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把守祖國南大門
一九七八年四月，習仲勳返回北京後不久，就奉命去廣東“把守祖國的南大門”。在這裡，年逾六旬的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努力工作，要把失去的十六年時間補回來。他團結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省革委會（後改為省人民政府）一班人，率領廣東人民，開展整風運動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标準的大讨論，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恢複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全面糾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開創了廣東工作的新局面。
■主政廣東
春節後的首都北京，雖然天氣寒冷，但已透出春天的氣息。習仲勳懷着對首都的深情眷戀和對黨的事業的堅定信心，從河南洛陽再度回到北京。這次中央召習仲勳回京，是為了要他參加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習仲勳作為特邀委員，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習仲勳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時，那些熟悉他的同志和戰友們，都十分驚喜。對他們來說，曆經劫難，九死一生，今日能得以相聚，實在是一大幸事。這次會議一緻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勳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與此同時，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也同時舉行。習仲勳列席這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會議還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會議期間，葉劍英親切接見了習仲勳。他一見到習仲勳不禁愣住了，驚訝地說：“仲勳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習仲勳激動地望着年逾八旬的葉劍英，由衷地感謝他在百忙中接見自己，簡要地彙報了自己的情況。習仲勳十分敬佩葉劍英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同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一起，堅決果敢地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他認為這些領導人在中華民族危難時刻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永載史冊。
習仲勳和葉劍英在延安時就相識，他對葉劍英淵博的軍事知識、卓越的組織指揮才能和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十分欽佩也很仰慕葉劍英的為人。習仲勳後來回憶說：“當時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還抽空接見了我。他見我身體很好，非常高興，緊緊握着我的手，鼓勵我要向前看，以後多為黨做工作。他那寬廣的胸懷，恢宏的氣度，對同志親切、謙和、真摯和深情厚誼，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一個共産黨員，還有什麼比能為黨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葉劍英接見習仲勳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習仲勳被錯誤審查關押十六年後剛剛恢複工作，另一方面是他希望習仲第勳，刮廣東去工作。當時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身兼數職，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這時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同時還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在北京的政務和軍務十分繁忙，廣東省的工作實際上難以兼顧。而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那裡的問題又比較複雜，還有大量的冤假錯案沒有平反。因此，分管廣東工作的葉劍英就想到了資格老、級别高、從政經驗豐富的習仲勳，考慮讓他南下廣州，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葉劍英同華國鋒、鄧小平等領導人交換意見後，中共中央于四月初決定習仲勳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盡管這一職務同他當年曾經擔任過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和國務院副總理的級别相差甚遠，但對飽經憂患、被錯誤處理、關押十六年之後的習仲勳來說，能重返政壇，在有生之年為黨和人民做些工作，已經感到責任很重大了！
習仲勳很快得到組織分配他到廣東“把守南大門”的通知。在動身去廣東之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等都接見了他，對習仲勳到廣東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廣東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黨中央和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給習仲勳以充分的信任和熱情鼓勵，使他深為感動，受到很大鼓舞，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時隔多年後，他回憶說：
我已有十六年沒有工作了，一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裡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别是小平、劍英同志都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幹。接着，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在京約請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談話，宣布中央的決定，并對他們說：“中央決定讓習仲勳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這是葉帥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的。”由于韋國清要趕回廣州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便把習仲勳赴廣東的事情交給了吳南生辦理。吳南生在全國總工會招待所找到習仲勳，商量确定了他赴粵的具體事宜。
習仲勳從河南回到北京後，因家中住房擁擠，暫時住在全國總工會招待所。昔日的同事和戰友，聽說習仲勳回到北京都到這裡來探望他。由于人很多，又南下在即，時間很緊，他便不得不把每天的接待時間延續到淩晨四五點鐘。
四月五日，習仲勳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一到住地就投人緊張的工作。
四月六日上午，習仲勳出席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韋國清首先介紹習仲勳和代表見面，大家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熱烈歡迎習仲勳來廣東工作。習仲勳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這次黨中央分配我到廣東工作，感到擔子很重。我決心和同志們一起，在省委的集體領導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做好廣東工作的重大意義，指出當前為了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必須努力學習，大力宣傳黨的十一大路線和五屆全國人大會議精神；必須把揭批“四人幫”的鬥争抓緊、抓好，把被“四人幫”敗壞了的黨的優良傳統恢複和發揚起來；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對敵鬥争政策，以及經濟建設中的各項政策；必須賞罰嚴明，伸張正氣，打擊歪風，正确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廣東全省真正掀起一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潮。習仲勳在講話中感情真摯地說，北方水土養育了他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他的講話言語不多，但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要和廣東人民共同奮鬥的決心溢于言表，感人至深，給與會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時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回憶：“他不像很多人那樣，講話都用稿，他講話沒有稿子。再者他的話語很樸實。他在講話中還講到自己的不足，說自己剛到廣東，對這裡的具體情況還不熟，可能會犯一些錯，希望大家指正，這讓我們感覺到他和我們很交心。”
六日下午，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會議上，韋國清當選為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當選為第二書記。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任命習仲勳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年十二月任主任）。會後不久韋國清返回北京，廣東的工作由習仲勳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省革委會的日常工作則放手由劉田夫負責。
這時，習仲勳身體雖然還好，但畢竟六十多歲了。廣東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創傷累累，百廢待興，百亂待理，局面紛繁複雜，工作任務十分繁重。正像他所說：“我到廣東前，已經十多年沒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況又比較複雜的地方工作，在當時難度畢竟是比較大的。”面對這種情況，習仲勳義無反顧地“以一個老共産黨員的革命膽略、遠見卓識、大無畏氣魄和高度的曆史責任感，既沉着面對，又雷厲風行，團結省委一班人，穩住大局，勵精圖治”
