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傾心祖國的統一和民族團結
“民族問題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實際問題”。這是習仲勳對西北地區區情的基本認識，也是他主持和領導西北工作首先考慮的問題。這不僅因為青海、甘肅、甯夏和新疆這四省民族問題複雜，而且藏族人數衆多，大部分地區又與西藏接壤，聯系密切，互相影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許多政策的制訂和貫徹執行，不僅對團結西北各少數民族有決定性影響，而且對做好西藏工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針指導下，習仲勳與彭德懷一起，領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正确處理民族問題，為穩定西北局勢，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發揮了重要作用。
■迎送十世班禅
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代以來，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清朝政府國力孱弱，對兩藏地方的統治效能降到最低點。中華民國建立後，對西藏的管理逐漸有所恢複。但由于内地一直處于不安定的戰争狀态，加上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挑唆，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争即将取得全面勝利之時，西藏上層集團在拉薩發動“驅漢事件，限令國民黨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在兩周内離開拉薩”，并派出“親善使團”出使印度，準備前往英、美、法等國遊說，謀求“西藏獨立”。這時，美國直接插手，派出人員同西藏上層人士頻繁接觸。西藏面臨着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危險。
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審時度勢，及時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決策。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毛澤東緻電彭德懷、習仲勳、張宗遜：“班禅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對保護十世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民，作了周密安排，彭德懷還在此前到班禅駐地塔爾寺訪問，了解情況。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意圖，習仲勳和彭德懷十分重視對十世班禅的統戰工作，指定由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範明具體負責。經過一段時間工作，十世班禅及其随行人員由香日德返回西甯，同中央人民政府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十世班禅緻電毛澤東和朱德，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最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考慮把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戰軍來承擔。後來由于西北地區解放戰争結束較早等原因，毛澤東又一度準備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來擔負。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緻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讨論一下”，“兩藏問題的解決應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羽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争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派人調查了解了經青海人藏的前路情況，并向毛澤東彙報說：“由青海、新疆人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最終毛澤東權衡利弊，于一九五年初将進軍西藏的主要戰略方向由西北轉向西南，作出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擔負主要責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配合的決定。據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分别作出由西康、雲南、青海和新疆多路同時向西藏進軍，以軍事實力為基礎，努力開展和平争取工作的部署。
經過充分準備，西北軍區于六月和八月分别從青海、新疆派出部隊，向後藏和阿裡地區進軍，支援西南軍區第十八軍将于十月初發起的昌都戰役。與此同時，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加強對十世班禅的團結争取工作。
西藏民主改革前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在其政治經濟生活中居于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領袖達賴和班禅受到西藏人民的高度信仰。這裡的階級矛盾與民族、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國内民族之間的隔閡又和祖國統一與分裂的鬥争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西藏問題極其特殊的複雜性。因此，解放西藏，處理好宗教問題是一個關鍵。
這時，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賀龍，正主持研究進軍西藏問題。他認為：國民黨在康藏所以失敗，是由于對西藏内部宗教問題處理得不好；而英國的勢力所以能夠伸張進去，也是從宗教問題着手的。因此，對現駐在青海的十世班禅的統戰工作，就成為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重點。
達賴和班禅，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統治地位的黃教始祖宗喀巴的兩個弟子。幾百年來，各有其地位和統治地區，其中達賴的實力和影響占優勢；班禅則主要在後藏日喀則等三大寺院地區有影響，并比較多地傾向于中央政府。以後由于英帝國主義的挑唆，達賴和班禅兩位宗教領袖失和。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禅因懼怕達賴噶廈的加害而出走内地，十世班禅即位後仍未回到西藏。在這種情況下，做好對十世班禅的統戰工作，有利于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實現祖國統一。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積極争取十世班禅問題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指示：班禅既已表示擁護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我應積極争取之。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針下，在實際工作的策略上，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這時，在中央分管民族和統戰工作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員會主任李維漢，也建議中央：“由于曆史關系及班禅集團的關系，由西北向西藏可以進行許多工作，建議中央正式通知西北局在這方面利用一切有利條件進行工作。”十月二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央西北局并中共青海省委，指示：“關于班禅集團的各項事務，中央酉冬電已授權彭（德懷）習（仲勳）負責處理，望西北局即作通盤籌劃，分别執行，青海省委應負的責任與工作，亦請西北局加以規定。”
十月昌都戰役勝利後，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向中共中央建議：西北局除承擔進軍後藏和阿裡的軍事任務外，還要承擔這兩個地區的政治任務，以便解決經濟和運輸補給方面的困難。中共中央接受這一建議，于十一月九日電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兩南局：“因在解放西藏的整個作戰中，西北人民解放軍擔負講軍後藏和阿裡地區的任務，又因後藏為班禅集團曆史關系最深而現在仍保有相當影響的地區，而班禅的工作則屬于西北局，故劉伯承同志提議由西北局同時擔負接管後藏和阿裡地區的政治任務。為此，西北局應即積極進行各種有關準備工作，如政策、人員、統戰工作等。”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後多次召開會議，認真讨論貫徹中央指示，決定組建專門機構，加強對十世班禅方面的團結争取工作。并确定由西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範明任駐班禅行轅代表，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牙含章“協助擔任聯絡及領導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将有關情況報告中央後，中央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複電同意。
