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飛來的橫禍
正當習仲勳為國民經濟調整日夜操勞而緊張工作的時候，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卻悄悄向他襲來。一九六二年初，中國共産黨内部對國内形勢的判斷和恢複農業生産政策所存在的不同意見凸顯出來。毛澤東以階級鬥争擴大化的眼光來觀察問題，在七八月間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和随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争，使全國的政治形勢逐步向着“左”的方向發展。習仲勳成為這場“左”的鬥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被加上“習仲勳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等種種莫須有罪名，批判審查長達十六年之久，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以徹底平反。
■蒙受不白之冤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又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全會召開之前，還召開了二十九天的預備會議。所以，毛澤東在全會第一天的講話中說，這次會議實際上已開了兩個月。北戴河會議，是在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五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采取比較實事求是、各方面都退夠的調整方針，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之時召開的。這時，黨内對年初以來恢複農業生産和整個國民經濟調整的分歧意見依然沒有消除。
北戴河會議按大區編為六個組，原定議題是讨論農業、糧食、财貿、商業和國家支持農業，包括包産到戶等問題。重點是讨論和修改中央提出的《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産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改進商業體制的決定（初稿）》、《中共中央關于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以及關于市場和物價問題等文件。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華東、華中組會議上開始吹風。六日，毛澤東即正式在大會上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内團結問題的講話。接着又在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和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或插話，繼續闡發他在八月六日講話的觀點。他把黨内認識上的一些分歧，當做社會上階級鬥争在黨内的反映，把他不同意而實際上又比較符合客觀情況的一些意見，看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表現，斥之為“黑暗風”、“單幹風”。由此，會議即轉為着重讨論階級鬥争問題和批判“黑暗風”、“單幹風”。這個題目也就必然成了九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主題。
習仲勳沒有參加北戴河會議，在此期間他受周恩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周恩來還特别關照習仲勳，讓他在座談會結束後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
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開的，于七月三十日開始，八月二十四日結束。八月七日，周恩來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分析了城市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指出解決的辦法“首先是恢複正常生産”，隻有工業勞動生産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持了農業和市場以後，人民生活才會改善。會議結束時，讨論通過了為中央起草的《關于當前城市工作若幹問題的指示》代拟稿。
全國中等工業城市座談會結束後，習仲勳即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
這時，習仲勳萬萬沒有想到，一場政治厄運已降臨到他的頭上。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已開始給習仲勳羅織罪名，并把他與廬山會議受到批判的彭德懷聯系在一起，以“翻案風”的罪名加以批判。
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遭到了錯誤批判處理而在後來貫徹調整政策，為“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打打擊的幹部進行甄别平反的過程中，彭德懷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平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還重提所謂彭懷“裡通外國”。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當他知道在會上再次受到批判後，拍案而起，怒不可遏，連聲喊道：“誣蔑！誣蔑！”他不得不對強加給自己“裡通外國”的這一險惡罪名進行辯解和申訴。四月十六日，彭德懷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遞交了一封很長的申訴信，即所謂“八萬言書”。在這封信中，他不承認自己有“陰謀篡黨”的問題，不承認存在“彭德懷、高崗聯盟問題”，不承認存在“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颠覆活動”的問題，不承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抓軍隊建設是“資産階級軍事路線”的結論。八月二十二日，即北戴河會議結束的前兩天，彭德懷再次緻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重申不存在所謂“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颠覆活動”問題。這兩封信，被認為是彭德懷利用當前國際階級鬥争激烈的形勢和國内發生的困難而鬧翻案，是向黨新的進攻。
