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辦好（上）
剛剛解放的西北地區，匪患嚴重，經濟蕭條，民族矛盾突出。面對滿目瘡痍的嚴峻局面，如何着手把西北的事情辦好，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人緊密團結，從實際情況出發，按照輕重緩急的原則，開展統一戰線、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黨的建設等項工作，使西北地區的經濟社會面貌在短期内發生了深刻變化。
■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
西北地區有五省一市，其中四個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區，有維吾爾族、回族、藏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錫伯族、東鄉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人口約七百萬。各個少數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也有較大差異，加上國民黨的長期統治和帝國主義的挑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之間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閡。習仲勳熟知西北的狀況，他說：“現在我們面對的已不是過去的小天地，而是廣大的西北五省，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方面的情況，是比過去複雜得多了。”正是這種情況，決定了統一戰線特别是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西北革命和建設事業中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
民主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十分重視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政策。習仲勳是創造性地執行這些方針政策的傑出領導人。他不管是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還是擔任陝甘邊區參議會駐會議員和議長，都十分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善于團結同志，謙遜寬厚，坦誠待人，同民主人士廣交朋友，合作共事，受到大家的敬佩，調動了黨外人士的積極性，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
新中國建立後，還要不要繼續擴大統一戰線，要不要在更大範圍内和更大程度上同民主人士特别是各民族上層人士合作，成為新生政權建設的關鍵之一。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時，黨政主要負責人認識是十分清醒的，在工作中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産黨的優良傳統，堅持統一戰線方針，先後邀請了許多聲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參加人民政權。張治中、張鳳翔、韓兆鹗、鄧寶珊、黃正清、孫蔚如、陶峙嶽、邢肇棠等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不少人參加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領導工作，有的還擔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各地區和各市縣，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參加政府工作。
習仲勳以他的豐富經驗，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大顯身手。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領袖、上層人士交朋友，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團結廣大少數民族的幹部群衆，使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得以穩定，經濟得以恢複和發展。
習仲勳非常重視和善于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總結經驗。他在一九五年四五月間的幾次講話中，反複強調少數民族地區工作有成績，群衆已開始相信我們确實與國民黨不同，但這些地區的幹部普遍存在着主觀急躁情緒，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存在大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了黨的民族政策的貫徹執行。習仲勳思索着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和途徑。
正在這個時候，中共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緊接着又召開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劉少奇、周恩來、郭沫若、陳叔通、沈鈞儒等分别作了關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和法院方面工作的報告。特别是政協會議，不但有全國政協委員、省市各界代表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區、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領導列席，還有意識地邀請了愛國人士列席會議。各界、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集思廣益、谏言獻策的氣氛十分熱烈，使大家深受感動。毛澤東在閉幕會的講話中，要求“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要采用這種方法”召開會議。習仲勳和彭德懷參加了這兩次會議，為會議的形式和氣氛所感染，特别是毛澤東的講話使他們受到很大啟發。
習仲勳和彭德懷研究确定，于七月中旬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習仲勳為開好這次會議做了充分準備，他提出：“這次會議，我們學習政協全國委員會的經驗，有意識地吸收各方面人物參加：有各省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各少數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參加會議人數一半以上；有各省、市行政首長及協商委員會的代表；有各階層、各民主黨派的代表；還有各起義部隊的将領等，連旁聽的共有四百餘人之多。這樣，就使通過聯合政權所接觸聯系和團結各方面群衆的範圍，比較上次會議廣泛得多了。”關于開會的方法，習仲勳說：“就是将我們的工作狀況，我們準備解決各種問題的方針、政策、計劃、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讓大家明了、研究考慮，經過反複醞釀，廣泛地交換意見，充分協商而後決定。經過這樣的工作，将我們懂得的東西變為大家都懂得的東西，将黨的決定變為人民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權的基本方法。”他強調：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共事，而不是我們一黨包辦，是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産階級專政或共産黨專政。無産階級及共産黨的領導地位，是經過發揮自己的領導作用來實現的，這就是要承認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在政權中大家有份，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張，獲得大家的真誠擁護，而将大家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如果我們隻把黨外人士擺樣子，不認真同人家一塊讨論工作，研究問題，讓人家發表意見，并虛心聽取人家的意見，而隻是将我們已懂得的東西或我們的決議，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簽名或畫行，那人家就不高興，就同我們貌合神離，是形式上合作，而實際上不合作，形式上領導人家，實際上沒有發揮領導作用。
為了統一黨内幹部的思想認識，切實開好這次軍政委員會會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會議要解決的事項。習仲勳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作了題為《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的總結講話，強調了統一戰線、民族工作及土地改革、财經工作等問題。
