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恢複和發展西北國民經濟（上）
西北地區蘊藏着豐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銀、鉛、鋁、釩等稀有金屬資源，發展經濟得天獨厚。解放前西北地區經濟極端落後，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區交通、電力、煤炭、機械、紡織等在全國經濟發展總量中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時間裡，經過艱苦的努力，國民黨統治期間持續了十多年的通貨膨脹很快得以治理，國民經濟迅速恢複和好轉。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已超過了解放前的曆史最高水平。在恢複和發展西北國民經濟的過程中，習仲勳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領導經濟工作的卓越才能。
■迅速恢複國民經濟
剛剛解放的西北地區，經濟十分困難。西北軍政委員會财經委主任賈拓夫是這樣描述的：“舊中國曾經是一個長期處于經濟落後的國家，而舊西北則是這個國家中經濟上最落後的一部分。交通閉塞、工業微弱、商業蕭條、農業破産、糧食不足、棉花減産、畜牧衰退、土産滞銷、災荒頻仍、物價高漲、負擔奇重、民不聊生。”這個滿目瘡痍、千瘡百孔的局面．加上國民黨軍隊撤退時又嚴重破壞了重要的經濟設施，西北地區經濟面臨着更加困難的局面。
彭德懷、習仲勳等共産黨人毫不畏懼，滿懷信心，迎難而上。習仲勳在西北首屆交通會議講話中說：“今天，我們在全國勝利了！在西北勝利了！因而我們的工作重心，進入了一個新環境，負起了一個新的任務，已由結束戰争轉人和平建設新時期。”“當責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時候，就下定決心要把那件事情辦好，也就一定會辦好。”
當時，有許多人在看中國共産黨人的笑話。他們說：“共産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經打零分。”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人用迅速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卓越成績，讓這種看法徹底破産了。同樣，已擁有在陝北局部執政十多年經驗的習仲勳等領導人，經過艱苦卓絕的工作，使西北地區經濟得到迅速的恢複和發展。
根據當時的經濟形勢，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開展了恢複工作。主要是：恢複工業生産，活躍貿易市場，調劑金融，平穩物價，整理财政，以及整頓學校，鞏固治安，教育和組織群衆等”。其實這個時候西北地區的軍事鬥争并未完全結束，清剿匪患的任務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審時度勢，做出清醒的抉擇，果斷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來。習仲勳在多次會議上反複強調：“生産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我們已經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勝利，還必須在經濟戰線上取得勝利。像西安這樣的城市，隻有在經濟戰線上獲得大踏步地前進，才有可能根本改變自己的面貌。各階層人民大衆團結起來，在經濟戰線上打勝仗！這就是我們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誡各級幹部說：多想想經濟方面的問題，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體内容，就是我們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棄或放松的中心工作。離開經濟，離開群衆生産活動的抽象政治，我們有很多人确實是談得太多了。從那些抽象政治空談中解放出來，面向經濟，把生産事業辦得更好一點，把關系群衆生活的事情辦得更好一點。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要努力做到的。
這時，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首先面對的是市場嚴重不穩，物價劇烈波動的嚴峻形勢。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年三月，以上海、天津為先導，西北、華中繼起跟進，已先後兩次出現物價上漲風潮，投機商人趁機囤積居奇，擾亂市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幾個大城市的物價比七月底平均上漲三點七倍；一九五。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種商品的平均物價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漲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種食品的平均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這種情況嚴重破壞社會生産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脅廣大人民群衆的生活，成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首要障礙。
