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堅持真理報實情
為了适應中國人民求強求富的強烈願望，中共中央、毛澤東醞釀并制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并在這個過程中相繼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運動的發展中，出現了“左”的“冒進”錯誤，以緻國民經濟失衡，加上自然災害嚴重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局面。習仲勳心系人民群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敢于堅持真理，向黨中央多次反映基層的真實情況，為中央糾“左”和制訂克服困難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據。
■西北考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同時，提出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标，要求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由此，“大躍進”運動開始并很快進入高潮。由于指導思想嚴重脫離實際，導緻全國高指标、瞎指揮、虛報風、浮誇風、共産風盛行，各地紛紛提出工業“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不切實際的目标，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産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标。在農業上，提出“以糧為綱”，不斷宣傳“高産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糧食産量層層拔高；在工業上，确定了鋼鐵當年産量為一千零七十萬噸的高指标，全國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幾千萬人參加，“以鋼為綱”帶動了各個行業的“大躍進”。
當時，人們隻看到“大躍進”運動轟轟烈烈的一面，還沒有認識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為了了解真實情況，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指示習仲勳帶領考察組到西北地區考察，看看情況究竟如何。習仲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即組織了一個十多人的調查組，成員有國務院秘書廳副主任丁乃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餘心清，還有總理辦公室幾位秘書等。九月，調查組先後到陝西、甘肅、青海、甯夏、内蒙古五省區考察調研。習仲勳一行所到之處，看到了廣大人民群衆改變落後面貌的迫切願望和“大躍進”場面，同時，也發現不少問題，引起了他的深思。
習仲勳一行在陝西，到禮泉縣烽火公社調研。他們來到一塊小麥豐産田前，隻見整片地布滿小土堆，習仲勳好奇地問：“這是十什麼？”當地負責人回答說，這是根據北京一位科學家的“發明”，實施一種新的農作物栽培方法，目的是要增大土地接受陽光照射面，從而提高産量。習仲勳懷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開土堆，隻見禾苗的根系十分纖弱，便說：“你們看這土堆的表面似乎擴大了面積，但底下的根根仍然隻集中在一小塊，有了陽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産？”這裡的人還設想把棉花接種在紫荊花的樹上，以免年年種植棉花的辛勞。所見所聞，使習仲勳心情沉重。在公社食堂吃飯時，又看到一張大方桌上擺滿了豐盛的菜肴，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和人們的交談中，習仲勳不時聽到“人民公社将很快實現全民所有制”、“共産主義馬上就要實現了”的議論，他皺着眉頭暗自說道：“哪能這樣快呀！”
由于調查日程安排得比較緊，習仲勳一行連夜乘火車從西安前往蘭州。西安到寶雞的鐵路沿線，到處火光沖天，人來人往，都在大煉鋼鐵。習仲勳是陝西關中人，知道這裡缺乏鐵礦資源，不具備大煉鋼鐵的條件，即使有一些廢鋼鐵，也不可能滿足如此多煉鐵、煉鋼爐的需求。面對這種場景，他心情憂慮。
到達蘭州後，習仲勳沒有休息，就在當地領導的陪同下，坐着羊皮筏子考察黃河岸邊水車抽水灌溉良田的情況。随後又到白銀銅礦、阿幹鎮煤礦、新建的蘭州煉油廠調研。習仲勳一行了解了“大躍進’’工程“引洮上山”項目後，感到震驚。據介紹，這個工程要把洮河水從隴南山區的岷縣引到隴東黃土高原的慶陽地區，渠道全長一千多公裡，目的是要把慶陽的旱地變成水澆地，同時要利用落差發電，還要在山上行船，開發航運，使其成為超過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的山上運河。習仲勳一行看到，工地上數萬名精壯農民，用镢頭挖土，身背肩挑，獨輪小車來來往往，唯一先進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設的鐵索轱辘，而且還是依靠人力搖動來運沙送料，晚上還要打着燈籠火把夜戰。習仲勳心想，農民真好啊！老百姓埋頭苦幹，實在令人感動。他進一步了解到，由于大批勞力集中到工程上，農事受到極大影響。當年甘肅年成不錯，豐産卻難以豐收，損失極為嚴重，結果還謊報增産糧食三十億斤，更引起了他的深思。習仲勳與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老戰友因而直言相告：“這樣搞法不行呀！将來老百姓是要吃虧的！”
在甘肅敦煌縣，習仲勳一行聽到這個縣實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學”等十包的全供給制的分配制度，對此表示質疑，但省裡的領導仍然固執己見，聽不進不同意見。對此，他感到困惑和無奈。
後來的事實證明，習仲勳的擔心并不是多餘的。第二年春天，甘肅就發生了糧荒，青黃不接，糧庫變空，老百姓沒有飯吃，甚至出現餓死人的問題，“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馬。中央得知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習仲勳立即召集糧食部、内務部、鐵道部、交通部領導人開會，安排從陝西、四川、甯夏幾路緊急調運糧食支援甘肅。
在青海、甯夏、内蒙古，習仲勳一行也了解到類似陝西、甘肅出現的問題。
