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當好西北人民的勤務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經過長期奮鬥，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使國家獲得獨立，民族獲得解放，人民獲得當家做主的權力。随着戰争硝煙的散去，三十六歲的習仲勳從年輕有為的革命者成為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工作的爐火純青的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一段時間，習仲勳為西北地區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醫治戰争創傷，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推進統一戰線，夙興夜寐，殚精竭慮，實現了他“當好西北人民的忠誠勤務員”和“人民的長工”的諾言。
■主持西北局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延安遷至西安，在城内東南角雍村辦公。為了适應新的形勢，中共中央于六月八日決定組建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懷、賀龍、習仲勳分别擔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馬明方、馬文瑞、賈拓夫、李井泉、王維舟、劉景範等為常委。當時西北廣大地區還未解放，彭德懷在前線指揮第一野戰軍挺進甘肅、甯夏、青海、新疆等地。賀龍奉中央之命，負責籌備率軍入川事宜，翌年初調離中共中央西北局，習仲勳擔任第二書記。這一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實際上由習仲勳主持全盤工作。在複雜的形勢下，他主持完成了接管舊政權、安定社會秩序、支援西北前線等各項工作。
十月一日，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中華民族曆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下午二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舉行，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成立。下午三時，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以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和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通過廣播、報紙等形式傳到西安，古城頓時沸騰起來，爆竹聲、鑼鼓聲、歡呼聲響徹雲霄。
這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賀龍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而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彭德懷，此時正指揮部隊馳騁在解放大西北的戰場上。已在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習仲勳，在西安通過收音機收聽了開國大典的盛況。此時的他，激情難捺，心潮起伏。艱難困苦的戰争歲月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然而這時他思考更多的是：一個革命黨在成為執政黨以後，怎樣承擔起新的曆史重任，作為人民公仆，“人民的長工”，如何向人民交好“進城趕考”的曆史答卷。他想起了三月間在西柏坡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時的情景，耳邊響起了毛澤東語重心長的一段話：“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深感責任重大，任重道遠。
西安各界要在十月二日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由于這一天也是紀念國際和平與民主自由鬥争日的第一個紀念日，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兩項活動一并舉行。
十月二日，蒙蒙雨霧中的古城西安，披上了節日盛裝，位于市中心的鐘樓上矗立着毛澤東、朱德的巨幅畫像。“天一明，即像新年一樣全城響徹了鞭炮聲。早飯以後，宣傳隊、秧歌隊、宣傳車就不停地在這家家懸國旗、戶戶貼對聯的西安街頭不斷地活躍，鑼鼓聲、秧歌聲、口号聲、歡笑聲、鼓掌聲，整天蕩漾全城。天雖然下着綿綿不斷的淫雨，卻絲毫也沒有阻礙着人們的歡欣鼓舞。”人們紛紛擁上街頭，以不同方式表達着心中的喜悅。習仲勳滿懷激情，同西安六十萬人民一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及國際和平與民主自由鬥争日，同時慶祝青海、甯夏、新疆獲得解放。
下午四時，西安二十萬各界群衆冒雨從四面八方聚集到革命公園廣場，舉行西北曆史上空前隆币的盛大集會。慶祝大會在四十八響隆隆的禮炮聲中開幕，伴随着嘹亮的國歌聲，鮮豔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習仲勳英姿勃發，莊重地走到麥克風前，作了題為《建設新中國，争取世界和平，團結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前進》的演講。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習仲勳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講話。他铿锵有力的聲音在會場上空回蕩：
今天是十月二日，是偉大的國際和平鬥争日。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民，在今天都起來向反動派示威。今天，我們也全體動員起來檢閱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國人民解放勝利的隊伍，參加為國際和平而鬥争的行列。我們向全世界說：我們中國人也站起來了。我們和蘇聯、各民主主義國家及各國人民團結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争陰謀；我們要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我們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前仆後繼，反對國内外壓迫者的鬥争，現在勝利了。我們以人民解放戰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國内外的壓迫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們從此有了人民自己的國家，我們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主席，就是我們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
我們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可以驕傲的日子。我們中國人民受盡了苦難，受盡了折磨，終于站起來了。我們中華民族再也不是可以被人欺侮的了。如果有膽敢破壞我們民族獨立和自由的，一定要受到嚴重的打擊！
習仲勳在講話中，着重闡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觀點，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民主階級、國内各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大團結，這是一個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就是要團結除反動分子、潛伏特務分子以外的一切人。他提出：要珍惜每一個有用的人才，盡快經過各界代表會議及其他适當組織形式，實現西北人民的大團結，共同擔負起解放與建設大西北的偉大使命。他還指出：人民民主專政要時刻警惕國内外反動派的破壞陰謀，警告一切殘餘的反動分子和暗藏的特務分子，如果還不向人民悔過贖罪，定要捉拿法辦；但凡及早坦白向善者，将會得到人民的寬大。他充滿信心地講道：