七月七日，習仲勳又召集準備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中共黨員幹部開會，作了《進一步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講話，他告誡各級黨員幹部，要克服過去在情況比較單純的“小天地”中養成的比較狹隘的宗派主義作風，适應變化了的工作環境，把現已形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鞏固和發展起來。他說：個人的某些習慣和作風必須服從黨的原則和工作需要；團結黨外人士不等于不提意見，提意見也不等于不團結。“要做到實際的真正的團結，首要一條就是使人家能夠願意講出自己的意見。我們這次邀請了許多人來參加會，就是為的要他們将滿腹牢騷當我們面前發洩出來，要他們将各種意見都向我們提出來”。他強調在同黨外人士合作中，“必須采取誠懇謙虛的态度，檢讨工作既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既要講好的，也要講壞的；正确估量和實事求是，主動地進行自我批評”，要“有負責精神，重言諾，能辦到的才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将來可以辦而暫時辦不到的就講清道理”。他說：“對黨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評，是遷就主義；光鬥争不團結，是關門主義。我們要摒棄這兩種偏向，采取正确态度。”“我們的原則是一條：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事無大小，都應當做政治問題看待，力求做好。” 他最後叮囑黨員幹部要按時到會，按時散會，這點黨外人士很重視。
在習仲勳和彭德懷等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的悉心指導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于七月十日在西安群衆堂隆重開幕。會議以“繼續鞏固各族人民民主專政，發展反封建統一戰線”等為指針，特别邀請了各界知名人士三十四人和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門、各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人一百三十六人，特約旁聽者一百六十八人，“共計四百一十五人，其中回、蒙、藏、維、哈、撒（撒拉族）、烏（烏孜别克族）、土（土族）、柯（柯爾克孜族）等少數民族約占五分之一。這種廣泛代表性的會議，為西北曆來所沒有，因此會議的情緒也顯得更為緊張熱烈”。
大會本着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在肯定五個月來工作成績的基礎上，着重檢讨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彭德懷、習仲勳和西北各省、各部領導人在會議的報告中，都主動地對過去的工作進行了檢讨和自我批評，對今後工作提出改進意見，使與會的民主人士都認識到中國共産黨“勇于接受批評，改正錯誤，的确是為了做好工作”。“會議進行的方法是先提出報告，再進行分組讨論（小組讨論為主要的方式，占了七天會議的一半時間），然後把意見集中到大會讨論，做出決議”。為了啟發和鼓勵黨外人士充分發表意見，會前将甘肅省蘭州市民主人士楊慎之寫給西北軍政委員會的一封信，原原本本地印發給各委員及列席人員。這封信反映了中共基層幹部在認購公債、征稅等工作中出現的偏差，時稱“萬言書”，其中不乏激憤之詞。此信的印發“減除了許多人講話的顧慮”。由第十八章努力把西北的事情辦好（上）于這些舉措，會議氣氛十分民主。“有的意見大都講出來了，有些人會前存在的一些疑慮也消釋了，一緻認為會議開得很民主，問題解決得很具體，領導人虛心誠懇。有的人說：‘七天會議頂上幾個月學校。”
這次會議取得了極大成功，真正開成了一個實行統一戰線、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基本實現了習仲勳在會前的設想。特别是與會代表根據各地區存在的突出問題所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反響很大。西北軍政委員會及各部門認真貫徹會議精神和研究落實這些提案，使各項工作大大前進了一步。
會上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有四件涉及工商業中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的問題，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十分重視，列為重點提案認真研究，八月初下發了落實意見，饬令各省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抓好落實。陝西等省根據提案建議，廣泛開展職工業餘教育，開辦了十六個職工業餘學校，參加學習的職工達三千六百餘人，還成立了勞資協商會議，訂立集體合同，召開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對勞資雙方進行教育，“基本上扭轉了部分工人片面要求福利的觀點，端正了‘面向生産’的新勞動态度，教育糾正了某些資方對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懷疑顧慮态度，使勞資關系基本上納入正軌”。甘肅省按照提案建議，“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地在各行業中展開廣泛的學習運動”，向工商業者及工人、店員和學徒進行廣泛深人的宣傳，“普遍提高了勞資雙方的政治覺悟，更由于工會的教育說服，糾正了部分工人的盲目翻身、單純福利觀點及報複心理。資方解除了很多顧慮，如怕清算、怕鬥争、怕加稅、怕沒收，及由此而産生的消極、憂慮、裝窘，不敢拿出資本投向生産的情緒。勞資雙方對政府的‘發展生産，勞資兩利’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後，資方諒解，勞方覺悟，化猜忌而為團結，雙方步調逐漸趨于一緻，都認識到了唯有發展生産，增加财富，才對雙方有利”。蘭州市半年多時間解決大小勞資糾紛二百九十餘件，糾正了公私關系上存在的矛盾，确定了公私經營範圍、地區範圍、零售範圍，并通過加工訂貨、貸款、組織聯運聯銷等辦法，具體扶助私營企業，穩定了社會各階層。
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問題，這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人當時的共識。剛一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讨論制定了做好民族地區工作的基本方針政策。一九五年七月，習仲勳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擴大會議的講話和傳達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時，都強調了這一問題。他說：“我要特别說到民族問題。這在西北地區來說是最大的實際問題。這也是我們這裡多出的一項任務”，“因為西北是多民族的地區，必須重視民族問題，如果丢開民族問題，就是脫離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實際。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細節，都不應認為是技術問題，而要看做政治問題以嚴肅态度對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須使各民族都有相當數量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識地照顧人數較少的民族；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各省要有計劃地辦好民族幹部學校；要正确對待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實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顧民族特點，“不要過分地、不适當地強調階級矛盾，否則就是民族矛盾”。他頗有遠見地說：“全世界有三億人信仰伊斯蘭教，我們工作做好了，在東方亞洲影響很大。總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謹慎穩進的方針是唯一主要的方針。”
基于這種認識，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開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出席各族委員二十七人，各族列席者七十五人，西安各機關幹部及民主黨派列席者七十五人，與會委員和列席人士多為各族過去的當權者和宗教職業家（王公、貴族、千百戶、阿訇、活佛、教主、起義軍官、地主等），共産黨員和進步分子占極少數。”彭德懷、習仲勳直接領導了這次會議，“多次接見各族委員和人士，幾次莅會講話”。習仲勳在開幕講話中指出：随着西北各地的解放，西北各民族過去相互仇殺的曆史已經轉變為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新曆史，我們應該珍愛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曆史的開端。