這次調研，習仲勳看到群衆積極參加“大躍進”運動熱情高漲的一面，但也敏銳地察覺到運動中出現忽視甚至違背經濟規律、違背科學的問題。一些領導對經濟發展基本形勢認識不清，滋長了急于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有的地方“五風”嚴重，而且這些問題還在進一步發展。習仲勳回到北京後，把了解到的情況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一些領導作了彙報。後來在中央的幾次會議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一九五八年十一二月間，習仲勳在武昌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讨論《關于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時，他根據西北考察情況發言。他認為，人民公社所謂“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縣一社，也不能達到全包全供，也不能說由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能說從社會主義跳到共産主義。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勞分配。生産關系的發展不适應生産力發展的水平，其結果隻能破壞生産等等。習仲勳敢于講真話，務實的作風和此次考察西北的報告以及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三月，習仲勳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檢查和讨論人民公社整頓中的問題，為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準備。會議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會議紀要。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會議對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指标作了調整。
習仲勳到達上海的當天，即三月三十一日傍晚，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賴祖烈來到習仲勳的住處，把《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方案（草案）》送給習仲勳征求意見。《方案（草案）》中提名習仲勳為副總理人選，習仲勳看後當即對賴祖烈表示，轉請中央考慮更為合适的人選，自己還是把現任的工作做好更為有利。賴祖烈離開後，習仲勳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給中央寫信，表達自己的想法。他迅即起草了給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信，幾經推敲，反複修改後，整整齊齊地謄抄出來。信中寫道：
昨晚收到《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方案（草案）》，看到新提副總理名單中有我的名字，反複考慮，心情頗為不安。回憶幾年來在國務院秘書長任職期内，工作沒有做得很好，主要還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職務關系而妨礙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樂意在下屆國務院謹守原來的工作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這樣，于工作無損，對自己可能更有好處。特懇請中央考慮，在新提的副總理名單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為新增的副總理。
這封信并不是習仲勳的謙虛推讓之詞，而确是他的真實想法。
四月五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文件，通過了《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方案》。
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決定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
二十八日，劉少奇簽署國家主席令：任命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譚震林、陸定一、羅瑞卿、習仲勳為國務院副總理，任命習仲勳兼國務院秘書長。但是，習仲勳在這個崗位上僅僅工作了不到三年半時間，就因小說《劉志丹》遭到誣陷，在沒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剝奪了工作權利，長達十六年之久。
■在廬山會議上
一九五九年秋，中國共産黨在廬山舉行了兩個頗有影響的會議，即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也就是後來所稱的廬山會議。這次會議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最初設想，是統一全黨對形勢的認識，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研究若幹具體政策，進一步糾“左”，動員全黨完成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任務。但是後來卻開成了一個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會議。這一黨内鬥争的重大失誤，造成了嚴重後果，留下了深刻教訓。
習仲勳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此之前，他赴河南、陝西等地調查研究，對“大躍進”中的工業和農業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感性認識和理性思考。習仲勳的調研一共有三次，除按周恩來指示在陝、甘、甯、青和内蒙古調研外，還有兩次赴河南調查研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和彭德懷陪同周恩來到河南調查研究，了解“大躍進”運動中工業生産和農業生産的情況和問題。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間，習仲勳擔任副總理一個月之後又一次到河南調研。當時“大躍進”的問題已明顯暴露出來，周恩來要求各位副總理分别到一個地方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習仲勳再次被安排到河南和陝西。
