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文革”遭劫
習仲勳到洛陽之初，度過了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然而，準也沒有料到，等待他的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習仲勳再次被卷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之中。
■暴風雨襲來的時候
在習仲勳去洛陽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已經在北京刮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彙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篇文章對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罷官》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聯系起來。康生提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毛澤東又一次支持了這一說法，并在小範圍内談話說：“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從而，更進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這一批判已發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形成思想文化領域廣泛的大批判運動。
這時，批判《海瑞罷官》盡管沒有觸及習仲勳，但是，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使關心他的人和企圖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聯想到他與彭德懷的關系。随着局勢的發展，習仲勳被康生點名批判，關心他的人們則為他的處境擔憂。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并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這兩次中央會議，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的當天，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寫信，表明支持他們的造反精神，從而使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代表、教職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和大中學校師生，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大串連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狂潮下，一場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制的大動亂，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各地紅衛兵沖擊文化教育界和黨政機關，揪鬥“走資派”，橫掃“牛鬼蛇神”，大字報鋪天蓋地。在“破舊”、“立新”、清除所謂“封、資、修”的口号聲中，文化設施和文物古迹遭到嚴重破壞，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黨政機關的大小領導幾乎都被揪鬥，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毆打，不少人還被抄家，以至遊街示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洛陽也陷入混亂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嚣聲，遊行集會的口号聲不絕于耳，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傳單和标語貼滿大街小巷。新聞媒體傳播着歌頌“文化大革命”、動員群衆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觀點和主張。這時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也受到了大氣候的沖擊和影響，但作為一個大型生産企業，工廠生産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較正常，廣大工人群衆對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懷疑和反感。這年春天，洛陽礦山機器廠接受了國務院一機部下達的四百套大鍋錐和七十一台火箭生産任務，并動員部分職工到農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麥田。五六月間，洛陽礦山機器廠先後自行設計、成功制造出我國第一台鑽頭直徑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輪鑽機，完成了國家重點産品七百鉗式行星軋機。七月，圓滿順利舉行了第四屆第四次職工代表會議。習仲勳對廠裡安定團結的形勢、緊張有序的生産和取得的一系列成績，感到高興和欣慰，因為這其中包含了自己作為普通勞動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使他親身體驗到工人階級的創造精神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在這種情況下，抱有良好願望的習仲勳産生了用群衆的革命熱情來促進生産發展的想法，這也是當時大多數幹部和工人群衆的共識。“文化大革命”初期，習仲勳是通過内部傳達文件、聽廣播看報紙了解“文化大革命”動态的，緣于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信賴，因而對前景還抱有良好的願望。他期望能夠通過“文化大革命”，徹底革除黨和國家内部的各種積弊，整肅黨員、國家工作人員的思想和作風，煥發廣大人民群衆的革命精神，推動祖國建設大業。那時他說：“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的偉大勝利，實在鼓舞人心，使我十分振奮，更使我下定決心，在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過來。”他還在寫給子女的信中說道：“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什麼時候才能燒到我卷的身上”，期望能在運動中得到洗禮和進步。