這時，十世班禅已派代表計晉美同中共中央就其随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等問題進行協商。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就十世班禅進藏已商定的事項電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将周恩來與計晉美談話的内容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便做必要的準備工作。談話的主要内容：（一）中央同班禅間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信任與互相依靠的基礎上；（二）必須盡一切可能争取達賴，主要是為了宗教關系與西藏内部的團結；（三）解放拉薩的進軍還有一段時間，在此時間内大家積極做必要的準備，十世班禅方面主要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幫助下努力訓練幹部。進軍西藏、護送十世班禅進藏的準備工作正在抓緊進行。
在解放西藏的工作實施之初，十世班禅回藏的時機并不成熟。李維漢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征求意見。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仔細分析形勢後，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緻電李維漢等，陳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見。習仲勳說：“班禅集團進藏心切這是很自然的”，但“在目前情況下，班禅集團隻有在全藏解放後或我中央政府與達賴政府談判協議成立後，回藏才正合時機，過早對我解放西藏決策及團結全藏的方針都會有影響。這種精神已托汪鋒同志赴蘭（州）向他們就便反複說明，要他們等待時機并将人藏工作進行充分準備。”并說：“以往中央指示各項已分别拟訂具體步驟幫助積極進行。”
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見，與周恩來同計晉美談話精神是一緻的。當計晉美返回西甯時，周恩來叮囑他路過西安時要“與仲勳同志詳談”。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讨論了護送十世班禅入藏問題，形成若幹實施意見并決定 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派專人去北京向中共中央彙報和請示有關問題。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和範明、牙含章到達北京，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彙報工作。李維漢就護送十世班禅返藏、做好統戰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籌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他們一起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對西北地區進藏的任務、路線、部隊隸屬關系、進藏物資準備和十部等問題作了明确指示。
二月十三日，中央軍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發出《關于西北方面參加解放西藏的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必須全部解放西藏，西北人藏工作必須于三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必要準備，不得延誤”，初步确定西北進藏人員數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一千五百人，家屬一千人，班禅方面一千五百人。《通知》還強調：“所有中央允許班禅集團之條件，必須迅速尉滿地予以實現，給班禅衛隊配備幹部及配備一個醫務所和電台等，責成西北軍區迅速解決。”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進一步加強進軍西藏、護送十世班禅的各項準備工作。二月二十七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正式任命範明為駐班禅行轅代表，牙含章為助理代表。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關丁兩南隻能提供一千人進藏給養的電報後，又召開臨時會議，專門研究進藏問題，決定壓縮西北進藏人員，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為七百人，班禅方面為八百人，總計一千五百人。其中五百八的給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供給。
三月十九日，範明在青海省政協副主席紮西旺喜的陪同下，赴塔爾寺班禅行轅履行職務。班禅方面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之後，護送十世班禅進藏的工作進一步開展起來。二十七日，十世班禅緻電毛澤東，希望“人藏前到北京谒見毛主席”。他表示：“最近西北軍政委員會派員協助本轅積極準備人藏事宜，深信西藏人民解放與班禅光榮人藏，不久即可實現”，“今後誓願在主席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效忠祖國，解放西藏，團結全藏人民，為徹底肅清英美帝國主義勢力，鞏固祖國西南國防，建設繁榮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并拟于短期内赴京緻敬，面耽訓誨。”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加緊調配了一千一百餘人的進藏幹部、工作人員、勤雜人員以及警衛分隊，籌集了大批物資，并在陝、甘、甯、青各省購買和租用了一大批牲口，作為馱運物資之用四月二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十世班禅進京，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妥人妥為護送”。昌都戰役的重大勝利，引起西藏上層人士的極大震動，達賴集團幾經權衡，決定派出和談代表赴北京談判。中央“估計達賴集團的和談代表四月下旬可到京，如班禅亦于是時前後抵達，或有利于我們促進前後藏的團結”
四月十五日，習仲勳緻電範明，要求做好十世班禅進京的各項工作：“班禅到蘭（州）時，蘭市黨政軍民機關應派代表前赴機場歡迎”，“班禅代表益喜楚臣所提各項要求，均可同意”。範明遵照習仲勳的指示，對班禅率領堪布會議廳各負責官員一行十五人的赴京活動，作了周密安排，于二十二日由蘭州乘專機飛抵西安。他們在途經西甯和蘭州時，都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和西北軍區及青海、甘肅負責人的熱情歡迎和招待。
對在西安迎送十世班禅，習仲勳作了精心安排。十世班禅抵達時，習仲勳率有關方面負責人赴機場歡迎。習仲勳後來撰文回憶第一次與班禅會面的情景時說：“我第一次與班禅大師見面是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那時他率領班禅堪布會議廳官員赴京途經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到機場迎接。當他走下飛機時，一個活脫脫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現在我的眼前。在飛機舷梯下，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動地對我說：我們是專程去北京向毛主席緻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願親口轉達給毛主席。”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西北軍政委員會舉行宴會，歡迎十世班禅。習仲勳主持并緻歡迎詞。他熱情洋溢地說：
西藏班禅額爾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員，赴京谒見毛澤東，路過西安，我代表西北軍政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表示熱烈的歡迎和慰問。你們是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西藏，遭到反動派的迫害而離開西藏的。幾十年來，你們是一貫為反對外國侵略，為祖國的團結和統一而奮鬥的。
西藏是中國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讓任何帝國主義強盜侵占和蹂躏。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早已決心解放西藏，要援助西藏同胞回到祖國懷抱中來，要援助藏族人民發展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讓西藏人民也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過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現在，西藏快要解放了，你們也快要回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歡聚一處了，這是西藏人民和全國人民最高興的一件事。祝賀你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團結西藏各方面的人士，為藏族人民的解放和發展而奮鬥，為鞏固我們偉大的人民祖國而奮鬥。