為了擊退經濟戰線上的這股惡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從河南、安徽和隴海路沿線的城市調集糧食、棉布等物資，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價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穩态勢。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緊縮通貨。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推銷委員會”，習仲勳擔任主任，委員“包括各界民主人士、黨政軍及财政貿易銀行等負責人，文教及工青婦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長”，下設推銷發行、宣傳動員和債券債款出納三個委員會。一月九日，習仲勳同委員會副主任楊明軒、西北财經委主任賈拓夫聯名給西北各省發出電報，要求各省、市、縣迅速成立推銷公債委員會并開展工作，“推銷對象主要應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業者和城鄉殷實富戶及富有的退職文武官員，機關部隊及工人在自願原則下可以号召帶頭”。這項工作對解決政府财政赤字，減少物價波動和籌措恢複經濟資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建立初的幾次物價上漲，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于建國初期國家财政困難，貨币發行過多而造成的。當時全國還沒有完全解放，戰争還在繼續，軍費開支浩大，加上對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人員采取包下來的政策，連同國家政府軍政人員的開支在内，使國家财政支出較大。這時城市的稅收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國營企業也正在恢複之中，上交利稅很少，财政問題比較突出。當時，各大區仍然沿用根據地時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糧、稅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隻統一支出而未統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龐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貨币發行來解決，緻使物價多次上漲。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财經委員會于二月中下旬召開财經令議，形成《關于統一全國财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各地結束以往财經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統一全國的财政收支、物資洞度和現金管理，把國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來，克服财政困難，穩定金融物價。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在财經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銳地認識到《決定》的重要性。為了堅決貫徹中央決定，彭德懷向西北地區各級幹部提出厲行廉潔樸素作風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群衆堂舉行第六次行政會議擴大會議，彭德懷、賈拓夫等分别講話和傳達政務院《決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費，節衣縮食，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習仲勳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衆日報》發表重要談話，号召：“每個共産黨員，必須遵照這一決定指示的方針，立即行動起來，以最高的黨性忠實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證迅速全部實現政務院統一國家财政經濟工作的決定。”
西北軍政委員會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時間召開了各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财經負責人會議，傳達全國财經會議精神，就如何落實中央《決定》作具體部署。會議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後來算細賬，用打通思想來作精打細算的基礎”的方法，“自始至終發揚民主，大膽揭發缺點，運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來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調一緻”。這次會議達到了統一思想的目的，“會議閉幕時各省同志表示‘這七天上了一大課”’。
習仲勳十分重視這次會議，在開幕式上作了《為統一匡家财政經濟工作而鬥争》的講話，會議結束時還作了總結讨話。在講話中，他首先闡述了統一國家财政經濟的重大意義．指出：“統一國家财政經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任何李業，離開這個主題都是走不通的。過去我們長期處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為政’、‘獨立國’，這在那個時假是需要的，否則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國已經統一，新的剛期已經到來的形勢下，如果仍然繼續搞‘各自為政’、‘獨立國’，就要犯嚴重錯誤。‘經濟是政治的實際内容’，财政經濟不統一，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統一，已獲得的勝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鞏固起來。”
就西北地區如何落實中央決定，習仲勳提出重要意見。他指出：政務院這個《決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縮減開支，統一領導”，因此，“貫徹中央《決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點，少支一點，統一起來，而且還要把事情辦好”。他強調：第一，必須整編機構，核實人數，實事求是地設立工作機構和配備人員。他說：“正如一部機器一樣，必須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龐大機構，人浮于事的現象，反而會降低工作效率。”一個人全年須開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單位減少人員不報告，這是集體貪污，假如把這項開支移到建設方面就會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須進行普遍深入的物資清理調查工作，凡是國家和人民的公共财産，都要重新進行清理調查，同時檢查管理經營制度和工作作風。第三，必須從多方而着手，厲行節約，省人省錢，嚴懲貪污。