一次廠裡召開黨委擴大會，休息時習仲勳和廠《礦機報》的負責人有過一段簡短的談話，很能說明他是從有利改進工作的積極意義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他說：“這是一場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誰也沒經曆過，既然是一場革命，那就要革去舊的東西，樹立新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種準備，積極投入到這場大革命中去。對于群衆在大字報中提出的意見要持正确态度。這和我們過去延安整風一樣，也像毛主席說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文化大革命業是一場群衆運動，群衆運動起來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确對待，不能潑冷水，更不能有敵對情緒。”
但是，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并沒有像習仲勳想象的那樣，大量的事實使他對這場運動産生了懷疑，認識也開始發生變化。他看到社會上一些人以“破四舊”為名，把商店許多煙、酒、衣物當街焚毀時，憂慮地說，這怎麼能行呢？商品是國家、人民的财産，燒了多可惜呀！他還告訴廠裡領導說：“你們向上面反映反映，這樣搞怎麼說也不是革命行為。”八月，他看到紅衛兵随意給一些人挂牌上街遊行時說： “運動搞得過火了，這樣下去會搞亂的。”他還出面勸過一些年輕人說，搞文化革命不要損壞國家财産，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不料這些人不僅不聽勸阻，還聲言這是“革命行動”，指責他“多管閑事”，有的還要查他的身份，批鬥他。
習仲勳非常關心“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時常上街看大字報，聽群衆的議論。一次，他看到大字報上公開點名批判共青團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時，他對身邊的人和許多工人群衆說：“這樣随意點名批判中央領導同志是不妥當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們都不是壞人。”
有人問鄧拓是不是叛徒，他回答說：“鄧拓過去在晉察冀搞報紙工作，解放後在人民日報社當副社長、副總編輯，坐過監獄，我沒有聽說有叛變行為。”又有人追問鄧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習仲勳肯定地回答說：“不會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鄧拓工作時，我參加了，在北京經常見面。”
在此期間，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政治部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号召，要求全廠職工以焦裕祿為榜樣，為建設大慶式的洛陽礦山機器廠而奮鬥。焦裕祿曾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過八年，在廠裡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習仲勳認為，在當時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工廠生産受到嚴重幹擾的情況下，大力提倡焦裕祿精神是非常适時的。習仲勳無論是在車間勞動還是開會，或與大家閑聊，都大力宣傳焦裕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要職工群衆堅守生産崗位，排除無政府主義思潮幹擾，當好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了所謂壓制群衆、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号開始流行，無政府主義狂潮泛濫。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始終沒有忘記诋毀習仲勳，多次在不同場合誣蔑他，說小說《劉志丹》反黨，為高崗翻案，大肆煽風點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洛陽的學生和職工群衆也相繼卷人，紛紛成立紅衛兵、戰鬥隊等造反組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批、揪鬥現象随處可見。洛陽礦山機器廠盡管沒有出現大的動亂，但廠區也貼滿了大字報，不時召開批判會、辯論會。此時，關于習仲勳“反黨罪行”的流言蜚語，也傳得沸沸揚揚。【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時，習仲勳除了開會、學習和閱讀文件外，很少到廠部辦公。他分管的安全技術科和動力生産科有事時，常常找到車問和他商談。他目睹工廠生産日漸滑坡，工人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的情況，愈來愈感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樣正确和有序，而是無政府主義日益泛濫，社會明顯陷入動亂，一時陷人費解和迷惑之中。特别是聽到有人把小說《劉志丹》與“文化大革命”聯系在一起時，他又一次陷人了深思。
十二月，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布洛陽礦山機器廠“文化大革命”開始，領導幹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遊街，人身權利受到侵犯，工廠生産處于停頓狀态。對此，習仲勳表現出“緘默”的态度，但内心卻十分焦慮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習慣，幾乎足不出戶，不接待來訪，不發表評論。由真誠的擁護到困惑懷疑，再到保持“緘默”，反映出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改變。他以冷靜理智的觀察和思考，關注着國内政治風雲的變幻。
