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一切為了勝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戰
當習仲勳集中精力領導陝甘甯邊區土地改革的時候，西北戰場局勢發生着轉折性的變化。自沙家店戰役後，西北野戰軍乘胡宗南集團慌忙南撤之機連續發起岔口、關莊追擊戰，和黃龍、延（長）清（澗）、第二次進攻榆林戰役、戰鬥，消滅了國民黨軍有生力量，恢複了陝甘甯邊區被敵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鞏固和擴大了解放區。繼而西北野戰軍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訓中，通過以“訴苦三查”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軍運動，大大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西北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關于轉入外線作戰的指示，以十一個旅六萬兵力圍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區一舉殲滅胡宗南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五個旅，近三萬人，創造了西北戰場上的一個空前大捷，陝北形勢發生根本改觀。接着又揮師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黃陵、宜君，收複甘泉、白水、富縣、黃龍山麓。在撤離延安一年間，共殲國民黨軍九萬九千多人，其中斃傷三萬五千人，生俘六萬三千多人，起義三百二十人，收複與解放縣城二十二座，将戰争從陝北引向了渭河以北關中國民黨統治區。
為了争取野戰軍前方作戰的勝利，以習仲勳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賀龍為司令員、習仲勳為政委的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和以林伯渠為主席的陝甘甯邊區政府雖然職責不同，但是他們“雖分不見分，比合還要親”，精誠團結，通力合作，指揮地方部隊、民兵開展遊擊戰争，襲擾敵人，配合作戰，或整頓财政，發展生産，解決軍需民食，或動員群衆堅壁清野，破壞敵人軍用設施，或擡擔架，搞運輸，擔負各種戰場勤務。陝甘甯邊區各級黨政機關和一百五十多萬群衆迅速轉入戰争狀态，一切服從戰争，男女老少都為戰争服務，陷敵于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習仲勳為此更是嘔心瀝血，煞費苦心。每當西北野戰軍進入一個新的地區作戰之時，他即指示當地黨的地下組織全力配合，盡最大可能搜集情報，做好瓦解國民黨軍和基層政權工作，采取不同形式宣傳我黨我軍的政治主張，開展愛國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的黑暗統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當西北野戰軍進行第一次榆林戰役、沙家店戰役之際，習仲勳即以聯防軍政委名義和賀龍司令員向各分區、地方部隊發出關于配合野戰軍作戰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區各地方兵團、遊擊隊和民兵，應根據分區當前情況，積極地打擊敵軍，發動和組織群衆開展遊擊戰争，消滅可能殲滅的反動武裝，摧毀反動政權，策應北線主力作戰及準備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屬分區除發動和組織廣大群衆徹底破毀鹹榆公路外，目前乘敵空虛組成較大的遊擊隊，有計劃、有重點地殲滅本分區的反共團、還鄉團等反動武裝，摧毀各縣反動政權，收複廣大地區，并在積極進攻戰鬥中鍛煉和壯大自己的遊擊隊，争取逐漸發展成有戰鬥力的地方兵團。
（三）隴東、三邊的黨和軍民應以反清剿為中心任務，應竭力整頓内部組織，肅清内奸，艱苦地進行群衆工作。要發展邊沿區的遊擊戰争，支持内地區的鬥争，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避免與敵主力作戰，不打硬仗，不打被動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鞏固部隊，提高群衆勝利信心。
（四）關中分區所有地方武裝應歸司令員王世泰指揮，縮小敵占區，放手發動遊擊戰争，有步驟地開辟新解放區，力求發展和壯大遊擊隊，并解決人力、物力的困難。
（五）綏德分區目前一切力量服從前總指揮，配合主力作戰。在敵後交通線上，發動各分區和武裝群衆，開展對敵鬥争，并盡可能地動員分區人力物力，解決野戰軍之擔架、運輸、糧食、軍鞋等困難，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補充野戰軍。
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臨縣發出的。指示最後強調：奉軍委指示，邊區機關已安全轉到河東來，各分區首長應發揚高度的自覺性和機動性，對黨對戰争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在黨中央正确的政策和戰略方針下，依據當前的情況去布置今後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負的戰鬥任務，為黨為人民立功而奮鬥。
各分區地方部隊、遊擊隊和民兵在聯防軍司令部的指揮下，積極主動地開展武裝鬥争，機動靈活地襲擾犯敵，在野戰軍屢次勝利殲敵戰鬥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戰役和兩次進攻榆林，聯防軍和地方部隊均在一個方向擔任作戰任務。此間，賀龍、習仲勳還根據軍委電示，令原陝甘甯晉綏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率警一、二旅直出長武、州，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諸縣，後又向宜君、同官、耀縣發起進攻，發動黃龍山戰役，一度解放白水、黃龍，後編為西北野戰軍第四縱隊。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衆日報》報道：陝甘甯地方軍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正确領導下，聯防軍首長的正确指揮下，廣大群衆、全體指戰員勇敢堅決對敵鬥争，積極配合野戰軍作戰，打退了蔣胡軍的進攻，保衛了邊區人民的利益，獲得了光輝戰績。地方軍作戰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斃傷敵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誠八百五十名，共計殲敵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繳獲步槍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槍二百二十六支，槍榴筒三個，輕機槍一百八十一挺，重機槍十八挺，手提機槍及司登槍、卡賓槍五十八支，山炮一門，火箭炮一門，迫擊炮十門，六炮十六門，擲彈筒七十四具；繳獲機步槍彈五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五發，炮彈一千四百二十六發，擲彈一百六十三顆，手榴彈八千九百五十二顆，槍榴彈一千四百七十六顆；繳獲戰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頭，電台三部，報話機一部，電話機二十九部，電線四千零七十斤，望遠鏡七具，糧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複甘泉、安塞兩城，擊落敵機二架，擊毀汽車二十九輛。民兵作戰九百四十七次，斃傷敵九百名，俘敵及特務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内有敵團長蕭伯廉），共計殲敵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繳獲步槍三百七十六支，短槍四支，輕機槍十九挺，司登機槍四支，卡賓槍二支，子彈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發，炮彈一百五十五發，手榴彈一千二百六十六顆，槍榴彈一百九十八顆，戰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頭，報話機一部，電話機六部，糧食一百四十五石，電線七百九十斤，望遠鏡一具；毀敵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敵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戰場，能否保證前線官兵的糧食供應，成為能否取得戰争勝利的關鍵，也成為擺在習仲勳、賀龍、林伯渠等陝甘甯邊區領導人面前的頭等大事。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六萬人，中共中央、陝甘甯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遊擊隊約二萬人。八萬餘人每月需糧一萬六千多石。而陝甘甯、晉綏邊區人口僅四百餘萬，且土地貧瘠，農業生産落後，糧食産量很低，加之連年缺雨，旱災嚴重，糧食隻收到豐年的四五成。國民黨軍隊入侵陝北後，“胡禍”橫行，大片土地荒蕪絕收，供給出現異常困難。但是，自古以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前方将士的軍糧供應時刻令賀龍、習仲勳等牽挂于心。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彭德懷僅半年多時間發給賀龍、習仲勳急切要求補充前線軍糧供應的電報達二十多份。沙家店戰役後，毛澤東在四日之内兩次緻電賀龍、習仲勳，要求解決前方糧食問題。八月二十四日電報提出：請你們派幾批得力人員分赴各縣大力動員糧食，即可保障作戰計劃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澤東又以軍委名義急電賀龍、習仲勳：野戰軍南下，已無糧攜帶，着從速令綏（德）延（屬）兩地區沿途籌糧。宜川大捷後中央軍委發給賀龍、習仲勳急電：宜川、延長一帶糧食奇缺，傷員及俘虜甚多，半年内新的傷員及俘虜均須向該區後送，新兵則經該區前送，一個半月後還可能移軍打延安，因此從河東籌運三萬至四萬石糧食至延長、固臨、宜川地區極為必要，此事請賀、習酌辦。彭德懷從前線發出的類似電報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奪取洛川前夕急切地緻電賀龍、習仲勳：惟打延安需要一萬二千石，須河東從小船窩、馬鬥關運輸五千石，山西籌一千石。盼賀、習考慮速複。僅以上電文便可看出軍糧供應困難是極為嚴重的。時為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賀龍曾感慨地說：河東承擔的抗勤任務曾超過了抗日戰争時期的總和。【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嚴峻的經濟困難面前，習仲勳同賀龍、林伯渠等黨政軍領導人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決策，首先成立了以賀龍為主任的西北财經辦事處，迅速實現了兩區财政經濟的統一。使兩區銀行、貿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統一的貿易公司和西北農民銀行，晉綏聯防軍供給實行财供合一，統籌統支。西北局為了保障軍糧供應和做好生産救災工作，還專門制定了《陝甘甯邊區組織運糧救災工作大綱》，成立了運糧救災指揮部，習仲勳任政治委員。同時還指示陝甘甯邊區各地成立兵站，負責籌糧、籌款、運輸、供應工作，使野戰軍進軍所到之處軍糧能及時得到供應。據統計，一九四七年全陝甘甯邊區動員繳納公糧二十四萬六千石，較一九四六年的十六萬三千石增加了八萬三千石。在榆林戰鬥中，晉綏第一、二、六、九、十分區都動員群衆背糧。僅臨縣三個鄉就動員了六十九萬人次，其中婦女占三十二萬人次，投入到送糧的隊伍中。習仲勳回憶這段經曆時曾深情地說：廣大群衆甯肯吃糠咽菜，也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送給自己的軍隊。一九四七年十月間，我在綏德、米脂、清澗一帶，親眼看到許多鄉親把還未完全成熟的高梁、豇豆采收回來，連夜炒幹交給部隊。清澗縣東區直川山，有個鬧紅時期的婦女模範劉大娘，聽說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樹葉幹面，難受得熱淚直流，把堅壁在後山的五升麥種、三升豌豆種取回，連夜磨成面，擀成雜面條，托人送給毛主席。
