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抗戰勝利前夕
●革命伴侶“兩地書”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個普通的周末，春風送爽，和煦的陽光給陝北大地披上了層層金輝。這一天，從綏德地委駐地的九貞觀傳出陣陣歡聲笑語。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歡樂的氣氛。
習仲勳像往常一樣早早起床，特意換上一套整潔的服裝，顯得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在人生經曆中喜慶的日子，他與在綏德師範擔任校黨總支委員的調幹生齊心的婚禮，今天在這裡舉行。
齊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陽縣一個愛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齊厚之，就讀于蔡元培任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法律系。畢業後，先在北平當中學語文教員，又在孫嶽将軍部任軍法處長，後曆任河北省大成縣、阜平縣縣長，山西省政府科長，黎城、長治縣縣長及國民黨高級将領傅作義部參議。他為人極富正義感，北平和平解放時追随傅作義将軍起義，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員。随後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齊心的母親鄧耀珍是一位思想開明的女性。抗戰初期，當三個孩子參加革命後，于一九四年從北平淪陷區來到晉東南抗日根據地，被傳譽為騎着毛驢上太行的革命老媽媽。齊心從小受父母愛國思想和優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對她人生選擇影響更大并稱得上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齊雲。齊雲早在抗戰前在北平師範大學附中上高中時，就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為師大附中中共地下組織的黨員發展對象，并擔任學生會主席。她生性活潑，口裡總是詠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等抗日救亡歌曲。這些激蕩着愛國熱情的旋律，在齊心稚嫩的心靈中時常泛起革命的浪花和對未來的遐想。
在七七事變前，齊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當她看到榜上自己被錄取的名字而正在高興時，便聽到盧溝橋事變的隆隆炮聲。此後她耳聞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英勇殺敵的事迹，并目睹了北平市民在南長街口堆滿沙袋，準備巷戰的情景。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淪陷。日寇的鐵蹄踐踏了北平城。齊心親眼看到日寇的坦克在街頭開過，驕狂的日寇士兵胸繞花環，騎着洋馬，流露出侵略者的猙獰。齊心看在眼中，恨在心頭，暗暗發誓：立志抗日救國，堅決不當亡國奴。八月，齊心随姐姐齊雲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編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學生疏散隊伍撤離北平，經天津、煙台、青島、濟南，到了太原平民中學讀書。後被賦閑在晉東南的父親接回陽城縣家中。在陽城居住時，八路軍已在該縣建立了抗日政權，她和姐姐與抗日政權的同志經常聯系。在此期間，齊心閱讀了《毛澤東印象記》、《二萬五千裡長征》等革命書籍，參加革命隊伍的願望更加迫切。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十五歲的齊心在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齊雲的帶領下，到山西屯留縣崗上村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女生隊學習，成為一位八路軍女戰士。同年七月，參加了反擊日寇“大掃蕩”戰鬥，雖然她還不到入黨的年齡，但因為在反“掃蕩”中擔任隊部通信員，表現勇敢，經上級黨委特别批準，‘于八月十四日加入中國共産黨，為候補黨員。當年冬，她從抗大五期畢業，分配到長治縣幹校婦幹隊任指導員、隊長，日寇“掃蕩”時編入縣政府戰地工作團，經曆了西火鎮、蔭城突圍的考驗，翌年春調回抗大。先後在抗大一分校留守處、抗大總校總務處、衛生處任文書，在參加一九四年秋季的反“掃蕩”中提前轉為中國共産黨正式黨員。
一九四年冬，抗大總校決定齊心等四位女同志赴延安學習，被編入以八路軍前方總部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為政委、一二九師旅長尹先炳為司令員的赴延安隊伍。這支隊伍主要是派赴延安軍政學院學習的一一五師、一二九師團以上幹部及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日軍戰俘，其餘是八路軍前方總部及北方局抽調的幹部。他們在作戰部隊的掩護下，曆經四十餘日艱苦行軍，通過同蒲路、汾河和白普公路封鎖線，經過遊擊區和日寇正在“掃蕩”的晉綏抗日根據地，進入陝甘甯地區，到達延安。
一九四一年二月，齊心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同年秋，作為中央黨校隴東征糧工作總團團員，分配到隴東曲子縣征糧，後參加合水縣征糧掃尾工作。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進入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先後任班學生會主席、黨支部書記。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從延大中學部抽調一批骨幹力量派赴綏德師範、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做學生工作。齊心是選調生之一，并擔任選調學生黨支部書記和主要帶隊人。齊心到綏德師範後，被分配在秋三四級學習并擔任該班黨支部書記，後調整到三二級畢業班任黨總支委員。
