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層，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特别是半年來謀劃廣東新發展的實踐，深深感到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嚴重束縛着生産力的發展，認為要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代表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權”進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這時正在考慮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廣東的這一建議和要求與中央不謀而合。中央同意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并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實行同内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國最先邁開了改革開放的重要一步，對我國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先走一步
中共廣東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個調查組深人調查之後，開始了農村體制改革，同時也形成了新的認識：在改革開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須發揮毗鄰港澳的優勢。
實際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從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綱要開始，中央就考慮如何沖破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的狀态，逐步進入國際市場，以加速國内經濟的發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後派出三個考察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個是由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組成的經濟貿易考察組，在香港和澳門的工廠、農場、港口、建築工地、農産品市場及一些商店實地考察，探求與内地特别是廣東合作發展的可能性。考察組回到廣州後，向習仲勳等廣東黨政領導人介紹考察情況，建議廣東把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派出得力幹部，加強領導力量，使農業從“以糧食為主”逐步轉到“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積極發展建築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開辟遊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和文化娛樂場所等。考察組介紹的情況和建議，與廣東省領導的想法産生了共鳴。
習仲勳等廣東省領導人由此進一步打開思路，向考察組提出了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大膽建議。之後，廣東省開始積極收集對外開放可供借鑒的資料并加以研究，重點研究了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經驗，準備借鑒他們的做法，放手大幹。【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國家計委和外貿部考察組回京後，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借鑒港澳經驗，把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争經過三五年努力，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産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聽取考察組彙報後，肯定了這一建議，指示：“總的同意”，“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迅速落實中央領導的指示，由此開始創辦經濟特區的曆程。為了開拓各級領導幹部的視野，習仲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省委常委王全國參加由谷牧率領的國務院考察團出訪西歐五國的情況彙報，并在中山紀念堂召開幹部大會，向廣東省、廣州市處以上幹部傳達，使大家受到強烈震撼，思想豁然開朗。“有些同志說，隻要改革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利用廣東沿海的有利條件，廣東的現代化建設一定可以高速度前進。”
六月二十日晚，習仲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關于迅速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建設問題。省委常委會議讨論落實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讨論《今後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的規劃要點》時的指示合中央政治局聽取赴日本經濟代表團、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彙報時的指示，一緻認為，黨中央對廣東十分關心，給予了很大支持，我們必須認真貫徹，抓緊落實，切實搞好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決不辜負黨中央的殷切希望。決定組織一個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統一領導下，研究制定這兩個縣建設的規劃。會議責成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李建安負責，主持召集省級有關單位研究，提出加強這兩縣建設的方案。
李建安雷厲風行，第二天下午就與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一起召集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如何抓好寶安、珠海兩個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問題。六月二十三日，兩人聯名向省委寫出《關于搞好寶安、珠海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的意見》，提出了組織領導、機構設置、建立農副産品出口基地、進出口物資、工業交通建設、來料加工、引進生産線、搞好城鎮建設和發展旅遊業等問題的意見，初步勾畫出兩縣發展的雛形。習仲勳和省委基本同意他們的意見。
七月上旬，習仲勳再一次到寶安視察，進一步感受到加快建設寶安的迫切性。回廣州後，他即派省計委副主任張勳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做進一步調查研究。工作組很快送上調研報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産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興的邊防城市。省委和省革委會聽取彙報後，遂在領導層形成共識，之後又對舉辦出口加工區進行了反複論證。十月，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提出建設目标和政策措施。這時，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也同意國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寶安蛇口投資建立加工工業區的提議，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向國務院呈報了《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正式提出在寶安蛇口建立工業區，利用國内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結合利用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材料，實現我國交通航運現代化，促進寶安城市工業建設和廣東省的建設。
這樣，在習仲勳的主持下，廣東根據本省特點，并借鑒亞洲“四小龍”經驗，開始着手籌建大規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廣東省委和省革委會負責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關人員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規劃的問題。同時，習仲勳在與省委領導認真研究後，分别與張勳甫、吳健民談話，決定由他們分别負責籌備組建寶安、珠海縣改省轄市的領導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張勳甫任深圳市委書記，吳健民任珠海市委書記。三月五日，國務院同意兩縣改縣為省轄市。此前，國務院還批複同意《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及在蛇口建立工業區的報告，并指出：“凡是看準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這時，一份關于香港廠商要求在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随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這給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堅定了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決心和信心。
習仲勳後來回憶這一段曆史時說：
三中全會關于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向前看的方針和把黨的工作着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為我們展現了廣闊的前景，同時又促使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廣東的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特點和優勢，使廣東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當時廣東省委的同志分頭到各地去調查研究，深感三中全會精神傳達貫徹後，農村形勢一片大好，廣大幹部、群衆心情舒暢，“穩定，高興，充滿希望”――這就是當時形勢的概括。從調查研究中，我們又深感廣東的經濟有它的長處和優勢，又有它的短處和弱點。我們的農業不論從農、林、牧、副、漁五業來說，還是從農業内部的糧食和經濟作物來說，都是門類衆多，潛力很大。但是，我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國更突出，平均每人隻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糧田，而且自然災害也多，所以糧食問題很尖銳，牽制了農業各業的發展。我們的加工工業有一定的基礎，潛力也很大，但我們缺乏自己的基礎工業，能源、交通問題十分突出。我們的商品經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一定的基礎，加上毗鄰港澳，華僑衆多，搞外貿和引進，條件比國内哪一個省都好。但是由于舊的經濟體制把我們的手腳捆得緊緊的，使我們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同時也無力克服自己的短處和弱點，困難很多。因此，廣東的經濟究竟應當怎樣搞？應‘-3搞成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怎樣才能發揮廣東的優勢，怎樣才能克服或避開廣東的弱點？我們調整經濟應當往哪裡使勁？所有這些，都必須很好加以解決。我和楊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經過認真讨論，确認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廣東省委連續兩天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為即将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準備材料。習仲勳參加，楊尚昆主持，讨論由楊應彬組織起草的《關于廣東經濟工作的彙報材料》和王全國組織起草的《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專題報 告》。兩個材料根據廣東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向中央提出了具體要求和建議：一是改革現行管理體制，給地方多一些權限；二是外彙收入擴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資，搞綜合補償等形式，解決廣東電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環節；四是劃定貿易合作區，吸收外商來廣東投資設廠，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将寶安、珠海和汕頭市磐石、達濠三地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五是解決資金、材料、勞動力等的供應渠道；六是建立廣東駐港澳專辦業務的機構；七是盡快制定有關規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八是建議地方外彙進口物資權限下放到省。