五月下旬，習仲勳到河南着重了解生鐵的産量和質量問題。六月十八日，習仲勳由河南到陝西，檢查了周至、戶縣、銅川、臨潼、渭南等縣的工作，與中共陝西省委進行了兩次座談，給省局級以上幹部作了報告，召開了民主人士座談會。習仲勳此次調查研究及一九五八年在西北的考察，使他對鋼鐵生産及其農村的情況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回京後，國務院秘書廳又把群衆來信來訪情況加以彙總，給他提供了許多情況，主要是：從生産關系适應生産力發展規律看，現在辦人民公社的條件不成熟，發展太急太猛；吃飯不要錢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全民煉鋼”的口号不對，可以不搞“小土群”，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指标可以不提，這是領導主觀主義的意志，要算政治賬，也應算經濟賬，全民大煉鋼鐵賠的錢可以買好多鋼，經濟效果不好，政治也會影響不好；“五個并舉”，成了“百廢俱興”；“兩條腿走路”，成了“多條腿走路”。習仲勳覺得這些問題，與他在河南和西北地區調查了解到的情況是一緻的，便讓秘書廳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準備帶上廬山，以備會議使用。
六月三十日，習仲勳從九江乘車登上廬山。上到半山，在一個轉彎的開闊處，看到前邊的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走下車的正是彭德懷，習仲勳也趕忙停下車來，上前和彭德懷握手問候。兩位老戰友在這裡相遇，一邊眺望山川景緻，一邊交換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心情一樣憂心忡忡。【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剛上廬山，參加會議的人員分住各處，白天觀光遊覽，晚上觀看毛澤東所點的《思凡》、《驚夢》、《悟空借扇》等贛劇劇目，頗有神仙會的味道。
七月二日上午，會議傳達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現在天下太平，四方無事，這次請大家上廬山來開個神仙會，半天開會，半天遊山玩水，白天開會，晚上看戲”，還傳達了毛澤東早有準備的包括讀書、形勢、任務、宣傳、綜合平衡、體制、協作關系、公共食堂、學會過日子、三定政策、恢複農村初級市場、團結等十九個問題的意見，以及他所概括的“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估計。
會議按大區分組，彭德懷和習仲勳同在西北組。會議開得輕松活潑，問題讨論得廣泛深入，并從不同角度總結了“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中央主要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都在各組會上發言。彭德懷在西北組會上作過幾次發言。他當時受到毛澤東号召講真話、學習海瑞精神的鼓舞，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取得了一連串勝利，黨的威信高了，但是腦子也發熱了一點。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一切經過試驗的原則。”他還認為人民公社辦得早了些，農業産量有浮誇成分，全民辦工業值得懷疑，大煉鋼鐵出了不少問題。他指出：“對待錯誤要總結經驗教訓，不要追究責任，責任人人都有，包括毛澤東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他強調，要發揚黨内民主，要讓人敢于講話，要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不能由個人決定。不搞集體領導，隻由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習仲勳把國務院秘書廳整理的材料，呈送給周恩來并轉報毛澤東，大會作為簡報印發。習仲勳讓随行的秘書把這個消息通過電話告訴國務院秘書廳的同志，他們非常高興，很受鼓舞。當時會内外都認為這次可以糾正“左”的錯誤了。
會議原定開半個月，但時間到了，卻還沒有要閉幕的迹象。當時廬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多數中央委員身在廬山卻不識“真面目”。習仲勳從周恩來的秘書那裡知道一點情況，隐隐約約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氣氛。
七月十四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十六日，毛澤東加注标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全會。彭德懷是一個性情耿直的人，他在會議沒有解決原定糾“左”問題的情況下，便把自己的調查研究結果和意見整理成文字材料，送毛澤東參閱。在信中，他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他指出當前的主要問題，一是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二是小資産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當與會同志從簡報中看到這封信時，不少人認為雖然有些語言欠妥，但整個意見還是積極的。這時，毛澤東要大家好好讀讀戰國時期楚國宋玉所作的《風賦》，廬山的空氣開始緊張起來。二十一日，張聞天作長篇發言，他以鮮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懷的意見，其中提到“刮共産風恐怕也是小資産階級的狂熱性”。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會上針鋒相對地予以批駁。這樣，一些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人便心有餘悸。二十六日，毛澤東又在一封信中批示說，現在已經出現了黨内黨外右傾有組織猖狂進攻之勢。這樣一來，廬山形勢突變，會議逆向而轉，人人表态，與彭德懷、張聞天等劃清界限。
這時，要不要批判彭德懷？習仲勳感到非常為難。他從内心深處認為彭德懷的信沒有錯，許多觀點自己也是贊成的，但又不得不與毛澤東保持一緻。他想寫一篇表态性發言稿，想來想去卻無從下筆，找不出批判彭德懷的理由。他頗為作難地高訴秘書說：算了，不寫了，到時根據情況我講幾句就行了！
