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辦好（下）
在習仲勳主持下，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成效顯著，剿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土地改革和經濟恢複正在有序進行。與此同時，各級中共組織也得到發展和壯大。
■實事求是地領導土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徹底廢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農村生産力，為工業化建設開辟道路。西北地區同全國一樣，從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也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這裡，土地問題同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數量很大的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同農耕區情況截然不同，因而土地改革的任務極為艱巨，更為複雜。作為西北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習仲勳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艱辛努力。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就在陝甘甯邊區等根據地進行了土地改革，當時主要是圍繞争取革命戰争勝利而開展的。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圍繞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徹底摧毀封建制度而進行的。不同時期的兩次土地改革既有區别，又有聯系。習仲勳作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陝甘甯邊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全過程地參與領導了陝甘甯邊區的土地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他在解放後領導西北的土地改革中，駕輕就熟，實事求是，防“左”糾偏，堅持了正确方向。
一九四九年冬，習仲勳接到中共中央征求開展土地改革時間安排意見的電報後，即對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做了初步設想和籌劃：計劃一九五。年秋後，先在陝西大部分地區，甘肅、甯夏部分地區和青海個别地區進行；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完成陝甘甯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地改革工作。這個計劃得到中央批準。
一九五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手進行土地改革的準備工作。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着重讨論了這個問題，習仲勳作關于土地改革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五年秋後在陝西省關中四十一個縣、榆林部分新解放區、西安郊區、甘肅省慶陽新解放區和甯夏省鹽池等地，計七百三十一萬人口的漢族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并對若幹具體政策作了說明。他指出：各級幹部必須認真學習中央關于土地改革工作的總路線，深入發動群衆，做好充分的工作準備，“注意解決群衆中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其中包括剿匪、減租、重點反惡霸和發展農會會員等工作。他強調：“在新區農村中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是一場系統的激烈的鬥争”，“發動群衆反封建鬥争是一個整體的過程，這個鬥争從解放那天起，就已經開始了”，“由低級發展到高級，中間經過剿匪、反特務、反惡霸、減租直到土地改革，都是屬于發動群衆開展反封建鬥争的互相銜接的這個整體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因此，許多事要在土改前逐步做好，土改時便不會拖時過長。”就是說，在“做好剿匪、反特務、反惡霸、減租等工作中，發動了群衆，進入土地改革，而不是等到土地改革時才去發動群衆。”，七月十七日，會議通過了習仲勳的報告。
一九五年秋，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按計劃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搞得成功不成功，關鍵在于貫徹和執行正确的路線與政策。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别要求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及人民團體，掌握好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尤其是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前實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别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産。”一九五年春，中共中央根據革命已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新的曆史條件，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農經濟、相應地在政治上中立富農的問題，征詢各地意見。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對這一問題進行讨論，習仲勳在會上發言，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中立富農”的政策。六月上旬，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聽取各地意見的基礎上，把土地改革總路線調整為：“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别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産。”這一改變，主要是為了保護中農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階級，組成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迅速發展農業生産。革命戰争期間，人民力量處于相對劣勢，富農則傾向地主階級和國民黨統治者一邊，反對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後形勢不同了，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富農的政治态度有了改變，一般是能夠争取他們在政治上中立的。同時，不動富農土地還能夠更好地保護中農，消除他們在發展生産中的顧慮。中共七屆三中全會讨論這一問題時，習仲勳以自己對農村工作的深入了解，深有體會地說：“中立富農，保存富農經濟，不僅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為了穩定和保護中農。保護中農的積極生産情緒，使中農的生産情緒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體農民的生産情緒都因經過土地改革而提高。”他認為：這一點在中農占百分之四十多的陝西地區顯得更為重要，而且這還可以防止産生亂打亂殺現象，對穩定民族資産階級有一定好處。他強調：要使成千上萬的土地改革工作組懂得這一點，才能把土地改革搞好。八月七日，彭德懷也在陝西省首屆農民代表大會上，着重對這一政策作了說明。
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習仲勳被推選為由二十五人組成的西北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土地改革工作。