中共廣東省委一緻的意見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衆多的有利條件，允許廣東在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方面先走一步。為此，要求中央多給廣東一點權（審批權）和錢（外彙）。”大家在讨論中建議，要向中央“講清廣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先讓地方松動一些，将來中央拿的外彙可能更多一些；廣東市場長期緊張，不給我們一定的權力和外彙，這個現實問題就解決不了。要講清我們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們先走一步；否則，能解決幾個具體問題也好”。
在讨論中，大家對出口工業區提出了幾個名稱，難以确定。叫“出口加工區”，與台灣的出口工業區叫法一樣，不合适；叫“自由貿易區”，怕被說成是搞資本主義，也不行；叫“貿易出口區”，又與實際不相符。經過大家反複推敲，最後暫定為“貿易合作區”。習仲勳認為，這個名稱富有創意，決定将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中央領導做口頭彙報。
這次常委會形成的向中央彙報的材料，是以習仲勳為班長的中共廣東省委，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敢想敢幹的産物；也是習仲勳帶領“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成果。會議作出的請求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及試辦貿易合作區（後改為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為廣東乃至全國後來的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時，葉劍英正在廣州視察工作。習仲勳和吳南生前去看望葉帥，向他彙報了廣東省委常委會讨論的情況和省委的設想。葉劍英非常高興，表示支持，說你們要快些向鄧小平同志彙報。
四月三日，習仲勳和王全國帶着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五千六百萬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内容是讨論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勳擔任中南組召集人。
四月五日，會議開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幫”後經濟發展的形勢，論述了調整經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調整，整頓，改革，穩步前進”的方針，強調“一定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習仲勳主持中南組讨論。王全國代表中共廣東省委首先發言，談到了廣東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現行經濟體制的要求。習仲勳發言說：“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
四月八日下午，繼續分組讨論李先念的報告。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讨論，習仲勳作了系統發言。他說，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确的。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搞什麼樣的現代化，不能離開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條件。也就是說，我們隻能搞中國式的現代化，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學外國，隻是借鑒人家的經驗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前段有一陣風，好像外國什麼都好，他們什麼都願意幫我們的忙。其實并不是這麼回事。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和基礎出發，不能買一個個現代化，也不能照搬一個現代化。”他認為，“這次調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調整困難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内傷、外傷太嚴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賬太多了，問題成堆。但隻要方針正确，措施得力，辦法切合實際，困難一定可以克服，我們一定可以邊調整邊前進。”“農業内部的失調，主要是沒有因地制宜，多種經營搞不好。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的因地制宜，一個省有一個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條件，發揮其長處，克服其短處，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是大學問。這就有分工，有協作，使地區、省和合同的因地制宜能夠銜接起來。像廣東可以多搞糖、黃麻、蠶絲，海南島可以多搞橡膠，為國家多做貢獻。”當然，“農業的布局要一下子調整好有困難，但一定要逐步調整，才能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習仲勳直截了當地對中央計劃工作提出了批評，他說，“在計劃問題上揭露矛盾不夠”，“計劃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沒有引起重視，或者不敢正視現實。不是留有餘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幹。還是怕講缺點，不實事求是。并且還搞了形式主義、勞民傷财的東西，比如參觀多，會議多，省裡經常要有一兩個書記、常委來應付開會的事情”。
習仲勳還特别提出權利過于集中的問題。認為李先念的講話，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的“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利過于集中”的說法後退了，隻是“一般地講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并且強調要集中統一”。他說：“這個原則是正确的，但當前的主要傾向是什麼，應明确。從實際工作來看，我認為現在仍然是權力過于集中統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就是集權和分權的問題，要處理好這個關系。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這個問題，光講原則也不行，還要具體化一些。希望這次會上能夠就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定出若幹條，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習仲勳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他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衆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經濟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讨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于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習仲勳還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當然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習仲勳講出“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話，真是石破天驚，反映了廣東要求中央擴大地方自主權急迫而強烈的願望。
習仲勳的發言内容實在，分量重，受到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視。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彙報會，彙報各組讨論情況，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參加。習仲勳首先彙報了廣東的情況，談到體制機構、環境污染、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旅遊事業等問題，并彙報了“去年已與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項，簽約一億五千萬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萬美元”的情況。他再次鄭重提出，廣東臨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廣東打算仿效外國加工區的形式，進行觀察、學習、試驗，運用國際慣例，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産，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他說，我們省委讨論過，希望中央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講道：“廣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在會超過香港。”“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他的提議。
鄧小平在聽取習仲勳彙報時插話說：“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成資本主義。因為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華國鋒同志和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裡，我們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鄧小平還說：廣東“隻要不出大杠杠，不幾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廣東這樣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碼不用向中央要錢嘛！”
華國鋒就習仲勳提出的希望中央“給點權”問題時說：“仲勳同志講，廣東如果是一個國家，早就搞上去了。統死了，影響速度，經過兩年認識，更深刻了”，“要進行大的體制改革，如廣東要有一個新的體制”。他對谷牧說：“小平同志提的問題，會後谷牧同志去廣東、福建，還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發展。有關稅收、民航、交通、通訊、利潤、法律問題，外彙能不能拿走，這些問題不解決，無法發展。還有勞務法”等，“珠海、寶安要研究搞加工貿易區”，“加工區通過香港商業網銷售，産品不受配額限制”。
會議期間的一天下午，習仲勳在懷仁堂向鄧小平做了專題彙報，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幹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餘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港澳同胞、華僑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産，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鄧小平非常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他敏銳地感到這是一種新思路，是中國實施開放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當聽說“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大家意見不一緻時，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甯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勳對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當大型電視理論宣傳片《春風綠南粵――鄧小平理論與廣東實踐》攝制組采訪時，他激動地說：
一九七九年我們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時，就包括了辦特區的内容，這也是借鑒國外的經驗。我當時說過，如果廣東是個“獨立國”，可能幾年就上去了。……我當時說“獨立國”，是借用的話，我的意思是，廣東有許多有利條件，就是缺少政策和體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當時有人擔心這樣搞會不會變資本主義，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說我們賺的錢是不會落在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裡的，我們是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小平同志說，“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等于一個國家，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在給廣東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辦特區這樣一個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與廣東的幹部群衆的想法是不謀而合。一方面，廣東有這樣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這個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根據鄧小平的建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讨論了廣東和福建省的提議，并作出關于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有利條件和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試辦出口特區的決定。中央還決定派主管這方面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前往廣東、福建，和兩省省委一起具體研究，共同起草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文件。