習仲勳在洛陽礦山機器廠挂職鍛煉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後盡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對這段經曆的記憶卻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寫了《我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反映出他對這段勞動鍛煉的态度和收獲：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礦擔任副廠長，大約一個年頭，盡管時間不長，這裡的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憶起來，猶感振奮不已。我在洛礦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過的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曆，我要時刻珍惜它，藉以砥砺自己。
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産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産和管理方面的知識。同時，我在工人師傅的幫助指導下，還學會掌握了一些具體的操作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參加産品的組裝。通過與工人的共同勞動和交往，更使我親身感受到工人階級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他們維護團結，遵守紀律，熱情豪爽，坦率真誠，說實話，幹實事，肯鑽研，講效率。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是他們給我上了必要的一課。
洛礦自建廠以來，在各級領導和全體職工的努力下，積極發揮了大型骨幹企業的作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所以如此，關鍵在這個廠的各級領導班子的同心同德，團結合作，工作做得紮實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幾點：一是重視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幹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來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産，又抓安全，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三是積極辦好技工學校和業餘學校，大力培訓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體福利工作，活躍群衆文化。現在盡管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與過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經驗還是需要好好總結提高，并把它推廣運用于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國的政治氣候持續升溫，“文化大革命”發生急劇變化，席卷全國的階級鬥争愈演愈烈，整個社會更加動蕩和無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社論，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詞，向全國傳達了非同尋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争的一年”；是向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紅旗》雜志刊登了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長篇文章，三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公開點名批判周揚和小說《劉志丹》，不點名地誣陷習仲勳等，說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并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出版。他親自接見寫這本書的反黨分子，親自審閱了這部小說，稱贊這本書‘做了一個模範’、‘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們企圖假借這部小說，洗刷高崗的反黨罪惡，篡改黨史，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正确結論。”文章舊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說《劉志丹》拿出來作為“罪證”，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把毛澤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的話用來說明所謂“鬥争”的嚴重性。之後，上海掀起“一月風暴”，造反派向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奪權，以“全面奪權”為标志的政治風暴迅速在全國刮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公然發表攻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言論，蠱惑群衆，一夜之間，“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标語貼滿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編造劉少奇女兒出車禍的謊言，将劉少奇、王光美夫婦騙出中南海，由于警衛保護，劉少奇得以脫身，王光美則在清華大學受到批鬥。随後，大批紅衛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門前集會，發表演說，呼喊口号，散發傳單，刷寫标語，要求“揪出”和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早已被貶職的習仲勳也在劫難逃。
