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戰争中的土地改革
●心系前線
習仲勳曾說：由于小河會議确定組成西北野戰軍前委，決定西北局回後方主持工作，會後，我即和彭總分開，與賀龍同志一起前往綏德，統籌後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戰軍作戰。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會議結束後第二天，習仲勳同彭德懷一起由小河村進至石灣以西十五裡的一個村莊，二十六日回到米脂縣背q西北野戰軍總部。二十九日，習仲勳和賀龍參加了彭德懷在馬蹄溝主持召開的野戰軍第一、二縱隊旅以上，新四旅、教導旅團以上幹部會議，通報了各戰略區情況，及晉綏與陝甘甯統一和榆林戰役等問題。在彭德懷、賀龍講話後，因為要離開前線，習仲勳着重對即将發起的榆林戰役發表了意見。他分析介紹說，榆林是國民黨軍晉陝綏邊區總部所在地。其西與甯馬集團、南與胡宗南集團形成犄角之勢，北與綏遠傅作義集團相依，為國民黨軍在陝北的重要據點。榆林城西側有榆溪河，西北面均為廣闊沙漠，東南是丘陵與溝壑，城牆堅固，易守難攻。我們必須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視敵軍特點，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和彭總的戰役決心，誘敵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陳赓縱隊南進和發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戰軍今後行動。八月三日，習仲勳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棗林坪的西北野戰軍總部，同彭德懷、賀龍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統籌安排了前方和後方的工作後，即離開了作戰前線。
習仲勳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撤離延安之際，臨危受命，協同彭德懷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馳騁陝甘甯廣大地區，在四個多月時間内曆經較大戰役、戰鬥八次，殲滅國民黨軍四個旅部，十三個團及兩個保安隊，斃傷敵一萬一千餘人，俘敵一萬五千餘人，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和糧食物資，初步改變了西北戰場形勢。盡管時間不長，卻是習仲勳革命經曆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時期，是他作為黨和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優秀領導人擔負起參與指揮戰略區域作戰重任，并取得卓越勝利的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四個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名義發給彭德懷、習仲勳，和彭德懷、習仲勳發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電報達九十六份之多。這些電文起始稱謂或文尾署名，皆以彭習并列。毛澤東還在電文中稱西北人民解放軍為“彭習軍”。正當西北解放戰争正在深入向前推進之時，習仲勳奉命離開前線，回後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頗不平靜。
在四個多月戎馬倥偬中，他同年長自己十五歲的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廢寝忘食，殚精竭慮，商讨戰局，籌謀軍機，爬山越嶺，栉風沐雨，行軍打仗，風餐露宿，度過一百多個日日夜夜，常常因為環境所限擠在一個土炕上睡覺，他們在硝煙戰火和槍林彈雨中結下了深厚情誼。他們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們相互尊重，真誠相待；他們正确指揮，出奇制勝，帶動了全野戰軍緊密團結，通力殲敵，也在廣大指戰員中傳為佳話。時任野戰軍副參謀長的王政柱将軍五十年後回憶彭、習在西北戰場往事時曾說：轉戰陝北開始時，黨中央任命西北局書記習仲勳為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任命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範為野戰軍後勤司令員。彭總對他們十分尊重，從不稱呼他們“副政委”、“後勤司令”等軍隊兼職職務，總是以“習書記”、“劉副主席”稱之。我經常看到，彭總制訂的作戰計劃，在交付讨論之前，總要先同仲勳交換意見；彭總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電台發出之前，總要讓仲勳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電，彭總看後立即同仲勳一起商量貫徹意見。彭總不但自己尊重、關心仲勳和景範同志，而且經常對我們說，要向地方黨政領導同志學習。在戰場上許多次危險時刻，他們互相關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時，敵機狂轟濫炸，流彈橫飛，彭德懷為了準确無誤地實施指揮，總是不顧個人安危，沖出陣地，察看地形和敵情。當習仲勳等勸他注意安全，甚至強行将他拉下陣地時，彭總說：不到前面去，光靠電話和地圖是打不了勝仗的。但是當習仲勳等要靠前指揮時，他卻說：還是讓我去，你不要冒險，何必多付出犧牲呢？革命還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們不畏犧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線官兵受到巨大鼓舞，從而産生了無敵的力量。
習仲勳對陝北前線四個月戰鬥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尤其是對和彭德懷“共同闖過無數艱難險阻，也共同分享過無數次勝利的歡樂，在陝北千山萬水的行軍途中，在長城内外的宿營地裡，在戰火紛飛的生死搏鬥的戰場上，戰鬥的情誼更加深厚而難忘”。以至到了一九八年初，剛剛從長達十六年政治劫難中走出的習仲勳，就飽含深情地寫下了題為《彭總在西北戰場》的紀念文章。文章一開頭就寫道：“每當想起彭德懷元帥艱苦征戰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較長篇幅記述了指揮西北野戰軍轉戰陝北的艱苦歲月。他稱彭德懷是“國内外享有盛名的軍事家，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傑出将帥，是為中國革命戰争史寫下極其光輝篇章、創造了‘威武戰争奇觀’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質的學習楷模，是自己的良師益友”。他在文中還寫道：在整個西北解放戰争期間，有時候我追随彭總在前方打仗，有時候和賀龍元帥一道組織晉綏、陝甘甯邊區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隊。