西北野戰軍在與多出十倍于己的國民黨軍的艱苦而緊張的長期作戰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适時籌措補充各種軍需物資、武器彈藥、兵員經費也是擺在習仲勳、賀龍等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他們在聯防軍内部精簡機關，充實作戰部隊；在老區動員歸隊，組織遊擊隊，擴大地方兵團。同時，多次以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名義發出《關于擴大西北人民解放軍的決定》、《參軍動員令》等文件，許多縣、鄉領導、勞動英雄帶頭參軍參戰，一時掀起參軍熱潮。一年間，全邊區四萬二千青年參軍，其中綏德分區二萬人，延屬分區一萬人。一九四七年冬季來臨之時，彭德懷急電賀龍、習仲勳，請求盡快補充部隊越冬被服、裝具和經費。但是後方災情嚴重，農業減收，财政經濟極為困難。習仲勳、賀龍、林伯渠議定将陝甘甯、晉綏邊區的土特産通過商人販往國民黨統治區出售，換取一定的錢物以供軍需。時任綏蒙軍區副政委的張達志奉賀龍、習仲勳之命，以陝甘甯晉綏遊擊隊司令員身份帶兩個騎兵團，既不遊擊，又不打仗，而是專為部隊做買賣，籌措錢财。在現存的檔案中，有一份習仲勳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寫給西北貿易公司經理兼西北農民銀行行長喻傑、副經理兼副行長劉卓甫、監委兼政治處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條，可以看出戰争年代這種特殊的貿易形式，批條寫道：“準予以肥皂作外彙在内地主要據點交換進口物資，但務須按規定章程辦事，以免流行内地，妨礙緝私。”
在西北野戰軍、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和邊區軍民緊密團結、浴血奮戰、不斷取得勝利的捷報聲中，人們感覺到，西北戰場決戰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澤東、周恩來緻電賀龍、習仲勳：“聯防軍的全名應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區’，簡稱‘聯防軍區’，下轄晉綏軍區及陝甘甯各直轄軍分區。”賀龍為聯防軍區司令員，習仲勳為政治委員。
三月十日，邊區各界舉行了一個萬人參加的慶祝宜川大捷及紀念“三八”節大會。習仲勳充滿勝利的喜悅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他說：回憶去年今日，我們曾在延安開會，動員全邊區人民起來保衛邊區。經過一年來全體軍民不屈不撓英勇奮鬥，我們不僅打退了蔣胡匪軍的進攻，而且使自己轉入進攻。宜川大捷證明：光複全邊區，解放大西北已為期不遠了。習仲勳的預言，不久便變成了現實。
中國人民的解放戰争局勢迅速發展。一年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陝北的山峁溝岔間“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指揮着全國各路大軍奮勇作戰，戰場迅速向長江北岸推進，國民黨軍除了在大别山和淮北地區還有一定主動外，其餘一切戰場“全是被動挨打”。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個戰場的情況，便于指揮全國的戰略決戰，毛澤東決定率中共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即将離開生活和戰鬥了十三年的陝北時，殷切地電告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陝甘全局，除陳謝一個旅在陝南外，由你們獨力擔任。”習仲勳深切感到，這不僅僅是給彭老總一人的電報，而是對陝甘甯邊區黨政軍領導和全體軍民的囑托。回想起黨中央、毛澤東初到陝北之時，陝甘蘇區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下，瀕臨最後喪失的嚴重危機，自己和一大批領導骨幹，也正是在黨中央到達陝北後，才走出“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牢門。轉眼十多年過去，陝甘甯邊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在迎接中國人民革命戰争的最後勝利。此刻，對黨中央、毛澤東由衷的敬仰、愛戴和依依不舍之情萦繞心頭。
在習仲勳三月十日講話預言收複全邊區為期不遠一個多月後，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随着西北野戰軍出擊西府，深入國統區勝利作戰，四月二十一日，據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無援的形勢下棄城逃跑。中國人民解放軍延屬軍分區部隊和遊擊隊進入延安市區。我軍主動放棄一年一個月零三天後延安宣告光複。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緻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勳、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祝賀收複延安的偉大勝利。二十五日，西北局發布慶祝延安光複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舉行慶祝光複延安勝利萬人大會，并通過了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軍的緻敬電。
習仲勳沒有出席當天的會議，但是他的心情是極為欣慰的，尤其是在勝利的歡呼聲中，他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他及時提出：各地方兵團、遊擊隊、民兵，應更加積極地圍擊少數殘餘據點之敵，肅清反動團匪，并勇猛追擊敵人；延安光複後老區擔負的責任更重，不但必須大力進行生産和各項恢複工作，而且必須繼續努力支援前線；要使邊區廣大幹部群衆認清目前形勢與任務，鼓舞勝利的信心，克服任何松懈情緒，我們到達最後勝利已為期不遠。
四月中旬，聯防軍區綏德分區部隊奉賀龍、習仲勳令，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準格爾旗、雞兒圪殲敵二千餘人；三邊分區部隊在甯條梁殲敵近二百人。賀龍、習仲勳電令嘉獎，勉勵全體指戰員繼續發揚新式整軍原則與新的領導作風，大踏步進退，主動各個殲敵。
為了粉碎蔣介石、胡宗南集團對陝甘甯邊區的重點進攻，習仲勳或協同彭德懷在前方指揮作戰，或與賀龍、林伯渠一起經略後方，全力支前，經曆了近四百個艱難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談起這段經曆時總要引用毛澤東一句名言：“戰争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轉戰陝北的戰争是人民的戰争，勝利也是人民的勝利。在過了四十年後，他撰文熱情讴歌了邊區人民在這場戰争中的卓越貢獻，文章寫道：蔣胡軍進攻延安前後，全邊區共組織了兩萬餘人的遊擊隊和十多萬民兵，活躍在整個陝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打敵據點，伏擊車隊，緝查敵特，配合主力作戰，搞得敵人晝夜不甯。僅延安遊擊隊十三個月就同敵作戰一百二十八次，殲敵七百三十一人，繳獲各種武器五百九十支（件），擊毀汽車兩輛，破敵電線二十多公裡，以至拔除了敵長官部設在棗園的特務機關。南泥灣墾區遊擊隊，在敵人攻占該區後一個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兩側七戰七捷，斃俘胡軍二百七十人，繳獲面粉九百九十一袋，臨真區政府很快恢複了工作。延川遊擊隊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敵偵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國民黨保長十八人，完全摧毀了敵剛剛搞起的保甲統治。沙家店大捷後，敵七個旅南逃，沿途民兵和遊擊隊設置路障，連續出擊，使敵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裡，我追擊部隊迂回敵前，擊潰四個整編旅，殲敵四千一百餘人。在敵後遊擊戰中，湧現出一大批英雄集體和功臣模範，許多同志光榮獻身，他們被邊區人民永遠敬仰。
邊區的男女老少都緊急動員起來，勇敢地參加擔架運輸、供應糧草、挑水送飯、做鞋洗衣、帶路送信、救護傷員、站崗放哨、堅壁清野等支前活動。據一年間不完全統計，全邊區參加擡擔架、當向導、後勤運輸、看押俘虜、修築工事的民兵民工達二百一十八萬多人次，做軍鞋九十二萬九千雙，籌送糧食一百二十萬餘擔，柴草一億二千萬多斤，動員了四萬二千名青年參軍。
邊區一百六十萬群衆都是人民軍隊的耳目，自動探聽敵情，傳遞情報，敵人的一舉一動我們都了如指掌；而對敵人卻嚴密封鎖消息，守口如瓶，使敵人像瞎子一樣亂撞亂竄，不是跳進我伏擊圈，就是被我小部隊牽上到處“遊行”。
人心的向背是戰争勝負的決定因素，有全邊區人民的竭誠至親地擁護我軍，無私無畏地支援我軍，必然使敵陷于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滅亡。
●開辟國民黨統治區工作
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區收複延安之日，正是彭德懷率西北野戰軍乘宜川大捷之聲威，揮師南下，鏖戰西府之時。黃龍山戰役中，由于洛川久圍不克，彭德懷決心以一部兵力圍攻洛川，鉗制裴昌會兵團外，野戰軍主力直插胡宗南兵力空虛的泾、渭河之間以鳳翔為中心的西府地區，相機攻占寶雞，開辟麟遊山、隴山新根據地，調動裴昌會兵團及延安、洛川守敵于運動中殲滅之，以鞏固我軍後方和黃龍新解放區。西北野戰軍主力從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連克長武、麟遊、鳳翔、扶風等十二座城鎮，二十六日攻克胡宗南後方補給地寶雞。後又轉向隴東，預定各個殲滅國民黨軍整編八十二師的計劃未能實現，于五月十二日撤至老解放區馬欄、轉角高王鎮地區休整。