我們西北地區，蘊藏極其豐富，人民極其勤勞，隻是因為被封建主義和反動政府統治的結果，在經濟上、文化上落後了。但我們确實相信：這種情況會因為我們的努力而改變。一經開發，将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廣大的富源，一個重要的工業區和農牧區，一個堅強的國防堡壘。
我們就要動手工作，在鄉村，有步驟地實行鄉村改革，發動農民；在城市，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鄉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階級，一緻團結起來，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産，迎接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高潮。
習仲勳的講話，是代表西北軍民堅決擁護和執行《共同綱領》的宣言，是一篇聲讨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捍衛世界和平的檄文，是一幅建設大西北的宏偉藍圖。它充分表達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也反映了包括習仲勳在内的西北黨政軍領導人在新中國建立伊始、百廢待舉之際，對恢複和開拓發展西北經濟和社會事業的信心和決心。
習仲勳講話後，陝甘甯邊區政府代主席劉景範、西安市軍管會副主任兼市長賈拓夫和陝西民主人士張翔初、工人代表杜自強等也先後在慶祝大會上發言。大會通過了《緻世界擁護和平大會》、《緻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緻第一野戰軍》等項通電。慶祝大會在群衆山呼海嘯般的口号聲中結束。“當主席宣布散會後，秧歌隊的鑼鼓聲立即響起來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唱起來了，秧歌扭起來了，熊熊的火炬也燃起來了，愈下愈大的雨點，淋不熄這熊熊的火炬，火炬卻愈燃愈多，愈燃愈大，二十萬人懷着極度興奮歡愉的情緒立即又轉入巨大的遊行示威，投入紅星燦爛紅旗翻舞的大街中。”
按照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各地已解放的城鄉都先後舉行慶祝大會，革命聖地延安也召開了慶祝大會。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九月二十六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舉行之時，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起度過了十三年艱苦歲月的延安社會各界，向毛澤東發去了緻敬電。十月二十六日，習仲勳收到了毛澤東的複電。毛澤東在複電中寫道：
延安的同志們和陝甘甯邊區的同胞們：
接到你們的賀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謝。延安和陝甘甯邊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鬥争的總後方。延安和陝甘甯邊區的人民對于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我慶祝延安和陝甘甯邊區的人民繼續團結一緻，迅速恢複戰争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餘年間在延安和陝甘甯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鬥的作風。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習仲勳十分興奮，即要求西北地區各級黨組織認真地學習和落實複電精神。他逐字逐句反複誦讀複電，體會着毛主席對延安人民乃至西北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認為毛澤東的複電，言簡意赅，寓意深遠，既是對各級幹部的及時提醒，也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警示。在中國共産黨由領導革命的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情況下，毛澤東及時而又嚴肅地對黨領導的新生政權提出了怎樣才能繼續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重大問題，并對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懇切提出了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作風的要求。習仲勳身體力行，把複電精神貫徹到工作之中，始終保持在延安時期形成的那樣一種工作作風。第二年春天，按照習仲勳的指示，《群衆日報》以《牢記毛主席的囑咐，永遠保持艱苦作風》為題，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複電，鞭策西北地區各級黨政軍工作人員落實複電精神，把西北的各項工作做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夜，雖然青海、甯夏兩省境内馬步芳、馬鴻逵的反動武裝已被全部消滅，新疆和平解放，遼闊的西北地區基本回到人民手中，但戰争的硝煙還沒有散去，進軍新疆的任務沒有最後完成，國民黨的殘餘武裝和匪患還沒有完全剿滅，陝西南部、甘肅隴南的幾個縣仍被國民黨胡宗南部盤踞着。面對這種複雜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要在已解放地區建立新政權，組織力量配合解放軍清剿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地方土匪；另一方面要在接管的城市和地方組織人民群衆，全面恢複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同時還要拿出一定精力來做好軍事行動的後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千頭萬緒，百廢待興。習仲勳夜以繼日地工作着，以非凡的氣魄和智慧推動着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正軌。
早在九月二十七日，正在籌劃進軍新疆的彭德懷從蘭州向習仲勳發來電報稱：“人新部隊經費無着。祁連山及西甯周圍山上最近已全部降雪，棉衣運不到，凍病者不少。西北除漢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項工作須有一個全盤（五省）籌劃，尤其是經濟建設。”十月十日和十七日，習仲勳又先後接到彭德懷從甘肅酒泉發來的電報，分别稱：“新疆和平解決已經大體成功。第三軍拟于十月二十日後南移到天水附近集結……”“以現有汽車嚴冬前運兵南疆甚為困難。如嚴冬前我軍不能到達目的地，今冬即不可能籌備來春生産。為克服困難，蘭州、西安須盡可能集中較好的車子帶汽油來酒泉。”面對西安、蘭州等地經濟困頓、災情嚴重的實際情況，習仲勳組織和動員各方面力量，在做好群衆工作的基礎上，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方式籌集軍需供給，确保了支前任務的完成。