在恢複延安，解放西安、蘭州和祖國西北邊疆的一系列戰鬥中，在肅清敵人殘餘勢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權的日日夜夜裡，作為嚴師益友的彭總，給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這位叱咤風雲的一代英雄，對黨、對人民、對共産主義事業無限忠誠的崇高品德，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九八八年四月，為紀念黨中央轉戰陝北四十周年，習仲勳又專門撰寫了《英明的決策，偉大的勝利》一文，對彭總由衷的懷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躍然紙上。文章寫道：作為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同志，以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誠盡智，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和作戰原則。他深入前線，掌握敵情，運籌帷幄，嘔心瀝血，機動靈活地進行指揮，為奪取轉戰陝北的勝利立下了卓著功勳，在邊區人民心目中築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豐碑。
習仲勳是懷着對陝北戰場高度關注和對前線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後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時，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甯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又是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員。盡管後方黨、政、軍、民、财政、經濟、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極為複雜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線，參與西北野戰軍軍機大事、重要決策。此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來電報的形式也有了一些變化。通常以“賀習”并稱或冠以“彭并轉賀習”，有關後方工作的電文也以“賀習”或“賀林習”（林指林伯渠）署名報出。彭德懷仍将西北野戰軍重要活動的一些文電在上報中央軍委同時轉送賀龍、習仲勳。
八月十日，習仲勳同賀龍出席了綏德地區召開的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傳達了小河會議精神，讨論了統一陝甘甯和晉綏兩邊區的三項具體措施：
一是統一生産建設和金融貿易，建立獨立自主的财政經濟體系；
二是加強對支前工作的領導，有計劃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為前方服務；
三是搞好土改，從根本上調動勞動人民生産、支前的積極性。
習仲勳從與會人員的發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況中，敏銳地感到，邊區後方機構仍然龐大重疊，人員冗雜衆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亂無序。他提出，後方機關要精兵簡政，把多餘人員組織起來搞生産，将節約下來的物資送到前方去。他覺得隻是一般地講一下還不夠，為了适應戰争需要，必須進行認真整頓才行。這是他回後方主持工作後第一項有力舉措。
八月十一日，即綏德會議召開的第二天，習仲勳簽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義發出的《關于整頓後方的決定》。決定提出：
一、所有後方機關部隊迅即厲行精簡，裁減不必要的單位和人員，以提高效率，增強統一，并收節約之效。
二、後方重傷醫院、榮譽軍人院、工廠、中學、俘官教導處及邊區一級各單位和野戰軍家屬老弱暫移河東。
三、延屬、關中、隴東各分區後方東來人員，除部分不适宜回原地者外，其餘應陸續轉回原地工作，家屬亦分别轉回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緻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為迷惑敵人，掩護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間休整待機，防止劉戡、董钊進占綏德，“我無定河、黃河間各後方機關必須迅速移至黃河以東，望賀、習立即部署移動”。賀龍、習仲勳即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率西北局、邊區政府和聯防軍機關，冒着狂風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東開進，并于十八日渡過黃河，在山西省臨縣、離石縣駐紮下來。不料，習仲勳到西北局臨時駐地下馬後，竟兩腿一軟，蹲了下去，一時難以站立起來。原來是由于長時間騎馬，又被大雨澆淋，突發急性關節炎，後經一段時間治療和調養才好了起來。
習仲勳和賀龍率部東渡黃河的行動，果然調動了胡宗南軍追擊到了黃河西岸。彭德懷立即抓住有利戰機，指揮西北野戰軍主力于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敵發起攻擊。戰至黃昏前殲滅胡宗南集團整編第三十六師師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斃傷俘敵軍六千餘人。至此，國民黨軍在陝北的重點進攻被徹底粉碎，西北野戰軍開始轉入内線反攻。身在黃河東岸密切關注西北前線戰局變化的習仲勳聽到這一勝利喜訊，感到十分欣慰，并緻電前線官兵表示祝賀。三十多年後，他還以優美的文字記述了自己離開前線後，西北野戰軍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寫道：
“收複隴東和三邊地區之後，彭總根據黨中央新的意圖，率領我軍越過沙漠，馳驅千裡，突然包圍了陝甘甯最北邊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調動敵主力部隊北上，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大别山，特别是為陳赓兵團進擊豫西造成良好戰機。果然蔣介石以為千載難逢的機會到了，飛到延安親自指揮，要與我軍決一死戰。于是，十萬敵軍瘋狂向榆林方向逼近，還在高喊一戰‘結束陝北戰争’。當時，我軍在長城内外沙漠地區連續行軍，連續作戰，十分艱苦，沒有糧食，隻能以野菜和宰殺戰馬充饑。黨中央和我全部野戰軍都處于敵重兵包圍之中，情況至為險惡。可是彭總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運籌帷幄，從容自如。首先擊潰了西來增援的馬鴻逵部數萬之衆，接着又瞅準機會，反手一擊，風馳電掣般地消滅了西北戰場上敵‘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三十六師。此即我軍戰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這一仗，不僅轉危為安，化險為夷，而且把整個陝北戰局完全扭轉了。與此同時，陳赓兵團挺進豫西，潼關吃緊，中原震動。驕橫一時的胡宗南集團全線退卻，潰不成軍。”
