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恢複和發展西北國民經濟（下）
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在緻力恢複西北地區國民經濟的過程中，特别注意做好農業生産、鐵路建設、林業綠化等基礎性的工作，為西北地區經濟持續發展做了準備。
■精心抓好農業生産
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是習仲勳在西北工作期間的重點之一。他除精心指導新區的土地改革和減租減息工作外，還經常深入基層，了解各地的農業生産情況，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西北五省除陝甘甯邊區外，絕大多數是新解放區。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新區群衆對共産黨和人民政府還存有疑慮，不敢大膽生産，怕定高階級成分和加重稅收。針對這種情況，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認為，“貫徹政策，是做好農業生産工作的首要環節”。為此，西北軍政委員會在一九五。年三月中旬發出指示，要求“大力宣傳‘生産發家’，‘勞動緻富’，‘誰種誰收’等政策，打破農民的一切顧慮，積極生産”，并“及時頒布與貫徹執行了‘誰種誰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貸’，‘合理負擔’，‘棉麥比價’等獎勵生産提倡勞動的政策法令”。根據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數縣份“先後召開農業生産會議或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逐級傳達和讨論一九五年西北地區農業生産的方針和任務，并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制定生産計劃，布置實施”。新區廣大農民“對于人民政府獎勵生産的政策，漸有較深刻的認識，怕多生産。多負擔，怕提高成分的顧慮已逐漸減少，因而生産情緒已普遍穩定”。
四月下旬，習仲勳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十三次行政會議，檢查總結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應該注意的問題。會後，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于五月五日再次發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組織工作組，派幹部下鄉，“必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産的組織和領導”，抓緊播種棉花和早秋作物，擴大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發展生産的政策，把政府的計劃變成群衆自己的計劃和實際行動。
一九五年西北地區小麥長勢良好。為了保證做好夏收工作，按照習仲勳的指示，以彭德懷、習仲勳、張治中名義，于五月二十一日發出西北軍政委員會令，指示各地“夏收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組織群衆，抓緊時間，快收淨割，速曬細碾，做到迅速‘麥人倉，草上堆’，避免風雹災害，并注意割低麥茬，拾淨麥穗，不使浪費麥草”，“組織選種工作，凡經群衆親身經驗證明的優良品種，應即單割單收，保證純淨，提倡農戶相互調劑品種”。要求各地組織“檢查團或工作組下鄉，直接幫助夏收，切實解決群衆中的困難問題，特别注意解決裂、軍、工屬及鳏、寡無勞力者的困難”，“提倡親幫親，鄰幫鄰，‘趕麥場’，攬短工”，“把所有可能從事生産的男女老幼，都組織到夏收工作中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抓農業生産之細緻，由此可見一斑。但不僅僅如此，從他處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現的旱情和随後出現的“飽”雨，更能見其工作的細緻人微。六月後，西北地區出現了較大面積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即發出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加強抗旱防災工作。不久，陝西、甘肅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飽”雨，習仲勳親自修改下發《關于加緊雨後搶種及鋤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應即抓緊時間，領導農民，發動變工隊，突擊搶種晚秋作物（谷子、糜子、荞麥、小豆和秋菜等），已種早秋土地，因災、旱缺苗者應即進行補種”，強調：“這是當前農業生産工作的重點，務須集中力量，切實執行，并幫助農民解決種子、勞畜力等具體困難，争取迅速下種，不誤天時。”他還要求：“部分沿河低窪地帶，尚須注意修堤防洪，開溝排水，以免水災。”
習仲勳在領導農業生産過程中，還根據自己多年在農村生括的經驗，十分注意解決農業生産資金信貸問題。他深知，許多貧苦農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災、疾病時，發展生産會遇到困難，需要資金支持和群衆的互相幫助。因此，在他領導西北軍政委員會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會及時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三位主要領導人的名義，發出《關于農業生産貸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成立“農貸委員會”，“由同級的行政首長親自負責，各有關部門必須依照規定職權，明确各自應盡的責任，密切配合”，用國家寶貴的資金“有重點有計劃的扶助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增産糧棉繁殖牲畜”。他強調：“貸款必須以生産積極而資金困難的農牧民為主要對象”，“專款專用”，“有借有還”，“倡導自由借貸，組織群衆自己的力量，實行互相調劑資金及解決部分生産資料的需要，以配合農貸更多的解決農民生産中的困難問題。”
由于習仲勳正确細緻的領導，農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實得比較紮實，廣大農民群衆的生産積極性不斷高漲，農業生産任務超額完成。一九五。年糧食産量較一九四九年增産十二億斤，提高百分之十，戰勝了解放後第一年出現的嚴重災荒。“通過領導生産，黨和政府進一步獲得了廣大群衆的愛戴與擁護，從生産上更加促進與鞏固了民族團結。并且，經過一年農業生産的實踐，進一步熟悉了情況，取得了經驗，教育提高了幹部。”
