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實現廣東工作重點的轉移
經過半年多的整風、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尤其是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大讨論後，廣大幹部群衆的思想進一步解放，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逐步恢複和發揚，過去發展生産中許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運用。鄧小平在總結全國這一段工作時所說的“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話，正是廣東當時情況的寫照。也就在這個時候，習仲勳又率領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深入開展調查研究，謀劃廣東發展的新思路，在實現工作着重點的轉移中，開始探索農村管理體制的改革。
■謀劃發展新思路
習仲勳在多年領導工作中，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到廣東工作後他仍然堅持這一傳統，經常深入基層，足迹遍及南粵大地。四月到廣東，五月就到二十三個縣了解熟悉情況，之後先後就許多專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思考和謀劃了廣東發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整風會議總結。上，習仲勳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進經驗，包括一些教訓總結出來，不要光坐在機關開會，聽彙報，一定要重視調查研究。”他以身作則，省委整風會議一結束，就驅車到廣東最南端、毗鄰香港的寶安縣調查研究。
七月的南國，驕陽似火，加上公路坑坑窪窪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勞頓。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輩子的習仲勳，原本是很怕熱的，但此時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顧酷暑和勞頓，在省委書記王全國和《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輛七座的白色面包車，向寶安駛去。
習仲勳之所以選擇乘坐面包車，而不是小轎車或越野車，一是為了不脫離群衆，不使群衆與自己産生距離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縣委書記坐在一起，聽取工作彙報，了解情況。這輛面包車一直伴随着習仲勳，直到他離開廣東。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領導下鄉調研也都使用這種車型。
習仲勳一行進入寶安縣，看到的卻是一片荒涼的景象，公路兩旁雜草叢生，很多耕地撂荒。據當時陪同視察的張漢青回憶：“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裡并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裡隻有一些老人、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在勞作。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到了寶安縣的深圳，更給人一種窮困的感覺。這是一座隻有兩條半街的邊陲小鎮，兩萬多人口，街道狹窄，房屋低矮殘舊，破破爛爛。看到此情此景，習仲勳的心頭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寶安縣與香港山水連為一體，一橋（羅湖橋）相通，一街（沙頭角中英街）相連。邊陲小鎮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不同時期各種因素的影響，寶安的偷渡外逃人數居廣東省首位。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這裡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六萬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萬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八點七，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三。偷渡外逃對寶安的經濟、思想、政治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也給邊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習仲勳到達深圳後，沒有急于聽取寶安縣委的工作彙報，而是要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等人陪同他到農村看看。習仲勳一行先到寶安東路的羅芳、蓮塘、沙頭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邊走邊看。方苞向習仲勳介紹說，在香港那邊有幾千畝土地屬于寶安縣，由于“文化大革命”期問不允許勞力過境耕作，不準群衆過境探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雖然恢複了部分政策，批準一些人過去種糧食，但糧食收割後要靠人挑回來，不準在香港出售。這樣，勞動力嚴重不足，香港那邊的很多田地都荒蕪了。
在沙頭角那條獨特的“中英街”上，習仲勳看見豎在街中間的石墩，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人頭攢動，顯得一派繁華熱鬧，而寶安這邊卻是破破爛爛，很多荒地雜草叢生，顯得蕭條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邊去買東西。看到這些，習仲勳心裡很難受，與方苞等人交談了很久。
方苞向習仲勳介紹了很多情況，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難時期這裡曾組織小額貿易出口，将獲得的外彙收人部分用以購買副食品幫助群衆渡過困難的做法，建議繼續搞，希望省裡支持寶安發展小額貿易。習仲勳了解情況後對方苞和沙頭角鎮的幹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比如在香港那邊幾千畝耕地的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複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二幹部，對這些問題要“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産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在當時的情況下，習仲勳講出的這樣一番話，使周圍的人非常吃驚。
那一天，習仲勳一行回到縣城已經很晚了，但他還是堅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時被抓回的人員。在那裡，他問外逃人員：“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仆，受人剝削？”有人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訴習仲勳，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後很快就可以寄錢回家，一兩年家裡人就可以蓋 起新房。這對習仲勳觸動很大。
第二天，習仲勳一行從縣城出發，驅車前往皇崗。在邊防部隊的嘹望哨所，習仲勳用望遠鏡觀看了對面香港九龍新界和麻坑等地的情況，并到水圍大隊走訪了“漁農村”群衆。第三天，習仲勳在蛇口漁業一大隊視察。這個大隊有五對漁船，最大的一百五十噸，有二百多個勞力出海，生産搞得不錯，漁民收入也較高。習仲勳高興了起來。
習仲勳在寶安縣還考察了兩家來料加工廠，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早的“三來一補”企業。一家是沙頭角的塑料花廠，另一家是皇崗的假發廠。習仲勳認為開展來料加工，賺取加工費，既可以增加集體和個人的收入，也可以解決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大有可為。
這次寶安之行，習仲勳接觸了基層各方面的人員，了解了很多新情況，耳聞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觸很深，也産生了許多新的想法。
在聽取方苞工作彙報後，習仲勳指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寶安，總的印象是香港九龍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就冷冷清清，很荒涼。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要在全黨統一認識，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逐步縮小和香港的差距。你們反映在英界那邊有七千多畝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這些土地還是要很好地經營。因為這是我們邊境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也是我們邊境地區逐漸繁榮起來的可以利用的一個重要資源。”
他特别強調說：“沙頭角怎麼搞上去，你們要優先考慮。一條街兩個世界，他們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怎麼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一定要想辦法把沙頭角發展起來。當習然，全縣其他地方也要加快發展、促進平衡，但是要優先意沙頭角。”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幹部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優勢，盡快把經濟搞上去。他說：“我看主要還是政策問題，隻要政策搞對頭了，經濟很快就可以上去。這裡是我們國家的南大門，你們要給國家争得榮譽，讓外國人進來就看到社會主義的新氣象。”
他還明确答複方苞等人：“同意你們提的辦法，過去‘文革’搞錯的現在都要改正過來。”他還說：“你們提出要減少糧食種植面積，省委原則上同意，具體減多少，我們回去再仔細研究。邊防地區可以不交糧食給省，農民口糧自己解決，然後出口掙外彙。香港市場需要什麼，什麼可以多掙外彙，你們就養什麼、種什麼。”習仲勳的這番話，實際上就是要寶安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規劃、來運作。