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周恩來親臨中共西野前委召開的旅以上幹部會議，向作戰部隊祝賀勝利。毛澤東發表講話稱贊此役“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說，打了這一仗，就過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系前線的習仲勳便收到了一份毛澤東緻賀、習電報。電文稱：“昨日我到前委參加會議，彭及各首長對于繼續在現地殲敵信心甚高，部隊士氣高漲，均願在現地殲敵，然後南下。”并要求賀龍、習仲勳派幾批得力人員動員糧食，以完成作戰計劃。
●土改疑雲
習仲勳回到後方主持工作後，以極大精力投入對陝甘甯邊區土地改革的調查研究和組織領導之中。他把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邊區實際相結合，适時提出和制定了關于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及時地糾正“左”的偏差，使這場偉大的群衆運動循着正确的軌道前進。這些正确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為其他各解放區和全國解放後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習仲勳出身于農民家庭，在長期的革命鬥争實踐中，對農村土地、農民生産生活情況有着深入的了解和體驗。陝甘甯邊區是生産力較為落後、經濟比較貧窮的地區，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由于連年幹旱，災害頻仍，耕地面積不過八百餘萬畝，僅占可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一稍多一點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後，由于黨的正确領導，陝甘甯邊區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發展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邊區農村實際，适時提出了“減租減息”政策，并使之在邊區各地逐步深入進行。減租減息減輕了農民受剝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經濟，在農村出現的階級結構變化中，中農成為鄉村中的主要成分，這是陝甘甯邊區農村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特點。
習仲勳在實際工作中非常重視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習仲勳去關中分區進行征購并分配地主超額土地的試點，親身調查體驗和處理農村的糧食、土地問題，有針對性地通過清算、減租、減息、獻地等方法，使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同時，對一般地主的土地還采用發行土地公債的辦法進行征購，然後分配給農民。這一系列政策使陝甘甯邊區農村的減租運動向前穩步推進，不少地方的農民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動向人民政府獻地。但由于國民黨軍進犯陝甘甯邊區，緻使一場變革農村土地關系的群衆鬥争暫時停了下來。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戰軍在取得沙家店戰役勝利後又連克米脂、佳縣，到十月中旬，包括綏德、清澗、瓦窯堡在内整個綏德分區全部收複。習仲勳和賀龍、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陝甘甯邊區政府機關和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西渡黃河，駐紮綏德縣義合鎮一帶。在回河西之前，習仲勳同賀龍、林伯渠一起來到晉綏邊區首府蔡家崖，舉行了陝甘甯、晉綏兩邊區領導人聯席會議，具體研究了兩邊區的财政經濟問題。
義合鎮位于綏德縣以東六十多裡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溝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駐地。在西側溝畔的平台上有一個農家小院，普通的門樓兩側的磚牆上镌刻一副對聯，上聯是：陽和先到讀書院，下聯是：福曜常臨翰墨家。門額為：樹德務滋。習仲勳和西北局秘書長曹力如、宣傳部長李卓然就住這個院内。賀龍随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駐紮在薛家渠以北的劉家村，林伯渠同邊區政府住在東邊的雷家溝。習仲勳的窯洞是同賀龍、林伯渠等邊區主要領導談話和開會的地方。此時，《中國土地法大綱》下發到了西北局。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批準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大綱》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沒收地主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财産”的政策，代替過去“征購地主土地”的政策。為了傳達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部署邊區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西北局決定召開一次陝甘甯邊區幹部會議。
十一月一日，會議在薛家渠對面的陽灣大場内正式召開，時稱義合會議。與會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陝甘甯邊區機關一級幹部都自帶闆凳露天而坐，前面幾張木桌後坐着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負責同志，便是主席台。
一次嚴肅而影響很大的會議，就在這個露天會場如期舉行。深秋初冬時節，寒風凜冽，但人們仍聚精會神地聽取報告，讨論問題。習仲勳、賀龍、林伯渠等分别主持會議。會議聽取了西北局宣傳部長李卓然關于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的傳達，以較多時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發了各種妨礙争取戰争勝利的、離開黨的路線的嚴重現象，批判了那些階級觀點模糊，敵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堅決對敵鬥争，不做群衆工作，不關心解決群衆問題等右的傾向，檢讨了那些對黨的政策、對黨統一領導的不嚴肅态度，反對了幹部中工作不負責任、失職、違法、腐化以至貪污和部隊中軍閥主義毛病”。在檢查以往工作的基礎上，作出了徹底完成邊區土改和認真進行整黨的決議，研究了具體實施辦法，并由林伯渠、賀龍、習仲勳聯合簽署發了布告。
