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出任中宣部部長和國務院秘書長
在習仲勳的主持領導下，西北地區的各項工作步入正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正在醞釀之際，習仲勳奉調中央工作。從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到一九六二年被錯誤審查，他在北京工作十年時間，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在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期間，實現了宣傳思想工作的第一次曆史性轉變。之後，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習仲勳參與了國家大政方針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制訂了一系列規範國家機關活動的規章制度，為加強國家機關建設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受到周恩來的高度贊揚，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
■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和恢複經濟的任務以後，為了适應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調各大區主要領導人到中央工作。鄧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調回北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崗，由中共中央東北局調回北京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由中共中央華東局調回北京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子恢從中共中央中南局調回北京擔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習仲勳從中共中央西北局調回北京，接替陸定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這就是當時盛傳一時的“五馬進京”。習仲勳時年三十九歲，是五人中最年輕的，比年齡最長的鄧子恢小十七歲，比年齡較輕的高崗也小八歲。
黨中央任命習仲勳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時，原部長陸定一改任副部長。據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的林默涵回憶：有一次，他同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在中南海劃船，看見毛澤東一家人坐在岸上。胡喬木便将船劃了過去，向毛澤東問候。這時候，毛澤東對胡喬木說，中宣部的班子要動一動，現在派一個人來接替中宣部部長。是誰呢？就是習仲勳同志。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這個工作。因此調他來做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同志改任副部長。毛澤東的這個安排，體現了他對習仲勳的高度信任。【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時接任陸定一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職務，并兼任黨組書記，又是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政務院黨組幹事會二十四個幹事之一。一年後，習仲勳任政務院秘書長。
對于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習仲勳是有思想顧慮的。他深知陸定一在大革命時期就曾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又曆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宣傳部部長，黨的七大以前就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是黨的老宣傳了。他非常尊重陸定一，讓這位老部長改任副部長，當自己的助手，總覺得不那麼妥當。另外，他感到自己隻有中等師範文化程度，又沒有做宣傳工作的經曆，擔心難以勝任。習仲勳向毛澤東表達了自己的不安。他說，自己的工作重點還是放在文教委員會方面，中宣部的工作仍然以陸定一為主來做。毛澤東則給他講了一個耍蛇人的故事。毛澤東說，蛇看起來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裡就非常馴服。這是因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動規律。你沒有做過宣傳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傳工作的規律，不就可以當了嘛！而且還能夠做得好。
一九五一年九月，毛澤東初步提出了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和大緻設想，進而不斷完善，到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出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錯誤。”為了适應學習和宣傳的需要，習仲勳領導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宣傳提綱得到中央的肯定，毛澤東兩次親自修改和補充後下發全國貫徹執行，由此開始了對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這期間中宣部還加強了對報紙的改進和農村的宣傳工作，加強了對文化藝術的領導，推動了科學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日，習仲勳應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周揚之邀，到正在舉行的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作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習仲勳從國際國内形勢談起，最後落腳到文藝創作問題上。