八月二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正式召開。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信中借助漢代文學家枚乘的辭賦名篇《七發》為張聞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在全會上更是火上澆油，上綱上線，把彭德懷說成是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康生把彭德懷、張聞天比作布哈林，，說他們企圖改換中央委員會、改換主席。大會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使人感到喘不過氣來。經過幾次緊張的集中批判，全會定下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軍事俱樂部成員的“種種罪行”。十六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産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争的決議》。
這次全會原定以糾“左”為主調，而中途轉向它的反面，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傾”鬥争席卷全國。
八月十七日，全體與會人員下山到九江機場，每十五分鐘一次航班飛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在微山湖西側上空，一場暴風雨襲來，幾個架次的飛機臨時改降濟南機場。中午在濟南一個賓館就餐，整個餐廳桌桌滿座，唯獨彭德懷孤零零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吃飯，競沒有人敢與他同桌。據習仲勳秘書田方回憶，習仲勳在廬山會議期間，對批判彭德懷心情複雜，非常為難，因而情緒低沉。
曆史終于撥開了迷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彭德懷冤案也進行了平反昭雪，恢複了彭德懷的名譽。習仲勳為此感到十分欣慰。
■長葛調查
“大躍進”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已越來越清楚地顯露出來，鋼産量持續下降，農業減産，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緊張，群衆普遍吃不飽飯，一些地方還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這些都影響到輕工業發展，重工業生産也受到嚴重制約。此時，中蘇關系惡化，不僅給中國的政治帶來很大影響，而且使原本十分困難的中國經濟面臨着更大的困難。當時，毛澤東雖然也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并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開始注意糾“左”，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加上廬山會議突然轉向“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主觀與客觀實際相脫離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對經濟建設帶來的損失也越來越大。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黨中央、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決定采取積極措施，克服困難，戰勝災荒，扭轉這一局面。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一九六一年三月又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主要是糾正“共産風”，恢複農村經濟。為了及時了解兩個指示貫徹落實情況，中央号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将一九六一年确定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當年三月，毛澤東組織身邊工作人員，分三個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調查研究之風在全國迅速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都分頭帶領調查組深入基層，中央和各中央局，國務院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也紛紛深入到縣、社、隊進行重點調查。
四月上旬，習仲勳率領有國務院副秘書長和部分直屬局正、副局長十多人參加的工作隊，到河南省長葛縣開展典型調查。
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到基層工作，按規定是嚴格保密的。習仲勳在長葛調查時，工作人員理所當然地請他遵守這一規定。由于他身材魁梧，氣質特别，平易近人，加上一口純正的陝西關中口音，雖然衣着樸素，仍不免為當地群衆所注目，人們紛紛打聽他是從哪裡來的，是哪一級的領導。他帶着工作隊走村串戶，到群衆中噓寒問暖，更是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疑問。習仲勳得知後，便給工作人員說，我的身份對群衆不用保密，就說是國務院副總理到長葛來調查，這樣才能體現黨中央對人群衆的關心，我們來這裡是幫助工作的，把身份告訴群衆有何不好呢？有個社員曾當面問他：“你來過長葛沒有？你們是參觀團嗎？你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過去汽車一來都得去歡迎不去還要硬叫去。你們不像過去的參觀團。”習仲勳耐心向群衆作了解釋，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習仲勳感到這裡群衆很樸實，對黨有感情。
習仲勳在調查中發現了許多問題，根據掌握的情況，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兩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黨中央作了詳細的書面報告。報告中他以河南長葛縣和尚橋公社為例，對農村形勢作出如下分析：