一月四日晚，喧鬧了一天的洛陽礦山機器廠逐漸平靜下來。當大多數人家熄燈就寝時，習仲勳宿舍的燈還亮着，他尚未休息，正在讀書學習。十一點時，一幫人突然猛敲習仲勳宿舍的房門。秘書範民新剛打開門，十幾個戴着紅衛兵袖章的人就一擁而進，沖到習仲勳面前。面對不速之客，習仲勳先是一愣，但馬上鎮靜下來。一個領頭的指着習仲勳聲色俱厲地說：我們是西北大學的紅衛兵，你是“反黨野心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們要把你揪回西安批鬥。你要向西北人民低頭認罪。原來，這些人是西北大學“文化大革命臨時委員會”的紅衛兵，專程來洛陽揪習仲勳回西安批鬥，以壯大自己組織的聲勢。此時，習仲勳意識到問題複雜了，預感将會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難。但對去陝西，他不安的心情還有幾分慰藉。畢竟他在那裡生活工作過三十九個春秋，那裡又是養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許多戰争年代生死相依的戰友和群衆。習仲勳幾十年後對子女說：“那時西安的造反派批鬥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區、心字區等地一跑，他們就會找不到我的。那裡的老百姓和我們是魚水相依呀！”
習仲勳對來人說：“能否向廠裡彙報一下，做些準備，天明再走？”紅衛兵蠻橫地說：“現在就走！”
“你們問我什麼東西都可以，要拉我走，不行，那得中央說話。中央不說話，我不能走。”習仲勳也提高了嗓門。
範民新看到眼前的情景，出于責任和感情，即出面與紅衛兵交涉，要求先報告中央，待中央同意後再走。但是，在那個狂熱的年代，任何正義、理性的聲音都顯得微弱乏力，隻要一句“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可以成為少數人肆意踐踏法制、為所欲為的“通行證”。紅衛兵拒絕了範民新的要求，執意要帶走習仲勳。
習仲勳一看沒有回旋餘地，表示願意去西安接受群衆批判。他從容地拿起一個手提布包，裝上一雙布鞋和老花鏡，披上來洛陽時穿的黑呢子大衣，回過頭來叮囑範民新說，我走後你即向廠裡和中央報告。
紅衛兵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大口罩給習仲勳戴上，推擁着他的一舉一動。
西安，這座凝聚了千年曆史煙雲的古城，高高的城門樓、厚厚的城牆，刻下時代嬗變的縷縷印痕。盡管“文化大革命”鬧得烏煙瘴氣，但古城仍迎着凜冽的寒風傲然屹立。
習仲勳對這座城市太熟悉了。早在大革命失敗以後的腥風血雨中，年僅十四歲的共青團員習仲勳，因參加學潮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關押在西安北大街西華門的“軍事裁判處”在那裡，他和九名戰友與敵人進行了勇敢機智的鬥争，在獄中加人了中國共産黨，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習仲勳率中共西北中央局機關進駐西安，接管政權。這時，他已是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繼而又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在這裡，他參與組織指揮了解放大西北的偉大鬥争，領導了西北地區新生政權建設、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經濟文化建設。他不敢相信在離開十五年後，竟然被一群紅衛兵“押解”回來。在關押的房間，他看着陰暗的牆壁和門外遊來轉去的紅衛兵“管教”，一陣孤獨、悲憤、無奈的隋緒襲上心頭。
但是，習仲勳像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一樣，在數十年的革命經曆中，對毛澤東始終十分信任，相信毛澤東作出的決策是正确的，即使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不是毛澤東的初衷，并相信一切錯誤最終會得到毛澤東糾正。因而他想得更多的是檢讨自己。習仲勳思緒萬千，有千萬端心曲要向家鄉人民訴說。然而，這時的他已失去了一切自由，等待着他的是批鬥和摧殘。十六年後，習仲勳對金日成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西安的紅衛兵把我揪到西安去批鬥，我那時已是‘死老虎’，但還是照樣批鬥。”
■被遊街示衆
習仲勳被揪到西安時，上海掀起“一月風暴”，全面奪權。先是《文彙報》和《解放日報》被造反派“奪權”“接管”。随即，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合召開徹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會，強行奪取上海市所有的黨政大權。由于這種做法符合毛澤東“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主張，所以“一月風暴”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在上海的影響下，陝西省的造反派也緊随其後，掀起席卷全省的奪權惡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區大專院校造反組織統一指揮部”召開會議，研究奪權問題。接着中共陝西省委機關“革命烈火戰鬥團”、“西安地區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和“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遊擊隊”也組成“奪權小組”，奪了省委書記處的領導權。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第二書記李瑞山、書記章澤、蕭純等被迫交代問題，省委領導機構全面癱瘓。與此同時，各地、市、縣委以及各地區專員公署，市、縣人委也相繼被奪權，停止工作，黨員停止組織生活。