習仲勳上任不久，葉劍英就到廣東視察工作和休息。葉劍英在聽取了習仲勳關于廣東工作初步設想的彙報後，以六句話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制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習仲勳在廣東工作期間，一直把這六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一九八年一月，習仲勳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在革命戰争年代，習仲勳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有豐富的經驗，與軍隊中許多老帥、老将軍有着密切的關系。善于協調軍地雙方的關系，是他的突出特點。他在廣東工作期間，十分關心廣州軍區的部隊建設和政治工作，把部隊建設作為省委一項重要工作，注意動員地方各方面大力支持國防建設，有效地保障了隊在廣東的生産生活和訓練需要，使部隊建設進一步發展。同時，習仲勳十分注意把部隊建設與地方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發揮軍隊優勢，使部隊在保衛國防和抗災搶險等重大任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廣東人民的擁戴。這一時習期，廣東軍政之間、軍民之間關系團結融洽，“雙擁”工作在全國前列。
■從整風入手撥亂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在廣東培植死黨，安插親信，幹了許多禍國殃民的壞事。從政治上揭批“四人幫”和在組織上清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方面，有很大進展，但從思想理論上批判“四人幫”，撥亂反正，在弄清路線是非方面，卻不夠有力，人們的思想還比較混亂。
正在這時，習仲勳來到廣東。他以飽滿的熱情夜以繼日地工作，一方面大量地閱讀相關資料，一方面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調查研究，在較短的時間内對廣東的情況有了基本認識。習仲勳認為，廣東省的黨組織和各級領導班子，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不少幹部對很多重大問題認識不清，中央的路線方針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有的幹部受過去“反地方主義”和“文化大革命”後期批修正主義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影響，工作積極性不高；有些幹部強迫命令作風依舊，群衆意見很大；有些幹部因“海外關系”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氣不順。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不解決幹部隊伍的這種思想狀态，就談不上開創廣東工作的新局面，必須用整風的方式，解決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按照習仲勳的要求，中共廣東省委借鑒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幫’連在一起批”；領導帶頭整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把整風作為抓綱治粵、撥亂反正的重大措施，動員全省幹部、群衆，首先是各級領導骨幹通過整風弄清思想，統一認識，解決問題。
廣東整風運動的開展有一個發展過程。六月初，習仲勳主持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進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并研究農業發展問題。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時，參加會議的幹部對省委個别常委在路線鬥争、農業生産和工作作風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意見，強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決好路線是非問題，把全省的農業和其他各項工作搞上去。鑒于這種情況，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研究決定，因勢利導，及時把地、市委書記會議改為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以常委擴大會議的形式開展省委常委整風。省委領導王首道、劉田夫、李堅真、郭榮昌、王全國和吳南生等分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在習仲勳主持下，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發揚當年延安整風精神，初步沖破了林彪、“四人幫”強加在人們思想上的精神束縛。會議堅持實事求是的群衆路線，堅持“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針，“一方面，放手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另一方面，在對人對事的分析和處理上，堅持實事求是，治病救人”。開始時，有的同志擔心把矛盾揭開，捅出亂子。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做，不但沒有亂，而且安定團結的局面更加鞏固，幹部、群衆的信心也不斷增強”。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又采取會内會外和上下結合的方式，“擺事實，講道理，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各自主動承擔責任，初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參加整風的幹部把積壓在心裡的話都敢于講出來，使黨内生活沉悶的空氣為之一變。“經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開展積極的思想鬥争，使全黨同志特别是各級領導幹部，在重大的路線和政策問題上，統一了認識，解放了思想，增強了團結”。習仲勳在後來向中央彙報廣東工作時說：“抓綱整風是揭批林彪、‘四人幫’，分清路線是非，肅清流毒的好形式。”因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思想認識問題，采用整風的方法，可以廣泛發動幹部起來，聯系實際，自己教育自己，統一思想、團結一緻。“這樣就沖破了一些禁區，幹部、群衆的精神狀态起了變化。”
六月三十日，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結束，習仲勳在講話中扼要地總結了省委常委整風的情況，指出：“這次會議，既幫助了省委常委整風，也教育了大家。”會議“按延安整風的精神，緊緊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幫’這個綱，中心突出，方向明确，方法對頭，發揚民主，暢所欲言，的确是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的一次重要會議，是抓綱治粵、拔亂反正的一次重要會議。對全省各級黨委整風說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習仲勳總結會議成果，集中講了幾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首先，是動員全省力量集中解決廣東農業落後的問題，這也是省委常委整風的一個重要目的。廣東的農業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糧食每年平均隻遞增百分之二點三，低于全國的增長水平。習仲勳指出：“農業上不去，一切問題都談不上。因為首先要解決一個吃飯的問題。”他進一步說：“廣東農業上不去，帶來一系列問題。作為祖國的南大門，就勢必拖全國的後腿，對内對外影響都不好。魚米之鄉沒魚吃，水果之城沒水果，群衆議論紛紛，有些地方甚至怨聲載道。現在的确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他提出要通過這次全省整風，實實在在地促進全省農業的發展。
習仲勳在講話中對林彪、“四人幫”破壞廣東農業生産的問題做了全面的揭發批判，他以養鴨為例來說明“四人幫”奉行的農村經濟政策是十分荒謬可笑的。他說，有的生産隊竟然規定農民個人養鴨子不能成群，養兩隻是社會主義，養三隻就成了資本主義。他指出，要徹底改變廣東農業落後的狀況，關鍵還是要撥亂反正，找到一條适合廣東實際情況的農業發展路子。他要求，要認真貫徹中央連續發出的三十七、四十二和四十七号文件精神，堅決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各級黨委抓農業就是要抓黨在農村經濟政策的落實，搞好經營管理，堅持按勞分配，減輕生産隊負擔，發展多種經營，保護正當的家庭副業，正确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特别要通過整風，改變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瞎指揮和強迫命令作風，“樹立起深入群衆，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把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實際相結合的優良作風，促進廣東農業的發展”。
習仲勳還舉例教育幹部要分清路線是非和政策界限。他說，羅定縣有一個搞編織的老人有技術，但生産隊隻給他一般的報酬，他不願意幹就往外跑。為此，這位老人在社會主義基本路線教育中受到批鬥，說是“搞副業單幹”、“搞資本主義”，并進行了處理。老人的女兒給他寫信反映這個問題。習仲勳說：“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我們農村很多東西本來是好的，卻被他們當做資本主義批了，或者砍掉了。你說這究竟是誰在違犯政策呢？前些時，我請榮昌同志親自到那裡處理這件事，落實了政策，反映很好。”他要求“從省委起，各級黨委、各條戰線、各個部門都要重視農業．要抓‘農、輕、重’方針的貫徹執行”，“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抓農業科研，搞農業現代化，加快農業發展速度。”
習仲勳在會議總結中講的第二個問題，是對林彪、“四人幫”的罪行進行大揭發、大批判。會議揭批了林彪、“四人幫”在廣東的黨羽制造的大批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比如按“四人幫”“審理廣東地下黨”的黑指示，揪所謂的“南方判徒網”，搜集整理誣陷周恩來、葉劍英的黑材料，在海豐制造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迫害了一大批幹部群衆。大量觸目驚心嚴重事件的揭露，把廣東省揭批林彪、“四人幫”集團的鬥争大大推進了一步，廣大幹部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民主空氣大為活躍。習仲勳指出：“要在全省範圍内大張旗鼓地處理這些事件，發動廣大黨員、幹部和群衆展開大讨論、大批判，聯系實際，揭露矛盾。一方面教育各級黨委，從這些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分清路線是非。同時，教育廣大幹部群衆，要把清查工作做到底。”會上揭發的問題和提出的處理意見，對全省上下震動很大，在社會上産生廣泛影響，受到廣大幹部和群衆的關注。