習仲勳首先強調了提高作家和領導者政治責任心的問題，并用西北地區作家的情況加以說明。他說，不少作家進城後寫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評就洩氣，這和有些領導人批評不當也有關系，比如怎樣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衆中去，怎樣通過縣區基層幹部聯系群衆，怎樣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幫助作家解決思想問題，乃至具體幫助怎樣寫作的問題。他舉例說明陝西作家柳青在創作小說《創業史》和《銅牆鐵壁》過程中，黨是怎樣給予無微不至關心和幫助的。他指出，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辦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而是寫作技巧上的問題，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不能随便加以“槍斃”。我們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個标準。任何一個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氣呵成，總要給以耐心幫助，反複修改，而不是亂找茬子，誇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适從。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廠加工訂貨那樣，限期交貨，總要給予充分的時間。
習仲勳在談到文藝批評時說，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善于運用批評武器，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皿淋頭，結果弄得不歡而散。并不是作家難以領導，而是批評者要懂得批評的方法和目的。批評尖銳也要實事求是，不是越尖銳越好。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怎能讓人心悅誠服？批評家要像園丁培植果樹那樣，細心耐心，認真負責，把批評的動機和效果求得一緻，才能達到批評的目的。我們要用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态度，反對那種誇大缺點、亂找茬子的文藝批評家。要從作家的具體水平出發，給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導作家前進。不僅批評作品中的缺點，更要鼓勵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點，但不是潑冷水，而是要鼓動作家旺盛的士氣，激發作家創作的熱情。隻要我們領導方法對頭，我們新中國的文藝戰線一定能夠創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來。
這是習仲勳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文教委領導職務後第一次在中央機關公衆場合發表的講話。習仲勳這次講話在與會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對當時正确執行黨的文藝方針，繁榮文化事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對以後黨領導文藝工作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一九五四年五月，為了進一步整頓和改進黨在人民群衆中的宣傳教育工作，加強黨對宣傳教育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黨在農村和城市中的各級宣傳機構、宣傳網，開展經常性的社會主義思想宣傳活動，經中宣部的精心組織和籌備，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五月七日習仲勳作《黨的宣傳工作為貫徹黨的總路線和四中全會決議而鬥争》的報告，全面總結了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宣傳會議以來宣傳工作取得的成績。他說：我們通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其他各項民主的社會改革運動，向人民群衆進行了廣泛的深刻的政治教育，普遍提高了人民群衆的覺悟程度；我們努力開展了黨員幹部的教育工作，通過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産黨史、毛澤東選集等，大大提高了黨員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并開始建立了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理論的制度；逐步加強了對國家文化教育部門工作的監督和管理，在指導和推動各項文化教育事業的恢複、改革和發展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成為黨對文化教育工作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一個有力助手；從中央到縣，各級宣傳部門陸續配備了幹部，進行了組織建設，并創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經驗。可以說，這幾年來，我們黨在思想路線上進行了如此規模廣大而内容豐富的鬥争，是我們黨的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強調說：一九五三年是我國進人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為黨的宣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一九五四年二月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指出了黨的統一和團結的重大意義。黨的宣傳工作在目前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實現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四中全會的決議而鬥争。黨的宣傳工作必須為貫徹黨的總路線而鬥争，黨關于總路線的宣傳首先要使全黨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統一起來，使全體黨員對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發點。他說，要加強黨對宣傳工作的管理，加強黨對思想工作的領導，提高黨員馬克思列甯主義教育的水平，加強黨對文化教育工作的領導，加強黨對人民群衆政治鼓動工作的管理，大力培養宣傳工作幹部，改善黨的宣傳部門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習仲勳作大會總結。他說，我們這次會議開得很好，确實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我們根據四中全會的精神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充分發揚了民主。會議的主要收獲是：第一，解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第二，對我們宣傳工作的思想作風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檢查和整頓；第三，依靠集體經驗和智慧，充實和修改了兩個決議草案和總報告。他還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會議還有很大缺點，就是準備工作做得很不充分；有意識地總結一些下層工作的經驗，也做得不夠。