這次寶安之行，深深震撼着習仲勳。他在想，香港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在廣東卻不行？同時，他經過深入農村實地調查，同基層幹部和群衆談話，就如何搞好生産、發展經濟、改善群衆生活和制止外逃等問題進行讨論和研究，這對他進一步認識和考慮解決廣東問題，起了重要作用。
對于方苞等人提出的過境耕作和開展小額貿易等問題，習仲勳雷厲風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會盡快落實。七月中旬，省革委會便批複同意寶安提出的過境耕作問題。随後，省委派出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兩地調研，幫助搞外貿基地建設。不久，省革委會又批準寶安縣過境興辦養雞場，并允許雞場人員在香港居住。除此之外，寶安的小額貿易也在逐步擴大。
這月中旬，習仲勳回廣州處理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後，又到粵東三個地區做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研究。
廣東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粵東主要是山地，有梅縣、汕頭、惠陽三個地區，以農業為主。習仲勳到粵東主要是就如何加快廣東農業發展問題進行考察。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習仲勳首先到梅縣。他冒着酷暑高溫，翻山越嶺，深入到興甯、蕉嶺、大埔等縣的農村、工廠，在田問地頭、養豬場、煉鐵爐旁，與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交談，了解各方面的情況。他聽取地、縣、社、大隊、生産隊幹部的情況彙報，仔細詢問揭批“四人幫”和落實政策的情況，了解夏收夏種、農田基本建設、山區建設、科學種田、發展多種經營和養豬等情況。習仲勳根據調查了解的情況，對悔縣加強山區建設，打農業翻身仗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習仲勳反複強調，梅縣地區山多人多地少，要充分利用山區的條件，發展梅縣地區的建設。他指出這裡的山區有巨大潛力，山多田少，表面上看是不利條件，但是如果能夠把山區建設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養山，物産就會越來越豐富，就會變成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他鼓勵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種經濟林、用材林，發展油茶、茶葉、水果，發展養羊、養牛、養兔、養蜂，發展編織業，采摘各種林業副産品，利用山區的水庫、水塘發展養魚，這樣就可以壯大集體經濟和大大增加社員的收入。他還強調，農業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學種田，應把縣農場、農科所作為全縣農業科學研究的中心，搞綜合性科學研究，包括種子、土壤、植保、栽培技術等。要充分發揮各級農業技術人員的作用，搞群衆性的科學研究。
習仲勳還強調，地、縣和社隊領導幹部要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多和群衆商量辦事，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用政策調動群衆的積極性。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實事求是，走群衆路線，農業要大上，幹部要大下。各級幹部都要深入實際，從具體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不要搞一刀切，要把那些被“四人幫”破壞了的各項政策盡快恢複起來。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習仲勳來到汕頭。汕頭緊鄰大海，水天一色。久在北方工作的習仲勳，被這裡的壯美景色所吸引，連聲稱贊汕頭是個好地方。他在汕頭十二天時間裡，先後到饒平、汕頭、南澳、潮安、揭陽、揭西、普甯、潮陽、惠來、陸豐和海豐等縣（市）實地考察，聽取了地委、汕頭市委和各縣縣委的工作彙報。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談，并深人到饒平縣新豐公社、潮安縣黃厝尾大隊、揭陽縣三擔大隊、華清大隊，和幹部群衆座談，了解農業生産情況。
習仲勳根據汕頭地區的實際情況，提出打好農業翻身仗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原則。他說，汕頭地區是人多地少，但需要具體分析，平原是人多地少，山區則是地多人少，要實事求是地解決各自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充分挖掘各個地區的生産潛力。潮安縣黃厝尾大隊，“每人平均隻有五分多地，他們實行水旱輪作和經濟作物輪作，全年糧食畝産達二千六百多斤，經濟作物也獲得高産。”習仲勳充分肯定了黃厝尾大隊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抓科學種田，抓平衡增産的經驗，稱贊他們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幟。在饒平縣，習仲勳聽了縣委關于開發山區，實行林、糧間作，“一手抓了兩條魚”的彙報時，興奮地說，這樣做很對，汕頭地區有一千一百多萬畝山地，這個潛力大得很。這幾年山區建設是個薄弱環節，今後要重視治山，把山區開發起來。要把山地劃分好，規劃好，合理開發。平原地方也可以組織專業隊，參與山區的開發建設。
習仲勳還特别重視農村的沼氣建設和計劃生育工作，他要求地、縣要切實加強領導，把這兩件事辦好。他在汕頭超聲電子儀器廠和潮安縣楓溪陶瓷公司等企業，同幹部群衆座談，了解工業生産情況。他認為，工業生産方面的問題不比農業少，存在着各自為政，各搞各的，缺乏統一規劃的全局觀念。
習仲勳根據了解到的新情況，提出汕頭地區要根據自己的特點，努力發展輕工業和加工工業，逐步把汕頭建成外貿出口基地。他還提出缺少煤、電、原材料的汕頭地區，要和資源豐富的梅縣地區搞經濟協作區。
八月四日以後，習仲勳在惠陽地區調查研究。在這裡，他先後到了寶安、河源、龍川、惠東、惠陽、惠州、博羅等七個縣、市。七日，習仲勳在惠州市主持召開了惠陽地委、惠陽縣和惠州市領導幹部座談會，對二十多天的“東三區”之行做總結
通過這次調查研究，習仲勳總的感覺是“形勢很好，問題不少”。他看到省委整風後，下面的幹部群衆感到有希望了，幹部作風開始轉變，下去調查研究的多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了，工作初見成效。但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一個是農業發展不快，有的還極端落後。在普甯縣，他看到三個人拉一張犁耕地，非常難過。他說：“解放二十九年了，還是刀耕火種時代的耕作水平！當然這是極個别地區的現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機質量很差，維修費用很高，卻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習仲勳深深感到農業上的問題确實不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把很多問題搞亂了：一是破壞了以農業為基礎的總方針；二是破壞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三是搞亂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破壞了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四是破壞了黨領導農業生産的優良作風，搞什麼“割尾巴”、“鏟土壤”，限制社員養幾隻鴨、幾隻雞，超過了就要批等等。所以，要扭轉廣東農業落後的被動局面，關鍵還是要搞消楚路線是非。
習仲勳深深認識到，近十年來廣東農業發展緩慢，農民吃不飽飯，城市副食品供應緊張，可以說是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必須迅速扭轉這種被動局面。為此，他提出：
首先要重新認識農業問題，對“農”字要解放思想，放寬眼界。他認為，這些年來我們對農業理解得很片面，隻知搞糧食生産，生産布局不當，不能因地制宜，這是個極其深刻的教訓。今後一定要按照農、林、牧、副、漁五業同時并舉，五業和農副産品加工業、商業同時并舉，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特别要把畜牧業和漁業提到重要位置上來，以提高群衆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國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産布局上，要大膽發揮廣東的特點，廣辟生産門路，把經濟工作做活做好。廣東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在保證糧食自給的前提下，要放手發展經濟作物、畜牧業和漁業，放手發展農副産品加工等社隊企業，放手發展外貿出口工業，加強同港澳、華僑的各種經濟合作。如中央同意這個設想，就能動員全省人民做出成績，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
三是要堅決維護政策的嚴肅性，堅持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這兩大政策，必須用各種辦法保證實施，當務之急是适當減少生産隊的負擔。
四是在經濟管理體制上，要按照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要求，迅速作出管理體制的相應改變，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嚴格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辦事。如果中央能給廣東地方處理問題一定的機動餘地，允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買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武裝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另一方面在接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解決農具制造所需的鋼材，建立強有力的支農工業。并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開辟新的生産門路。
習仲勳的這些工作思路，在随後召開的全省地委書記會議上得到廣泛贊同。會後，有些工作便立即開展起來，如在引進香港的資金和技術方面，到年底時已達到幾十個項目，資金近四千萬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産電子表項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産，成為最初引進工作中的突出事例。這些做法，在随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成為熱議的話題。習仲勳的這些新想法，也成為廣東在全國改革開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礎。