會議初步檢讨了解放以來的民族工作，廣泛宣傳了民族平等、團結互助政策，确定了西北民族工作的方針、步驟和任務，使到會的各民族人士和幹部了解了工作情況，明确了如何進一步開展民族工作的任務，并适當批評了某些不正确的觀點，奠定了開展民族工作的基礎。會議對重大問題采取“有計劃的個别深談方式，多則談過七八次”，“在小組會上着重屆發他們發言，對正确的意見予以采納，對不正确的意見給以及時解釋，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主動地進行了檢讨”，“基本上消除了與會者各種疑慮，他們在開會之前疑慮很多，甚至恐懼，思想非常龐雜，但參加會議過程中，各種疑慮逐漸消釋或大為減少，敢于大膽發言，積極提議案，并認為在大會講話是政治地位，因而争先講話”，“對區域自治，聯合政權，宗教等主要政策都在大體上得到比較明确的一緻認識。”
七月二十七日，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閉幕，習仲勳在閉幕會上講話。他再次強調民族團結問題，指出：由各民族人士來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決各民族問題的一個好辦法。民族團結是一切之本，希望到會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業辦好。為了促進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又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實際上是帶有西北各民族代表會議性質的會議，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每半年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習仲勳在西北工作期間，先後開了三次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一九五二年春召開第三次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時，全體委員還列席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三次會議，習仲勳都出席并作了講話，還分别與委員談話，有的還進行了長時間交談。他經常就民族工作做出指示，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民委協同各業務部門對民族工作定期檢查指導。
當時，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幹部還沒有培養起來，黨的影響還比較薄弱，群衆覺悟也不高；相反，由于曆史原因和宗教關系，少數民族地區的王公、貴族、千百戶和活佛等上層人士在群衆中的影響還很大。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區的各級幹部，主動團結上層分子，在阻力較小的條件下開展群衆工作。習仲勳強調：在少數民族地區“不應過早強調階級矛盾和社會改革”。按照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确定的方針和任務，各級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廣泛宣傳黨的民族平籌政策，一方面在組織上安置有影響的民族上層人士，發揮他們的作用，使各民族的關系日益融洽。
為了加強對統戰工作的領導，習仲勳還親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部長。這期間，他與許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頻繁，成為朋友，與他們講形勢，談工作，建立了長期的友誼。其中，他與藏族上層人士黃正清幾十年的友誼堪稱楷模。
黃正清，四川順化（今理塘）人，在藏族群衆中有極大的影響。一九二。年春，他随甘肅拉蔔楞寺第五世活佛嘉木樣（黃正清的二弟）遷至拉蔔楞寺（今甘肅省夏河縣境内），後任拉蔔楞寺保安司令、國民黨軍事參議院少将參議，一九四九年八月率部起義。他同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等由相識到相知。黃正清說：“彭總、賀龍和習仲勳的高雅舉止，侃侃而談，熱情友好的氣氛，時時閃現在我的眼前。對比之下使我看到國民黨大長官盛氣淩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淩辱，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特别是滿口陝西關中話的習仲勳，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種格外親切的大西北鄉情。在工作中，習仲勳對黃正清充分信任，總是給以熱情鼓勵，黃正清随時都能到習仲勳那裡彙報工作，交流思想。習仲勳也在大的任務來臨之時，當面征求黃正清的意見，并鼓勵他大膽工作，幫助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黃正清把習仲勳看做是“藏胞心目中的親人”，直至習仲勳到北京工作，兩人仍然保持着極為友好的關系。四十年後，黃正清撰文回憶他同習仲勳這段交往時，激動地說：“回想起在西安、甘肅和習書記一起工作的一段時間，無時不得到他的關懷，每個重大工作環節無不得到他的支持、幫助和鼓勵，我真感到榮幸和快樂。工作之餘，我是他家的常客，時常一起談論形勢，談祖國建設和統一事業，也談黨的領導和工作方法，有時談天說地，聊人生追求和家庭趣事。談到高興時候，我們一塊兒歡笑同樂；有時我給他講藏族人民對抗馬家軍閥暴虐的鬥争史。當彙報藏區農牧業生産、人民生活、民族宗教工作等情況時，他是那樣地認真傾聽，時而還記筆記。每每說到少數民族地區如何貧窮落後的時候，他深情地說：‘是啊！共産黨要民族平等，團結統一，各民族共同過好日子，民族地區太落後了，這就需要我們加快那裡的經濟建設。”’【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和黨外民族民主人士肝膽相照，以誠相見，體現了共産黨人的偉大情懷。除黃正清外，他還結交了許多黨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如新疆的包爾漢、賽福鼎・艾則孜，青海的堯西・古公才旦、喜饒嘉措，内蒙古阿拉善旗的達理紮雅親王，甯夏的馬震武、馬騰霭、邢肇棠，陝西的楊明軒、趙壽山，甘肅的鄧寶珊、馬鴻賓，還有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确吉堅贊和張治中等。“他們都是在習書記的關心幫助下，為黨為民族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的。”鄧寶珊一次同毛澤東談到習仲勳時說：“這個同志氣度大，能團結人，可以挑重擔。”毛澤東非常贊同地說：“你的看法很準，這個同志最大的特點，是能團結各方面人士，胸懷博大，能負重任。”
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重要一環是争取廣大少數民族的基本群衆。習仲勳在一九五。年底向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穩住各民族，把關系搞好，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勞動群衆中，建立直接聯系，逐漸把他們發動起來。”他們認為，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廣泛争取和安置，對下層群衆則需多從經濟上想辦法，“大的社會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須着手一點一滴地幫助群衆去解決需要和可能解決的切身問題。經過這些具體工作和各種各樣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勞動群衆中積極分子出來參加工作。這一步更艱苦，時間也長，并且絕不能放松”。毛澤東很贊同他們的意見，很快把這份報告轉發給各大區負責人參考。
針對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落後、群衆生活困難的實際情況，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積極幫助民族地區群衆恢複和發展生産，特别是發展畜牧業生産，大力開展自由貿易，在甘、甯、青、新四省陸續建立了貿易專業機構二百一十一個，先後組織了約六百五十個各種形式的流動貿易組，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貿易活動。這些貿易機構和小組，以比較高的價格收購當地群衆的皮、毛、藥材等土特産品，以比較低的價格向他們大量出售茶葉、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數民族地區工農牧産品交換比率發生了極大變化。如新疆小麥換卡叽布的比率，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青海皮、毛價格較解放前提高了十幾倍到二十倍。甯夏蒙旗今年（一九五一年――編者注）五月統計駝毛換小麥的比率，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駝毛，就可以換得一身單衣，出售二十斤駝毛，就可以換取一人全年所需的糧食”。西甯的藏族群衆在解放前，用一百斤羊毛換一塊磚茶；解放後，群衆用同樣多的羊毛可以換回十五塊磚茶。藏族群衆高興地說：“毛澤東來了，羊毛值錢了！”“在他們看來，羊毛有銷路，價錢高，就是政治好。發展生産，是最實際和最有内容的群衆工作。”西北地區的這些做法，極大地争取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群衆，各族人民歌頌毛主席和共産黨是“既光明又溫暖的太陽”！
