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堅持與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三年。從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間，習仲勳先是在北京衛戊區被“監護”，之後又被下放到洛陽監管，過着既無黨的組織生活，又無具體工作、監外監護的“流放生活”。在孤獨的歲月中，他依然笃信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以頑強的意志，認真學習理論，堅持鍛煉身體，相信自己的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公正解決。
■監護歲月
一九六七年以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地方各級黨政負責人絕大多數被打成“走資派”，受到沖擊“靠邊站”，無政府主義泛濫，一些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壞分子，乘機煽動操縱群衆組織，緻使“派性”膨脹，派仗不息，武鬥疊起，全國混亂局面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來預計三年結束，但是随着事态的發展，毛澤東又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沒有想到過”當時，毛澤東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卻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由于無政府主義泛濫，難以在短時間内實現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迎接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社論。社論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實現從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奪取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同時，指出要打倒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派性。
對習仲勳實行“監護”，是周恩來深思熟慮采取的特殊保護措施，他用這個辦法保護了一大批領導幹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間，周恩來說，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經是相當長了，就夠我們鍛煉的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發動，兩年勝利，三年掃尾。基于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認識，周恩來覺得必須利用自己有限的權力，制止造反派組織對所謂“走資派”的任意批鬥和擅自“定性”，以結束許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殘、安全得不到起碼保證的狀況。一九六八年前後，幾乎與習仲勳同時被監護的許多老同志對此都有切身的體會。萬裡曾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中，幸虧總理把我“監護”起來，否則，早就被鬥死了。
然而，周恩來的努力是有限的，“監護”仍難以使習仲勳習擺脫被林彪、“四人幫”操縱的專案審查、非法審訊和政治迫害。
習仲勳在“監護”期間度過了一段漫長而又難熬的日子。他被關押在北京北新橋交通幹校，住在一間狹窄的小屋裡。除監護人員送飯和有事來找外，很少能見到其他人，幾乎與世隔絕。這裡還住了些什麼人，習仲勳一無所知。他仍然要接受專案人員的審查訊問，無休止地寫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監護所為他每天送來《人民日報》，可以了解一些情況，有時還可以在指定地點散散步，洗洗澡。習仲勳後來與人交談時說：“監護所内的浴室也很特殊，每個噴頭都用木闆隔成單間，高達三米多，但下面卻離地面約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見面，防止‘串聯’和相互通氣。洗澡時隻能看見小腿和腳，這種被監護人員的特殊‘見面’，誰也不知對方是誰。”為了鍛煉身體，習仲勳就在小屋裡轉圈子，一邊轉，一邊數，常常轉到好幾千圈，又倒回來。這七八年來，小屋成了他磨煉意志的小天地。
在監護期間，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以及他們直接操縱的專案組加緊對習仲勳的審訊和“定案”。習仲勳回憶說：“監護中悠長的歲月也是不容易度過的，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還不放過我，想方設法折磨我。”有一次，專案人員找習仲勳談話，指責他寫的材料不真實，交代問題态度不老實，并誣蔑他和台灣某人有聯系，是裡通外國分子。這兩句用心險惡的話，引起了習仲勳的高度警惕。在那個特殊年代，如果被認定有裡通外國問題，是完全可能被置于死地的。他意識到，這是有預謀的政治陷害，頓時抑制不住激動的情緒，憤而為自己辯護說，這純屬誣陷。
專案人員在審訊時透露出其中原委。原來他們出于給習仲勳定上“特務”、“裡通外國分子”罪名的目的，從敵特報刊和所謂群衆揭發中搜羅到兩件很正常的工作上的事情，有意無限上崗，欲置習仲勳于死地。【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件事是，習仲勳少年時代的同學陳建中（原名程建文），一九四九年随蔣介石逃到台灣後擔任了國民黨評議委員，曾在台灣電台發表過策反講話。陳建中與習仲勳既是同學又是同鄉，早年一起參加革命，後來陳建中投靠國民黨，兩人分道揚镳，徹底決裂。“四人幫”、康生控制的專案組卻借題發揮，逼迫習仲勳承認與陳建中有聯系，搞特務活動。習仲勳義正詞嚴地說，過去的關系是曆史形成的，無法改變。對敵特報刊的挑撥離間，不加分析就予以相信，這正好上了敵人的當。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随朱德和習仲勳到東歐訪問的一個工作人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習仲勳在民主德國參觀柏林牆時，想越牆叛國投敵。專案組抓住這子虛烏有的事情，要習仲勳“老實交代”。習仲勳對這天方夜譚般的政治誣陷怒不可遏。他回憶了代表團訪問的經過，連聲說道：純屬無中生有！代表團的活動，完全受所在國政府的安排和保護，有衆多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陪同，這怎麼可能呢？簡直荒謬絕倫！