這一決定，極大地鼓舞了與會的習仲勳和王全國。習仲勳要随從的省委副秘書長張漢青“打電話給省委、省革委，把黨中央批準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傳回來，以便做好必要的準備”。
會議一結束，習仲勳趕回廣東，立即向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在傳達中，他“特别強調廣東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是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又說，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後天要提。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總得變，你不提，中央也會提。拼老命我們也要幹”。他要求說：“谷牧來，我們要做好彙報。到底怎麼搞，要好好準備，把大的盤子定下來。這也是從全局出發，二十多個省、市也總要有先有後的上。我們挑的擔子很重，但很光榮。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習仲勳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他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批準了廣東省委關于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強調：“這個問題對我們廣東來說，是關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們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條件，發揮廣東的優勢，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我們的擔子很重，任務很艱巨，又沒有經驗，困難不少，怎樣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擔心的。但是，黨中央這樣關心和支持我們，這就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隻要我們團結一緻，兢兢業業，埋頭苦幹，謙虛謹慎，大膽探索，千方百計把事情辦好，就一定能夠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們确信‘路是人走出來的’，隻要我們團結戰鬥，就總會有辦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領中央工作組抵達廣州。五月十四日，習仲勳、楊尚昆和劉田夫等按照事先準備的《彙報提綱》和《關于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向中央工作組做了詳細彙報。谷牧聽取彙報後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必要性、經濟體制改革要解決的若幹問題、立法工作和當前要給廣東解決的具體問題講了意見，要求“廣東也要改革快一些”，“要殺出一條血路，創造經驗”，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決定更開放一些。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組的成員與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等人進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國務院的報告交換了意見。六月六日，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于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優越條件；二、初步規劃設想；三、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四、試辦出口特區；五、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報告中，還希望中央幫助廣東解決化肥、電力、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難。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報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報告，也就是廣東幹部群衆盼望已久的“中發『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于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彙收人和财政實行定額包幹，一定五年不變；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制，适當利用市場調節；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擴大地方管理權限；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文件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經中央批準的廣東省委報告還提出：“特區内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報告也明确特區的管理原則是“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彙管理和海關制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對新中國成立後近三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對外開放理論正确理解和發展的結果，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一個支點，撬動了中國舊體制的巨石。
對于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葉劍英深表贊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于六月在接見參加廣東三級幹部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時高興地說：“同志們反映，廣東省委的負責人是可以信賴的，地委書記也是可以信賴的，關鍵在于領導。”他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地方的同志要求經濟體制要改變一下，下放一些權力。究竟下放多少，改變多大，沒有把握。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先走一步，把廣東作為試點”，“廣東搞好了，可以推動全國、促進全國。”習仲勳向葉劍英表示，一定要從廣東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給廣東的任務。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迅即決定成立由劉田夫、王全國和吳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中發[1979]50号文件的落實；建立廣東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加強對經濟工作的具體協調。“從汶以後，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踏上了光榮而又艱難的曆程”①。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南粵大地帶來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标本兼治解決“偷渡外逃”
正在廣東省實施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時候，另一個曆史難題――“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來。在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過程中，習仲勳和廣東省委進一步認識到，隻有加快改革開放，迅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問題。
廣東群衆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個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特殊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前，邊防管理松懈，實際上有邊無防，粵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人。新中國建立後，國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設立邊防線，加強管理。建國初的七年間，香港居民經常到廣東尋找工作。後來，由于我們實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難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廣東連續發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門的事件。其中嚴重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十一萬七千九百多人次，逃出三萬九千七百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出現了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習仲勳到廣東履職後，就遇到了這個棘手的老大難問題。
對這次新的偷渡外逃風，中共廣東省委十分重視。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韋國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廣州視察工作的鄧小平彙報工作時說，當前廣東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靠近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鄧小平強調要恢複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認真清理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這番話，是鄧小平對當時中國社會深刻認識和反思的結果，是有遠見卓識的。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廣東偷渡外逃又嚴重起來。七月初，習仲勳到地市縣考察，就選擇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指出，制止群衆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衆生活水平。為了盡快遏制偷渡外逃風潮，根據習仲勳指示，中共廣東省委于九月發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緊急電報通知。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談會在汕頭市召開，提出必須切實加強對反偷渡外逃鬥争的領導，積極搞好生産，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要求嚴格邊防管理，加強堵截工作。由于人心浮動，有人聞風铤而走險，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為此，十一月下旬中共廣東省委再次召開有關地、縣委負責人緊急會議，并在邊防地區組織了一次有近萬名幹部、民兵和駐軍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統一行動，到十二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
一九七九年春節前後，粵港澳人員交流頻繁，邊防地區流傳着“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内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幹一天”的順口溜。事實也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人均年收入卻高達一萬三千元港币，相差達四十多倍。再加上受海内外“邊境開放”、“廣東要放一百萬人去港”等謠言的影響，偷渡外逃在春節之後又一次出現高潮。
當時對抓住的外逃人員采取收容的辦法。大批群衆偷渡外逃，給收容工作也帶來極大困難。是年一月至六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過十萬人（包括港英當局一月至六月初遣送回的三萬三千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适應，衛生條件極差，又值夏天，使人難以忍受，有的收容站還發生了沒飯吃、飲水難、傷病者得不到及時醫治的現象。這時，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求深圳視察，看到收容站的這種情況，當即給寶安縣提出意見，回到廣州後又向習仲勳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問題。