随着西北野戰軍深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解放區不斷擴大，如何恢複建立黨的組織和民主政權，鞏固維護新區的社會秩序，組織指揮地方軍隊、民兵配合作戰，支援前線等諸多新的問題，提上了習仲勳等領導人的日程。
習仲勳在西北局會議上提出當前的方針仍然是：“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開展新區。”其實他對新區的工作已考慮得很多并做過積極的準備。
當西北野戰軍南下黃龍地區作戰之時，習仲勳主持召開西北局會議，專題研究了地方黨組織配合行動和搞好支前工作問題。宜川大捷後，他又提出迅速恢複邊區是開辟支援新區的重要條件。應該集中一切力量從事生産，重建被敵人破壞了的家園，恢複十年經營的幸福生活，更加鞏固地建立起美滿的陝甘甯邊區。要發揚“天下農民是一家，全邊區人民是一家”的美德，在團結的基礎上，不懈怠地努力生産，多打一升糧，多收一斤花（棉花），就是增加恢複邊區與支援前線的一份力量。黨政軍民學，均需在本身崗位上，以戰鬥精神動員起來，從思想上提高一步，學習政策，時刻聯系群衆，以迎接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當西北野戰軍發起西府戰役之時，習仲勳同賀龍以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區首長名義向各分區發出軍事行動指示，為有力配合野戰軍作戰，殲滅胡馬集團，擴展我軍勝利，順利發展西北：
（一）各地方兵團、獨立營、遊擊隊，一緻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密切結合，提高部隊階級覺悟與戰鬥積極性。已形成之地方兵團，力求克服地方之散漫性。新區發展的武裝，應注意政治質量，純潔成分，加強領導與政治教育，在鬥争中工作中注意發展黨員，以加強黨的核心作用。
（二）一分區所屬三個團，迅速伸到合陽、中、宜地區，協同三縱、關中部隊；配合主力作戰。其餘地方武裝，迅速肅清羊泉、黑水寺一線之敵，擔任鞏固後方交通治安工作，并随時準備參加主力。
（三）二分區部隊應以積極戰鬥行動，有計劃地斷敵榆包交通運輸，主動尋機殲敵，以達到逐漸削弱孤立榆林敵人，鞏固和發展伊盟，造成将來解放榆林之有利條件。
（四）三、四分區主力，由郭、徐、王統一指揮，以三分區為基礎部隊，迅速由曲子環縣南進，追擊南退之獨立五團，相機收複慶、合，截斷小部阻擊之敵。并在慶、合以南曲、環以西之鎮原、固原廣大地區，發展遊擊戰争，擴大地方武裝，收複失地和發展新區。主動地牽制馬敵行動，以策應主力作戰為原則。三邊暫以地方武裝加強邊沿地區和敵區之群衆工作和武裝鬥争，牽制甯馬一部兵力。各部應提高警惕，加強情報偵察工作，嚴密警戒，防敵襲擊。
（五）五、六分區部隊，目前中心任務，應以全力直接配合野戰軍作戰，鞏固後方交通，發展新區的遊擊戰争，以及支援前線工作。利用時間，采取輪流方式，整訓部隊和建設新區工作。
五月二日，習仲勳同賀龍、王維舟、張經武等聯防軍區首長報告中央軍委并向各軍分區發出通報：第三縱隊在軍區部隊配合下，在白水至洛川公路的追擊戰鬥中，共俘敵一千五百餘人，另俘敵逃散兵數百，斃傷敵一千餘人，敵損失至少在四千人以上，繳獲野炮八門，日造十二厘米榴彈炮十門，六炮十門，重機槍十七挺，輕機槍十挺，汽車十八輛（十六輛完好），坦克五輛，解救被敵脅迫群衆二千餘人。
此間，聯防軍區首長為支援野戰軍南下作戰，派人一次送去農币三百五十億元，銀元十萬元，黃金一千六百兩，敵币四億多元，糧食三萬石。動員戰勤民工一百二十萬人（次），付出工日三百七十三萬個，運輸牲畜一百一十萬頭，畜工二百六十二萬個。
當西北野戰軍在國統區作戰時，習仲勳雖身在後方，但仍參與野戰軍的重要決策，出席西野前委許多重要會議，協助彭德懷開展部隊思想政治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西北野戰軍第二次前委擴大會議在洛川縣土基鎮召開。習仲勳同賀龍、林伯渠、王維舟等邊區黨政軍領導專程由延安到洛川出席會議。西北野戰軍在挺進西府轉戰隴東的一個月裡，行程一千五百餘裡，取得了重大勝利，也受到挫折并暴露出部隊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此次前委擴大會議主題檢讨總結西府戰役的經驗教訓。素以嚴于治軍著稱的彭德懷主持會議并作春季攻勢概況總結講話，又有這麼多的領導和縱、旅首長全員出席，會議氣氛特别嚴肅。
彭德懷在肯定了出擊西府的成績和産生的重大政治影響後，坦率而認真地承認在戰役指導上犯了若幹錯誤，“特别是我應負主要責任”。他也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對造成戰役被動局面的縱、旅首長給予嚴厲批評。他怒不可遏地曆數了個别指揮員一件件失職行動後說：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是要砍腦殼的。習仲勳到土基鎮後，認真聽取了野戰軍首長關于戰役經過的介紹，并廣泛同縱、旅的軍政領導進行了交談，對部隊存在的問題有了一個基本了解。在林伯渠、賀龍講話之後，他發表講話，旗幟鮮明地支持了彭德懷在會議開幕時作的報告和林伯渠、賀龍的講話。他認為：西北野戰軍第一次深入到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後方作戰，戰役是成功的，有着重大的戰略意義。野戰軍出擊西府，震動西安，使胡宗南軍不得不完全撤出洛川以北地區，擴大和鞏固了陝甘甯解放區，特别是革命聖地延安的收複，在國内國際都産生了重大政治影響。由于将戰争引向了國民黨統治區，擴大了黨和人民軍隊的影響，減輕了老解放區人民的負擔，創造了繼續勝利進軍的條件；粉碎了國民黨軍預謀殲滅西北野戰軍于西府地區的夢想。同時，進一步鉗制了胡宗南的兵力，有力支援了中原和其他戰場解放軍作戰。習仲勳在分析了戰役存在的問題和經驗教訓之後，嚴肅地對在此次作戰中存在嚴重的自由主義，對幹部放任遷就，執行命令不積極、不堅決，甚至贻誤戰機的縱隊幹部提出批評。習仲勳的講話受到與會同志的贊同。六月一日，彭德懷在會議閉幕講話時特别提到：“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林伯渠、賀龍、習仲勳、王維舟諸同志的講話，給了我們很多很好的啟示，将使全軍在思想領導上，掌握組織原則上，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提高一步。”時任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的廖漢生回憶這次會議說：散會以後，彭總把一縱的同志留下來，繼續了解情況，林伯渠、賀龍、習仲勳等領導同志也都參加了。幾位首長給我們開了個小會，嚴肅地批評，一縱仗打得不錯，工作有成績，作風紀律也比較好，連着受了表揚，就驕傲，就聽不進批評。林伯渠還語重心長地評價彭老總說，德懷，德懷，有德可懷呀！
習仲勳在參加前委擴大會議期間，對新解放的黃龍地區的情況作了一些調查。他了解到：這一地區反動武裝大部肅清，特務組織已打垮，但是秘密活動在宜川等一些地方還較為嚴重，土匪盤踞暗殺幹部的問題還時有發生。韓城、合陽、澄縣邊沿地帶常有戰鬥。群衆中還存在許多思想顧慮。習仲勳感到，這些情況與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是不相适應的，特别是野戰軍連續作戰之後，十分疲勞，要在黃龍地區完成整訓，在整訓同時還有作戰任務。因而黃龍地區要盡快建立必要的組織和秩序，使工作走上軌道。因此，他同其他領導商量後，決定召開一次黃龍分區幹部會議，以有效地解決上述問題。
六月三日，即前委擴大會議結束的第三天，習仲勳出席黃龍分區幹部會議，并發表講話。他首先肯定了黃龍分區黨的工作有着十多年的曆史，現在又有三千多名黨員，又先後從老區派來了五百多名幹部，這是我們做好工作的基本條件。但是我們的工作中還存在忙、亂、慢、散的問題，必須切實加以克服。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有針對性地提出要做好的五項工作：
（一）發動群衆是當前工作的根本環節，其内容包括：減租減息、清算惡霸、清算特務、合理負擔等項。在清算鬥争中，必須将政治和經濟分開，分别處理，克服“左”和右的傾向。應該是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有分别地放手發動群衆，對地主及惡霸富農的舊租舊債一律廢除。使群衆鬥争的形式适合鬥争内容。
（二）合理負擔問題。全分區要完成夏征公糧十二萬石任務，并掌握三項原則。一是要比國民黨的負擔輕，公糧征收不超過應征戶收獲量的百分之十五，連同其他的負擔，總計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二是要盡量就地解決軍需供應，不能依靠老區。三是貫徹階級路線和政策，适當減輕貧雇農的負擔。要廣泛宣傳，向群衆講清道理，反複地解釋，使群衆了解，現在和過去的負擔，性質完全不同，過去是國民黨政權征集民财，現在是支援人民自己的軍隊打勝仗，保護人民自己的利益。
（三）武裝工作。民主政府如不抓緊武裝工作，群衆利益便無保障。第一，要組建不脫離生産的民兵和自衛隊，為保護群衆利益和以後擴大武裝打好基礎。第二，對現有的遊擊隊集中整訓，使其成為地方兵團。第三，以地方部隊二十二、二十三兩團，改編四旅，充實到野戰軍，擴大主力。
（四）财經貿易問題。貿易公司的基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平抑物價，穩定金融，解決财政，使其在經濟上獲得更利于翻身的條件。要發給小攤販小宗貸款，低價批發貨物，給以外彙便利，以供給農村需要；實行貿易管理，禁止糧食棉花出口，敵币、白洋予以嚴禁，加強緝私。堅持自願原則，發展合作經濟。習仲勳在講話最後，特别對各級領導幹部提出了嚴格要求，他強調說：各級領導要高度發揚執行政策的責任心與積極性，提倡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戰鬥作風，掃除一切拖拉疲沓現象。我們必須認清形勢，正确估計自己的能力。我們今天是處于新的環境，過去的工作經驗與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于目前的具體情況，必須深入群衆，實事求是，重新學起，充實知識，适應工作要求，時刻警惕，力求進步，抓緊政策學習，有效地組織與使用人力，發揮人力，走出機關，走出城市，深入下層，發動群衆。隻有一心一意地為人民服務，才會有力量，才會有辦法。
習仲勳提出：分區應即成立支前委員會，使黨政機關從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有領導、有分工、有重點、有檢查地進行工作。領導機關必須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具體組織力量，實現黨的政策，必須深刻記取，政治路線正确，如無正确的組織路線，也是不能實現的，也會犯錯誤的。
習仲勳針對黃龍實際情況提出的一些觀點和意見，對新解放區的工作是有普遍指導意義的，這是他長時間調查思考并經西北局領導集體研究讨論後逐步确定和完善的。在此之前，他同賀龍、林伯渠等連續三次召開西北局會議，并吸收黃龍地委的同志參加，認真讨論制定新區的生産、财政、金融、貿易、支前問題，并派出大批幹部去新區工作。
習仲勳認為：在老區我們已有完整的一套，幹部有經驗，群衆也有經驗。但是“陝甘甯邊區黨對新區情況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準備，過去所獲的各種觀念，到今天實際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線、政策在全黨同志中搞清楚，搞一緻，适當地解決新區各種問題，成為做好新區工作的關鍵”。