習仲勳講話後，十世班禅再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領導，決心與西藏各界愛國人士一道，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團結而努力奮鬥。
從此以後，習仲勳和十世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成為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近四十個春秋。
二十五日下午，十世班禅一行與專程前來迎接他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特派代表楊靜仁，一起由西安啟程前往北京。一下飛機，就受到朱德、周恩來、李濟深、郭沫若等領導人和首都幹部、群衆及喇嘛六百多人的歡迎。五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十世班禅，希望他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貢獻。
五月二十三日，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談判，在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禅的響應和努力下，終于簽訂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又稱《十七條協議》）。協議明确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在《協議》簽字儀式上，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和十世班禅講了話。阿沛-阿旺晉美在講話中，談到自己在來京的路上，“親眼目睹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團結政策區域自治的事實與初步成績”，“所以，我們衷心地熱烈擁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團結政策與和平解放西藏的正确方針”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領導之下，與全國各兄弟族團結合作”，“回到我們自己平等、友愛、互助、團結的國大家庭裡來！”十世班禅也為《協議》簽訂而向十四世賴發了賀電，表示：“願竭綿薄，精誠團結，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協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徹底實行協議，為和平解放西藏而奮鬥。”班禅和達賴終于在失和二十九年後開始恢複聯系，西藏民族團結出現了新的局面，促進了祖國統一。
西藏和平解放，中國大陸實現了基本統一。六月二十一日，十世班禅在完成這一重大曆史使命後，返回青海塔爾寺。途經西安時，習仲勳再次歡宴十世班禅，進一步增進了了解和友誼。十世班禅回到塔爾寺後緻信習仲勳說：“此次來陝，晉谒崇階，面聆教誨，蒙您特加青睐，熱烈招待，既荷禮遇有加，複蒙惠贈厚贶，隆情雅誼，無微不至。返青時又蒙派員沿途照料，仰見關懷之殷切，益增衷誠之感謝”，“今後敬以至誠，願在毛主席和您的領導下，為建設繁榮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代表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簽訂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加快了進軍西藏的速度，西北方面進軍西藏的工作也在緊張進行。
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範明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他所帶領的部隊編人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獨立支隊序列。七月，班禅行轅入藏工作委員會也正式成立，計晉美任主任委員。八月一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範明率十八軍獨立支隊及西北工作人員率先進藏，牙含章繼續留班禅處工作，班禅行轅可派少數人員随範明先行人藏。中共中央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注意對班禅處工作的領導”。八月十二日，在範明的率領下，西北人藏部隊與班禅行轅計晉美等一千三百人，作為先遣隊從西甯出發，向拉薩開進。
與此同時，護送十世班禅人藏返回紮什倫布寺的工作，也開始實施。按照《十七條協議》規定：“班禅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達賴喇嘛和班禅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禅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和職權。”為此，中央決定在時機成熟時護送十世班禅返藏。【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自九世班禅于一九二三年離開西藏後，紮什倫布寺及其所屬百姓一直由達賴噶廈政府管理，按照《協議》規定，應交回班禅堪布會議廳接管。這是一件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但對十世班禅返藏的時機選擇，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經過認真考慮後，認為宜選在十四世達賴表示歡迎之後，這樣能更好地貫徹《協議》，促進西藏内部的團結。
九月十九日，十四世達賴終于通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緻電十世班禅，歡迎他“即速起程回寺”，并表示在其進人西藏後，沿途各地派烏拉做好運輸工作。十世班禅進藏的時機業已成熟。之後，幾經磋商，十世班禅返藏時間定于道路封凍之前的十二月内
十一月四日，十四世達賴緻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欣聞班禅仁普親拟于公曆十二月内自塔爾寺啟程回藏，至為欣慰。除已令班禅喇章立即派員前往迎接，西藏地方政府已指派堪窮、代本各一人及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堪布總代表等即日出發前往迎接外”，“謹請您――偉大的人民領袖，賜予維護幫助，使班禅仁普親得以迅速啟程返藏。”實際上，十四世達賴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派代表歡送班禅的請求。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達賴的請求。十一月十一日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并轉中共青海省委：“對班禅人藏事宜，請你們負責檢查督促，幫助其克服困難，不可疏忽”，“請仲勳同志于班禅起程前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前去向班禅緻歡送之意并向随同人藏的藏漢人員講解政策。”這一決定，說明中央和毛澤東對班禅返藏的高度重視，也表明中央對習仲勳處理民族事務的認可和信賴。
習仲勳高度重視十世班禅的返藏和歡送工作。為此，他“多次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就有關的準備事宜進行細緻周密的部署。他要求有關人員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從維護祖國統一的高度來認識和完成好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政治任務。要看到有利條件，更要看到困難，要把困難估計充分”。
十二月十二日，習仲勳乘飛機從西安前往蘭州。這時正是兩北的隆冬季節，天氣變化無常，西安還是晴天，蘭州卻烏雲密布。習仲勳乘坐的中蘇民航飛機，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兩時才起飛，下午四時到達蘭州東郊機場。當晚，習仲勳住在老戰方、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張德生在省委機關的住所。
第二天上午八時，習仲勳乘汽車前往青海。由于簡易公路路況很差，坎坷不平，直到下午五時才抵達西甯。習仲勳第一次到青海，受到了西甯各族人民群衆和省屬機關幹部的熱情歡迎，省屬機關幹部還為習仲勳一行舉行了歡迎晚會。
十四日，習仲勳在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和甘南藏族首領黃正清的陪同下，前往塔爾寺拜會十世班禅。
塔爾寺是青海省藏傳佛教的第一大寺院，坐落在青海省湟中縣魯沙爾鎮西南隅的蓮花山山坳中，距西甯市二十六公裡，是藏傳佛教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為藏區黃教六大寺院之一。
歡迎的僧俗群衆隊伍從山腰寺院蜿蜒至河灘，排成二三裡的長龍，習仲勳一行從夾道歡迎的人群中走過，藏族群衆躬軀張臂垂首緻敬，有的老媪還雙膝跪地叩首膜拜。當他們行至寺院山麓時，鼓樂齊鳴，号音震谷，寺院僧人列隊以禮相迎。習仲勳氣宇軒昂，神态自若，面帶微笑，踏着鋪蓋紅氈的石階，健步來到十世班禅的庭院。
習仲勳在十世班禅和他帶領的幾位寺院高僧迎接下，進入金碧輝煌的客廳。賓主分席入座後，習仲勳首先向十世班禅緻意，誠懇地說道：“我此次來西甯，是代表中國共産黨中央和毛主席歡送佛爺返回西藏的。”
“謝謝，謝謝！”十世班禅連聲緻謝，并激動地說：“沒有共産黨，沒有毛主席，我們是回不了西藏的。”