（一）農村形勢。中央十二條指示下達以來，形勢急驟好轉。群衆歌頌十二條指示說：“毛主席派來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靈符降服了邪氣，要回盜走的财寶。”外流的勞動力大部分已經回來，生産大隊紛紛添購農具、牲畜、架子車等。廣大農民都積極起來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幹活質量也好。社員對自留地普遍感到滿意，種得特别好。喂豬、喂雞、養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幹部害怕群衆的這種積極性，這不對。在最近幾年之内，有意識地讓群衆在“小自由”方面多生産些東西，隻有好處，并無害處，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衆的政治熱情逐漸提高，民主空氣開始發揚。群衆發動好的地方，到處可以聽到群衆議論一些政策問題，批評起“五風”來話更長。
但是，當前農村在生産和生活上也還存在着相當大的困難。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糧肯定減産，春荒尚未完全渡過，夏荒接踵又來。從長葛情況來看，整風搞得比較粗糙，十二條指示的貫徹也還不夠深入，兩個平均主義沒有認真解決，群衆思想仍有顧慮，“怕政策再變”，加上人的體力很弱，牲口減少，農具缺乏等等，因之群衆的熱情還不穩定，生産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
無論社員和幹部，聽了《六十條》都異常興奮。一個老大娘說：“開這樣的會，一點也不瞌睡，趕明天再開，俺和俺老漢都去。”有的說：“毛主席都知道了，這一下下了決心了。”樊樓大隊第四生産隊的幹部自動讨論分配方法上的“三七開”、“二八開”，直到深夜兩點鐘。可以預料，《六十條》實施以後，群衆的生産情緒将會出現一個新的高漲。宗寨大隊黨支部書記說：“隻要你們不變，不再出點子，老老實實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緩過氣來，明年就可以恢複到以前的好光景。”
（二）公共食堂問題。這是目前農村廣大群衆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和尚橋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經在三月初散夥。據了解，長葛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繼停辦。餘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衆都在觀察等待，隻要幹部一松口，馬上也會停辦。近一兩年來，在糧食少、菜不足的情況下，群衆在食堂的生活确實過得不好，對食堂已經沒有多大興趣了，有些幹部擔心食堂散夥以後會影響出勤，實際情形恰恰相反。社員利用早晚時間推磨，并沒有占去幹活的時間，有輔助勞力的，連在家做飯的時間也不占，大大改善了過去在食堂排隊打飯和經常吃不到熱飯熱菜的現象。同時讓社員在家做飯，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勞力從食堂節省下來，全部投入農業生産。食堂散夥以後。燃料和運輸力量也不那麼緊張了。宗寨大隊十四個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燒煤一斤半，散夥以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燒飯，不再買煤，其餘燒煤的也比；．過去節省了許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夥以後，由于夥食供給制取消了，剩下的隻有糧食半供給制，這就大j大地增加了工資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現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員還感到滿意的是，在家做飯能夠吃夠口糧标準。過去吃食堂，一天兩頓就把糧吃完了，現在一天吃三頓飯，再摻上些野菜，比過去吃得稠，吃得飽，而且又熟又熱，幹淨衛生。我們所在的三個大隊，自從食堂散夥以來，浮腫病人顯著減少。宗寨大隊在食堂停辦前，有浮腫病人一百四十五個，現在隻剩下二十七個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許多。大人幹活也有勁了。
在過去一段時間，食堂問題所以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主要是把辦食堂的道理強調過分了，結果束縛了群衆和幹部的思想。群衆和幹部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吃了苦頭，但是誰要反映真實情況，對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見，就被戴上“損害大集體，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擊。有些幹部說貧雇農、下中農擁護食堂，中農、上中農不贊成辦食堂，其買這都是假象。我們在樊樓大隊第三生産隊的四十九戶人家中，除了三戶地富分子外，逐戶做了調查，不論貧農、中農，男女老少都不贊成再辦食堂，隻有幾個第二十四章堅持真理報實情“五保戶”和單身漢願意在農忙時辦小型食堂。實際調查證明，上述說法其實也是一種抽象的階級觀點。
停辦食堂一定要慎重從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衆要求停辦，也要讓群衆做好充分準備，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當以後，再停辦。食堂停辦以後，一定耍妥善處理善後工作。原來平調社員的房屋、家具、炊具等應當退回去，幫助社員解決在家做飯以後的一些困難。食堂本身購置的家具、炊具，修蓋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維護，以備将來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産隊經營，生産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給社員吃，也可以作為商品菜出售給社員，出售所得歸生産隊所有，作為本隊的積累，或者在以後分配給社員。夥食委員會應當擴大改組為生活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務是安排群衆生活，幫助群衆解決生活問題，并繼續擔任每月發口糧、發菜的工作。
個别食堂有條件辦得好的，并且群衆也真正自願繼續辦的，應當繼續辦下去；單身漢和在家做飯有困難的一些戶，如果要求辦食堂，幹部應當幫助他們繼續辦，并且積極辦好。今後辦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樣的，而且一定要搞企業化，實行經濟核算、自負盈虧。宗寨大隊辦的敬老院就是一個例子。他們組織老人種萊，養家禽家畜，所得的錢，不僅能夠自給自足，一年内還上交給大隊一千餘元。
總之，從當前情況看，在低标準和辦食堂非企業化的條件下，食堂不宜再辦，還是把糧食分到戶，這是便利群衆，有利生産，争取更快地扭轉農村困難局面的一個有效措施。