習仲勳很重視，立即與有關人員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問題。他愧疚地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做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隻是抓人，要把我們内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對于他的意見，當時很多人不接受。習仲勳反複說明和引導，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緻，實現了“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這一觀念的轉變，邊境經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據齊心回憶，當時“有人反映習仲勳對反外逃不重視，實際上，他不是不重視外逃的問題，而是反對以‘左’的方法處理外逃問題，認為把偷渡的人一律當成犯人對待，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這種沿用以往‘左’的觀點、方法和措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的，必須清理‘左’的遺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積極态度，從源頭抓起，把經濟搞上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
習仲勳按照這樣的原則和思路來處理偷渡外逃問題，也經過了一些曲折。按照他的指示，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前往深圳，貫徹落實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經過黃靜波反複做工作，來自惠陽、東莞、寶安八十多個鄉鎮的七萬群衆聽信謠傳，誤以為開放邊境，紛紛湧現邊境前沿，強沖邊防。由于深圳市委事前作了準備，動員大批人員和邊防部隊一起全力進行勸阻和教育，事态才得以平息。這次偷渡外逃風潮，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港英當局動用軍警堵截偷渡外逃者，并向我方施加輿論壓力。
習仲勳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做了認真反思，認為在沒有做好防範措施的情況下，倉促地做出統統放人的決定是不太妥當的。為此，他在省委常委會上做了自我批評。六月十日，在省委召開的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習仲勳明确提出：“要進一步整頓社會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創造良好的生産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這股風一定要刹住。”有關地市縣遵照習仲勳的指示，進一步加強了這項工作。
廣東的偷渡外逃問題，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同年六月十日至十三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緊急研究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十三日下午，李先念、餘秋裡和王震等國家領導人在國務院南會議室，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的彙報。李先念強調，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宣傳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給點壓力，不能一出去就有優待；三是根本一條發展生産。要把這個工作擺到黨委的議事日程上，書記要下去做工作。當前解放軍要上去，把口堵住。李先念強調指出，到七月五日，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廣東要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風。六月十四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了《關于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群衆偷渡外逃的指示》。
習仲勳對中央的這一指示極為重視，同時也感到壓力很大。六月十七八日，他連續兩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決心當做一場大的戰役來打，六月底刹住偷渡風。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領導小組，習仲勳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會後，習仲勳、寇慶延到惠陽。吳南生到汕頭，坐鎮指揮反偷渡外逃工作。
六月二十一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于堅決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南方日報》刊發《布告》全文，配發了題為《堅決執行布告，制止偷渡外逃》的社論，号召全省人民、特别是邊防地區的廣大幹部和群衆，要堅決擁護和模範地執行《布告》，立即行動起來，同偷渡外逃活動作鬥争。
習仲勳和寇慶延趕到惠州，出席惠陽地委召開的反偷渡外逃工作會議。習仲勳在會上指出，堅決制止偷渡外逃，是當前全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區和市縣，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為一個緊急的政治任務來抓。他說，從前一段來看，偷渡外逃已到了堵不勝堵的嚴重地步。這股外逃風已造成嚴重後果，它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嚴重影響生産和危害邊防地區的社會治安，嚴重損害我國的國際聲譽。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失去信心。他強調，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方針，要治标治本并舉。治本，就是要從物質基礎上、精神上和組織上，為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和制止外逃創造牢固的條件，隻要生産上去了，收人增加了，就可以大大減少外逃。他還列舉了深圳福田公社和沙頭角鎮近一年來發展經濟取得的成功經驗加以說明。治标，就是要在邊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堅決打擊煽動、組織策劃外逃的壞人，同時大力開展宣傳攻勢，大造輿論，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來，刹住歪風。他要求，以縣為單位，節節設防，分工把口，把堵截工作做好。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習仲勳等人又趕往深圳檢查工作。接着又到珠海市參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會議。在會議讨論中，習仲勳強調說，反偷渡工作要依靠群衆，這是根本的。因為多數人民群衆是不贊成铤而走險去闖邊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數，反偷渡的是多數。他再次強調宣傳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正确執行對待外逃者的政策。他說，要準确地嚴懲組織偷渡的團夥和首惡。收容站要加強對偷渡者的宣傳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連幾句開導的話都不說。外逃多的縣，要派人到收容站接人并負責教育。但是，不要歧視和虐待外逃者。偷渡問題，目前已成為破壞安定團結的重要因素，我們要堅決做好工作，相信這種現象是能夠制止的。
習仲勳最擔心的是深圳一帶的偷渡外逃。在珠海部署完工作後便立即再回到深圳。此時，深圳市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舉辦有二百多個外逃嚴重公社的黨委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參加的學習班。習仲勳在這裡與二十多個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座談。習仲勳問他們，我給你們糧食，能不能把人留住？他們說不行，留不住。這對習仲勳震動很大，使他再次深刻體會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七月七日晚，習仲勳就關于制止廣東群衆偷渡外逃問題，用電報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慕華并中央做了簡要報告。報告中說：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确定采取治标治本并舉的方針，從總的趨勢來看，去年底以來發生的這股偷渡外逃風，已經得到遏制，港英當局對此也表示滿意。但是，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任務仍很艱巨。他還提出要改進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員當做犯人對待。
中共中央二十一日複電中共廣東省委，對中共廣東省委和習仲勳貫徹執行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給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及時總結經驗，繼續做好防範和堵截工作，防止出現反複。
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廣東省委發出《關于印發習仲勳同志在惠陽地委反偷渡外逃會議上的講話要點的通知》。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問題，還要繼續治本，要做大量的艱苦細緻的工作，特别是要把偷渡外逃嚴重地區的生産建設搞好，把黨風和黨的基層組織整頓好，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八月二十七日，中共廣東省委又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再次要求各級黨委把反偷渡外逃作為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貫徹治本治标并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切實改進收容遣送工作，幫助他們解決存在的困難。
十二月七日，習仲勳訪問澳大利亞後順訪香港，同港英署理總督姬達就内地居民非法來港等問題進行會談。習仲勳重申了中方的一貫政策，說明外逃問題隻是一個暫時現象，今後随着内地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個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因此要更加積極發展雙方的經濟合作。姬達提出雙方今後最好能就此經常交換意見，相互配合。
十二月十八日晚，習仲勳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再次研究反偷渡外逃問題。會議決定繼續加強反偷渡外逃的鬥争，調整和加強了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要大造輿論，盡快頒布《關于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采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在全省範圍内開展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争。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改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習仲勳當選省長，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等當選副省長。一九八年一月八日，廣東省政府頒布了《關于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反偷渡外逃鬥争從此有了操作性比較強的法律依據。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勢頭得到遏制。
在反偷渡外逃的鬥争中，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終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措施，推動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特區建設。
一九七九年八月，省委決定由劉田夫主持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之後即開始工作，研究制定貫徹中發[1979]50号文件的具體措施，制定經濟體制改革、各項經濟政策、擴大出口貿易和旅遊事業的規劃，拟訂對外經濟活動的方案、法律和條例等；吳南生主要負責對外經濟活動，側重抓章程條例的制訂、經濟體制改革和旅遊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習仲勳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議上，就貫徹中發『1979]50号文件問題發表講話。他在向與會者說明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的由來後說，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權”要來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從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出發，對體制改革所作出的一個重要決策。他指出，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制，基本是蘇聯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辦法搞經濟，集中過多，統得過死，實踐證明不改革不行。“所以我們一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很重視，很快就表态同意。這件事情的實質，就是中國如何搞好體制改革，以适應四化的需要。如果我們廣東不提，中央也會提出來。廣東要從全國的大局出發，把這件事搞好。”“我們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對外經濟活動搞活和辦好特區等方面闖出一條路子來，作為全國的參考。”他滿懷信心地說：