一九五年十二月下旬，陝西省召開農業生産會議。習仲勳出席會議并講話。他說：這一年在戰争剛剛結束，社會秩序還未完全安定的情況下，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如興修水利，活躍借貸，改良種子，防蟲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動員和組織了廣大群衆參加到生産戰線上來。而群衆對我們最滿意的也是這一件事，這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幾千年的曆史上也是沒有見過的，我們今天能獲得廣大群衆的擁護，主要的原因也就在這裡。革命就是要辦好群衆的生産事業，而領導群衆生産又是最實際最具體的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他對來年的農業世生産形勢進行了分析展望，認為一九五一年農業生産條件會更好，要求各級領導做好充分的生産準備，切實幫助農民解決生産中的困難。廣大幹部要用說服鼓勵和典型示範的辦法，“發動廣大農民由過去‘沒心勁’好好生産，走向有組織有計劃的努力生産”，“培養勞模，推動生産”，“續活躍借貸，保證有借有還”和“組織自願變工，開展合作運動”。之後，習仲勳主持召開了西北地區農業生産會議，全面總結一九五年農業生産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糧棉增産任務和工作措施。
為了順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農業生産任務及各項工作，按照習仲勳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關于西北區一九五一年農業生産的指示》，強調了做好農業生産特别是春耕生産的重要性，重申了幾項促進農業生産發展的措施，要求各級政府抽派主要負責同志和得力幹部，深入農村，切實指導和推動春耕生産。
習仲勳在領導農業生産中，特别重視讓農民群衆掌握先進的生産技術。他在多次會議上号召農業技術人員要深入下去，到農民群衆中去普及優良品種和先進耕作方法。他關心農業科技的發展，為此專程到武功縣楊陵的西北農學院視察工作。
西北農學院位于中華農耕文明的發祥地――陝西楊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農官後稷，就在這一帶“教民稼穑，樹藝五谷”，開創了農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愛國人士于右任和楊虎城在這裡選址創立了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後來發展成為西北農學院，是中國西部地區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的發源地。西北農業生産會議剛一結束，習仲勳就來到這裡，同農學院的學生親切交談，向師生介紹國内情況和朝鮮戰争的形勢，介紹西北地區建設取得的成就和今後的方針任務。他說，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先解決群衆的吃飯問題，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工業，繁榮經濟；繼一續鞏固财政與物價的穩定，發展國内市場；正确地有步驟地發展合作事業，搞好城鄉物資交流，特别是收購和運銷農村土産。他勉勵同學們努力學好農業科學知識，說：“西北是廣大的農業地區，将來要很大發展，其正确方向就是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就要依靠我們的農學院來解決。”他強調：科學技術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人民群衆需要它。科學技術要實現它的偉大作用，又必須與群衆結合，交給群衆，經過群衆的實踐去實現它、證明它、充實它、發展它。因此，科學技術人員與群衆結合，是堅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學們學習時就要注意這個結合，如到農村幫助群衆選種、除害，吸取群衆中的生産經驗等；将來到實際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為人民群衆服務。習仲勳還關心農業戰線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在學院看望和慰問了長期從事農業科學研究的專家教授。
習仲勳還運用典型帶動和組織群衆的辦法，在西北農業戰線開展了愛國主義農業生産競賽運動。他支持陝西省興平縣張明亮等四十七個互助組，向西北和全國小麥産區各農業互助組提出夏收、夏選（選留小麥良種）的挑戰競賽。國家農業部對這一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國小麥産區：“應予以高度重視，在總結春耕生産的基礎上組織互助組應戰。”響應農業部的号召，陝西有三千三百個互助組，全國有八千五百個互助組積極應戰。此外，西北地區還開展了棉花愛國豐産競賽，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勞動競賽，這些活動“大大地發揮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和愛國熱情，有力地推動農業生産迅速恢複和發展”，“創造了各種主要作物的豐産紀錄和全國小麥的最高豐産紀錄”。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區糧食産量大幅度增長，陝西增長了百分之十五。為了表彰農業戰線的先進模範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剛過，按照習仲勳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西北首屆農林、水利、畜牧勞動模範代表會議。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個民族在内的農業、水利、畜牧業的先進人物及部分工人、榮譽軍人和機關代表等數百人，聚集一堂，交流農業等生産方面的經驗。陝西小麥豐産能手史安福、陝北小型水利模範魯宗明寺在會上介紹經驗。
習仲勳在會議開幕式上作了《為争取今年農業生産戰線上的偉大勝利而鬥争》的講話。他指出：這次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就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在西北來說是第一次。過去陝甘甯邊區曾經開過幾次這樣的會議，對于建設邊區，發展生産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從來沒有能夠像這次這樣，聚集了這麼多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開這樣一個盛大的會議。“今後這樣的會，還要召開，各省、市一直到區、鄉都要普遍召開”，“通過這樣的會議，交流并推廣好的生産經驗，檢查尋們的生産情況，加強我們的領導方法，為今年的大生産運動創造有利的條件”。他希望随着國家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各行各業湧現更多的勞動模範。
習仲勳在講話中，對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産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糧食，各方面都應集中力量圍繞提高單位面積産量來開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種方法積肥，特别注意多養豬、羊和大牲畜，注意解決農具、耕畜魯問題。青海、甘肅、陝南等地農具奇缺，要繼續采取增加貸款、群衆互相調劑和相互合作的辦法去解決。他還指出：“西北多山地區，特别應該重視小型水利”，有計劃有重點地修建蓄水池。還要積極防治病蟲害，繼續貫徹“防重于治”的方針，推廣優良品種，确保糧棉增産目标的實現。