習仲勳講的第三個問題，是通過整風對全省各級領導班子進行整頓，團結廣大幹部。他說，“四人幫”颠倒敵我，分裂幹部對伍，挑動派性，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省委要抓緊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對各種人加以正确處理，合理安排，恰當使用。他指出，廣東的各級領導班子，“總的說是好的，但在一部分幹部中，思想有點僵化，有一種‘老大思想’，缺乏朝氣，缺乏雷厲風行的作風。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還處處卡别人，使得一些本來可以并且應當早日辦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實不了”，這就容易導緻官僚主義，脫離群衆。他告誡幹部：“我們究竟是當官做老爺，還是做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的共産黨員？不少人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整風中要解決的一個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容易解決的司題。”
習仲勳在講話中指出：“廣東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線，關鍵在領導。要整頓好領導班子，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進入領導班子的領導幹部要做艱苦奮鬥的榜樣，做實事求是的榜樣，嚴格要求自己，不要脫離群衆。”他還提出要重視對年輕幹部的培養，正确處理好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系，自覺維護幹部隊伍的團結。他再次強調：“整頓作風，刻不容緩。”
省委常委的這次整風，抓住了廣東省問題的關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苞回憶說：“省委擴大會議開得好。這個會議抓住了廣東工作上不去的要害問題。習仲勳同志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水平很高，有黨性、有革命毅力，來廣東才兩個月，就抓住了廣東上不去的兩個主要問題。一個路線問題，一個班子問題。”
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之後，廣東省直機關普遍開展了以堅持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為核心的整風。在整頓中，整頓作風，分清思想、理論、路線是非；整頓機關，精簡撤并機構，改變黨政不分的現象，加強革委會的作用；精簡不必要的會議和文件，幹部深入基層，傾聽群衆意見，和群衆打成一片；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各地市也積極響應，領導之間交心通氣，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消除誤解和分歧，自覺接受群衆監督，領導班子的團結進一步加強。地市開展整風最早的是湛江地委，接着廣州市委、海南區黨委和各地委相繼進行。為了加強領導，省委領導分别帶領工作組赴各地檢查指導整風。
習仲勳高度重視中共廣州市委的整風，委托省委書記吳南生參加和領導廣州市的整風工作。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廣州市委召開為期半個月的常委擴大會議集中整風。省委有關領導和市委領導幹部近四百人參加了十四日的動員大會，習仲勳出席并講話說，廣州市是廣東的心髒，工作的好壞，對全省乃至國内外都有很大影響，一定要把廣州市的工作搞好。之後他多次參加中共廣州市委的整風會議。十月五日，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擴大會議舉行市委整風第三次大會，習仲勳再次出席并講話，肯定了廣州市整風運動所取得的成績，要求加緊做好整改工作，搞好領導班子的團結，進一步解放思想，振奮精神，大幹快上。
習仲勳還十分關心基層的整風工作。夏日的南粵大地，烈日炎炎。習仲勳冒着酷暑，到梅縣、汕頭和惠陽地區檢查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他參加汕頭地委整風會議，在講話中指出，汕頭地區整風，要抓林彪、“四人幫”在海豐所制造的大反彭湃事件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這既是汕頭地區的問題，也是全省的問題，是全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強調各級幹部“要跟上形勢，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善于學習”，“各級領導班子的作風要來一個大轉變”“不搞主觀主義，一切問題都要經過調查研究，搞清情況才怍處理”。他鼓勵汕頭地區的幹部要團結一心，工作先走一步。
在中共廣東省委和習仲勳的正确領導下，廣東的整風運動區得了明顯成效，于一九七八年底基本結束。這次整風，徹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使廣東思想混亂的局面得到改變，對于把全省工作引導到正确方向上來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各級黨委和革委會、各個部門普遍加強了領導班子建設，密切了幹群關系。通過整風，恢複了黨在農村的正确路線，落實了中央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農業得到進一步恢複和發展，各項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幹部群衆普遍反映，從整風中看到了省委的決心，增強了信心和幹勁。年底，習仲勳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向中央彙報廣東的工作時，也把整風運動的做法和收獲作了全面彙報。
對于這次整風，也有不同的聲音。整風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一些人的發言講話還沒有擺脫那個時代的烙印，往往上綱上線，言詞有些過火。這樣就産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甚至把“狀”告到了中央。中央經過研究後，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由葉劍英委托胡耀邦寫信給習仲勳并省委各同志，轉告他們說：“仲勳同志去廣東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勳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麼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勳同志談。”對此，習仲勳在省委的會議上說，從來信可知，不光是葉副主席一個人支持，是說“我們”支持；不是支持他個人，是支持整個廣東的黨員和群衆放手幹，隻要幹得對，中央就支持。葉劍英轉告的這幾句話，對剛恢複工作沒多久的習仲勳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勵和鞭策。
■旗幟鮮明地支持開展真理标準讨論
粉碎“四人幫”兩年來，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逐步展開，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面的根本問題上，幾乎都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發生尖銳沖突。經過政治上批判和組織上清理，社會政治形勢逐步穩定。現實向中國共産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是繼續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實行的路線和政策前進，還是在總結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辟新的發展道路，迅速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一方面在逐步謹慎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錯誤，一方面在總體上還試圖繼續執行毛澤東的“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特别是當時關于“兩個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影響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複這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幹部群衆，特别是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輩的抵制和強烈反對。
中國社會發展處在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兩種主張的激烈交鋒最終引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大讨論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組織下，先于五月十日在中央黨校内部刊物《理論動态》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此文。文章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事”的錯誤觀點，揭開了催生新時期發展的大讨論的序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經過“文化大革命”前後十多年磨難的習仲勳，雖然對毛澤東充滿崇敬，但他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義無反顧地堅定站在真理的一邊，是全國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主張的省級領導人。
《光明日報》五月十一日的文章發表後，《廣州日報》和《南方日報》分别于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轉載。對這篇文章，各廳面還存在着不同認識和意見分歧，有的認為文章非常好，切中時弊；有的則認為是“砍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大讨論。在這種黨内思想極不統一的情況下，鄧小平于六月二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讨論。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又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文章，從理論上回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種種責難和疑問，堪稱是《實踐标準》一文的姊妹篇。
習仲勳以政治家的敏銳目光，深刻地認識到這場讨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關注着全國關于真理标準問題讨論的進展情況。六月三十日，習仲勳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公議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指出：“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等。理論要與實踐結合起來，理論要指導實踐，實踐反過來又豐富這個理論，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麼用處呢？”