擔負進軍新疆任務的是具有光榮傳統的第一野戰軍第二、第六兩個軍。習仲勳雖然身在西安，但時時牽挂着進軍新疆的情況。此時，部隊正經受着橫穿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嚴峻考驗。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軍第五師十五團行進到阿克蘇時，當地的國民黨軍殘餘分子與特務等反動勢力勾結，企圖在和田策劃武裝叛亂，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懷司令員立即命令第二軍第五師十五團，“迅速進軍和田，穩定和田局勢”。前線指戰員迎風雪，戰嚴寒，穿過胡楊林，越過幹涸湖泊，十八天行軍七百九十多公裡，及時抵達和田，一舉粉碎了敵特的叛亂陰謀，穩定了局勢，新疆省人民政府于十二月十七日順利宣告成立。習仲勳十分高興，二十五日，他同彭德懷聯名緻電第十五團全體指戰員，稱贊他們“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進軍紀錄”。
習仲勳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彭德懷的要求，從實際出發，做出了一系列籌劃恢複、發展國民經濟和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決策，使西北地區的形勢平穩向前發展。
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定，任命習仲勳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讓人民當家做主
新中國的建立，使世世代代飽受壓迫的中國人民變成了國家主人。然而，怎樣從政治制度上确立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人民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力，這是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前無古人的大事，沒有現成的道路可以選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總結十幾年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又參照國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設想。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種既适合中國國情、又有利于表達人民意志的政權組織形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市（後改為北京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舉行時，毛澤東莅臨會議并向全國發出号召，期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初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也指示：“初期實行軍事管制，對反動派實行專政；另一方面，還要依靠群衆，依靠群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才有根。用什麼方式來發揮群衆的積極性呢？用組織的方式，普選。沒有普選的地區，便是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建政工作，應以開好各界代表會議及逐漸經過協商推選各級人民政府為中心。”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如此重視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因為它關系到要建立一個與新中國國體相适應的政權組織制度，關系到要創建一個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政體。習仲勳在工作實踐中也思考和探索着這一重大問題。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首先選擇了陝西省長安縣作為建政工作的試點，探索路子，總結經驗。
長安縣位于西安市南郊，直屬中共陝西省委和陝西省人民政府領導，工作基礎較好，開好這個縣農民代表會議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對指導陝西和整個西北地區有着重要意義。經過半個多月籌備，長安縣通過五十多萬農民選舉投票，選出近三百名代表參加農民代表大會。這種形式，對“把農民的意見集中起來變成農民自己的行動”，“迅速發展與組織農村積極分子，團結廣大農民領導農民群衆進行鄉村改革運動”發揮了巨大作用。
十月八日上午，長安縣第一屆農民代表大會在西安市群衆日報社禮堂舉行開幕式，習仲勳出席并發表講話。他說：長安縣農代會今天能在西安城舉行，這是一件大事，是曆史上所沒有過的，是勞動人民鬥争的勝利。我們應該慶祝、愛護這個勝利，并使其鞏固起來。我們破壞了舊的統治以後，要建設一個新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今天開會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但這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必須依靠所有的共産黨人與全體勞動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創造。他分析了長安縣農村的具體情況，指出：“封建勢力未被打倒，惡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時出時沒，特務分子利用農村群衆沒有組織起來的空隙，逃潛在鄉下農村。農村的部分群衆，還未完全了解共産黨的各種政策，還抱觀望态度。”還有一部分工作人員，不熟悉農村情況，“常常不懂得事情應該如何處理，甚至把有些事情處理得不合政策、原則，結果脫離了群衆”，更增加了群衆對黨的政策的隔膜。甚至有些舊鄉保人員、壞分子混進政權，處處違反政策法令，也妨礙了農民群衆很快地靠近黨和政府。他強調：“以上種種，都必須很快糾正。除過我們上邊注意檢查克服外，還必須有群衆的監督批評。隻有這樣‘上下夾攻’，這些毛病才能迅速改正。”他特别提醒各級幹部，“一定應該懂得我們是人民的長工，是人民的勤務員，必須虛心向群衆學習，聽從掌櫃（群衆）的管教。隻有這樣，才可以從群衆那裡學得寶貴知識，才可以反過來當群衆的先生”。他要求：在農村掀起一個廣泛的宣傳組織熱潮，“将我們的農民大軍，完全組織起來，在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政策指導之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反封建的鬥争。”
會議經過充分讨論，通過了長安縣《農民協會簡章（草案）》和《減租減息的暫行辦法》；從全縣二十五個區五十名候選人中選舉出二十五名委員、九名常委組成“長安縣農會臨時委員會”，作為領導農村土地改革的權力機構；從出席會議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選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準備出席全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還通過了《告全縣農民書》。
長安縣的這次會議，是由農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實行人民民主權利，讨論農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會”。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制度開始在西北創立。一位農民代表說：“老百姓能開會商量自己的事情，這是我們幾十輩子都沒有的事。”
十月十二日，長安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習仲勳再次到會講話。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政權來自人民，我們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政府的協議機關，可以說這是人民的初步政權，初步的權力機關。習仲勳又談到農民問題：