（三）勞動保護問題。最近農村外流和外調的勞動力已經陸續歸隊。我們所在的三個大隊共外流了三百多人，已回來了一百五十多人，從縣、社企業中也壓回來了一部分。農業中學，初中一二年級和小學四年級以上的學生，也都半日或短期放假回家生産。目前農村勞動力，從數量上說，已經基本上夠用了。問題是人的體質普遍衰弱。由于口糧标準低，群衆體力的恢複很慢。
但是，目前農村的勞動卻非常緊張，抗旱澆麥，春播種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兩三年來牲口大量死亡（一般死掉百分之五十），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負。擔。十幾個人拉一輛大車，五六個人推一輛水車，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春忙以來，有些社、隊得浮腫j病的多是壯年勞力，與去冬是老年的情況不同。因此，從長期着眼，在當前必須堅持勞逸結合，要強調、少勞多逸，給群衆足夠的休息時間，以便休養生息。
（四）多勞多吃問題。長葛縣最近普遍搞多勞多吃，辦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有儲備糧的社、隊，從儲備糧中拿出一部分，實行“工分帶糧”，多增加了群’衆的口糧。有些社、隊采取以勞動底分為标準，超過者才能多得的做法，缺點很大。實際上多數人超不過勞動底分，隻有少數勞力強的才能多吃，而且人們為了超過勞動底分，就過分勞累，影響了身體健康。第二種是沒有儲備糧的社、隊，從有勞動能力的人（老、幼、殘疾除外）的口糧标準中，扣出百分之十，作為多勞多吃的獎勵糧食，這樣做實在不好。更不好的是，按人口扣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口糧，第二十四章堅持真理報實情作為獎勵糧。這種辦法，實際上是降低了一般有勞力知無勞力的口糧标準，挖他們的口糧，去獎勵他們，也。是用自己的拳頭打自己的眼睛，群衆對此非常反威，有的生産隊連讨論也沒有讨論，并且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扣了百分之十的糧食，引起群衆很大波動。樊樓大隊第三生産隊，十五天為一期，有的戶就被扣了六斤多，有的戶三四斤、二三斤不等。在實行口糧低标準的情況下，再扣幾斤，群衆哪能不慌？我們發現這些情況，在電話上商得吳芝圃同志的同意，已經作了糾正。
通過十幾天的調查了解，除了食堂和糧食問題外，還有“三七開”、評工記分、“三包一獎”、“三定”、調整社隊規模、經營管理和一二類社隊整風等幾個問題，都是群衆和幹部最關心的，也是調動群衆積極性的幾個重要問題。
五月九日，習仲勳寫出了第二份調查報告，向中共中央并鄧小平報告了從四月二十四日起，在和尚橋公社宗寨大隊對糧食問題和“三包一獎”、分配、耕畜問題的調查情況。報告中寫道：
（一）農村的情況和群衆情緒越來越好。根據觀察，凡是黨的政策執行得比較好、群衆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廣大群衆和幹部的心情是真正舒暢的，幹勁也很大。接觸過的幹部和群衆，都是有說有笑，十分親切。村子裡幾乎看不到什麼閑人，能夠勞動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參加了生産。社員白天在地裡生産，晚上還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勞動。這是廣大群衆迫切要求多種些地、多打些糧食的一種反映。這種情緒是好的，如果群衆連這點興趣也沒有，就更談不上對集體生産的積極性了。中央十二條指示下達後，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就出現了這樣好的情況，如果今後再把《六十條》堅決地貫徹下去，把幹部的工作作風好好轉變一下，農村的情況将會更好，群衆和幹部的心情就會更加舒暢，生産積極性将會更加高漲。這種趨勢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二）退賠問題是中央十二條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徹底根除“五風”、調動群衆積極性的根本政策。隻有徹底退賠，才能取信于民。這裡退賠工作搞得很不徹底，如縣直機關、工廠、學校和公社、生産隊都占了許多土地和房屋，尚有一部分沒有退，有的退了小部分，留了大部分。退賠的現金多，實物少。王莊大隊一共退賠了三次，在退賠總額中，現金占百分之九十五點三，實物占百分之四點七。作價也不合理。三間草房實際價值一百四十五元，退賠時隻作價三十到四十五元，低于實際價值的百分之七十。
退賠所以不徹底，首先是因為幹部對退賠的決心不大，公社以上機關更差，他們就是舍不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群衆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王莊大隊最近發動群衆大搞了一下退賠，效果很好，兩三天内從社辦工廠和附近的機關、學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調實物，退給了群衆，群衆情緒大為振奮。前幾天召集群衆開會，是幹部等群衆，現在開會是群衆叫幹部，他們紛紛表示堅決搞好生産，報答黨和毛主席。退賠工作肯定要搞徹底，但是目前夏收即将到來，普遍搞有困難，可以在夏收之後，結合整風整社抓緊進行，一二類社、隊要把退賠作為主要内容。這對貫徹《六十條》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在生産隊的權限問題上，許多群衆和幹部提出了不少意見和要求。中央十二條指示和《六十條》都規定了生産隊的種植權，可是由于現在包産包工的辦法，是按農作物逐項逐畝的包，麥子種多少，谷子、高粱、大豆等種多少，一一都規定死了，所以生産隊的這項權利實際上并未落實。在研究“三包一獎”時，幹部和群衆對包總産的辦法特别擁護。就是因為“一包總産，生産隊就真正當家做主了”，生産隊才真正有權因地制宜，合理的種植各種作物，從根本上杜絕生産上的瞎指揮。【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讨論“四固定”時，生産隊幹部和社員都要求把牲畜所有權下放給生産隊。過去牲畜歸生産隊使用，可是又歸大隊所有，還規定了保本保質等一套清規戒律。有些牲口老了，生産隊無權處理，想用騾子換幾頭牛也不準，生下幼畜大隊還要提成。生産隊幹部和社員心裡很不踏實，常怕大隊把好的牲口調走，這一切都影響了對牲畜的愛護和使用，影響了牲畜的繁殖和發展，不利于生産。有的社員說得好：“牛是種地用，地要俺種，工要俺派，牛歸俺使，倒說不歸俺有。”牲畜歸生産隊所有，至少有四條好處：（1）可以促進幹部和社員愛畜保畜的積極性；（2）對繁殖幼畜有利；（3）可以鼓勵生産隊多買牲畜；（4）可以根據生産需要調換牲畜。從調查情況看來，把牲畜歸生産隊所有是必要的，這對迅速發展牲畜有很大好處，特别在最近幾年更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群衆對糧食保管和分配之權也有很大意見。過去在食堂吃飯，口糧不歸群衆自己支配，非常憋氣。最近食堂已經散夥，群衆要求：口糧不出隊，指标分到戶，大隊、小隊兩把鎖，群衆監督，一月一發。對于超産糧的分配，幹部和群衆都主張：除了大隊提成部。分，餘下的全部歸生産隊保管，一部分發給社員做口糧，一部分以工分帶糧實行多勞多吃，一部分作為生産隊的儲備。