一月五日會議閉幕，習仲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會上提出了依據群衆自願互利原則，大力提倡組織農村合作互助運動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國第一次農業生産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随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在全國逐步興起。西北地區也同全國一樣，一批農業互助合作組和互助合作社發展起來。一九五二年春陝西省米脂縣發展農業互助合作社六十三個，子洲縣發展二十三個。到六月，西北全區已組織起互助合作組六十二萬多個，其中有一百二十九個生産合作社，六百多萬農業勞動力參加了互助組，有互助合作曆史的陝北老區一些縣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參加了互助組。
習仲勳十分關注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為了使運動向着健康的方向發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西北農業互助合作工作會議，分析運動發展的形勢，總結經驗，檢查存在的問題，提出互助合作運動發展的任務。六月六日會議結束時，習仲勳作了《西北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的總結報告。
習仲勳認為：土地改革後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是必然趨勢。他說：土地改革隻解決了農民生産的主要條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産資料，但并沒有解決農民生産上的全部問題。許多貧雇農甚至中農缺少牲口、大車和水車等主要生産農具，因此，“組織互助來解決生産中的困難已經成為農民的迫切需要”。陝西的一些事例也證明，組織起來有利于農業生産的迅速發展，能較快擺脫貧困落後狀态。習仲勳根據毛澤東關于組織起來的多次指示和列甯、斯大林關于農業社會主義道路的經典論述指出：“把農民組織起來實行勞動互助和生産合作或者任其自流發展，乃是兩條道路的問題。”習仲勳繼續說：但農業社會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期，那些不願花“工夫”不願做“細心的工作”，不準備通過較長時間去逐步吸引農民參加集體化的人，是不了解農民，必然脫離農民群衆。他依據自己對農民的認識和深刻了解說：“群衆哪裡是可以去命令的呢？農民們說：‘秋後看’。要看事實，要經過他們自已切身的經驗。很明白，對于農民隻能‘逐步’‘吸引’。”習仲勳指出：勞動互助和生産合作都要“以個體經濟為基礎”是“不破壞個體的私有的财産基礎的”，“離開個體經濟基礎它們也就不可能吸引農民過渡到集體化去。不照顧個體經濟過高過急地去要求農民，甚至粗暴地侵犯農民個體利益，當烈是錯誤的。”
習仲勳進一步分析形勢說：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叁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後，必須将農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發展慈業生産和農村副業上。西北地區目前的農業生産狀況還很蒲後，有些條件在短期内很難有大的改變，必須努力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發揮組織起來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幫助，農村現有的生産能力就會得到提高，自身條件也會逐漸改善。隻要确實把農村的全部精力用在這方面，四五年内使農業生産水平大體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為此，農業互助合作應在兩三年内，争取一般農業地區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勞動力确實組織起來；在互助組中，常年互助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農業生産合作社則基本控制在試辦範圍内，每縣試辦一個到兩個。他認為農業生産合作社無疑是将來由小農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農莊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發展這種農業生産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群衆在生産中的需要、互助運動的基礎、領導的骨幹、群衆的積極性、并有充分的醞釀等”。
習仲勳強調：在今後兩三年内，應首先積極地、大量地在所有農村推廣目前在互助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簡單的勞動互助組。“這是一種最初級的形式，但是适合農民原有的互助習慣，結合方便，也适應農民當前迫切需要，可以解決勞力或牲口或農具不夠的困難，可以應急趕時耕種、鋤草、滅蟲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勞動力去從事其他生産。事實已經證明，這樣做大有好處，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數的農民接受，便利大量發展。看不起這種互助組是不對的。”他要求，各級幹部對這種互助組應“不怕麻煩、不怕反複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進行工作，幫助它們解決各種困難。如果普遍地、确實地而不是形式地在兩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都組織到這種互助組來，就會給我們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繼續前進打好基礎”。習仲勳在講話中還提出了應注意的具體政策。
新中國農業走過了曲折的發展道路，經過幾十年歲月滄桑，重讀習仲勳的這一段話，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之外，還是會深深地為他對農村工作的豐富經驗所折服。如果我們能很好地堅持這些原則，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也許不會走那麼多的彎路。