西北軍政委員會還多次組織慰問團，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肅的甘南、平涼等少數民族地區，通過放映電影、免費巡回醫療等形式慰問少數民族群衆。習仲勳親自率團到少數民族地區慰問，還多次深人到青海、甘肅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極為重視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結束後，辦公地址就由西安遷到蘭州，以便更好地就近為各少數民族服務，并籌建了西北民族學院。每遇學院開學和學員畢業，習仲勳都要親臨并講話。在一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他指出：大量培養民族幹部，是為各少數民族的徹底解放，為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創造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是各地黨組織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務，是西北民族學院長期的奮鬥目标。他強調：“在民族工作方面，沒有别的事比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視和關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政府也撥出相當多的經費在民族聚居地區建立中、小學校，學習本民族語言。政府還多次組織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參觀，利用各種形式和機會介紹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所有這些，使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廣大群衆都感到共産黨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誠意幫助他們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也為剿匪反霸和開展土地改革等各項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領導剿匪反霸鬥争
新中國建立後，國民黨潛藏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不斷與各地土匪、惡霸地主勾結，乘機組織武裝叛亂，妄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權。西北地區匪患曆來比較嚴重，此時國民黨潛伏特務和殘餘分子，勾結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當地殘餘土匪勢力，散布謠言，挑撥民族關系，搶劫群衆牲畜和财物，組織武裝暴亂，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人民群衆的生命财産安全。剿滅土匪、穩定社會秩序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和西北軍區的首要工作，習仲勳以極大的精力組織領導了這場鬥争。
習仲勳堪稱“老西北”，對西北地區匪情比較了解，加上深入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詳細情況及活動規律。當時，西北地區有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個，達十三萬人，裹脅群衆約九萬人。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陝西的陝南、關中，甘肅的臨夏、隴東、隴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門源、貴德，甯夏的賀蘭山區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交界地區。他們自恃有一定力量，盤踞一隅，與人民為敵。這些股匪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土匪，是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一類是慣匪，以搶劫錢财為目的，稱霸一方。兩類股匪都有國民黨特務把持和操縱，既相互勾結利用，也有矛盾和争鬥，情況十分複雜。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習仲勳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鬥争任務和戰略戰術。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的陝西關中新解放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指出：“首先有步驟地開展反霸、剿匪、肅特等反地主階級當權派的鬥争，打倒農村裡的主要敵人，樹立農民的優勢力量”，其中“剿匪是當務之急。剿匪要有重點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繳反動武裝，兩者結合進行。剿匪要講究戰術，不要打擊潰戰，而要打殲滅戰。要嚴密偵察，充分準備，長途奔襲，包圍聚殲，已擊潰者，要追殲搜捕，務求消滅幹淨。同時剿匪還必須軍政結合，剿撫兼施，并與發動廣大群衆反霸反匪反特的鬥争結合起來”。
習仲勳十分關注人民政權建立後的剿匪鬥争動态，及時指導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總結檢查關中新解放區農村工作時，進一步明确提出“以剿匪為中心，結合有重點地開展反惡霸”的方針。他說：“為什麼新區農村工作在一定時期内必須以剿匪為中心呢？這就因為不但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分子仍然陰謀搗亂，農村封建惡霸勢力仍然未曾摧毀，廣大群衆沒有組織起來，而且散匪仍然繼續潛伏活動，匪患仍然是新區農村的嚴重問題。”他認為：前一時期，陝西采取以軍事清剿為主，結合政治争取瓦解和收編改造，已消滅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發動群衆、政治争取改造為主，配合軍事清剿，肅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衆、脅從分子，進而組織民兵，寶行自衛，鞏固農村革命秩序，為進一步普遍發動群衆，進行民主改革創造有利條件。他特别重視在剿匪中要發動群衆，強調：隻有老老實實把群衆工作做好，匪患方可從根本上肅清。
這一時期，甘、甯、青、新等地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剿匪鬥争。一九五年春夏之交，甘肅平涼、甯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國民黨撤退時潛伏人員），利用回漢民族的曆史隔閡和當地幹部執行政策中的缺點，挑撥民族關系，于五月八日組織武裝暴動，搶劫商民，破壞治安，緻使當地居民無法正常生活和進行生産活動，有四五萬人逃往綏西地區。西北軍政委員會即召開會議，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習仲勳在會上說：這次暴亂，是國民黨潛伏特務和當地匪徒有計劃的破壞活動，必須引起我們嚴重注意，所有各級幹部必須有明确的敵情觀念，決不能輕視這些敵人，任何麻痹疏忽都會招緻禍患。他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立即作出具體部署，加強肅清匪特工作，同時利用各種有效辦法，如慰問團、團結會等方式，深入宣傳，平息騷動事件。加強民族團結，特别應注意做好幹部整訓工作，克服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作風。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上又進一步指出：“在剿匪問題上，任何性質的土匪，包括特務領導的武裝暴動在内，都要當做群衆問題看待。隻有這樣才能增強處理問題的謹慎态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發生錯誤。對土匪要堅決消滅，這是原則。但應當采取怎樣的步驟和辦法才為正确，必須研究，否則不能達到消滅之目的。”“在新區，特别是少數民族地區，對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禦、後進攻，先分化、後打擊，先争取、後進剿，以及在必要情況下實行剿撫結合的辦法。”