會議開到第十二天，即八月五日，毛澤東在講話中點名批評彭德懷說，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争，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十三日，他又針對對彭德懷的信說，我們隻堅決反對背後搞鬼的，不怕搞陽謀的。特别是彭德懷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封信發出以後，一此人認為，這是逼着中央全會來讨論他的問題，是向中央挑戰。由此引發出一場其氣勢不亞于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達兩個月的對彭德懷“翻案風”的激烈批判。
在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自命為“理論權威”的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覺，利用一些捕風捉影的材料，公然誣陷習仲勳“勾結”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和他的愛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并說習仲勳是“翻案風”中的又一個“挂帥人物”。當天，康生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說小說《劉志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并要求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由此，習仲勳的人生開始了一段坎坷漫長的審查、批鬥、下放、關押和監護的歲月。
■小說《劉志丹》冤案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仲勳在北戴河僅休息了兩天，便趕回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緊張忙碌後的短暫放松，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對于康生在北戴河會議上将矛頭對準自己的情況及其險惡用心，他還一無所知，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的前期，重點讨論關于農村問題的兩個文件，并批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所謂的“單幹風”。接着，會議又讨論國際形勢和《關于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于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組讨論轉入批判彭德懷“翻案風”。八日，康生借小說《劉志丹》在西南組會議上提出“現在中心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康生的發言刊登在全會“總七十二号簡報”上，引起爆炸性轟動。習仲勳成為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另一個活靶子。
從九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判彭德懷的同時，也展開了對小說《劉志丹》的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斷升溫，習仲勳、賈拓夫和劉景範等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小說《劉志丹》被說成是他們的反黨綱領，進而誣陷習仲勳是“反黨大陰謀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這場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剛直的習仲勳鄭重地向黨中央寫信，說明自己與小說《劉志丹》的關系。
事情還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後。當時工人出版社約李建彤創作一部記述劉志丹革命生平的長篇小說。李建彤是劉志丹胞弟劉景範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當時擔任國務院監察部第二司中級監察專員。因為小說的主人公劉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工人出版社對這部小說的創作抓得很緊，并派責任編輯具體幫助指導。李建彤熱情很高，先後在北京和陝西走訪了三百多位老同志，在陝西省檔案館和西北黨校黨史資料室查閱了大量的曆史資料。開始，習仲勳并不知道這件事情，因為習仲勳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過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劉志丹的親密戰友，于是李建彤找到習仲勳，向他講述了工人出版社約寫小說《劉志丹》的情況。習仲勳表示：“寫對劉志丹同志的革命回憶錄我是同意的”，劉志丹的革命活動可以作為片斷來寫，不贊同寫成大部頭的小說。李建彤沒有接受習仲勳的意見，于一九五八年用紀實的手法以真人真事寫出了《劉志丹》上、下卷初稿，接着又改寫出第二稿，第三稿改成小說體裁，成稿後送習仲勳征求意見。
習仲勳見到書稿後，當面對李建彤說：“寫這樣大部頭的小說可不是鬧着玩的，牽涉的問題很多，特别是涉及有關西北黨史上的一些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起意見糾紛，如果寫一些片斷的革命回憶錄豈不是更好。”李建彤還是沒有聽從習仲勳的意見，堅持要試試看。随後，習仲勳還向李建彤的丈夫劉景範說，最好能勸勸李建彤不要寫小說《劉志丹》，她沒有參加過西北蘇區的革命鬥争，不是非常了解這段曆史，不一定能寫得好。你是劉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寫得很好，也難以避免引起對西北黨史分歧意見的争論。特别是對于像高崗這樣的人物，很難通過小說形式把握得準确。習仲勳還對劉景範強調，對此我很憂愁，難道你們就沒有顧慮嗎？
劉景範表示願意勸說李建彤，但又向習仲勳說，她非要寫，我也沒辦法。