義合會議期間，在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的同時，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緒也逐漸露頭。會議沒有把老區（占三分之二）和新區（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況區分開來，沒有劃清一般地主和惡霸地主的界限，沒有對中農、工商業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釋清楚，在反對右時防“左”不夠。這些異常情況，使習仲勳疑窦頓生，憂心忡忡。他在後來遺憾地說，“義合會議潛伏一種‘左’的情緒。”具體表現為：在土地工作問題上未能具體地分析邊區的實際情況，規定具體方針；未能作出劃分階級的規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土改中搞的讓“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群衆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左”的做法，成為系統經驗也在會上得以流傳。緻使會議開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過激行為的批判鬥争。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延屬地委書記白清江回憶說：在傳達全國土地會議精神時，就講了許多“左”的東西，提出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口号，還以晉綏地區把五台山大廟炸了個稀爛作為典型事例宣揚。會議氣氛也非常緊張，将吳岱峰、高峰、周興等一批分區黨政軍領導幹部拉到台上進行批判，稍有分辯和不滿，就被拉了下來。當時我們參加會議的人也覺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說，不敢說，隻好順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會議主持之一的習仲勳，也說話較少，神情郁悶。
二十三日，習仲勳代表西北局向會議作了總結報告。他說，義合會議是在邊區戰争進行了八個月、許多重大方針問題需要解決、以便動員全邊區力量争取戰争勝利的情況下召開的。由于八個月戰争中暴露了邊區黨和政府、軍隊組織上、工作上許多嚴重問題，必須加以揭發、批判和糾正；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土地法大綱，并已頒布，邊區需要依據這個土地法大綱，徹底完成土地改革和進行整黨工作。總結報告中将會議收獲主要歸納為，決定徹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進行整黨工作；初步整頓了黨的領導隊伍，使得幹部階級觀點提高了，對敵鬥争意志增強了；官僚主義、自由主義打掉了許多；對黨的政策、對黨的統一領導，進一步重視了，使各項工作回到黨的正确路線上，并随時改正各項錯誤，循正确道路前進。
義合會議結束以後，各分區、各縣也召開了會議，依照會議精神積極開展了大規模土地改革和以整黨為中心的各項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開來，在個别地方發展到嚴重程度。
習仲勳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一些農村不加區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産較多、生活較好的農民當土改對象，把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富又拉出來鬥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職之公教人員，其家中缺乏勞力者，也定成地主、富農。在棗林坪街，把店鋪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貧農會上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在辛店賀家石工作團所領導的農會上，規定民兵吊地主，打幹部。許多群衆鬥争會上，總是有幾名打手，專門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習仲勳在會後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寫道：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是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衆（不是真正的基本群衆）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沒收财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佳縣，有好幾個村莊，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一律沒收。幹部家屬幸免于鬥者很少。張達志家中也被鬥，索要銀洋。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佳縣亂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塗。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在機關學校中，也發生“左”的事件，如邊保的馬夫起來鬥争馬夫班長，也叫貧雇農翻身。如綏德幹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長夫婦（老黨員）趕走，整出的十幾名都是八九歲的幹部子弟。雖則事不普遍，但影響所及，人心不安。鬧得農村極度緊張，弄得大家都有顧慮。
習仲勳對邊區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長的趨勢是始料未及的。當一些同志彙報工作時，他總是要仔細談談在運動中的防“左”糾偏情況，并再三叮囑工作中要講政策、講紀律，切莫頭腦發熱。當他了解到安文欽先生也被“掃地出門”時，便嚴肅批評了這種錯誤做法，指示要堅決予以糾正。盡管習仲勳做了一定努力，但對有效遏制“左”的思潮還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應對這一新形勢的妙計良策。
正在這時候，習仲勳接到了參加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通知，使他興奮的是有關土地改革方針政策的确定，被列為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
●教誨