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區農業生産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糧食産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點八，棉花産量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最高年份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三。由于數十萬人民解放軍囤墾邊疆，參加農業生産建設，西北地區農業勞動力劇增，開墾荒地二百多萬畝，增修及恢複水利灌溉面積三百七十萬畝，對農業增産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開始顯現出來。
■建設交通大動脈
建設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四通八達的鐵路網，是發展現代工業、繁榮經濟的先決條件。西北地區地域遼闊，發展交通尤為重要。解放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後，“隻有潼關到寶雞四百四十四公裡可用的鐵路，和寶雞至（甘肅）天水一百五十四公裡不堪用的鐵路，兩項合計隻占全國鐵路百分之二點八四”，其餘三省區沒有鐵路。一九五。年初，西北公路隻有“國道共計四千八百零七公裡，省道一千一百三十五公裡，占全國公路的百分之二點三七”。由于交通的制約，需要的物資運不進來，大量的礦産和土特産品運不出去，直接影響着西北經濟的發展。彭德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新疆地區遼闊，交通運輸困難，運一石糧到新疆要十餘石軍費”，就很能說明當時交通的困難狀況。
鑒于這種情況，彭德懷、習仲勳一開始就把發展交通事業，主要是修築鐵路作為發展西北經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懷在向毛澤多報告一九五。年西北地區生産交通建設的初步安排時，提出除整修天（水）寶（雞）鐵路外，還應“在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幫助下修築天（水）蘭（州）鐵路”。這一計劃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因此，一九五年一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時，明确提出：“交通是關乎整個西北經濟恢複與發展的重要的先決的關鍵。今年着重鐵路及公路國道之恢複改善與修建工作。”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研究三年經濟建設計劃時初步提出了西北鐵路建設的規劃和實施步驟：“在五年到十年内首應把天水到蘭州再由蘭州經酒泉到新疆的西北鐵路大千線完成（如分段修五年左右可成，如一段修則須十年左右），同時應計劃修成蘭州經西甯再至西藏和蘭州經甯夏而達包頭及天水人川而達成都三條鐵路幹線，這四條鐵路幹線如能完成，則西北内部各省之間，西北與各大行政區及中蘇之間的交通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但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北鐵路建設的重點還是完成寶天段整修和天蘭段建築工程，并積極向酒泉修築。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應完成寶天段整修工程，一九五一年底天蘭段工程應修通至隴西，一九五二年應修通至蘭州。”
這個規劃的提出，與彭德懷兩次到新疆視察和指導工作，并親自踏上青藏高原實地勘察是分不開的。習仲勳全力支持彭德懷的意見，以自己對西北地區的深刻認識，也為這一規劃的提出付出了辛勞，貢獻了智慧。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完善這個規劃的時候，毛澤東也作出西北鐵路要修到迪化（今烏魯木開），不超過十年，愈快愈好的指示。彭德懷、習仲勳看到他川的主張符合毛澤東的意圖，更加堅定了構築西北鐵路網的信心。之後，中共中央西北局把鐵路建設提到了國民經濟恢複工作的重中之重，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工作。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彭德懷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五次行政會議，研究設立天水鐵路委員會問題，并決定西北葺政委員會實行每星期五集體辦公制度。在三月十日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集體辦公會上，按照彭德懷提議決定，成童建築工程局，派軍隊九萬人修築寶天、天蘭鐵路。
為了推動鐵路建設，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召開西北首屆交通會議，西北五省鐵路、公路等方面的幹部一百三十餘人參加會議。彭德懷、習仲勳分别作了講話，闡釋交通事業在西北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習仲勳在講話中說：“就西北地區具體情況看，地面遼闊，經濟狀況比其他各區都要落後，将來必須大力發展。而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辦好交通。”他要求交通事業部門的每個工作人員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領導要經常深人群衆，研究路局與沿線廣大農民群衆建立密切聯系的問題。他強調指出：共産黨辦事情，都離不了發動群衆這一條。要做好交通部門的工作，必須發動全體員工積極努力。在補修路基、橋梁、護路、養路等各項工作中，要吸收沿線廣大農民參加。
這次會議确定：“為完成寶天、天蘭段的工程，特組織工程委員會，領導工作，并依靠一野抽調十萬大軍擔任土石方工程。”經過反複醞釀考慮并報經政務院批準，中共中央西北局組建了西北鐵路幹線工程局（簡稱西幹局），領導寶天、天蘭鐵路改造和興建工作，五月一日正式成立辦公。
五月二十四日，習仲勳主持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加的議，專題研究鐵路工程有關問題，中央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中央鐵道部蘇聯總顧問出席會議。會議确定西幹局受中央鐵部和西北軍政委員會雙重領導，“大體分工為：中央鐵道部責解決該局工程業務技術指導及人員的配備，材料與财政審籌給等事項。西北軍政委員會負責政治和黨委工作的領導、針、政策指導、政治幹部之調補以及當地勞力、器材（西不能解決的器材由鐵道部籌撥）和土地的組織與使用”。會還決定：“由中央鐵道部調派鐵道兵團二、四、三支隊前來加”。
按照這一協議，在以後的兩年内，雙方既有分工又密切系，高效地組織了寶天、天蘭鐵路的建設施工。習仲勳協調北軍政委員會有關部門，抽調政工人員四十四名，分配到寶鐵路沿線施工單位工作，并組織西安各界人士慰問修築寶鐵路的部隊。