一九五九年冬，習仲勳接到小說《劉志丹》第三稿的清樣。此時他已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政務繁忙，因而隻是粗略翻閱了清樣。習仲勳感到，小說沒有把劉志丹寫好，特别是涉及的一些史實和對功過是非的評價，西北老同志中本來就有不同意見，弄得不好，會引起新的矛盾。習仲勳再次表示不同意寫小說《劉志丹》。但是，李建彤仍然沒有接受習仲勳的意見，并說她已收集了大量資料，許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張秀山、馬明方、馬文瑞等都贊同，也已與工人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李建彤還要習仲勳支持她脫産寫作，習仲勳沒有理會。
之後，劉志丹的老戰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馬錫五多次勸說習仲勳支持小說《劉志丹》的寫作，劉景範也要習仲勳予以支持并轉達李建彤的話說：西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勳不得已，改變了原來的态度，表示你們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
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李建彤又送來小說《劉志丹》第四稿清樣，習仲勳因為沒有時間，便委托秘書田方仔細閱讀并提出意見。三十多年後，田方回憶說：我是抱着滿腔熱情來閱讀這部小說的，小說主要描寫了劉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從接受革命教育及參加革命活動開始，到創建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鬥争過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敗後，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既要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又要和黨内“左”傾盲動路線進行鬥争的曆史事實。小說還表現了劉志丹對毛澤東領導紅軍在井岡山開展遊擊戰十分敬仰，再三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武裝割據的思想。小說還通過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太婆為劉志丹送雞蛋、撫摸劉志丹雙手的動人情節，來反映革命領袖和人民群衆的血肉關系。還有劉志丹見到黨内“左”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後，以大局為重，為避免分裂，主動找組織接受“審查”，而被投入監獄、備受折磨等情節，非常感人。所以我讀完書稿以後，隻對文字和一些技術性問題，提出了意見。
由于李建彤一再催促，習仲勳在聽取秘書田方對書稿的意見後，先後兩次約請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兩位編輯以及李建彤一起座談小說《劉志丹》。馬錫五是評劇《劉巧兒》中的“馬青天”馬專員的生活原型，與劉志丹同為陝北保安縣（今志丹縣）人，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人之一，土地革命戰争時期擔任過陝甘甯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比較熟悉陝北黨組織的曆史，在陝北老同志中有較高威望。習仲勳請馬錫五參加座談，除了希望能對書稿中某些涉及西北黨的曆史問題作出正确評判外，還因為馬錫五也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便于和他一起說服李建彤。在座談中，習仲勳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劉志丹寫成一個成熟的革命家，堅持正确路線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在以劉志丹為代表的一批共産黨人的領導下，開展了兩條戰線的鬥争，堅持到最後勝利。并把這個勝利寫成是全國革命鬥争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寫西北大革命，要寫整個一個時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領導革命的正确思想，通過志丹具體實現。最後一段隻留下一個陝甘蘇區。二萬五千裡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
習仲勳在談到高崗時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高崗的一些主張也是對的，但在書中不要寫他。馬錫五也贊同習的意見。
座談會以後，李建彤又赴陝甘甯革命老區深入生活，訪問了衆多當年的老紅軍、老赤衛隊員和農會會員，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按照座談會的意見，李建彤于一九六二年改寫出小說《劉志丹》第五稿，分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習仲勳等人審閱。同時，《工人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刊發部分章節。李建彤一邊廣泛征求意見，一邊作第六次修改，準備正式出版。習仲勳一再告訴李建彤說，要将修改稿送給那些對西北黨史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審閱，讓他們在出版前把意見講出來，有問題還來得及修改，避免出版後引出亂子。
但是，李建彤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仍然急着出版，并說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周揚還指定專人同她聯系，作經常性指導，一次，習仲勳到北京長安劇院看戲，見到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都部長周揚，周揚對習仲勳說，看了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樣稿，覺得還不錯，可以出版。習仲勳把周揚的話告訴了劉景範、李建彤。
這時，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也看到小說樣本和報刊刊發的部分章節。他認為書中反映的許多重要問題與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談話，結果話不投機，發生争吵，不歡而散。閻紅彥從北京飯店打電話給習仲勳，很不高興地問道，寫小說《劉志丹》你是否知道？習仲勳說，一九六年以前我不贊成寫這部小說，後來同意了，并要作者将小說樣本送給有關同志審閱，征求意見後再出版。習仲勳還建議閻紅彥再找李建彤談談。