前幾天，這裡開的農民代表會，可以說是今天會 議的準備會議。沒有那個會，這個會便開不好。因為農民問題是農村一切問題的關鍵。不首先團結農民，動員農民，提高農民的覺悟，農村的很多建設工作便不能前進。因此，前幾天的農代會就是讨論在農村如何建設并推選出席各界人民代表會的代表。消滅地主階級，不是殺地主的頭，而是廢除農村封建的土地制度，把不勞而食又擁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農村隻要是解決了這個問題，農民的生産力才能得到解放，農村生産力才能得到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才能發揮起來。如果沒有全國農民起來，就不會有今天的勝利，并使這個勝利鞏固與發展。所以我們要幫助農民，領導農民，把農村很快地建設起來。
第二天，習仲勳收到毛澤東的電報。這是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彙報上海松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情況後，“極為欣慰”而轉發給各中央局負責人的，并特别指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内外廣大幹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務望仿照辦理，抓緊去做。并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又轉發了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關于華北各城市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經驗的報告，并要求各地認真研究，引起全黨幹部的注意。毛澤東還針對一些地方存在關門主義的問題，強調指出：在代表名額中共産黨員不能太多，“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
實際上，習仲勳在毛澤東來電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綱領》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圖，結合西北地區的實際，召開人民代表會議，進行建立人民政權的開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許多市、縣農村，調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的問題，認為剛剛轉入建設時期的很多幹部對所面臨的情況不熟悉，特别是從部隊轉到地方工作的幹部同群衆聯系較少（在西北地區這樣的幹部占相當數量），要去團結各界人民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遇到的困難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事情就好辦了，就可以經過會議代表們去向廣大群衆宣傳政策。各界會議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範圍内具有相當威望的代表人物，他們說的話群衆願意聽，又很相信；同時，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又可以在會上傾聽代表們的意見，來豐富領導知識和經驗。而被選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對國家事務有發言權，當家做了主，又會激發出他們的極大政治熱情，努力協助政府工作，這實際等于使每個縣增加了幾百名幹部。因此，習仲勳對在農村工作的幹部反複強調說：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是當前進行農村工作的最好組織形式。他除兩次參加長安縣的代表會議外，又先後參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西安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将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聽取與審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決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政策，審查與通過市人民政府的預決算，選舉市人民政府的市長、副市長和委員，組成市人民政府委員會等。這就在西北地區開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國家政權的政治制度，掀起了西北地區民主建政的高潮。
然而，萬事開頭難。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創立，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比較完善的程度的。習仲勳在調查研究中，發現許多地方的領導不能正确認識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重要性，雖經過反複督促而陸續召開了會議，但多數仍然準備不足，或人數太少，或代表面太小，或開會做冗長報告，而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不善于運用民主的形式，不善于和各方面人士協商，甚至個别地方仍然把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當做一種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習仲勳在向毛澤東的綜合報告中，專題彙報了西北地區召開各級各界代表會議的情況，特别總結檢查了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改進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具體建議。他提出：沒有召開會議的地方，必須在月内召開；已經開過一次的也要準備開第二次，并在召開第三或第四次代表會議時，宣布代行市、縣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各省各界代表會議也要在年内召開。他強調：這種會議，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階層的統一戰線在組織上确定下來，這樣做益處很大，需要抓緊做好。【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習仲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和督促下，西北地區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陝西、甘肅、甯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所屬的二百九十七個縣（市）級單位中，二百七十四個縣（市）級單位召開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五十八個單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在經過土地改革的陝、甘兩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個鄉農民代表會議代行了鄉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人民參加民主政權工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甯夏的群衆說：“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辦事的政府，咱們可得好好地選舉好人替咱們辦事，不敢馬馬虎虎不關心！”