習仲勳與十世班禅進行了親切交談，就返藏事宜再次征求意見，并作了叮囑。随後，十世班禅陪同習仲勳參觀了塔爾寺。習仲勳“不時地贊歎寺院的精美雕塑和建築藝術，向陪同高僧詢問着佛典經文”。塔爾寺三千多喇嘛排列寺外，奏樂歡迎。該寺法台、活佛和僧官等代表全寺喇嘛向習仲勳敬獻哈達，感謝人民政府實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感謝人民政府對塔爾寺僧衆的關懷和照顧。習仲勳與僧院負責人一起座談，了解情況，征詢他們對政府的意見。
之後，十世班禅設宴招待習仲勳，酒菜飯食、佳肴美馔，均系漢族風味。習仲勳舉杯：“慶祝西藏和平解放”，“祝班禅額爾德尼一路順風，勝利返回西藏”，“希望班禅活佛與達賴喇嘛閉結合作，為建設新西藏作出重大貢獻。”習仲勳與十世班彈及他的随行人員頻頻舉杯，互相祝福，深切交談，氣氛熱烈。宴會進行了約兩個小時，直到夜色蒼茫，習仲勳一行才驅車返回西甯。
十五日下午三時，十世班禅按照蔔算的吉日，在堪布會議廳要員的陪同下，自塔爾寺出發到達西甯。他們在這裡停留三天後前往香日德，再從香日德出發前往拉薩。在西甯，十世班禅向習仲勳和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廖漢生贈送禮品，并舉行辭别座談。座談中，堪布會議廳的要員們提出，撥給他們一定數量的槍支和銀元，并要求帶一輛小員車到日喀則供班禅使用。習仲勳爽快地說：“佛爺的要求，我們可以完全滿足。明日即全部兌現”，并就轎車如何運抵日喀則作出具體安排。十世班禅一行非常滿意。
習仲勳對十世班禅很尊重，言必稱“佛爺”，随行人員很不理解。習仲勳向他們解釋說：“這是民族政策嘛。”
十六日晚七時，青海省各民族和各界人民一千多人，在省政府禮堂隆重舉行歡送十世班禅回藏大會。會場燈火輝煌，主席台上懸挂着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四壁張貼着歡送十世班禅回藏的紅綠色标語，氣氛十分熱烈。班禅堪布會議廳也派出喇嘛儀仗隊參加歡送儀式，更增添了大會的氣氛。大會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趙壽山主持，習仲勳緻歡送詞。他說：我奉毛澤東主席命令，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并西北軍政委員會，前來歡送班禅額爾德尼先生返回西藏。他在闡述十世班禅回藏的重要性後，強調指出：
西藏領土是祖國錦繡山河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祖國人民血肉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是西藏人民開始擺脫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我希望并且相信，班禅額爾德尼先生回藏後，一定能夠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同達賴喇嘛更加緊密團結，并在人民解放軍協助下，忠實地執行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的全部規定，為根除帝國主義影響，為鞏固祖國邊防，為促進西藏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不斷獲得發展和進步，為建設一個輝煌燦爛的新西藏而奮鬥！
習仲勳祝願十世班禅一行一路平安，祝願班禅額爾德尼身體健康！随後，十世班禅緻答謝詞，感謝中央人民政府，感謝毛主席和各位首長。他說：習副主席在百忙中不遠千裡，前來為我們送行，不勝感激。他激動地說：“我們流離内地近三十年了，如果沒有中國共産黨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與中國各兄弟民族的熱誠幫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重返兩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說中國共産黨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們的大恩人。我們隻有跟着共産黨和毛主席走，隻有同祖國各兄弟民族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沒有的。”
後來，習仲勳回憶說：“班禅大師這段話情真意切。他的前世即第九世班禅曲吉尼瑪，由于同十三世達賴喇嘛失和，被迫離開西藏，長期流落内地達二十六年，直到圓寂時也沒能回到西藏。如今，返藏回寺的願望終于由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确吉堅贊實現了。他高興、激動是很自然的。”
十七日中午，習仲勳又與十世班禅及其幾位重要随員懇切談心，再一次囑咐十世班禅回藏後“不要急，要照顧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團結，這樣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十世班禅後來回憶說：習仲勳向他介紹了西藏内部的形勢，全面講解了中央對西藏工作的方針政策，中心問題是要認真貫徹執行協議，主動搞好同達賴和噶廈官員的團結，要估計可能遇到的困難，要有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執行協議也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班禅說：“那時他才十三歲，有些話的意思還不能完全理解，但是習仲勳同志給他談話時那種親切和藹的态度，反複耐心地解釋問題，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永遠難忘。後來他在西藏工作中遇到困難時，特别是剛剛回到西藏的頭幾年，在執行協議的問題上，在處理堪廳同噶廈之間的曆史懸案的問題上，一下子遇到一大堆難題，他立即想起了習仲勳同志的話，覺得是那樣深刻，那樣符合實際，從而真正理解了那些話的意義，于是有了想辦法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
十八日，習仲勳還在中共青海省委的小會議室裡，“用一天時間，向行轅人員和随班禅人藏的漢族幹部三百餘人作了一次報告，以徹底實現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協議為題，并提到入藏後應注意的一些問題。”
在會上，護送班禅進藏幹部工作隊負責人牙含章彙報了進藏工作幹部的組成和裝備等情況。習仲勳關切地詢問工作隊人員的思想狀況和對進藏工作的認識，牙含章逐一作了回答。習仲勳肯定了他們的工作，但又感到“這次随班禅人藏的幹部，從領導同志起，多數人都有過急過高的要求，總認為人家落後，殊不知人家就是一個封建集團，是一個反帝愛國和贊成共同綱領的封建集團，但又是我們必須聯合而又可能推動其前進的一個封建集團。”為“防止他們和班禅集團搞不融洽，而妨害我們工作的進展”，習仲勳向牙含章和幾位負責人反複地闡明這個道理，叮囑他們一定要顧全大局，做好工作。
針對入藏幹部的思想狀況，習仲勳按照中共中央有關指示精神，對護送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
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穩進慎重”方針，不能犯急性病。所謂“穩進”不是不進，而是多用思想，多考慮，應辦不應辦？辦了以後，後果如何？這樣做，辦一步就有一步成績，并且可以鞏固起來。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針。在西藏有些事情甯可遲辦，不可急辦，不怕慢，隻要搞對，否則反而要走彎路。
西藏目前主要應搞好統一戰線工作。以我們為主體，首先搞好達賴與班禅之間的團結，然後搞民族之間的，宗教界的上層和下層，喇嘛和俗人，農民和牧人之間的團結，組成一個愛國反帝的統一戰線。愛祖國、反帝國主義，這是西藏搞統一戰線的基礎。搞這個統一戰線就是為了開展反帝鬥争，在鬥争中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在西藏反封建目前還為時過早。要争取達賴、班禅到反帝統一戰線中來。這一點要在幹部中講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則下邊會出毛病（如不尊重風俗習慣，急欲改革，不願與封建勢力接近等）。
習仲勳要求進藏幹部要注意調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方面的各種情況，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風俗和曆史等。要造成一種風氣，這就是學習。應多開代表會、座談會、聯誼會等，多讓各地區的上層分子上來，講解政策，建立關系。要采取訪問團、調查團、救濟組、醫療隊等多種方式深入到各地去了解情況，開展工作。對十世班禅要多幫助，給他們出主意想辦法，在合作中幫助他們進步。對他們落後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隻要“大同”就可以，“小異”是要有的。有“小異”又有大同，這就是統一戰線。遇到重要問題要争，不能馬虎；小的問題不要争，要馬虎，這就是我們共産黨人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習仲勳還特别強調西北去的幹部要和西南幹部團結一緻，不要有絲毫隔閡，要特别親密、特别團結。随班禅進藏的青海藏民也要注意，到日喀則後應與西藏藏民團結一緻，要謙虛而不要驕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産生不良印象。