在平息平涼、固原匪患的過程中，根據中共中央和習仲勳的有關指示，西北軍政委員會及時派出慰問團慰問群衆，發放救災款，派醫療隊給群衆療傷治病。同時，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和平涼專署具體拟定了剿匪的政策和策略，首先在回漢群衆中揭露匪特，解釋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實行先在漢族地區剿匪，公開鎮壓挑撥民族仇殺的漢族匪特頭子；在回民地區暫以防禦為主，緩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漢民族關系，把群衆和土匪嚴格區分開來，堅決保護群衆、特别是少數民族群衆，實行剿撫結合。在工作中，區分不同性質的問題，對官僚主義造成的問題，不要同土匪特務問題混為一談，主動争取和團結一切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戶等等，甚至争取已經脫離敵人組織、今天不再反對我們的敵特人員。當時所采取的這些措施，緊緊圍繞着民族問題這個核心，把複雜的矛盾層層解開，集中打擊了一小撮匪特。當地政府又積極“做好群衆工作，大力發揚民主，誠懇地征求回漢各界人民的意見，糾正與改進過去一切工作中所發生的偏向與缺點，加強和群衆聯系，整頓幹部作風”，迅速穩定了形勢，取得了剿匪鬥争的勝利。
與此同時，甯夏、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剿匪鬥争也取得了重大勝利。八月二十七日，西北軍區司令部緻電彭德懷、習仲助，報告青海軍區剿匪部隊所取得的勝利。正在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的彭德懷、習仲勳十分高興，立即複電：“我一軍一部追剿惡匪馬虎臣、馬文英、馬祯、冶青祥等，已殲其大部，甚快甚慰！該匪是互助、門源、祁連、民樂、永昌間祁連山南端最大一股政治土匪，并望一、三兩軍進剿部隊繼續努力，克服困難（進山部隊帶皮衣棉衣），徹底幹淨、一個不留的捕捉散匪。”
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區的剿匪鬥争取得階段性勝利，幾百支大的股匪已基本消滅，隻有少數漏網匪首和慣匪還在甘青新、甘青川和甘青交界的山區活動。這些土匪的匪首多是馬步芳部的舊軍官，同台灣國民黨保持着聯系，其中有的為匪數十年，殺人成性；有的是部落頭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和既得利益，繼續為匪作惡。他們挑唆民族關系，裹脅群衆，與人民政府為敵。習仲勳對繼續解決這部分政治土匪十分重視，西北軍區有關匪情的電報，他每報必讀，對一些重要的都及時作出指示，提出要求，轉有關部門落實，有的還及時上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對西吉事件和阿木去乎問題，他處置果斷，措施得力，使事件盡快得以平息。
甘肅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四個縣（四縣今屬甯夏回族自治區），是回漢民族聚居地，數百年來民族糾紛不斷。一九五年春平涼叛亂平息後，以馬國瑗（西吉沙溝教主之于）、馬國琏（隆德新店教主之子）和楊枝雲（海原韭菜坪教主）為首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受國民黨特務分子的煽動，網羅了三百多名地主、惡霸、慣匪和國民黨殘留軍政人員，以道堂、寺院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提出“依靠地主，團結富農，不管中農，打倒貧農”的主張，叫嚣“前方細菌戰（指朝鮮戰争），後方斧頭幹”。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他們再次煽動數千人叛亂，波及四個縣的六十六個鄉，裹脅群衆上萬人，攻打區鄉政府和西吉縣城，搶劫公糧一百多萬斤，破壞電杆電線八十多裡。
叛亂發生後，習仲勳和張治中立即指示平涼軍分區和地委、專署負責人深入各縣，具體領導防匪剿匪工作，在軍事進剿的同時争取群衆、孤立匪首。西北軍政委員會再次派出慰問團，慰問在叛亂中受傷害的回漢群衆，召開各界人士座談會和群衆大會，“傳達軍政委員會對他們的關懷與慰問”，“講明平息匪亂的各項政策與有關救濟、醫療的原則，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迅速發放救濟款，幫助群衆恢複生産。習仲勳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和中共甘肅省委及時“駁斥敵人，揭穿敵人的叛亂陰謀，用向匪區發傳單及召開群衆會的辦法宣傳之”。
武裝叛亂的主力被剿匪部隊擊潰後，匪首馬國瑗、楊枝雲等帶着少數殘匪繼續流竄，企圖東山再起。少數阿訇及地主也在暗中活動，秘密開會，制造謠言，散布“大爺再有口喚，還不得不去”的言論，恫吓威脅群衆。針對這種情況，習仲勳指示要充分發揮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作用來平息匪亂。他在幾十年後回憶說：當時單憑“武的不行。甘肅有個大教主叫馬震武，他一句話可以煽動回族群衆起來叛亂，一句話也可以把這個叛亂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們一個黨員所起不到的作用”。習仲勳親赴蘭州，分别找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孫作賓和馬震武談話，指出：“對叛亂的民族上層分子，‘隻看現在，不問過去。哪怕他昨天還拿槍和我們對抗，隻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寬大處理’的‘來降免死’政策。”之後，馬震武同孫作賓深人西吉灘，“用黨的寬大政策招降了馬國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亂始告平息”。
在甘青川邊界的剿匪中，習仲勳注意發揮藏族上層人士黃正清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抗美援朝戰争爆發後，馬步芳、馬鴻逵的殘部馬良、馬元祥等人，聚集在甘青川交界處夏河縣南部的藏族部落阿木去乎，企圖利用民族和宗教問題，把這一地區變成所謂“陸上台灣”，迎接蔣介石反攻大陸。國民黨台灣當局還委任馬良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第一三路司令”，馬元祥為“第一二路司令”，十多次為他們空投特務和武器彈藥。一九五二年四月中旬，這股反動武裝糾集千餘人，圍攻地方政府，煽動藏民部落叛亂。
當時，許多部落頭人受馬良、馬元祥的蒙騙和收買，與人民政府為敵。阿木去乎地域遼闊，多是樹林和草原，匪特憑借這些條件猖獗活動。習仲勳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決定，先進行政治争取，即組成甘南藏區訪問團，由藏族上層人士黃正清任總劇長，前往阿木去乎開展宣傳和政治争取工作。有些人對任用黃正清顧慮重重，而習仲勳對黃正清充分信任，多方做解釋工作。訪問團臨行前，習仲勳關切地對黃正清說：“你是總團長，任務繁重，相信你會圓滿完成任務的！希望你大膽工作，不要有什麼顧慮。有什麼困難和問題，随時給我打招呼。”黃正清沒有辜負習仲勳的期望，“按照習書記交待的辦法”，深入甘南藏區，向頭人、宗教人士和廣大群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開展團結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遠了馬良和馬元祥。之後，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區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進行較大規模的軍事進剿，成立甘青剿匪指揮部，任命黃正清為第三副司令員。出發前，習仲勳為黃正清餞行，并送他一支小手槍，叮囑說：“帶上它好護身，組織相信你能完成任務”，同時授受他應對國民黨特務拉攏的策略。黃正清十分感激習仲勳的關懷和信任，在剿匪中不辱使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方法得當，策略正确，阿木去乎叛亂很快得以平息。
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區共消滅各類匪特近九萬人，平息武裝叛亂多次，盤踞在甘青兩省的馬家軍殘部被打垮，匪患基本肅清，社會秩序明顯好轉。
■收服項謙
收服昂拉部落千戶項謙，是習仲勳領導剿匪鬥争的成功之舉，體現了他“爐火純青”的領導才略，受到毛澤東的稱贊。
昂拉部落生活在青海省西甯市東南貴德縣尖紮灘地區（今尖紮縣），距西甯一百五十餘公裡，有藏民千餘戶，三千七百餘人。這裡西邊和北邊有黃河峽谷天險，東邊和南邊高山環繞，易守難攻。項謙是昂拉部落的千戶，解放初還同人民政府有聯系。一九五年八月，他再次到西甯向人民政府表示歸順和悔悟，但回到昂拉後又背信棄義。貴德、化隆、循化等地匪特及馬步芳殘部先後逃至尖紮灘一帶，他們相互勾結，企圖武裝叛亂。在馬步芳殘匪和國民黨特務挑唆下，項謙公開與人民為敵，組織“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自任軍長，武裝侵擾當地和鄰縣人民政府與群衆，甚至襲擊人民解放軍。他自恃擁有兩千餘武裝，地形又十分有利，認為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拿他沒有辦法。十世班禅、喜饒嘉措曾兩次寫信和派人争取，都沒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省軍區領導人對争取項謙也失去耐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和七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軍區分别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請示，主張用軍事手段解決項謙問題。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電示習仲勳和中共青海省委：“應該推遲進剿時間，而加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充分準備。”二十一日，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電示中共青海省委後，又一次發電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領導人張仲良和趙壽山繼續說服項謙，同時組織藏族上層人士給項謙寫信，加強政治争取工作。但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堅持軍事進剿的意見，于二十五日再次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區和中共中央，詳細陳述軍事進剿的理由。