群衆還要求休假權利得到保證。随着“三包一獎”的實行，生産隊的“三權”落實，最近群衆要求把休假權利交給生産隊掌握。這個要求是合理的。種植計劃，農活安排由生産隊做主後，隻有生産隊才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安排放假的時間。再過一二年，經營管理制度搞好、生産秩序正常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忙有閑，成了十分自然的規律，勞逸結合的問題也就會得到合理的解決。
總之，生産隊的權利越落實，就可以更加促進生産大隊基本所有制的鞏固，對農業生産的發展十分有利。害怕生産隊權利過多，會影響大隊所有制的顧慮，是沒有必要的。
（四）從最近這一段的調查當中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問題最根本的是個按勞分配問題。公社化以來，在大刮“五風”、什麼都大辦的情況下，由于沒有認真地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把高級社時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棄置不用，結果大大挫傷了群衆的生産積極性。宗寨大隊在高級社時期，糧食和工資都是按工分配，實行多勞多得的政策。那時工分分值很高，一個工分值一角二分錢，一個勞力做十個工分就收入一塊多錢。這幾年供給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錢，一個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個工分才八分錢。群衆說：“勞動一天，還不如母雞下一個蛋。”“幹不幹兩塊半（指每月總工分值）。”大家對種地不感興趣了，在農村呆不住了。很多農民去搞副業，大量青壯年往城裡跑。超齡學生也增加了。這就從根本上影響了農業生産的發展，還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使人們無心過日子。中央十二條指示下達以後，實行了“三七開”，這種情況已有改變，但是還不徹底。在讨論分配問題時，多數群衆都傾向于實行除了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辦法。
（五）農村一切工作歸根到底是一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問題。群衆說得好：“十二條，六十條，七十二條，千條萬條，都還不是為了多打糧食，吃飽肚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在過去大刮“五風”的情況下，不可能落實，現在有了這七十二條後，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幹部說：“六十條加上四十條正好一百條，這就徹底解決了農業生産的問題。”因此，每個社、隊都應當在整風整社的基礎上，結合當地情況，制定執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具體規劃，争取糧食早日過關。從長葛還看出了。水利是搞好農業、保證多打糧食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全縣有一百多萬畝耕地，水澆地隻有二十多萬畝，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澆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畝水澆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夠基本上保住口糧。因此，必須把農田水利工作經常擺到議事日程上來，不能稍有松懈。大躍進以來，在水利方面确實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需要幾年的時間來消化它。要下決心在今後一定時期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是踏踏實實地搞群衆性的小型農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機械等，做到參加水利工程的勞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隊。隻要把這項工作經常抓，抓到底，就給農業生産打下。了牢靠的物質基礎。
（六）幹部作風問題。從這裡的情況來看，經過整風整社，“五風”被狠狠地打擊了一下，幹部的作風确有很大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還很不徹底，很不鞏固。不好的作風破了，新的作風未立。許多幹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電話、聽彙報、發指示、統計數字來指揮工作。有點像蜻蜓點水一樣，飄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衆中去調查研究，尋求真理。不關心群衆疾苦，不傾聽群衆意見。任務來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衆商量，不走群衆路線。目前公社實行的派幹部駐隊、分片包幹的辦法，看來很有問題。一個駐隊幹部權力很大，什麼事情都由他一個人包辦，什麼事都是他說了算，黨委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都被他破壞了，隊幹部也難于提高，學不下獨立工作的能力。現在一二類社、隊的問題反比三類社、隊的問題多，群衆的情緒也較差。對這兩類社、隊的整風絕不能忽視，而且越早進行越有利。在過去的“民主補課”和整風整社當中，有一批幹部被搬掉了，換來的一批幹部多數未經過整風教育，工作作風也不夠純，有的甚至很壞，至今社、隊領導核心還沒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級組織，特别是領導核心都需要無例外地進行一次嚴格的整風，隻有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工作，才能把幹部的作風徹底轉變過來，從而把工作大大推向前進。