習仲勳對這兩件誣陷他的事，義正詞嚴，據理力争，專案人員隻好不了了之。
在漫長監護的日子裡，習仲勳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思念昔日朝夕相處的同志和戰友，也十分惦念妻子和兒女。然而，他沒有和他們見面的自由，隻能望牆興歎。他回憶訪說：“我獨處鬥室，斷絕了和一切人往來，連直系親屬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邊的真實情況。”
八年過去了，他沒有妻子和孩子們的任何音訊，更不知道他們的境況，上次見面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那時正在北京郊區參加“四清”運動的妻子齊心，在習仲勳赴洛陽前專門請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後兩人再沒見面。他惦念着齊心，齊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齊心的處境更加困難，因與習仲勳沒有“劃清界限”，被康生列人五百人黑名單之中受到審查，在“五七”幹校勞動長達七年之久。當時四個孩子都尚未成年。三個稍大一點的孩子，橋橋到内蒙古生産建設兵團勞動鍛煉，安安到山西省運城地區臨猗縣臨晉公社雲沖大隊插隊，近平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小兒子遠平和媽媽在一起，去了“五七”幹校上“五七”中學，初中畢業後，就被剝奪了繼續升學的權利，到工廠當車工學徒。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齊心于一九七二年冬給周恩來寫信，請求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困難，希望能與習仲勳見面。她在信中說，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沒有見到仲勳了，請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我們在北京已無住處，請組織解決住房問題；存款也早已凍結，希望能解凍一部分維持生活。周恩來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關方面予以落實。
之後不久，習仲勳被專案組帶到北京城裡的一個地方，齊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裡。見到習仲勳，孩子們一下子圍了上來，親熱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沒有見過孩子了，頓時熱淚盈眶。面對兩個女兒，他已經分不出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看着兩個長大了的兒子，竟然完全不認識了。習仲勳離開家時，近平十一歲，遠平八歲，這時已分别是十九歲和十六歲的大小夥子了。此時此景使他想起唐朝詩人賀知章的詩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鬓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詩中描寫的是離鄉老人回家時的感慨，這時他卻是因為長時間未見孩子而不認識了。二十五年後，習近平頗為感慨地談起了這次相見時的情景：“他看見我們就哭了，我趕忙給他遞了一支煙，也同時給自己點燃了一支。他就問我，你怎麼也抽煙了？我說，‘思想上苦悶，這些年，我們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抽煙我批準了’。到第二次再見到我時，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個煙鬥給了我，并說：‘我知道你沒有條件抽紙煙，回去以後就用這個煙鬥抽旱煙。’這是他在困難境地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一直保存到現在。”
孩子們關切地問這問那，還問到他在西安遭受批鬥的情況，習仲勳破涕為笑，隻說了一句話：“鬥得不輕，但我的待遇最好。”
臨别時，齊心特别告訴習仲勳說，這次能見你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勳談到當時聽完這句話後的心情說：“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淚珠。恩來同志處境困難，日理萬機，卻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在監護中的革命老幹部，讓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見。”同時，“也愛護年輕一代，讓他們在困難的環境裡茁壯成長，這對在監護中的我是多麼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習仲勳在被監護期間，除了接受專案組審查、沒完沒了地寫“檢查”外，還要為其他人的“外調”提供證言。這些外調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負責人，也包括曆史上和他有過某種關系的人。習仲勳在寫證言時，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态度。對一些無理要求，他或嚴詞拒絕，或幹脆緘口不語。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材料，他看出這些人的險惡用心，堅決頂了回去。他對來自地方和基層信函調查的回複，更是一絲不苟，實話實說，決不見風使舵，不為政治壓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習仲勳，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後四次為富平縣委副書記常生春寫“證言”，其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