在修築鐵路的過程中，不少地方的幹部群衆思想認識不位，沒有引起普遍重視，各方面對建築鐵路工作的配合和幫也不夠，有些醫務部門甚至不接收築路受傷的戰士。為此，共中央西北局于九月四日向各級黨委發出《關于加強西北建鐵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克服存在的問是“保證按計劃完成寶天路全部改進工程及天蘭路通車的艱巨務，同時用大力争取早日修通西北幹線”。《指示》還要習各級黨委必須廣泛地在幹部和群衆中進行宣傳教育，認識修鐵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與人民經濟生活的關系，積極予以各種必要的協助。農林部門要注意木料（枕木）的開發和供給，各地要注意協助解決人力、畜力及修路部隊食宿供應問題。黨委宣傳部門和報社都要有計劃有系統地報道鐵路建設中的英雄模範事例，并拍制影片，以教育群衆和鼓舞築路人員。【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寶天鐵路整修和天蘭鐵路建設工程進展順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近十萬人參加修築工程，他們在十分困難條件下，艱苦努力，奮不顧身，對整個工程起了巨大作用”。“幾個月來，各項主要工程已獲相當成績”。到一九五年底。西北原有的鐵路均已修複通車。寶天鐵路的整修和天蘭鐵路的建設進展順利，當年分别完成土石方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
十月，抗美援朝戰争開始，參加築路的部隊奉命休整，準備赴朝作戰，施工力量成為突出問題。
十一月十五日，習仲勳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十八次行政會議，聽取西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關于鐵路幹線修築工程的報告，批準了“召集陝、甘兩省沿西北鐵路幹線的專員、縣長會商有關民工動員組織工作的提議”。動員組織民工的工作十分艱巨，習仲勳主動挑起這一重擔。随即他同彭德懷、張治中聯名緻電陝西、甘肅省政府主席、西安市市長和陝南行者王任。電報說：
為提早完成天蘭鐵路工程，本會特決定十二月一日召開會議，希陝、甘兩省主席、甘肅省王世泰副主席到會，西安市長、陝南行署民政處吳處長，陝西之渭南、商洛、成陽、寶雞、綏德，甘肅之天水、平涼、慶陽、定西等專員及陝西之長安、鹹陽等縣 （市）長（正副隻來一人），務于本月二十九日到達本會，并帶如下材料：（一）你區之人口及勞動力統計。（二）按勞動力抽調百分之五，服工一年，是否 ’會影響農業生産，希調查帶來一個典型鄉或一個行政村的材料。（三）了解你區一個普通長工一年的實物 一．工資。（四）根據以上任務，采取什麼方法進行組織動員。
二十日，習仲勳又緻電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副政委甘泗淇，甘肅省主席鄧寶珊等，稱：“為商讨修築天蘭鐵路及動員民工等問題，請王副主席（王世泰）偕同王國瑞同志，務于二十五日（星期六）乘機來陝。前經甘副政委面允給西幹工程局抽派衛生處處長或副處長一人，亦請王副主席就近商決派妥為盼。”
習仲勳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辦法，同陝、甘兩省有關負責人面對面地研究組織動員民工的辦法和方案。這時，他正和西北軍政委員會醞釀由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兵團政委，原西北根據地的老幹部王世泰出任西幹局局長兼政委。
西幹局成立後，由一野參謀長閻揆要任局長，白如冰任政委，他們都因原工作離不開而未到職，西幹局一直由副局長高登榜負責工作。鑒于寶天、天蘭鐵路動員民工的任務艱巨，加之這時“中央已決定把鐵路建設的重點放在西北，準備用大力進行西北鐵路幹線工程”，争取一九五二年年底天蘭路全部通車，西北軍政委員會經過反複考慮，最後決定由王世泰出任西幹局局長兼政委。王世泰欣然受命，他在十二月三日給鄧寶珊主席和馬鴻賓副主席的電報中說：“因趕修西北鐵路，軍政委員會已決定通過由我負責，此已不能變動。政府工作有各位多費些精力，則絕能順利完滿推行，我雖兼職但工作重點放在鐵路上。”實踐證明，對王世泰的這個任命是正确的。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反複磋商，動員民工方案終于确定下來。九日，習仲勳在陝、甘兩省專員縣長動員民工大會的總結講話中說：
修鐵路是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天蘭路，現在要動員民工代替軍隊修築，動員民工比動員軍隊修路更難。我們要有意識地準備把動員民工變成為長期的鐵路員工，更主要的借此動員民工機會，把這批民工訓練成農村的骨幹，要動員民工五萬人，三年任務，兩年完成。……時間三月開工，三月以前要做好充分準備，工地的調查，工具的準備，幹部的集中訓練，民工的動員組織，供應的準備，動員區域在沿鐵路附近，由近及遠，即甘肅天水、定西，陝西寶雞、鹹陽、渭南、商洛，其他分區不動員，集中開展，集中動員。動員民工要将道理講清，不能平均分配攤活，要做到自覺自願。
他要求每個民工大隊要配備得力幹部，“由西北局通知商辦。大隊以下一般幹部要吸收農村的積極分子和知識分子，并抽調一部分民大訓練的學員參加”。
由于習仲勳的重視和具體細緻的工作，各級領導“認識了動員民工的重要性，一緻表示了信心和能完成任務”，并“在解決具體問題，在照顧國家财政和照顧民工生活原則下。也與路局取得一緻意見，使問題獲得解決”。二十六日，習仲勳又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三十一次行政會議，正式通過了《關于一九五一年動員民工修建鐵路實施方案》。
一九五一年春天，有關專區和縣在動員的基礎上分别把參加修鐵路的民工組成支隊、大隊和中隊，支隊有專員或地委部長一人擔任支隊長或政委，大隊有縣長或縣委部長一人擔任大隊長或政委，中隊有區長或區委書記一人擔任中隊長或指導員。由于組織有序，管理嚴密，大大提高了工程進度和質量。陝西組織了一萬六千名民工，“于一九五一年承修寶天、天蘭兩線工程，三至四月先後開工，在全體幹部、民工的一緻努力下，原預計七個月的工程任務，四個月完成了”。同時，各隊愛護公共财物，節儉開支，使“原需工程等費四百七十五億四千三百萬元（舊币），結果共計支出三百九十四億七百萬元（舊币），為國家省出八十一億三千六百萬元（舊币）”。
王世泰後來回憶說：築路部隊入朝參戰後，解決施工力量的問題十分突出：“我們經過反複研究，決定依靠地方政府，有計劃、有組織地解決施工力量。”“這一決定得到西北局和兩省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很快就滿足了我們的要求。由手梁有組織的行動，所以使得四千多人的隊伍，施工起來井體有條。”“為了管理好這支民工隊伍，我們還建議在西幹局枯守民工部，作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派出機構，協助我們的工作。西北局同意我們的意見，并任命吳志淵、王國瑞任正、副部長。這一機構的設立，把民工組織納入到正規化管理的範圍，協調解決了許多棘手問題，為加快天蘭路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習仲勳極力支持西幹局的工作，經常聽取彙報，為他們排憂解難。王世泰到西幹局工作後，深人工地現場，開展調查研究。他發現施工中實行的包商體制存在不少問題，有的層層轉包，設計、施工“兩張皮”，質量達不到要求；有的包商嚴重盤剝工人，打罵、體罰工人，工人勞動生産情緒低落。他提出廢除包商制，結果遭到不法包商的反對和威脅，甚至煽動工人企圖鬧事。王世泰把情況彙報給習仲勳，得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支持和高度重視，立即派出一個連的兵力保護西幹局的領導，維護生産秩序。西幹局很快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組建施工隊伍，實行民主化管理，調動了幹部和工人的積極性，保證了工程的進度和質量。