習仲勳說的确實如此，理論同實踐相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是馬克思、列甯和毛澤東都早已論述清楚了的問題。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這一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了當時關系全局發展的重大問題，不認真對待，正确解決，許多事情都無法繼續向前邁進。當時正在召開的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就遇到了這種情況。
六月底七月初，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會批判教育戰線上“左”的錯誤，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經驗”展開了激烈争論。這個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在廣東省推廣的教育革命經驗，自覺不自覺地貫徹“左”的錯誤，提出要等學生“讀書務農”，要“把學校辦成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歪曲了學校的性質和任務。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幹出人才”的錯誤觀點，所謂“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線，“幹”就是大辦農場、搞勞動，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曲解毛澤東關于主學與兼學的關系，與黨曆來提倡的教育方針是相悖的。如果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經毛澤東圈閱過的，由“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就無法改變，屯昌經驗仍然隻能說是“正确”的。
會上兩種意見争執不下。七月四日，習仲勳出席會議并講話，他客觀分析了“屯昌教育經驗”，指出這是“左”的錯誤思想的産物，同時認為“屯昌經驗”與“四人幫”搞的“朝農經驗”不同，不能說是黑樣闆，但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的，所以是錯誤的。不是說今後學校一點勞動都不搞。必要的時候也要到農村、工廠去勞動，但不能把學校搞成農場，搞成生産隊。那樣，學生的文化基礎知識就學不好，就會影響人才的培養，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他明确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從推廣屯昌經驗的後果來看，也是不好的”，“屯昌教育革命經驗是省委總結、推廣的，責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志。”習仲勳一切從實際出發，既分清是非、又主動承擔責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動了廣東省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
後來，習仲勳在回顧這一段工作時說：“開展讨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雖然當時沒有部署基層也開展讨論，但對省委領導來說，是進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用實踐來檢驗，使我們在重大決策、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等方面，都有了進步，作用是很人的。”
九月上旬，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連續舉行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會，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參加。習仲勳在會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在馬列和毛澤東的經典著作中，都有過明确論述。現在，弄清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大實踐意義的、針對性很強的問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對于我們肅清林彪、 “四人幫”的流毒，沖破他們設置的“禁區”，解放思想，拔亂反正；對于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時期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充分發揮理論的巨大指導作用；對于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發展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加快四個現代化的步伐，都有着重大的意義。
習仲勳和與會者一起，聯系廣東的實際，用實踐标準總結新中國成立一十九年來的曆史經驗教訓。“文化大革命”前，廣東省農業發展比較快，糧食增長速度和人均糧食産量都比較高，魚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應比較充裕，主要是堅持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貫徹執行了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實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允許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當的家庭工副業，注重關心群衆的生活，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大搞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猖獗，動辄給幹部群衆扣上“唯生産力論”的帽子，到處鼓吹要“鏟除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割資本主義尾巴”，“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将廣大農民當做“小生産者”對待，肆意侵犯和損害農民利益，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緻使廣東農業發展緩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大家指出，現在幹部群衆對廣東農業上不去議論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們能夠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觀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改進作風，就能加快廣東農業發展的步伐”。
這次學習讨論會，“帶動了全省陸續開展了讨論，對解放全省幹部、群衆思想，實事求是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報》九月二十日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進步伐》為題，報道了習仲勳主持召開的這次學習會。導語說，廣東召開省委常委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學習會，聯系實際讨論真理的标準問題，習仲勳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要實踐意義的問題。這是見諸于報端的公開表态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标準的第三位省級領導人。
這時，北京的政治局勢還“不太明朗”，《紅旗》雜志遲遲沒有表态。習仲勳後來說：
那一段大家心有餘悸，我也心有餘悸。人家早給你透過風，那些漏風也是從北京方面來的……北京有同志見到了我，說我對真理标準問題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我表态早點，我們也進行了讨論．當時也發了通知，要下面讨論。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實際上是跟“兩個凡是”對着幹的。黨内有同志講，凡是毛主席決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說了的，或者毛主席劃了圈圈的，今後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也不能改動，這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會發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時候經常教導我們，馬列主義是發展的。……按“兩個凡是”辦，毛澤東思想不就停止了嗎？就像林彪所說的到了 “頂峰”了嗎？沒有的，還是要發展的。如果不發展毛澤東思想，用靜止的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待毛澤東思想，那我們就不是真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
習仲勳這段話，說明了當年開展真理标準問題讨論的複雜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中，習仲勳盡管恢複工作不久，但他還是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險，在原則問題上堅定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堅持真理，直言不諱，顯示出一個無産階級革命家的無畏氣概。
這次學習讨論會後，習仲勳要求廣東各地聯系實際，廣泛開展真理标準的學習讨論活動。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随即召開理論學習座談會，部署全省開展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十月，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先後召開真理标準問題讨論會。十月五日，習仲勳參加了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并講話強調：“當前正在進行的關于檢驗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就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意義十分重大”，“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沖破禁區，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就肅清不了，更談不上探讨新的問題，也談不上安定團結，大幹快上。”
在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省對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逐步由理論界擴大到地、市、縣領導機關。各級領導班子結合整風，聯系如何把農業搞上去的問題，把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同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流毒和總結經驗教訓結合整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習仲勳不久後指出：“我們在這方面表态早點，不但表态，而且組織大家讨論，不僅省委讨論、省常委讨論，而且下面的幹部、群衆也參加讨論。”這樣，廣東就較好地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锢，出現了思想比較活躍的局面。