習仲勳在講話中提出的這些原則，貫徹了毛澤東對西藏工作“慎重穩進”的方針，也凝聚了他幾年來對少數民族工作的經驗總結。牙含章到拉薩後，向中共西藏工委的張國華和張經武原原本本傳達了習仲勳的指示。他們認為習仲勳講得非場正确，即把這些指示印發給昌都、三十九旅、波密、日喀則、江孜等所有人藏的幹部和戰士學習，要求他們“在工作中切實注意”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全體人員和班禅行轅工作隊到達拉薩，先後向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發來兩封電報。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電報說：“經過三個多月的長途行軍，越過了千山萬水，克服了重重困難，完成了進軍任務，同西南兄弟部隊勝利會師。現正值我們準備勝利會師大會之際，全體同志莫不萬分高興。我們一緻向你保證，絕對遵照你的指示，在幹部與戰士中繼續進行深入的團結教育，堅決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同十八軍兄弟部隊親密團結，徹底實現和平解放兩藏的協議，共同為建設人民的新西藏而奮鬥。”十八日，班禅行轅工作隊的計晉美和納旺金巴也以感激的心情，緻電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電報說，我們班禅行轅工作隊，勝利地到達了拉薩，“我們深知這個勝利是你和光榮的黨――共産黨給予我們的，使我們真是感激不盡。我們謹以至誠向你保證，一定要同西藏政府地方官員親密團結，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而團結全體西藏僧俗人民，堅決徹底全部實現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同為建設繁榮幸福的人民的新西藏而奮鬥！”
這兩封電報，給習仲勳帶來了莫大的欣慰。自從範明支隊于八月下旬從西甯出發後，幾乎每天都有電報給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西南軍區。百忙之中的習仲勳每電必看，時時牽挂着他們，這兩封電報終于讓他放心了。
十世班禅進藏的工作已安排就緒。十二月十九日，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員由西甯啟程返藏。西甯機關幹部、學校師生、漢回群衆和從周圍牧區趕來的藏族農牧民群衆近萬人，為十世班禅送行。狹窄的西甯市西郊道路兩旁擠滿了群衆。習仲勳和張仲良、廖漢生、趙壽山、喜饒嘉措、黃正清等，站在送行台上，恭迎十世班禅的到來。
十一時許，十世班禅率隊來到送行台前，向習仲勳等躬身拜别，獻上潔白的哈達。習仲勳緊緊地握住十世班禅的手，動怕地說：“祝佛爺一路順風，勝利到達。”十世班禅一行在武裝隊的護送下緩緩離去。習仲勳望着十世班禅漸漸遠去的身影，深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策的正确，默默祝福十世班禅順利到達拉薩，實現宏願。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一行經過千辛萬蝴曆經四個多月的長途跋涉，順利到達拉薩。當天，十世班禅調會見十四世達賴，雖然也出現了一些不愉快的情況，但畢竟綢束了二十九年前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狀況，為實現謂藏民族團結開創了新的局面。
■執行中央指示妥善處理新疆問題
新疆解放後，在以王震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領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新疆部隊的努力下，各項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民族工作和經濟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王震、陶峙嶽和包爾漢先後發言，介紹新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給與會者以極大鼓舞。
根據與會代表的提議，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發出慰問電，熱情慰問駐新疆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欣悉你們兩年來，除和新疆各族人民親密團結，鞏固地捍衛着祖國的邊疆外，同時以高度的愛國主義和集體英雄主義的精神，忘我地進行着大規模的勞動生産，為祖國創造和積蓄了大量财富，你們和新疆的人民一道正在為新疆的未來的經濟建設開辟着光輝的道路。本會議全體與會人員，對你們的英勇精神和偉大成績，感到異常興奮，特向你們緻以熱烈的祝賀與慰問。希望你們不驕不躁繼續努力前進，為争取更大的新的勝利而不斷奮鬥”
但是，在牧區改革問題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同中共中央而北局卻産生了分歧，也引起了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黨中央在聽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彙報後，決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會議，讨論解決新疆土地改革包括牧區改革問題，劉少奇主持并作總結講話。會議批評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牧區改革上所犯的錯誤，指出“把農業區的經驗機械地搬到牧區是錯誤的”，同時提出新疆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應當注意的問題，強調在新疆實行民主改革應當執行慎重穩進的方針，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的意見與中央是完全一緻的。這次會議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由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兼新疆軍區政委、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書記，張邦英任第三書記，賽福鼎・艾則孜任第四書記。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這次會議的精神，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決定于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召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為了開好這次會議，使新疆的各級幹部理解中央的政策精神，習仲勳受中共中央委派，于七月四日乘飛機抵達迪化。他廣泛接觸新疆各方面的幹部，深入了解情況。
毛澤東高度重視新疆問題的妥善處理。在習仲勳啟程去新疆的前兩天，他對新疆送來的關于農業區土地改革和牧區工作陽兩個決議稿作出批示：“此兩件請周總理即閱，明三日或四日至遲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飛機送迪化交習仲勳、王恩茂二同志收，分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誤。原件應抄存一份。”兩個決議稿是準備提交新疆黨代表會議讨論的，一個是《關于在新疆農業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草案），一個是《關于在新疆牧區工作的決議》（草案）。前一個決議草案指出：根據新疆的社會曆史條件和民族特點，在農業區必須堅決地實行土地改革，同時對土地改革又必須采取十分謹慎的态度。為了保證土地改革勝利，決議對組織最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正确地劃分階級、有分别地開展對地主階級的鬥争、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财産、不斷地教育農民群衆等問題，以及保護宗教土地、保護畜牧業和外僑土地等具體政策作出了規定。後一個決議草案在肯定新疆解放以來牧區工作成績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牧區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則性的嚴重錯誤。這些錯誤是：企圖在牧區劃分階級，宣傳社會改革，準備消滅地牧主經濟；不顧牧民的覺悟程度和是否自願，企圖組織畜牧合作社；對于匪特煽動的群衆性的叛亂着重軍事清剿，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做得不夠；在鎮反中捕人太多，打擊面過寬。總之對牧區工作不是采取慎重穩進的方針，而是企圖實行一種危險的冒險政策；不是根據畜牧經濟的特點實事求是地去規定若幹可能的改良，而是機械地搬用農業區土地改革的辦法去改革畜牧經濟。決議确定了牧區工作的總方針是：安定社會秩序，保護與發展畜牧業，在可能的條件下适當地改善牧工和窮苦牧民的生活。并在此總方針下實行一系列政策，包括“廣泛地開展牧區統一戰線工作，争取、團結一切可以争取、團結的人（包括部落頭目、宗教首領及牧主），隻打擊那些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堅決保存牧主經濟，對牧主經濟不鬥不分，不劃階級，實行牧主牧工兩利政策，逐步取消牧主封建特權，鼓勵牧主的生産積極性，使牧主經濟逐漸變成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等等。毛澤東認真閱讀了這兩個草案。此後，這兩個草案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讨論通過。【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七月八日，習仲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擴大會議，吸收黨代表會議的核心分子四五十人參加，傳達中共中央的精神，組織分組讨論。經過五天會議，大家檢讨了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初步統一了思想，為黨代表會議的順利召開“做了實際的準備”。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正式開幕，習仲勳代表中共中央率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團出席會議，并向大會作了報告。第二天，習仲勳向中共中央彙報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的具體議程和内容。他設想：“會議進行到後期，斟酌情形，我準備就土改問題和領導工作問題再講一次，着重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幫助分局同志勝利的結束會議。會後，再定出具體辦法，在新疆全黨内普遍深入地進行傳達，停止和扭轉各方面工作中的混亂現象，布置土地改革工作。”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收到習仲勳的報告後指示：“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寫的報告今天收到，閱悉。我們認為你對新疆情況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針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毛澤東還将習仲勳的報告，批示送給已經回國、仍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彭德懷閱示。