一九五年九月四日，習仲勳指示下發了《西北局關于加強西北修建鐵路的指示》，決定抽調有能力的幹部到工程局工作。指示要求：“工程局亦可成立鐵路人員訓練所，有計劃的培養中下級技術幹部，在條件成熟時，再成立西北鐵路學校，以培養各級鐵路幹部。”西幹局遵照習仲勳和中共中當西北局的指示，在天水創辦了“鐵路幹部培訓所”，王世泰主任校長，“主要培養對象是技工、初級技術員和具有中學、大學學曆的青年，教師主要從一些有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老工程技術人員中選調。每期學員二三百人，開始時每期三個月，以後半年一期”，為修建鐵路造就了大批人才，适應了當時建設的需要。後改為蘭州鐵路技術專科學校，有幾十個專業，數千名學員。該校先後培養出五萬餘名各類技術人員，活躍在全國各條鐵路建設工程。
天蘭線原計劃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寶天鐵路改進工程順利完成後，西幹局提出争取天蘭線提前通車，并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就此事作了專題報告受到習仲勳和與會同志的熱烈支持。提前通車的意見得到中央鐵道部批準後，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當即緻電西幹局全體職工：“我們聽了王世泰局長的發言，知道你們在愛國主義的實踐中，積極努力改進工作，獲得很大成績，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車蘭州的計劃，我們感到十分愉快和興奮，特向你們緻以熱烈的祝賀與慰問。希望你們在增産節約的總方針下，高度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如期勝利完成你們的計劃而努力奮鬥。”
為了确保天蘭線提前通車計劃的實現，習仲勳深人施工第一線，了解情況，當看到工程組織得很好，工人幹勁很大時，他非常高興。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十四次行政會議上說：“天蘭路工程進行得很好，工人的積極性很高，現正熱烈進行‘三反’運動，在去年的工作成績和‘三反’運動的勝利基礎上，今年底通車蘭州，是确有保證的。”
“在鐵道部、西北局、甘肅省委的正确領導下，天蘭路終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時，全線貫通，比原計劃提前了十個月鋪軌到達蘭州。”十月一日，天蘭鐵路舉行隆重的通車典禮，遠在朝鮮戰場的彭德懷發來賀電。習仲勳興奮地題寫了賀詞：“慶祝修成天蘭鐵路的偉大勝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願望，解放後三年就實現了，這是一件大喜事，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為完成西北鐵路幹線及一切必須修築的鐵路工程而鬥争。”
西北鐵路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公路建設也很有起色。一兒五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對修複被破壞的主要公路幹線作出安排，四五月間又作出了修築青藏公路的決定，組織以軍隊為主的施工隊伍參加築路。中國人民解放軍築路部隊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面進軍，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曆經艱險，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築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為後來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礎。
■提出和實施綠化西北的偉大工程
西北地區是我國風沙源頭之一，由于幹旱少雨，植被覆蓋率低，風沙嚴重，給當地人民以及黃河中下遊地區人民生産生活帶來極大危害。習仲勳生在陝西，長期在西北工作，對西北地區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綠化對西北建設和發展之重要。解放後，他十分重視綠化工作，倡導植樹造林運動，促進西北生态建設發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區先後共植樹九千餘萬株，扭轉了數百年來西北森林亂砍濫伐的勢頭，并初步開始了西北防護林建設工程。
一九五年一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護與培植。”在實際工作中，習仲勳堅持這一方針，組織完成了一九五年植樹造林二千八百七十萬株的任務，推動了綠化大西北植樹造林運動的發展。
這時要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首先要保護好現有的森林。隻有刹住亂砍濫伐之風，保護好現有森林，才能調動廣大群衆植樹造林的積極性。新中國成立之初，許多地方的社會秩序還沒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機亂砍濫伐樹木。“一九五年前半年，陝西秦嶺、馬欄，甘肅小隴山、洮河、興隆山、祁連山，新疆天山等林區，曾繼續遭到嚴重的破壞”，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宮一帶、華山等風景區也發生了嚴重的毀林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大部由于社會上一般人存在着傳統的輕林思想，一些機關部隊從局部或本位利益出發，以伐木樵采或墾荒為便宜的生産對象，或由于解決建築木材需要，盲目采伐，加以木商牟利，競伐、濫伐、盜伐事情到處發生。‘拔大毛’、‘剃光頭’，造成森林加劇破壞的嚴重現象。”為了制止這種現象，西北軍政委員會于五月六日發出護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數機關部隊、群衆團體，濫伐森林，造成不少損失。此種行為應即嚴加糾正。”《通令》嚴格規定：“一、凡防風、防沙、護堤、護路、涵養水源等保安林及名勝古迹、風景林木與土地硗薄、山勢險峻不易造林地區之現有林木，一律嚴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機關、團體、人民亦有保護義務，不得擅自濫伐。三、個别地區駐紮部隊，如确因自用木材無法購得必須采伐時，須經當地省級以上政府或林業主管機資核準并派員指導在指定地區内作修枝、擇伐或疏伐。”《通今》還規定了擇伐或疏伐的具體原則，及群衆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區的管理原則，要求：“各地區、鄉人民政府應指導當地群衆，組織護林小組，訂立護林公約，經常進行護林工作”，“凡護林有功者分别獎勵，違法毀林者予以懲處。”