一九五年冬，在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精心組織領導下，陝、甘、甯部分地區七百餘萬人口首批土地改革工作順利完成。還在首批土地改革進行的時候，習仲勳就指示進行土地改革的各縣利用春節對工作進行總結，及時發現問題并予以糾正。習仲勳深入各地了解情況後，認為從各地一般情形看，土地改革是遵循正确軌道向前發展的，沒有發生大的偏差，步驟是穩當的，執行政策是謹慎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對農村封建剝削制度的罪惡認識得更深了。他要求基層幹部進一步認識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說，由于長期的反動統治，農村中的惡霸統治暗無天日，掠奪财産，無惡不作。現在雖然解放了，群衆仍然不敢擡頭，不敢參加農會，東西不敢要，地主威權之大，影響之深，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推想，如不進行土地改革将他們打倒，就不能把廣大群衆發動起來，農村的貧困和落後就永遠無法改變。【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把當時土地改革的狀況歸納為三種類型，即做得好的 、中間狀态的和很不好的。其中，“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數，中間狀态的占多數。如關中八百二十四個鄉内，第一類型地區占百分之三十，第二類型地區占百分之六十，很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他認為，第一類群衆發動得比較充分，擴大了農會組織，樹立了貧雇農核心骨幹地位，中貧農團結一緻，地主的威風被徹底打垮，農民階級覺悟大大提高，有了當主人翁的态度，能夠按照政策自己辦自己的事，生産積極性也增強了，“農村确實有了新的氣象和面貌”。第二類基本發動了群衆，也一般完成了各項工作，沒有大的偏差，但對地主階級和反革命分子鎮壓得不夠徹底，部分群衆尚站在運動外面，農村領導核心初步形成，某些問題尚待繼續解決。第三類群衆還沒有發動起來，幹部包辦代替多，地主階級威風沒有打垮，農會和政權不純，群衆不滿意。這次總結，對所有參加土地改革的幹部，實際上是一次整頓教育和提高。
為了推動工作，鞏固土地改革的成果，習仲勳與土地改革委員會成員，分頭下到基層調查研究，幫助各地幹部“在發動群衆進行春耕生産中，鞏固與提高第一二類型地區與重新做好第三類型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陝西省長安縣，是習仲勳經常去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的地方，這裡許多工作都走在全省前列。長安縣在春節前召開有千餘人參加的第一期土地改革總結大會，會上一些衣着不同的外地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們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組成的“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參觀團”的成員，其中有朱光潛、吳景超、雷海宗等十三位著名教授及民主人士。參觀團二月十一日到西安，第三天參加了長安縣土地改革總結大會後，即分赴長安縣五星區的幾個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他們在長安縣農村工作了一個月，目睹了土地改革後的巨大變化，思想認識發生了重大轉變：
從群衆運動中和農民通感情，由袖手旁觀到伸手，以至動手參加，打破了超階級觀點，從實踐中才深刻了解了政策，感到我們的幹部是好的，改變了知識分子的優越感，認識本身不足，尤其是勞動群衆的偉大力量和深厚感情，對他們感動更大，覺悟隻有和群衆站在一起才有出路。他們說：解放前常說人家共産黨，昨天還說你們共産黨，現在要說咱們共産黨了。
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看到這些人思想上發生的重大變化，十分高興，特地邀請他們給西安各界民主人士、中小學教員和幹部做報告，到各大學演講，“反映都很好，對一般知識分子作用更大”。在此之前，西北軍政委員會已組織了西北大學的一些教授和學生參加土地改革，對轉變他們的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月十三日，就“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參觀團”的活動情況，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專題彙報。十八日，毛澤東即把報告批給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和習仲勳，并指示：“民主人士及大學教授願意去看土改的，應放手讓他們去看”，“吳景超、朱光潛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響很好。要将這樣的事例教育我們的幹部，打破關門主義的思想。”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習仲勳在随後召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就參觀團這種形式做了系統的說明，并提出了新的要求。接着，他在總結第一期土地改革經驗時，又強調了這個問題：
要争取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要在城市的工人、學生、職員、工商業界及各民主黨派中，廣泛解釋農村反封建鬥争的必要性與正義性，使他們了解、同情農民，幫助農民。自農村反封建鬥争開展起來以後，城市裡邊有我們的宣傳工作，也有“地主之音”，有許多朋友住在城裡，和鄉下農民不接近，沒有熟人，卻往往有一批地主家庭或接近地主家庭的熟人，他們常說鄉下農民運動的壞話，由于聽一面話，不明白真相，有了很多疑慮。大行政區曾經組織了各民主黨派和一些民主人士，到鄉下去參加和參觀了實際的農民運動，交了一批農民朋友，聽一聽他們的話，和他們建立了感情，很多問題都自然而然地獲得解決，并更加确信封建剝削制度的極端黑暗，極不合理，必須徹底改革，對群衆運動中存在的缺點，也能夠提出正确意見。這是個成功的經驗，各省、市、縣都可照此去辦。
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的要求，新疆、青海和甘肅等省都組織了這樣的參觀團，團結了各界人士特别是廣大知識分子，教育、提高了他們的思想認識。
習仲勳掌握着西北土地改革的動态，随時注意糾正工作中出現的偏差。他對此有個形象的說法：“群衆運動開展起來，就好像一渠河水放下來，必須緊張地注意着兩旁堤岸，随時随地堵塞漏洞，勿使決口，才能保證河水向着正确的方向奔流。”
一九五年底，習仲勳在甘肅檢查土地改革時，發現這裡過分強調“深人發動貧雇農”，放松了中農的工作，“使中農一時在情緒上受到了某些影響”。同時，他在閱讀甘肅慶陽地區的土地改革減租報告時，也感到其中所說的“農會領導權掌握在中農手中，貧雇農沒有當家”的說法不對。他認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會在實際工作中産生忽視團結中農的毛病，應該是農民當家，而不是貧雇農當家。至于農會領導成分，應以貧雇農為骨幹，同時必須吸收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中農參加是對的；僅強調‘貧雇農當家’是不對的”，“否則會使人誤解為貧雇農要發動，中農不須發動。”
習仲勳認為這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他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三、第四次會議上講到土地改革時，都分析說明了這個問題，指出：“必須用大力把貧雇農發動起來，但同時不能放棄對中農的團結。”他對甘肅省在土地改革中做好貧雇農工作給予了肯定，批評了有些人認為貧雇農沒有能力、沒有文化，而忽視貧雇農的說法。他說：“不如此，就有可能出現和平土改，就有可能使地主階級不能達到徹底消滅”的目的。他又說：不能因為要做貧雇農的工作就把中農放在一邊，如果等貧雇農核心骨幹力量形成後，再慢慢地去做團結中農的工作，也是不對的。他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的鄉村農民代表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這裡所說的農民代表大會、農民代表會“沒有疑問是包括中農在内的”，從土改開始到終結，都要“對貧雇中農一齊發動。‘一齊發動’并不否定對貧雇農多做工作，同樣多做貧雇農工作，并不等于停止對中農做工作。中農埋怨貧雇農為什麼把他們叫‘花羊’？他們也有苦，他們也要參加對地主的鬥争，為什麼不讓他們來？中農這些要求和批評是正當的，我們要及時傾聽。因此，首先要教育貧雇農，中農也是農民，對中農要‘細心體貼’，不要對他們增加無謂的刺激，農民刺激農民沒有好處。其次，貧雇農開會可邀請中農派代表參加；鄉村政權、農會中的幹部，中農成份應占三分之一；原來中農成份多者可加選貧雇農，使貧雇農數目相對增多，不要用簡單的排斥辦法，特别在處理一切有關全體農民利益的大小問題時，更要和中農緊密地團結，并一緻地行動起來”。習仲勳的這一思想，是根據西北地區地廣人稀，中農比例高于全國其他地區的實際情況提出的，對全面發動群衆，順利推進土地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各地土地改革中出現了一些亂打、亂捆地主的現象，也引起了習仲勳的注意。他在弄清情況後要求各地認真對待，用法律和政策來處理。他指示：所有土地改革幹部要認真說服農民，不要随意對地主采用變相的肉刑，要把人民法庭這一重要武器拿起來，“對于地主階級中罪行的大小、多少，曆史罪與現行罪，違法者與守法者，必須加以區别對待，不加區别是不對的”。要向地主講明人民政府的政策，說明“消滅地主階級，不是消滅地主中每一個人，隻要他們回心向善，有重新做人的決心，經過勞動改造滿五年者，地主階級成份是可以改變的”。
