仲勳報告周恩來後，安排他到廣東休養，使其身體很快得到康複。
和習仲勳接觸較多的愛國民主人士餘心清，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是馮玉祥部隊的随軍牧師，抗日戰争時期為中國共産黨在國民黨高級軍官中做統一戰線工作，之後任孫連仲部隊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因動員孫連仲起義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中共組織營救出獄，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會議。解放後，餘心清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習仲勳任政務院、國務院秘書長時和餘心清接觸較多，餘心清經常向習仲勳請示彙報工作，習仲勳也很尊重他。餘心清是個直性子，喜歡坦率地發表意見，對個别單位和地區對待知識分子不妥當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異議。反右派鬥争中，單位準備把他劃成右派。習仲勳非常熟悉他，便出面保護，使他免遭劫難。餘心清秉性不改，對看不慣的事仍坦率發表意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被迫自殺。習仲勳後來談到他時惋惜地說，餘心清同志是個好人，戰争年代在黨的領導下，做了許多工作。他常講“士可殺不可辱”，這沒有什麼錯，少數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别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鬥，他怎麼受得了？對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麼尊重你呢？我接觸過許多高級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們對一些事和問題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見很尖銳，這不足為奇，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隻要我們耐心細緻地和他們談，擺事實，講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餘心清同志是一大損失。這些話反映了習仲勳對黨外朋友的一片誠心。
習仲勳和烏蘭夫有很深的交往，認為他是少數民族領導幹部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工作中經常聽取他的意見。烏蘭夫雖然年長些，但很尊重習仲勳，很贊賞他的領導水平和人格魅力。一九六一年春節前夕，還在内蒙古工作的烏蘭夫特别邀請習仲勳夫婦和其他人到呼和浩特歡度春節，共叙友誼，探讨黨的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習仲勳認為烏蘭夫在内蒙古工作很有成績，說内蒙古自治區是我國第一個自治區，開創了内蒙古曆史的新紀元，對解決民族問題樹立了良好的範例。在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大力培養民族幹部，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和發展新型民族關系等方面，創造了寶貴的經驗。習仲勳還直言不諱地提出建議，要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幹部還是外來幹部，不管是漢族幹部，還是少數民族幹部，不管是地方幹部還是軍隊幹部，都要加強團結。烏蘭夫對習仲勳提出的意見和誠摯希望，完全贊成，認為符合内蒙古的實際情況。他倆經常一起研讨統戰工作，為祖國的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做出了貢獻，也加深了友誼。習仲勳與喜饒嘉措是老朋友。喜饒嘉措是青海宗教界的民主人士，在藏區有很高的聲望。解放後，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佛教協會會長以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由于工作關系，與習仲勳來往較多。他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難和問題，就找習仲勳商量、請教。習仲勳總是耐心地聽取他的意見和想法，給他出主意，幫助解決困難。一九五六年前後，喜饒嘉措多次率團出國訪問，因名額限制，他的秘書不能随行，便産生了一些看法。習仲勳得知後，耐心地做解釋工作。對喜饒嘉措說，我們既然相信你，也就相信你的秘書，要不然也不會讓他給你當秘書的。又對喜饒嘉措的秘書說，這次你沒出國，下次可以去，我們相信你。由于他細緻的工作，使喜饒嘉措和秘書都消除了思想疑慮，心情舒暢地投入工作。
習仲勳就是這樣做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工作的，真正做到了“以至誠之心交友”。他曾說，身居領導崗位的共産黨員，要有大海一樣的胸懷和寬宏民主的風度，虛心聽取各種意見，尤其是不同意見。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因此受到黨内外幹部的尊重和愛戴。
■出席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慶典
内蒙古地區是全國解放最早的地區之一，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建立内蒙古自治區。這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第一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省級地區，是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勝利，為全面實施這一基本政策創造了寶貴經驗，之後相繼成立了新疆、甯夏、廣西、西藏自治區。一九八七年是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年，七八月内蒙古自治區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這不僅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節日，也是全國各族人民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決定派高規格的中央代表團參加慶祝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的慶典活動。代表團南鳥蘭夫任團長，習仲勳為副團長，成員有秦基偉、楊靜仁、包爾漢、費孝通、閻明複、司馬義・艾買提、李貴等。烏蘭夫時任國家副主席，是内蒙古中共地方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他生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長期擔任内蒙古黨政軍領導職務，在革命和建設中，與内蒙古各族人民患難與共，團結奮鬥，有着深厚的感情。習仲勳擔任代表團副團長，中央也是經過認真考慮的。民主革命時期，習仲勳長期在陝甘甯邊區擔任領導職務，内蒙古一些地方時屬陝甘甯邊區管轄，兩個地區在軍事鬥争和民主建政中互相支援，共同發展，有着緊密的聯系。習仲勳到中央工作後，又負責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同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誼，因此，他出任副團長是最合适的人選。習仲勳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重要任務。【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七月二十九日，中央代表團乘火車到達内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受到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曙光、政府主席布赫、人大常委會主任巴圖巴根和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當日，代表團聽取了關于慶祝活動安排的彙報。習仲勳特别叮囑自治區負責同志，盛暑高溫，要特别注意防火、防汛，确保安全；慶祝習活動安排要從簡，不要過多地讓中小學生參加迎送活動。