七月四日，習仲勳批示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關于宣傳教育組織群衆保護鐵路沿線林木的指示》，指出：“鐵路沿線樹木，關系鞏固路堤，防止水患，調節氣候，直接間接對于農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對愛護路樹重視不夠，時常發生折枝、掘根、砍伐、剝皮、拔苗等事情，亟須注意防止。鐵路沿線各級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廣泛宣傳教育，禁止任總破壞，并應切實協助鐵路工作人員分段養護，凡對于保護路樹有功者呈報獎勵，破壞者定予嚴懲。
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嚴禁濫伐濫墾，“普遍進行宣傳，并逐步建立與健全林區管理機構。在行政領導配合技術指導下，發動群衆普遍展開護林運動”。到一九五。年底，“全區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個，組織群衆護林小組三百一十二個”。僅秦嶺林區一處，先後捌立八個管理站，一百八十一個護林小組，訂立民主護林公約爝參加護林群衆達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會治安不好的地方，還組織了部隊武裝護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殘敗，護棚較有基礎地區更進一步開始了封山育林。如甯夏省在全省林業會議及各界代表會議上，通過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羅山與賀蘭山東側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區封山三萬餘畝。”由于堅決執行護林政策，“在秦嶺北坡毀林最嚴重地區的破壞行為被停止”，“秦嶺南坡，甘肅洮河、祁連山及青海、甯夏大規模的破壞也基本上停止了”。 “這可說是西北森林有史以來，從濫伐破壞走向護育的轉折點，為西北林業工作樹立了一個重要的裡程碑。”“群衆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樣了，公家來管樹，我們也有心勁栽樹了’，因而激發了他們植樹造林的積極性。”西北軍政委員會因勢利導，組織群衆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這一年“西北區共造林植樹三千七百零九萬株，超過原定計劃八百三十六萬株”。同時經過一年的工作，“比較精确地了解了林業情況，并積累了一些經驗，給今後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習仲勳進一步加大對植樹造林工作的領導。一九五一年一開春，按照習仲勳的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展開大規模春季植樹造林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年“完成造林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五畝，植樹二千六百七十六萬株的任務，把西北林業工作推進一步”。并指出：西北林業“應以培植防護風沙、涵養水源的保安林為主，同時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決燃料問題，并注意栽培有經濟價值的果木樹及道路和城市樹木。”強調：“各級政府要深入宣傳動員，利用各種方式方法進行活動，講解植樹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樹運動，廣泛地發動與組織群衆和機關、學校、部隊人員進行植樹，徹底糾正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輕視林業的思想”，注意解決植樹造林中的具體困難。《指示》提出群衆與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願兩利原則，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地出地，等價算股，按股分紅等條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
由于政策措施對頭，群衆積極性高漲，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區“植樹造林工作的成績很好”，尤其是陝西、甘肅、青海等省出現了國家同群衆“合作造林”的新局面，這種方式“與群衆利益密切結合，林權劃分清楚，栽植效率大，也易保護，因此大部成績很好。”六十年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習仲勳和西北北軍政委員會的這一政策，與今天所推行的林權制度改革何其相似！由此我們不能不敬佩他們當年的遠見和膽略。
四月十七日，習仲勳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四十一次行政會議，讨論通過了《西北區森林管理暫行辦法》，共七章三十四條。二十三日，習仲勳以他和張治中的名義發布了實施暫行辦法的通令。《暫行辦法》明确劃定了國有林、合作林、團體林和私有林的界限，再次重申古迹名勝、少數民族寺院、衛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懸崖陡坡及未達采伐樹齡和封山育林區内之林木，一律嚴禁砍伐，還具體規定麓管理保護、采伐利用和獎懲撫恤條例。
根據《暫行辦法》，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和有關部門矧後召開了木材會議和農林生産會議，規定了統一采伐辦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護林責任。就在這個時候，政務院作出捌《關于适當的處理林權、明确管理保護責任的指示》，習仲瑚以他同彭德懷、張治中的名義轉發了這個指示，要求各地結劊正在實施的《西北區森林管理暫行辦法》和各省的實際情滴認真貫徹執行。
西北地區的植樹造林運動起步比較早，對政務院林業部捌出的“全面護林、重點造林、合理利用”方針也貫徹得比較好，“各大中小城市都發動了較大規模的團體造林和群衆植樹運動”。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區林業與農業一樣取得了好成績，湧現出許多造林防沙的先進地區和個人。年底在召開的西北首屆農林、水利、畜牧勞動模範代表會議上，表彰了林業方面的模範人物和典型地區。習仲勳在會上就植樹造林運動又提出新要求，号召一九五二年繼續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運動：“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樹運動，一年三千萬株，經過十年二十年之後，就可以使我們西北所有鐵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漸綠化起來。”
一九五二年春節剛過，西北軍政委員會即在二月六日召開了第六十五次行政會議，再次強調：“植樹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初步規劃了東起陝北府谷，中經甯夏，西到甘肅河西走廊的三千裡防沙林藍圖。這是西北林業建設史上空前偉大的壯舉。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根據會議要求，開始勘測設計，籌劃部署這一巨大工程。