這次會議總結了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三年來的經驗，确定了“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教育全黨和人民群衆，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完成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争”的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讨論通過了《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關于加強黨在農村中的宣傳工作的指示》。
習仲勳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期間，中國共産黨的宣傳思想教育工作順利實現了第一次重大轉變，即由過去着重于新民主主義綱領和方針政策的宣傳，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進行思想教育工作，轉向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來宣傳教育全國人民，統一了思想，為實現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
■在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領導崗位上
當時，在全國經濟恢複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從一九五三年起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即将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階段。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是相輔而行的兩個輪子，文化教育工作提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日程上。為此，中央決定加強文化教育委員會的領導力量，習仲勳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協助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領導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教育部（部長馬叙倫）、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的工作。這對于不熟悉宣傳文教工作的習仲勳來說，擔子無疑是很重的。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和鼓勵下，他毅然擔當起了這個重任。
習仲勳剛剛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時，正值國家教育部為适應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而拟定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他參與了這項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學教育與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緊密結合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一九五二年下半年開始，按照“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全國各地高校分期分批進行院系調整和專業設置的工作。調整的原則：一是對許多大學的文、理、法學院或系合并，調整和加強綜合性大學；二是将各大學的工學院和工科各系實行合并，組建多科性工學院，或獨立出來專門成立工學院，基本形成機械、電機、土木、化工等主要專業比較齊全的學科體系。習仲勳參與領導了這項工作，還具體指導了一些大學的調整工作。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黨組書記胡錫奎就調整問題緻信政務院文教委，習仲勳十分重視，請示周恩來後于十一月十六日複信胡錫奎：關于人民大學辦學方針問題，經請示周總理，提出以下意見，即以現有财經、政法系科為基礎，再求鞏固和發展，暫不辦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部分，本此制訂一九五三年的工作計劃；以後，财經學院可考慮并人人民大學；至于是否與北京大學合并，需等兩三年後看情況再定。中國人民大學按照習仲勳複信的意見，對院系和專業設置作了調整，成為一所以馬列主義師資和财經、政法幹部為招生對象的綜合性大學，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
習仲勳主持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工作後，面對文化教育整體落後、觀念陳舊、不适應大規模經濟建設需要，甚至與經濟建設脫節的狀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基本理順思路後，他建議中央召開一次全國大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這個建議得到周恩來、鄧小平的支持，并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這個會議。