康生得知此事後如獲至寶，雖然沒有看過小說《劉志丹》，卻武斷地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而是有組織地進行反黨的“政治綱領”，立即要求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準繼續刊發，進而窮追不舍，立案審查。
■立案審查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正在進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上，突然公布了高崗妻子李力群寫的一份材料。材料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被迫寫出的，長達萬言，其中有涉及高崗、彭德懷、習仲勳的不實之詞。當時送給中央沒有得到理公，但時隔三年之後，把這樣的材料公布出來，其用意就是要加重習仲勳的“罪責”，同時也表明要對習仲勳下手了。
習仲勳當即給中央寫信，堅決不承認小說《劉志丹》是自己主持寫的，堅決不承認康生強加給自己的罪名。這封信第二天就被刊登在會議的簡報上。他寫信的本意是要說明事情原委，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卻招緻批判的進一步升級。習仲勳後來回憶說：“在全會上，那個‘理論權威’欺騙和煽動一些人向我發動攻擊，各種莫須有的帽子，一齊向我抛來。在這種情況下，使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了事實真相。”在階級鬥争擴大化的指導思想下，參加中央全會的人也不得不用階級鬥争的觀點去分析和看待問題，會議的氣氛處于一種異常緊張和扭曲的狀态，習仲勳的解釋發言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不老實”、“和黨對抗”。這時他心情極為複雜，對強加的“莫須有”罪名難以接受，違心地承認又怕招緻沒完沒了的追逼批判。在無所适從的情況下，習仲勳隻好找周恩來請假。他說：“我最好不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
習仲勳的請求，得到中央同意。但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并沒有因為習仲勳的告假而停止對他的批判。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在發表講話時，康生向毛澤東遞了一張條子，上面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張條子，接着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澤東後來又說：“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現的。”毛澤東的這些話，不但對全會起到了誤導作用，而且在以後的數年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幫”集團奉為批判“文藝黑線”、扼殺文藝作品、制造現代文字冤獄的“最高指示”，嚴重影響了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并進而擴展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釀成了一場空前的民族大災難。
同日，康生又建議，提出被列為審查對象的彭德懷、習仲勳等五人不必要再參加會議，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此外，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還将彭德懷、鄧子恢和習仲勳三人的案子，定為當前階級鬥争的三個重大事件。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全會正式通過決議，分别組成“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和“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由康生任主任。專案委員會成立後即召開第一次會議，康生在會上說，專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全盤審查研究習仲勳反黨集團的活動，在适當時機做出報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會讨論。“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發表意見的人不多”。專案審查采取秘密的“背靠背”的方法，整個過程不與被審查者見面。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初步給習仲勳羅列的主要罪狀是，小說《劉志丹》是“僞造黨史”，把陝甘邊寫成中國革命的“中心”和“正統”；“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劉志丹思想，企圖以他們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書中的“羅炎、許锺寫的就是高崗、習仲勳”，因而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刊仲勳被停職檢查後，專案組指定專人對習仲勳辦公室的文書檔案進行了清理，習仲勳也按規定将所有文件包括曆次參加會議的筆記等全部上繳。小說《劉志丹》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
始料不及的政治打擊，使習仲勳陷入極度痛苦之中。他待在家裡，整日沉默不語，暗自傷神。這時，周恩來和陳毅受黨中央、毛澤東委托，找習仲勳談話。陳毅快人快語，首先寬慰習仲勳說：“我犯的錯誤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來。”周恩來親切地拉住習仲勳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周恩來、陳毅這一番飽含深情的話，使他感動不已，頓時流下了兩行熱淚。習仲勳對周恩來說：“總理，您放心，這點我還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