中共中山縣委十月份召開了兩天真理标準問題的學習讨論會，縣委常委和部、委、辦、公社、鎮黨委的六十餘位負責人參加。縣委常委帶頭發言，與會者思想活躍。會後，這種讨論會很快推廣到公社及生産大隊，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縣共開各種讨論會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萬人參加。通過讨論，幹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沖破了“以階級鬥争為綱”、“以糧為綱”的框框，從實際出發發展生産，大膽推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同時，還為六十多個被批判的所謂“暴發戶”、“莊園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先富起來。當時，像中山這樣的例子在廣東還有很多。
當然，學習讨論的發展也不完全平衡。由于“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少數人對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還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認識，甚至有抵觸情緒。也有些單位對這個讨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與己無關，沒有用處。
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勳在傳達貫徹四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針對這種情況明确提出：“關于真理标準問題讨論，許多地方還要補上這一課。”各級黨委特别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加深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自覺地、堅決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不僅領導機關要搞，基層也要搞，讨論一定要結合實際，不要泛泛而談，才能讨論得生動、深入，真正有所收獲。他還指示《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和《海南日報》等黨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或社論，闡述開展真理标準問題讨論補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他反複強調，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不管誰說的，不管是什麼本本，不符合實際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兩個凡是”的禁區，這樣，我們才能敢于獨立思考，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思想才能活躍起來，敢想、敢說、敢做，才能生氣勃勃。
這次真理标準讨論補課活動，取得了很好成效。習仲勳還領導廣東省委把這一活動引人到全省的工業交通增産節約工作和全省農田基本建設等會議中，要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标準的觀點，端正思想路線，解放思想，落實各項經濟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他進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須和深入實踐統一起來，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意見。究竟誰的對，誰的不對，光在機關、會議上争論，是不能真正統一起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應該到實踐中去調查研究，到群衆中去聽取意見，在實踐中辨明是非，統一認識。”這場學習讨論和補課極大地促進了廣東的改革開放。習仲勳後來說：“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促進了我們解放思想，打破禁區，解決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問題”，“使我們各項工作重新走上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軌道。這是一場意義極為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于我們端正思想路線，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和群衆路線的優良作風，對于促進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實現工作着重點的轉移，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對習仲勳當年領導廣東開展關于真理标準問題讨論印象十分深刻。他們回憶說，以習仲勳為班長的廣東省委積極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大讨論，促進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廣東幹部群衆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思考中國的問題、廣東的問題。廣東省經過開展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使廣大幹部群衆擺脫了“左”的錯誤思想的束縛，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線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廣東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着重點的轉移，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大力平反冤假錯案
随着實踐是檢驗真理标準問題讨論的逐步深人，廣大幹部群衆的思想進一步解放，紛紛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曆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習仲勳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使一大批冤假錯案得以盡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給廣東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在此之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也形成許多冤假錯案和曆史遺留問題。因此，有步驟地解決這些問題，是一項十分緊迫而又重大的任務。在習仲勳來廣東之前，中共廣東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開始進行這一工作。但由于受曆史條件的局限，特别是“兩個凡是”思想的影響，黨的指導思想和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還處于起步階段，廣東省平反冤假錯案的步子還不大。
習仲勳到廣東上任之後，在“就職演說”中公開表明：“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等。廣大蒙冤受屈者也對習仲勳寄予厚望，認為他本身就是“左”的錯誤的受害者，能夠體諒和理解受害者的處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訴書寄到省委，一宗宗駭人聽聞的案件提了出來。這一時期，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省委工作的重點之一。
習仲勳首先組織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和省紀委、省委組織部、省委統戰部、省法院等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學習中央有關落實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提出的落實幹部政策的要求開展工作。其次，他具體深入了解統戰部、政協、宗教和僑務等方面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指導。同時，依靠省紀委進行案件複查，逐一解決，加大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力度。
習仲勳不滿足于閱看省委信訪辦公室送來的信件。他指示秘書賈延岩經常去信訪辦查看人民來信，在接待室傾聽來訪者的申訴，外出抄寫要求平反的大字報。賈延岩回憶說：“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剛結束的第二年，社會上民衆最強烈的要求莫過于平反冤假錯案。根據習書記的明确要求，在那個時期我去過最多的省委部門是信訪辦，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寫大字報。”
那時廣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條北京路街道兩旁，貼滿了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字報。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準備抄寫大字報的賈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衆剛貼出的大字報吸引住了。大字報說的是一件事關人命的血案。賈延岩看了後，出于同情和義憤，忍不住悄悄給這些人出主意，讓他們到省委信訪接待室直接申訴，并指點去省委的路線。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評，說他是感情用事，領導的秘書怎麼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鬧事呢！習仲勳聽了賈延岩的彙報後，嚴肅地說：“你沒有做錯，共産黨的機關，共産黨的幹部怎麼能怕老百姓，對老百姓沒有感情那還是共産黨的幹部嗎？這樣的官在封建社會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習仲勳系統地聽取了省委統戰部關于全省統戰工作的彙報，并指示他們要認真落實黨的各項統戰政策。六月十八日，習仲勳和省委有關負責人又專門聽取關于海豐問題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黨問題的彙報。這兩個冤假錯案是“四人幫”的爪牙在廣東“文化大革命”期間制造的典型案例。