在這次調查研究中，習仲勳還強調要改進工作作風，領導幹部要傾聽群衆意見。他在粵東調查結束時說，我們這次出來要過梅縣、汕頭和惠陽地區，共二十一個縣、市。雖說是走馬看花，但看總比不看好，下去總比不下去好。由此，他再次提議各級領導幹部要多接觸實際，多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談談，好處很多。他說：
長期呆在機關裡，不下去，就無法了解實際情況，人民群衆的呼聲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聲也反映不上來。坐在機關裡做決定，往往是主觀主義的。……各級黨委書記要多深入實際，做調查研究。作為“班長”或領導者，也要注意多創造條件，讓下級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也樂于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什麼顧慮。在領導身邊，有幾個喜歡提意見的人，愛“挑刺”的人，很有好處。不要你一說，他就說是、是、是，對、對、對，而是能動腦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對不對，并提出建議，這樣可以保證我們少犯錯誤。我們領導幹部就是要有幾個敢提意見的好朋友。有句古話叫“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級領導幹部要善于聽取意見。領導幹部和群衆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要永遠生活在人民群衆之中。不然的話，就會脫離群衆，跟群衆對立，同群衆就想不到一塊，就不會關心群衆的疾苦。……我們領導機關的作風要來一個大轉變，把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恢複和發揚起來，使人民群衆相信我們是為他們辦事的。
習仲勳實實在在、樸實無華的語言，教育了各級幹部，也習為廣東廣大幹部樹立了一個榜樣。
習仲勳在調查中，還感到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壞，許多幹部在相當大程度上背離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聽不得相反意見，隻能聽順耳話和好聽話，嚴重影響決策的正确性。為此，習仲勳要求各地幹部，要聽得進不同意見，“要有幾個敢提意見的好朋友”。不久，習仲勳自己在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驗。
九月二十五日，惠陽地區檢察分院的一名叫麥子燦的幹部給習仲勳寫了一封十分尖銳的批評信，說習仲勳“是一個愛聽彙報，愛聽漂亮話，喜歡誇誇其談的人”。理由就是習仲勳在惠陽地區調查時，贊揚了惠陽地委的治水工程。麥子燦認為這是習仲勳僅憑聽取惠陽地委彙報得來的結論，而沒有真正聽取群衆意見。他認為惠陽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幾個公社的生産隊搞得傾家蕩産，實際上是刮了“共産風”。他建議“目前是救民要緊，不要搞那些遠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評習仲勳“講的重視群衆來信來訪也是個漂亮話，是句空話！因為你隻講，沒檢查督促。”麥子燦的信最後說：“你講話中不是常說愛聽刺耳話，說什麼‘良藥苦口利于病’嗎？現在給你提兩個刺耳的意見，看你是否‘葉公好龍’！”
秘書收到這封信後，出了一頭冷汗，開始不敢給習仲勳看，卻又不敢隐瞞。沒想到，習仲勳看完信後非常重視卻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會主任會議上宣讀了這封信，并稱贊：“這封信寫得好，還可以寫得重一點。下面幹部敢講話，這是一種好風氣，應當受到支持和鼓勵。”他給麥子燦複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來信很好，對我們各級領導班子特别是負責幹部目前的精神狀态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我表示誠懇接受。”他還委托前去惠陽幫助地委整風的劉田夫，同麥子燦面談，請劉田夫幫助地委切實解決麥子燦所反映的問題。
為了活躍黨内民主生活，進一步把黨内民主空氣發揚起來，習仲勳同省委常委研究後，把這封批評信印發給各地、市委和縣委，并附上他給全省縣以上黨委和省直局以上單位負責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麥子燦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内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衆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警醒過來。”“希望各級黨委在讨論時聯系實際，看看在實事求是、發揚民主、走群衆路線和處理群衆來信來訪等方面，存在什麼問題，應當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糾正缺點，改進作風，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習仲勳給麥子燦的複信和緻全省領導幹部的信連同麥子燦的信公開見報後，在全省特别是惠陽地區廣大幹部和群衆中引起強烈反響，“普遍認為，習仲勳同志對群衆的批評意見采取支持和鼓勵的态度，使群衆增強了敢于發表不同意見，敢于講真話的勇氣。隻要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真正這樣去做，充分發揚民主，活躍黨内生活，各項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陽地委組織幹部認真學習讨論了習仲勳和麥子燦的信，對照檢查了住民主作風和群衆路線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制定了整改措施，實事求是地修改了原來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計劃。
習仲勳以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很好地處理了這件事，在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中，一時傳為佳話。在随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葉劍英講到發揚民主時專門提到這件事。他說：
這裡，我還要提一下習仲勳同志。同志們從報上大概都看到了廣東惠陽地區一位基層幹部寫給習仲勳的信和習仲勳同志的複信。習仲勳同志那種不怕聽刺耳意見、鼓勵别人講話、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學習。我們有些同志，嘴裡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面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隻會批評别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對于這種人，我們要勸他們好好看看習仲勳同志的複信，讀讀“葉公好龍”的故事。
■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廣東省委接到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習仲勳和分管工業和農業的負責人參加會議。
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勳十分重視，一是他已多年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議了，二是最近調研中形成的關于廣東發展的新思路，也要借這個機會向中央彙報，以取得支持。為此，他主持召開了四次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會議的彙報材料。十一月九日，習仲勳等赴京參加會議。
十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同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一樣，按地區劃分為六個組，每組指定四個召集人，輪流主持會議。習仲勳這次随廣東省被劃到中南組參加會議，召集人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緻用、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同組的成員有鄧穎超、廖承志、程子華等中南五省區和廣州軍區、武漢軍區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地點在第十四會議室。據王全國回憶，習仲勳、薛光軍和他都是會議上的活躍分子，中南組也是比較活躍的一個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會議開幕式上講了會議的主要議題，即讨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産搞上去的問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讨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并提出，會議在讨論這三項議題之前，用兩三天時間先讨論從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華國鋒在講到工作着重點轉移的問題時說，西方和日本各國有一種強烈的動向，就是極力要同我們加強聯系，積極要求發展和我們的貿易，想在中國打開市場。“他們在廣東搞了機械化養雞廠、手表廠、電廠。國際形勢現在是很好的。正因為這樣……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善于利用這種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來大大加快我們的建設速度”。
華國鋒在這裡提到了廣東已開始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問題，對習仲勳和王全國等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組讨論會上，習仲勳聯系廣東省的實際做了發言。他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作出的把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認為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反映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反映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當前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很好，實現全黨工作着重點的轉移，确實到時候了。國際形勢對我們也非常有利，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利用這個大好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加快實現我國的四個現代化。