常生春，陝西富平縣人，一九三三年參加陝甘邊遊擊隊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政治保衛隊經濟員。是年初夏，在照金蘇區陳家坡戰鬥中負傷。“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硬說他負傷被俘投敵。為此，多次來人來函要習仲勳作證明。一九六七年九月和十二月，還在西安被軍管的習仲勳，兩次寫材料詳細說明陳家坡戰鬥的情況和常生春參加革命及加入團組織的經過，證明常生春沒有什麼問題。時過六年之後，造反派仍抓住這個問題不放，再次要求他寫證明材料。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和八日，習仲勳又寫了兩份證明材料。在十一月一日的證明中寫道：“陳家坡戰鬥發生在一九三三年初夏。當時我和黃子文率領遊擊隊前往耀縣白區打土豪，行到陳家坡中敵埋伏，戰鬥一開始，黃即先行撤退，直到我負傷被俘和最後跳崖脫險，這一時刻中，未見到常生春，後來才知道他鑽進梢林撤走了。常生春在陳家坡戰鬥中沒有問題，不久就派到婦女遊擊隊擔任領導工作。”在十一月八日的證明末尾還補充寫了一段話：“常生春一九三三年在照金蘇區與敵作戰中确曾負過傷（右臂或左臂）。這次戰鬥除有負傷人員外，沒有陣亡的，也沒有失蹤的。所謂被俘的四五人，都僅半個小時就脫離了敵人，這說明這些人中沒有投敵叛變的。當時在敵人隊伍中，還有我們的黨團員，所有這些情況，都能夠随時得到他們的證明。因此，常在這次戰鬥中是沒有問題的。即使他被俘過，也無投敵之嫌，否則，我不會和他談話并分配工作。對被俘回來的戰士，當時都要經過嚴格審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但是，康生對毛澤東的批示，采取了消極拖延的态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後，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對各條戰線全面整頓，許多老幹部被解放出來，全國出現了一派生機。三月，重病中的周恩來，在接受第三次手術前想到許多亟待處理的積案，他和秘書一起清理出來，并提出具體意見，囑咐秘書抓緊辦理。在此之前，周恩來審查閱改汪東興、紀登奎寫給黨中央的《關于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時提出，由中央專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審查對象，“大多數人的問題已經整體查清”，“這些人凡是專案組能夠作結論的，應作出結論，一時還不能作結論的，應先放出來。”這樣，長期遭到監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楊尚昆和黃克誠等人陸續被釋放。
習仲勳多次要求給毛澤東寫信，卻每每被專案人員無理拒絕。一九七五年春節後，迫于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有關指示，專案組突然通知習仲勳說，可向毛澤東寫一封短信。并說：“最多不能超過四頁，越少越好。”專案組還特别指明了要寫的幾個問題。當天，習仲勳就把給毛澤東的信寫好交給專案組轉呈。他在信中彙報了“文化大革命”中經受鍛煉和考驗的情況，認為自己“總算随着時代的進程熬過來了”，“使我真心接觸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實際，提高了想問題和看書學習的自覺性，特别是自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認真地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下決心堅持下去。”
事隔兩天，專案組負責人到監護所向習仲勳宣布：你的問題屬于“人民内部矛盾，恢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還特别對他說，你“犯有嚴重錯誤，所謂嚴重錯誤，就是寫《劉志丹》那本書是反黨性質的錯誤”。來人接着說，根據以上結論，可以解除監護，但是中央決定讓你“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
十三年漫長的審查、批鬥和監護，仍然沒有摘去“反黨”性質的帽子。此時，習仲勳雖感茫然和悲傷，但仍然堅信冤屈終有洗雪之日。
■流放洛陽
“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與其說是八年“監護”的結束，還不如說是異地流放。專案組給習仲勳選擇的“休息養病”地點還是洛陽。之後，習仲勳在這裡又度過了三個春秋。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晚，習仲勳離開監護所的第五天，還來不及與兒女們見上一面，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門兩位處長陪護乘火車到了洛陽。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讓夫人齊心與他同去，以照顧生活。當晚，他們住在洛陽市區的一個旅社。習仲勳提出最好住到離市區較遠而又靠近農村的地方，以便接觸工農群衆，還想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去。
習仲勳這次到洛陽，由于問題的性質同上次不同，沒有讓他去洛陽礦山機器廠，而是将他“安置在礦山機器廠附近的耐火材料廠裡，同工人住在一起，交給一個造反派頭頭管制，仍繼續監視行動，但總算有了一定的自由”。從此，他繼續過起“既不是黨員，又沒有工作”的生活。
洛陽耐火材料廠位于洛陽礦山機器廠南側，中州西路從這兩個廠中間穿過。這個廠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為發展冶金工業而自行設計、自行建設的我國第一座大型耐火材料生産企業。一九五八年建廠投産，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成為生産工藝比較先進、設備齊全、技術力量雄厚、頗具規模的中、高檔耐火材料生産基地。“文化大革命”中，這個企業是“重災區”。一九六七年六月因武鬥全面停産，持續一年多時間，一九六八年恢複生産後又出現嚴重虧損。此後，廠裡派仗不斷，鬥争激烈，生産一度陷入癱瘓，隻能完成國家下達任務的百分之二十幾。