一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極為寒冷的日子。西安地區工礦企業文革聯合會、革命農民文革總會、毛澤東思想捍衛軍、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紅三司”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駐西安聯絡站等十九個造反派組織，在西安市人民體育場召開 “鬥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瀾濤大會”。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陝西省委領導劉瀾濤、王林、趙守一、李啟明、嚴克倫、舒同等胸前挂着“反黨分子”的大木牌，被押入會場，并排站在搭建的台子上。他們的雙臂被身穿黃綠色軍服、腰紮皮帶、臂戴“紅衛兵”袖章的造反派扭向身後，并強迫他們低頭彎腰。高音喇叭不斷鼓噪着，數萬名狂熱的人群不停地呼喊：“打倒彭、高、習！”“打倒劉瀾濤！”“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口号，各大造反派組織代表發言聲讨。批判會後，造反派又将他們分别押在十幾輛卡車上遊街示衆。習仲勳在遊街時受到“優待”，允許穿着那件黑呢子大衣。其他人則一律翻穿軍用大衣，白裡朝外。紅衛兵還别出心裁地給舒同戴上紙做的官帽。他們要用這種惡作劇方式貶損批鬥對象，卻使遊鬥顯得十分滑稽和荒唐。遊行車輛行駛在西安大街上，凜冽的寒風把車上人的臉頰刺得陣陣發疼，車頭上高音喇叭的吵鬧聲，像要擊破耳膜似地呼叫個不停。造反派不時地把習仲勳等人的頭往下壓。就是在這次批判和遊鬥後，習仲勳開始頭昏腦漲，兩耳嗡嗡作響，右耳聽力下降，身心受到極大傷害。
在一次批鬥會上，習仲勳碰到陝西省原省長趙伯平。他非常敬仰趙伯平的為人，心情一時難以平靜。土地革命戰争時期，趙伯平擔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習仲勳則是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那時習仲勳受到趙伯平的教導和栽培。趙伯平滿腹經綸、能詩善文、為人正直、剛正不阿。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批判習仲勳的西北組會上，趙伯平不見風使舵，堅持認為“仲勳是個好同志”，不揭、不批、不表态，因此而受到株連。習仲勳想不到他們卻在挨批鬥這樣的場合不期而遇。這時趙伯平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習仲勳望着這位良師益友，一時說不出話來。趙伯平看着習仲勳，無奈地歎了口氣，惆怅地說：“哎，想不到老了老了還招了這個禍。”
二月十七日，習仲勳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并轉呈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信中，他談了自己近期的思想活動情況，不承認自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修正主義分子”，請求中央批準讓自己“早些回到原工作單位（指洛陽礦山機器廠――編者注），勞動鍛煉，繼續改造自己。”同時，他坦陳心迹，說出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一些做法的看法：“現在鬥老幹部比我們當年鬥地主老财還厲害，再發展下去，局面将會不可收拾。”在曆盡劫波的十多年後，他談起寫這封信的緣由時說：“在那‘高天滾滾寒流急’的日子裡，曾經跟随黨中央、毛主席過了幾十年戎馬生活的老戰士，橫遭林彪一夥的摧殘，百般淩辱，甚至朝不保夕，我不能不講出心裡話。”在此前後，習仲勳還兩次向毛澤東寫信，談他對“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看法。
陝西“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特别是習仲勳在西安的境況，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西安地區兩派造反派組織代表時批評說：“打、砸、搶的口号是錯誤的”，要求停止辯論，停止一切攻擊，宣傳車不要上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沖人國防工廠。當周恩來看到習仲勳在西安被批鬥的照片後，嚴厲批評說：“我們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随便把習仲勳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氣憤地責問：“這樣，文化革命就變成武化革命，這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給我們國家臉上抹黑。”看到周恩來一臉怒容，語氣堅定，造反派怕難以收場，便問周恩來該怎麼處理。周恩來态度更為嚴肅地說：“你們抓住一個習仲勳，以為如獲至寶，那是一個刺猬。”
習仲勳得知周恩來關于他的談話後，心潮起伏，樁樁往事浮現在眼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不久，他剛從錯誤肅反的關押中釋放出來，參加毛澤東在瓦窯堡召開的會議時，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由此開始，數十年間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備受他的關懷和愛護。周恩來這次談話以及一語雙關的用意，堅定了習仲勳堅持真理，度過困境的勇氣和信心。
習仲勳一九七九年回憶起在西安思念周恩來的情景說，林彪、“四人幫”“把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中國搞得烏煙瘴氣，萬馬齊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許多冤案、錯案和假案，多少元帥副總理和革命老幹部被殘酷鬥争，無情打擊，烏雲翻滾，暗無天日。林彪、陳伯達和江青一夥攻擊的目标，實際也是對着恩來同志的。他們千方百計想從我身上撈到整恩來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許多烏七八糟莫須有的問題，都被我頂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暗念總理，十分擔心他的安危。如果在報上看到總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裡就得到無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三月十九日，陝西省軍區遵照周恩來的命令，宣布對習仲勳實行軍事管制。習仲勳即由西北大學的住所，被轉移到省軍區機關看管，這實質上是在軍管的名義下采取的一項保護措施但是，習仲勳還是沒能擺脫來自各地造反派無休止的外調、審問和大會小會的批鬥。康生等人還唆使紅衛兵，将習仲勳揪到延安、蘭州等地批鬥。周恩來知道此事後出面制止，才使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