一九五一年秋，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土地改革工作力量集中到回漢雜居、少數民族較多、民族問題比較複雜的甘肅和青海部分地區。這些地區的土地改革比第一批難度更大。八月二十二日，習仲勳參加了中共甘肅省第二次代表會議，并作了《動員一切力量，為完成甘肅全省土地改革而鬥争》的報告。他指出：今天黨的土地改革的路線和政策，較之任何時候都更加完備，也已被領導機關所掌握，“我們對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總任務，是完全有信心的”。但他又提醒大家，“對完成每一地區的土地改革，鬥倒每一具體的敵人，則不可輕視。必須全黨動員，各方配合，充分準備”。習仲勳要求甘肅各級幹部，切實貫徹黨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說“這是一條完整的路線，不能加以割裂”，既要放手發動群衆，又要随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可能産生的偏向。
對少數民族雜居區或聚居區的土地改革，習仲勳格外謹慎，進行了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部署。他指出：“在這些地區進行土改，必須要以民族團結為基礎，以當地民族大多數群衆的自覺為前提，要有當地民族幹部參加工作，要以少數民族群衆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進行鬥争”，“必須首先争取和團結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贊助土地改革，隻有團結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各族上層領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贊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農民聲勢更加壯大，地主階級更加孤立。”他特别指出：甘肅的臨夏地區是“曆史上回、漢沖突最尖銳的地區”，“一定要和其他地區的做法有所區别”，即在工作的步驟和方法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細緻，耐心地做好教育群衆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衆的覺悟程度辦事，反對簡單急躁和包辦代替的做法。他說：臨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過程說，仍然是必須充分發動群衆的，這是不能變的。又必須是以促進和加強民族團結為前提的，這也是不能變的。是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去開展反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的階級鬥争，又從深入反封建的階級鬥争中，去提高回、漢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以加強和鞏固民族團結”。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專程前往臨夏地區幫助工作。
為了減少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的阻力，習仲勳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聯合封建反封建”的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贊賞。
所謂“聯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争取團結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然後再去發動群衆進行土地改革。習仲勳說：民族地區的改革，毫無疑問地是要依靠當地民族大多數群衆的自覺行動和當地民族幹部，“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層、争取宗教方面的統一戰線工作，然後去發動群衆，不可颠倒過來”。他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層，“聯合封建反封建”是由那裡矛盾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要對民族上層人士采取寬大的讓步政策，争取各少數民族上層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來贊助土地改革，至少要保持中立，“用贊助土改或不反對土改來換取‘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關系他們自身的某些方面與我們的某種妥協。我們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協去換取發動群衆的較好條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四月十日，習仲勳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了三月份的工作情況，重點報告了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針，其中對甘肅臨夏地區的土地改革特别提出建議：“辦法上可組織回民中上層人物回去參加領導；政策上可以對民主人士和進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顧。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寬對待，把打擊面縮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帶點和平分地的味道。這樣分地時，似乎和平一點，而農民分得土地之後，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農民勢力也就盛了，就會鬥争了，而且一定能勝利。”
中共中央肯定了這一做法，批複給習仲勳：“你四月十日送來三月份綜合報告，很好。其中所提三個問題的方針，都是對的”，“均可照你所拟定的計劃辦理。”臨夏地區按照習仲勳提出的方針和政策開展工作，“土改進行得比較順利，取得很好成果”。習仲勳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的各省對各民族、各教派的領袖人物排出名單，在土地改革中予以适當保護。甘肅省保護了馬全欽等人，青海省保護了馬輔臣等人，使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得以穩妥推進。
一九五一年底，習仲勳視察了青海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塔爾寺附近的農村，他詢問農牧民群衆願意不願意進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願意。一位長者反映說：幾千藏民在塔爾寺所屬的土地上耕種放牧，收獲的麥草供寺院燒火做飯，現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戶，寺院就收不上麥草了，燒火做飯成了問題，請求不要進行土地改革。習仲勳弄清這些情況後，便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名義做出決定：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實行土地改革。廣大僧衆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衆也非常滿意。
從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肅、青海、甯夏等省的一百零六個縣、八個市、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廣大地區完成了第二批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在新疆的六十二個縣、四百萬人口的農耕區順利完成第三批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區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經過土地改革這一偉大的群衆運動，消除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廣大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翻了身，各民族人民團結友愛，政治覺悟和生産積極性大大提高，大批農民參加了生産互助組，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提高了農業産量。甘肅省一九五二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到一九五四年底，糧食産量由二百六十七萬噸增加到三百一十七萬噸；财政收入由一億一千一百萬元增加到一億四千三百多萬元。陝西省在土地改革中，不但滿足了無地和少地農民的要求，還收繳了地主大量的槍支彈藥，徹底摧毀了封建政權及其武裝力量，穩定了社會局勢，農業生産得到恢複和發展。