“提倡精打細算，反對大少爺作風。拿錢和泥，不算本領。我們負責給人民辦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績。”第四，必須擴大稅源，完成今年稅收任務。第五，遵循政務院的《決定》，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證國家财政經濟工作的統一，要克服本位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思想，堅決确立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的思想，不要強調自己地區和單位的特殊性。習仲勳針對有些同志忽視财經工作的傾向指出：“所有的黨政工作，全是為着發展财政經濟而服務的，做革命工作，不過問生産，就是想當革命隊伍内的‘二流子” 緊接着，又以彭德懷、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名義，先後發出《關于貫徹政務院統一國家财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的決定的通令》和《為貫徹政務院關于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還向各級黨委發出《關于貫徹統一國家财政經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全力實現軍政委員會的《決定》，要用一定的時問，“讓财經部門負責同志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目的是為了認真、精密的研究讨論财政經濟工作方面的問題，求得及時的徹底解決”，“政府各級部門工作中的黨員首先必須完全自覺并嚴格的無條件的執行”，從組織上保證了《決定》的貫徹落實。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區的财政狀況明顯好轉，各項稅收顯著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區稅收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開始進人統一領導和統一管理的軌道，由于建立嚴格國庫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漸接近平衡，貨币發行量大大減少，通貨膨脹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區六十種商品的平均價格三月份以後發生了明顯變化，四月份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種食品價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價轉入平穩狀态，之後一年多物價控制在漲落百分之幾的範圍内，物價飛漲的混亂局面得到徹底扭轉，使西北地區成為全國物價的“盆地”。這一時期形成的良好經濟環境，對穩定人民生活和發展公私生産十分有利。“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是舊中國經濟改組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開始”。陳雲就全國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後，國内市場的性質已經改變，官僚資本操縱下的以投機和破壞國民經濟為目的的市場，已經基本上改變為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以服務于人民生活和恢複及發展生産為目的的市場”的狀況，完全符合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随着西北地區财政狀況開始好轉和物價趨于平穩，市場又産生了新的問題，國民黨統治時期畸形發展起來的工商業病态開始暴露出來，“表現為銷路呆滞、周轉失靈、減産歇業、失業驟增”。為了解決這些新的問題，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經濟工作重點調整到工商業和進行工廠的民主改革上來。
首先，按照《共同綱領》中确立的國家經濟居于領導地位的基本原則調整公私關系。利用國家龐大的購買力，通過加工訂貨方式，把資金投向若幹主要的私營企業，使之按照國民經濟需要進行生産，并給予私人資本一定的合法利潤。西安市十個政府單位在全市各主要行業加工訂貨，共付出加工費約二百三十億元（舊币），使大部分私營企業渡過了難關。國營貿易機構充分發揮調劑供求和調整物價的作用，保持各種商品的适當牌價，使合理合法經營的工商業者取得正當利潤。組織收購各種土特産品，讓農民保持一定的購買力，進一步活躍了城鄉物資交流。
其次，調整産銷關系，也就是“克服生産中的盲目性，使生産與消費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國民經濟的恢複與發展”。西北地區原有的工業，基本是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發展起來的，産品質次價高，但因沒有其他地區的産品的競争而壟斷着西北市場，憑借着通貨膨脹和虛假的購買力取得銷路和超額利潤。一九五年初，隴海鐵路恢複通車，特别是三月全國财經統一後，“戰時工商業所孕育着的病态充分暴露出來了”。産品滞銷，資金周轉不靈，“因而使工商業界感到很大痛苦”。針對這種形勢，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經委員會于五月召開第一屆工業會議，根據以銷定産的原則“制定了整頓與改造舊企業的方針與辦法，根據市場與資源條件，審定了事業計劃，确定了發展擴大、縮小合并、停辦緩辦與維持生産現狀的方針。重點地發展了電力、紡織，主動地停辦了十一個小工廠，合并了五個工廠”。之後，又分别“召開了西北區面粉、紡織、火柴、煤礦等專業會議，克服了生産中的無政府狀态，使産銷相對地、初步地帶有計劃性”。經濟平穩地發展起來。