其實，毛澤東也不止一次地對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人以及他們創建和領導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給予高度評價。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毛澤東在長征途經甘肅、陝西兩省分水嶺時，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作《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講話時指出：“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每當習仲勳想起毛澤東的這些話，就激動不已，他相信黨中央，堅信毛澤東一定會正确對待西北革命根據地，正确處理他的問題，更加堅定了共産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又一次對西北革命根據地做出高度評價，他說：“那時軍隊如果不到西北，那裡還有點根據地，怎麼以後還能發展到華北、華東、華中，抗日時期怎麼還能搞那麼多根據地！哪裡環有抗日戰争的勝利，解放戰争的勝利！”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再一次印證了習仲勳的判斷是正确的。
許多年以後，習仲勳不止一次地談到身處逆境時受周恩來特别呵護的情景：“恩來同志讓我的秘書派車把齊心同志接回家來。她一到家，恩來同志就馬上和她通電話，要她請假留在家裡陪我，囑咐她防備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來同志對我關懷至深，心裡說：總理啊，聽從您的教導，我要革命到底，為祖國社會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微末力量，我不會有一念之差的。”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懷沒有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當他聽到全會精神時，心情異常沉重地對妻子浦安修說：“怎麼他（習仲勳）也出事了，我的問題怎麼把他也連累了。”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激烈批判習仲勳“利用小說反黨”的同時，責成中宣部、中國作協黨組搜集一批“反黨”小說上報。一時形成了會内會外到處抓“反黨”小說的浪潮，猶如第二次反右鬥争又開始了。中國作協黨組立即搜集了一批所謂的“毒草小說”報給全會。中宣部還根據康生的指令，追查習仲勳曾批示“同意發表”刊載于一九六二年《紅旗飄飄》第十七期王超北的《古城鬥胡騎》革命回憶錄。康生惡毒地說，這個回憶錄所寫的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于是，又把這件事說成是習仲勳“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黨活動”的嚴重事件。
王超北，陝西澄城縣人，早年在上海大學上學，受瞿秋白任弼時等共産黨人的影響，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一九二四年加人共青團，後轉為中共黨員。從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九年五月，王超北在西安堅持隐蔽戰線鬥争。一九四五年王超北受命組建了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西安情報處，擔任處長。西安情報處先後建立了八個秘密電台，還巧妙地将電台放置在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辦公處附近的地下室。十年中他們通過電台為中共中央和有關軍事機關發送情報二千餘份，其中包括胡宗南進攻陝甘甯邊區的軍事計劃、重要戰略部署、敵人内部動态、兵力配置、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南京軍事會議情況等，為黨中央正确地指揮全國戰場，特别是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和解放西安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稱贊王超北是“無名英雄”①。
《古城鬥胡騎》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歐陽柏整理的一篇回憶錄，再現了西安情報處的地下工作者深入龍潭虎穴，與敵人巧妙周旋、鬥智鬥勇、曲折離奇的鬥争場景，史料真實，情節生動，是反映隐蔽戰線鬥争的不可多得的回憶錄。負責過秘密工作的中央監委書記王世英在看到校樣後，連聲稱贊寫得好。作者将校樣送給習仲勳，他看後即批交《紅旗飄飄》編輯部發表。這本來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卻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被當成習仲勳的一條罪狀。王超北也遭到康生的誣陷和迫害，逮捕入獄達十七年之久。王超北不為高壓所屈服，在獄中寫了大量控訴揭發材料，同康生進行堅決鬥争至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平反。為王超北整理回憶錄的歐陽柏也難以幸免，被中宣部錯誤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成員，取消了中共候補黨員資格，并取消閱讀文件、内部刊物和聽報告的權利。
對小說《劉志丹》和習仲勳的專案審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還沒有結束。一九六五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将彭德懷、習仲勳兩個專案委員會合并，同時成立西北調查組，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對外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調查核實習仲勳所謂的“反黨活動”，并成立陝西省委和甘肅省委兩個凋查組協助工作。一九六六年六月，西北調查組撤回北京前，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彙報說，習仲勳在西北地區執行了投降主義的路線，對資産階級上層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階級鬥争”，并編造習仲勳在高崗死後并沒有停止活動，要做高的忠臣，與台灣陳建中有聯系等莫須有罪名，甚至提出習仲勳不僅是反黨集團的頭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應該依法懲處的意見。這些極為錯誤的結論和意見，雖然未被中央采納，但卻産生了極壞的影響。