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在西北興起之後，苗木供給不足成為突出的問題。六月八日，習仲勳批示發出了《關于育苗采種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高度重視，“特别是在營造防風防沙林、水源林、護岸林及鐵路、公路兩旁護路林地區的當地政府，更應切實加強育苗采種工作”，為來年的植樹造林運動順利進行提供保證。
七月間，習仲勳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迪化參加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會議。此時正值盛夏，習仲勳在新疆工作了一個月，看到大片戈壁沙漠，深感綠化工作必須加快，對綠化西北也産生了新的想法。一回到西安，他就立即指示籌備召開西北地區首屆林業工作會議。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日，西北地區首屆林業工作會議在西安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陝、甘、甯、青、新及西安市林業方面的負責人，各林場場長、各森林管理處主任、西北農學院林業教授。會議曆時十天，總結了前三年西北林業工作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确定了今後的工作任務。
會議結束時，習仲勳作了《為綠化西北而努力》的講話。這是他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認真思考後，站在全局的高度，從長遠發展的要求出發，所作的一篇卓有遠見的講話。他充分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後西北地區林業工作取得的成績，進一步論述了開展西北植樹造林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指出：“在我們國家财政經濟情況已經根本好轉的今天，林業工作，應該是我們即将進人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今後林業工作的具體任務就是綠化西北。”他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不僅要認識中國，而且要改造中國，建設一個更好更美麗的中國。西北的林業工作者，不僅要認識西北的自然環境，還要用森林做武器來改造西北的自然環境，把荒沙地變成森林，使沒有樹的地方能長起樹來。林業工作是全國經濟建設中一項重要任務，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義。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的風沙之害來源于西北，而甘肅、陝西的風沙又來源西北的西北。西北是黃河之源，也是黃災之源。過去的西北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這些水旱風沙的災害為什麼會這樣逞兇呢？難道缺乏森林不是一個重要原因嗎？千百萬勞動人民正盼望我們去領導他們征服這些兇惡的敵人。過去我們是向統治我們的階級敵人進行革命，今後我們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向自然災害進行革命了。
他根據這次去新疆所了解到的情況，指出：現在流沙逐z向内地侵襲，情況十分嚴重。甯夏阿拉善旗東部的流沙穿過蘭山和狼山的缺口，正向東侵犯到平羅、磴口、中衛等地。沙越過賀蘭山、穿過長城，甚至侵犯到甘肅的景泰、民勤、武威、永登等縣。那裡每年都有上千畝的良田被埋沒。綏遠伊克盟的大流沙，直到陝北榆林，成為“八百裡金沙灘”。流侵襲到内地，每年被風沙埋沒的土地也是驚人的。榆林市周圍全部被荒沙包圍，甚至侵襲到米脂、綏德。在新疆和甘肅西部都有一望無際的大戈壁。他還說：根據河南陝縣水文站的記錄，每年自黃河上遊流下去的泥土就有四億七千九百萬立方米。遊農田被沖壞，下遊農田就要被淹沒。所以征服黃災不僅是西北的問題，也是全國的問題。黃河下遊千百萬人民都注視着我們西北，中央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我們現在要訂出計劃，不僅是一個五年計劃，還要訂出幾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僅要治理黃河，對于泾河、渭河、洛河、無定河等幾個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在總結前兩年植樹造林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西北地區植樹造林的目标。他說：
考查上述一切災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壞。要消滅這一切災害，就要恢複并且逐步發展森林。經驗證明：哪裡植樹造林哪裡就能制伏風沙的侵襲，同時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級人民政府及林業工作者應該多動腦筋考慮這個重要問題，依靠廣大的勞動群衆，在西北地區開展一個大規模的逐年發展的植樹造林運動。我們應該在三年來“普遍護林、重點造林、合理采伐”的基礎上，結合西北情況，把造林和護林并重起來。什麼時候能造，就什麼時候造：什麼地方能造，就什麼地方造。有計劃、有步驟地建造防風林、水源林、護堤護岸護路林。
他充滿憧憬地指出：“我們要在數千裡的流沙線上，建造森林長城，要在滾滾河流的兩岸和紅土山上，到處種起樹來。這樣，我們的西北地區，就會變成綠蔭遍地、青山綠水、氣候良好，水旱風沙的災害就會被我們逐漸征服。”
習仲勳在講話中，還以華夏祖先創造青山綠水，留下漢桂、唐槐和漢柏等故事來說明中華民族曆來是喜歡種樹的，希望林業工作者繼承和發揚這一優秀傳統，在應該造林的地方瑚植起森林。他最後強調：林業工作要貫徹群衆路線，切實做捌“一人一把種”，“一戶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種樹”镧使群衆懂得靠山吃山、吃山養山的道理，由群衆自己來打下酬年大計的基礎。他還提出：在農村日益發展的各種形式的勞制互助組織裡，要增加采種育苗、植樹造林這項任務。
西北地區的綠化工作，在解放初的幾年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需要數十年長期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期就能收到明顯成效的。遺憾的是後來的“大躍進”糊動和“文化大革命”，使綠化大西北工程受到嚴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極大破壞。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江澤民在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考察延安的報告上作出“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的批示後，綠化大西北工程又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