再次，加強國營企業民主管理和調整私營企業勞資關系。在這方面，習仲勳下了較大的氣力，他經過調查研究，多次召開會議解決問題。一九四九年十月，習仲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營企業聯席會議，研究部署保持和恢複原有工廠的生産秩序。一九五年三四月間，他又主持召開西北首屆交通、電業、紡織等專業會議及西北首屆工業會議，讨論經營企業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産率，克服本地産品壟斷地位喪失後所遇到困難的問題。按照這些會議精神，“西北國營廠礦普遍進行了整編、精簡、清理倉庫、建立制度等工作”并“開始實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吸收職工參加生産管理，發動與提高職工的覺悟與勞動熱情；同時學習東北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經驗，試行定額管理與責任制，改進與建立成本會計制度；并組織工作組到幾個大廠具體幫助，培養典型，吸取經驗”，使西北地區“國營廠礦基本上得到改造，生産上有了比較顯著進步，渡過了全國經濟改組期間的困難。許多廠礦由前半年的虧本轉為後半年賺錢，在完成上繳任務外，還有盈餘”。
為了進一步動員和依靠工人階級，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了首屆工人代表大會，習仲勳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他肯定和贊揚工人群衆解放初期在保護工廠機器、恢複生産等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同時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業中的工人運動，把“團結全體工人職員，努力搞好生産”作為今後工作的方針，強調在公營企業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負起搞好生産的全部責任；在私營企業中，工人也要負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責任。他說：
我們工人要靠自己的勞動發展生産，在這個基礎上去解決自己的困難和維護自己的生活福利，争取生産長一寸，福利長一寸，這樣也就克服了目前整個工業生産中發生的困難，也就是工人階級全體人民的利益。……實行經營企業化，是我們公營企業能否發展的關鍵。在公營企業中要認真執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貫徹經濟核算制……工人必須參加各種管理改進的工作。
習仲勳對私營企業的工人說：
在私營企業中要經過勞資協商會議簽訂集體合同，把勞資雙方的關系确定起來，共同努力，搞好生産。一方面資本家不能再随便打罵、虐待、開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采用罷工、怠工等辦法對付資本家，使勞資關系成為民主、平等、兩利，這樣資本家就會有信心、有興趣，拿出更多資本投入生産事業，減少工人失業，增加生産。如何使資本家對搞生産事業有興趣願意搞，我覺得這是今天最大的一個 問題，我們工人今天要提意見搞鬥争，也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不是鬥争使得資本家不敢開門，不敢搞工業，而是敢于搞、樂于搞，這是最基本的出發點。我們工人同志必須懂得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一切問題都會一個一個解決。
習仲勳的這些主張有利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産，繁榮經濟”，符合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實際，符合當時社會生産發展的要求。
由于抓住了企業民主改革的三大關鍵環節，西北地區工業生産得到進一步恢複和發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屆代表大會号召面向生産以後，廣大職工群衆的努力，實行了整編、精簡、清理資産、反浪費運動，開展生産競賽，實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種制度等工作，更促進了廣大職工政治覺悟普遍提高，生産數量增加，質量改進，成本減低，因此，絕大多數的公營廠礦不僅在設備簡陋，技術條件差的情況下不為外來産品擠垮與渡過對了去春的困難，并在完成上繳的折舊利潤任務外，還有盈餘。”電業成本顯著下降，西安電廠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紡織出紗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點多。煤業、水泥、面粉、毛紡和皮革等行業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質量。
為了進一步深化企業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了西北第二屆工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兩北五省工業廳廳長及西北工業部所屬公司、局，廠礦的廠長、經理、技術專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餘人。會議集中讨論了加強指導，促進私營工礦企業與手工業發展，進而生産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滿足廣大人民需要的問題。
習仲勳在會上作了《依靠職工，把工業提高一步》的講活。他在強調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作用，發展工業生産的同時，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業建設是在繼續進行抗美援朝戰争和加強建設國防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全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是有條件的重點投資，也就是重點建設的方針。西北地區也同樣如此，國家的投資隻限于幾個部門，但這并不等于其他部門就無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個錢就辦一個錢的事。但必須确實辦好，并且争取多辦事。”他總結概括了一年多來工業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是：保護了舊的企業，恢複了生産，而且還接近和達到戰前水平，有的還超過了曆史最好水平。并指出：我們也走了一些彎路，但吃一塹長一智，這也是收獲。習仲勳在這裡特别強調：各級幹部和企業管理者都要重視學習。他說：