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楊家溝是黨中央轉戰陝北時的最後一個駐地，也是居住環境最好和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全村二百七十多戶人家就有七十二戶地主，集中占有了周圍四五個縣十八萬畝土地。坐落于西邊山腰間的扶風寨，在高高碉牆圍着的院子内，一字兒排列着特别寬敞高大仿日式風格的窯洞，把傳統式的拱形窯和現代式的平房窯融為一體。細石砌成的窯面八個石雕的龍頭托着飛檐。這裡住着人民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已由“九支隊”改為“亞洲部”的中央縱隊駐紮在扶風寨周圍。這裡不通大道，偏僻安靜，易于保密，因此中央決定在這裡召開擴大會議。這是一次參加人數較多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會議。因為是十二月在楊家溝召開，人們習慣地稱為“十二月會議”或“楊家溝會議”。
習仲勳是騎馬趕赴楊家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義合鎮和楊家溝分屬綏德、米脂兩縣，路程不算很遠，但要繞過幾道溝岔。此時，正值陝北最寒冷的季節，帶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風卷起漫天的黃塵落葉迎面撲來，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彎彎，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頗為艱辛。
楊家溝會議分為兩個階段，從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為準備階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為正式會議。會議準備階段分為政治、軍事、土改三個小組進行讨論，習仲勳參加了由任弼時主持的土改小組的讨論。讨論集中圍繞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階級問題進行。習仲勳、李井泉等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特别講了陝甘甯和晉綏地區土改的情況。由此引起了參加土改小組讨論的葉劍英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語。他說：“内戰時期由于‘左’的錯誤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區裡赤白對立，買不到東西，像海中孤島，白區裡剩下些光棍黨員，最後連根都被拔掉。現在我們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援，蔣介石集團則日形孤立。但是我們并不是沒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隻有正确地執行聯合中農，聯合中小資産階級的政策，才可避免。”會議期間，毛澤東為了起草好會議的主題報告，逐一同參加會議的同志談話，調查研究，聽取意見。習仲勳應約到毛澤東在扶風寨的住處，向毛澤東彙報了陝甘甯邊區戰争、生産和群衆生活情況，并如實地談了自己對邊區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和形勢發展的看法。毛澤東聽得非常專注，并不時提出一些問題來讓習仲勳回答，談話結束時還特别勉勵說：你們長期做實際工作，沒有時間學習，這不要緊，沒有時間可以擠。我們現在鑽山溝，将來要管城市，現在就要抓緊理論知識的學習。你一年讀這麼薄薄一本，兩年不就兩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這樣，十幾年就可以讀十幾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馬列主義了嘛！毛澤東接着又說：一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它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隻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适應新形勢。正式會議開始前，毛澤東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稿印發給與會同志讨論。習仲勳曾回憶說：毛主席的教誨，像一團火，使我感到溫暖，也使我心裡亮堂了。
二十五日，會議正式開幕，毛澤東首先發表講話，他着重講了目前敵我形勢、統一戰線和英美蘇關系三個問題。二十七日，任弼時在會上發言，對糾正土改運動中“左”傾錯誤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意見和建議。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會議閉幕時作結論說，反對美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打倒封建制度，這三個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團結中農，團結中小資産階級以共同反對三個敵人，這個方針是正确的。反右的問題在土地會議等幾個會議上已解決了，現在要解決新的問題，就是在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産階級，對待黨外人士問題上出現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八個是好的，但在對待中農和中小資産階級、對待黨外人士問題上發生了偏向，這兩個浪頭就不是好的。“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産黨員要反對這種潮流。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就要分别情況對待。習仲勳從毛澤東深入淺出的講話中受到深刻啟迪。他尤其感到這次中央擴大會議通過的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是偉大曆史轉折時期一個綱領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樣奪取解放戰争的勝利，怎樣推翻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重大課題。
中央擴大會議正在進行之時，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在義合逝世。習仲勳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現沖擊民主人士問題，即與林伯渠一起向毛澤東建議，李鼎銘追悼會要有黨外人士參加，特别要請安文欽以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身份緻悼詞。毛澤東當即表示贊成，并說：三三制還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還要堅持。要做好安文欽、霍子樂他們的工作，要他們參加追悼會，報紙上還要發消息。毛澤東還風趣地說，美國記者在延安時說共産黨真厲害，把地主、士紳請出來當了副主席、副議長。今後，這位記者如果再要問起安文欽先生時，我們怎麼交待？