海豐是中國共産黨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鄉。二十世紀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陸豐一帶開展農民運動，是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有“農民運動大王”之稱。“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為了反對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海豐大反彭湃，誣陷彭湃是“叛徒”，殘酷迫害彭湃的母親及其親屬，大肆诋毀海陸豐農民運動，那些維護革命烈士英名的幹部和群衆也受到打擊和迫害。同時，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網”，把在抗戰期間隸屬于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廣東南路黨組織打成“叛徒黨”。習仲勳對這兩個案件極為重視。不久，他在深入汕頭的調查研究中，進一步實地了解這兩個冤案的情況，督促有關部門加快糾錯平反。
六月三十日，習仲勳還安排省委書記、省委紀委書記李堅真就落實幹部政策問題，在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作專題發言。李堅真在發言中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嚴格區分和正确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凡屬冤假錯案的堅決平反，凡屬應糾正的堅決糾正，錯多少糾多少。會後，按照習仲勳的指示，省委批轉了李堅真的發言，要求全省各地認真貫徹落實。
七月十一日，習仲勳再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聽取統戰工作的彙報，專門就落實政策作出指示。他說，民族資産階級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最大，做統戰工作的同志要知道這種情況，他們被查抄的财物、被擠占的私人房屋，要按黨的政策辦事，該退賠的就要退賠；對錯劃的右派分子，要堅決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民族工作，要認真解決海南、韶關等地的國營農林場與少數民族社的山林土地糾紛問題。他要求，把國家撥給少數民族地區的款項專款專用，說這樣“能辦許多事，幾年就可以把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搞起來”。習仲勳重視政協工作，提出統戰部要通過政協這個組織，做好聯系各方面群衆和人士的工作。他要求，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老人和老幹部安排到政協去工作，不要老說他們的缺點，要多看他們的成績；對黨外老知識分子，不要再提他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直接稱“黨外老的高級知識分子”。他要統戰部門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分布情況搞清楚，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并指示做好宗教工作，按憲法辦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傳科學道理和無神論的自由。關于僑務工作，他要求統戰部也要管僑務政策的落實。他還要求列席會議的省委組織部、省計委、省公安局、省财政局、省僑務辦、廣州市委統戰部的負責人認真貫徹會議精神，協助落實好各項統戰工作政策。
習仲勳注意抓了一些影響大的案件的平反昭雪。在他的督促下，莊辛辛冤案得以平反，受到了人民群衆的贊譽。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廣州人民以各種方式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其中突出的一個是廣州半導體材料廠的青年工人莊辛辛。他于四月七日向《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公開寫信說：“支持鄧小平！打倒張春橋！支持鄧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鄧小平！打倒江青！”“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革命人們的心中！”“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克思列甯主義！我們不要閹割的馬克思主義！”莊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鬥，按“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擴大會習議研究莊辛辛案件，決定為其徹底平反。習仲勳參加會議并講話說：“‘文化大革命’時，莊辛辛還是個小孩子，他這樣關心國家大事，我們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這樣的人，在激烈的階級鬥争和路線鬥争中，這樣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是不簡單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當天，中共廣州市委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五千人參加的大會，省委書記李堅真受習仲勳的委派出席大會，宣布為莊辛辛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廣東省為莊辛辛案件公開平反，在全國處理同類案件中是較早的。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人的冤案平反，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冤案平反，對“二月逆流”、天安門事件等重大冤案平反，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各地落實政策的工作，使廣東徹底解決“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錯案的決心更加堅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會上，習仲勳對全省各項工作做出安排部署的同時，集中講了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他旗幟鮮明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廣東的“一・二二”奪權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等，宣布因這些問題受到迫害、株連的人和事予以徹底平反。他還代表省委對廣東曆史上的重要案件和遺留問題表明态度。
習仲勳說，“文化大革命”中，黃永勝等人秉承江青一夥的旨意，在廣東成立專門機構，“審理廣東地下黨”，揪“南方叛徒網”，目的就是要反對和否定周恩來。他鄭重地宣布，因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應當平反昭雪；抗戰時期廣東黨組織是在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領導下從事革命鬥争的，是我們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南方叛徒網”本身就是一個冤案，應該徹底平反；全國解放前活躍在廣東各地的人民武裝隊伍，都是黨所領導的革命武裝，在革命鬥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廣東人民武裝稱為“土匪部隊”，完全是誣蔑之詞，必須徹底平反；海豐發生的反彭湃事件，矛頭也是指向周恩來和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現在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黨的曆史要重新恢複過來，對在這一事件中瘋狂進行階級報複、殘酷殺害彭湃烈士侄兒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幾個民憤極大的兇手，交專政機關依法嚴懲。【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還再次強調了處理反右派鬥争和“四清”運動中遺留問題的政策。他說，對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争中存在的問題，中央已發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屬于搞錯了的，必須改正。廣東省應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錯多少糾正多少，全部錯了的全部糾正，不留尾巴。對在“四清”運動中有些同志處分偏重和處分錯了的，也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運動中補定的階級成分，都不算數，應以土地改革時劃定的階級成分為準。
習仲勳還特别對處理廣東所謂的海外關系“黑六條”問題提出要求。他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江青、張春橋就誣蔑過去的“僑務政策都是反動的”，對歸僑、僑眷大加迫害。在極左路線橫行之下，一九七。年省革委會出台了《處理有港澳海外關系幹部的六條意見》，在順德、台山等地試點後在全省推行。“黑六條”搞得人心惶惶。僑眷、歸僑、港澳同胞的親屬和有海外關系的幹部，同海外親人的正常通信聯系，都被扣上“裡通外國”的帽子，海外親人彙來的養家僑彙，被說成是“特務經費”。“海外關系”成了莫須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關系的幹部和僑眷、歸僑被當做“特務”，橫遭打擊和迫害，制造了一批駭人聽聞的政治假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他強調，廣東是著名的僑鄉，華僑和僑眷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華僑具有愛國的光榮傳統，“黑六條”是反動的，應該徹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條”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同時，習仲勳對解決農村基層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處理的問題也提出要求。他說，由于極左思想的指導，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幹部，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有打擊面過寬、處分偏重的情況，傷害了一些同志。對這些問題，該平反的平反，該糾正的糾正。各地、市、縣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律由各地、市、縣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對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兩退一插”等運動中的遺留問題，也要一一加以解決。
習仲勳的講話引起了強烈反響，對平反冤假錯案的認識和開展工作的決心，大得人心，博得了與會同志的陣陣掌聲。