學習新的科學技術是我們經濟工作幹部現在的主垂任務，搞工業的幹部要專業化，少兼職，不兼職，集中精力學習管理工業的知識。現在必須懂技術，技術是決定一切的主要問題，進一步學習管理生産的理論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現在的環境同過去截然不同，耍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針與辦法。我們現在學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規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績，但這是很少很少一點。我們要創造的和要學的還很多很多。【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他指出：“總結我們過去的經驗，我們取得成績靠兩條，一條是學習，一條是依靠職工群衆。這兩條又是統一的，即我們向廣大職工群衆學習，依靠職工群衆搞好生産。”我們的民主管理要前進一大步，必須集中群衆的智慧，發揮他們的創造性，讓他們不但努力生産，而且讓他們當主人，積極想辦法、出主意。“我們必須十分關心職工群衆的切身利益和問題。哪怕是一些小問題，也要十分關心的去解決，一時不可能解決的，務必充分說明理由，好好解釋。”為人民負責，就必須按照實際情況辦事，準備不成熟的緩辦，無把握的甯可不辦，要辦就辦到底，辦好。
習仲勳還鼓勵大家團結一緻做好工作。他說：工業方面的幹部是團結的，黨與非黨同志是團結的，新幹部和老幹部、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都是團結的。“有了這個團結，我們才有上述的成績。我們還要繼續團結，而且團結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兩點：一是要在共同進步的基礎上團結；一是在非原則問題上要善于合作。共産黨員特别要克服簡單作風，虛心傾聽和考慮黨外同志的每一個意見，贊成和支持黨外同志每一個有益的建議，并坦誠接受黨外同志的批評，嚴格改正自己的缺點。習仲勳說團結問題是有針對性的，并在以後的兩年時間裡反複強調這個問題，從而使黨内黨外同志團結一緻，合作共事，使公私企業協調一緻，共同發展。半個世紀後，許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過的老同志回憶，那個年代，環境是艱苦的，但人與人之間融洽的關系卻又使苦變成樂。這種局面，與習仲勳強調團結，善于做團結工作是分不開的。
一九五年十月抗美援朝戰争開始後，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不分民族、職業、信仰，廣泛地開展了抗美援朝運動，給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提供了強大動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按照習仲勳的提議，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代表團給與會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報告，之後代表團分赴西北各地先後作報告數十場，并逐級傳達，極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廣大群衆。至五月，西北“全區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運動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參加遊行示威的城鄉人民在一千萬人以上，邊遠的南疆參加集會和示威的人民亦達九十七萬多占全區人口三分之一”。經過愛國主義運動的教育，“各地人民增産競賽、自動參軍、集體納稅、熱烈捐獻、優待烈軍屬等工作，不斷地在蓬勃順利的進行和發展着”，“截至七月底統計，已捐獻飛機一八架，大炮九門，高射炮七門，坦克一輛”。全區形成了學習馬恒昌的高潮，“工礦業中的馬恒昌式的競賽小組達一千二百餘個”，調動了廣大工人的生産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工業生産的進一步好轉。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習仲勳關心支持香玉劇社義演的事至今被傳為佳話。
常香玉是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當時在西安領導着一個民營的香玉劇社。全國聲勢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戰争的捐獻運動，深深地鼓舞了她，她“決定用義演的收入，捐獻一架飛機，為抗美援朝盡力作出貢獻”。習仲勳得知後，積極支持他們的愛國行動。香玉劇社從八月上旬開始前往開封、鄭州、武漢、廣州、長沙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廣泛的歡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為一個新中國主人的光榮”。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紀念第三個國慶節前夕，她寫信給習仲勳彙報了義演的情況，激動地說：“這些光榮，都是黨和你教育和幫助我的結果，當此國慶節的前夕，我特向你緻誠懇的感謝，并向你保證我們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們光榮的捐獻任務，争取使‘香玉劇社号’戰鬥機早日飛臨朝鮮前線，把美國侵略強盜消滅幹淨！”
香玉劇社在半年多時間裡，演出一百八十多場，用演出的收入購買了一架戰鬥機，提前完成了捐獻任務。一九五二年二月，他們回到西安，受到習仲勳親切接見。習仲勳對常香玉說：“你和你的劇社，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獻一架飛機，這對志願軍、對全國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當之無愧的愛國主義的典範。你們的愛國壯舉，在全國乃至國際都有很大的影響。”