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拼老命也要把廣東這個體制改革的試點搞好。要下這樣一個決心，即使是可能犯錯誤，也要幹。我們是幹革命的，現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發揚革命戰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們要團結起來，振作起來，工作要抓緊抓細。一方面，要有闖勁，要當孫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創新，敢于改革，隻要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大膽試驗，不要等。……另一方面，要有科學的态度和紮紮實實的作風，要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多商量，多動腦筋，不要毛毛草草。當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困難會很多，阻力會很大，甚至還可能挨一點罵，要有這個精神準備。現在重要的問題是要迅速行動起來，要搶時間，時間就是速度。……我相信，在中央的領導下，隻要我們認真對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貫徹執行好，我們一定會在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驗中，走出一條路子來。
就在這個時候，谷牧陪同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乘專機由廣西桂林抵達廣州。當天，習仲勳就向谷牧彙報貫徹執行中發【11979】50号文件的情況，提出了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體。九月二十二日，谷牧在與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吳南生等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仲勳同志提到的，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方針問題。我看不能有第二個方針，隻能下決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非得快馬加鞭不可，要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面。廣東除了要把本身的經濟很快搞上去之外，還負有創造經驗、闖路子的任務。”關于特區怎麼搞法的問題，谷牧指出，一個是要立法，要組織力量突擊搞出來，北京派專家來幫助；第二是要有實際行動，搞幾個樣闆，通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地充實，要拿樣闆來說話。谷牧還要求廣東的三人小組要形成拳頭，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請示的問題，三五天就要得到解決。他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勳當場就對吳南生說：“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随後，省委即決定由吳南生負責廣東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二十五日，劉田夫主持召開廣東省經濟工作小組第一次辦公會議，讨論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經濟建設問題。會議決定：（一）為适應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需要，原則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經濟工作，由省裡直接抓，經濟計劃單列；（二）适當下放對外經濟活動的若幹權限，兩市有權審批一百萬美元的來料加工裝配項目；（三）省有關部門應結合業務情況，迅速就設立特區的有關事項提出具體措施和辦法，由省裡統一制定管理細則和辦法，以适應對外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習仲勳和楊尚昆等人赴京參加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之後，習仲勳又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十月三日，習仲勳向中央彙報廣東工作，中央領導一緻支持廣東放手搞。會議期間，習仲勳和楊尚昆還向鄧小平做了彙報，鄧小平對廣東的改革開放做了重要的指示。習仲勳在向廣東幹部傳達這兩個會議精神時，把鄧小平的原話做了重點傳達。習仲勳說，小平同志“要我們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腳，隻要不喪權辱國，能夠把經濟快點搞上去，就放手搞。他還說深圳、珠海劃兩塊地方，就叫特區好。”鄧小平還說，将來台灣回來，香港回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甯也叫特區，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
鄧小平的指示，給廣東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又通過調查研究，對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規劃做了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召開了深圳、珠海和汕頭特區工作座談會，研究細化特區的有關方針政策和工作的具體做法。在此基礎上，形成廣東省《關于建立出口特區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
十二月十七日，谷牧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兩省負責特區工作的領導人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議。吳南生代表廣東省做彙報。在彙報中提出将“出口特區”的名稱改為“經濟特區”為好，這樣含義更确切，特區不僅辦出口工業，而且還搞房地産、旅遊和其他經濟事業。谷牧在講話中強調，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對兩個省經濟工作的全面要求。兩省不僅是搞特區，而且要利用外資，使兩個省的工農業生産和整個經濟活起來，比其他省更繁榮。不僅對外經濟活動要先行一步，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他特别提到：“習仲勳同志講過，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國，保險發展快。現在基本上半獨立了，要看你們的戲了。中央一些部門思想解放不夠，我們繼續做工作，你們的筋鬥也要翻起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委托，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負責人會議。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吳南生和福建省負責人馬興元、郭超等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負責港澳工作的人員參加。這次會議檢查總結了中發[1979]50号文件的貫徹執行情況，進一步研究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
習仲勳和劉田夫向會議彙報了廣東的情況：深圳、珠海兩個特區籌建工作的步伐明顯加快，一支精幹的專家隊伍已參與到深圳、珠海特區的建設規劃中來；起草拟訂出包括外資企業的注冊、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特殊優惠辦法、勞動管理、組織管理等内容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草案）》：一批開拓者已進入特區工作，蛇口工業區開始建設。一九七九年廣東省外貿出口創彙創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二；貿易和非貿易外彙收人達到二十點五億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二；與外商簽訂裝配加工、補償貿易、合資經營的合同金額達六點五六億美元。在彙報成績的同時，也彙報了存在的問題：随着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貿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現了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能源、運輸等關鍵環節薄弱，市場供應緊張等問題；由于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實踐和經驗，加上缺乏必要的防範措施，出現了走私和黑市買賣港币等問題；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由于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對中發[1971]50号文件的某些規定存在着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彙報中特别談到，社會上對特區這樣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議論，有人甚至懷疑廣東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随之，福建省也做了彙報。
這次會議，充分肯定了廣東和福建兩省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在貫徹對外開放方針和試辦特區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決存在問題的具體措施，研究提出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許多問題上取得共識。會議強調，試辦特區必須采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根據目前兩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廣東應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區辦好，其次是珠海。會議還明确指出，經濟特區的管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采取與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凋節。
三月三十日，會議在廣泛讨論研究的基礎上，形成《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重新核定廣東每年财政上交十億元，比中發[1979]50号文件确定的數額少二億元，并就解決能源和交通運輸、改進海關管理、簡化出入境手續和資金信貸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辦法。此外，會議還采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正式改名為具有更豐富内涵的“經濟特區”。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了這個《紀要》并作出批示（即中發[1980]41号文件），肯定了中央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正确的，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試驗，不但有利于加快兩省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促進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短短的時間内，兩省工作有很大進展，成績是顯著的。同時在批示中，客觀地指出兩省在實行新體制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這是前進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要求：“廣東、福建兩省必須加強領導，兢兢業業做好工作，加快經濟的發展，為四化建設做出貢獻。中央有關各部門，要把搞好兩省的經濟體制改革，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加強對兩省工作的指導，采取積極的幫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兩省加強協作配合，共同努力，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