在西北大學被看押期間，習仲勳感化和影響了負責看守他的紅衛兵。當時與習仲勳同住一室、負責監管他的紅衛兵孟德強回憶說，習仲勳經常和他用閑談來打發漫長的時間，開始時海闊天空，漫無邊際，漸漸地談話就有了一定的範圍，談國家的形勢，談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習仲勳不改初衷，實話實說，還教導孟德強“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能參加武鬥，不能參與‘打砸搶’”，使孟德強深受感動，他們兩人也由“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變成了能夠交談的朋友。習仲勳在西北大學被關押期間，在北京的夫人齊心和孩子們還收到了由西安寄來的一冊精裝本《毛主席語錄》和一封信。當時兩北大學幾個負責看守習仲勳的紅衛兵，經過觀察，認為習仲勳并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好人，因而給習仲勳家裡寄出語錄和信件，表示他們會盡力對習仲勳予以特殊保護。寄出的這封信雖然沒有署名，但還是被人知道了，這幾個紅衛兵因同情親近“走資派”而受到追查。
■遭受無休止批鬥
習仲勳在開始被軍管的一些日子裡，生活還比較平靜，而這種平靜卻極為短暫。
由于要時常答複造反派交代問題的“勒令”，應付名目繁多的内查外調，習仲勳不得不經常回憶往事，反複寫“檢查”和各種證明材料。他曾說：“對每件來問，隻要是我知道的，都盡力地表達确切，交代清楚。有時因記憶關系，也常常出些偏差，但隻要一回憶起來，我即馬上更正。除以上時間外，我以全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力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
習仲勳在寫“檢查交代”材料的過程中，許多被歲月湮沒而淡忘的往事又浮現在腦際，民國十八年大饑馑前後，父母弟妹一家數口死于病餓的悲慘情景；四十年投身革命東奔西走、舍生忘死、艱難曲折的曆程；多少位“壯志未酬身先死”戰友們的音容笑貌，等等，揮之不去，他的眼睛濕潤了。習仲勳仔細地審視着自己，檢讨着在革命經曆中做的與人民利益相悖的事情，哪怕一點點細微之處也不放過。但是，他卻很難自己過去一時工作中的過失與“反黨反社會主義”聯系起來，更難以接受把自己說成是“反黨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難以抑制激動而委屈的心情，覺得有滿腹話語需要傾吐，這時又想到了周恩來。
四月五日，習仲勳給周恩來寫信，講述他在西安的境況和近來的思想：我雖有被批鬥和每天都有接待來訪，要我交代問題，但是還沒有大的批鬥，也确實沒有揭發出多少問題。即使揭發出來的，也是一些老問題。“我離開西安已十五個年頭了，即就是過去遺留的壞影響，到現在也不會那麼多了。”他堅決不承認自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分子”和“混進黨内的資産階級代理人”，提出自己的問題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已作過交代和處理。他請求中央“最好讓我早些回去，在原單位勞動鍛煉，繼續徹底改造自己”。這封信寄出後，是被造反派扣押，還是到了周恩來手中，不得而知，但習仲勳要求回洛陽礦山機器廠的心願終未實現。
實行軍管，目的是要保護習仲勳，然而當“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再度加劇的時候，軍管也不再風平浪靜。此時處境維艱的周恩來要保護習仲勳，也鞭長莫及。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無産階級革命派”在全中國又一次掀起了“大揭發、大批判、大鬥争”的高潮。六月以後的兩個多月裡，習仲勳被“群衆批鬥大會十餘次，小會提問十餘次”。
八月五日，造反派勒令習仲勳揭發“劉、鄧黑司令部”問題。他寫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聯系較少搪塞造反派，說沒有什麼可揭發的。
八月九日、十日，習仲勳又被迫向造反派遞交了兩份所謂“檢查”材料，篇幅長達九千餘字。這兩份材料也是按照造反派的追逼提問，着重談了所謂“彭、高、習反黨集團”以及與高崗、彭德懷的關系問題、一九六二年小說《劉志丹》問題和在西北工作的問題。他特别指出：“中央的領導，始終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産階級司令部占統治地位。”他在寫到同高崗的關系時據理辯解說：“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有長期的工作關系，這中間雖然有過幾次支持高崗的事實，但在那時來說是一種正常的工作關系，而不是一種反黨活動。如果把這種同志之間的曆史關系，不以黨的正确原則來對待，就會得出宗派主義的認識結論。”他寫道：“解放戰争時期和彭德懷在一起幾年，有過工作上的争論，但還是正常的同志關系。”在八月十日寫的材料中，習仲勳簡要描述了他從一九三二年組織兩當起義到一九五二年在西北的工作經曆，實事求是地對這個時期的工作做了回顧，在“這個時期裡，在革命戰火的歲月中，我雖然有過工作的錯誤，但基本上還是一心一意地為革命事業而艱苦奮鬥。西北解放後這一段時間裡，主要是民主改革階段，在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所制定的各項革命政策和革命策略情況下，西北地區雖然情況很複雜，在甘、青、新發生過多次土匪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暴亂，但很快平定了下去，取得了民主改革的偉大勝利。一九五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區，應當肯定地說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統一戰線以及少數民族工作上，所取得的一系列偉大勝利，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在西北地區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他寫道：“至于當時在實際工作中所發生的錯誤，如關中地區土改不徹底，統一戰線工作中某些右的偏向，少數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等，這些都是由于未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以及自己指導思想上的錯誤而産生的結果，其責任完全在我身上，應該由我負責。”同時再次搪塞了“劉、鄧司令部”問題，幾乎與前次“交代”一字不差。