習仲勳對這個廠是熟悉的，他曾于一九六O年五月到這裡考察工作，并對當時正在修建的廠辦公樓提出過建議。
習仲勳夫婦被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生活區，住在一棟住宅樓的二層西房，面積僅有二十四平方米。房内南側隔出了一問卧室，外面半間是過廳兼廚房，西面牆上有一個窗戶。夏季。由于西曬室内溫度特别高，習仲勳身體較胖，本來就怕熱，因而格外難熬；嚴冬，室内溫度很低，靠蜂窩煤爐取暖做飯，屋裡充滿煙油味，十分嗆人。特别是窗外不遠的電杆上架着的高音喇叭，整天響個不停，使他難以正常休息，心神非常煩躁。這一時期，習仲勳的工資已被停發，每月從廠裡借二百元生活費，和其他工人一樣，從糧站買回每人每月供給的二十九斤标準糧和五兩食油。對習仲勳的這種不公待遇，廠裡一些工人群衆憤憤不平，而他卻笑着說：“我看這就不錯了，總比監護時住監獄好多了。”
與習仲勳相鄰的民兵連長、電工師傅劉學忠，是習仲勳家的常客，有空也幫着幹些活。但是，他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就是按照廠裡的布置，監視習仲勳的日常活動，發現情況随時向廠組織部報告。許多年後，劉學忠說：“那時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我是廠裡的基幹民兵，要聽從指揮，服從領導。但是，我很快發現這位鄰居是個好老頭。他關心工人生活，平易近人，說話辦事都在理上。雖然遭受了十多年磨難，卻從沒聽見他發過一句怨言。時間長了，我對他的感情也深了，從心底裡同情他，熱愛他，因而就難以履行監視職責了。”其實，真正負責監管習仲勳的是洛陽耐火材料廠黨委副書記郭永太。郭永太原是廠裡的一個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成了群衆組織頭頭，後又當上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開始他對習仲勳态度傲慢，說話打官腔，不時流露出造反派習氣。習仲勳很看不慣這一套作風，經常給他講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之後，郭永太對習仲勳敬畏起來，遇事常向他讨教。在習仲勳的教育和影響下，郭永太立場逐步發生變化，很快與造反派分道揚镳。一次，習仲勳問郭永太：“如果林彪集團上了台，我要上山打遊擊，我要你給我帶路，你帶嗎？”郭說：“我帶。”習仲勳又說：“你如果報告上去，也不過把我押起來，一下子還殺不了頭。而你頂多隻能做這個廠的一把手，再也上不去。上去了，你也沒有這個本事，你說對不對？”郭永太連聲說道：對，對。習仲勳把監管他的人教育成好朋友的事，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流傳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永太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錯誤而被免除職務。但是，已恢複工作的習仲勳沒有嫌棄這位犯有錯誤的人，很長時間還與他保持着聯系。當組織調查郭永太在監管習仲勳期間的表現時，習仲勳肯定了他的進步，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流放”的日子是漫長而難熬的。習仲勳熱愛革命事業熱愛工作，也熱愛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此時他失去了享有這些的權利，但“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時間是仲勳感到最多為舒暢的日子。因為他又有了和廣大工農群衆在一起的機會。雖然深受冤屈，仲勳卻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的溫暖，他的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他的夫人齊心這樣描述習仲勳這段生活的感受。
這時的習仲勳，由于被關押近八年，身體已不如以前，“恢複身體健康是他所面臨的第一項任務”。盡管這裡的環境有些壓抑，廠裡有時氣氛還有些詭谲，但他始終保持着積極樂觀的态度和直率開朗的性格，每天生活内容主要有散步、讀書看報和洗澡三件事。清晨，他起得很早，到附近的南村堤壩散步，鍛煉身體。他步履矯健，走得很快，有些年輕人也跟不上。早飯後，到廠區職工澡堂洗澡，回來時順便到廠宣傳部借上一些書報在家閱讀，路上遇見工人或農民群衆便打打招呼，聊聊天。天天如此，周而複始。他這樣有規律的生活，是基于兩點考慮的。讀書看報，關注國内外大事，使自己的思想不緻在形勢的變化中落伍；散步鍛煉，保持健康的身體狀态，一則免得在困境中受病痛之苦，給他人增添麻煩，二則他想到自己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相信沉冤終有洗雪之日，隻有保持健康的身體，将來才有可能更好地擔負起工作重任。一九八二年，習仲勳年屆七旬，仍體格健朗，精力充沛。他談起在“流放”時鍛煉身體的體會時說，那時雖然被下放到工廠，但還“可以和工人農民接觸，同他們交朋友，說心裡話，沒有精神負擔，每天早晨五點起床，然後散步到七點半，每次走十八華裡，風雨無阻。現在身體之所以好和健康，就是那時堅持鍛煉的效果。恢複工作以後，就沒有條件堅持這樣做了”。
齊心由衷地佩服習仲勳超人的毅力。幾十年後她回憶說：“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天氣，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後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散步。時間長了，他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農民交上了朋友，每每湊到一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