一月十三日，習仲勳在會議上作了關于一九五三年文教工工作的方針和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全部文教工作必須與經濟建設密切結合，并很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總的方針是：“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新一年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整頓和辦好高等教育與中等專業新育，适應培養經濟建設人才的需要；繼續開展群衆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研究改進公費醫療衛生工作中的缺點，加強城市、工廠、交通線、農林種植場的醫療衛生機構工作隊；調整和加強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工作者隊伍，密切科學研究工作與經濟建設的聯系，發展有關國家工業農業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勘測研究工作；提高勞動人民、特别是工礦區人民的文化藝術生活和文化水平；大力整頓和充實文教基層組織，控制數量，提高質量，克服混亂和不鞏固現象；加強對外宣傳及聯絡工作；繼續進行文教工作人員的改造運動；加強文教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領導，切實改進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這次會議，貫徹了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針，明确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導思想，安排部署了一九五三年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務，使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緊接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在中央一級文教機關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的鬥争。通過自上而下的檢查，機關工作确實存在不少問題。如文教委發出的有些決議和指示脫離實際、脫離群衆，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要求過急過高，貪多圖快，好大喜功。以掃盲工作為例，要求幾年内完成全國掃盲任務，這個意圖一傳達下去，使不少地方計劃指标定得很高，在教學方法上把部隊的一套搬進工廠，搬到農村，固定四十人編一班，教學安排上以二百五十至三百個學時為限，突擊完成任務，由此出現了假編班、假畢業的問題，有人為此患了神經病，甚至自殺。高等學校教學改革方面要求過急，有的學校試圖以四年時間學完蘇聯五年制的課程，每周教學時間多達七十至九十小時，翻譯力量跟不上，教授體力支持不了，學生也消化不了，師生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急于把小學全部包攬下來，脫離實際地推行“五年一貫制”。戲劇改革工作中也發生了許多簡單急躁和違法亂紀現象。
習仲勳認為，存在這些問題，都是由于領導機關不重視了解全面的真實情況，不是嚴格地從客觀實際出發，而往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不僅布置多，檢查少，而且很多事情隻有布置，沒有檢查，隻交任務不教辦法，隻問完成多少數目，不問這些數目是如何完成的。這樣形成一種不好的風氣，許多方面貪多、圖快，到處鋪攤子，好大喜功，不講究實際工作的效果。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迫使下面發生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甚至把許多好事辦成壞事。針對這些情況，習仲勳指出，整頓文教攤子，必須先有妥善的解決辦法，然後再辦，以免發生新的偏差。要調整組織機構和人員，如文教委員會下設的幾個委員會，長期沒有工作，黨外人士意見很多，應加以整頓。要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改進落後的工作方法，減少會議，抽出更多的時間和人力，幫助下面工作和鑽研更大的問題。文教機關黨外人士特别多，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在習仲勳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中央文化教育系統反對官僚主義的鬥争順利、穩妥地進行，也保證了文化教育各項任務的落實。
三月二日，習仲勳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彙報了文化教育系統反官僚主義的進展情況，提出五點意見：
第一，要把反官僚主義與當前各項實際工作相結合。不采取“暴風驟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除對個别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必須嚴肅處理外，對一般的官僚主義作風，都采取檢查工作、教育提高的辦法。方法應是自上而下，先從領導上檢查起，再自下而上開展群衆性的批評。時間要抓緊，但不作硬性規定，也不需天天開會，每周開一兩次會議即可。争取三月二十日前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内把檢查官僚主義告一段落，然後抽出力量分批到下面檢查和幫助工作。
第二，要正确認識官僚主義的實際，加以分析，對具體事、具體人，抓住關鍵問題，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避免轟轟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亂戴帽子、亂找岔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這樣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重點放在黨内。黨員幹部應多做檢讨，不要将做錯事的責任推在别人身上。黨外人士聽其自願。隻學習文件，不作當衆檢讨，特别不去組織他們進行檢讨。對他們不能要求過高，隻要他們能夠參加學習就好了。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人要求進行自我檢讨，亦應表示歡迎，并幫助其提高認識。
第四，一面反對官僚主義，一面提倡和推行鑽研實際、聯系群衆的工作作風。并注意實行合理分工，樹立領導核心，建立必要的和考慮成熟的工作制度等。我們的一切工作如果缺乏正确的領導方法和科學的工作制度，是決然做不好的。
第五，目前在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内應是集中力量反對官僚主義。不能在反官僚主義的同時，提出很多口号，提出很多要解決的問題，這是辦不到的。如衛生部反對官僚主義走在前面，有些經驗也是好的，但他們要把反對自由主義與檢查醫療事故和反官僚主義平列提出，則是不妥當的。