經過兩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區國民經濟在迅速恢複的基礎上得到新的發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項工業生産已經恢複并超過戰前水平，“以幾項重要的國營企業來說，以一九四九年為基期，石油生産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電業設備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發電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電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機器工業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紡織工業布産量增加百分之十八點三，紗産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紗生産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點三。一九五一年國家在西北工業建設上的投資已超過西北現有國營企業資金的總值。私營企業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複和發展”。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較大的發展，糧食、棉花等産量普遍恢複和超過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區國民經濟恢複和各項社會改革工作已經完成，為下一步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描繪西北建設藍圖
在集中精力抓好國民經濟恢複工作的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也在擘劃着西北經濟建設發展的藍圖。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們對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有很多設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習仲勳在西北工會工作會議暨公營企業聯席會議上就描述過西北經濟發展的圖景。他說：“戰争結束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在建設事業中又是以工業建設為重心，以便經過一定時期，将西北由一個在經濟上散漫、落後的農牧區，改變為工業經濟起領導作用的先進地區。要達到這個目标，必須有正确的步驟。恢複與發展現有的公私企業，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計劃地建設新的大規模的工業，這種新的大工業經濟，必須是用最新式技術裝備建立起來的，其中又以重工業為主。”九月二十七日，正在蘭州運籌向新疆進軍的彭德懷緻電習仲勳說：“各項工作須有一個全盤（五省）籌劃，尤其是經濟建設，使生産、運、銷逐漸走上比較計劃性。”
經過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實踐，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把解決最突出的吃飯問題放在首位考慮，并着手探索西北地區進一步發展的路徑。
西北地區不同于全國其他地區，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這裡民族衆多，人煙稀少，幹旱少雨，自然條件惡劣，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農牧業雖然占的比重很大，但生産水平極為落後。當時，在西北地區的經濟總量中農業占百分之七十五，畜牧業占百分之二十多，工業及手工業占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四九年秋，西北許多地方遭受嚴重的旱澇等災害，五十多力人的生活發生困難，加之國民黨撤退前的橫征暴斂，廣大群衆處于極端貧困狀态。西北五省相繼解放後，一方面接收了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另一方面又組建了新的各級人民政權，軍政人員總數達到百萬人以上，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此外，還有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事業也将相繼建立和發展起來，人員大幅度增長。這時，糧食和吃勻問題突出起來，以農業為基礎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卮變得十分尖銳。
面對嚴峻的糧食形勢，一九五年一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就提出和制定了以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的經濟建型方針。彭德懷在《關于目前西北地區的工作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在一定時期内，西北地區的經濟建設應以農業和畜難業為主。在農業方面，必須提高農民生産熱情，改良種子和農作法，恢複和發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護與培植，醫治災害”，“甘、甯、青、新等省畜牧生産不應低于一九四了年的水平”。同時也對恢複和發展工業作了部署。在工業和交通方面，主要是建築和整修鐵路，恢複玉門等地的石油業和增加動力，發展棉毛紡織皮革工業。西北軍政委員會财經委會按照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精神，制定了《一九五年西北經濟建設初步計劃草案》。提出“一九五。年的經濟建設，應以農牧業為第一，以增産糧棉為中心”，其他隻在某些個别經濟部門如鐵路、動力等“拟稍加發展”。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地區各級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抓農牧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很短時間内使糧食和畜産品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糧食和吃飯問題的矛盾得以緩解。
中國共産黨人是以把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為先進的工業國作為重要任務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在抓緊農牧業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松考慮制定西北經濟發展的規劃。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常委會議，讨論西北三年經濟建設計劃，決定今後三年在經濟建設方面以“鐵路、石油、煤、電、紡織五項為重點”，并認為，當前首要的問題是做好大規模的勘測，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術幹部，必須把一批幹部由行政工作改為經濟管理人員。