習仲勳根據新區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西北局集體讨論的意見，于七月十四日緻電毛澤東，就新區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提出了建議，請求中央指示。報告分為五個部分：
（一）堅決貫徹中央政策是順利建設新區的重要條件。蔣管區的廣大人民，包括一些中上層分子對我黨我軍的态度是好的，都是願我少犯錯誤，迅速推進革命勝利。普遍的顧慮，是我們能不能照宣布的政策辦事到底，故要求再不犯政策錯誤。
（二）抗戰期間，陝甘兩省農村生産未遭大的破壞，蔣管區的農民生活并不像我們過去想像的那樣無法活下去。一些地方中農戶數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小農經濟較為發展。故我軍進出這些地區，必須嚴格遵守黨的政策，群衆紀律也要十分嚴明。
（三）新區解放後，首要任務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動特務組織，有計劃地轉入發動群衆，進行社會改革。(1)新區土改不應過早提出。(2)解放縣城後，要統一管理城市，宣傳紀律，加強發展生産，把消費城市變為生産的城市。(3)新區政權初期不宜過急實行民主選舉。故新區建政，可發動黨組織臨時推選或指派，如我軍過後不能鞏固者，還可暫時利用舊的保甲。(4)對敵特、警匪武裝，采取政治瓦解為主、軍事清剿為輔的方針，對起義者改造，繳械者從寬，有功者獎勵，罪大惡極者法辦，頑抗者堅決消滅。(5)新區财政是我們最不熟悉的工作。稅收應一律維持原狀，由原稅收機關按原規定向民主政府交款，俟我有力管理時，再去接收。(6)新區學校應采取堅決保護政策，初解放時，一律維持現狀。(7)對統一戰線政策，許多地方有所忽視。要注意敵人陣營内發生了很大變化，把中上層分子中的蔣黨團派、地方派、在野派區分開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四）派出去到新區的近千名幹部理論水平不足，執行政策不謹慎，照搬老區工作經驗。要開展一次普遍的學習運動來克服上述缺點，創造适應新區環境的工作作風。
（五）黨的隊伍、黨内思想、黨的政策，已為各級黨委所重視，工作也有了很大轉變，但仍有自以為是、各自為政無組織無政府現象存在，必須堅決克服。習仲勳在電報最後提出拟于七月十七日召開西北局幹部會議，對以上問題展開讨論。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傳閱了這一報告，并給予高度評價。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複電習仲勳，電文稱：
“仲勳同志并轉西北局：
午寒電悉，報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項問題的意見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再加讨論。我們已将此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分局參考。”
同日，中央在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批轉習仲勳報告時，加了以下按語：西北局習仲勳同志七月十四日給毛主席報告轉各地參考，中央已複電同意報告中所采各項方針。
習仲勳在報告中提到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召開的西北局幹部會議，即陝甘甯邊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是總結邊區自義合會議後的土改整黨和工作，提出後半年以至下年度春耕前工作任務的一個重要會議。因為當時：一是西北野戰軍暫時在黃龍地區進行休整，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間。二是客觀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需要統一思想，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據此，習仲勳和其他領導商量決定召開這樣一個規模較大的各級幹部會議。
會議原定十五日召開，因為準備倉促，故推遲到十九日召開。會議共開了十七天，于八月四日結束。習仲勳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作了報告。賀龍就軍事财經問題作了報告，林伯渠、馬明方、王維舟、李卓然、賈拓夫、馬文瑞等都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習仲勳的講話是會議的主題報告，他全面地分析回顧過去的工作，總結了經驗教訓，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方針政策。報告經過與會同志十多天時間的讨論，獲得一緻通過。
習仲勳首先對去冬以來的工作作了客觀評價和估計：陝甘甯邊區的工作有了很大進步。黨内幹部思想作風進行了整頓，完全改變了戰争初期那些混亂狀态；在對敵鬥争、支援前線、生産、救災和開展新區工作上，均有顯著成績，因而有效地幫助了人民解放軍收複延安，解放黃龍，并繼續将戰争推進到蔣管區去。同時在基本區六十萬人口的地區，發動了群衆，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他在深刻檢查了工作中出現的“左”右偏差和存在問題，剖析了其原因後，指出：正因為這錯誤得到糾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納入正軌，我們才獲得了解決老區、半老區土地問題的豐富經驗。正因為有這些進步，今天就有更便利的條件，正确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在基本區發土地證，确定地權，普遍整頓農村支部，恢複與發展生産，支援前線，加強新區工作，全黨開展學習運動，克服黨内思想上的經驗主義傾向和組織上的無紀律、無政府傾向，加強黨的統一領導。”
他在講到土改問題時對陝甘甯邊區現狀，提出了新的概念，即基本區、接敵區和新區三種地區。接敵區和新區應以對敵作軍事鬥争為中心任務，今年不進行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區包括老區、半老區的大部分，封建的土地制度已基本消滅，不論過去是否調劑了土地，不再提土地改革問題，而以确定地權發土地證為中心，将工作方向轉入團結農村一切人民、準備和發動明年大生産運動這個基本任務上去。他還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對發放土地證、确定地權以及階級成分劃分等，提出了具體政策要求。
在談到農村整黨問題時，他要求：秋冬兩季，必須在基本區完成黨支部整頓工作，以純潔黨的組織，密切黨和群衆的聯系，提高黨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把農村工作推向前進。要采取黨員和黨外群衆代表結合開會的方法，審查幹部和黨員。在處理幹部和黨員時必須采取謹慎嚴肅态度：對那些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分子和不可救藥的蛻化分子，應堅決清除出黨；對個别作風極壞、為大多數群衆憎恨的分子，亦應開除黨籍；對于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和黨員給予應有的公平處理，一般不要處罰過多和過重。這樣整黨的結果，務使所有幹部和黨員的問題得到徹底的正确的解決，迅速提高覺悟，真正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增加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使黨外群衆受教育，加強幹部、黨員和群衆之間的團結。
習仲勳對今後一個時期的基本任務概括為生産和支前。其目标，首先是恢複戰前的耕地面積，并繼續恢複農村各項副業、家庭紡織和手工業，在此基礎上恢複城鎮商業、運輸業等。秋冬兩季完成對明年大生産運動的一切準備工作。主要是：改訂農業稅（公糧）負擔标準；災荒和病疫尚未完全過去的地區，繼續認真救災治病；組織在自願和等價交換兩項原則基礎上的變工隊和各種互助合作；綏德地區繼續組織移民到地廣人稀地區開荒生産，移民區則應切實安置移民。他特别要求，領導幹部必須親自下去，具體幫助區、鄉幹部，細心準備，依據實際情況，拟好明年生産計劃，循此努力，求其實現，并把工業生産擺到适當位置上，加以重視。
對于新解放區的工作，習仲勳講得比較詳細。他說，新區的主要任務，就是聯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聯合和中立的社會力量，幫助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軍隊。新區的鞏固和發展，關鍵在于執行正确的政策，領導機關和幹部必須認真研究，十分嚴肅、十分謹慎地按照當地實際情況，正确實現之。他認為，為了新區發展的需要，必須大批準備幹部。各級黨的組織部門應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轉到有計劃地大批培養幹部上去。共産黨員應把到新區工作作為自己的光榮崗位。同時新區各級領導要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本地幹部，培養勞動人民中間的積極分子和教育改造青年知識分子，使他們成為建立新區工作的有力礎。
習仲勳嚴肅地指出了黨内存在的疲沓散漫、責任心不強、組織紀律觀念淡薄、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鬧獨立性、不願去新區工作等錯誤現象，分析了産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和危害，有必要進行一個深入的學習運動。這個運動必須在領導幹部負責、理論與實際結合、提高覺悟、改進工作的方針下，正确地開展起來。提倡認真讀書、反複鑽研文件、多思考問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勇于改正錯誤的風氣。
七月中旬，陝甘甯邊區青年團和青年聯合會同時開會。習仲勳和馬明方出席會議。他提出：邊區青年運動的方針，應是組織邊區廣大青年積極支援革命戰争，支援蔣區青年群衆的愛國運動，消滅胡匪，解放西北。青年幹部要抓緊學習文化、科學、政策，學習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要踏踏實實、活活潑潑、緊緊張張、遵守紀律，不怕艱苦，不怕犧牲，使得團的組織成為黨的，堅強的後備力量和推動工作的有力助手。
習仲勳的報告送到中央新華總社，于九月九日播出。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改後，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各中央局、分局，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仲勳同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和交通送來的結論提綱，均已閱悉。中央基本同意這兩個文件的内容。