七月三十日，中央代表團先後會見了内蒙古自治區省軍級離休幹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民族先進模範代表，向他們表示節日祝賀，感謝他們為内蒙古繁榮興旺做出的貢獻。中央代表團在新落成的内蒙古彩色電視中心，通過無線電視電話與各盟市黨政領導通話，烏蘭夫代表中央代表團講話後，習仲勳代表黨中央向内蒙古全區人民、各級幹部、全體黨員和駐内蒙古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祝賀節日，向維護治安的武警部隊和民兵緻敬。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團出席慶祝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幹部大會。習仲勳發表講話說，我們以烏蘭夫同志為團長的中央代表團受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委托，來到大青山下古老的青城，向内蒙古自治區各族農牧民、工人、知識分子、幹部、各界愛國人士，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内蒙古部隊和内蒙古武警部隊全體指戰員，緻以熱烈的祝賀和親切的問候！他指出：
在人民解放戰争的烽火中，我們黨根據我國和内蒙古地區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開創了内蒙古曆史的新紀元，并為我國通過民族區域自治的道路解決民族問題，樹立了良好的範例。
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年來，走過了光輝的曆程。建國以前，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領導各族人民，積極配合人民解放軍，進行武裝鬥争，為取得人民解放戰争的偉大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揮了重要作用。建國以後，在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大力培養民族幹部，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和發展新型民族關系等方面，創造了寶貴的經驗。在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内蒙古自治區根據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卓有膽識地采取了符合内蒙古地區特點和民族特點的方針、政策。在牧區民主改革中，實行“不鬥、不分、不劃階級”和“牧工、牧主兩利”的政策；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牧主實行贖買政策，在牧區堅持了适當放寬、長期穩定不變的方針；在發展牧區經濟中，強調“千條萬條發展牲畜第一條”，等等。實踐證明，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成功的，有力地促進了内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亂，内蒙古同全國一樣，也遭受了極大的災難。在當時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終堅定不移地心向中國共産黨，心向社會主義，心向偉大的祖國，為保衛邊疆、建設邊疆做出了艱巨的努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内蒙古自治區認真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維護和發展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認真進行改革、開放，在兩個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民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現在，内蒙古自治區進入了曆史上的又一個最好時期，各民族團結奮發，正以新的風貌踏上新的征途。
發展社會生産力，是全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也是内蒙古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内蒙古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南糧北牧，東林西鐵，遍地是煤”，發展潛力很大；同東北、華北、西北的八個省區毗鄰緊靠經濟比較發達的華北、東北兩大平原……又是我。國通往蘇聯、東歐的陸路通道，地理條件相當優越．在各項建設事業中，必須從這些實際情況出發，使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在内蒙古具體化……加速智力開發和人才培養，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總之，要從内蒙古的實際出發，揚長避短，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對不同地區、不同産業，确定各自的具體發展方針，并把各種産業合理地組合起來，互相支援，互相促進，協調發展。
他強調說：
加快發展社會生産力，促進各項建設事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總方針、總政策。……隻有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各民族才能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改革、開放搞活，是增強活力、提高效率、調動積極性、加速社會主義生産力發展的客觀需要，關系着國家、民族的興衰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隻有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習仲勳強調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國家的一項基本法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就是讓少數民族真正當家做主，使自治機關真正行使自治權利，充分調動人民群衆和自治地方的積極性。而培養民族幹部是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一個重要方面，在堅持幹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養少數民族黨政管理幹部，又要注意培養多學科、多層次的專業技術人才，以适應經濟文化事業日益發展的需要。