三日，中共中央将習仲勳的報告批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黨組在反對官僚主義鬥争中參考。
經過半年多的工作，習仲勳對文化教育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深感很多工作僅靠文化教育委員會本身是難以解決的，需要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為此，他于五月十三日緻信毛澤東，請求中央召開文教工作讨論會，并送給毛澤東和中央幾位領導六份文件：一、《一九五三年全國文教工作計劃》；二、《關于高等教育的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三、《中央教育部黨組關于檢讨官僚主義和對今後普通教育方針的報告》；四、《關于整頓小學教育的決議（草案）》；五、《關于中、小學教育中幾個問題的資料》；六、《關于掃除文盲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習仲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此次送去的文件雖多了些，但為了集中地反映情況，使中央能夠了解文教工作的全貌，似又不可減少。其中（二）、（三）、（四）、（六）是主要文件，可詳審，其餘僅供參考。我覺得這些文件還好看，不大費力，隻需占中央一次會議時間就夠了；其中很多方針問題，都已寫在文件上，如經中央審核同意，隻辦一下批準手續就行了。”
毛澤東非常重視習仲勳的信，審閱了送來的報告和文件并批發全國各地和中央部門參閱執行。
在做好文教委員會工作的同時，習仲勳開始參與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領導下的經濟工作。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兩次參加周恩來召集的有朱德、曾山、賈拓夫和有關部長、國家計委委員與各局局長出席的會議，讨論蘇聯國家計委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方案所提的意見，同意将五年計劃中工業生産增長速度定為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年度計劃則根據實際可能情況再定為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保證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六月九日，他參加周恩來召集的有高崗、饒漱石、彭真、薄二波、李維漢、曾山、賈拓夫、齊燕銘等出席的會議，研究召開全國财經會議有關事宜。之後，習仲勳成為全國财經會議領導小組的成員，小組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彭真、李維漢、曾山、賈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書記組成。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由陳雲（主持）、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陳伯達、賈拓夫組成的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八人小組，并開始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習仲勳付出了辛勤勞動。
■在周恩來總理身邊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決定，任命習仲勳接替李維漢為政務院秘書長。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政務院改名為國務院，根據周恩來的提名通過國務院組成人選，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等為副總理，習仲勳為國務院秘書長。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習仲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繼續兼任國務院秘書長。在此期間，他與同恩來朝夕相處，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周恩來十分信任習仲勳，支持他放手工作，多次對他說：“我們是好朋友。”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剛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即參加了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總理和副總理分工問題。十月十五日，習仲勳出席了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研究提出在原政務院機構的基礎上建立國務院，設立政法、文教、重工業、輕工業、财金貿、通、農林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八個辦公室，由羅瑞卿林楓、薄一波、賈拓夫、李先念、王首道、鄧子恢、李維漢分任辦公室主任，協助總理領導有關部門工作。三十一日，周恩來主持第二次國務院全體會議，宣布成立八個辦公室，也等于八個“口子”，并決定不屬于這些“口子”的部門由總理、副總理、秘書長分工領導，習仲勳分管總理和副總理分工以外的其餘十二個國務院直屬機構。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還提出，為加強國務院的集中領導，大事要集中到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有些事情集中到他和陳雲、陳毅、習仲勳處。之後，周恩來要去廣東工作二十天時間，臨行前的十一月一日，他向陳毅、習仲勳當面交待了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習仲勳參加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彙報會議，會議決定習仲勳擔任以賀龍為主任的編制工資委會（原名編制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周恩來要求編制工資委員會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驟地将政府系統中應該退休和轉到企業、投考學校的各種人員，分别妥善處理完畢，初步做到在政府中定員定額。習仲勳與賀龍一起，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細緻的工作，明确和落實了政府系統的定員定額，在廢除工資分制的同時實行了薪金制，妥善解決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其他的員補貼和工作安置問題。【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五月十日，習仲勳參加周恩來召集的國務院彙報會議，商議周恩來、陳雲、陳毅和習仲勳在國務院的分工問題，決定不歸各辦管轄的國務院各直屬機構及其他例行工作，由習仲勳負責處理。周恩來要求：“各主管的同志能夠解決的，就可以直接批辦，不必傳閱；不能解決的再由周（恩來）、陳（雲）、陳（毅）、習（仲勳）共同處理和請示中央解決。凡帶有綜合性的事情，則由習（仲勳）根據分工範圍分别批送各分管同志解決。”這就使習仲勳在整個國務院工作運轉中處于中樞地位。習仲勳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在以後工作中敢于負責，竭盡心力，受到各方面的好評，被大家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