西北局幹部會議結束後，習仲勳的報告迅速傳達到基層，會議提出的工作任務逐步在邊區、新區和解放區得到貫徹落實。
當習仲勳、賀龍等以主要精力主持召開西北局幹部會議之時，經過一個多月政治、軍事整訓的西北野戰軍正在醞釀新的作戰行動，即在渭北打胡。七月十九日，彭德懷就粉碎胡宗南對黃龍山區的進攻緻電中央軍委，随即發動黃龍南線戰役。八月八日至十日又在澄城縣以北馮原鎮、王莊鎮地區給敵整編第三十六師殲滅性打擊，殲敵近萬人，收複了韓城、合陽、澄城，擴大了黃龍分區。澄合戰役後，又于十月、十一月勝利進行荔北戰役和冬季戰役。
七月二十一日，為配合西北野戰軍主力殲擊進犯黃龍之敵，習仲勳和賀龍電令各分區：黃龍全體黨政軍民立即動員起采，準備迎擊犯敵，直接配合主力作戰。令關中、西府部隊主要活動于敵之側後，關中部隊必須與四縱聯系，應有計劃、有組織地尾追敵一師；令隴東主力與騎旅于慶北曲環地區加強活動。三邊、綏德酌情集中一部遊擊隊配合分散的民兵，積極抗擊近日出擾搶糧之敵。各分區必須用一切可能手段加強對當面敵情的偵察，積極開展政治宣傳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戰役即将打響前夕，習仲勳、賀龍聯名緻電彭德懷、張宗遜，對戰役計劃提出重要建議：因敵三十六師集結馮原鎮周圍二十餘裡，正面狹窄，我們建議在戰術上似應正面（西）攻入敵陣，采取小包圍，有重點将其分割，打敵之指揮機關，求得一營一團的聚而殲滅之，爾後再以足夠的預備隊逐步擴張戰果。如果殲滅其大部，再依情況乘勝連續奪敵側後弱點而殲擊三十八師或十七師，以打開南線敵我對比的狀态。這一建議，對于彭德懷及時調整作戰部署，奪取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決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給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發來賀電，稱贊：這一勝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戰役曾獲得勝利的胡說，并繼續使胡匪陷于被動，便于我開展關中的勝利局面。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習仲勳、賀龍聯名先後向各軍分區、旅發布作戰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戰軍主力發起的秋季作戰和冬季作戰。在十月五日的電令中要求：為配合南線西野主力發動秋季攻勢和華北第三兵團向西進展，各部隊在十、十一兩個月期間應積極作戰。警備四旅、黃龍、關中、西府部隊直接受野司指揮，所屬部隊整訓練兵工作暫時停止，均須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勢作戰，并須與保衛秋收作戰配合起來，隻有消滅了敵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動。十月二十八日，習仲勳與賀龍以聯防軍區司令部名義電令關中分區：今冬作戰任務，主要是積極主動靈活的遊擊戰争與配合主力作戰。以渭北總隊及二十一團放在淳、耀、三、泾方面。必須強調部隊執行政策，嚴肅紀律，深入群衆工作，争取瓦解敵軍，适時擴大部隊。
習仲勳在領導新區工作中，還十分重視保護文物、剿滅土匪和組織農業生産，以鞏固和發展新解放區政權和經濟文化。他對部隊和到新區去的同志常叮囑說：西北是我中華民族發祥之地，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黨的組織和人民政權均應負起保護文物遺産的責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當西北野戰軍南下作戰之時，習仲勳和林伯渠、賀龍聯合署名發出《保護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軍到達新解放區時，應由軍隊政治機關訓令部隊切實遵守保護古迹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貴重的應開具清單派人護送西北局宣傳部統一保管。其種類為：古版書籍、宗教經典、地方志、風土志、貴重圖書資料、包括外文書刊、專科書籍及各種調查圖表；古代錢币、銅鐵鐘鼎、陶瓷器皿、古字畫、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區、新區的古迹名勝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樹木、寺院、廟宇及其他一切有曆史價值的建築物均需一律保護，必要時指定專人保管移交，以免損壞。後來西北地區的文物古迹損毀極少，并以它不可替代的特點為社會的進步和精神文明發揮着積極作用，這與習仲勳等在戰争年代的遠見卓識和采取的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習仲勳還注意到，在新解放區，匪患活動對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幹擾極大。他親自調查了解匪情社情動态，摸索總結土匪活動規律，正确領導剿匪鬥争。黃龍分區在消滅匪患中取得了勝利，并提出了“起義者改造，繳械者從寬，有功者獎，罪大惡極者殺，頑固抗拒者堅決消滅”的五項原則。習仲勳覺得很有借鑒作用，便對黃龍分區的剿匪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這些經驗包括：首先武裝打擊，使其走投無路，放棄對蔣胡軍的幻想；其次在武裝打擊的基礎上，宣傳政策，分化瓦解；再次軍隊與政府間、區、鄉政府間、軍隊彼此之間相互聯系，統一組織行動；第四要注意對繳械之後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這些人再逃入敵區等。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勳和賀龍等聯名将黃龍剿匪經驗上報中央軍委。周恩來批示軍委一局擇要通報全軍。
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勳、賀龍等向分區（旅）首長發出指示，指出：秋收時間已到，為保衛秋收，保衛人民利益，支援戰争，各地方兵團、獨立營，各縣遊擊隊、武工隊、全體民兵自衛軍，應堅決地協同黨政民一齊行動起來，有計劃、有組織地劃分任務，堅決打擊搶糧之敵。指示對駐防于不同區域的部隊、武工隊以及黨政軍負責同志的任務、職責和活動方式都作了詳細規定。周恩來批示了這一指示。翻開這段曆史檔案，每逢耕種、管理、收獲、陰雨幹旱農時季節，西北局、邊區政府、聯防軍區都适時發出不同内容的計劃、指示等，從中可以看出習仲勳等西北局、陝甘甯邊區領導人對農業生産和群衆生活的重視和關心，也體現他們與人民群衆的血肉聯系。
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時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歲末。為了總結全邊區和新區黨的建設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時期任務，西北局于十二月上旬召開了組織工作會議。四日，習仲勳在會上着重就若幹領導問題發表了頗有新意的講話。他為什麼要強調領導問題呢？因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歡争執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計較個人得失，這長那短，并不去想千百萬人的大事情。有些領導機關也還不能通盤考慮問題，從遠處大處着眼，考慮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如何去安排這些問題，仍然是在瑣屑事務中間糾纏”。“許多黨的領導代替了群衆組織，代替了政府機關，代替了事務部門的事情。這實際是降低了黨的領導水平，減弱了黨的領導作用。”
因而，他在講話開始時，簡明扼要、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做工作必須看清局勢的發展，一切從發展的情況出發，緊緊把握時機，做好準備。準備什麼？首要的兩件即幹部和政策，這次會議讨論的問題，都是為此。
他嚴肅批評了一些地方沒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像小爐匠一樣，一件一件零做”，緻使各地工作進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認為這是由于領導方法存在問題而産生的，是領導同志對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産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間的關系缺乏确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擲地有聲地說：今年秋冬兩季進行這一工作為的是什麼？一句話，發動和團結農村勞動人民恢複和發展生産，争取革命戰争的勝利。他論述說：錯誤的領導方法，實際上就是不相信群衆，不懂得群衆發動起來了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懂得群衆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這種思想方法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隻看到現象，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隻孤立看問題，沒有找出各種問題中間的聯系；隻看見現在，沒有看到将來，隻求形式上完成任務，沒有想到更重要的是為工作前進打好基礎。其根源又是經驗主義作怪。
他在報告最後提出改善工作領導的觀點。要迅速扭轉上述思想方法，加強黨的政治和組織工作，檢查工作應以群衆發動的程度如何、農民群衆中各種問題解決的程度如何為準繩。各地委和縣委必須指派四五個到六七個能夠代表地委和縣委的負責幹部，分頭巡視，随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幫助各地總結經驗，交流經驗，這樣使黨的領導機關随時了解運動發展的情況，抓住當前運動的每一重要環節，有效地把運動推向前進。
習仲勳的這篇報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新華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全文予以播發。發表前劉少奇對文章清樣仔細作了修改訂正，并批示道：此件很好。可以發表。但各地在解決群衆的問題（土改和整黨是關涉群衆最多的問題）時，在取得典型經驗後，很少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來加以推廣，這是一個缺點。請以後注意此點。