在這一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西北地區土地改革整體是成功的，習仲勳的功績不可抹殺，個别地方出現工作粗糙和不徹底的現象是在所難免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人指責“西北土改不徹底”、“右傾”，是不切實際、沒有道理的。
■從實際出發開展“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對貪污腐敗現象發動了大規模的猛烈進攻。習仲勳用較大的精力領導了西北地區的這一運動。
抗美援朝戰争經過一年多時間，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把戰線基本穩定在“三八線”附近。随着戰争的持續，軍費相應增加，國家财政壓力很大。一九五一年國家軍費支出較一九五年增加一倍以上，财政赤字達百分之十一點五。一一九百一年十月下旬，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發出“增加生産，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号召。十一目下旬，西北軍政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響應毛澤東的号召，明确工作任務，落實工作措施。習仲勳在閉幕會上作了《為開展增産節約運動而奮鬥》的總結報告，闡述了開展運動的重要意義，明确了工作要求。他指出：“毛澤東主席号召全國人民開展增加生産、厲行節約的運動，我們熱烈響應這個号召，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任務。這個運動開展了，必将給同家積累大量财富，增加國防力量，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獲得抗美援朝鬥争的勝利，也必然會大大推進我們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經濟建設工作。”“增産節約并不是解決某種困難的臨時手段，而是建設我們國家的根本方法，是我們國家建設中一個經常性重要性的政策。”習仲勳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轉到領導工業生産及經濟事業上，管好現有企業；二是重點發展農業，增産糧食，發展畜牧業、林業生産；三是金融貿易必須緊緊地與生産結合，為生産服務；四是加強财政工作，保證公糧、稅收任務的完成；五是調整機構，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厲行節約，開展反對貪污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争。他強調：這次會議後，各地要繼續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反對浪費為主要内容的整風學習運動，“結合檢查工作，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發揚優點，糾正缺點，解決突出的問題，以提高幹部思想，嚴肅國家法紀，改進作風，推動工作”。《人民日報》對這次會議作了重點報道，全文刊登了習仲勳的講話。
就在這個時候，東北和華北在增産節約運動中揭發出來大強量的貪污、浪費現象，特别是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老革命、高級幹部也發生了貪污腐化問題，印證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預見的，在資産階級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這使毛澤東非常震驚，深感不制止這種現象，黨就會被嚴重腐蝕，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的任務就有落空的危險。于是，中共中央又在十二月一日和四日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全國“為貫徹精兵簡政、增産節約的中心任務，必須進行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堅決鬥争”。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開公判大會，果斷處決了劉青山、張子善，向全國人民表達了反對貪污腐化的決心。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十月二月七日召開增産節約動員大會，中共中央西北局、陝西省和灞西安市各直屬機關的黨員幹部一千四百餘人參加大會。習仲勳月作了動員報告。他指出：“為開展這一運動，必須首先進行一次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内容的整風運動。這是當前全體幹部和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政治問題。”他認為：“隻有在開展這個運動中間，在開展這個運動的思想基礎上，才能很有成效地開展增産節約運動。”他批評了有些人對增産節約運動的不正确認識，提出了在工農業生産和商業、金融貿易各行業應該采取的措施，并針對有人認為西北地區貪污不嚴重的說法，列舉典型事例予以駁斥。他說：“貪污案件的不斷發生，是國民黨作風和資産階級思想在侵蝕我們的肌體，相當數量的幹部在蛻化的道路上葬送了自己的前程。這說明我們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他強調：“這一切情況，說明了雖然我們去年曾進行了反官僚主義、反鋪張浪費的整風運動并得到了很大成效。但今天仍需要進行一次反官僚主義、反貪污、反浪費為主要内容的整風運動，為開展增産節約運動開辟道路。”他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檢查總結工作，以民主的方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進行這一整風運動，為明年的增産節約運動打好思想基礎。
為了進一步摸清情況，指導運動，習仲勳于第二天召集有西北紀律檢查委員會、檢查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負責幹部參加的座談會，用一整天的時間聽取彙報，研究解決辦法。會上反映的大量問題，使習仲勳感到震驚：
貪污現象是極其嚴重的，也是很驚人的。檢查署、法院、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單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貪污案件，共損失國家财産八十餘億元（舊币）。其中陝西五個專區的材料即達三十四億元（舊币）。這隻是很明顯的已經暴露出來的案件，估計隻占實有貪污案件的半數或三分之一。财經系統、公安、司法系統和軍事後勤系統貪污現象較嚴重。各地基本建設工程中，駐北京、天津、上海等處辦事機關中，都有不少問題。稅務、貿易機關中問題也很多。倉庫保管幹部偷賣糧食、出賣糧證事件，已發現多起，有内外勾結偷糧一二十次之多者。銀行系統也有漏洞。……一般黨政機關的總務部門也有不少問題。甚至陝西省保育院發面粉都每袋偷出幾斤。區鄉幹部中敲詐勒索現象發展了。……凡大一點的貪污案件都牽涉頗廣，且多半與奸商勾結。集體貪污在貪污案件中占相當大的數量。貪污行為已經毀壞了一批幹部，并染壞了很多幹部。紀律檢查委員會一年半來共處理了犯貪污蛻化錯誤的黨員一千四百餘人。
習仲勳深深感到：“黨内享樂腐化思想确實增長起來，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他分析産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說：“這是由于在勝利的和平環境下，資産階級思想和舊社會的傳統惡習，猛烈地侵襲我們。在實行大量招收和包下來的兩項辦法中，有不少貪污腐化分子混入黨、政、軍機關，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幹部數量少，經驗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經不住新的考驗，發生了變化，自己放下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武器，被拿着糖彈的敵人所征服。貪污分子中，舊人員和新招收來的分子占大多數。凡舊人員和新招收人員越多的地區和部門，貪污現象也就越嚴重。這是大勝利、大發展局面下必然會有的一個陰暗面，二中全會早已指出這個危險。”他從嚴重的問題中感到：七屆二中全會的預見和所規定的防止腐蝕方針是完全正确的。檢查西北地區兩年來的工作，習仲勳認為：“過去還很難抽出時間和力量開展大規模的反貪污鬥争，半年來我們也處理了一些貪污案件，并處決嚴重貪污分子十六人。因宣傳不夠，作用不大。”