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勳受到更嚴重的批判，更多的人受到株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批示重新審查此案。中央組織部對小說《劉志丹》案進行了複查，并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向中央寫出報告，提出：一、李建彤寫小說《劉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約稿，并非康生說的“蓄謀已久”，同習仲勳沒有關系。二、習仲勳隻是在一九六年以後向作者和工一人出版社的同志談了兩次他對小說《劉志丹》樣稿的意見，除此對小說創作沒有過問過，康生說習仲勳是這本書的主謀、”第一作者”是沒有根據的。習仲勳兩次談話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說習仲勳企圖在小說中把陝甘邊寫成“中國革命的正統”和“中心”，作為“篡黨篡國的綱領”，全屬誣陷不實之詞。三、習仲勳在被審查時向黨說明真相，不承認康生強加的罪名，這是實事求是的表現，也是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更不應該以此定案。報告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争曆史的小說”，“把這部小說定做毒草的四點理由是和小說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劉志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勳、劉景範、李建彤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反黨集團’。習仲勳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這個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批轉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習仲勳等人徹底平反。
習仲勳及小說《劉志丹》冤案，發生于黨的中央全會。曾經曆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中共領導人薄一波如是說：“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産生的消極影響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現在：過分強調階級鬥争，把一定範圍内存在的階級鬥争擴大化、絕對化；并把當時黨内關于國内形勢、關于恢複農業生産的辦法、關于幹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見分歧和不同主張，斥之為‘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用階級鬥争的觀點去分析批判。從而，使國内的政治風向發生逆轉，由剛剛進行不久的、對扭轉困難局面極為重要的糾‘左’又成了反右。”
■中央黨校的“特殊黨員”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習仲勳就在北京郊區的寓所“閉門思過”，接受審查。對于康生将毒手伸向自己，羅織種種罪名，他越來越想不通，思想異常矛盾和痛苦，以緻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沒有按中央要求動手寫檢查。習仲勳想得很久很深。他參加革命以來，對黨無限信賴和忠誠，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對理想信念發生過懷疑和動搖，審查自己的決定是中央全會作出的，從組織紀律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但他又難以給自己編造出“反黨”的事實，違心地檢讨，因為這樣做會違背黨性原則和做人的道德準則，也會牽連和傷害更多無辜的人，給黨的事業帶來損失。在激烈的思想鬥争中，習仲勳還是以虔誠之心，“把自己過去的言行，作了一番搜查，哪怕是一滴一點不利于黨的言行，隻要能記得起的，都陸續向黨作了交代”。
一九六三年秋，習仲勳開始寫“檢查報告”。他通過口述，由秘書記錄整理成稿，他修改簽名，報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檢查”中，他較為系統地回憶了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給自己扣上了幾頂空洞的大帽子。他說：“自己在全國勝利以後，是被資産階級糖衣炮彈所打倒的一個人，丢掉了階級鬥争這杆槍。”對于批判他“有抵觸情緒，仍多計較哪些揭發材料是真實的，而哪些是不真實的，以及自己究竟責任有多少的抱怨情緒很大，有些檢讨總覺得是在被迫下做出的，勉強性很大。這種不自覺情緒延續時間很久”。但是，他堅決不承認自己秘密反黨。
不久，中央決定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到中央黨校學習，這時，仍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的彭德懷也以一名特殊學員的身份在中央黨校學習。
習仲勳住進距離中央黨校不遠的一個叫“西公所”的院落，開始了兩年多的特殊學員生活。他離開數十年繁忙而緊張的工作崗位，也離開了家庭，成了門庭冷落的“西公所”的主人。
“西公所”分前後兩院，前院沒有房舍，荒涼空蕩的院子隻有一些小樹和花草。在後院的房屋裡，習仲勳和齊心夫婦住了三間正房；五間偏房，一間作為廚房，四間住着秘書範民新、炊事員王志德和兩名勤務員。習仲勳雖然是中央黨校的學員，但不參加校内的任何學習和活動。按照黨校安排，他每天上午閱讀馬克思、列甯和毛澤東的著作，下午在院子裡養花種菜，從不邁出大門一步，也不與外人來往。中央黨校副校長賈震負責與他聯系，隔上一段時間便到“西公所”看望習仲勳，同他交談學習情況。習仲勳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投身革命數十年，整天不是忙于打仗就是忙于政務，幾乎無暇系統學習馬列著作，提高理論修養。對能夠有大量時間來讀書學習，他期盼已久并非常珍惜。在這裡，他專心讀書、翻閱資料、撰寫筆記，仔細閱讀中央文件和一些書報雜志，認真思考問題。二十年後，他同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談起這段往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上，因為一本書的問題，我就靠邊站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幾乎十六年我沒有工作。但在開始時，中央的文件還都給我看。”