收到電報後，習仲勳心情焦急，經過審慎思考，于三十日緻電中共青海省委，嚴肅地指出：
九月二十五日電悉。請務必按照中央九月十八日電示：首先做好政治進攻工作。趙（趙壽山）張 （張仲良）信件是否寫好發去？其他藏族人士寫信是否也辦好了？中央指示此項辦法必須補做；做了，而未曾做得很好，必須重新做好。
現時争取和平解決于我政治上甚有利，萬一和平解決不成，這樣做好了才給軍事進剿造成必要的條件。喜饒嘉措還主張繼續争取，這點很值得注意。我們以為還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禅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戶和如何提出适當條件，以及如何駁斥項謙無理的意見。過去曆次所做争取工作（還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當，也可以稍加總結，以便這次政治進攻辦得更好。對昂拉問題，西北局一直主張政治瓦解，無效之後應當軍事進剿，隻是考慮到怎樣才對我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利。慎重考慮問題并不等于不打項謙，而是打不打，怎樣打才對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緒是要時刻防止的。我們對牧區藏族各部工作，應當說并非已經做好了，說我們已經站穩腳也似乎過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邊境藏區許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們也還有不少未曾走進去，甚至未拉上手的。我們顧慮的就是對這些龐大藏區的影響問題，如果我們工夫不到，且不說軍事上打不好，緻令流竄所生的麻煩，即使打好了，對其他藏區工作仍會有諸多不好影響，給以後增加許多困難。我們在嚴格警惕防範、積極準備進剿之外，從以上方面再加考慮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如果政治方面工作還未做得周到（當然還有軍事上的準備），軍事進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應當推遲。項謙等即使嚣張一下，恰恰使他們更加孤立。
習仲勳對項謙問題的考慮，并不是單純局限在争取昂拉一個部落上，而是着眼于廣大藏區的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堅特原來的想法，十月五日又再次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軍事講剿。習仲勳立即給張仲良打電話，說：“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後，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同時把中共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後四封電報一并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習仲勳的意見，指出：“青海省委九月二十五日電對昂拉部落不提中央九月十八日指示電所強調的進一步采取政治鬥争的辦法，而隻要求立即實行軍事進攻，是與中央指示電的精神不符合的”，“中央同意西北局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七日複電。望青海省委即與喜饒嘉措等商定适當條件。第一步先将緊張局面緩和下來。”西北軍區也于十月六日指示進剿部隊：“對青海貴德昂拉區之進剿，根據西北局電示及氣候關系，同意今年不進行軍事進剿。”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統戰部部長周仁山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及許多藏族部落頭人到昂拉，多次與項謙談判，但項謙一意孤行。一九五二年春，叛匪到處搶劫，不斷襲擊人民解放軍，緻使附近地區形勢混亂，一些藏族部落頭人産生動搖，帶着武裝前往昂拉，事态日益嚴重，軍事進剿時機成熟。四月九日，中共青海省委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我們認為過去堅持争取是正确的，但在動員各族上層争取了十七次，依然無效，且使匪勢漸大的今天，應速圍剿比拖有利。”
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審時度勢，反複權衡，同意了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軍區于四月下旬軍事進剿的意見，并于十一日上報中央。當時習仲勳設想“一打之下，青海藏族上層右翼分子中可能有震動，黑水、阿壩等甘、青、川、康邊地也可能有震動，對西藏還可能有些影響”。為此，他提出進剿時應該注意做好的工作：一、在剿土匪名義下去打，項謙如被俘，帶在西甯好好相待，對項謙等昂拉部落上層人物的财産一概不動；二、進剿同時召開青海協商委員會，召集各族各方面人士，“說明我們多次争取經過，解釋政策外，還要對我們過去在統戰工作上、牧區工作上的一些缺點，主動做自我檢讨，使他們心服，安定下來”；三、進剿前後，不但要做好當地周圍群衆工作，而且必須做好争取上層的工作，應争取以前幾次去昂拉談判的頭人随軍進去工作。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于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兩次緻電中共青海省委，叮囑做好各方面工作，指示：“在進剿中仍應力争項謙與其他特務土匪分化，隻要項謙到時能轉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這樣更有利。目前繼續積極經過多方面進行政治争取，仍很必要，不可放松。”習仲勳的這些指示，為争取項謙奠定了思想基礎。【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同意，進剿昂拉匪部的戰鬥于五月二日清晨六點半按計劃打響，四個小時的戰鬥将各路匪徒基本擊潰，項謙帶少數人逃人尖紮西南七十裡的深山密林。中共青海省委按照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成立昂拉安置委員會，召開群衆大會，貫徹黨的寬大政策，釋放被俘匪首。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尖紮地區撥發救濟款兩億元（舊币）、救濟糧八萬斤，抽調大批醫療、文教、貿易、民族等方面的幹部組成工作隊，帶着大量布匹、食鹽、茶葉、藥品、電影及藏文宣傳品，前往昂拉部落慰問，還為兩千多藏族群衆療傷治病。在軍事進剿中，人民解放軍模範遵守紀律，充分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嚴格保護僧人寺院，還給卧病在床的項謙的母親治好了病。
在軍事進剿取得基本勝利的情況下，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繼續作出指示，要求中共青海省委堅持争取項謙歸來的方針。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收到尖紮地區工委和中共青海省委幾個報告後，認為争取項謙工作的力度不夠，即指示他們：“争取項謙歸來，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圍地區，更重要的是确實地表現我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對争取團結青海各少數民族部落以至對進入果洛區工作和開展甘青川康邊工作，打擊傅秉勳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應當首先不動搖地耐心地堅持這條方針。”“我們過去十七次争取項謙，以至以後進剿項謙和現在又繼續盡力争取項謙，都不是因項謙一人，而是為的争取更多更多的藏族頭領，也就是争取更多的少數民族部落。”