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習仲勳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出現的偏差作了幾次重要講話。他從提高黨的幹部思想政策水平出發，從汲取經驗教訓和改進工作方法的角度提出意見，并宣布了中共中央的處理意見。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幾位領導和中央民委副主任劉格平，就民族宗教問題作了報告。“分局幾位同志又都帶頭作了檢讨，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展開了”。會議還成立了由賈拓夫領導的财經工作組和張宗遜領導的軍事工作組，以及清理積案工作、檢察宣傳教育工作和研究幹部工作三個委員會，準備更系統地了解情況。會議讨論了關于加強外來幹部與本地民族幹部團結的問題和土地改革工作，通過了《關于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義傾向的決定》和《關于新疆農業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關于在新疆牧區工作的決議》。
習仲勳在報告和講話中，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牧區改革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中央和西北局對牧區工作是堅持慎重穩進方針，規定在目前以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内的工作任務是：肅清土匪，鎮壓反革命現行犯，安定社會秩序，保護包括牧主經濟在内的畜牧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醫療、貿易工作，培養當地幹部，逐步建設民主政權，團結和争取一切可以團結和争取的人們，努力發展畜牧業。”他認為：必須重視占牧區畜牧業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經濟，這是一種半封建、半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即其政治上的殘酷壓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對畜牧業的經營方法，則是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我們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權，但又堅決保護其牧主經濟，并鼓勵其發展，使其成為新民主主義性質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牧主階級一般是我們聯合的對象而不是打擊的對象。“對于牧區政權，不論是舊有的千百戶制，或新設的縣、區、鄉制，都必須吸收當地有勢力的和較好的部落頭人參加，使其有适當地位，并逐漸增加各級政權機關的民主性。”牧區鎮壓反革命的對象，必須嚴格控制在現行反革命活動和武裝叛亂首要分子的界限内。對于武裝割據的部落頭人，依據青海省争取昂拉區項謙千戶的經驗，首先用最大力量講行耐心的政治争取，确實争取無效而仍武裝頑抗時，才組織軍事進剿。但在進剿中與進剿後，均不放松政治争取工作。
“隻要仍有一線機會，都必須堅持政治争取工作。”
習仲勳在報告和講話中說：“在開展牧區工作的步驟上，是首先抓緊安定秩序，開展醫療、貿易工作，培養幹部三項基本任務，其他各項工作則依據情況，逐漸推進。”這就廓清了在牧區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強調要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處理黨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他說：“有很多事情，明天辦是好事，今天辦就是壞事。如定居比遊牧好，但在今天尚無定牧的條件下，組織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業。所以‘一切決定時間、地點和條件’，離開具體環境去觀察和解決任何問題，都是沒有準的。”他認為，一些領導幹部在看問題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即“隻看到順利情況的一面，忽視了困難情況的一面；隻看到階級關系的一面，忽視了民族關系的一面；又不是從各少數民族當前的具體情況出發，而是搬用漢族地區的工作經驗去看那裡的階級關系；對于封建階級和上層分子，隻看到他們殘酷地壓迫、剝削群衆的一面，忽視了他們多數人尚與群衆有某些聯系、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面；誇大了他們與群衆對立的共同性，忽視了這種對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性；對于牧主階級，隻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後的一面，否認了它在經濟上尚有積極作用的一面；對于勞動群衆，又隻是看到少數先進分子的一面，忽視了真正廣大群衆的一面；隻看到了甚至是誇張了群衆要求進步的一面，卻忽視了群衆尚被許多傳統的落後影響所束縛的一面；對極複雜的宗教問題，也隻看到它在少數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衰退的一面，而忽視它的滲透群衆生活的諸多方面。這樣，便不能了解各少數民族當前發展階段的特點和全貌，不懂得必須在鞏固民族團結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反封建階級的鬥争，不能領會在反封建階級的鬥争中，上層分子和分化敵人營壘的特殊重要性”
習仲勳還針對一些幹部在工作中，有時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來的傾向，依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的分析，着重說明不能把宗教當做封建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類在原始共産主義社會便已有了樸素的宗教觀念，宗教是社會生産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必然産物，是群衆面對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而求助于神秘現象的表現。封建階級隻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們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會随着封建剝削制度的消滅而消滅。由此，他強調說明統一戰線在新疆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黨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離不開組織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與漢族地區比較，新疆的統一戰線工作更加廣泛，除開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階級以外，各民族的各個階級、階層、集團、重要人物和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士紳，都是我們團結的對象。“而團結各民族的領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區的部落頭人、知識分子，在目前時期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八月五日，習仲勳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閉幕會議上講話，對這次會議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這次會議的特點，就是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用耐心說服方法解決思想問題，不僅是講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講求效果。這次會議的效果很好。關内來的幹部和本地幹部都毫無拘束地講了話，大家都把事實擺出來，大家都開動腦筋，分析問題，辨别是非。”“這樣，問題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緻了，結論也就容易做出來了，大家都提高了。”