習仲勳憂心忡忡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書面報告，堅定地表示：“今天，可說已到緊急關頭，必須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大規模的反貪污鬥争。準備抛棄，步數蛻化分子，挽救多數犯錯誤分子，并在黨内、外進行普遍教育，為今後加強經濟工作打下思想基礎。如果再遲了，就必然會毀壞更大數量的幹部，就要犯嚴重的錯誤。”并彙報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安排部署：“我們計劃于十二月下旬開始整風，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時期内進行，最遲于明年二月中旬結束，準備即由開展反貪污鬥争開頭；緊接着檢查各種浪費現象；最後聯系具體實例，檢查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作風。”
習仲勳這個有情況有分析有建議的報告，再次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賞。十二月十三日淩晨四點，通宵工作的毛澤東向各大區書記轉發了習仲勳的報告，并向習仲勳指示：“我認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見，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開的那次座談會開得極好。隻開一天會，已使你了解情況，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以後動員群衆，開展鬥争，即将迎刃而解。”毛澤東批示各大區負責人：“仲勳同志的報告，請你們轉發到分局、省市區黨委和各級軍區去，并在黨内刊物上發表。”毛澤東對習仲勳的贊賞躍然紙上。
習仲勳從毛澤東的指示中得到極大鼓舞，更加堅定了抓好這項工作的決心和信心。他主持召開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六十二次行政會議，成立了以馬文瑞為主任的增産節約委員會，專門領導運動的開展。之後，他又用兩周時間深入甘肅、青海等地，檢查運動進展情況。甘肅、青海兩省暴露出許多嚴重的貪污、浪費事件，驚醒了那些思想麻痹，以為“甘肅、青海地區落後，生活艱苦，不會有貪污、浪費情形’的幹部，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了，但有些機關還沒有把群衆充分發動起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對甘肅、青海的幹部說：“貪污和浪費現象在西北一樣是嚴重的”，“要開展運動，最主要的是領導幹部要有決心，發動群衆，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進行。要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廣大群衆中造成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的憎恨心理。發動群衆上下檢查，互相監督，表揚好的，檢查壞的。”他要求“認真地領導這一運動，不僅要做到消滅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并且要使每個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受一次很好的教育，樹立起廉潔、樸素、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為了推動運動的深入開展，他還提出了對徹底坦白者“重罪輕處，輕罪免處”的政策原則。
習仲勳時刻關注着各地運動的發展，嚴格掌握政策，防止了“左”的偏差，推動了運動的深入開展。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園舉行宣判貪污罪犯大會，西北區、陝西省和西安市黨政軍各單位工作人員以及群衆七萬餘人參加，會上宣判了十四名犯罪分子。習仲勳在辦公室通過收音機收聽了大會實況，發現宣判的十四名罪犯中有七名是事先審核過的，另有七名未報經批準，而且定刑過重。大會結束後，他把大會主席團負責人找來研究，指出問題，嚴肅地說：“共産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教育廣大群衆和廣大幹部起來清洗這些污毒，肅清貪污、嚴禁浪費、糾正官僚主義，提高幹部，挽救幹部，改進工作，建立優良的社會風氣。因此要發動大家進行大膽的檢舉和真誠的坦白，堅決貫徹坦白者重罪輕辦、輕罪免辦的方針，隻有對那些罪惡重大又堅不坦白改悔者才嚴厲懲辦。”“如果定刑過重，就違背了這一方針，就使群衆不能正确了解政策，并會給貪污犯法的人增加顧慮，而阻塞真誠坦白和大膽檢舉的道路，對整風運動的開展是有妨害的。”他強調：“我們不要以為運動來了，辦重一點不要緊，這是對政策不嚴肅的表現，正因為運動來了，更應正确地掌握政策。才能順利地把運動推向前去。”習仲勳這一番話，“得到大會主席團諸負責同志的熱烈擁護”，使大家受到教育。當天有關方面對七名定刑過重的罪犯作了複審，減輕了他們的刑罰。
一月六日，西北區召開區級機關處長以上幹部大會。習仲勳作了《發動群衆，深入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争》的講話，再次進行動員。他根據已揭露出來的問題，對貪污浪費現象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大貪污不少，小貪污更多。許多大貪污都是從小貪污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決不能坐視我們隊伍裡的戰士，一個又一個地倒下去。”他批駁了“貪污有罪，浪費無妨”的錯誤思想，嚴肅指出：“貪污可恥，浪費也可恥；貪污有罪，浪費也有罪。”“官僚主義是貪污、浪費之母。官僚主義分子，常常就是浪費行為的倡導者、批準者，是貪污行為的掩護者、縱容者。”“在反貪污、反浪費的同時，必須痛擊官僚主義。”他強調指出：
必須認清，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會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軍隊及一切财經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衆組織，使我們許多幹部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就有亡國、亡黨、亡頭的危險。
他号召機關全體幹部：“堅決地把侵蝕到我們肌體中的政治微生物來一次大清除、大洗滌，讓陽光普曬一遍吧！這是一次鞏固與加強共産黨的戰鬥力，密切人民政府、每個革命幹部與群衆間聯系的有曆史意義的運動。讓我們大家努力，把革創的隊伍整頓得更堅強，更有戰鬥力！”在中國共産黨執政初期，習仲勳就把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現象看成是事關亡國、亡黨、亡頭的大事，是十分有遠見的。
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各種方式強力推進和引導運硼的發展。一方面嚴厲批評那些認識不足、指揮不力、不帶頭檢讨以及阻撓壓制民主運動的負責幹部，一方面宣布由各單位首長負責，限期十天做好工作的命令，使群衆鬥争和民主檢查運動真正地像毛澤東要求的那樣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一月二十日，習仲勳再次召開西北區機關、陝西省和西安市三級負責幹部會議，在會上作了《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再推進一步》的報告，詳細分析了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和一些幹部思想上存在的錯誤認識，對下一步工作作了具體安排。這時，西北地區“各機關的群衆，由幹部到勤雜人員以及家屬等都普遍的發動起來，消除了顧慮，敢于提意見、批評、質問、揭發和檢舉；除在本機關大會和小會上面對面的揭發問題外，光西北區一級機關增産節約委員會就已收到六千七百餘件檢舉材料”。習仲勳對他收到的四十多封檢舉信件“一一批閱、批轉各有關機關負責查處。凡是問題比較嚴重、而被檢舉人員在西安市者，即派幹部前往有關機關共同調查處理”。二十五日，習仲勳通過《群衆日報》，向所有給他來信的人緻謝，說明所有信件都已交付中共中央西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西北人民監察委員會或其他有關機關認真查辦，并“希望各地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都能夠以認真的負責的态度去處理群衆的檢舉信件，多多聽取群衆的意見，使廣大人民得以經過各種方式參加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運動中來”。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運動在緊張熱烈的氣氛中進行着。到春節前，西北地區各個單位把貪污案件大體清理出來，貪污款額達四十五億元（舊币），浪費款額達一千六百四十五億元（舊币）。