六月十九日，中共廣東省委舉行省、市直屬機關處以上黨員幹部報告會，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紀要》的批示。習仲勳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要求全省各級黨組織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繼續解放思想，肅清極左路線流毒，充分發揮廣東省的優勢，積極穩步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切實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加快四化建設的路子來，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此之前，中共廣東省委于五月四日任命吳南生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委會主任、黨組書記。六月十二日，又任命吳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以加強對特區工作的領導。同時，習仲勳和省委還決定，派出領導幹部到香港和一些發達國家考察，增加他們對現代化建設的感性認識，增強各級幹部特别是領導幹部的改革開放意識。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八日，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讨論運用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有利條件，發揮優勢，揚長避短，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加快廣東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步伐的問題。習仲勳在總結會議時指出：“中央批準我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了我們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權力，這也是我們加快經濟發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條件”，“現在重要的是要認清形勢，勇于實踐，積極地通過實踐、通過試驗，去探索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路子，使我們的經濟真正活起來，加快前進的步伐。”
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經濟特區”這一名稱也首次見諸于新聞媒體。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并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并有了法律保障。與此同時，有關方面還具體制定了海關法、投資法、十地管理法和治安保護法等一系列單行法規。經濟特區對投資外商在經營管理、稅收、土地使用、産品銷售和外彙管理等方面給予優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經濟法庭、法律顧問處和經濟仲戰辦事處，使特區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時，外商在深圳的投資驟然增加，興辦的項目達到三百多個。
千裡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領導下，習仲勳帶領廣東人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終于邁出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步。
經濟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使廣東人民看到了希望。當年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着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着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沒過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見家鄉經濟發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來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這裡“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四日，他回到北京後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曆史證明，習仲勳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深圳和珠海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帶動了廣東全省經濟發展和其他各項改革。以習仲勳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乘勢而上，大膽突破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價格改革，企業管理改革和計劃、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後跟進，并取得明顯成效。廣東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繼續發展。此時的廣東，已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排頭兵。
價格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搞活市場流通的關鍵環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基本沿用蘇聯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幾乎所有商品價格都納入國家管理的範圍，由國家統一定價，十幾二十幾年價格不變，價格體制和價格結構基本脫離市場，商品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失去作用，農副産品和基礎工業品價格長期偏低，束縛工農業生産的發展，出現基本生活資料長期嚴重短缺的局面。
習仲勳剛到廣東，對當地副食品和農副産品的供應緊張局面有深刻的感觸。當時廣東同全國一樣，農副産品統購統銷，市場商品奇缺，四十多種商品憑票限量供應。習仲勳認為價格管理體制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經過研究，決定廣東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價格改革和搞活城鄉流通為突破口。時任廣州市越秀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回憶說：“當時有一件事對習仲勳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兌不了的魚票（五毛錢）寄到他那裡，仲勳同志很有體會，就從副食品、蔬菜開始放開價格，蔬菜價格放開牽連到其他價格的改革。”
從一九七八年秋開始，廣東省依據先農副産品、後工業産品，先消費品、後生産資料的順序，按照放、調結合，以放為主的方針，逐步把價格放開。同時，在産品的流通經營上，實行國家、集體、聯合體、私人多種經營方式。八月，廣州首先對蔬菜流通體制進行改革，實行部分大宗品種幅度議價交易、小品種自由議價的購銷形式。水産品實行派購和議購相結合，對國家收購計劃外的水産品實行産銷見面，随行就市，議價成交，以搞活流通促進生産，吸引魚貨進城，廣州市在全國興辦廠第一家河鮮貨棧。價格改革過程中也出現過波折。一九七九年水産品市場放開後，草魚價格驟升，市民意見很大。于是，一九八年初又恢複定量供應，市場卻出現了有價無魚的狀況。經過比較，人們認為還是放開市場好。水産品市場遂繼續放開，生産者積極性提高，魚塘産量增加，一年内價格就明顯下降，“魚米之鄉食無魚”的狀況很快得到改變。
一九七九年，廣東省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等二十四種農副産品的計劃購銷價格，提高了豬肉、牛肉、水産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種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銷售價格，同時對其他農副産品實行計劃價、浮動價、自由價、質量差價、地方差價和季節差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改革工業消費品和生産資料價格，把過去單一的國家統一定價，改為國家統一定價、在國家規定基準價的基礎上實行上下浮動價以及工商企業協商定價三種定價形式，逐步放開小百貨、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價格，以刺激生産，滿足經濟建設和人民物質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年七月，習仲勳在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總結講話中，再次提出要進一步利用中央給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優勢，加快改革購銷體制，搞活流通渠道。按照習仲勳的講話精神，廣東即在全省範圍内開始流通體制的改革。十月，省政府制訂了一系列開放市場、搞活流通的具體政策和辦法，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并存，允許競争，保護競争，實行國營、集體、個體商業一齊上，優惠個體商業，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準長途販運、不準私人經營農副産品批發的禁令，打開城門，大搞各種形式的農貿市場，讓農民參與流通，沖破了按計劃層層調撥的封閉式和多層次的商業批發體系，極大地活躍了全省流通市場。之後，全省統購農副産品由一百一十七種減少到二十五種，當時這在全國尚無先例，所冒的風險是可想而知的。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以極大的勇氣和膽略，經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陣痛”，沒有半途而廢，堅持改革不動搖，在短期内很快改變了基本生活資料嚴重短缺的局面，糧食、油料、蔬菜、水産品、幹鮮果等市場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城鄉購銷兩旺，物資供應充足，農民的收入也逐漸增加。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加快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按照簡政放權，搞活企業等原則，對傳統的計劃管理體制和政府職能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一是在工業部門逐步擴大指導性計劃，工業生産計劃實行以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以指導性計劃為主的辦法。為了适應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對内對外開放的需要，省裡下達的工業産品計劃，除少數重要産品按指令性計劃外，其餘大多數産品實行指導性計劃。二是在農業方面，從一九八。年開始，取消農業生産的指令性計劃，餘部實行指導性計劃，除對十幾種主要農副産品繼續實行統購外，其餘全部改為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改變了“以糧為綱”的格局，促進了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經濟作物比重上升，二、三産業迅速發展。三是在物資管理方面，實行指導性計劃為主的管理體制，改變了過去單純由政府部門分配物資的獨家經營的局面。
廣東省的外貿體制改革遇到的阻力比較大，習仲勳和劉田夫等沖破阻力，堅決打破獨家經營的局面，适當擴大地市縣外貿經營權限，主要是在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經營等方面大膽放權，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經過一段工作後，各地區、各部門對外貿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但又出現了各自為政、相對混亂的現象。針對改革中出現的新情況，一九八年八月，習仲勳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強調要解決分散經營和統一對外的問題。他指出，對外經濟活動要在政策、法令和計劃指導上統一對外，要在價格、客戶、市場等問題上協同行動，不能讓資本家鑽我們的空子。他說，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堅持，說統一對外，不是要統一經營、一家獨辦，要在活的基礎上統一，而不能統死，要采取發揮優勢、保護競争、推動聯合的方針，進一步貫徹落實鼓勵出口的政策和繼續推進外貿體制改革。之後，經過反複的讨論修改，形成了廣東省《關于外貿體制改革的意見》，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廣東改革外貿體制後，取得顯著成果，外貿出口三年翻了番。”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也開始注意國營企業的改革。随着農村經營體制和價格、流通、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管理體制特别是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來。國營企業作為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企業和市場脫節，許多企業的産品十幾年“一貫制”，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也沒有關系，嚴重影響着企業的發展，有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對此，習仲勳開始思考和研究這個問題，對促進擴大企業自主權，運用經濟手段改善經營管理，進而促進國營企業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廣東省召開全省工業交通增産節約工作會議，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七九年工業生産任務和制訂下一年工業生産計劃問題。習仲勳在會議的講話中指出，要“解放思想，努力把工業生産搞活，把經濟工作做活。把企業搞活，要突出解決好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問題。