一九七五年八月底，習仲勳專案組派人到洛陽，就拟好的一份審查結論草稿征求習仲勳的意見。結論說：習仲勳問題恢短“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而這個結論仍然維持習仲勳犯有利用小說《劉志丹》反黨嚴重錯誤的定性。看到審查了十幾年仍然回到以前的結論時，習仲勳盡管内心非常不滿，又覺得沒有再增加新的罪名，便表示基本同意。但是，他要求對結論中兩段不符合事實、完全憑空主觀推斷的話作出實事求是的修改，并明确表示：我過去反對，現在反對，将來還反對。在這兩段話沒有修改之前，我拒絕在審查結論上簽字。兩段話，一段是說小說《劉志丹》是在他授意下寫的，一段是說小說《劉志丹》是反黨性質的錯誤。專案組人員仍堅持要習仲勳寫出書面意見，表明基本同意審查結論草稿最後的結論，才肯帶走。他們還特别說明，結論草稿待中央研究後再來洛陽征求意見。
遺憾的是，不久中國的政治形勢又一次出現逆轉，一場經毛澤東同意而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範圍内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不得人心。它否定了鄧小平在整頓中提出的許多正确政策和措施，批判和打擊了一批堅持整頓政策的領導幹部，使剛剛出現的比較安定的政治局面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習仲勳的審查結論和他的反對意見，自然無人顧及，再一次冤沉海底。
轉眼到了一九七六年。這一年是新中國曆史上多災多難的一年。
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九日晨，寒風凜冽，雲霧蒙蒙。剛從南村大壩上鍛煉回來的習仲勳，被低沉的哀樂聲所震驚，一個撕心裂肺的噩耗傳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他頓時淚流滿面，心情極其悲痛，回屋坐下後一時難以站立起來，好像天要塌、地要陷，大廈将要傾。七月六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逝世。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八個月時間裡，三位巨星隕落，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這段時間裡，對領袖懷有深深崇敬之情的習仲勳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播出的那一天，他沉痛地給周恩來治喪委員會主任鄧小平發出唁電，并轉鄧穎超：“驚聞噩耗，不勝悲痛至極，不能親臨悼念，深為終生憾事。”當時一些人勸他不要這樣寫，他說，不這樣寫，老幹部不會理解。除非把我關起來，不悼念總理心裡過不去呀！
習仲勳是一位性格堅強、“有淚不輕彈”的人，洛陽耐火材料廠的職工卻都知道他三次哭悼周恩來的事。一次是周恩來剛逝世後的一天中午，工人們聽見習仲勳屋裡傳出哭聲，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當人們推門進去時，隻見他面對周恩來的遺像失聲痛哭。一次是廠裡職工自發地在俱樂部設靈堂悼念周恩來，習仲勳和工人們一起默哀悼念，他淚流不止，泣不成聲。還有一次是習仲勳經過廠門口，看到櫥窗裡周恩來的照片，邊看你邊流淚。有張是他和周恩來在十三陵水庫勞動的照片。他給周圍的工人講述說，周總理在前邊拉車，我在後面推車，這張照片把我抹掉了。為什麼要抹掉呢？這是曆史呀！他一時哽咽地說不出話來，在場的人都為之感動。
習仲勳對周恩來的感情極為深厚。三年後的一九七九年他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十分動隋地說道：“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在這三年多裡，想起在總理領導下工作的日子，想起總理為革命和建設建樹的豐功偉績，想起總理通宵達旦地為人民操勞，我就深切懷念，心潮澎湃。我總覺得總理沒有離開我們，總理的革命精神，總理的崇高品質，總理的音容笑貌，總理的光輝形象，無時無刻不萦繞在我的腦海之中。”
朱德逝世後，習仲勳回憶起和朱德在一起的情景，給工人們講述朱德的豐功偉績和高尚品質。他說：朱老總心地善良，為人寬厚，經常教誨我們要抓緊時間學習，注意鍛煉身體，才能做好工作，為社會主義貢獻更多力量。他感歎朱總司令這些親切的話語再也聽不到了。毛澤東逝世後，他獨自到南村的山上采了一束小花戴在胸前，默默肅立良久。廠裡開追悼會沒有通知他參加，他卻胸戴白花主動地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深情悼念。
這一年，“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四月上旬，他們把悼念周恩來、痛斥“四人幫”的天安門“四五”革命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因此被錯誤地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七月二十八日唐山發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産遭受到極其慘重的損失。天災人禍使中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習仲勳憂心如焚。
從年初開始，洛陽耐火材料廠和全國一樣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無政府主義又一次泛濫，生産再次陷于癱瘓狀态，當年産量下跌到二點八四萬噸，虧損三百二十八點七九萬元。習仲勳對一些廠領導和工人說：搞運動，可千萬不能放松生産，國家的企業不發展生産，嚴重虧損怎麼行，這樣讓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就會削弱呀！
四月七日晚，習仲勳在樓下一個工人家裡，通過收音機收聽到天安門發生了所謂的“反革命事件”，撤銷鄧小平黨内外一切職務。他頓時控制不住情緒，猛地起身拍桌子說：“胡說，簡直是胡說，人民悼念總理有什麼錯？鄧小平這個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說他是柔中有剛，綿裡藏針。唉，中央又發生了什麼事？”他像是在問别人，又好像是在問自己，心情久久難以平靜。