在“西公所”居住期間，胞妹習雁英去看望習仲勳，見面後難過得流下眼淚。習仲勳勸慰說：“受黨的教育這麼多年了，還這麼軟弱，這麼經不起風浪，動不動就流眼淚怎麼能行呢？無論何時都要聽黨的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習雁英回憶當時情形說：“我本來想去勸說他，以減輕他的精神負擔。沒料想卻讓他給我上了一堂政治課，他對黨不但沒有絲毫消極埋怨情緒，仍然教育家人堅定革命信念，做好本職工作。”
一九六四年底，根據一年多來的學習和體會，習仲勳又寫了一份“檢查報告”，主要談在理論學習中的心得收獲，但涉及具體問題時仍說不出相應的事實，隻是簡單地給自己扣上幾頂政治帽子。
一九六五年夏，習仲勳緻信黨中央和毛澤東，除檢讨錯誤外，鄭重提出：“讓我去農村生産隊，參加集體勞動鍛煉，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毛澤東思想式的新的普通勞動者。我長期關在屋子裡，脫離實際生活，是改造不好的。”其實，在他寫信之前，毛澤東已經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考慮了他的工作安排和去向。【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要求到農村去，毛澤東卻另有打算。“毛主席不讓去，說到工廠去鍛煉鍛煉，過兩三年再回來。”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習仲勳談話，宣布了中央讓他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的決定。習仲勳表示服從中央安排，并請安子文向中央轉達自己的三點意見，一、堅定地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一個共産黨員的标準要求自己；二、不做有損于黨和人民的事情；三、不會自絕于人民。二十年後訪問朝鮮時，在平壤錦繡山議事堂，習仲勳向金日成饒有興趣地談到當時去洛陽的情況：“我去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這個廠規模比較大，它在全國礦山機械廠中屬第一，在全國重型機械廠屬第二。洛陽既是古都，又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這次金主席沒有去看看吧！”由此看出，他對洛陽有着美好印象和深厚感情，對去洛陽礦山機器廠是樂意的，并抱有某種希望與期待。
■挂職洛陽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習仲勳和他的秘書範民新及公務員乘火車由北京到洛陽赴任。幾乎同時，彭德懷、黃克誠也分别抵達成都和太原。彭德懷出任西南大三線副總指揮，黃克誠擔任山西省副省長。
洛陽地處河南省西部，西屏秦嶺，北依邙山，橫跨黃河中遊南北兩岸，有着五千年悠久曆史，以“九朝古都”著稱。這裡有龍門石窟、白馬寺、邙山古墓群等豐富的曆史文化遺迹，山水景觀、自然風光絢麗旖旎，曆史上商賈雲集。新中國成立後，洛陽被确定為國家重點建設城市。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一百五十六個重點工程這裡就有七項，洛陽礦山機器廠是其中之一。
洛陽礦山機器廠坐落在洛陽市西郊澗西工業區。一九五三年開始籌建，經國家計劃委員會通過并報毛澤東同意，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動工興建。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台二點五米雙筒卷揚機試制成功，同年十一月工廠建成投産，年生産礦山機器産品二點一六萬噸。習仲勳擔任副廠長時，該廠生産和建設規模已有很大發展。
習仲勳到達洛陽礦山機器廠後，心情還是愉快的。但他沒有心思參觀名勝古迹，欣賞古城風貌，而是深入車間，和工人同勞動、同學習，拜工人為師，恭恭敬敬地甘當小學生，學習他們的優良品質和作風。這時，他想得最多的還是接受嚴格的鍛煉和改造，不辜負黨和人民對自己的期望。
習仲勳生在農村，對農村生活比較熟悉，對工廠的情況相對比較陌生。這一改變，對他産生了很大影響。
對習仲勳的生活和工作安排，洛陽礦山機器廠非常慎重。在此之前的十月，廠裡接到國務院一機部關于習仲勳來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的通知後，廠黨委副書記、副廠長劉健先專程到北京請示對習仲勳的待遇、生活、安全和工作問題。一機部副部長楊殿魁傳達周恩來指示說，習仲勳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屬挂職鍛煉，中央仍對他寄予希望。并叮咛說，習仲勳帶秘書去，住房要寬敞一些，屋内要擺上沙發。當劉健先請示怎樣迎接習仲勳時，一機部答複說，習仲勳乘火車到洛陽，洛陽礦山機器廠由一名副廠級領導到車站迎接，書記、廠長不去車站。三十多年後，劉健先和當時的副書記趙祥慶回憶起這一細節時說：“上面這樣要求，也許是要體現出習仲勳是犯有‘錯誤’吧！”
習仲勳住在廠生活區二街坊四号樓二層西戶一個三室一廳的單元房裡。這是建廠初期專門為蘇聯專家修建的，鋪着木質地闆，在當時已是最好的房子。對門住的是剛任代廠長的劉健先。廠裡有個回民食堂，就餐人員較少，加了一張桌子供習仲勳和秘書用餐。廠接待科的吳琪敬具體負責和秘書聯系，幫助料理其生活。起初的日常服務是由從北京來的公務員承擔，後來習仲勳考慮到自己是下放鍛煉來的，就主動提出不再配公務員了。
習仲勳一到工廠，廠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趙祥慶就帶他到廠部和車間熟悉情況，介紹生産和職工狀況。趙祥慶征求習仲勳對工作的安排意見：“你才來，是不是先休息一段，以後可分管設備和安全技術工作，至于參加勞動，每星期可以到車間勞動一天就行了。”習仲勳說：我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一大二空，脫離實際，脫離群衆。來這裡主要是勞動鍛煉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擔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證每天至少有半天時間在車間參加勞動。廠裡為他安排了一間辦公室，他謝絕了，對廠領導說，我的崗位就在車間。“直至一九六六年十月，實在被黨委催得無法推脫時，才接受了分管安全技術科和動力生産科的工作，但是仍堅持每天到車間勞動半天。”
廠領導見習仲勳言詞真切，态度誠懇，便尊重他的意見，安排他到第二金工車間的電二班參加勞動。這個車間有車、銑、刨、磨、鑽、鉗、電等多個工種，是一個技術力量較強的生産單位。