我省從明年開始實行新的體制，我們要更積極地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一定要把生産和需要緊密結合起來，要做到按需要生産，搞好産銷見面，以銷促産。要研究和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辦法。”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革委會先後批轉印發了《關于開展商業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報告》、《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中有關問題的意見》、《關于開展農副産品議價購銷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關于開展擴大基層供銷社自主權試點的報告》等文件，給企業下放了數十項權力，賦予企業在人、财、物，産、供、銷等方面有較多的自主權，開始了國營企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之路。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堅定地推廣“清遠經驗”，并以此為突破口，推進企業改革。韶關地區清遠縣，為了扭轉工業長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沖破“左”的思想和條條框框的束縛，從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起，擴大企業自主權。次年四月，改革工業管理體制，撤銷局一級工業機構，國營企業由縣經委統一管理，縣經委對縣财政實行上繳利潤承包，企業對經委承包，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開創了國營企業承包的先河。這一措施把經濟效益與獎金挂鈎，大大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對清遠的做法，幹部中和社會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發放獎金是搞物質刺激的修正主義。對此，在全省工業交通增産節約工作會議上展開了激烈的争論。
習仲勳認為清遠經驗是沖破舊體制的一種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會議的講話中指出，清遠經驗說明，要把企業搞活，必須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必須落實按勞分配政策，要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切身利益聯系在一起，把國家、企業和個人利益密切聯系起來，才能把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克服盈利虧本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吃大鍋飯”的現象，退到增産增收，扭虧為盈，加快生産發展，提高經濟效果的目的。這次會議決定，全省選擇廣州絹麻紡織廠等一百家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在三百家企業試行利潤留成的辦法。
會後，為了總結和推廣清遠經驗，進一步統一全省幹部群衆的思想，習仲勳帶領省委辦公廳和省工交、省财政部門的負責人到清遠縣實地考察，深入研究超計劃利潤提成獎的問題。經過調查研究，他認為清遠是“用經濟的辦法管經濟”，“精簡了機構，促進了生産，企業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沒減少，兼顧了國家、集體、職工三者的利益，應當允許繼續試驗。中央給了我們權，我們給縣也要分權。”①在緊接着召開的地委書記會議上，習仲勳再次肯定了清遠經驗。他說：“清遠縣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驗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們不是坐等上級給他一個現成的好辦法，而是勇于實踐，去試驗，去闖，上面有些部門提出不同意見時，他們也冷靜分析，繼續認真搞試點。我認為這種精神是可貴的。”
由于人們長期受舊框框的束縛，對清遠的做法一下子難以完全接受。一九八。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全省工交會議上，清遠經驗又一次成為争論的焦點。習仲勳旗幟鮮明地主張推廣清遠經驗。他同參加會議的部分代表座談，詳細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再次肯定清遠經驗，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膽創新。他指出：“實踐證明，清遠經驗的方向是對的”，“省委肯定了清遠經驗，沒有懷疑、動搖過。清遠經驗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土生土長的，大家熟悉，學起來容易。不要老是牆裡開花牆外香，家裡也香”，“各地的經驗，隻要能增産增收，真正做到國家多收，企業多留，個人多得，就可以推廣。用群衆的話說，叫‘國家發大财，企業發中财，職工發小财’。”
七月五日，習仲勳在楊應彬等陪同下，又一次前往清遠，深人工廠企業調查研究。他深入企業車間和職工交談，還先後同七家工廠的領導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座談，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和他們一起總結經驗，有時工作到深夜十二點，甚至淩晨一兩點。他看到擴大自主權、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後，企業内部發生了變化，開始有了自力更生擴大再生産的積極性和改善職工集體福利的經濟條件，非常高興，贊揚清遠幹部和職工勇于實踐和大膽創新的精神。他說，清遠經驗是解放思想的産物，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現的新生事物，看來省委在全省推廣清遠經驗這個決心下得是對的，假如再早半年，工業的形勢就會更好。他再一次強調，清遠經驗闖出了一條改革經濟體制的路子，确實把企業搞活了，方向是對頭的。今後要繼續解放思想，使這一經驗不斷完善提高。
在習仲勳的大力促進下，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省政府于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批轉了《清遠縣國營工業企業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和改革工業管理體制的情況報告》。批示指出，清遠經驗“是一種大膽的、可貴的嘗試”，決定在全省範圍内推廣，要求各地學習清遠解放思想、勇于創新的精神，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和創造擴大企業自主權、把經濟進一步搞活的經驗。
清遠經驗雖然還不夠完善，帶有曆史的局限性，但它在當時的形勢下，敢于沖破舊的條條框框的桎梏，大膽嘗試，無疑是值得稱道的。它對于改革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起到了重要的帶頭作用，是工業管理體制改革邁出的第一步。八月一日的《人民日報》、八月二日的《南方日報》詳細報道了清遠率先試行企業承包制的經驗，在廣東乃至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全國各地工業部門和經濟理論界對此極為關注，前來參觀考察者塔繹不絕，連世界銀行組織和美國的專家也專程來到清遠進行考察。
到一九八一年底，廣東全省一百個縣和縣級市中，有六十三個仿效清遠的辦法，改革了工業管理體制，四十八個縣市經委對财政實行包幹。全國有三百六十三個縣和十七個小城市學習借鑒清遠體制改革的經驗。清遠經驗也得到了國家經委的肯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肯定了清遠經驗，指出：“廣東省清遠縣試行縣經委統一領導全縣企業的經濟活動，幾年來已取得了很好效果。”
在習仲勳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下，廣東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涉及面越來越廣。除上述幾個方面的改革外，還對勞動工資體制、交通體制、科技教育體制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顯著成效，許多經驗後來為全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又有了新的想法。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習仲勳帶領廣東代表團到北京參加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這次會上，補選他為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十分關心廣東經濟特區試辦工作，會議期間專門通知習仲勳、楊尚昆和劉田夫到中南海，向中央彙報工作。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會議，趙紫陽、萬裡、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和王鶴壽等出席會議。二十四日上午，習仲勳、楊尚昆和劉田夫向中央書記處彙報了廣東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區的工作，并提出擴大廣東改革的權限，外彙管理、進口生産資料等海關減免稅和盡快解決廣東能源、鐵路交通等問題，要給廣東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大辦出口特區，以便加速廣東經濟發展。對此，雖然有不同意見，但大多數領導人支持廣東的大膽構想。胡耀邦向大家講了京劇《孫安動本》的故事，他說定國公徐龍手上有明太祖所賜黑虎銅錘，以此鼓勵廣東大膽實踐。谷牧再次要求廣東應學孫悟空翻幾個筋鬥，在實行特殊政策方面膽子要再大一點。【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央書記處對在廣東如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進行了認真讨論，并做出重要指示。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印發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紀要》指出：“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中央是下了決心的，目的是要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優勢，使廣東、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探索道路，積累經驗，培養幹部”，“中央要求廣東充分利用和發揮本地優勢，盡快把廣東的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使廣東成為我國對外聯系的樞紐”。中央要求廣東省委的思想要更加解放，在深思熟慮、周密謀劃的基礎上，發揮創造力和闖勁，以很大的魄力去打開局面，要有遠大的眼光，面向全國，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寬一點，遠點。還明确指出：“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采取靈活辦法。适合的就執行，不适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并有權獨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資金。
這個《紀要》具有重大意義，進一步明确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同時，給廣東以更大的獨立自主權，讓廣東更加大膽地去幹去闖。這是習仲勳和楊尚昆離開廣東調回中央工作之前，為廣東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寶劍”。
■走出國門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帶領廣大幹部群衆沖破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種禁锢，使改革開放出現了新格局。這時的廣東更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希望了解改革開放的廣東。為此習仲勳率團先後訪問了澳大利亞、香港、澳門、美國等國家和地區。這幾次出訪，發展了廣東與海外的關系，也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了改革開放的廣東，促進了廣東經濟走出國門，進而擴大了對外貿易。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六日，習仲勳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身份，率領廣東省友好代表團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進行了友好訪問。
這次訪問，是對澳大利亞新州訪問團訪問廣州的回訪。一九七九年六月，新州财政部長倫肖和夫人作為新州政府總理蘭恩的代表訪問中國，習仲勳在廣州親切會見了他們。倫肖代表蘭恩邀請習仲勳訪問新州。蘭恩是澳大利亞工黨首領，在新洲很有威望。十月，為做好迎接廣東省友好代表團訪問的工作，蘭恩又派州外貿部顧問艾米等到廣東省訪問。習仲勳這次訪問的目的，是為了增進友誼，發展合作，更重要的是學習發達國家家的先進經驗，搞好廣東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
那時，廣州還沒有直達澳大利亞的航班。習仲勳一行十一月二十二日從廣州乘火車抵達香港，再從那裡乘飛機前往新州。在香港火車站受到香港禮賓司顧禮代表署理總督姬達的熱情迎接。抵達澳大利亞新州首府悉尼時，受到蘭恩、倫肖的熱烈歡迎。