在擔任政務院秘書長和國務院秘書長初期，習仲勳同周恩來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周恩來日理萬機，常常忙到深夜，睡眠時間很少，第二天還要很早起來投入工作。作為秘書長的習仲勳，具體事務很多，一會兒開會，一會兒來人請示彙報工作，人員來往比較多。習仲勳毅然從西花廳搬到與之一牆之隔的工序廳北院，和幾位副秘書長擠在一起辦公。他甯願自己辦公條件差一點，多跑些路，也不想因為自己的工作而影響到周恩來的工作和休息。
習仲勳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小到會議活動安排，重要出訪代表團成員名單審定，大到國務院部門體制的設置，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重要的外事活動等等，幾乎凡是國務院的活動，都有習仲勳的身影。僅從《周恩來年譜》中撷取的零星資料就能看出習仲勳在國務院工作的情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批示将《每日彙報表》中記載的本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負責人談知識分子問題後，要求各地提供關于知識分子五個方面材料的記錄，打印出來送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五、鄧小平、陳毅、習仲勳、胡喬木審閱；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習仲勳參加周恩來召集的有李富春、李先念、鄧子恢、薄一波、羅瑞卿等出席的會議，商談國務院新增部委的有關問題；五月十五日，周恩來主持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國務院第二十八次全體會議，就召開國務院體制會議作出安排，這次會議決定成立财政、計劃、工業、事業、基本建設、政法、綜合七個研究體制問題小組，周恩來要求七個小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問題，可分别請示李先念、李富春、賈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羅瑞卿、習仲勳解決；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習仲勳參加周恩來召集的有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錢俊瑞等出席的會議，着重研究讨論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計劃；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習仲勳、彭德懷陪同周恩來到鄭州市郊區燕莊關虎屯農業社察看小麥長勢，了解生産和社員的生活情況；十一月十八日，周恩來将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家檔案局就黨政檔案的統一管理的報告批給楊尚昆、習仲勳處理，等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習仲勳在談起這段工作時，還深情地回憶說：“新中國成立初期，五十年代初期，那時我接任政務院秘書長李維漢同志的職務，接着又做國務院的秘書長，總理把好多事情交給我做。”
習仲勳在過去多年地方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又善于學習，熟悉工作情況，周恩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事先聽取他的意見。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約請習仲勳、齊燕銘談國務院機關的整風問題；十一月二十六日，約請安子文、習仲勳研究幹部下放問題；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向習仲勳、馬文瑞了解北京市郊區的規劃問題；十二月十八日聽取陳毅、習仲勳、陳正人關于國務院組織機構問題的意見；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與薄一波、習仲勳、程子華、韓哲一姚依林等談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八月三十一日，與賀龍、習仲勳、阿沛阿旺晉美談西藏評叛和内部的民主改革問題；十月十三日，約習仲勳、萬裡、劉瀾波等談潮白河引水工程問題；十二月九日，約請習仲勳、楊秀峰、張際春等談文教問題，等等。
由于習仲勳對民族、宗教工作有比較豐富的經驗，周恩來在處理西藏問題時，都要征求習仲勳的意見。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周恩來委托李維漢、習仲勳同十世班禅交換意見，共同研究制定了《加強自治區籌委會工作，改進合作共事關系（草案）》、《關于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幾項規定（草案）》、《繼續貫徹執行處理反、叛分子規定的意見（草案）》、《培養和教育幹部的具體辦法（草案）》等四個文件，為解決西藏平叛後有關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期間，習仲勳同班禅這位已相識十餘年的朋友進行了誠摯的談話，幫他分析西藏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習仲勳指出：從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中央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确的，發生的缺點、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經過評叛改革工作，我們對西藏工作已經初步地打下了一個基礎，就是說，兩個月來制定的四個文件，工作做得好，并對李維漢、習仲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習仲勳在工作中常常有話直說，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從不唯唯諾諾。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國家計劃在首都建設十大建築，籌建部門曾經計劃建造國務院辦公大樓。周恩來看到設計圖紙，征求習仲勳的意見，習仲勳說：“人民大會堂是人民代表開會讨論國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築，中南海這個地方，過去袁世凱、段祺瑞他們都辦過公，我們拾掇一下就可以辦公了，不一定要蓋國務院辦公大樓。”周恩來說：“你的意見很好，和我想法一樣，國務院不需要蓋辦公大樓。在我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期間，絕對不蓋政府辦公大樓！”①周恩來當機立斷把同務院辦公大樓這項建築計劃砍掉了。