根據這次會議研究确定的方針，西北軍政委員會财經委員會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西北區經濟建設三年計劃草案提要》（195l一1953年）。《提要》開宗明義指出：“西北地理環境和經濟資源，決定了它是我國最鞏固的最有希望的國防建設和工業建設的重要基地之一。”接着，分析了西北的經濟現狀，指出舊中國在西北留下的工業極其薄弱，全西北公私電廠發電能力僅一萬七千千瓦，占全國百分之一點零一；公私機器廠共有各種母機一千二百餘台，占全國百分之二點零六；公私較大煤礦年産煤約六十三萬餘噸，占全國百分之一點四；公私紡織廠共有九萬五千餘紗錠，占全國百分之一點九，布機一千三百餘台，占全國百分之一點八；公私面粉業年産一千萬袋，占全國百分之七點八；公私火柴廠年産量四萬六千餘箱，占全國百分之二點七。“隻有玉門油礦算是西北唯一可觀的一項，但是比起西北油藏量和全國需要量來說，也還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後西北工礦生産的重點不是恢複而是新建，這是和東北及其他地區不同的地方。”《提要》根據西北經濟的實際，提出了三年内石油、煤炭、電力、紡織、交通等行業的具體目标，石油計劃在甘肅、陝北鑽深井和淺探井五十口，玉門油礦鑽生産井二十口，并增建必要的采油、輸油、儲油設備等；煤炭在陝、甘兩省選擇重點，大量采掘，并勘測蘭州到青海、甯夏一帶的煤田；發電以西安、蘭州和迪化火力發電為重點，并在蘭州展水力發電，以供大量煉油之用；紡織在現有基礎上，主要展陝西關中的紡織，除在各大廠增裝紗錠外，拟在西安、新目新建紡織廠，并在蘭州、西甯重點建設毛紡織業；此外，還！進行勘查和籌備建設鋼鐵、輪胎、硫酸、皮革、造紙等二礦業。
《提要》全面規劃了西北地區三年的經濟發展計劃，描繪出鼓舞人心的發展藍圖。石油勘探和生産顯然是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根據西北經濟建設計劃，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一年時間對西北地區的石油儲藏情況進行了勘測，一九五一年夏，基本弄清了甘、甯、青的石油儲量，并繼續勘察陝西石油儲藏情況。習仲勳十分關注這項工作的進展情況，在看到西北地區石油儲量的勘察資料後，十分興奮，于五月二十七日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經委陳雲、薄一波、李富春緻信，建議中央把開發西北石油的方針早日确定下來。他在信中說：
在中央正确方針領導下，經過一年來石油地質的勘測，僅就甘、甯、青油田之已知部分，經過比較精密計算，肯定蘊藏量有十六億噸。如以達到年産一千五百萬噸原油的标準計算，也可開采一百年以上，實際我國年需量目前僅五十萬噸（中央貿易部估計），而我們的開采量在一九五年尚不及十萬噸。此外，除陝北四郎廟、棗園等已發現之油田不計外，僅延長儲量亦達九百五十萬噸，從而對我國發展石油業的方針和道路提供了可貴的科學根據。這是國防工業建設中的一項大事，提議中央把開發的方針首先确定下來， 指定專門機關具體設計開發計劃。
他向中央詳細陳述了開發西北石油的設想：“在以上廣大油田中，現已就甘肅河西走廊地區詳測了十一個儲油構造，其儲量約有二億五千萬噸。西北石油管理局就此已知的構造，做了一個開發計劃：從一九五三年起開礦及建廠，計劃在一九五五年底開始出油，年産原油六百萬桶（超過目前全國年需量，每桶以五十加侖計，下同）。并在蘭州設日煉原油兩萬桶的煉廠，年産高級航空汽油一百零二萬桶，車用汽油一百五十萬桶，煤油、柴油各三十萬桶，潤滑油九十四萬桶，燃料油七十二萬桶，瀝青三十六萬桶。此外，為了适應目前急需，首先從今年着手準備，明年在延長油區大量打生産井，并建煉廠，争取早日較大量出油。估計一九五四年底，可以達到年産原油一百二十萬桶。這個計劃如能實現，國内需油量雖然日增，也可得到大部解決，若繼續發展，争取全國全部自給的條件是存在的。”習仲勳還從交通運輸、投資和技術方面，具體分析了實行上述計劃的可能條件，最後“提議集中資金、人力開發西北天然石油，以期五年左右大部自給”，“望中央早日決定開發石油的方針，責成有關部門專責研究，拟出計劃，以利早日着手籌辦。如需詳陳，請面詢康世恩同志為盼”。為了促成這一計劃的實現，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西北石油管理局負責人康世恩專赴北京同燃料工業部研究這一計劃。
就石油開發問題緻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習仲勳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他這種着眼于大局的遠見卓識，深深感動了陳雲、薄一波和李富春等。六月五日，他們聯名複信習仲魁并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現中财委計劃局及中央燃料部正集中已有材料從事研究，并決定八月讨論明年生産計劃時，提出西北油田開發的方針與計劃，然後再報中央批準，以便于明年起即能從事石油工業的發展。康世恩同志來京，中央燃料部，及中财委自當與之詳細研究。”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的大力争取下，西北石油工業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得到長足發展，并成為帶動西北經濟發展的龍頭産業。
■注重發展畜牧業
西北牧區約占全區總面積的半數以上，畜牧業收人占農業總收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依靠畜牧業為生。但是，由于國民黨的腐敗和連年戰亂等原因，解放前這裡的畜牧業發展極為緩慢，甚至出現倒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青海省牲畜數量減少百分之四十，甯夏馬匹減少百分之七十，牛和駱駝減少百分之五十，甘肅、新疆也呈減少趨勢。
習仲勳十分重視西北地區畜牧業的發展。在籌備建立西北軍政委員會時，他就提出了設立西北畜牧部的意見。之後各省市縣都相繼設立了畜牧業管理機構。習仲勳對幹部說：“這個機構除内蒙古外，其他大行政區是沒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區再一成立，畜牧這個機構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這說明西北各地畜牧事業在人民生活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五年七月，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少數民族委員達理紮雅等提出發展畜牧業，設立獸疫防治站和種畜場的提案。會後，習仲勳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及有關部門認真辦理達理紮雅的提案，甘肅、青海和新疆等地很快設立了獸疫防治站和種畜場，并組建了獸疫巡回防治隊。