楊家溝會議結束後，新的一年又開始了。習仲勳返回綏德義合西北局駐地，無意靜下心來歡慶一九四八年元旦佳節，便帶工作組到綏德、米脂縣傳達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檢查和指導邊區的土地改革工作。“一月二日，仲勳同志在綏德召集分區黨、政、軍、土改工作團員幹部二百餘人，以整日時間傳達了毛主席關于《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習仲勳在會上要求全體黨員幹部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報告精神，分析是非，認清時局，積極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劃分階級與救災問題。他說：“隻有正确地分析階級，才能正确執行《土地法大綱》。我們一方面要放手發動群衆，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平分土地，滿足貧雇農要求，以貧雇農為骨幹，堅決團結中農，才能勝利完成土改。但同時我們應當注意糾正在劃分階級時把中農定成富農的過‘左’偏向。因此我們在放手發動貧雇農熱烈讨論、嚴格劃分階級界限時，應以生産手段（在農村主要是土地）占有與否，占有多少及與占有關系相連帶的生産關系（剝削關系）為根據，并随時發現偏向，随時糾正，使土改運動正确前進。”習仲勳在講到救災工作時提出：“我們必須把救災和土地改革密切結合。災荒嚴重地區，即可停止土改，當地黨政機關和工作團要全力進行救災。”他在最後對每個黨員幹部在救災中應持有的态度，提出嚴格要求說：“目前的災荒，對我們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每個黨員幹部都有義務去做好救災工作。家庭富裕的有餘糧的黨員幹部，應該慷慨捐糧救災。我們相信，在全體黨員幹部和勞苦群衆的共同努力下，災荒是定能戰勝的。”會後，習仲勳接連召集工作團負責同志詳細研究、逐條領會毛澤東報告的精神；聽取各工作團的彙報，閱讀各種資料，具體分析土改運動出現的問題。在全面了解情況基礎上，他産生了一個強烈的想法，決定将調查研究中發現的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問題歸納整理，寫信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
時任綏德專員的楊和亭回憶說：“楊家溝會議後，習仲勳沒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綏德地委糾偏。他和我住在一個房間，向我詳細了解綏德地區土改情況。第二天一早，義合延家川幾個農村向我反映說：義合和延家川兩個地方土改鬥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當即向習仲勳作了彙報。他聽罷即給西北局寫了糾偏電報。”
一月四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七天，習仲勳緻信西北局并轉中共中央，就檢查綏屬各縣土地改革工作出現的問題，向中央作出彙報。全信内容包括五個方面：
（一）毛澤東報告發表後，獲得了黨内外熱烈擁護，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軌道。幹部都覺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認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務。
（二）蘇維埃時期的老區，有許多問題與抗戰時期情況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區成分一般定得高，群衆不滿意。其次中農多，貧雇農少。平分土地對我不利，最好以抽補方法解決少數農民少地或無地問題。第三，地主、舊富農也比新區少得多。如果在老區再沿用地主富農占中國農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會導緻錯誤。第四，對老區地主，應查其剝削關系及是否參加勞動與時間長短來決定。第五，在老區發動群衆運動，要堅決反對“左傾形式主義”。【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三）綏德分區領導上雖有明确決定，但是，在群衆發動起來的地方，一般的都是過“左”。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衆原來就有的，而是幹部帶去的。要将運動引向正确的方向，這還是一件很艱苦的工作。
（四）在選貧農團、農會領導土改的成員中，要由能代表多數群衆利益，并為全村、全鄉群衆所擁護的人來擔任，工作團不能包辦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義。
（五）許多地方是搞群衆自發運動，這種為數不多的、盲目的、而為各種動機不純分子所鼓動起來的群衆鬥争，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将造成許多脫離群衆的惡果。對此，必須派得力幹部參加進去，改造和掌握領導，使自發運動變為群衆的自覺運動。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陝甘甯邊區的老區（全國解放區的一塊特殊地區）是有許多問題同新區有其基本上的區别，望能在土改方針及方式上，随時注意，适合當地的具體情況。”
時刻關注全國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發展的毛澤東，看到習仲勳這封反映農村實際又頗具真知灼見的信後，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發來電報：
“賀龍、習仲勳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習仲勳同志一月四日給西北局及中央關于邊區（老區）進行土改工作的信業已閱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勳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三）提議仲勳同志巡視綏屬各縣（帶一電台聯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視延屬各縣，每縣隻住幾天，不要耽擱太久，并請考慮派文瑞同志（和他将問題說清楚）去三邊、隴東、關中巡視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習仲勳從綏德到子洲縣檢查工作。七八日兩天，連續同延屬地委的負責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談話。九日，又約三邊分區的同志了解土改運動進展情況，同時參加了子洲縣召開的土改檢讨會，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此時，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在楊家溝小學舉行，而身為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前委委員的習仲勳未能與會，他正奉毛澤東之命，為糾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緊張奔波中。