迫于當時的政治壓力，習仲勳在這兩份材料中不得不給自己加上了一些空洞的罪名，但是他充分肯定黨在西北地區的正确領導，肯定正确路線對西北地區工作的指引。他身處逆境，能夠将“許多罪責”攬于自身，從而避免了使更多的同志遭受牽連和迫害，正直無私的品格感人至深。【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八月十七、十八兩日，習仲勳又寫成長達一萬五千字的《我的交代》、《我的履曆》兩份材料。在《我的交代》中，他全面回顧了從新中國建立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所經曆的許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對自己所負責過的工作，處理過的人和事，作了系統的說明，并以高度自責的精神檢讨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誤。《我的履曆》簡要記述了他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經曆，人們可以從中清晰地看到，習仲勳是怎樣由一個農家子弟逐漸成長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的曲折經曆，看到他的心路曆程。
二十四日晚，造反派再次召開批判鬥争習仲勳大會。面對造反派荒唐的提問，習仲勳或應付作答，或沉默不語。造反派說他不老實，抗拒交代，以各種方式“嚴厲懲罰”他。批判會無法進行下去，造反派便“勒令”習仲勳，限期交代一九四二年綏德師範鋤奸反特，一九四七年綏德、米脂地區土改和一九五一年前後處理青海項謙問題的罪行，特别要他檢查當晚的抗拒态度。九月九日、十日，習仲勳分别以《關于八月二十四日晚大會對我勒令的交代》、《對幾個問題的交代》為題作了回答。他在材料的開頭寫了這樣一段話：“對于你們在鬥争大會上下給我的勒令，由于途中出了事故，以後又忙于接待外來單位的調查，故緻延誤限期。”可見即使在軍管期間，習仲勳仍然被造反派反複糾纏。
特殊的年代必然産生特殊的語言，“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語“拼刺刀”就是其中之一。這本是軍事上表達短兵相接的一個術語，卻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審訊批判和摧殘領導幹部的一種手段，“拼刺刀”往往要“刺刀見紅”，刑訊逼供和各種體罰司空見慣，使當時的批鬥會更為激烈，更有“火藥”味。
九月十六日，陝西師範大學八一戰鬥隊等造反派組織，在西安醫學院與習仲勳“拼刺刀”。西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安志文和習仲勳原任秘書、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的陳煦被押到會場陪鬥。“拼刺刀”在一片狂亂的“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三反分子習仲勳”的口号聲中開始。造反派不可一世地指着習仲勳，提出問題勒令他回答，然後再由陪鬥者當場質證。被批鬥者如稍有遲疑，就被指為“狡猬抵賴”、“不老實交代”，并給以體罰，目的是從精神和身體上折磨被批鬥者，使其難以準确地回答問題，無法為自己辯解。這次“拼刺刀”，造反派仍然圍繞習仲勳與高崗、彭德懷的關系和小說《劉志丹》問題，還涉及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糾“左”時的問題，要他承認罪責。批鬥會上習仲勳和造反派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你在什麼地方蹲過點？
答：去北京後，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五月，在河南長葛帶了一個工作組，主要調查生産和群衆生活情況。
問：在長葛講了些什麼黑話？
答：主要是反五風，給中央寫了報告，食堂不能．
辦；煉鋼鐵浪費勞力、燃料。
問：說你放的毒！
答：我說過大煉鋼鐵，攤子鋪得太大，不愛護群衆積極性，對人民生命不愛惜。還說過我親眼看見一家秤上沒有秤錘和秤鈎，群衆說，都拿出去煉鋼了，把耕犁的鐵铧也煉了鋼。
問：你怎樣支持農村的自發勢力？
答：我贊成自留地。
從對話中，不難看出習仲勳甯折不彎、堅持真理的剛性格。
二十八日下午三時，習仲勳又被拉到陝西日報社批鬥。會場設在報社禮堂，陝西日報社“紅激流戰鬥隊”和西安出版界造反派三百多人參加批鬥會，習仲勳原秘書、陝西日報副總編輯田方陪鬥。批鬥會前，造反派向習仲勳發出“勒令”，要他交代在小說《劉志丹》和一些問題上的“罪行”。由于時間太緊，他沒來得及寫出交代材料，因此批鬥一開始氣氛就非常緊張。造反派沖着習仲勳問為什麼沒有寫出交代材料，他據實回答，天天出去，沒有時間寫。會議主持者粗暴地不讓習仲勳說話，指責習仲勳是頑抗。接着便是接二連三的發言批判和責問。批鬥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像這樣的批鬥會，幾乎天天都有。
■故鄉迤山受批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紀念日。
失去人身自由的習仲勳，不免又回憶起發生在這個節日裡的許多往事。他記得十八年前的這一天，當開國大典的消息傳到西安時，他和西北人民是多麼的高興；他想起以後多次與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國慶節一道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三軍将士，同首都人民分享節日喜悅的情景。但十八年後的這一天，陝西省富平縣“炮打司令部統一指揮部”的造反派，與西安冶金學院的造反派聯系，并經陝西省“支左委員會”同意，卻将習仲勳押回到他的家鄉準備批鬥。習仲勳十分傷感。
十月二日，富平縣造反派在迤山中學操場舉行批鬥習仲勳大會，陝西省廣播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兼中共富平縣委書記周敦陪鬥。
迤山中學坐落在富平縣城北，建于一九四一年，因學校設立在迤山廟址而得名。迤山有個美好的傳說，在習仲勳少年時就留下深刻的記憶。迤山廟門前有一塊約二三噸重的巨石，形如兩座山峰相連，石面上有手印和身背肩挑的痕迹。民間傳說這是二郎神楊戬挑石追趕太陽，途經富平歇腳時，順手抖了抖鞋中的塵土和沙粒，塵土變成了鳳凰山和金阜山，小沙粒變成這塊巨石。後來，人們為紀念這位追求光明的大力神，就在這塊巨石後面修建了一座二郎廟，稱為迤山廟。