一九五一年初，西北軍政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畜牧獸醫會議。會議總結了一九五年畜牧業工作，分析了存在的問題，明确了發展方向和任務。習仲勳參加會議并作了重要講話。他說，關于這樣的會議在西北來講是第一次，過去從來沒有哪一個政府專門開會來研究畜牧業。西北有好幾個民族的廣大人民都是以畜牧業為生的，因而要發展經濟必須在發展工業和農業的同時，注重發展畜牧業。人民政府要把發展畜牧業作為重點，要“人旺畜旺”、“人财兩旺”、“牛羊成群”、“槽頭興旺”。
習仲勳在談到政府工作任務時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項政治工作就是給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樣養羊、怎樣養雞、怎樣養牛、怎樣使羊多産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們的政治任務。要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漸改善。光種糧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須與其他副業結合。在青海就是要多收購牧民的羊毛，這樣就能解決問題，他們就歡迎你。這是政治問題，也是群衆問題。他列舉了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失誤的情況說：沒有把握的事甯可不做，沒有準備好的事甯可緩做，因為做不好會出亂子。給群衆辦好事也要說服群衆，不能用強迫的辦法，粗枝大葉的作風更要不得。對群衆的經濟問題，決不能采取強力制伏，這是一條原則，叫列宇原則。列甯曾說：“對農民的經濟問題，特别是個體的小農經濟決不能強迫，違犯了這一條就是犯法”，違反了這一條原則，就是違反了列甯原則。領導群衆是很大的一個藝術。農民就是靠經驗辦事，當他沒有搞清楚時，對他有好處也不願意幹，所以我們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須弄清情況，有針對性地做好工作。
習仲勳針對牲畜疫情頻發的實際，要求制訂周密切實的詳劃，做典型調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迅速在牧區普遍建立畜牧獸醫預防機構。他還提出要建立西北獸醫協會，為農牧民更好地服務，促進畜牧業發展。
就在這個時候，青海、陝西、甯夏等地出現大面積口蹄疫。習仲勳立即決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員會”，以賈拓夫為主任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部長霍子樂等為副主任委員，統一指揮口蹄疫防治工作。并要求：“各省設分會，以省主席或副主席為主任委員，主管廳廳長為副主任委員，指揮全省防治工作；必要時在口蹄疫發生的縣，設立支會，以縣長或副縣長為主任委員，受分會直接領導。”習仲勳還以他和彭德懷、張治中的名義，發出《西北軍政委員會關于防治口蹄疫的緊急指示》，要求各省必須重視這一工作，大力宣傳發動群衆，利用口頭、文字、漫畫、集會等方式，提高群衆對口蹄疫的認識和警惕；并劃分疫區實施封鎖管制，設立檢疫防治站，做好隔離、消毒、檢查等工作，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之後，習仲勳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複發。七月十日，他在甯夏關于羊隻死亡問題的報告上批示，要求“召集有關方面座談有效辦法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并将此件通報各省市人民政府注意，也檢查一次畜牧工作情況”。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習仲勳主持召開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七十五次行政會議，再次研究畜牧工作。會議形成的決議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恢複和發展生産，今後畜牧下作必須注意和其他生産工作密切聯系，互相适應。目前畜牧工作的中心環節是深人純牧區和半農半牧區進行重點的調查研究，做好典型試辦，摸出規律，推動全局。”
按照決議精神，各省迅速行動，組織幹部和畜牧技術人員深入牧區展開調查研究，進行試點，發現典型，總結經驗。牧區普遍加強了對基層畜牧技術人員的培訓，普及了疾病防疫基本知識和草原管理技能；制訂了劃區輪牧、延遲放牧規劃；實行了儲備冬草、修築土圍風障等技術措施。同時，有的地區還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員會、保畜委員會，把勞動模範、種畜戶、中獸醫、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加強飼養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據統計，陝、甘、甯、青四省成立縣、區、鄉保畜委員會一千三百九十九個，村保畜小組七千二百四十一個。
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北地區畜牧業有了新的發展，畜牧管理飼養落後的狀況有所改善，部分草原被嚴重破壞的狀況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現象大為減少。當年，西北地區畜産品普遍豐收，牧區經濟日漸繁榮，“改變了牧民以往饑寒交迫的窮苦日子”。位于帕米爾高原的新疆烏恰縣柯爾制孜族的牧區，“每個帳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們流行着這樣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爾高原，我們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帶給我們的是‘人畜兩旺’，我們報答您的是‘愛國增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