習仲勳特别強調了民族團結問題：不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必須有一個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的環境。内蒙古是蒙古族的聚居地區，又是多民族地區。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是順利進行四化建設，實行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證。内蒙古各族人民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具有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光榮傳統。過去所取得的一切勝利，都是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結果。我們的未來事業，更需要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共同努力。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要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型民族關系，進一步加強各族人民的團結。要在各族幹部和群衆中，經常地、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維護祖國統一的教育。要大力表彰為民族團結進步做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個人，認真總結和傳播他們的先進事迹和經驗。要實事求是、慎重合理地處理民族關系方面的問題，堅持教育和疏導的方法，及時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團結的消極因素，努力造成一種友愛、信任、民主、和諧的環境和氣氛，充分調動各族人民建設内蒙古的積極性。
習仲勳對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闡發和對民族地區工作的真知灼見，至今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當天，習仲勳在呼和浩特市會見了前來參加慶祝活動的港澳同胞和日本友人，在市人民公園憑吊了革命烈士，參觀了内蒙古博物館蒙古民族文物展，晚上出席了自治區舉行的招待會。
八月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團參加了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下午出席了内蒙古軍區慶祝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六十周年招待會。二日，中央代表團“内蒙古賽馬場觀看傳統的民族體育表演，下午冒雨為新落成的内蒙古展覽館剪彩并參觀展覽。
習仲勳非常關心基層群衆的生産生活情況。三日，習仲勳、楊靜仁、閻明複、李貴一起，到自治區的城鎮、牧區慰問各族群衆。在包頭鋼鐵公司，習仲勳深入到軌梁廠軋鋼車間，一邊仔細地察看生産過程，一邊和工人交談，他特别關心工人的勞動保護問題。在家屬區，職工群衆從陽台和窗戶探出身子歡迎習仲勳，他頻頻向大家招手緻意，并叮囑大家要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在包頭稀土研究院，習仲勳高度贊揚為我國稀土研究作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說，包頭是内蒙古的明珠，你們是自治區的明珠！
八月四日，習仲勳在伊克昭盟首府東勝市拜谒成吉思汗陵後，即到附近的哈日呼舒牧業生産合作社了解牧民的生産生活情況。在一位蒙古族群衆家裡，習仲勳與家裡的老大爺促膝交談。他盤腿坐在炕上，一邊品嘗奶茶，一邊詢問主人的生活情況，由于語言不通，盟委書記為他們翻譯。看到牧民生活的變化，習仲勳非常高興，當蒙古族姑娘唱起祝酒歌時，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在慰問參觀期間，習仲勳還代表中央代表團向包頭市、伊克昭盟等單位贈送了繡有國家主席李先念題字的錦旗。
八月五日，中央代表團舉行告别座談會。代表團成員和内蒙古自治區黨政軍領導，回顧整個慶祝活動的熱烈場景，互祝友誼，依依惜别。習仲勳高度贊揚了内蒙古自治區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對自治區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說：
黨的十三大即将召開，這次大會的指導思想就是改革。希望自治區黨政軍領導、各族幹部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抓好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宣傳教育工作和工作總結，特别是鄧小平同志關于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精辟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具體發展，要貫徹到我們的具體工作中去。當前形勢很好，要更高地舉起改革的旗幟，突出改革的地位。
八月二十五日，回到北京後，烏蘭夫、習仲勳以中央代表團名義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寫出了《參加内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活動的情況彙報》，對做好内蒙古的工作提出四點建議：
一、自治區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自己的優勢出發，貫徹落實“林牧為主，多種經營”的方針，宜牧則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糧食生産不可有絲毫的疏忽。要注意統籌兼顧，全面發展，不“單打一”，或“一刀切”。實行分類指導，發揮各自的優勢，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二、按照《民族區域自治法》，盡快制定自治區自治條例。要發展本民族的傳統經濟，把民族地區的發展同民族自身發展結合起來。要不斷加強民族團結、軍民團結。關鍵是搞好領導班子的團結，使自治區黨委成為各民族團結的核心。
三、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把十一屆三中_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貫穿到全部工作中去。要更高地舉起改革的旗幟，突出改革的地位。在改革中，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特别注意克服“左”的習慣勢力的幹擾，以保證改革沿着正确的軌道不斷深化，不斷發展。
四、自治區黨政領導要把這次慶祝活動激發出來的人民群衆的政治熱情，及時引導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去，使自治區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奮發努力，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内蒙古自治區，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在内蒙古活動期問，習仲勳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言行始終圍繞民族團結的主題，體現了一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領導者對民族問題的深邃認識和高超的領導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