●迎接大西北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是中華民族的曆史巨輪即将開始新航程的一年。人民解放軍在相繼進行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戰略大決戰之後，國民黨統治集團用以維持内戰的精銳部隊基本被殲滅，政治矛盾進一步激化，經濟急劇趨于崩潰，從而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西北大地也和全國一樣，正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奪取革命勝利的前夜，習仲勳的工作更為艱苦、緊張和繁忙，生活的節奏也明顯加快。其時，他正當盛年，對未來充滿着戰鬥的豪情和勝利的喜悅。延安收複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由綏德縣義合鎮薛家渠進入原解放軍總部駐地王家坪辦公。習仲勳就住在毛澤東住過的窯洞裡，這裡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西北野戰軍第一次代表會議陝西省澄城縣北部的武莊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地方代表十六人。習仲勳是在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彭德懷通知他和賀龍關于開會的電報的，電報說：全軍黨代會、前委預備會、營團（幹部）訓練班畢業，希望你們講話與出席會議。改變軍隊番号、部隊編制、後勤工作、新區與城市工作等各項亟待面商，請于一月五日前來前方一行。
習仲勳和賀龍由延安出發，及時趕到了武莊，參加了會前重要文件的讨論和準備工作。十二日，賀龍在代表會議上傳達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十四日，彭德懷作關于一九四八年幾項基本工作的總結和一九四九年任務的報告，并傳達了中央關于今年要解放湘、鄂、贛、閩、浙、蘇、皖、陝、甘等省，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甘泗淇、張宗遜、張德生分别就提高部隊自覺紀律、加強黨委制、地方工作問題講了話。十七日，習仲勳作《關于接管城市的問題》的報告。他首先指出：這次黨代表會議，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問題提出來讨論，是十分必要和适時的。他在回顧和總結了一年來解放和接管一些城市的成績和問題後講道：“我們已經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須嚴格保護，不許破壞。”同時，提出了關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具體政策，即舊的反動政治機構，如各級政府機關、保甲、軍隊、警察、法庭以及反動黨派組織，必須徹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機構；但其設備則要保護和保存，接收過來。對一般政府公務員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經過必要的改造後，可以酌量使用。這叫做“拆散機構，利用材料”。對舊統治階級的文化教育組織制度，必須适當地改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對這些文化教育機關則必須保護。對工廠、企業、銀行、郵電、鐵路、醫院等，不但其設備要利用，而且其機構都不能“粉碎”，必須保存起來，好好利用。對一切國民黨的、官僚資本的經濟機構，不要打亂，不要忙于去改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繼續生産。他說：是不是要改革？從官僚資本手中轉入人民手中就是一個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須廢除。舊的企業組織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後，才根據一定可能的條件，逐漸合理地去改革。這就是我們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針。
他提出進城之初要做好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發動組織群衆。要處理好三者的關系，健全并發揮工會、學生會、青年團的作用，依靠工人、職員、學生和各種勞動人民的組織，作為城市革命政權的可靠群衆基礎，還要從工人、職員和其他勞動群衆中選拔一大批優秀分子來做管理城市、工廠、企業的幹部。他提出接收的辦法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要區别兩種情況，即官僚資本企業，應由人民政府接收；國民黨員私人經營的工商業，除重要反動首領經西北局或前委批準沒收其所有财産外，其餘的要允許和保護其所有權。
對城市社會秩序穩定問題，習仲勳提出，一進城市必須采取有效步驟，盡力縮短混亂時間，安定市面，恢複人民正常生活，收容散兵，處理俘虜，布置城防。具體做法是，首先收繳反動武裝，肅清持槍抵抗和進行破壞的反動分子。其次郵電、鐵路、工廠、庫房及所有公共設施要派部隊看守。三是要調配足夠兵力的衛戍部隊，迅速建立城市治安機關。四是立即逮捕有武裝抵抗或破壞行為的反革命分子、戰争罪犯和特務分子，其他敵方人員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記。五是國民黨、三青團等反動黨派組織及國民黨中統、軍統等反動特務組織一律解散，并沒收其産業、設備、檔案和信函等，其人員必須向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登記。他特别講道：要迅速解決糧食、煤炭的需要，組織糧食，組織市場，适當處理城鄉間糧價物價，務使供應不斷。
對恢複城市經濟生活，習仲勳提出，先準備足夠貨币，供給市場需要，迅速禁止敵币使用。要嚴格保護工商業，又必須嚴格取締奸商投機操縱，囤積居奇，違者法辦。他還對學校教學、報紙、刊物、通訊社、廣播電台、出版、涉外事務、少數民族問題等作了細緻的安排和部署。
他提出：所有城市解放後，都必須實行軍事管制，以達到有效地完成接收、建立秩序和發動組織群衆的任務。這個軍事管制機關即軍事管制委員會，是軍管時期的統一領導機關。他在報告最後要求，“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幹部，必須高度自覺地提高責任心，積極奉公，勇敢而謹慎地進行工作，必須虛心學習，善于向各方面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設城市的各種工作的知識和能力。必須更加團結，密切聯系人民群衆”，“各級黨的組織經常有系統地檢查自己和所有黨員幹部的工作，加強紀律性，就是保持黨在城市的領導的嚴肅性的保證。”
同日，毛澤東來電：二三月間拟開二中全會，希望彭德懷、賀龍、習仲勳均能到會。并望張宗遜、王震二同志中能來一人。
二十四日，習仲勳和賀龍參加了西北野戰軍前委會議。會議根據中央軍委指令，決定西北野戰軍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縱隊改為軍，旅改為師，暫不成立兵團，自二月一日起啟用新番号。與此同時，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區改稱西北軍區，賀龍仍為司令員，習仲勳為政治委員。
二月八日，陝甘甯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政府委員暨晉綏代表聯席會議在延安召開，習仲勳被推選為邊區參議會代理議長。邊區參議會，用時任西北局組織部長馬文瑞的話說，是一種新型的民主制，共産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商量，因為邊區是民主革命根據地，要提高自己，幫助别人，做一個樣子給全國看，由此來推動全國民主化。習仲勳代議長在會議開始時發表了講話。他首先報告了第二次參議會議後一年的工作，然後提出了這次會議要讨論的幾個問題：
（一）繼續并更加大力支持人民解放軍作戰，直至解放全西北，配合全國人民将革命進行到底。
（二）繼續恢複并提高生産與各項建設。
（三）準備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廣大新區。他特别提出這種準備就是準備政策和幹部。過去我們在城市和農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還要系統地确定，并切實貫徹下去。今後更應有計劃地抽調幹部，集中訓練，準備派到新區去。
他說，還有一個議題是，為适應當前的形勢和任務，我們要把現在陝甘甯邊區政府的機構和人事作一适當調整。需要我們這次會議作出決定。從他的經曆和講話中可以看出，習仲勳一些民主政治思想觀點和認識從這時起就逐步積累和形成，以至他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兩度出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為我國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設做出了貢獻。馬文瑞曾評價說：仲勳同志在參議會和民主政權建設中堅決執行中央指示，保證了中央方針的實現。他以身作則，善于與人團結，推心相與，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謙虛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論問題，以開誠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們交朋友。【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十七日，習仲勳、賀龍和由前線回到延安的彭德懷、王震東渡黃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出席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中國共産黨七屆二中全會。會議從三月五日開始，十三日結束。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總結。這次會議制定了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的各項方針政策。習仲勳聆聽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同志的講話，并結合西北的實際認真參加對會議精神的讨論，對如何迎接全國革命的勝利和如何建設新中國有了更明确的認識，尤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留下的警世名言：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三月二十三日，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的第十天，又是一個陽春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分乘一百輛大卡車和二十輛吉普車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此時，坐在其中一輛吉普車上的習仲勳更是思緒紛飛：由延安到西柏坡，今天要進北平，多麼大的曆史變化呀！三年三個三月，記載着中國人民解放戰争的不凡進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撤離延安，把一座空城讓給胡宗南，開始了轉戰陝北的歲月。一年後的三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離開陝北，轉移到西柏坡，指揮人民解放軍轉入全面進攻。今天，又是三月，中央機關要進入北平，中國人民革命已将迎來勝利的曙光。