十月六日，在北京發生了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事件，黨中央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這一消息，習仲勳最早是從女兒橋橋由北京寫給他的信中知道的，當時這件事還沒有公開，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興奮，接到信的第二天便将這一特大喜訊告訴與他同去洗澡的一位工人： “女兒給我來信了，有大事，你看看。”這位工人對看别人的家信一時感到為難，習仲勳便催着說：“叫你看，你就看。中央把‘四人幫’逮起來了。不過你先不要外傳，中央很快會公布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公諸于世，人們興高采烈，奔走相告。次日，習仲勳緻信華國鋒，熱烈祝賀中巾一舉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他在信中表示：“決心養好身體，更好地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緊緊團結在，托中央的周圍，無條件地聽從黨中央的指揮，把餘生全部貢獻給黨，力争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尾署名為“一個仍未恢複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黨員習仲勳”。
十月二十二日，洛陽市黨政軍民四十萬人舉行盛大集會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那天晚上，很少動手做飯的習仲勳親自操刀掌勺和大家一塊兒做了一桌飯菜，請來了鄰居、朋友共同分享
從這一刻起，習仲勳像變了個人似的，更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廠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産建設。洛陽耐火材料廠要召開批判“四人幫”罪行大會，運輸科一位職工擔心自己的批判稿寫不好，習仲勳知道後鼓勵說：我來幫你修改，應該深揭、狠批這些人的滔天罪行，徹底肅清其影響。他接過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包括改正錯别字。當他看到稿中将粉碎“四人幫”，為民平憤的“憤”字寫成“奮”字的時候，迅即改過來，解釋說“憤”是憤怒的意思，“奮”是奮鬥、勤奮的意思，雖然音同，但義不同，不能混用。這位工人至今一直珍藏着習仲勳精心修改過的這篇批判稿。
■走出苦難
“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粉碎，使中國又一次走出了苦難，曆史航船沿着正确航道前進了。習仲勳和億萬人民群衆一樣由衷地希望飽受動亂之苦的國家能夠盡快恢複正常的社會和生活秩序，當然也渴望自己的問題能盡快得到解決。
十年動亂，中國積累的問題太多了，百廢待舉，百業待興。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就是平反“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錯案，為無辜受迫害的幹部恢複工作。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陳雲在書面講話中提出：應該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并為天安門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錯案平反，王震在會上也提出同一問題。中國共産黨客觀冷靜地思考過去的輝煌和失誤，以極大的勇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長期被封鎖的思想政治和理論禁區開始突破。習仲勳在得知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後，心情極為興奮。這時有人建議他向中央申訴，但他卻想得更遠，在和别人談話中說：現在中央的任務重呀，要清查“四人幫”的幫派勢力，重建黨組織的正常生活秩序，恢複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重建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統一戰線、經濟工作和文化事業等都有很多事要做。這些工作都非常迫切，我個人的事情還顧不上，但相信中央總是會解決的。
這時，家人和親友也紛紛到洛陽看望習仲勳，勸他“趕緊快到北京，向中央申訴自己的問題”。習仲勳說：“我相信黨中央會弄清我的問題的。你要我去北京活動，買上一張火車票，去讨飯，這樣合适嗎？我才不呢。”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決定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内外一切職務；決定恢複鄧小平的工作，恢複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同時決定對“文化大革命”以前曆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問題進行清理。當全會公報通過電波傳向全國時，正在收聽廣播的習仲勳興奮地對周圍的工人連聲說道：“鄧小平是人才，難得的人才，我們國家有希望了。”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後，全國上下要求鄧小平出來的呼聲很高，當時有人問習仲勳對鄧小平的看法，他毫無忌諱地回答說：毛主席早有定論，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一九七四年初西沙群島軍民對南越軍隊侵犯我領海、領空，強占我島嶼，打死打傷我漁民的自衛還擊作戰，就是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後不到一個月時間決定進行的，這一仗打得好，捍衛了國家主權。習仲勳在“兩個凡是”還禁锢着人們的思想時，就直抒胸臆，道出人們心中的共同願望，說明習仲勳堅持實事求是、敢講真話，也表明了他對鄧小平的敬慕之情。在以後的二十年裡，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以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膽略和才幹，堅持改革開放，把中國不斷引向繁榮和進步的事實，使洛陽耐火材料廠的人們體會到了習仲勳當時的話是多麼深刻和有遠見。