從十一月十四日開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轉人讨論關于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這兩個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會議讨論後，絕大多數與會代表都不滿意。對農業生産具有豐富經驗的習仲勳，就這個問題做了多次發言。
十四日下午，習仲勳在發言中指出，《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總的感覺寫得太散，沒有很好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有的部分“都是幾句口号，情況沒有講明，問題沒有講透”，發下去以後解決不了問題。如《決定》中說我國農村人民公社，“不論過去、現在和将來都具有巨大意義”。對此，習仲勳實事求是地指出：“這一段部符合實際，不要這麼寫。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不是經受了種種考驗？過去，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體現的不是那麼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和合作化時差不多，有些還不如合作化的時候。”他反思說，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遲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現在很有必要把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業情況做個基本的估 計”他還針對文件中的說法，強調指出：“以農業為基礎，不單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從曆史上來看，有史以來的人類社會，都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後來修改文件時，接受了他的意見。
十六日上午，習仲勳又就如何解決農業問題做了系統發言。他說：
在農業問題上，一定要揭露矛盾，總結經驗，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下最大力氣把農業搞上去。我們黨領導農民從事革命和生産，具有極為豐富的經驗，我們是從農村工作起家的。但現在農業問題卻成了拖四個現代化後腿的嚴重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一定要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能提高自覺性，抓好農業這個基礎。我感到《決定》草稿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和揭露矛盾。要面對現實，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成績必須肯定。但農業發展的速度不夠快，還擺脫不了八億人口搞飯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飯。……解放後我國農業的發展是迅速的，但這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破壞很嚴重，加上我們工作方面的問題，農業發展緩慢。現在，“四人幫”垮台了，有可能、也應當認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加以解決。……不破不立，要把農業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的破壞，拔亂反正，為生産力的發展掃清道路。半年來，我們通過整風，抓住廣東農業為什麼上不去的問題，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動員全黨來解決這個問題。
習仲勳贊成《決定》草稿中提出設立國家農業委員會的建議，并提出省、地、縣都應設立這個機構，加強對農業的領導。他回到廣東後，就立即在廣東建立了這個機構，并親自兼任農委主任。他還建議農業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專業總公司”，“農業的投資也需要增加”。
習仲勳就如何把廣東農業搞上去，談了他在廣東前一段提出的四點意見，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改變現在的經濟管理體制，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充分發揮各地方的積極性，希望中央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他強調，廣東農業要大幹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複元氣上，同時要千方百計創造條件，開辟新的生産門路。要發揮廣東的特點，多搞海水養殖業、海洋捕魚業和牧業，多搞甘蔗等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産，為人民群衆提供較多的食物，為國家建設和外貿出口做出更大的貢獻。他還建議國家把開發海南島作為發展農業的重點地區之一。他說，海南島是個寶島，要大力發展橡膠、劍麻等熱帶作物，“要搞幾個大型的現代化的谷物農場，多生産糧食，為大規模開發海南創造條件”。
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成員，大多數是像習仲勳這樣經曆過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其中相當多的又經過“文化大革命”而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有許多反思。這次會議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充分發揚黨内民主，于是與會成員暢所欲言，敢講真話，都從各自所孰悉的領域，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經驗教訓。大家對于過去那種政治運動不斷，一抓生産和經濟就被批為“唯年産力論”和“階級鬥争熄滅論”；在發展生産中，又不講究經濟效果，不按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在國家統一計劃經濟中，對地方經濟統得過死，對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利用不夠；對農輕重發展次序，說起來是農、輕、重，做起來是重、輕、農；以及片面強調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等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再也不能這樣繼續搞下去了。
在總結和反思這些經驗教訓中，自然就聯系和涉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遺留案件。如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指出，發展安定團結是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如應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平反，為陶鑄、王鶴壽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懷對黨和革命的貢獻很大，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衆運動”，要批判康生的嚴重錯誤，等等。陳雲提出的這些問題，得到與會成員的熱烈擁護，也說出了習仲勳的心裡話。
中央政治局常委認真讨論和研究了與會代表提出的意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由華國鋒代表中央對這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作出了正确的處理決定：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動；所謂“二月逆流”是林彪一夥對幾位老帥的誣陷；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康生、謝富治的罪行應當揭發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加以處理，有錯必糾。
習仲勳和與會代表對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見，感到滿意。二十七日上午，習仲勳在中南組會上發言，認為對天安門事件和彭德懷等其他許多重大問題的處理解決得很好，這對今後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的很大動力。他認為自己的老戰友彭德懷功大于過，建議中央在提到其錯誤的措詞時應更輕一些。他還認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第一次開得這樣好的會議。大家暢所欲言，敢講心裡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他頗為激動地說：“我十多年沒有參加這樣的會了，參加這次會議心情非常舒暢，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針對會上許多老幹部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鬥尚有意見時，說：“我們經受了很大鍛煉，不要計較個人，要多為黨做工作。老幹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為我們黨培育的好傳統、好作風，傳給下一代。”他根據華國鋒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扔然沒有就實踐标準問題明确表态，旗幟鮮明地指出：“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問題，這次會議上不講兩句，恐怕不好。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對實際工作關系很大，外界議論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堅持實事求是，希望華主席最後講一下。”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王全國和薛光軍三人缺實非常活躍。十二月三日，在許多同志的發言都轉到讨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标準問題和醞釀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等問題時，王全國除在會上旗幟鮮明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認識外，并宣讀了習仲勳和他及薛光軍三人寫給華國鋒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這次會議上要解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他們對中央領導核心層中的個别領導人仍然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表示不放心，擔心會影響全國的安定團結。