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習仲勳還親自處理了一件重要工作，那就是防治血吸蟲病。那是在一九五三年，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在一次大病後到江南休養。在休養期間，他了解到一些農村血吸蟲病比較普遍，嚴重危害着群衆的健康，影響生産和人民的生活。他回到北京後，就給毛澤東寫信，并附送了材料。毛澤東當即把這件事批示交給習仲勳處理，并函複沈鈞儒說：“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勳同志負責處理。”習仲勳立即組織有關方面人員研究處理這一問題。“經過幾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一九五八年，毛主席為此還專門寫了一首《送瘟神》的詩。”
■建立健全國務院機關規章制度
政務院建立後，為了适應工作的需要，已經陸續形成了一些規章制度。但是随着形勢的發展和機構設置的變化，對機關的運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習仲勳擔任政務院秘書長、特别是國務院秘書長後，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和國務院機關工作的實際，制定了一系列規範國家機關活動的規章制度，确保了機關的有效運轉。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習仲勳主持召開國務院秘書長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關辦公制度，确定每周五召開秘書長辦公會議；設立機要辦公室，負責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秘書長電報文件收發、分辦、傳閱立卷及打印事宜。從第一次秘書長會議開始到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習仲勳先後主持召開三十五次秘書長會議，對國務院秘書廳、機關事務管理局、外國專家局、法制局、檔案局、廣播局、人事局、宗教事務局、計量局、測繪局、參事室、文史館、機要交通局、對外文化聯絡局、文字改革委員會辦公室、編制工資委員會辦公室、出國工人管理局等十多個單位的職能範圍、機構編制、幹部配備、工作計劃、檢查與總結等，做出了切實可行的規定，建立健全了各項制度，從而使國務院機關日常工作得以嚴謹高效、緊張有序地運轉。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例，這一時期相繼頒發的《高級幹部和高級民主人士的供給和生活照顧問題的通知》、《關于節省中央級國家機關、黨派、團體行政經費的幾項規定》、《中央行政機關固定資産管理試行辦法》《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組織簡則》、《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暫行辦法》、《國務院直屬機構基本建設工程設計和預算文件審核批準試行辦法》、《關于中央國家機關汽車配備辦法》、《中央國家機關行政經費的開支暫行标準》、《接待外賓須知》等各項規定和制度，都是在習仲勳主持下經過秘書長會議認真讨論修改後通過的，不少是習仲勳親自修改、反複斟酌定稿的。時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的高登榜回憶說，在習仲勳的領導和主持下，“國管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礎建設，設機構、定編制，加強組織建設，并且頒發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使管理局工作逐步走向科學化、程序化、制度化”，“習仲勳工作細緻嚴謹”，“對于國管局編寫的每份簡報，閱讀得十分仔細，提出許多具體意見。他時常鼓勵我們放手工作，敢于開拓、敢于創新，對一些不夠成熟的設想和方案，他也不急于求成，而是提出讓辦法和措施在實踐中檢驗一下，看能不能行得通，再全面推廣”。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第十三次秘書長會議上，通過了秘書廳“關于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與總理辦公室、秘書廳有關工作聯系事項的規定”，協調了三個辦公機構之間的密切關系。在這次會議上，經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以習仲勳、齊燕銘為正副書記的國務院機關黨組，黨組成員還包括常黎夫、張策、龔子榮、陶希晉、曾一凡、楊放之、劉墉如、李琦等。習仲勳要求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廳必須适應國家行政機關工作的發展，逐步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能，采取定期電話聯系，健全報告制度，主動聯系來京的正副省、市長，加強接待工作，為來京人員提供方便等措施，加強和省、市、自治區政府的聯系，為基層服務，克服官僚主義。
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習仲勳還十分關心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括。三年困難時期，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為機關食堂建立了生産基地，讓幹部職工自己動手，種地、養豬、磨豆腐，機關幹部職工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受到大家的稱贊。這個辦法也迅速堆廣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機關，對幫助機關渡過三年經濟困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