二月上旬，西北地區的“三反”運動進入“打虎”階段。在毛澤東強有力的督促下，全國各地到處是一片“打虎”聲，各省區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達了“打虎”任務。盡管如此，習仲勳在具體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一貫的沉穩作風。在“打虎”運動的高潮中，他及時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陝西省和西安市的三級高幹會議，反複強調要保持清醒頭腦，第一要正确掌握方向，第二要抓住重點，第三方法、步驟要對頭，克服群衆中出現的簡單急躁情緒和蠻幹做法。對不同貪污對象要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并提出“密切指導，嚴密控制，堅持可疑錯，不可打錯，防止逼供信”，力圖把群衆運動起來後可能産生的“左”的偏向限制在最小範圍内。他把這些想法也報告了毛澤東。
毛澤東肯定他“提得很好”，“在運動到了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
為了在運動中穩定多數，孤立少數，及時适當處理揭發和坦白出來有問題的人員，按照中央有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結合實際情況，于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二日先後制定了嚴格處理貪污分子手續的有關規定和《關于“三反”運動中若幹問題的處理規定（草案）》，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并轉發全國，通知“各地均可采用”。
随着“三反”運動的深人開展，各地各部門清查出一些機關内部人員同社會上的不法資本家内外勾結，侵吞國家資産的案例。于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中央決定在開展“三反’的同時，在工商界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财産、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關于開展城市工商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财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指示，要求從二月開始，在西安、蘭州、迪化、西甯、銀川、寶雞、南鄭、天水、伊犁、喀什等城市工商業界開展“五反”運動。
習仲勳一直注意正确引導“五反”運動的發展。在西北地區“五反”運動剛開始時，各地出現了一些不正确的認識和做法，習仲勳都及時予以糾正，特别是對出現的一些右的和“左”的做法，都采取具體措施予以解決。他指示在西安、蘭州、迪化、西甯、寶雞、南鄭等城市已經開始進行的“五反”， 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區以下的縣城市鎮一般都暫不進行“五反”，何時進行以後再定。較大城市如三原、鹹陽、天水等地内部“三反”已很緊張，不宜同時開展“五反”，需要提早進行的，必須經省委批準并缜密計劃後再開始。他認為這些市鎮是城鄉交流集散之地，與農村群衆生活關系很大，搞不好會使整個經濟生活，包括農村生産在内，受到重大損失。他還通過各種大會和報紙嚴厲駁斥“五反”是“反商人”、“反一切剝削”、“消滅資本家”，“五反”是“不要統一戰線”籌謠言。經過“五反”運動，嚴厲打擊了不法資産階級分子的“五毒”，孤立了少數嚴重違法與完全違法戶，保護了民族資産階級的正當經營，調動了工人和店員的積極性，鞏固和擴大了統一戰線。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習仲勳特别注意對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引導運動健康發展。西安、青海、甘肅等地在處理不法工商業者時懲處偏重，習仲勳向有關負責人說明政策，講清對工商業者退補過重“必将過分損害資本家的積極性，對生産不利”的道理，使這些地方對處理過重的問題及時作了糾正。他還明确指示：“要主動的照顧和幫助與我們在解放後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層人士過關，這對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産是大為有利的。”這些做法，教育了幹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人，清除了黨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貪污腐敗分子，使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場習氣得到扭轉，“保證了西北的幹部在廣大的區域中，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風氣正，作風硬，為黨的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打擊了才法工商業分子，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了經濟發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運動。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室和位于西安市仁舞巷的民委禮堂，晚上經常燈火通明。習仲勳同中共中央西北屆增産節約運動委員會的成員大多在這兩個地方研究“三反”“五反”運動的工作，特别在運動後期進人處理階段時，對鑫一個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細，工作格外緊張，往往通宵達旦。習仲勳嚴格執行政策，實事求是地處理大案要案，展現了他一貫求實穩健的工作作風。
張治中與習仲勳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從習仲勳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産黨革命幾十年．聚集全國四方的精銳，人才濟濟，車載鬥量。“二十多年的在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并且具有嚴格的評制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這些優點反映到政府設施的，是有效率的、沒有貪污的政府，反映到黨員行動的，是儉樸、肯幹、實事求是的軍政幹部。”
■加強黨的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積極分子被吸收到黨内來，其中許多人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這些幹部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視這些問題，下決心從培養教育幹部人手，加強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
早在延安時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關懷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黨的建設和幹部培養與教育的光榮傳統。習仲勳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并兼任陝甘甯邊區第二師範學校校長，組織興辦了行政學院、民族學院和農業學校、職業學校、醫藥學校、新文字幹部學校等多個專業學校，培養了大批行政幹部、民族幹部和專業技術人才，為解放後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黨的建設和經濟建設準備了組織人才基礎。
剛剛解放的西北地區特别是新解放區，适應建立黨組織和人民政權的需要，大批幹部進入黨内或參加政府機關工作。據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部長馬文瑞回憶，陝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層黨組織二千九百四十七個，一九五三年已達到六千七百九十七個，增長一點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黨員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達到十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長百分之七十六；幹部人數由一九四九年的六萬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長到十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長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實現了鄉鄉建有黨支部，區、鎮有黨委。