王全國讀完他們三人的信後，得到中南組絕大多數同志的支持，參加會議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簽名。于是，這封信在上報中央政治局的同時，也全文刊登在會議的簡報上。這無疑對會議讨論産生了很大影響。
習仲勳還在會上提出設立中央秘書長的建議。
十二月十日晚，會議通知各組醞釀讨論增補陳雲、鄧穎超、王震、胡耀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習仲勳等九位同志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等人事問題。大家在讨論中，一緻同意這些同志進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認為是衆望所歸。但也有個别代表認為進入政治局的這幾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齡都有些偏大，力不從心了。為了彌補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設立中央書記處的建議。
習仲勳在十一日上午的發言中說：“我完全同意設立中央書記處協助常委、政治局處理日常事務，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慮一些決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來，也可以先考慮成立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設一個秘書長，由胡耀邦任秘書長，再設幾個副秘書長。有了這個工作班子，就能夠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擔起來，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擺脫日常事務。希望這次中央全會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對于習仲勳的這一建議，“許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後來，中央采納了這一建議，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負責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展積極的思想鬥争，使那些堅持“兩個凡是”和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問題認識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領導核心層中的個别人，對這兩個問題也逐漸有所認識。之後，會議轉入讨論李先念在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和今後兩年的經濟計劃問題。
十二月九日，王全國代表習仲勳和薛光軍發表系統意見，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有些問題的看法還是首次提出。
他們首先談到安定團結的問題。認為安定團結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絕對必要前提，“沒有安定團結，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十分珍惜、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為此，對于揭批“四人幫”的鬥争，雖然作為全國大規模的群衆運動可以結束了，但思想上、理論上的批判還很艱巨，冤假錯案的甄别平反，對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實，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時，必須認真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從中央鄭州局到各級黨委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級領導幹部置于群衆的監督之下，抓緊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證人民的民主。要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農民的生活，切實解決城市工礦職工的生活供應和住房等問題。他們還在深刻總結這十多年來社會發展的沉痛教訓基礎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會主義時期安定團結的重大理論問題，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他們認為毛澤東在過去曾多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同于舊社會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雖然階級鬥争還存在，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階級鬥争基本結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種動亂局面，并非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必然規律”，至于說黨内出現了多少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更是“四人幫”一夥的捏造。由此，他 們提出“要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從理論上講清這些問題，有利于正确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有利于鞏固發展安定團結”。這實際上是比較早地對毛澤東提出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質疑。
其次，他們對關于經濟工作必須實行的三個轉變問題提出了意見。他們認為，國家計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經濟工作中要實行三個轉變，講得很好，但在論述第二個轉變中，建議加上“用行政辦法轉變為采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統收統交，統得過死，轉到統一計劃下實行分級管理，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的體制上來”。國家計委後來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們的意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印發的文件稿中加上了這一思想。
第三，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兩年計劃安排的問題，他們認為：“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現在形勢很好。但是，‘四人幫’幹擾破壞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并未完全轉變過來。現在比例失調情況概括起來是四短兩長。四短：一是農業這個基礎太薄弱，不能适應人口增長和工業發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動力建築材料不足，不能适應生産建設的需要；三是交通運輸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賬很多。兩長：一是基建戰線太長，全國鋪開的五萬元以上的建設項目十二萬四千個；二是有些工業生産加工能力長了，缺電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們在實事求是地分析全國經濟形勢後提出：“面對國民經濟這樣比例失調的情況，應當采取調整的方針，下大力量加強短線，壓縮長線，尤其要突出地加強農業這個基礎，加強燃料動力和交通運輸，不能修修補補。”為此，建議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進口幾百萬噸糧食，讓農民有個休養生息機會，以調整農業布局，發展多種經濟和林牧副漁；二是利用大好時機，更多地利用外國資金，對農業、燃料、電力和交通運輸多投點資，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農副産品價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價格上，步子邁得再大點，對老企業挖潛革新改造上也要給以充分的重視和安排。
第四，他們強調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是個大問題。他們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财力、物力、人力統一由中央統收統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經濟。對于這方面的弊病，這次會上多數同志都看到了，體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時，從戰略上講，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沖破小農經濟和原來學習蘇聯的那一套。當然在實行步驟上要穩妥點，工作要做細些”。現在讨論的文件在這個問題上，比過去進了一步，但還不夠放手，不敢多分些職權給地方，擴大企業的權益也比較抽象。中國這樣大，一個省就等于一個西歐大國，希望體制改革這次一定要解決。建議中央成立個體制改革小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參加，搞出個辦法來。