習仲勳在西北工作期間，之所以有政績，群衆影響好，同他重視和堅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有着密切的關系。這一制度的建立，順應民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調動了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群衆團體和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政治覺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積極參加與行使人民政權的工作，使得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制度――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普遍地建立起來，因而鞏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權，推動了人民政府的各種工作。”“凡召開了上述會議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級人民政府在人民群衆中紮了根，經過這個會議，确實‘上下通氣了”’，“各階層人民的代表對政府工作的檢查和對幹部作風的檢讨，是較為嚴肅和尖銳的”，“特别是在領導人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及勇于正确地接受批評和進行認真的自我批評的時候，對代表們的教育啟發作用就大”。正是有了這樣的政治制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權才得以鞏固和發展。
■任職西北軍政委員會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國家前所未有的統一。如何組織和建立廉潔高效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機構，是中共中央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按照地域原則，首先組建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這是基于當時全國不同地區的政治形勢，從實際出發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全國各地區的情況存在着很大差别：有老解放區，有新解放區，還有軍事行動仍在進行的地區。為便于領導，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曆史和經濟聯系的現狀，将全國劃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區，其中幾個是在原解放區基礎上建立的，内部已有一套行之有效而又适應當時形勢的行政建制，且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貢獻。東北解放最早，已建立了東北人民政府。華北人民政府也建立較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成立時，有關部門就是在華北人民政府相關機構基礎上組建起來的，政務院各單位正式辦公的同時撤銷了華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設立“政務院華北事務部”專門負責聯系并指導華北五省及京、津兩市的工作。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四大行政區基本是新的解放區，由于戰事甫定，形勢還未完全穩定，需要建立軍政委員會。西北行政區是從原陝甘甯邊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北軍政委員會也就自然地建立在原陝甘甯邊區政府基礎之上。
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就開始考慮并與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等磋商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事宜。這期第十七章當好西北人民的勤務員間，中央做出一個重要的軍事部署和人事安排，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區司令員、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幫龍率部人川，進軍西南。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存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緻彭德懷、張宗遜并告賀龍、習仲勳的電報中指示：賀龍來京一次，不但參加政協，還有和鄧小平商量人川任務及帶張治中、鄧寶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九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緻電彭德懷并告西北局：“張治中可待十一月我軍開始前進時，來蘭州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成立會（已與賀談過，就邊區政府基礎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毛澤東在這裡提到的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會，是指拟于十一月下旬在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讨論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問題。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緻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懷的電報，就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進一步指示：“賀（龍）在京事畢，明日或後日動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後，請彭（德懷）決定在蘭州或酒泉或西安開一次西北局擴大會議，讨論各項問題包括賀龍及十八兵團離開西北進入四川問題，西北軍政委員會名單及各省政府名單的最後确定問題等。”
這時，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還在甘肅酒泉，緊張運籌進軍新疆事宜。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賀龍在北京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正籌劃率部人川的軍事行動，直到十一月三日才離開北京經臨汾回到西安。習仲勳具體負責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的籌備和組織領導工作。
十月三十一日，習仲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辦公會議，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的各項籌備事宜。十一月二日，他再次召開會議，初步把會議的時間定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由他同賈拓夫、馬文瑞等決定；同時通知駐蘭州附近的第一野戰軍各軍軍長、政委出席會議；初步拟定了會議議程。十一月十日，習仲勳第三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辦公會議，經過讨論提出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組織機構的設置方案，拟設民政、财政、工業、農林、商業、交通、畜牧、水利、銀行、司法、公安、勞動、民族事務、教育、文化、衛生等委、部、局、廳和檢察分院、法分院，另外成立财經、文教委員會和軍分會、司令部等部門。同時，提出軍政委員會要配備若幹黨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員中黨外人士應占到三分之一。初步決定軍政委員會由三十五名委員組成。習仲勳還特别建議，民主人士馬悖靖可參加甯夏省政府的工作，馬鴻賓可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在蘭州舉行。會議由彭德懷主持，議程是：一、由賀龍傳達中央有關意見；二、彭德懷作工作報告；三、通過西北軍政委員會名單；四、讨論支援解放西南問題。習仲勳在會上作了講話。