在迤山中學的東北角，是占地二十畝的陝西著名愛國将領張義安的墓地。墓地四周翠柏成林，幽靜肅穆。墓前立着胡景翼将軍一九二。年冬書寫的“黃狗紅羊劫未闌，陣雲蕭瑟月華寒。龍城飛将今何在，每飯難忘張義安”的詩刻石碑。
一九二七年，還在縣立第一高小上學的習仲勳就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在這裡經常參加中共黨團組織召開的秘密會議，商讨對敵鬥争方略。那時，他崇拜神話中的太陽神，也敬佩陝西辛亥革命先驅張義安。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習仲勳受周恩來委派在西北調查時，從蒲城到富平中途停車，特意到迤山中學張義安墓園拜谒。一九八四年，當他得知張義安墳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壞後，又叮囑富平縣的同志說：“墳平了不要再堆那麼大了，但是胡景翼題詞、于右任書寫的碑子要保護下來，柏樹林要保護起來。張義安是搞辛亥革命的，很能打仗，是反袁倒曹的，訓練過幹部，和陳樹藩打仗時陣亡了，要紀念他。”
正午時分，當習仲勳被押上臨時搭建的批鬥台時，數千雙眼睛都朝他望去，盡管帶領呼口号的人聲嘶力竭，但響應的聲音卻是七零八落。參加批鬥會的除有打着寫有各自組織名稱的紅色旗幟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從鄉下趕來的農民群衆，他們不是來批鬥的，而是要目睹一下這位傳奇人物。許多人看到年過半百、善良慈祥的習仲勳時，都搖頭歎息，不相信他會“反黨反社會主義”，随後便紛紛離開會場。
習仲勳和周敦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分别站在台前左右兩角。由于天氣悶熱，習仲勳不時地擦着臉上的汗水。批鬥會開始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周敦問造反派說：“習仲勳這樣的人物，怎麼能讓我陪鬥，怕不夠格吧？”造反派回答：“你是習仲勳的黑爪牙。”周敦又說：“如果是爪和牙，都不應隻有一個。你看牙齒上下有多少個？兩隻手有多少個爪子，你們怎麼隻揪了我一個？”話音一落，台下緊繃着臉的人們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造反派的代表依次發言批判，也都是念一些從報刊和傳單上抄來的空洞詞句。有一個人發言時，習仲勳打斷他的話說，你們要講事實，弄得這個造反派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是好。上面有人領着呼口号，下面多數人隻舉拳頭不出聲，更有一些人在口号聲中發出不滿的議論。他們面向台上的人不滿地說，你們喊什麼，一九六二年鬧春荒時，不是他說了話，放開政策讓老百姓到陝北馱糧自救，還不知道餓死多少人呢！
三十年後，周敦回憶說：“我當時和他分别站在台子的一角，多年不見了，我很想走過去問候他，但是造反派不允許。我隻能時不時地望上一眼，他低着頭，頭發明顯變白了，臉上的汗水流下時，他拿出手帕擦一擦，手又放了下來。讓人不覺内心一陣酸楚。”一九八九年二月，習仲勳在西安人民大廈見到周敦時，高興地向随行人員介紹說：“這是我的小老鄉，一九六七年曾跟我一起受批鬥。”他接着問：“周敦，那年在富平挨批判時，你都想了些什麼？”周敦回答說：“開始站在台子前叫人批，覺得丢人，後來習慣了，就無所謂了。”習仲勳說：“我當時想，隻要把我批不死就行。”
故鄉的山水哺育了習仲勳，身處逆境中的他，在踏上故土的時候，還是感到了縷縷鄉情。他後來回憶說：“在迤山中學批鬥我，因為天熱，怕把我曬昏了，還有人給我打了一把傘。會後，我告訴他們說，我回來了，你們要讓我吃上頓家鄉飯。他們就給做了扁豆沫糊、紅豆面條等風味小吃。”
十月十日下午三時，陝西師範大學“八一”戰鬥隊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再次與習仲勳“拼刺刀”。造反派遣逼他交代一九五九年河南、陝西調查研究和參加廬山會議的情況。習仲勳據實回答，許多觀點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的遠見卓識，現在讀來猶覺是铮铮忠言。他在談到糾正“大躍進”問題時說：“我講過，現在對農民小自由太少，沒有小自由，自留地沒有了。路子要越走越寬，農民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幹部比農民自由多一點，農民自由太少了。我認為，有小自由不怕，在大自由領導下，有些小自由也不怕，如果有危險，可以控制它。”“我們現在農村糧食緊，共産黨有崇高威信，群衆會原諒我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就會鬧亂子，農民就會用扁擔砸我們。”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他坦率地說自己對“大躍進”的看法和彭德懷是相同的，認為高指标、共産風是“左”的東西，“左”比右更危險。在他說這些話時，造反派不時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号，以施加精神壓力。批判結束時，造反派又向他發出繼續交代問題的“勒令”。十一月七日下午，這兩個造反派組織又舉行了一次“拼刺刀”大會，再次追問習仲勳的曆史問題。
在這期間，鹹陽造反派還把習仲勳拉到國棉一廠、二廠、西北橡膠廠、西藏民族學院批鬥。不管造反派怎樣批鬥他、侮辱他，他始終不發火，不和群衆對立 在這種無休止的批鬥會、“拼刺刀”的折磨下，習仲勳感到自己“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懷着十分複雜的心情，于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初兩次寫信，一封是寫給毛澤東的，一封是寫給周恩來并毛澤東、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來得知習仲勳在西安的處境後，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對習仲勳實行監護，采取特殊方式予以保護。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來派飛機把習仲勳接回北京，結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鬥的日子，開始了漫長的監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