習仲勳在工作中發現，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貫徹。對此，他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認為主要問題在幹部。當時，新解放區的新幹部占百分之九十，他們生活在舊社會，留有舊社會的生活習慣和思想作風，由于缺乏革命鍛煉，又沒有受到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一時難以适應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幹部隻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現很好，但也因沒有抓緊學習，不少人沒有起到骨幹作用，個别人還受舊社會習氣的影響，發生了腐化堕落問題。在新老幹部之間，根據地來的黨員和當地地下黨員之間，各個根據地黨員之間，還存在不團結現象，有的已嚴重影響到工作。習仲勳深感“必須重視并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習仲勳指出：“解決的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努力學習。”他要求：“每個地區的一切工作幹部，都首先要主動地互相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能做好工作。”在幹部關系上，要求根據地的老幹部負主要責任，主動地團結地下黨員和一切新幹部。對所有新幹部要采取團結教育的方針，足夠估計他們的工作成績，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他們的缺點，采取與人為善、熱情幫助的态度使他們克服不足，盡快提高。習仲勳強調：所有幹部都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堅決反對拉幫結派，搞小團體活動。
習仲勳十分重視幹部的學習，他說：“學習問題是黨、政、軍全體幹部共同的迫切問題”，各級黨委“要有正常的學習生活，學習是領導工作的靈魂，必須放在領導工作的主要位置”，“列為經常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要求在一九五。年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運動，以提高老幹部，培養新幹部。他說，幹部學習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每個縣的領導幹部都要親自下鄉，主持一區一鄉的工作，每做完一項工作或發現新的問題，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全體幹部。要表揚好的，批評壞的，對不可救藥者堅決清理。“另一個方面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經驗的基本教育，這對于新幹部特别重要。”他号召縣以上幹部都要紮紮實實地系統地學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點是學好毛澤東，号召學習的十二本《幹部必讀》。他要求新幹部選定幾本書。熟讀精研，作為思想武器，系統地批判舊思想，建立新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觀。他指示：各地幹部學校要加大對現有幹部輪訓的力度，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按照習仲勳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幹部學習制度，把幹部分别編為高級幹部理論學習組、機關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組和文化知識理論學習組，有針對性地提出不同要求，具體實施學習培訓。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地委以上高級幹部理論學習組作為重點，按幹部的具體情況制訂學習計劃，強調自學為主，分段實施，創辦《自學通報》，刊登幹部讀書筆記，促進交流提高，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向全國批轉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關于西北區高級幹部理論學習的報告》，“并望其他各中央局研究這些經驗提出自己解決高級幹部理論學習問題的意見”。機關在職部的學習，主要是通過業餘政治學校進行的，配備專職學習輔導員，堅持每星期學習并讨論一次，許多幹部“開始體會到學習是工作的靈魂這一深刻的啟示，因而有了比較濃厚的學習空氣”。對于區級以上初小文化程度的廣大工農幹部，則以提高文化水平為主組織學習，收到明顯效果。《西北局關于提高區級以上工農幹部文化水平的指示》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國批轉。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解放初期形成的學習理論氣氛，許多老同志至今難以忘懷。他們回憶說：“在這種嚴格要求下，西北的許多幹部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習仲勳還特别注重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領導方法。他說：“做好這一條才能使幹部發揮積極性、創造性，并經常保持飽滿的情緒”，“領導機關重視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幹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說，我們的任務就解決了十分之九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造成幹部工作方法簡單急躁、強迫命令作風普遍的原因，不隻是下面幹部的問題，“根源還是在領導上”，由于上面布置任務多，交待辦法少，形成上邊決定任務、中間要任務、下邊交任務的一種應付工作的局面。他強調指出：
注意解決工作方法問題，是領導機關重要的任務。……完成任何任務，都不僅是把任務交給下邊，而且要給幹部講道理、教方法。不僅開始時要講、要教，更重要的，是在工作進行過程中，不斷地講、不斷地教。這就是實際的政策、策略教育，就是最有效能的思想政治工作。這裡，基本一環是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克服經驗主義思想，多多研究和吸收新的東西，才有東西講、有東西教。新的東西不僅是有了，而且很多很多，等待我們去發現出來，加以提煉，用以豐富自己的領導經驗。這是要下苦功夫的，認真地硼開動思想機器，克服懶惰習氣，才能做到的。取得知镧識的道路，從來就不是平坦的。這是習仲勳的經驗之談，也是他多年做領導工作的基本方法。西北地區的許多幹部都是在習仲勳的關懷和教導下成長起來的。
習仲勳抓幹部教育，特别強調樹立“為人民服務”、群衆路線”的宗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早在抗日戰争時期，習仲勳在講到司法工作時，就提出過一個非常樸實的口号，即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他說：我們“既是為老百姓服務，就應該站在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中國這個社會，老百姓怕‘官’，怕‘老爺’”但在我們這裡，假如有一個司法人員，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号召黨的各級幹走出“衙門”，深人鄉村，把所進行的工作同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結合起來。他說：搞好工作的辦法就在人民中。隻有通過人民，我們的任務才會解決得最快、最好。“我們不要以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實不然，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習仲勳以身作則，堪稱楷模。他始終堅持聯系群衆，和群衆打成一片，把群衆放在心上，一心一意為群衆謀福利，感動着他周圍的人，戰友們說他是“農民老漢老婆們的幹兒子”。