習仲勳在長葛調查中強調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他告誡調查工作隊成員，要密切聯系群衆，向幹部群衆虛心學習。首先要依靠縣社幹部，沒有他們當向導，我們兩眼一抹黑，就不知道怎樣工作。有了他們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衆，和群衆沒有了隔閡，就容易深入了解真實情況。
在調查中，習仲勳十分強調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反對不切合實際的做法。在長葛時，他對一件事情印象極深。當時長葛由于在“大躍進”運動中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和表揚。前任縣委書記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腦袋發熱，獨斷專行，鋪攤子、擺闊氣的浮誇風很嚴重。在縣城搬遷過程中，新建設的縣城仿照北京東西長安街設計建築，有像北京人民大會堂那樣的禮堂，縣委縣人委大樓、郵電大樓、武裝部大樓等分列在寬闊的馬路兩旁，占用了大量農田。為此強迫農民拆遷，甚至動用民兵武裝強制推行，基層幹部中強迫命令、打人罵人之風相當普遍。中央十二條和六十條下達後，情況開始有所好轉，但由于貫徹不力，問題仍很嚴重。 “五風”雖被遏制，幹部中新的好的作風仍未建立起來。當時正值青黃不接，群衆生活标準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紅薯幹度日，加之刮“共産風”後退賠很不徹底，群衆頗有不滿情緒。習仲勳在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上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你們縣級機關的基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像這樣大興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隻有好處。難道舊縣城裡還住不了縣級機關？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沒有什麼建築，也辦了大事，做了許多工作。延安是革命聖地，毛主席在那裡領導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你們花這麼多錢，占這麼多地，修那麼多房子，有什麼好處呢？腦子裡沒有群衆利益，隻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他鄭重地建議長葛縣要把所有犯的“五風”錯誤編印成冊，每年都拿出來在幹部會上打個招呼，引起同志們的注意！這樣振聾發聩的批評，是很少見的，使在座的幹部很震驚，受到了極大教育。
但是，長葛也有人在私下議論說，長葛縣的幹部是見過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多數都來過，中央部長級幹部來過的不少，甚至有好幾個國家元首都來參觀過，别把我們長葛的工作說得那麼壞。過去中央冶金部部長高揚文把我們的小高爐大煉鋼鐵說得一無是處，後來我們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個報告，結果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這些議論傳到習仲勳那裡後，他理直氣壯地說：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該說的話還是要說，這也是實事求是。他們做錯了的事，難道還要表揚他們？這類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誣陷，根本不要理他！習仲勳堅持真理、直言不諱、心系人民群衆的品格，受到了幹部群衆的贊賞。
在長葛縣的一個多月時間裡，習仲勳與當地幹部群衆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長葛人民一直惦記着他。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長葛縣城關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橋公社宗寨大隊）的黨支部全體成員及幹部群衆，給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寫信，彙報了宗寨村從一九六一年由富變窮，二十四年後又由窮變富的發展過程。
十月二十日，習仲勳正在出席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百忙中抽出時間複信長葛縣八七村幹部群衆：
看到你們九月十二日寫給我的信，不勝欣慰之至。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長葛縣調查研究時的所見所聞，至今依然曆曆在目，記憶猶新。當時你們大隊由一個好端端的富隊變成了一個響當當的窮隊，我們如實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現在看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破壞了農業生産力，結果使廣大幹部群衆吃了很大的苦頭。這是多麼深刻的教訓啊！時至今日，你們那裡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面貌煥然一新，走上了由窮變富的康莊大道，并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我衷心地向你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和親切的慰問！今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已經勝利閉幕。這是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又一次重要的會議。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決定。希望你們認真學習和領會這次全會的精神，并結合農村的實際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同時，也希望你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繼續清除“左”的思想影響，徹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增強黨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閡，團結一緻，在治窮緻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