第五，關于加強綜合平衡和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和經濟管理中的混亂現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一方面是因為綜合平衡和利用價值規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認真抓好綜合平衡和正确利用價值規律。離開了綜合平衡和正确利用價值規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國家計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調查研究，加強國民經濟大的綜合平衡工作，同時，要給地方統籌安排國民經濟的權力，有了省、市、自治區的平衡，國家的綜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強物價工作，重視利用價值規律，在價格政策方面給省、市更大的權力。
最後，王全國代表習仲勳和薛光軍提出了有關廣東經濟建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一步強調要利用廣東的特點，加快經濟建設的步子。他們說，廣東地處熱帶亞熱帶，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廣闊的海洋，發展農業生産的潛力很大，特别适宜發展熱帶亞熱帶作物。有些輕工業産品和工藝美術也占全國第一位。同時，廣東毗鄰港澳，有八百萬華僑，對于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旅遊，争取僑彙，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他們殷切“希望中央考慮如何利用廣東的優勢，特别是利用發展外貿的有利條件，給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給地方在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上以更大的權力，使廣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大家都說，廣東發展對外經濟交流，大有作為，但如果體制上政策上不給地方更大權力，我們也是不能大有作為的。當前我們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為，希望這個問題能解決”。
習仲勳等三人的發言，得到許多人的贊同，特别是他們關于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分析，為形勢的發展所印證。
這次會上，與會人員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幫”後這兩年恢複工作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舉行閉幕會議。華國鋒主持會議，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向前看》的著名講話。他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這次會議，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标準争論的重要現實意義，明确指出：“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争論，的确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他在講話中宣布了要實行“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政策，就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人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産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鄧小平擲地有聲的講話，對與會人員是一個極大的鼓舞，習仲勳等人興奮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會議結束。長達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随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充分的準備。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二十二日晚七時三十分勝利閉幕。習仲勳列席了這次會議。全會一緻原則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和《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全會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有關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會議的意見進行了增選和補選。習仲勳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隻開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會習議為之做了充分準備，指導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成果。這次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确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确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口号，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這次全會标志着我們黨重新确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标志着中國共産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顯示了我們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勇敢開辟建設社會主義新路的堅強決心。實現了建國以來中共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的曆史時期。【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個具有劃時代曆史意義的會議，對廣東進一步全面撥亂反正，有步驟地解決建國以來廣東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戰略決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習仲勳為能夠參加這次改變中國命運的會議而感到十分榮幸，他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也說明黨對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提到習仲勳的民主作風，對他更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會議将要結束前夕，中共中央對中共廣東省委的人事問題作出進一步調整，決定習仲勳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楊尚昆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習仲勳就去北京萬壽路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楊尚昆。
楊尚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他倆可以說是老相識，在習仲勳任國務院秘書長十年期間，他們在許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聯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們同為“左”傾錯誤的受害者，有許多共同語言。習仲勳向楊尚昆介紹了廣東的情況，研究了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等問題。不久後，楊尚昆便抵達廣東，他們同心協力，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着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之後，習仲勳趕回廣東，先在省級領導幹部中傳達，随即中共廣東省委發出《關于認真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通知》。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習仲勳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貫徹落實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這次會議學習和發揚了中央兩個會議的好會風，民主空氣活躍，打破了一些過去不敢碰的“禁區”，圍繞工作重點轉移、解放思想、發展農業生産、幹部作風等問題進行了深人讨論。會議進一步分析了廣東農業發展緩慢的原因，揭露了幹部思想和作風以及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許多矛盾，并指名道姓地開展了批評，敢講話，講真話，使會議開得生動活潑。習仲勳在講話中，要求大家一定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迅速實現工作着重點的轉移。他提醒各級領導幹部“認識要統一，要有共同語言，思想要跟上去”，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大鼓幹勁，分秒必争，盡快把廣東的工作搞上去。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舉行閉幕式，楊尚昆主持會議，習仲勳做總結講話。他進一步闡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強調廣東一定要把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集中力量在農業上來一個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要緊緊跟上，要沖破舊的條條框框，采取新的措施。他說：“我省毗鄰港澳，對于搞四個現代化來說，這是很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中央領導同志對此已有明确指示，我們要堅決搞，大膽搞，放手搞，以此來加快我省工農業生産的發展。”王全國也提出，廣東在當前國際國内的大好形勢下，應當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應當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作出規劃，報告中央，要求中央給廣東做些特殊規定，放給更大權力。習仲勳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贊同這個建議，并決定由王全國組織有關部門進行專題研究，向省委寫出報告。