在黨和政府的感召下，經多方共同努力，項謙終于在七月十一日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誠。遠在新疆的習仲勳得到消息後，當即緻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也許項謙顧慮很大，用回來試探我們，不管真誠與否，均應以誠相待，以恩感化，我想總會收到效果的。但必須知道項謙已成驚弓之鳥，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麼情況下采取何種形式逃跑，我都應提高警惕，準備再縱再擒，總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們為之。部隊不可全撤，務必留下足夠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第二天，習仲勳接到中共青海省委的彙報電後，又指示：“項謙已經争取回來，這對安定藏區秩序及開展藏區工作均有重大意義，請青海省委十分妥善的穩定項謙情緒，并從多方面消除顧慮，争取長期靠我。項如目前怕去西甯，可不必勉強，就讓住昂拉家中，一切聽其自願，這樣也許會早點出來。喜饒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見項謙。總之，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的打消他的疑惑，不是增加他的顧慮，望嚴加注意。”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二十一日緻電中共青海省委：“請切實執行習仲勳同志七月十七日電示各點。務請喜饒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見項謙，從多方面消除項的顧慮，争取他長期靠過來。”
中共青海省委切實執行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終于感動項謙，使他解除了顧慮j七月三十一日，項謙到達西甯，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趙壽山和副主席張仲良的接見。項謙說：“此次我回來并非是兩個佛爺他二人将我争取回來，主要是政府之政策實現了，同時對我的家庭财産人口一點沒有受到損失，政府并多加照顧，因此感動了我。”八月五日，青海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各族各界代表座談會商讨尖紮地區工作，項謙在會上發表了感想，他說：“我現在已經完全寬心，毫無顧慮了！”同時在《青海日報》撰文說：“在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偉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動，從而認識了匪徒們的真正面貌，便下決心回頭請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今後我一定要以實際行動，立功贖罪，報答毛主席、共産黨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仍然委任項謙擔任昂拉千戶。
八月上旬，習仲勳從新疆抵達蘭州，項謙要求谒見。習仲勳高興地接見他，并設宴款待。席間，項謙向習仲勳深深地表示忏悔，“并對人民政府長期内多次争取的寬大精神深表感激”。習仲勳向他重申了人民政府對待少數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勉勵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領導下，做好建設尖紮區的各項工作。項謙一直牢記着習仲勳的鼓勵，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
這件事如習仲勳所料，在藏族地區頭人中産生了很好的影響。三十多年後，習仲勳在與胞弟習仲凱談話時，還提到了當年收服項謙的往事。他說：對于青海項謙的問題，那時張仲良打電話來問我怎麼辦？我說不能打。項謙是遊牧部落的頭人，你來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來了，他的整個部落又都是騎兵。張仲良說要用五個團的兵力來解決問題，我說五個團也解決不了。後來叫喜饒嘉措去做工作，曆史上有七擒孟獲嘛，我是八九次。後來毛主席見了我說：“仲勳，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一九五二年七月，習仲勳還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正确處理了烏斯滿事件。一九五一年春，以烏斯滿為首的叛匪殘餘勢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處到處搶劫擄殺，破壞民族團結，情況相當嚴重。加上這時新疆工作中出現了一些不恰當的做法，使問題更加複雜，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習仲勳抵達新疆後，堅持以政治争取為主，輔之以軍事打擊的政策，打擊頑固不化的匪首，妥善安置流竄群衆，迅速平息了烏斯滿叛亂。他提出：在牧區鎮壓反革命，隻在有現行活動和叛亂的首要分子中進行；對于實行武裝叛亂的部落頭人，要先以最大力量進行耐心的政治争取，在争取确實無效時再組織武裝進剿。他要求，首先要在牧區安定社會秩序，團結上層，再通過上層進行發動群衆的工作；在團結牧區全體人民發展畜牧業生産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有領導地組織牧民與牧主雙方協商，訂立自願兩利合同，逐漸實行改革，适當改善牧民生活；保護和發展畜牧業，不要輕率地發動牧民抛棄畜牧業而轉向農業。習仲勳的這些意見符合當地實際，得到了群衆擁護，為解決烏斯滿事件提供了正确的方針和政策。當地政府認真貫徹習仲勳的意見，使烏斯滿事件得以順利解決，局勢很快穩定下來。
■鎮壓反革命
人民政權建立後，針對大批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動，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在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鎮反運動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全面執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應根據掌握的材料，經過審慎的研究，分别加以處理。對于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特别是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繼續作惡的反革命分子，當殺者，應即處以死刑；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逮捕監禁，予以改造。對于較輕而又願意悔改的一般特務分子和自動坦白分子及在反對反革命的鬥争中有所貢獻的分子，應予以寬大的待遇，或予以适當獎勵。西北地區的情況和全國一樣，雖然在剿匪反霸鬥争中清除了一批潛藏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但隐藏較深的國民黨潛伏特務、散匪、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繼續與人民為敵，搶劫物資、破壞機器、縱火、爆炸、盜竊、暗殺、竊取國家機密，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造成極大危害，影響着西北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特别是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争爆發後，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更加猖獗。
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視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據一九五年十月十七日《群衆日報》報道，一年來，西北各地共摧毀國民黨特務組織站、組、隊二百零五個，破獲特務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内含反革命陰謀暴動案五十件）。經過鎮壓，西北地區的反革命活動轉向隐蔽，主要表現：一是美蔣特務勾結各地慣匪、蔣匪殘餘、反動軍官、土豪惡霸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封建殘餘勢力，陰謀暴動叛亂，襲擊區、鄉人民政府，暗殺幹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壞社會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複雜，和曆代反動統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閡與仇視，勾結各兄弟民族内部的少數反革命分子，挑撥離間，造謠惑衆，極力制造民族糾紛，破壞民族團結。三是利用西北地區落後貧困現象，制造謠言，破壞中蘇友好關系，侮辱革命領袖，攻擊民主人士，破壞統一戰線，挑撥黨、政、軍、民關系，阻撓人民政府各項收策的順利執行，并配合美帝侵略朝鮮作反動宣傳，擾亂人心，造成混亂。四是反革命特務、間諜分子有計劃、有重點地打入機關、部隊、工廠、學校，長期潛伏，搜集情報，盜竊機密，對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進行破壞。同時，在鎮反的過程中很多地方片面地理解“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出現了“寬大無邊”的問題，緻使一些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得到應有的打擊。