會後，習仲勳專門就這次會議的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習仲勳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賞：“習仲勳同志的報告很好。”
随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精神的貫徹，新疆牧區出現了新的局面。由于政策對頭和積極争取，阿山地區的謝爾德曼、胡爾曼兩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請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調查小組，在四個月的調查後寫出的《新疆牧區調查報告》，也證實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後“牧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的情況。報告以一個縣為例，說：“新疆情況最複雜的地區是富蘊及其周圍數縣，尤以富蘊最甚。我們在這個縣住了月半有餘，大部時間又住在遊牧部落。據知該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經跟烏斯滿，去年八月前又有謝爾德曼、胡爾曼等叛亂，緻生産停頓，牲畜減少，牧民生活困難，人心不安。解放後，尤其是去年分局黨代表會議端正牧區政策後，叛亂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産。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該縣人口從九千餘增至一萬九千餘，牲畜從三萬餘增至十萬餘（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從外地搬回），農田由大部荒廢到不僅全部恢複而且又擴大一倍。縣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戶增至二百餘戶，由高價買不到面粉、油、鹽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應，并且價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面粉兩萬四千元（舊币）還買不到，現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後，擴大生産，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該縣對貧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濟。牧民享受這種安定生活，無不感激共産黨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新疆》一書，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是這樣評價的：“從以後新疆曆史的發展來看，這次會議就牧區工作所确定的方針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會議提出在新疆工作中，應充分注意民族特點，加強民族團結，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對新疆各項事業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年輕有為”到“爐火純青”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及時了解全國各地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和中央方針政策貫徹執行情況，毛澤東要求各大區、各部門領導每兩個月至遲一個季度寫一次綜合報告。習仲勳模範遵循這一制度，每次報告都十分認真，親自動手，把中共中央西北局貫徹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的情況，及時如實地彙報給中央。他寫的報告實事求是、簡明扼要，既有理論分析，也有具體事例和數字，經常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并常常轉發各大區參考。從三年近二十份工作報告中，毛澤東對習仲勳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據薄一波回憶，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澤東辦公室彙報工作。這時，毛澤東正在閱讀習仲勳從西安發來的《關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等問題，内容豐富，論述精辟，為中央了解西北情況，制定政治和社會改革各項工作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毛澤東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勳這個同志怎麼樣？”薄一波脫口而出：“年輕有為。”薄一波一直十分贊賞習仲勳，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用這樣的話贊譽習仲勳。
那還是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就是習仲勸。他是從群衆中走出來的群衆領袖。”一九四五年十月，習仲勳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并兼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政委。這一年，他剛剛三十二歲。
物換星移，從那時起轉眼又過了七年。習仲勳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任上又兼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率軍赴朝後，習仲勳實際上擔負起西北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者的重任，經常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請示彙報工作。他看問題全面、客觀、深刻、穩重，具有前瞻性，對同志寬容大度，所有這些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
聽了薄一波對習仲勳的評價，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
确實，在解放後的幾年中，習仲勳在主持西北工作期間，正确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切從西北實出發，順利完成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鎮反、剿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各項社會改革工作，妥善處理了西北地區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培養了大批漢族和少數民族幹部，在較短時間内恢複和發展了西北地區的國民經濟，走在了全國前列。他統攬全局，得心應手，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領導魄力，深受西北地區廣大幹部和各族群衆的稱贊。
經常同毛澤東晤談、與習仲勳一起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的張治中先生，“每談到習仲勳時，對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處理大政方針的果斷，為人處事作風的謙虛、謹慎、細緻、全面，贊不絕口，内心傾服”。
“爐火純青”四個字，是毛澤東對習仲勳在西北這幾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同樣，在中國共産黨内和其他各大區、各條戰線，也都彙聚了像習仲勳這樣一批優秀的高級幹部。正是這批幹部從各地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執行中共中央各項方針政策，在解放後短短的三年時間，治愈了戰争的創傷，勝利地進行了各項社會改革，迅速恢複和發展了國民經濟，為全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決定習仲勳和幾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調中央工作。
這時，習仲勳還在迪化處理新疆問題。之後，他和劉格平等路經蘭州，考察了西北民族學院，接見和設宴招待了已歸順的項謙。十四日，習仲勳回到西安。新疆之行，前後整整四十天時間。一路勞頓，對年輕的他來說，當然算不上什麼，但即将離開桑梓之地的心情卻難以平靜。由于工作繁忙，他沒有時間考慮這件事情，當務之急仍然是處理這些天積壓的工作。
二十日，習仲勳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八十一次行政會議，讨論批準了西北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關于改造與整頓西北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習仲勳在讨論中肯定了三年來的司法工作，針對司法隊伍存在的問題指出：“進行司法改革，就是要堅決清除資産階級的舊法觀點以及貪贓枉法等危害人民利益的惡劣現象，樹立以無産階級為領導思想的法律觀點。對于那些違法亂紀、惡習甚深、民憤很大的分子，必須堅決清除，使思想改造和組織整頓相結合，以提高人民司法工作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性，為今後長期的進行思想改造和建設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基礎。”他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必須切實負責，有計劃、有領導、有重點地開展這一工作。按照習仲勳的指示，西北區司法改革工作有步驟地深入開展。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彙報了西北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共中央将《西北局關于司法改革工作的報告》轉發全國。