一九五年初，《群衆日報》以《人民的忠實勤務員》為題，報道了習仲勳在西北二十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奮鬥經曆，記述了他“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時時刻刻和群衆緊密聯系，習慣地關心群衆，熟悉群衆，和群衆如魚離不了水一樣”的，生動事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新中國建立和掌握全國政權，對中國共産黨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曆史考驗。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能否繼續保持黨在戰争年代的那些優良傳統和作風，牢記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所提的“兩個務必”的警示，是擺在中國共産黨面前的嚴峻任務。一九五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針對黨内和幹部隊伍中出現的問題，及時發出了《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嚴格整頓全黨作風和幹部作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習仲勳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在西北地區黨内和幹部隊伍中開展了以整頓作風為主要内容的整風運動。
在此之前，習仲勳收到西北民族大學一名學員反映其家鄉基層幹部違反政策、胡作非為的信件，十分重視，當即作出批示：“這雖是一個地方、一個同志的反映，但這種現象在目前是很普遍的，應将這件材料有意識地進行處理，以便引起各地注意檢讨和糾正。”三月一日和七日，彭德懷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五、第六次行政會議上，連續提出政府工作人員要厲行廉潔樸素的工作作風，嚴格防止和糾正官僚主義習氣，并發出“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腐化”的号召。西北地區黨、政、軍各機關、團體、單位随即開展了群衆性的反對貪污腐化等不良傾向的運動。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展開反官僚主義，事實上已開始整頓幹部思想作風”。中共中央提出整風後，中中共央西北局“更明确、更有計劃、更普遍”地進行了黨内整風運動。
五月二十日，是西安解放一周年紀念日，西安市舉行慶祝大會，習仲勳在會上作了《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講話：總結了西北地區開展反貪污腐化運動兩個月以來的情況，尖銳地指出：“無數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使貪污腐化、違法亂紀鋪張浪費等不良傾向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正是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使國家财産、公私經濟、群衆生産蒙受重大損失的。也是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和下級機關執行工作中的命令主義。”“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領導群衆将反對不良傾向運動，繼續普遍地開展起來，深入下去，并引導運動向着開展全面檢查工作、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方向發展。”他列舉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在工作中的各種表現，特别批評了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貸放棉籽不負責任，部分棉籽黴爛、緻使大面積棉田出苗率達不到要求，給國家和農民造成重大損失的官僚主義行為。指出這種幹部缺乏對人民事業負責的精神，黨性不強，不深入下層，不接觸實際，靠報告了解情況，靠發指示決定布置工作，這樣下去會贻誤黨和人民的事業。習仲勳要求全體黨員和幹部，要“好好考慮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我們就一緻行動起來”，“克服缺點，向勝利前途邁進”。他最後強調：“現在到了提起全黨警惕的時候了！我們已經有一切必要條件來着手清除這些現象了！而且不能再遲了！”他這番具有針對性的精彩講話，在幹部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五月三十日，根據習仲勳的講話，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一次發出了《關于整頓幹部作風的指示》。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全文轉載這個指示。與此同時，新華社廣播了習仲勳的講話。中共中央就此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軍區發出通知，指出：
今日新華社廣播習仲勳同志《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一文。此文對于西北黨内的官僚主義命今主義的傾向作了具體生動的分析，可以作為西北整黨整幹的主要學習材料。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負責人在各地整黨運動開始時都能作這樣一篇講演或論文，分析該區領導機關與下級人員工作作風中的主要缺點，舉出足為典型的實例，公開發表，作為該區整黨的主要學習材料，以便學習者用來做學習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工作的橋梁。【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和各省市按照計劃，先後于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普遍開始了整風運動。“各省、市均采取總結工作的方法，辦整風訓練班和開三級幹部會，整訓縣、區、鄉幹部”。“甘肅和陝西各地，除已召開過一次三級幹部會進行整頓外，并均在省的黨代表會上檢讨領導作風和讨論整風問題”。“甯夏省七月中旬召開黨代表會，檢查省委領導，結合去年征糧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檢讨”。青海省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進行初步整頓的基礎上，省委又舉辦了有縣、區級幹部九十餘人參加的整風班，開展反省和批評，之後受訓幹部回到縣、區領導整風工作。經過初步整頓，“各系統各部門普遍地暴露了不少問題，引起了各級領導幹部對許多嚴重問題的認識，并認識了整風的重要”，八月份集中解決暴露出來的較為重大的問題。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機關還派出幹部到各省、市檢查整風，幫助工作。
“這樣由上而下整頓領導，然後結合由下而上檢查工作”，領導帶頭，發動新、老幹部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并引導群衆開展全面檢查工作，深入揭發和糾正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貪污腐化、鋪張浪費、違法亂紀等惡劣現象的整風運動，使西北幹部隊伍的素質得到提高，幹部作風進一步改進。
為了鞏固整風運動的成果，習仲勳又于年底提出“一九五一年全黨必須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衆工作”的要求。他認為：“目前我們最弱的一環還是群衆工作。解放初期主要是繼續支援戰争和搭架子，時間力量來不及。但今天再忽視群衆工作必鑄大錯。我們确定今冬明春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群衆工作。現在架子已經搭起，有些搭得很大，大家忙在機關裡面，是輕重倒置的。機關一部必須精簡，不急之務不辦，可以緩辦的留待以後辦，把人力抽出來下去幫助群衆工作。”“今年整風運動收到很大成績，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大大減少了；但如不使大多數幹部都經過群衆工作鍛煉，則整風成績仍不會鞏固。”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習仲勳的指示精神，向西北地區各級黨委發出指示，要求全黨必須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衆工作，必須抓住這一轉變工作的中心環節，全力促其實現。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群衆日報》配發了《為什麼要用百分之九十力量做好群衆工作？》的社論，從而在西北地區黨内形成了做好群衆工作的良好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