習仲勳在總結講話中，要求按照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展農業的精神，把廣東的農業盡快搞上去。他指出：“省委領導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農業上來”，“省委成立農業委員會，解決農業工作中的重大問題，農業委員會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時加強農口幹部的配備，加強農業的領導力量。地、縣委第一把手要親自抓農業，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農業。要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把各行各業組織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四月二十一日，省委正式成立省農業委員會，習仲勳兼任黨組書記和主任，充分顯示了廣東省委和習仲勳對農業問題的高度重視和把農業搞上去的決心。
會後，省委常委除少數留在機關外，其餘都下到基層去幫助指導工作。習仲勳、楊尚昆、郭榮昌、王全國和吳南生等分别帶領八個工作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慶、佛山、韶關、汕頭等八個地區和所屬的七十多個縣、市，參加地、縣召開的幹部會議，傳達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開展調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規劃，同時幫助組織春耕生産。由此，拉開了廣東農村體制改革的序幕。
習仲勳帶領的工作組，二月五日晚一抵達肇慶就開始工作，聽取地委工作彙報，與地委和各縣、市委書記座談。七日，習仲勳參加肇慶地委常委擴大會議，向與會同志傳達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出要認真學習貫徹中央兩個會議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撥亂反正，要把好黨風重新恢複過來。他鼓勵地方幹部要大膽地幹，“隻要對工作有利，對人民群衆有利，對集體經濟有利，為什麼不可以辦！現在不管你是什麼人講，不管你來自哪方面，隻要不對都給他頂回去”，“膽子大一點”。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習仲勳一行前往四會、廣甯、懷集、封開、郁南、羅定和雲浮等縣調查，同正在參加各縣三級或四級幹部會議的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座談，又同一百三十多個公社黨委書記、大隊黨支部書記座談，與他們讨論方針政策問題、幹部思想作風問題以及山區以林為綱、全面發展的問題。習仲勳向大家說：“這次各縣的三級或四級幹部會議開得好，歸功于中央工作會議與三中全會”，“我們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們要把人民的事情辦好，就要讓人民當家做主，把群衆的意見、要求反映出來，集中起來，然後再回到群衆中央貫徹執行，離開了這條就沒有什麼方針政策了。要發展生産，改善人民生活，都離不開這條。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說：“今年起，我們要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就是要抓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農業，要集中力量打好農業翻身仗，把農業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點的轉移，搞好農業生産，還要把政策搞對頭。首先是幹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實，經濟政策也要認真落實。政策不落實，就不可能安定團結，人的積極性也調動不起來。”他還強調要正确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堅持有利于發展農村經濟的各項政策，保護好農村基層幹部的積極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廣東省委向全省各級黨委印發了習仲勳在肇慶地區農村基層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對習仲勳等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下基層，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做了專題報道。
八個工作組經過近一個月的調查後，習仲勳召開彙報會，聽取彙報，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問題，在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緻認識，認為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流毒，仍是當前農村工作的主要障礙，要實現工作着重點的轉移，必須繼續批判極左路線，從思想上弄清是非，撥亂反正。思想轉不好，工作重點也轉不好。
思想的統一，推動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農村開始恢複和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這時的農村，還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但在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大讨論中，農村廣大幹部群衆對“一大二公”的舊體制發起挑戰，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廣東有的社隊就開始恢複六十年代初曾經實行的“包産到組”，相繼實行“三定一獎”（即定工、定産、定成本、超額獎勵）的生産責任制，不少社隊還實行了定額計分和按時計分的辦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種生産中普遍推廣“三定一獎”責任制，《南方日報》也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宣傳各地落實“三定一獎”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經驗。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這年冬種全省實行“三定一獎”責任制的生産隊占到百分之二十四點五。實行生産責任制的生産隊，加強了田問管理，各種作物長勢良好，經濟收人大都有明顯增加，幹部群衆反應很好。同時，也出現了個别生産隊分隊和包産到戶的情況。這年年底，省委提出實行“五定一獎” （定勞動、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産量，超産獎勵）的生産責任制，并廣泛征求各地、市、縣的意見。
習仲勳對廣東各地出現的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制，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強調，要切實尊重和保護生産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不得；要全面建立生産責任制，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在生産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産量計算芳動報酬。有些生産隊實行‘五定一獎’生産責任制的結果證明，這個辦法對促進生産有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真試點并由點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廣東省委批轉省委農村工作部《關于建立“五定一獎”生産責任制問題的意見》，提出各地大田生産可以普遍實行“五定一獎”責任制。《意見》指出：“實踐證明，聯系産量的生産責任制，是當前農村實行的生産責任制中比較好的一種形式，因為它把社員的勞動同産量聯系起來”，“解決了隻顧數量掙工分，不顧工作質量這個矛盾”。“産量聯系到作業組，看得見，摸得着，算得出。聯系産量，超産獎勵，把勞動成果和個人利益直接聯系起來，使勞動者産生了更大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想辦法把生産搞好。這種法，不是後退，而是前進，提高了群衆覺悟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不是改變原核算單位，削弱了集體經濟，而是更加鞏固了核算單位，鞏固了集體經濟。”由此，對作業組實行“五定一獎”的生産責任制在全省推開。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一項有力措施――關于廣東農村實行“五定一獎”生産責任制的調查》，對廣東實行“五定一獎”責任制給予肯定。廣東實行“五定一獎”責任制當時在全國也是早的。中共廣東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報》的報道，受到全省廣大農民的擁護。
但是，中共廣東省委在推行“三定一獎”和“五定一獎”時，明确指出聯産責任制隻能到組，不能到戶，作業組内仍舊存在着平均主義。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貧困落後的鄉村，已經悄悄打破這一規定，開始進行“包産到戶”。時任廣東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的楊應彬後來回憶說，一天晚上，習仲勳剛從從化調研回來，就把分管農業的副省長薛光軍和他叫到辦公室，給他們說，他在從化看了兩個大隊的“産量承包責任制”的試驗，效果很好，問是否可以推廣。楊應彬和薛光軍彙報了“洲心經驗”的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遠縣洲心公社實行超産獎勵生産責任制，但當時中央《農村人民公社工作試行條例（試行草案）》，有“兩個不許”（即“不許包幹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規定，“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名”中，洲心公社被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而受到嚴厲批判。“仲勳同志聽後說：‘隻要能增産就是好辦法，怕什麼？這兩個大隊我已批準他們繼續試驗，錯了我負責’。”習仲勳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試行條例（試行草案）》中有“兩個不許”的規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發[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許”②的規定，也知道從化兩個大隊實行的“産量承包責任制”突破了這些規定，但他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作出了支持他們大膽試驗的決定。