賀龍向會議傳達了九月份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劉少奇在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會議上的講話和周恩來在大會上的報告。他着重說明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和提出的《共同綱領》及政協委員名單，并傳達了中央關于西北軍政委員會組成的意見，決定以彭德懷為主席，習仲勳、張治中為副主席，領導西北軍政工作。
十八日，彭德懷向大會作工作報告。他首先介紹了進軍新疆的情況。他說：部隊從陝西鹹陽出發到達新疆庫車，僅用了四個月時間，這樣的進軍速度在曆史上是空前的。接着，他安排部署了幾個方面的工作：一、冬季部隊訓練。二、群衆工作。軍隊要解決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問題；民族自治，不能說是民族自決；要政教分開，實行貿易自由和信教自由。三、肅清土匪。四、幹部學習，主要學習《共同綱領》、有關理論和政策。五、生産準備工作。最後，彭德懷提出一九五年西北地區的工業生産和交通建設計劃，強調：“五年至十年之内要特别注意節約，在數年之内不另建房屋。”
十九日，習仲勳擔任會議執行主席。上午，他主持讨論通過了西北軍政委員會人員組成名單。下午，主持讨論支援西南進軍四川的問題。
會議結束時通過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蘭州擴大會議決議》，有七項内容：
一、關于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為适應目前新形勢的需要，決議在陝甘甯邊區政府的基礎上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區實行軍事管制的代表機關，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職權，統一領導西北五省一市的軍政工作。委員會應包括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代表人物在内，拟以三十九人組成之，所提名單待中央人民政府批準即行成立。其内部組織機構和人事配備另行決定。
二、關于部隊冬季整訓工作。一野自扶眉戰役後，連續前進千餘裡至數千裡，未能很好休整，決定今年冬季整訓。以政治整訓為主，軍事整訓為輔，總結戰鬥經驗，确立建設正規國防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永遠為人民服務”的堅定思想，普遍深入進行訴苦與反省，展開集體批評與自我批評，進一步提高全軍的政治質量。并依駐地具體情況，加緊剿匪，積極參加地方群衆工作和做好明年生産準備工作。
三、關于地方工作。在西北有三種地區，在老區（原陝甘甯邊區）當前中心是發展生産，恢複戰争創傷；半老區（黃龍地區）是發動群衆完成土改；在新區，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須将工作重心放在鄉村，發動廣大農民群衆進行民主改革，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産，為進一步發展城市工業創造條件。在新區農村民主改革應分剿匪反霸、減租和土改兩個步驟，以逐步削弱和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其中須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封建勢力越強大地區策略的運用越要靈活，在各民族雜居或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須采取更穩妥的步驟。
四、關于民族政策。西北是多民族地區，各民族間存在着複雜關系，必須廣泛宣傳并堅決執行《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族平等政策，準備經過長期艱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間互助友愛合作的新關系，以利鞏固我們的勝利和建設新西北的偉大事業。
五、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統一戰線政策是黨在領導民主革命中帶決定意義的政策，沒有統一戰線政策就不會取得今天的勝利，不堅持統一戰線政策也就不能鞏固我們的勝利。黨必須聯合農民階級、小資産階級，以至民族資産階級，以及自反動階級陣營分化出來的一切願與我們合作的人物，哪怕是暫時動搖的同路人。我們必須在各級政府中吸收一定數量的有代表性的黨外人士擔任職務，作為聯合和領導這些階級的必須條件。目前必須從各方面檢讨這一工作中存在的錯誤和不正确思想，結合學習文件教育幹部，學會争取和提高黨外人士以及同他們相處合作的藝術，切實展開統一戰線工作。
六、關于财經建設工作。經濟建設即将成為全黨的中心工作，但西北由于經濟基礎比較落後，周密的計劃經濟須要逐步地去做。一九五年除由國家投資，大力發展玉門油礦和修通天水至蘭州段鐵路外，西北地方生産事業，仍應以農業為主，增産糧食和工業原料。公私工礦業以恢複為主，有些部門（如紡織）應力求改進與發展，畜牧業要引起重視。具體計劃由西北局财委會詳加研究，提出通盤計劃綱要，呈請中央人民政府财經委員會批準後實行。
七、關于幹部教育。由于新幹部成分大大增加，黨的領導責任更加重大，必須将幹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由西北局和前委制定一九五。年幹部教育計劃。其中一般幹部着重政策學習，高級幹部須認真學習理論，有些幹部須進行文化學習。學習必須聯系實際。同實際結合，着重克服無組織無紀律現象，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隻要我們抓住這個環節，我們就會永遠的勝利前進。二十二日下午，習仲勳同彭德懷、賀龍前往蘭州機場，迎接由北京飛抵蘭州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民黨愛國将領張治中和著名民主人士邢肇棠。他們是根據毛澤東指示來參加“建設新的人民的大西北”的。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西北大廈為他們舉辦歡迎晚會。
為了統一軍政領導，适應大規模軍事行動業已基本結束的形勢，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戰軍前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緻電請示中央軍委：蘭州西北局擴大會議決議第一野戰軍與西北軍區合并，以彭德懷兼軍區司令員，習仲勳為軍區政委，張宗遜兼軍區副司令員，甘泗淇為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十日，中央軍委複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同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的決議，第一野戰軍與西北軍區合并，彭德懷任司令員，習仲勳任政委。