中央指示下發後，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認真總結前一段鎮反工作中的成績和經驗，針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從三個方面加強工作。首先，提高廣大幹部對鎮反工作的認識，着重糾正“寬大無邊”的傾向。在各級幹部及各族各界廣大人民中，廣泛深人地開展宣傳教育活動。通過各種形式向幹部群衆宣傳：鎮壓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專政最重要的手段，對反革命不進行鎮壓，人民的生命财産就無法保障，人民政權就無法鞏固；堅決徹底肅清反革命不會削弱統一戰線，反而會使各革命階級、各民主黨派、各兄弟民族之間的團結更加鞏固；一切對反革命的寬容姑息和袖手旁觀，實際上是違反《共同綱領》的，是對人民不利的，是極其錯誤的；鎮壓反革命是抗美援朝的主要内容之一，肅清美蔣特務、匪徒及其他殘餘的反革命勢力，實際上就是斬斷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魔手，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實際行動；鎮壓反革命是保證土地改革、生産建設順利進行的關鍵。在宣傳中還集中駁斥了有意無意替反革命做掩護的言論，使幹部群衆對鎮反運動有了深刻認識。同時，要求幹部群衆特别是幹部認真學習中央指示，領會精神，認真糾正“寬大無邊”的傾向。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領導思想上把‘寬大無邊’的偏向，大體糾正過來了”。
其次，廣泛地發動群衆。習仲勳認為，鎮壓反革命，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但并不是做得很好了。雖然領導思想上把“寬大無邊”的偏向大體糾正過來了，但是工作還不深人，尤其是對廣大群衆進行宣傳，發動廣大群衆起來鎮壓反革命，還做得不夠。他要求，必須總結鎮壓反革命的經驗，采取展覽會、座談會、控訴與坦白相結合的辦法，動員大家一起動手，掀起一個普遍的、深入的鎮壓反革命活動的群衆運動。凡是反革命活動已遭到打擊的地方，他們的活動也愈加隐蔽和瘋狂，如果那裡群衆發動不足，那裡就可能成為他們的防空洞，因此必須把群衆廣泛地發動起來。由于西北地區各級黨委和政府深入細緻的工作，廣大人民群衆迅速行動起來了，積極檢舉揭發和協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
再次，正确執行政策。西北地區民族宗教問題比較複雜，正确掌握政策十分重要。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從實際出發，正确貫徹“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收到很好的效果。習仲勳說：“隻要我們在領導思想上貫徹兩條就可不犯錯誤。一條是嚴厲鎮壓，堅決執行懲治反革命條例，沒有這一條，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就推動不開；再一條是嚴格控制，沒有這一條就會搞錯、搞亂。也隻有這兩條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才可以把鎮壓反革命工作做好。”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按照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正确掌握政策，把殺、關、管具體化：隻要敢于和人民為敵，破壞人民政權，破壞人民資财，勾結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利益，怙惡不悛，都應受到鎮壓；“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改者”、“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确非志願者”、“在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後确已悔改并與反革命組織斷絕來往者”都可寬大處理，需要管制的由人民群衆監督管制。對被管制的也實行了區别對待的政策，以反革命罪惡大小、主次、立功大小、自首悔過是否真誠等為尺度來确定。
習仲勳曆來主張少殺人、慎殺人，特别是在群衆發動起來以後，他反複強調要嚴格掌握政策，反對過火的行為和做法。有兩件事在幹部群衆中很有影響：一件是陝西省旬邑縣的姚春桂，解放前曾任旬邑縣國民黨民團團長，但被共産黨争取過來，經常為黨組織傳送情報，使中共關中特委對旬邑縣職田鎮一帶國民黨人員的動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由于姚春桂為共産黨做事隻有極少數人知道，鎮反中姚春桂被旬邑縣人民政府逮捕，并決定将其鎮壓，當時公審的布告也已經寫好。習仲勳了解姚春桂為共産黨所做的工作，得知後指示刀下留人，保護了為黨和人民做過有益工作的姚春桂。另一件是甯夏的王含章，早年留學日本，獲得博士學位。一九四九年在國共和談時，他呼籲國民黨接受和談條件，和談破裂後他聯絡西北籍國民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十餘人在香港《大公報》發表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解放後經董必武介紹回到甯夏參加工作。鎮反運動中，甯夏省未經請示錯判錯殺了王含章。習仲勳得知後，十分生氣，認為這是違反統戰政策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要求予以追究，甯夏省受到通報批評，直接責任人受到黨紀處分。為了彌補錯殺王含章的過錯，習仲勳關心、安排王含章的女兒王權華到大連工學院學習，并多次幫助她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由于西北地區在鎮反中嚴格把握政策界限，殺人相對較少，感化了一批反動分子主動向人民政府投誠。據《群衆日報》報道，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五月僅兩個多月時間，西安、迪化（今烏魯木齊）、西甯、銀川等地的特務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動交出長短槍一百二十九支，子彈三千一百三十五發，手榴彈八枚，證件四百六十三本，反動書籍一百八十三冊，電話機八部，收發報機九部及其他炮彈、軍用佩劍等武器。
在鎮反中，習仲勳還正确處理了一些重大事件，對穩定西北地區的社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大華紗廠是當時西北地區最大的紡織企業，職工三千多人，主要生産“雁塔牌”白布。西安解放前夕，大華紗廠資方的高管南逃時有意大幅提高了工人薪酬，導緻企業成本急劇增加，生産難以為繼。解放後，軍管會接管該廠，為了盡快恢複企業正常生産，采取了适當減少工人薪酬、降低生産成本等措施。潛伏的敵特分子乘機煽動工人鬧事，圍困軍管會，搶奪槍支，向人民政府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主張武力平息事态，習仲勳得知後指示軍管會說，共産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絕不能向工人動武，要耐心做工人群衆的工作。按照習仲勳的指示，軍管會人員深入到工人群衆中宣講政策，講明原委，使工人明白了道理，事态得以平息。之後，群衆很快發動起來，挖出了潛藏的敵特分子，教育了資方和職工群衆，生産秩序迅速得到恢複。
在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确領導下，西北地區鎮反工作深入開展，收效明顯。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破獲“中國新社會革命黨”、“冀豫陝民族正義軍”等反革命陰謀叛亂案件數百起，搜捕了美帝武裝間諜烏斯滿、烏拉孜伯、李鵬飛及皮革命地下軍正副司令、總指揮等匪徒數千名，并開始大力清理積案，先後處決了一批首惡分子，打擊了反革命的嚣張氣焰。西安及洋縣破獲反革命陰謀暴動案三起，捕獲首犯及匪特一百四十九名。西安、黃龍、朝邑等地公安機關，相互協同破獲了反革命潛伏組織“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秦晉豫邊區指揮部”，逮捕指揮孔慶兆等四十七名匪特，收繳多種武器。洋縣，破獲了“西安綏靖公署愛國複興總隊”案，捕獲總隊長胡彥雲等案犯七十六名，繳獲各種武器、彈藥、證件等。華縣破獲了“忠義軍獨立第一師”陰謀暴動案，逮捕匪首王尊道等土匪殘部七十餘名。
一九五二年底，西北地區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鎮反運動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安定了社會秩序，獲得人民群衆的擁護，生産積極性大大提高，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複經濟掃除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