廣東省農村的最初改革，還體現在從“以糧為綱”轉變到發展多種經營方面。廣東農村同全國一樣，長期強調“以糧為綱”，限制多種經營，結果導緻多種經營生産萎縮，市場商品供應短缺。習仲勳等廣東省的領導人從實際出發，開始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探索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開 拓視野，農林牧副漁五業并舉的意見。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 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勳又提出：“要改進農業生産的計劃管理。今後生産隊隻要保證完成國家下認的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産量計劃，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種植計劃。”習仲勳指出：各地、縣在保證完成糧食計劃産和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于是，廣東各地、縣開始對農業産業結構進行大幅度調整。下半年，習仲勳到新設立的深圳市寶安區視察時，專門了解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情況。放苞後來回憶說，過去糧食種植面積多少是死的，隻能多種不能少種，糧食上調也是死命令，隻能多給不能少給，農民糧食征購任務過重過死，其他難以發展，這種情況一直沒有改善。習仲勳來到廣東後，調整農業生産布局，生産結構得到了合理調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為了滿足香港市場的需要，省委批準寶安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将五萬畝稻田改為塘魚等鮮活商品生産基地，鮮活商品發展起來了，滿足了香港市場的需要，也使群衆增加了收入。
農業生産結構的合理調整，促進了全省農業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廣東雖然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災害，水稻種植面積比上年減少，但是全省糧食總産量仍然達到三百四十斤，比上年增産十五億斤；花生、橡膠、茶葉等經濟作物有較大增長；社隊企業、家庭副業都有較大發展；社員口糧和現金分配收入明顯增長。
廣東省在農村實行的“五定一獎”責任制，雖然克服了“打大撈”的現象，卻無法解決“打小撈”的問題，包産到戶由個别地方逐漸擴展起來。習仲勳和省委一方面強調要貫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試行條例（試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實幫助實行包産到戶的地方克服困難，不能粗暴指責，更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法來批判。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的這種态度，實際上使包産到戶的生産隊在繼續增加。
一九八年春，習仲勳和省委、省政府在組織工作組進行春耕生産大檢查中，了解到實行包産到戶的地方，糧田都大幅增産，解決了吃飯問題。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習仲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讨論研究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等問題。會議認為，一些窮困地區的部分“三靠隊”，為了調動群衆的積極性，解決暫時困難，可以允許在生産隊統一經營管理的前提下，實行“包産到戶”，但是要向幹部說清楚，這是對特殊困難的社隊的臨時措施，是權宜之計，最根本的措施還是要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同時，要堅決制止分田單幹。
根據這次常委會議的精神，中共廣東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在會議的讨論中，對包産到戶和“分田單幹”，有的縣委書記認為可以支持，有的則堅決反對，兩種意見争論得很激烈。二十七日，習仲勳在總結講話中說：“解決這個問題，領導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幟鮮明，又要善于因勢利導，講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壓制方法，不要同群衆頂牛。”“一是堅決反對分田單幹。第二是包産到戶同分田單幹有原則區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單幹。一些特殊困難的社、隊，已經出現了包産到戶，并且農民群衆一時還不願意改為實行聯系産量到組或實行定額管理和評比獎勵的，可以允許繼續實行。但一定要講清楚，這是對特殊困難的社隊的臨時措施，是權宜之計。”他提出，省直機關要抽人組成調查組下去，和當地黨委一起調查農民生産、生活的真實狀況，傾聽幹部、群衆的意見和呼聲，認真負責地解決好這些問題。會後，按照習仲勳的意見，省直機關抽調二百多名幹部，分赴十六個縣調查研究。
這時，全國也正在為集體“陽關道”與個體“獨木橋”展開激烈争辯。許多領導幹部贊成清除“左”的思想錯誤，卻激烈地反對在農村實行包産到戶的體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辦法去強力阻止農民實行包産到戶。廣東的做法，盡管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能夠允許貧困社隊搞包産到戶，已經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風險。
五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适宜搞包産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産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的這一談話，如撥雲見日，給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在農村推行包産到戶吃了定心丸。
習仲勳根據調查組在農村實地調查所反映出的問題，聯系廣東的實際，指出：“一些生産隊一時找不到克服困難的其他辦法，搞了包産到戶，我們應當允許，不要因此去指責基層幹部和黨員，不要去硬扭。各級黨委的主要責任在于深入調查研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對已經分田單幹或者正在鬧分田單幹的，在群衆自願的原則下，用包産到戶的辦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對包産到戶的看法，随着實踐慢慢地轉變，決策也更加符合實際，廣東“便形成了粵東粵粵西試驗，粵中粵北看一兩年的‘中間不動兩頭包’的情況”。
九月，習仲勳來到包産到戶、分田單幹鬧得沸沸揚揚的湛江地區視察。在徐聞縣，他在縣、社幹部會議上做了講話，指出：
事物是變化的，一成不變不可能。三中全會讨論過的兩個農業文件，規定過不準包産到戶，不準分田單幹。規定了不能不執行，但随着實踐和認識的提高，也發生了變化。允許一些地方搞包産到戶，單幹還是不準的。這就說明，經過實踐，慢慢地人的認識更符合客觀實際……從總結經驗教訓來說，有些地方出現較多的包産到戶、分田單幹，主要是經營管理沒 有搞好，責任制沒有搞好，生産力水平低，集體經濟十分單薄，極左路線的幹擾破壞，造成很大的危害，從這點來說，有些地方搞單幹，對我們是一種懲罰。我們搞幾十年，搞了一個窮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花了很大的代價，花了許多錢财物質。現在粉碎“四人幫”已經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認識适應形勢的需要，避免主觀片面性，力争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就要深入群衆，深入實際，善于集中群衆的智慧，群衆的正确意見，把正确的東西集中起來，又堅持下去，實行正确的領導。
習仲勳的這一段話，語重心長，引人深思，是他這個“老農村”對自己這幾十年農村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從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的長篇講話以來，他的思想随着黨在這個問題認識上的變化而發展，其間也走過了難以言說的曆程。但有一點習仲勳始終堅持着，這就是尊重群衆的實踐，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廣東雖然對包産到戶經曆了逐漸認識的過程，但他對群衆不批不壓，沒有硬扭，沒有重犯黨的曆史上幾次把包産到戶強壓下去的錯誤。
這年九月，中共中央發出《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中發[1980]75号文件），對包産到戶、包幹到戶等多種形式的生産責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廣東省委随即發出貫徹執行中央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過去“偷偷摸摸”搞包産到戶、包幹到戶的生産隊，紛紛由暗變明，過去想搞的也很快搞了起來，到一九八年底，廣東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上的農戶實行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這一年，全省糧食産量比上年增産十一億斤，農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達到二百七十四元。農村出現了蓋新房子多、購置耕牛農具多、重視科學種田多的“三多”新氣象。有些地區盡管遭受了自然災害，但糧食仍然增産，農民大多吃飽了肚子，農村出現了新的生機。
在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的艱苦努力下，廣東實現了工作着重點的轉移，農村改革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解決了長期困擾的吃飯問題，為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