在即将離開西北緊張工作的日子中，習仲勳除在九月三日主持召開了全區林業工作會議并在會上作長篇講話外，還抓了西北的衛生工作。九月六日，他在西北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了《普遍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廣播詞，強調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要和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廣泛開展，普遍深人，長期鞏固，消滅死角，建立和健全群衆衛生組織和衛生工作制度。經常由上而下又結合群衆由下而上地檢查督促，把成績鞏固下來繼續發展提高。他要求在九月前半個月内，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突擊工作，掀起愛國衛生運動的新高潮，争取做到“家家衛生，人人清潔”。十四日，他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八十四次行政會議，總結半個月來衛生運動的進展情況，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并決定召開西北地區第一屆愛國衛生模範代表大會。
西北地區，尤其是陝西，曆史悠久，文物遺存很多。習仲勳一直關心着文物保護工作。剛一解放，經他提議，在新組建的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下面設立文物處，負責重要文物機構的接管以及保護和發掘工作，敦煌、碑林、麥積山、炳靈寺等著名文物遺存，就是這個時候接收和保護下來的。當時陝西的碑林，地方很小，收集的很多文物難以展出，在習仲勳的支持下，把相鄰的孔廟交給碑林使用，東西兩邊的廂房辟作展室，使碑林成為初具規模的陝西曆史博物館，一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搬到西安南郊的新址。著名畫家趙望雲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非常了解習仲勳關心保護文物的情況。他的兒子趙振川回憶說：當年父親經常講起習仲勳關心文物的事例，說習仲勳很注意聽取和采納專家的意見，為保護陝西的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他記得小時候，父親在碑林辦公，那裡的房子年久失修，幾乎成了危房，對文物造成很大威脅。父親反映後，立即得到習仲勳的重視。當時正值抗美援朝，國家非常困難，用錢的地方很多，财政十分緊張，習仲勳卻專門為此作出批示，撥出專款，用于碑林博物館的全面維修，所有危房都換了屋頂，使文物得以保護和展出。習仲勳還關心石魯、趙望雲、何海霞等一批畫家的成長，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支持他們創作，使“長安畫派”在發展中形成，蜚聲海内外。④在去北京赴任前的十一月下旬，為貫徹中央人民政府《關于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習仲勳結合大區機構的改變，在西安主持召開了為期十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十二月七日和八日，又主持召開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習仲勳在這兩次會議的講話中，總結了三年來工作的經驗教訓，對西北地區今後的工作進行了全盤部署，“并着重研究了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的領導作風問題”。他闡明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性和有關幹部配備工作的原則。他說：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宣布了軍事管制時期的結束，标志着建設工作的開始。這次機構改變不是減輕了我們的責任，而是加強了我們的責任，以後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更細緻。他着重強調了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說：
全黨三年來着重完成社會改革任務，一般地習慣于“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而不習慣于“精雕細刻”的工作作風，但在進入經濟建設時期，領導思想上必須來個轉變。……尤其是在過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計劃經濟的時候就漏洞百出，特别在黨内有一部分人滿足于過去的成績，看不見工作的缺點，更意識不到今後建設任務的繁重和艱苦，這是很危險的。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形式主義很多，追求數量，不講質量，計劃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辦事，形成到處緊張，疲憊不堪，浪費很大。……雖然經過“三反”運動，但下面的官僚主義現象仍相當嚴重．這種情況如不加改變，就将造成今後發展中的很大困難。為此，今後必須明确中心任務，不是進入建設時期什麼都辦，而是要有重點，有主要次要，有先後緩急地去辦。今後一個最基本的中心任務就是經濟建設，即城市以工業建設特别是重工業建設為主，農村以農業生産互助合作運動為主，并須穩步前進，講究質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圍繞這個中心，并為這個中心服務。明年的計劃必須根據可能與需要，務求切實，，不能太大，要有控制，做了一步再前進一步，不要平均主義地事事都辦，齊頭并進，而要集中主要力量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習仲勳特别強調要照顧好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他說：西北名為大區，地方很大，但是很窮，财力不如别的大區。陝西還比較好一點，關中老百姓一年還可以蓋上一床被子，一年換一套棉衣；甘肅有些老百姓就三年換不了一套，有些幾十年穿一套，被子一輩子蓋不上的也有，這是個實際的問題。所以，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抓緊發展生産，抓緊組織農民，抓緊農村合作運動，改良技術，注意施肥，要從保持水土、搶修水利設施各方面着手，和天災、蟲禍作鬥争，求得多打糧食，同時照顧群衆生活。西北群衆生活是有了改善，但不是很大的改善，今後必須想更多更好的辦法，加緊進行增産節約，才能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習仲勳還告誡各級幹部要注意克服官僚主義，保持同群衆的密切聯系。他說，經過“三反”運動，幹部的作風比過去好多了。但似乎又有另一種形式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即很多事情不征求群衆意見，不和群衆商量；對問題不做具體研究，就發号施令。這種現象發現的相當多，可見，“三反”運動雖然成績很大，但是必須繼續貫徹下去，經常注意檢查糾正。
十一月八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閉幕，至此，西北軍政委員會的使命宣告結束，改為西北行政委員會，習仲勳改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當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各位領導和各省負責人，在西安青年路的止園，為習仲勳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歡送會。
據當時做會議記錄的馬松林回憶，在歡送座談會上，大家對習仲勳離開西北都戀戀不舍。習仲勳動情地說：從内心講，我和西北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确實不想離開西北人民，不想離開多年相處相知的你們。我理解毛主席要我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去鍛煉，希望同志們特别是五省的人民能諒解我，我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導虛心向内行學習，争取盡快熟悉新的工作。希望大家在今後的工作中，不忘西北五省的特點，要聯系多民族地區的實際，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與各民族和宗教頭領搞好關系，實事求是，坦誠相見；尊重民主人士，愛護他們，搞好團結，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使他們感到有職有權。習仲勳深情地對大家說：我們是多年的戰友，你們都了解我，我是一個直人，不會轉彎，不論是黨内還是黨外，都是實事求是，坦誠相見，相互之間心中有什麼話都可以講，我有錯誤你批評，你有錯誤我批評，這就是我和大家相處的原則。
習仲勳懷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了養育他的西北故土，路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