習仲勳到車間上班的第一天，車間黨支部書記修永章帶他到電工組和工人見面。習仲勳笑着對大家說：“我到車間參加勞動，要向各位工人同志學習，拜大家為師，希望多多幫助，不要有什麼顧慮。”當車間送給他勞動服時，他說：“服裝我就不要了，我穿自己的舊衣服就行了。”車間指定電工班小組長趙發勞和宋福堂師傅帶他學習技術，習仲勳誠懇地說：我以前下基層的時間不多，特别是到工廠的機會更少，這次能下放到洛礦這樣的現代化大型骨幹企業來，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但古人說過“學而不厭”，我有決心向各位工人師傅求教，虛心學習工業知識，學習勞動技術，通過自己的雙手為國家為社會創造物質财富。
習仲勳每天總是提前來到車間，按照班組長分派的活路，在工人師傅的指導下，邊學習，邊實踐。他從未把自己當做國家領導人，完全像一位小學生一樣渴求知識，神情專注，态度誠懇。有時下班時間過了，他還在專心琢磨技術，放不下手中的活兒。習仲勳“除了參加黨委和廠部的一些必要的會議外，沒有曠過一天工”。經過一段時間，習仲勳逐步掌握了一些電鉗工技術，并能獨立地組裝部分産品。開始時，趙發勞覺得習仲勳年已五十開外，過去又不常參加體力勞動，就有意給他安排些較為輕松和幹淨的活兒。習仲勳嚴肅地說：“趙師傅，你不要這樣照顧我，我來這兒就是為了向工人學習，就是來幹活，你要像對待其他同志一樣對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識照顧我，我可就學不到什麼東西了。”習仲勳的肺腑之言，使在場的工人深受感動。從此，他們把習仲勳當成一位工友，當成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有話願意給他說，有事都向他讨教。
每天下午，是習仲勳讀書看報的時間。盡管處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他卻依然關心着國内外大事，不斷學習新知識，開拓科學和文化視野。一旦閑下來的時候，他就到工人家裡或職工宿舍串門拉家常。他關心工人的家庭生活，經常幫助有困難的工人解決問題。一次，他問趙發勞：“家裡生活咋樣？住在哪裡？”趙發勞回答說：“家裡四口人，住在附近谷水租賃的民房中，生活不十分寬裕。”他關切地說：“今晚去你家看看！”
晚上，習仲勳來到趙發勞家，看到一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裡，生活艱辛，他心情沉重。當得知還要支付不少房租時，他便拿出一百塊錢塞到趙發勞手裡，并寬慰他克服困難，這一舉動使趙發勞一家頓生感激，心裡暖烘烘的。習仲勳走後，趙發勞愛人問道：“這人是誰呀？說話做事這樣在理。”當得知他就是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時，她激動得熱淚盈眶。
還有一次，習仲勳在廠保衛科同幹部聊天，當得知保衛科幹部杜道傑家住在洛陽北郊農村的井溝村時，便對杜道傑說：“我到工廠已有一段時間了，工廠的情況、工人的生活知道了一些，但是農村和農民的情況怎麼樣？我很想到農村去，你能領我到你們家看看，再到附近村莊轉轉嗎？”習仲勳要去農村的心情很急切，不等杜道傑回答，就在一頁紙上給秘書範民新留言：“範，我同道傑到他家去了。”寫完拉着杜道傑便走。
習仲勳與杜道傑乘公共汽車來到洛陽北郊，徒步登上邙山，走進井溝村。一進杜家門，就受到杜道傑父親的熱情歡迎，他用剛出鍋的嫩玉米棒子招待客人。習仲勳吃得很香，說：“很長時間沒有吃到這樣的好東西了。”他仔細詢問了杜家人口、勞力、收入和口糧等情況，又出門到地裡看莊稼，在村飼養室了解牲口的喂養情況。村裡的群衆聽說來了一個領導，紛紛出來看習仲勳并把他圍了起來。習仲勳态度和藹，一個一個地詢問他們的姓名、家裡的人口和生活情況，詢問生産隊的耕地、水利、農機具設施和收人分配等情況。聽着不同的鄉音，他時而點頭微笑，時而皺眉沉思。這位出身農家的國家領導人，在身處群衆之中的時候，完全忘記了自己所處的逆境，心裡隻裝着人民群衆的疾苦。在以後的許多年中，他不止一次地說過：“群衆生活有困難哪！”
這裡的群衆談起那段往事，都激動地說，那時習仲勳雖然是“戴罪”之身，但仍心系萬家疾苦。杜道傑回憶說，習仲勳在洛陽礦山機器廠一年間，結交了不少工人朋友，還時不時地拿出自己的薪金接濟一些生活困難的同志，我家就是其中之一。他見我家人口多，生活有困難，經常十元、二十元給我們錢。他怕我不好意思要，還說，這是我借給你的，你啥時候有了再還我也不遲。工人們将他視為良師益友，經常給他送些紅棗、核桃、柿子等讓他嘗鮮。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天，廠裡召開黨委擴大會，習仲勳根據掌握的情況在會上發言說，住在谷水南村的工人，沒有生活福利，沒有補助，這是個大問題。孩子上學看病都和住在廠裡宿舍區的工人不一樣，住房很小也很黑，有的長時間還吃高價糧，這樣怎麼行？他還說，突出政治都要落腳到生産上，領導革命化，質量革命化，最後都要落腳到生産上，不這樣做便是空架子。他關心工人生活，要求正确處理革命和生産的關系，這本來是反映真實情況，提出正确的意見，但之後卻被當成煽動工人鬧物質待遇、挑撥黨群關系和反對突出政治而受到責難和批判。
習仲勳“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勞動在一起，向工人同志學了很多東西”。同時，他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和影響着身邊的群衆，特别是青年人。無論是在車間勞動，還是在工餘時間聊天，他從不談個人所受的委屈，也很少涉及自己的曆史。但是黨的光榮傳統，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和先烈艱苦創業、英勇奮鬥的不朽業績，卻是他向工人們經常講述的話題。他常說，共産黨領導人民打江山不易呀！有多少人為之流血犧牲。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信黨的領導，要用自己的雙手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習仲勳時常穿一身半舊的中山裝，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也有多少油。剛開始到工廠時，他的衣服由公務員洗，公務員走後，秘書要幫助他洗衣服，他堅決不讓，執意自己動手。在食堂用餐，炊事員做什麼，他吃什麼，從不提出特殊要求，端上來的飯菜，不論好壞都要吃個幹幹淨淨，連桌子上掉的米粒菜屑，也要揀起來吃掉。他常對周圍的人說，糧食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換來的，浪費了多可惜呀！
在洛陽礦山機器廠期間，習仲勳除了堅持讀書學習外，還保持着兩個良好的生活習慣，一是洗澡，一是散步。他和工人一起都在大澡堂裡洗澡，一邊洗一邊拉家常，這樣可以更多地聽到群衆的意見。晚飯後，他經常到離廠不遠的南村蘋果園散步，和農民聊天，這也是他接觸實際，聯系群衆的一條渠道。
他相信自己的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潑灑在他身上的污水最終也會除去！因而他堅持每天散步，鍛煉身體，随時準備承擔黨和人民賦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