在澳期間，習仲勳一行廣泛接觸了各階層人士，建立友誼，了解情況，洽談合作。在悉尼拜會了新州總督卡特勒爵士，出席了蘭恩舉行的盛大歡迎宴會，與兩百多名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見面，介紹廣東情況，促進雙方合作。蘭恩高度評價習仲勳的訪問是“在中澳兩國進一步發展其密切和日益富于成果的關系的過程中的一個裡程碑”。習仲勳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贊頌中澳兩國的友誼，希望廣東與澳大利亞人民能夠世代友好，共同發展。習仲勳指出：“我們兩省州的友誼不是在今天開始的，在很久以前，中澳兩國人民就早有往來，許多廣東人民移居到新南威爾士州和澳大利亞其他地區，同澳大利亞人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我們代表團這次對貴州的訪問，對于增進中澳兩國人民業已存在的傳統友誼和發展兩省州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必将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在堪培拉，習仲勳拜見了澳大利亞聯邦總督考恩和副總理安東尼。考恩說他在擔任聯邦總督之前，曾和夫人一起訪問過中國，到的第一個城市就是廣州，遺憾的是隻在機場逗留了一會兒就飛往上海。習仲勳當即邀請考恩再次訪問中國，并說：“我會在廣州接待您。”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習仲勳和蘭恩舉行了兩次會談，共同簽署了廣東省和新南威爾士州結成友好省州和發展友好合作的聯合聲明。習仲勳感謝蘭恩的邀請和熱情接待，并說我們此行“看到和學到許多東西”，“我們是高興而來，滿意而歸”。他還向新州政府贈送了象征廣州城的五羊陶瓷雕塑。
習仲勳一行還先後訪問了悉尼、紐卡斯爾等海濱城市和新州北部、中西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農村，訪問了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和維多利亞州的首府墨爾本，到政府機關、工廠、漾口、碼頭、醫院、學校、市場和科研機構考察，曆時十多天行程幾千裡，處處留心學習澳國的先進管理經驗。習仲勳還與當地華僑華人親密接觸，參觀了悉尼唐人街的僑青社、澳華公會和悉尼中文學校，出席了華人團體的盛大歡迎宴會。
十二月五日晚，習仲勳在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舉行答謝酒會，蘭恩和夫人，新州政府官員及各界人士，當地華僑華人代表，中國駐澳大使林平和悉尼總領事館官員、中國留學生共二百多人出席。習仲勳在講話中，感謝新州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接待，贊頌中澳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強調發展友好合作的廣闊前景。他總結這次訪問成果時說：“在兩省州之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大橋，今後雙方發展友好合作，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十二月六日，代表團結束了為期十四天的澳洲之行，啟程回國。
澳洲之行，習仲勳看到了很多新鮮事物，也了解了國外在經濟管理方面的一些先進經驗。他對澳大利亞的機構設置、工作效率、重視經濟效益、講求科學精神頗感興趣。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構很小，人員少，工作開始後沒一個閑人。看．了他們的計劃管理委員會，下邊出了亂子才幹涉，平時不幹涉。這種領導結構值得學習。”“國外很重視科學精神，各個行業都講科學、規劃、配套，講求經濟效益。農業科研不隻是在研究室搞，出成果後立即到農村推廣，一件事情沒有十分把握不上馬。”他還說澳洲很重視利用外資，他們實際上也是利用外資和外國商人發展起來的，這個方面的經驗很值得廣東借鑒學習。
這次訪問，也使人們看到了習仲勳的另一面風采。他言談舉止得體，各種情況應付自如，極有外交家風度，給代表團成員以及澳洲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十二月六日，習仲勳抵達香港訪問。七日下午，代理港督姬達爵士與習仲勳會面，雙方就廣東居民來港和經濟合作問題進行了深人的會談。習仲勳重申了我們的一貫政策，強調廣東的省人代會要通過有關反偷渡的法令，将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偷渡問題。姬達表示港方願意在互利的基礎上加強與廣東的經濟合作。習仲勳表示贊賞，并說深圳特區的建立為我國實現從封閉到半封閉狀态轉變到全方位開放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希望港方給予大力支持。雙方還就深圳工業區、海路交通運輸、陸路交通運輸和往來等問題，說明了各自的看法和設想，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識。
習仲勳很關心廣東商品在香港的銷售情況。一天清晨，習仲勳五點半就帶領代表團到九龍長沙灣果菜、塘魚批發市場考察。他求真務實、講求實效的作風給香港各界留下了良好印象。此外，習仲勳一行還到新界、葵湧貨櫃碼頭、地下鐵路和一些企業單位考察，并乘坐直升飛機巡視了九龍地區。
回廣東前，習仲勳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為他舉行的酒會。香港總督和各界知名人士二百多人出席。習仲勳在講話中詳細地介紹了廣東改革開放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區快速發展的情況，指出内地和香港的經濟及其他方面合作有着十分廣闊的前景，希望得到香港朋友的支持和合作。他的講話引起了強烈反響，增強了港商投資的信心。這次訪港，加強了内地和香港的了解和聯系，對深圳、珠海特區的建設起了很好的宣傳和推動作用。
一九八年六月四日至七日，習仲勳以廣東省省長身份訪問澳門，受到了澳門總督埃吉迪奧和有關方面負責人的熱烈歡迎。在澳門期間，習仲勳拜訪了澳督，雙方進行了友好交談，他介紹了珠海特區的情況，希望加強珠海特區和澳門的合作。習仲勳在會談中表現出的嚴謹、睿智風範，給澳門方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陪同習仲勳訪問澳門的珠海市委書記吳健民後來回憶說：“訪問中我特别留意習仲勳作為一個老領導、政治家，對外事活動會體現怎樣的一種風度。我通過觀察發現他不僅在對黨的内部事務處理上十分得體，對外事活動他也很有風度。他說話很得體，不卑不亢。仲勳同志雖然年紀大了，但是他對國際上的經濟動态和信息都很了解。他說：‘我了解到，澳門的經濟圈與香港的經濟圈有着各自的特點和聯系。兩個經濟圈在某些有共同經濟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起來。我們廣東省作為鄰近的地區，在與你們兩個經濟圈有可以共同出力的地方也希望能多加強合作。’這些話說得很好，澳門總督聽了連連點頭，說：‘能了解到你們的計劃和見解，我感到非常榮幸。’他們也當即表示願意支持珠海的建設，整個會談的氣氛十分融洽，從這次訪問中，我感到習仲勳不隻是一個政治家，還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家。”
習仲勳在澳門逗留期間，還會見了澳門各界知名人士，并到蔬菜、水果和家禽批發市場，了解廣東副食品在澳門的供應情況，接觸了澳門市政廳官員和澳門民衆，參觀了發電廠、醫院、制衣廠、毛紡廠，并遊覽了市容。六月八日，習仲勳一行從澳門回到珠海。
習仲勳在廣東期間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動，是一九八年的美國之行。這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六日，應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邀請，作為對美國兩次州長代表團訪華的回訪，以習仲勳為團長、宋平為副團長的中國省長代表團一行十九人，代表廣東、甘肅、四川、遼甯、福建、河北、江蘇等七個省，對美國進行了半個多月的友好訪問。
這是中國省長代表團第一次訪美，美方十分重視。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和副國務卿克裡斯托弗，在華盛頓會見代表團全體成員，所到的紐約、得梅因、丹佛、達勒斯、洛杉矶、檀香山等州、市領導人都和代表團見面，表示歡迎。代表團參觀考察了美國的工業、農業、商業、文教、科研、旅遊等機構和設施，同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獲得了大量信息。代表團還與美國實業界的德萊塞公司、弗羅爾公司、大通銀行、通用汽車公司和怡和洋行子公司等接觸洽談，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使這些著名企業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紛紛表示希望成為中國長期的貿易夥伴。
習仲勳和代表團成員在美期間，曾三次應邀分組到美國普通民衆家裡做客，和他們共度萬聖節和猶太教休息日，加深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代表團的訪問也在華裔中引起熱烈反響。在華裔聚居的紐約和檀香山，華人總會和中華總商會都舉行盛大宴會招待代表團，急切地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習仲勳和各省省長利用各種機會，向他們介紹中國建設“四化”的方針針政策和改革開放的進展情況，積極宣傳祖國統一的主張，受到美國各界人士的理解和華僑、華裔的贊同。
這次訪美，習仲勳等人開闊了眼界，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深切地感到中美兩國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雖然差異很大，但兩國人民有着強烈的合作願望，在發展生産、改善經營管理和培養人才方面，美國的不少做法和經驗值得參考和借鑒。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廣東省委舉行習仲勳訪美報告會，習仲勳作了内容豐富、十分精彩的報告，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同時，習仲勳還宣讀了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關于他和楊尚昆上調中央工作，任仲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梁靈光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決定。
習仲勳在廣東工作隻有兩年十個月時間，但他是在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轉折時刻，在極為重要的祖國的南大門，進行了一項偉大的開創性工作。他雖在花甲之年膺此重任，卻以不亞于年輕人般的工作幹勁和進取精神，解放思想，敢闖敢幹，無所畏懼，大膽實踐，開創了廣東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在關鍵的曆史時刻，他領導中共廣東省委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落實各項政策，增強黨和人民的團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特别是在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成功創辦經濟特區等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核心作用。他沒有辜負黨中央和鄧小平的重托，實現了在全國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殺出一條血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二年至二七年曾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是這樣評價習仲勳對廣東所作的貢獻的。他說：“習仲勳同志在廣東工作期間，是廣東發展曆史上最關鍵的一段時期，因為這段時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正是撥亂反正，從以階級鬥争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轉向開放的時期。這期間，習仲勳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發揮了關鍵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首先通過平反冤假錯案等一系列工作實現穩定，通過真理标準讨論統一思想，通過農村、工廠和一系列改革推動發展，通過探索搞三來一補、來料加工推動對外開放，四件事一氣呵成，相輔相成。習仲勳同志根據廣東毗鄰港澳、海外華人華僑衆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環境，既着眼于廣東的發展，又着眼國家的戰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給廣東特殊政策，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開放實驗區。所有這些，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對人民群衆的深厚感情，沒有無産階級革命家的膽識和魄力，是辦不到的。習仲勳同志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開拓者，這是習仲勳同志一生中為黨、國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他還說，廣東現在和将來的發展，都不能忘記當年由習仲勳同志帶領省委“一班人”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都不能忘記習仲勳同志為廣東改革開放所作出的曆史貢獻。
中共中央對習仲勳在廣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中央指出：
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讨論，擁護黨中央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拔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内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一九七九年七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勳同志在這個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