習仲勳在子洲縣停留了九天，通過與各地領導座談和從群衆中調查訪問了解到，各縣普遍召開了土地改革會議，但是運動的發展還不平衡，特别是在已開展起來的地方，已經出現了一些人為了渾水摸魚大抓一把而鼓動起來的自發鬥争，如子長縣栾家坪那裡的鬥争簡直是幹部黨員的鬥争。澗峪岔附近的四樸塔鬥一個反動舊保長，竟逼其妻剖腹自殺。交口五六十名群衆住在地主家裡鬥，殺羊宰雞，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馍馍面條，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頓。八日，習仲勳緻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舉了子洲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種不良現象：一是把中農甚至錯把貧農定成富農進行鬥争，隻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鬥争的對象。二是地主富農不加區别一律鬥争和拷打，用刑很慘，把馬刀燒紅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燒，這是破壞黨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堅決廢除，任何共産黨員不得違犯，否則應該受到黨的紀律制裁。三是凡定為地主富農者，個個必鬥，鬥必打，打必拷，“大鍋裡頭煮牛頭”，把大量時間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們掃地出門。四是不艱苦地深入發動群衆，而是被搞所謂鬥争沖昏了頭腦。五是在貧農和中農之間劃了一道鴻溝，把貧農團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對待老黨員老幹部。七是曲解土地法關于暴力手段沒收土地的含義，認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來貫徹土地法令。八是凡搞鬥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風，既不利于救災，又浪費了勝利果實。九是在土改運動中幹部包辦代替多，沒有形成群衆自覺的行動，要創造黨内一種新作風。習仲勳在信的最後一段特别談到了報紙對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導作用。他說：《邊區群衆報》的确進步了，望堅持下來，力求改進。各地同志反映都覺得能過瘾，對他們有幫助，能起指導工作上的作用，我覺得更應以土改中的實際經驗，更有意識地解決運動中發現的一些普遍性的問題。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總結和報道，成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關于救災問題，報紙要多寫文章和通訊，這是當前一件大事，群衆都眼望着共産黨到底怎樣辦。篇幅盡量維持四版，滿足幹部要求。請卓然同志盡最大力量辦好報紙。寫完信後，習仲勳想起還有一件事要特别叮囑，又提筆寫道：“各地土改中鬥出之白洋元寶，可允許各縣有計劃地從敵區換糧食，這比定價收回、政府處理更便利，更有積極意義，綏、米已這樣辦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将習仲勳這份調查報告轉報中共中央。當時中央正在緻力于糾正全國土改中的偏差，這份來自基層、事實充分、觀點明确、分析透徹的材料對中央正确地指導工作無疑是十分及時和寶貴的。當時已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劉少奇看後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閱。中央已閱。”
十四日晚，習仲勳經過近半月調查研究後回到義合駐地，十五、十六日連續兩天主持召開西北局會議，進一步傳達和讨論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精神，統一領導的思想認識，進而根據陝甘甯邊區的實際情況，把中央決定的各項政策具體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軌進行的步驟和辦法。十七日，又召開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參加的邊區級幹部大會，傳達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習仲勳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有了毛主席的報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來。特别在全國各解放區正普遍進行土改運動，在全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到進攻形勢下，這個報告非常重要，沒有它，中國革命還可能走一些彎路；有了它，就不會走彎路，更促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更快的勝利。由現在的勝利到全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現在一切方針-都有了，這就是毛主席的報告。”接着他聯系陝甘甯邊區實際，講了八個方面問題。邊區幹部會議後，習仲勳又召開了參加綏德延家川、義合兩區土改工作的工作團會議，同九十名與會幹部一起總結檢讨工作，統一思想認識，明确方針政策。同時，由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組織部長馬文瑞帶隊，分别去三邊、隴東、關中等地檢查指導土地改革和救災工作。為了克服各級領導中的官僚主義，樹立踏實樸素的工作作風，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區、縣負責同志經常深入農村，到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堅決反對坐在機關指手畫腳、發号施令。
十九日，習仲勳就陝甘甯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問題，再次緻電毛澤東。他不無憂慮地提到，由于晉綏土改“左”的影響和義合會議潛伏的不良情緒，邊區土改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中農路線”，導緻少數不是真正的基本群衆起來，弄得農村人心不安，關系極度緊張。他在電報中提出邊區土改中九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
（一）土地革命地區的農民，實際上已都不是貧農，而是中農；邊區的勞動英雄，還是勤苦勞動、熱愛邊區的，但因有餘糧往往被當成鬥争對象，這與勞動緻富方針不符，對黨對人民是莫大損失。拟規定，凡勞動英雄與幹部家庭在處理前必須經過超一級的批準。
（二）在土地革命地區中農占優勢，在抗日戰争中經過減租減息地區，也發生了基本變化，這次所鬥争過的地、富，實際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連續勞動在七年以上。應按現在的情形妥善對待，既不脫離群衆，又不多樹敵人。