中共中央西北局蘭州擴大會議，全面分析了面臨的形勢，提出了工作任務，對于做好西北地區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習仲勳十分重視并花費了很大精力抓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十二月十六日，習仲勳主持召開陝甘甯邊區及西安市機關黨員幹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精神。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分别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的關中各地委書記會議和陝西新解放區地委書記會議。在這幾個會議的講話中，他對西北的政權組織、部隊整訓、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統一戰線、經濟建設、幹部作風和幹部教育等問題作了全面闡述，把黨的政策與當前實際工作緊密聯系起來，教育引導各級十部更好地掌握政策，穩步推進各項建設。根據新解放區的實際情況，他要求加強新老幹部間的團結和學習，提出對新幹部要進行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經驗的基本教育，選定幾本書，熟讀精研，要作為思想武器，系統地批判舊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觀。
經過一個時期的工作，西北各省人民政府相繼成立。一九五。年一月十日，陝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會在西安群衆堂舉行。馬明方任陝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邦英、韓兆鹗任副主席。習仲勳到會祝賀并發表講話指出：今天陝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這對統一領導陝西人民加速醫治戰争創傷和恢複生産等工作有重大意義。現在我們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個地方加強并鞏固人民的革命大團結。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區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階層、各黨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階級、一黨派的私事，隻有團結大家的力量，才能辦好。所以我們共産黨把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統一戰線定為黨的基本政策，而且這個合作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永遠不變的。陝西省人民政府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它包括了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人物。習仲勳滿。際信心地說：“我們大家都站在為人民辦事的立場上，抱一樣的态度，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我們的事情就一定會辦好。”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成立，這 是西北區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軍政領導機關，并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機關”。當日舉行主席、副主席就職典禮。彭德懷主席，習仲勳、張治中副主席分别講話。習仲勳在講話中明确闡釋了新生政權的施政理念，表狀了當好人民忠實勤務員的決心。他說：“西北解放戰争已經結束，我們就要進入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萬平方公裡的土地，有漢、回、維、藏、蒙等十餘個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萬人口，有廣大的農、牧業和一定的工礦業基礎，有豐富的地下蘊藏，這些都是建設新西北的極好條件。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難也很大，但依靠我們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團結，依靠我們正确地執行各項政策，依靠我們艱苦奮鬥，我們就完全能夠克服當前的各種困難，有步驟地進人經濟建設高潮和文化建設高潮。建設一個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習仲勳誠懇地說：
我自己是一個共産黨員，是一個普通的為人民辦事的勤務員，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本會副主席職務，深感責任重大。當一本過去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全黨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黨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當好西北人民的忠誠勤務員。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本會彭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和張副主席以及全體委員共同努力，我們深信建設新的大西北的光榮事業是一定會成功的。
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的同時，在陝、甘、甯三省局部地區執政十四年的陝甘甯邊區政府即行撤銷。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西北軍政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主題是“本共同綱領原則，依據西北地區實際情況，提出西北地區目前工作任務”。彭德懷作了《關于目前西北地區的工作任務》的報告，習仲勳作了《關于協商軍政委員會各委、部、局、廳組織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意見》的報告，賈拓夫作了《關于西北地區一九五年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結果》的報告。
會議按地區分五個小組對三個報告進行讨論，通過了西北新區農村減租、清理舊債等暫行辦法，各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報告了工作。這是人民民主聯合政權在西北地區的具體體現，代表和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區、各階層的意願。“會議的民主精神表現很好，在讨論問題時，各委員及列席代表均表現認真負責誠懇率直的态度，大體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期望，正如委員中有些老先生所說：‘會議中人人說話，對的意見都采納，不對的反複研讨解釋清楚後取消，這才是民主的真精神”’。“各不同民族委員間充分表現了互相尊重與團結友愛精神，凡涉及少數民族的問題，特别重視各少數民族委員的意見，大會不輕易付表決”。凡有不同意見，經分組、大會反複研究協商，讓全體少數民族委員一緻同意後才作決定。
習仲勳主持二十六日的大會讨論。委員們和列席代表在讨論習仲勳關于西北軍政委員會機構設置的報告時，集中讨論了“行政人員是否兼職監察委員”的問題。這個問題，當時法律上沒有規定，但有些省的許多監委是由行政首長兼任的，軍政委員會下設的人民監察委員會中也存在這種情況。對此，委員有不同意見。甯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邢肇棠發言說：行政首長兼任監委，有檢查工作之便，沒有壞處。今天的行政與監察是統一的，嚴格劃分似無必要，但也不能太多。有的委員認為，監委不宜由行政人員兼任，監委的工作一方面要對行政積極從事幫助，一方面還要在“消極”上糾舉彈劾，監委要專業化。習仲勳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行政人員還是盡可能的不加人監委會好，他們加人監委不能專心把工作做好；同時行政與監察明确劃分開來，在群衆中會起好的作用。所以，我意根據中央監委情形，少數行政人員加人也不要緊，但以非行政人員做這項工作較宜。同時還要看我們提出的這些監委人選是否适當。”習仲勳的意見得到了委員們的贊許，大家發言讨論更加積極，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使監委會制度更加完善。