會議期間，廣東省黨、政、軍和各界代表隆重舉行儀式，深切悼念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久經考驗的無産階級忠誠革命戰士陶鑄，習仲勳和省裡的領導人出席。習仲勳在講話中高度評價陶鑄的一生，号召大家學習他的崇高品質。他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事實充分說明，在陶鑄的領導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原中南局和廣東省的各項工作中，是始終占主導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廣東省委是紅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廣東的各級領導和廣大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林彪、‘四人幫’一夥把原中南局和廣東省的許多幹部誣蔑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陶鑄死黨’、‘陶趙死黨’等等，這完全是惡毒的誣蔑和陷害，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服務的。今天，我在這裡鄭重宣布：凡是這類誣蔑不實之詞，均應推倒。”
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有力地推動了全省各地和各條戰線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一月二十七日，習仲勳又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決定進一步抓緊清查和落實政策工作。會議指出：“當前要加強省委清查辦和落實幹部政策的機構和力量。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統戰部管起來。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緊。省委紀檢委可多安排一些老幹部，既要處理案子，又要抓黨風。省委組織部要安排分批召開小型的退職離休老紅軍老幹部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省委統戰部可分組召開會議，聽取愛國人士的意見。”
在習仲勳領導下，省委和各級黨委先後發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各項政策的文件，切實加強落實政策的機構和力量，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步伐，一件件冤假錯案得到平反。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還先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緻死的林锵雲、朱光、周小舟、鄧文钊、馮桑、饒彰風等省級領導平反昭雪，隆重舉行追悼會，對他們革命的一生給予實事求是的公正評價。習仲勳還主持了為中共廣東省委原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王德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半反，恢複了其名譽和省委書記職務。
三月二十日，中共廣東省委再次批轉省委組織部《關于落實幹部政策的情況和意見》。批示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切實加強領導，真正把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抓緊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這項任務，國慶前圓滿結束這項工作。之後，省委從省、地、縣機關抽調二千四百多名幹部，組成聯合工作組，分赴各地檢查驗收。工作組共召開了三百四十七次各種座談會，抽查審閱了二萬五千多宗案件，并接待和處理了大批群衆來信來訪，加快了各項政策的落實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
在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習仲勳堅決貫徹中央“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親自處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義”問題。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廣東乃至國内外影響較大的所謂“反革命集團案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張題為《關于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張貼在廣州鬧市區的北京路路口i大字報寫了六十七頁白報紙，長達二萬六千餘字，署名為“李一哲”。
這份大字報抨擊當時不完善的民主與法制，公開揭露林彪集團破壞民主與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罪行，指出其賴以産生的社會曆史條件是延續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态，林彪路線的表現形式是極左。大字報還不點名地指出江青一夥搞“反複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聯系這些反常現象，分析我國上層建築領域存在的嚴重缺陷。
大字報貼出後，廣州為之震動，觀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傳到内地，在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海外其他地區也引起了強烈反響。“四人幫”頭面人物江青說，這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王洪文則揚言要組織一百萬人進行批判。廣東省和廣州市秉承“四人幫”的旨意，立即在機關、學校和工廠組織批判這張大字報的運動，先後組織了一百多場批判會和辯論會，其中不少是萬餘人的批判大會。這就是曾經轟動一時的“李一哲事件”。
按道理說，在粉碎“四人幫”後，因反對林彪、“四人幫”的“李一哲”應當平反釋放。但在清查“四人幫”的過程中，他們的問題卻反而升級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舉行的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還分别被判處有期徒刑，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内部批判。
習仲勳來到廣東不久，就注意到這個案件。而關押在監獄中的李正天，聽說習仲勳到廣東後，便兩次給習仲勳寫信申訴。他知道習仲勳因為一本小說《劉志丹》而蒙冤十六年，剛剛平反出來工作，能夠理解他的處境，否則也不敢“這麼冒險”。他的同伴也認為“習仲勳是個好人”，對習仲勳寄予很大信任。
習仲勳确實對這一案件十分重視。從一九七八年的八九月開始，他多次主持召開省委會議，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數次報告黨中央。十二月二十九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論此案，一緻認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他們《關于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不是反動大字報，應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從監獄釋放出來。習仲勳并指定分管宣傳工作的省委書記吳南生負責處理這件事，吳南生多次接見“李一哲”成員，和他們談話。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習仲勳和吳南生等省委領導在省委東一樓會議室接見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四人，與他們談話。習仲勳在聽取他們的意見後，表示尊重他們的意見，并提醒他們注意冷靜，防止被極少數人利用、鑽空子，要把不正确的觀點頂回去。習仲勳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你們的路還長，希望你們把路子走對，健康地成長。”當時正值春節前夕，習仲勳和省委還對他們過好春節做了安排。
這次談話後，習仲勳感到李正天等人仍有怨氣，有必要同他們再談一次。春節過後，他同吳南生等省委領導再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耐心細緻地做思想工作。他說，最初定你們寫的東西為反動大字報，後來又定為反革命集團，你們如何發火，怎麼講都可以，因為我們搞錯了。我不隻是對現在的省委負責，還要對上屆省委負責，因為這是曆史上發生、發展起來的，事情雖然不是出在我手裡，但我也要承擔責任。他對李正天等人提出兩點意見：第一，當時那樣處理不對；第二，要諒解當時的情況，理解當時的曆史條件。習仲勳誠懇地對他們說，兩次談話都是交心的，你們的問題是曆史問題，但現在解決這個問題要當現實問題來對待，處理這個問題的意義主要是為了問後。我們的思想要解放，你們的思想也要解放。你們受這麼多罪，要控訴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對這種錯誤路線我也反對，但對你們也是個鍛煉，要高姿态。我坐過多次監獄，坐共産黨的監獄就有兩次！我戴了腳鐐，還綁了很多繩子，你們沒有吧？現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權利，要劃清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産階級民主的界限。
習仲勳和吳南生還同他們商量了二月五日在友誼劇院召開平反大會的事情。這次談話長達三個多小時，習仲勳主動承擔了上屆省委的責任，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當天下午，習仲勳又根據中央關于這個問題的批複，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讨論召開平反大會的問題。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鴻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給省委、習仲勳和吳南生寫了一封緊急信，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要在廣州最大的會場中山紀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誼劇院召開平反大會；二是希望習仲勳參加平反大會；三是強烈希望省委領導接見“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員。
為了妥善處理好這件事，二月三日晚，習仲勳開完省委一個會議後，于十一點半在省委東一樓會議室第三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談話直至二月四日淩晨二點半。習仲勳批評說，你們的緊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時給黨委的緊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釋和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各項問題，說明要搞民主集中制，這件事情是常委會議研究決定的，他要趕到肇慶參加地委召開的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大會，實在抽不出時間。他說：“我和你們多次談話，我的時間就是那麼充裕？我已經是六十六歲的人，連續四個晚上連澡都沒有洗，你們要諒解老同志。”對他們提出接見“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員和有牽連人的要求，習仲勳當即答應，說明天可以找一個時間見一見。郭鴻志等對習仲勳為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細緻的工作深為感動，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見。