（三）老區有些鄉村貧雇農很少。有的是好吃懶做，抽賭浪蕩緻貧的，如由這些人領導土改，就等于把領導權交給壞人。在老區就要不怕中農當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衆在中農階層及一部分貧農中。
（四）不要再算老賬，不管重大或輕微的舊賬，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則會引起社會上極大動蕩，對我不利。
（五）隻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敵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
（六）對惡霸應有明确的定義，不能擴大化，特别不能株連其家人親屬。
（七）老區土地應以調劑為主。
（八）邊區土改要首先解決好人民生計，要同生産救災結合起來。
（九）救災中要形成一人一戶、一村一鄉去解決問題的新作風。
習仲勳的這份報告産生于他半個月時間的調查研究之後，掌握了大量的翔實可靠的事實依據，加上對各類材料、數據的分析研究、歸納梳理精心寫成的。他不僅客觀地反映土改運動真實情況，而且提出極富創見性和普遍指導性的真知灼見。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後第二天，即二十日複電習仲勳：
（一）十九日來信完全同意。
（二）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
（三）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
毛澤東又将習仲勳的電報轉發全國各解放區，并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勳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凡犯有‘左’的錯誤的地方，隻要領導機關處理得法，幾個星期即可糾正過來，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糾正。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 而誤解為不動。”
一月十九日，為了慎重對待黨外人士，習仲勳與馬明方聯名向各分區發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過程中，對參加三三制的黨外人士，應慎重處理，縣以上非黨人士的處理，務希由地委提出意見，經西北局批準。縣以下及小學教師中的非黨人士，須經地委批準後，才能處理。
習仲勳的報告引發了毛澤東對全國不同地區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緻電習仲勳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驟及農會的組織形式應有所不同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電文最後寫道：“以上各點究應如何才算适宜，請井泉、仲勳于數日内電告，同時亦請一波電告自己的意見。”
習仲勳經過深思熟慮後，即于二月八日複電毛澤東，就分三類地區進行土改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首先對三類不同地區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為老解放區。日本投降以後至全國大反攻時兩年内所占地方為半老解放區。大反攻以後所占地方為新解放區。此種分法，非常切合實際。因而在實行土改的内容與步驟上應有所不同。”他進而建議：由于陝甘甯邊區中農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會動搖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信心，挫傷他們的生産積極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區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因為貧農團内有由于地壞、地遠、人口多而緻貧的，有遇災禍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務正業（吃喝嫖賭）而變壞變窮的。這種貧農團一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要把發揚民主與土改生産相結合，反對幹部強迫命令作風；解決中農負擔過重的問題，“這一傾向，十分危險，有壓倒中農、破壞農村經濟繁榮之勢”。習仲勳的意見再次受到黨中央的重視。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勳發來的電報稿，并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習仲勳在領導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指導全面工作。綏德縣義合區黃家川村工作組，從老區實際出發，采取以抽肥補瘦、填平補齊方式調劑土地，既滿足了貧雇農的要求，又鞏固地團結了中農，促進了生産發展。習仲勳即以西北局名義上報中央并轉發各分區。中共中央肯定了黃家川經驗的普遍意義。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将黃家川經驗同晉察冀平山縣、晉綏區崞縣三個典型在全國推廣。習仲勳還寫了《關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關于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若幹領導問題》等多篇文章，适時地總結經驗，指導邊區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為了及時指導運動的健康進行，在領導方法上，各地委和縣委必須指派四五個到六七個能夠代表地委和縣委的負責幹部分頭巡視，随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幫助各地總結經驗，交流經驗，這樣使黨的領導機關随時了解運動發展的情況，抓住當前運動的每一重要環節，有效地把運動推向前進。”在全國解放戰争正在進行中，習仲勳從實際出發提出的關于新老區土改的諸多思想觀點、工作建議，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贊賞和采納，不僅在當時，以至在建國後的土地改革中，也發揮了很好的借鑒和指導作用。這些表現出他的務實精神和遠見卓識。
正是由于習仲勳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時發現和糾正“左”的偏差，使陝甘甯邊區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區、半老區總人口一半（約六十萬人口）的地區中，調劑土地九十萬畝，徹底消滅了這些地方的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産力，發展了邊區的經濟建設，調動了廣大人民支援解放戰争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