車隊經過兩天的行軍到涿縣宿營。中央決定三月二十五日在西苑機場會見群衆代表和舉行閱兵式。這一天，習仲勳随中央首長坐火車進入北平，乘汽車巡城觀光後，住北京飯店。
在參加七屆二中全會期間，習仲勳生活中出現了兩件事，使他感到高興和快慰。三月一日，他與齊心結婚六年後第一個孩子在延安橋兒溝的中央醫院出生。秘書黃植将這一喜訊立即電告正在西柏坡的習仲勳，祝賀他得了一個“千金”。因為是在橋兒溝出生，齊心的母親給孩子取名“橋橋”。二是習仲勳在北京飯店同齊心的父親和參加籌備全國第一次婦代會的齊心姐姐齊雲等見了面。習仲勳回延安時，還帶回了姐姐寫給齊心的家信，信中興奮之情溢于字裡行間，特别告訴妹妹說：我見到了年輕有為的習仲勳同志……
當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際，西北戰場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一野戰軍發動春季攻勢，解放和收複了銅川等十座縣城，黨的組織和民主政權相繼建立。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中共第一野戰軍前委在澄城縣北的平城召開了第六次擴大會議。王震傳達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澤東的報告。習仲勳在擴大會結束時作了總結講話。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個國民黨反動陣營。有人認為被我們打得焦頭爛額的胡宗南集團可能會老實一點，這是天真的想法。從我們長期與他打交道的經驗證明，胡宗南這個人是很頑固的，不到黃河不死心。現在他把手中的幾個軍撤到隴東、泾陽、高陵、臨潼，背靠秦嶺組成保衛西安的新防線，妄圖固守西安，同時又在秦嶺以南準備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況這位上将呢！中央已決定第十八、十九兵團由華北入陝。因此我們要抓緊時間進行軍事訓練，籌備糧草，準備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習仲勳在這一時期以很大精力投入這一工作。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二日，習仲勳對全邊區公安保衛工作發出指示：正由于我們将要取得全國勝利，大西北将要全部解放，今後的保衛工作不是減弱，而是加強。到六月以後，将是數十萬野戰軍在西北作戰，陝、甘、甯、青、新等省的大塊地區和西安、寶雞、天水、平涼、蘭州等城市，将迅速解放。這些城市，人口集中，情況複雜，我們在這些城市中，要與隐蔽的敵人作鬥争。如果沒有充分準備，将不能應付這樣複雜的局面。他還對老區、新區的中心區和邊沿區的工作以及反特鬥争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要加強學習，培養幹部，改進領導，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學習黨的總路線、總政策及黨的各項具體政策，也要學習文化。學習是領導工作的靈魂，工作積極性與創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辦了。
四月二十八日，習仲勳在西北軍區後勤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在西北，大規模的戰争還在後面，後勤工作要加強。第一，在新的形勢下要足夠認識後勤工作的重要性。沒有後勤工作，要取得戰争的勝利，要完成政治任務是不可能的。第二，後勤部隊政治工作幹部也要善于做政治工作，善于用政治工作去指導動員、教育具體工作。政治工作要根據工作對象的不同性質，采取不同方法針對專門業務部門的具體情況進行。第三，要做好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做好了，政治工作、後勤工作才有保障做好。
五月十日，習仲勳出席西北局在延安桃林廣場舉行的進軍西安幹部動員大會并發表講話。他指出：幹部工作隊進駐西安，是協助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保護和建設西安市，迅速恢複和發展這個城市的生産事業，使其成為生産與農村經濟相結合的為人民服務的城市。他說：我們依靠什麼力量來實現這個政策呢？我們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衆，争取知識分子，争取盡可能多的能和我們合作的自由資産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把城市管理好和建設好。他強調說：必須保持嚴格的紀律，密切聯系群衆，才能勝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設西安市的任務。一切要按政策辦事，不許違反政策，所有重要工作事項，都要事前請示、事後報告，發現問題時，先請示上級再去處理，不許自作主張、先斬後奏。到西安去的各個部門、單位及全體幹部，必須完全服從軍管會的領導。他要求全體幹部堅定無産階級立場，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努力學習，對于管理和建設城市的知識，必須從做小學生起。我們不怕不懂，隻怕不學。隻要我們有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我們就可以當大學生；反之，怕當小學生，就永遠是個小學生。
這時，習仲勳領導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即西北軍區和國民黨第二十二軍的和平談判正進入艱難曲折階段。五月五日，習仲勳在延安會見第二十二軍派來談判的四名代表，闡明了黨的統戰政策，并告誡他們：機不可失，起義不能再遲疑。十二日，習仲勳親筆緻信榆林分區領導：
一、榆林問題已接近最後協議，二十二軍僅先就左協中可控制的整編一個師，餘俟将來再說，其地方團隊不在該師整編之内，統歸榆林分區接收處理。
二、地方團隊經郝、雷進行工作，争取主動改編極為重要，其編制原則，以我軍為基幹編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動或單獨編一支隊伍，其軍官選擇好的留用，壞人資遣，其他集訓，予以改造，務希妥為安置。其士兵老弱殘廢及有嗜好傳染病者，或個别地富反動分子，統予遣散，其中罪惡重大者務須向人民悔過并交回地方人民監督轉變，其堅決不願幹者準予解甲歸田。編制時間不宜過早，俟榆林代表歸後再動，如此，則他們互相挾制，更對我解決問題有利。否則，該團隊可能提出過高要求，或以早起義來擡高價錢。總之，榆林問題已接近最後解決，務須妥善掌握。在習仲勳等的具體指導和推動下，國民黨第二十二軍接受和平改編條件，榆林宣告解放。
五月中旬，第一野戰軍發起陝中戰役。二十日，解放陝西省會西安，曆史悠久而成為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十一朝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二十二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入城式。至六月初，二十三座縣城解放。身在延安的習仲勳獲悉西安解放的消息心情極為興奮。早在二月二十八日，為了迎接西安解放，順利做好接收工作，習仲勳就主持召開西北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接收西安準備委員會，負責訓練幹部，收集情況，研究政策，草拟各種條令、條例。五月十八日，習仲勳簽發西北局轉中央軍委關于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電報。電報特别指出：在賀龍同志回來以前，由賈拓夫主持軍管會及準備籌劃所有接管西安市工作。五月二十四日，以賀龍為主任，賈拓夫、趙壽山、甘泗淇為副主任的西安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成立并開始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陝甘甯邊區政府機關等也開始準備由延安向西安轉移。同日，習仲勳簽發西北局關于中共西安市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
五月底，習仲勳離開延安時，在王家坪宣布西北局決定，中共陝北區委、陝北區行署和陝北軍區成立，領導陝北老解放區工作。随後與邊區黨政軍其他領導乘吉普車向西安進發。天下小雨，山路泥濘，汽車不時出現故障，行程艱難，當天夜宿洛川。他連夜開會并看望傷病員，第二天又在鹹陽住下，進一步了解西安的情況和研究進城事宜。進入西安城内，暫住原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的新城大院。後習仲勳、馬明方等幾位領導搬至建國路原國民黨西安市市長王友直公館住宿和辦公。
六月四日，剛剛在西安出版的《群衆日報》（西安版）發布重要消息：西北人民領袖、黨政軍負責同志，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勳，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司令員兼西安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賀龍和馬明方、劉景範、趙壽山等均已抵達西安。他們對于長期在蔣胡集團壓迫下的全市工人、學生及各界人民的生活極表關切。全市人民聞悉自己的領袖到達西安，并将第一次與市民會面，萬分興奮。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的發展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務，為了統一西北黨政軍的領導，決定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懷、賀龍分任第一、二書記，習仲勳任第三書記。由于彭德懷正在指揮第一野戰軍向甘、甯、青、新廣大地區進軍，軍務繁忙；賀龍不久即籌備率軍入川與第二野戰軍會合作戰事宜，習仲勳分工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
●勝利前夜
習仲勳到西安後很快了解到，回到人民手中的古城，所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國民黨軍馬步芳、馬鴻逵集團糾集了十一個師配合胡宗南集團向鹹陽反撲。西安城内國民黨特務乘機散布謠言，制造混亂。時任習仲勳警衛員的嶽玉峰曾講述了當年，自己親身經曆的一件事，足見西安剛解放時敵情的複雜、秩序的混亂和形勢的嚴峻。他說：“我們進城後，先住新城院内。一天早晨，我正在打開水時，遭到了敵特分子冷槍襲擊。一顆子彈打穿了我手提的開水壺，開水頓時漏了一地，幸好沒有燙傷身子。有關方面考慮到領導同志的安全，就安排我們搬到了北院門又到了建國路。”根據軍隊和黨政機關所面臨的特殊情況，習仲勳和賀龍及軍管會的同志要求守備部隊展開積極防禦，制造人民解放軍十八、十九兵團已由華北到陝的輿論，使敵不敢輕舉妄動，加緊接管，集中力量打擊國民黨特務分子。同時千方百計地調運十萬石糧食進城，以解糧食供應不足和備戰需要。
五月二十九日，習仲勳綜合馬明方、賈拓夫、張經武報告緻電中央，報告西安情況：