四日下午，習仲勳兌現諾言，在省委組織部東湖招待所會議室接見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員三十人。習仲勳與他們一一握手，并說，大家都受了一點苦頭，這也不足為奇，曆史上這一段很亂。平反會，我就不參加了，廣東人多，五千五百萬人口中有一千萬人的口糧在三十斤保護線以下，不解決不行，農業特别是糧食生産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義者，同李正天他們談了三次話，昨天晚上談到淩晨兩點多，一連三個小時。不要說全世界，就是中國也很少吧！
但是，這些人卻仍堅持他們的意見，要求在中山紀念堂開平反大會，堅持要求習仲勳出席大會并講話。習仲勳嚴肅批評他們沒有按諾言辦事。經過他反複做工作，終于說服他們同意省委的安排，按計劃召開平反大會。
二月六日下午，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友誼劇院召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群衆大會，公開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講話，肯定他們當時提出的民主法制方面的問題是正确的，并用一大段話闡述了省委在處理這一問題上應該吸取的教訓。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發言，一緻擁護省委對于處理這一案件的決定和吳南生的講話。會場氣氛活躍。“李一哲”案件的公開平反，廣大幹部和群衆反映強烈。許多人說，省委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錯必糾的原則，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擔責任，公開檢查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是大得人心的。
會後，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共中央報送了《關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況報告》。在報告中，習仲勳和省委總結了經驗教訓。認為，首先要繼續開展對真理标準的讨論，鼓勵大家解放思想，充分發揚民主，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管是誰說的，不管是什麼本本，隻要是不符合實際的，都不能照搬，做錯了，都要糾正。這樣我們的思想才能活躍起來，才能創造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其次，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當前特别需要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我們黨的事業是千百萬人的事業，應當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去關心國家大事。人民群衆講話，講錯了不要緊，隻要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順耳的話，刺耳的話都應該聽，隻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才能生動活潑，熱氣騰騰。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害怕民主，是神經衰弱的表現。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相信群衆的大多數會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利，有了這個根本立場，民主生活才能活躍起來，才能進一步把廣大人民群衆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而奮鬥。第三，一定要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決不允許把人民當階級敵人對待。要學會善于處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錯誤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産黨人采取這樣的态度，就會團結千千萬萬的人民群衆，結成浩浩蕩蕩的大軍。
對廣東“地方主義”的平反，習仲勳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廣東反地方主義先後有過兩次，涉及面很大，傷害的幹部相當多，影響了幹部的積極性。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當時，廣東省的負責人因為廣東情況特殊，沒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開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此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廣東解放後，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農民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并認為方方犯了“地方主義”錯誤。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第二書記馮白駒、第三書記方方等分别做了檢讨，方方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三書記改任為第五書記。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廣東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職務的處分，一大批地方幹部也受到處分和牽連。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風反右期間，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馮白駒和古大存因對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義”提出質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廣東的第二次“反地方主義”，加之有人建議在組建海南區黨委班子時過多地提名海南籍幹部，被主觀地認為存在着一個“海南地方主義反黨聯盟”，于是省委于當年十二月作出《關于海南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報經中央批準，撤銷馮白駒省委書記和常委職務，撤銷古大存省委書記、省人委黨組副書記職務。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對其錯誤處分不做任何檢讨，對處分不服為由，報經中央批準，給予古大存撤銷省委常委、副省長職務的處分。
這兩次“反地方主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在緊接着的反右派鬥争之後進行的，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有的搞錯了，有的處分偏重。廣東的同志一直對兩次“反地方主義”有意見，多次提出要重新審查古大存和馮白駒的問題。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實事求是地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精神，決定對這兩次“反地方主意，講行複查，并希望地方幹部和外來幹部都要正确對待曆史的遺留問題，團結起來向前看。解決“反地方主義”問題遇到了省委幾位領導的極力反對，但習仲勳還是堅持複查這一一曆史積案。當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慮地問及此事時，習仲勳堅決地回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廣東省委正式向全省發出《關于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當時認定古大存、馮白駒兩同志‘聯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存在一個‘以馮白駒同志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是不當的，應予以撤銷。”
但是，由于兩次“反地方主義”牽涉面廣，曆時時間長，複查起來非常困難和複雜。習仲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仍然關注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陳雲、黃克誠和習仲勳等人的關心過問下，中共中央于這年二月九日發出《關于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紀委《關于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問題審理意見的報告》，撤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撤銷對馮白駒、古大存同志原處分的決定，恢複他們的名譽。”這一案件複查後，一大批因古大存、馮白駒錯案而受牽連的地方幹部也先後恢複名譽，全省撤銷了原定處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屬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幹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時，複查糾正了所謂“以馮白駒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陳恩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蓬荊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等案件。後來，經過複查，中共中央撤銷了對方方的處分，恢複了他的政治名譽。這宗曆時三十年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錯案，終于得以徹底平反。
對習仲勳在為“反地方主義”這一錯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吳南生有這樣的評價：“習仲勳來到廣東以後，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對‘反地方主義’鬥争進行複查。沒有習仲勳，我們當時很多話都不好說，也就沒法把平反‘地方主義’工作做好。”“習仲勳在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時，頂住層層壓力堅持複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落實了幹部政策。沒有他，廣東平反‘地方主義’冤假錯案就不會這樣有成就。實踐證明，習仲勳的做法是正确的，維護和調動了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廣東局勢的穩定和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