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總結了同“四人幫”反黨集團鬥争的經曆，宣告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修改了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十九日，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這時，習仲勳感到自己向中央陳述問題的時機到了，便于二十二日分别緻信鄧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講述自己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監護以後的情況，對自己的問題提出申訴，請求黨中央認真審查，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早日恢複組織生活。二十四日，習仲勳又緻信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并黨中央，熱烈祝賀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屆一中全會召開，再次請求中央查清自己的問題，表示“一切聽從黨中央的安排”，并說：“我今年六十四歲、餘年不多了，但我的身體已近康複，還可以為黨做點兒事情”，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為黨做些工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共産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
粉碎“四人幫”快一年了，但習仲勳問題還未解決。這不免使家人十分着急。齊心在女兒橋橋的陪同下找到王震，詢問對習仲勳緻信的處理情況。王震這時剛剛做過手術，正在住院治療，熱情接待了她們，并表示很快将情況向中央反映，督促問題盡快解決。
十二月，齊心又找到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胡耀邦此時身兼數職，主持全國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日常事務異常繁忙。當齊心來訪時，他放下手頭工作，耐心聽取齊心的意見。胡耀邦非常關切地詢問了習仲勳在洛陽的生活和身體狀況，非常同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當即表示凡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堅決平反昭雪，不論誰說的，誰定的。胡耀邦說：習仲勳同志的案子當然也不例外，并從資曆、經驗、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個人聲望等方面公正地對習仲勳作了評價。葉劍英等也堅決支持讓習仲勳盡快出來工中作。當齊心把王震、胡耀邦等人的話告訴他時，習仲勳感到莫大安慰，心情一下子輕松了許多。
習仲勳自一九六二年從中國政壇消失後，人們并沒有忘記他，許多與他生死相依的戰友和交往至深的故舊仍惦記着他。當人們得知他流放于洛陽耐火材料廠時，希望能去探望或帶去一聲問候。當時閑居洛陽的王兆相将軍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兆相，陝西神木縣人，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神府蘇區的創始人之一，與習仲勳在土地革命時期曾并肩戰鬥，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軍銜，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學院院長。“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沖擊，被以“走資派”罪名，貶到洛陽工程兵幹休所“休閑”。一九七七年十月，當他得知習仲勳的情況時，便約請來洛陽檢查工作的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兼武漢軍區工程兵司令員王輝一同到洛陽耐火材料廠探望習仲勳。不巧這天習仲勳不在家，王兆相便在門口的報紙上留言，稱習仲勳為同志，并希望下次能見到他。轉身離去時，王兆相不覺心中一陣凄楚。他對王輝說：我在工程兵學院時也受批鬥，但是比習仲勳同志好過多了，他被抓到西安等地批鬥挨打，飯吃不好，睡在幾平方米的小屋子裡，這十幾年也不知是怎麼熬過來的。
二十多年後，九十三歲的王兆相将軍回憶說：後來我和仲勳同志在出席五屆政協一次會議時相遇，仲勳同志說，那次你給我的留條稱仲勳同志，我看了感到真親切，真高興啊！
一九七八年元旦前後，著名歌劇演員王玉珍随劇團到洛陽為駐軍慰問演出，當得知六十年代就熟識的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勳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時，便專程到住處看望。當王玉珍離開洛陽耐火材料廠時，工人們熱情地把她包圍起來，鼓掌請她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兒再走。習仲勳趕忙出來為王玉珍解圍，他樂呵呵地勸大家說：讓玉珍同志先走，她還有任務。要唱我給大家唱。一句話逗笑了大家，人們便用熱烈的掌聲歡送王玉珍。
一九七八年，是中國曆史重大轉折的一年，雖然還在深冬，但人們已感到了濃濃春意。
一月一日，習仲勳再次緻信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對原來專案組的“審查結論”提出申訴。
春節期間，人們有鬧花燈的習慣，這一年洛陽的花燈鬧的格外熱鬧，習仲勳心情也特别愉快。他來到市中心觀燈賞月，和群衆一起祝福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的人生命運也悄然發生着重大變化。
二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中共河南省委，責成由一名省委領導負責，迅速将習仲勳接回省委并護送到北京。