會議于二十七日一緻通過了彭德懷、習仲勳和賈拓夫的報告，針對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明确的規定了各種不同地區的工作方針及工作中心和步驟，指出了今後在一定時期内經濟建設應以農牧業為主，确定了一九五。年農業生産的具體任務及恢複與發展工業、交通事業的方向和重點，特别指出春荒的嚴重性，必須大力組織生産救災，做到不餓死一個人”。由此，西北地區恢複經濟和開發建設以及社會改革各項工作全面鋪開。
這次會議卓有成效。正如張治中副主席在閉幕詞中所指出：“這次會議是一個勝利的、圓滿的、成功的會議；這是由于西北五省人民對于這次會議殷切的期望和鼓勵，彭主席的民主作風和民主領導，習副主席主持會議籌備工作的慎重周到，各位委員的态度謙虛和論事客觀等主要因素所達成的偉大勝利。”
像這樣發揚民主、富有成效的高層次會議，在習仲勳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間先後舉行過六次。一九五一年春，在第三次軍政委員會閉幕會議上，習仲勳興奮地說：“這次會議上，我們深深感到，沒有一個人不在進步，并且進步很大、很快，不論老年人青年人都在進步，很多黨外人士的進步，并不比共産黨人差。如果過去有些黨外人士還有某些做客态度，那麼現在很多人都挑起擔子來了。我們有了共産黨員與非黨人士的鞏固團結，做好一切工作就有了保證。”他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軍政委員會會議一年開三次到四次太多，一次又太少，像西北每年召開兩次較為合适。每次會議都應當邀請各民族、各界、各民主黨派人士列席，人數可以相當委員數的兩倍到三倍，這樣好處很多。經過這種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會議形式，使各方面的人體驗到真心參與政事，并從此得到教育，和我黨聯系密切了，也就起擴大黨的影響，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的效果。各族、各界人士，凡參加過會議的都有進步。【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充分肯定了習仲勳的意見，稱贊他送來的報告“很好”，其中所提幾個問題的方針都是對的。此時，習仲勳已代理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那還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彭德懷要去北京開會時，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上對自己去北京後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見：“我去北京後，政府職務由習（仲勳）代，對内對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彭德懷放心地把西北黨政軍工作的領導重任交給習仲勳，表明彭德懷和習仲勳在長期的革命鬥争中相互信任，緊密團結，革命情誼是極其深厚的。此後，凡彭德懷離開西北期間，都由習仲勳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身份履行職責。一九五O年十月以後，彭德懷離開西北指揮抗美援朝戰争，西北黨政軍領導工作的重擔就完全落在了習仲勳肩上。
■痛悼楊虎城
就在習仲勳緊張地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成立操勞忙碌之際，一個特大噩耗由西南重鎮重慶傳到西安，使他十分震驚和悲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楊虎城之子楊拯民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楊虎城将軍的部下趙壽山神情凝重地來到習仲勳的辦公室，把兩封來自重慶的電報遞到習仲勳手中。其中一封是高桂滋等陝西駐渝同鄉會人員發來的，一封是原國民黨第四集團軍（前身為楊虎城領導的第十七路軍）駐渝辦事處人員發來的。兩封電報說的是同一件事，即在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實施大屠殺，愛國将領楊虎城将軍及其眷屬、秘書、副官等數人慘遭殺害，要求陝西派人赴渝主持喪事。習仲勳看完電報，心情沉重，悲憤交集。他青年時就十分敬仰楊虎城，特别是楊虎城同張學良一道，為國家和民族利益發動西安事變，兵谏蔣介石，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了全民族抗戰。對這位有功于國家和民族的同鄉，他一直都惦念着，期盼着楊虎城掙脫蔣介石的長期囚禁，重獲自由，現在等來的卻是噩耗，悲傷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安慰楊拯民說，楊将軍遇難，這不僅僅是你家中的不幸，也是國家的大事，需要報告中央作出安排。他吩咐秘書陳煦立即給中央發電報請示，同時對陝西方面喪事活動作出安排，即派楊拯民赴重慶接楊虎城靈柩；由于從重慶回陝西必須路經武漢，他又親筆寫信給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負責人，介紹楊拯民的情況，請求給予支持；決定由趙壽山負責西安方面的工作，立即籌組治喪委員會，安排辦理喪事。楊拯民回憶：“這兩件事是在一個小時内辦妥的，而且都是他親自動手，草拟的電稿還和我們再三商酌。當晚中央即回電并電告中南局和西南局，使我感到仲勳同志辦事效率非常高。”
周恩來接到習仲勳的電報後，很快從北京打來電話，對楊虎城的治喪活動提出具體要求。他特别指示由楊拯民立即趕赴重慶接靈回陝，并請習仲勳轉告楊拯民：“這不是私事，是黨交給的任務。要通過辦理楊虎城将軍的喪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并說他已關照沿途各地有關領導，要求對楊将軍移靈事宜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
楊虎城在重慶慘遭殺害的消息迅速傳到全國各地，陝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衆紛紛以不同形式開展悼念活動。十二月二十四日，楊虎城治喪委員會暨西安各界舉行公祭大會，習仲勳擔任主祭，楊明軒等十五人陪祭，趙壽山、楊明軒及楊虎城胞弟楊茂山等先後緻詞哀悼。
一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楊虎城的靈柩到達西安火車站。習仲勳與剛開完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的彭德懷、張治中等及各界代表二百餘人一起參加迎靈儀式。習仲勳主祭，楊明軒緻悼詞。之後，楊虎城的靈柩在新城廣場停放七日，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公祭。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和西安各界四萬餘人，在新城廣場隆重舉行楊虎城追悼大會。習仲勳、張治中、張宗遜、趙壽山、鄧寶珊、張鳳翔、邢肇棠和楊子廉及楊虎城生前好友等參加祭悼。習仲勳主持追悼儀式，趙壽山介紹楊虎城、宋绮雲諸烈士的生平及遇難經過，烈士親屬代表楊拯民緻詞，彭德懷送了挽聯。習仲勳緻悼詞說：楊虎城與張學良一起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對蔣介石實行兵谏，是有重大意義的。此舉，加速了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加速了全面的抗戰，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他說：現在的兩北已經不同于往昔了，西北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赢得，抗日戰争的勝利，赢得了人民解放戰争的勝利，壓迫人民的黑暗統治一去不複返了。西北各族各界人民，要緊密地團結起來，加緊建設新西北，以此來追念楊虎城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