（一）經幾天努力，市内治安逐漸好轉，敵特大的活動已停止，已破獲最新電台一座，已發現未處理的高級電台尚有十幾座。銀行成立後二十六日商店半數開門。但由于遲到一步，工作被動，進展不快，如潛伏敵特勢力基本上未搞清，收集散兵遊勇剛開始。仍有零星搶劫案發生，謠言很多，市民恐怖心理未完全去掉。二十六日晚曾專作讨論，決定在幾天内，以肅清敵特，鞏固革命秩序，完成接管工作為中心，迅速建立和加強公安警司工作，統一野戰軍及地下黨力量，有步驟地推進群衆工作，打下比較堅實的工作基礎。
（二）南山有敵軍地方武裝時出騷擾，六軍拟抽出大部力量進行清剿。
（三）西總除十六大隊外，均已陸續到達。
（四）房産管理幹部未到，登記管理工作尚未進行，提議邊區機關待各方面工作準備就緒，再有計劃有秩序地進城。
（五）軍大招生搞得不好，已決定暫停招生，待西北局決定公布後再辦。
進入六月，華北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十九兵團相繼進抵陝西，編入第一野戰軍序列，使一野兵力由十五萬人增加到三十五萬人，改變了西北戰場長期以來我軍在兵力對比上的劣勢。第一野戰軍在眉縣、鹹陽、禮泉地區給胡宗南部一六五師和青海馬繼援部以慘重打擊，粉碎了胡、馬反撲西安的圖謀，繼而又勝利發動了扶眉戰役、蘭州戰役，并追殲殘敵，解放青海、甯夏、甘肅河西走廊和陝南、隴南。六月十九日晚，習仲勳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戰軍前委在西安市建國公園召開的緊急會議，集中讨論了擊南擊北（即打胡打馬）問題。七月六日，他出席第一野戰軍前委在鹹陽召開的第七次擴大會議，确定了“鉗馬打胡”的作戰方針，同時與賀龍發出指示，要求地方大力配合與支援野戰軍主力作戰。在扶眉戰役中僅關中新區就支援糧食一億九千五百萬斤，送軍鞋五十五萬雙，出動擔架九千三百副，大車二千七百輛，保證了作戰部隊的需要。蘭州戰役之前，大批作戰物資運至寶雞、隴縣，因道路泥濘受阻。習仲勳指示地方部隊和政府，克服一切困難，将十八萬套冬衣和大批糧食、彈藥、軍鞋送往前線。
八月二十八日，他又同賀龍等趕往剛剛解放的蘭州，出席彭德懷在前線主持的西北局常委會議。習仲勳一行乘坐一輛美式吉普車自西安向蘭州進發。秋雨霏霏，道路泥濘，已經使用很久的吉普車在坑坑窪窪的簡易公路上艱難行駛。但在快到陝西彬縣時，車子抛錨熄火，司機王玉忠急得一邊抹淚，一邊修車，但還是無濟于事。他們臨時決定在附近群衆家借宿修車。習仲勳關照大家休息後，對警衛員嶽玉峰說：“群衆家的鋪蓋不夠，你把車上帶的被子拿下來，我們合鋪睡覺。你們年輕人瞌睡蟲多，要睡好，明天還要趕路呢！”許多年後，年已七十五歲的嶽玉峰還深情地回憶起他在赴蘭州途中與首長合蓋一床被子的往事。
這次會議主要讨論貫徹執行毛澤東八月六日關于兼取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問題的指示，以及如何進軍四川、新疆等重大問題。會後，習仲勳檢查了解了甘肅省支前和穩定市場物價工作，并針對有同志提出利用政府和部隊掌握的交通工具對石油、食鹽、藥材，皮毛等實行專賣，以限制私人從事此類經營活動的建議，強調說：這種專賣的辦法估計沒有什麼好處，不要去試驗它，否則會吃很大的虧，劃不來。習仲勳于九月三日離開蘭州回陝。
習仲勳一行西赴蘭州，行色匆匆，但他們的心情是極為愉快和寬慰的，因為這座城市已經是人民當家作主了。當時随行的西北局常委、西安軍管會副主任賈拓夫賦詩《奔入蘭州》（一九四九年蘭州解放第三日，我随賀龍、習仲勳等同志到蘭州）一首，記錄了他們共同的心情。詩曰：“方從西線傳捷音，又看紅旗卷西風。黃河奔騰逐沙浪，蘭州古城慶新生。此地隴右為重鎮，一戰可定甘甯青。奔波千裡無倦意，入城所見皆笑容。”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習仲勳長期以來牽挂的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這為他緊張而繁忙的工作生活節奏添加了一個舒緩快樂的音符。七月的一天，已經失散十餘年的二女兒乾平由西北局工作人員和陝西省乾縣縣委的同志帶領回到了他的身邊。女兒望着陌生的父親不敢相認，爸爸撫摸着身體瘦弱的女兒更是百感交集。這時，西安剛剛解放，夫人齊心和其他子女還在延安沒有起程南行，而分離多年的女兒的到來，便成為習仲勳進城後與之相會的第一位親人，他感受到一種心理上的慰藉。半個多世紀後，已經退休在家的習乾平深情講述了早已塵封的往事：我是抗戰初期出生于關中分區首府所在地馬家堡，那個時候，國民黨連續掀起反共高潮。父母親投身于激烈的反磨擦鬥争中。他們要打仗，要工作，遊擊不定，就把我寄養在堡子上一戶沒有子女的農民家中。後來奶媽帶着我離開了馬家堡，回到了自己的娘家乾縣賀家窯村，後又改嫁到屈家村。這裡也就成了我離開爸媽後的第三個家。那個時候我的奶媽盡管過得非常艱難，但是還把我拉扯了十餘年。其實那時爸爸也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尋找我。記得一次我正在院子裡同小夥伴們玩耍，有兩個牽馬的人來到這裡詢問我的情況。奶媽一看着急了，就趕忙把我拉回屋裡，用被子把我蓋得嚴嚴實實的，讓我躺在炕上裝病，擔心被來人看到。類似的事情還有過幾次。西安一解放，縣上的同志就領我去見爸爸。我離開乾縣農村時，奶媽還特地為我縫了一件新衣服。我當時身體非常瘦弱，胳膊細細的，來到爸爸身邊不長時間，胳膊就胖得從袖口伸不出去了。
在此期間，習仲勳等領導的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廣大城鄉接管工作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各項民主改革和恢複建設初步展開。八月四日，習仲勳對西安解放後兩個多月來關中地區的工作歸納為：第一，迅速和比較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接管了幾十個城市和廣大鄉村，保護了鐵路、郵電和工廠等國家财産，積極努力地恢複交通，恢複生産。笫二，消滅和收編了地方反動團隊和土匪将近兩萬人槍，初步開展了肅特工作，使境内成股的反動武裝已近絕迹，零散土匪和潛伏敵特更加孤立。與此同時，各地積極努力地建立了人民武裝。第三，全力支援前線，奪取了第一野戰軍扶眉戰役的勝利和迅速西進，造成了解放整個大西北的有利形勢。習仲勳還領導和支持西安市軍管會接收國民黨舊政權的軍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電訊、農林、文教機構和企業二百四十個，人員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五人。接管過程中，郵電基本通暢，電力交通迅速恢複，鐵路陝西段很快通車，革命秩序初步建立，穩定了金融，平抑了物價，生産得以恢複和發展。
進城伊始，百廢待興，一個成熟并富有遠見的領導者，是在事物的不斷變化中，把握其本質，預見其發展方向，在已取得的成績基礎上提出新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習仲勳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突出表現了這一特點。
在奪取全國勝利的特殊曆史時期，關于大西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報告請示接連不斷地彙集到了他的案頭，亟待他作出決斷和批示，許多前所未遇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他作出及時處理。八月三日，習仲勳仔細審閱了西安市軍管會呈送的關于金融管理問題的報告後，即親筆緻信軍管會後勤處處長陳希雲，對貫徹這一辦法作出了具體指示。信中說：希雲同志，管理銀洋辦法，除個别字句已作修改外，還有如下意見：（一）對違法行使、倒販銀洋者之罰款、判處等，必須明确規定由某級政府或某一專門機關處理。不然，下邊會因争得獎金而搞亂。（二）對違法行使銀洋犯之處罰，須區别初犯、屢犯、一般貧苦群衆或投機商人等情況，分别對待。請慎重考慮後再加修改，在政府會議通過後頒布。
八九月間，他連續主持召開或出席新解放區地委書記聯席會議、西安市各界代表會議、西北工會工作會議暨公營企業聯席會議，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
關于城市和鄉村工作，他認為：接管城鄉工作已經完成，應當把工作的重心轉向鄉村，同時兼顧城市。他提出鄉村工作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正确掌握政策，實行合理負擔，用大力支援前線。力求公平合理，節省民力，盡可能做到戰争和生産兩利。
（二）積極建立人民武裝，繼續肅清反動武裝。
（三）開展普遍的群衆鬥争，反對惡霸，反對土匪，反對特務。
（四）摧毀保甲，清理國民黨人員，初步建立鄉村人民政權，讓農民當政。
（五）組織農會，建黨、建團。
關于城市工作，他首先提出了“建設人民的新西安”的口号。他說：“必須團結擁護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階層各階級，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全市工人階級、其他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以及少數民族等，都應當在共産黨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建設人民的新西安。”他說：今天西安市基本上還不是一個生産的城市，而是一個消費的城市，還不能以大量的生産品供給鄉村，鄉村農民還沒有力量購買消費城市的生産品。希望城市中的工作人員、青年學生等，大批地到農村去工作，隻有與建設城市同時積極進行農村民主改革，才能更有條件地為建設和發展城市的工業生産而努力。
九月二十三日，離新中國成立隻有七天時間，習仲勳及時提出西北經濟建設問題。他說：戰争結束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在建設事業中又是以工業建設為中心，以便經過一定時期，将西北由一個在經濟上散漫、落後的農牧區，改變為工業經濟起領導作用的先進地區。要達到這個目标，必須有正确的步驟。恢複與發展現有的公私企業，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計劃地建設新的大規模的工業，這種新的大工業經濟，必須是用最新式技術裝備起來的，其中又以重工業為主。他指出了企業管理和工會工作存在的一些缺點，提出：我們要争取在明年五一前後，把全西北的工人群衆基本上組織起來，召開全西北職工代表大會，正式成立西北總工會。這樣使工人階級真正成為有組織的隊伍，在恢複與發展生産中，起積極領導作用。我們的眼睛要常常往前看，望着那些新的發展着的東西，我們工作就永遠是勝利的。
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選出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五十六名委員組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習仲勳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将在第二天誕生。
這一天，習仲勳工作到深夜，仍無一絲倦意。他投身革命二十餘年，矢志以求的理想終于實現。但是，千千萬萬仁人志士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和幸福，前仆後繼，流血犧牲，有的甚至倒在了勝利前夜；許多熟悉的同志和戰友也沒有看到自己為之奮鬥的這一天到來。他望着床上熟睡的孩子，想到一個時代已經過去，新的一天、新的紀元開始了。
曆史在這裡轉折，新的希望在古老的中國大地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