習仲勳要離開洛陽耐火材料廠的消息不胫而走，雖然很多人還不知道中央調他回京幹什麼工作，但他的住處突然變得熱鬧起來。洛陽市委的人，有關部門和單位的人，廠裡的負責人都匆匆趕來為他送行。習仲勳喜歡這裡的工人、農民，但他不習慣這樣的場面，也不願看到一些人趨炎附勢的面孔，就躲在一個工人家中逃避這樣的送行。
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派人到洛陽專程接回習仲 勳。二月二十二日，習仲勳乘坐的火車到達鄭州車站，省委書記王輝在站台迎候，他一下車就和王輝緊緊擁抱在一起，激動地說：“這是我十六年來第一次和人擁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黨的懷抱。”
王輝告訴習仲勳：“按照中央通知，晚上回北京的火車票已經訂好了，白天先安排在市區的中州賓館休息。”
習仲勳說：“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絕已多年了，今天就讓我在市區走一走，轉一轉，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好嗎？”
王輝幹脆地答應了習仲勳的要求，并陪同他到鄭州市中心拜谒“二七”大罷工紀念塔。當習仲勳登上塔頂時心潮起伏，眺望四周，十分感慨地說，“二七”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接着，又到勞動公園祭拜長眠在這裡的烈士。習仲勳動情地說，這裡過去叫碧沙崗，勞動公園是馮玉祥為陣亡烈士修建的，安葬着不少進步人士，也有沒有留下姓名的共産黨員，他們才是真正的無名英雄。習仲勳經受了十六年磨難，剛剛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就來憑吊烈士，既有對昔日戰鬥生活的無限追憶，也有對革命先烈的無盡思念。
習仲勳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流放”時，關心工人和農民群衆，以獨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們的信賴和愛戴。二十多年後，這裡的職工群衆一提起習仲勳，仍有不少的話題。當時他每月隻有二百元的生活費，卻常常拿出錢來接濟生活困難的職工。一位長葛籍職工，母親有病需要注射慶大黴素，但一時買不起。習仲勳知道後，便用自己的生活費托人把藥買回來送給他。習仲勳關心職工的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事令洛陽耐火材料廠的職工至今難以忘懷。事情是這樣的：那時習仲勳看到職工上下班乘公交車困難，便不顧自己的處境，擠上公共汽車到市委反映問題。在市委門前，當他向值班人員提出要見市委領導被搪塞推诿時，便直言說：我是習仲勳，要向市委領導反映問題。就這樣硬是見到了市委書記，說明情況，要求增加車輛，解決職工上下班乘車難的問題。由于他出面“為民請命”．使問題很快得以解決。洛陽耐火材料廠職工無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親切地稱他為“倔老頭”、“好老頭”。
廠裡的職工和街坊鄰居，也很關心習仲勳的生活。廠黨委書記展棠是一位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同志，習仲勳簡陋狹小的住宿條件使他深為不安，多次要廠裡有關部門給習仲勳調整住房，卻遭到消極抵制，無奈之下發脾氣說：“再不解決，就把我的房子騰出讓他住。”這樣才給習仲勳調換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三室住房。廠裡一些年輕小夥子經常幫助習仲勳買面粉、打蜂窩煤，理發師傅定期為他理發，醫生也主動送醫送藥上門。習仲勳和工人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每到逢年過節，很多工人都請他到家裡吃飯，習仲勳也把工人請到他家裡吃飯拉家常。齊橋橋後來回憶說：“過年時請客的人家多了，我們和父母隻好分頭去參加。我父親也常請客還人情，我記得我們子女來探親時，家中做飯的人手多了，有時我們會整天在廚房忙碌。”
恢複工作後，習仲勳先後兩次給洛陽耐火材料廠工人丁根喜寫信，充分反映了他與工人群衆的血肉聯系。
離開洛陽耐火材料廠半年後，已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勳，緻信丁根喜，叙說别後思念之情。
丁根喜同志：
您好！工作忙吧？
我二月匆匆離開洛陽，又于四月初離京來穗，來後忙得連給您寫一封信的時間都沒有，很對不起，想您定能見諒。
茲趁農機學院胡世厚同志回洛陽之便，捎此信給您，我的詳細情況由他面談，這裡不贅。您有什麼事，隻管來信，如有機會來此出差，定當熱情接待，順祝安好。并向智大姐及丁俊、丁敏、丁紅小孩問好，忘記了大姐名字，請諒。
深知您是雪裡送炭的好同志，絕非錦上添花的人，盼于百忙中來信見告近況，又及。
敬禮
習伸勳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又給丁根喜寫信說：
多日不見，甚念。您托李金海帶來的十斤靈寶紅棗，我就不客氣地收下了，謝謝！請以後再不要讓人帶任何東西，這樣花費不好，也使我不安。希牢記。
丁紅、丁敏、丁俊他們學習和工作都好吧？他們都是聰明能幹、上進心很強的青少年。祝他們健康成長，工作學習順利！祝您和智榮花同志幸福安樂。
洛陽礦山機器廠和洛陽耐火材料廠的工人不但經常給習仲勳寫信，而且出差到北京都要去看望他，跟他說說心裡話。洛陽耐火材料廠給他理過發的師傅，到北京找到中南海要看習仲勳，卻被工作人員以“習書記很忙沒時間接見”為由擋在門外，習仲勳知道後批評了工作人員，嚴厲地說：“對群衆千萬不要煩！”之後，習仲勳硬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見了這位師傅，讓他帶去對所以工人的問候。自此以後，凡事到北京來看望習仲勳的基層幹部和群衆，都受到了他的熱情接待。
離開洛陽二十多年後，齊心回憶起那段日子時充滿感情地說：“當人們發現我們的子女因往返看父親缺少路費時，耐火廠的老工人師傅們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主動地借錢給我們。礦山機器廠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請我到他家裡去吃鮮美的豬肉韭菜餃子，還捧出山東老家的大花生。在那個時候，再沒有什麼比這更溫暖的了。如今，每當我回想起那些曾視我們如親人的工農朋友們，心底裡總是充滿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