為了中華民族解放和複興，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彙集到了延安。正是革命鬥争的需要，才使在大革命時期就參加革命，并作為創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之一的習仲勳和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參軍入黨的革命青年齊心有緣相識、相愛，繼而心心相印，結為革命伴侶。
富有情趣的是，齊心最初知道習仲勳，還是由牆上标語“牽線搭橋”的。
齊心到達綏德的時間比習仲勳晚一個多月。她剛到綏德去地委轉黨組織關系時，便看見九貞觀牆上“歡迎習仲勳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語還未褪色，從這時起習仲勳的名字便留在了她的記憶裡。當時陝甘甯邊區正在開展防奸運動。不久，綏德師範接連發生了“貼黑頭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案件。這兩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視，遂決定以綏師為重點，開展防奸整風審幹運動，并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到綏師蹲點，調原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到綏師任黨總支書記。習仲勳也來校親自作動員報告，宣講黨的正确方針政策。一次在習仲勳作報告時，恰好齊心擔任會議記錄。因為座位離得很近，習仲勳看到齊心記錄認真，字也寫得好。此時，齊心年方十九歲，舉止文雅，給習仲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這次報告會上，齊心第一次見到了地委書記習仲勳。一個星期天，習仲勳在綏師黨總支委員、級任老師楊濱處交談完工作後，從山坡上走下來時，與齊心迎面相遇。齊心向習仲勳行了一個軍禮。習仲勳微笑地點頭而過。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卻成了他們感情萌動的開始。
由于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風審幹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緻使綏德師範運動偏離了正确方向，在學生中一時出現了“假坦白”現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亂局面。在數百名十幾歲的學生中也搞起了“搶救運動”，不讓學生回家，學生家長很有意見，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對此，習仲勳極為重視，親自過問案件的審理，找學生黨員代表談話了解情況，深入調查研究。有時綏師開大會，習仲勳也親臨指導。齊心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會議。在接觸中，習仲勳對這位積極向上、工作幹練的青年有了較多了解。齊心也從校領導和楊濱老師的談話中，逐漸知道了習仲勳的革命經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幹部群衆中享有威望，深受黨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領導器重的年輕領導幹部。一次，習仲勳在自己辦公的窯洞裡約綏師幾位學生黨員代表談話。當齊心彙報了綏師的混亂局面時，習仲勳提醒說，你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如果照這樣下去，連自己也會被懷疑。你們要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協助黨組織扭轉混亂局面。齊心仔細聽着習仲勳深入淺出、言簡意赅的談話，困惑苦悶的心情頓時豁然開朗。她眼望窯洞牆上挂的毛主席為之題寫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對習仲勳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習仲勳親自領導綏師防奸運動，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研究和實踐檢驗，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師生頭上的不實之詞一律撤銷，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從延安調來一位名叫布魯的同志擔任綏德分區保安處副處長，他是習仲勳在關中分區任書記時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習仲勳決定派布魯調查核實發生在綏師的“黑頭帖子”和“打石頭”問題。布魯經過一個月調查了解，很快弄清兩起事件都是學校教師楊典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自己搞的假案，從而澄清了事實，消除了不良影響，使綏德師範教學秩序轉入正常。
齊心曾回憶說，綏德分區是一九四年才解放的新區，因長期受國民黨反動軍閥何紹南的統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遺毒。抗戰初期，綏德師範又受黨内機會主義錯誤的幹擾，學生中對國共兩黨認識不清，反動宣傳造成的影響也未完全消除，經過整風審幹運動才徹底肅清了反動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幹擾，貫徹了邊區政府的教育方針，學生樹立了良好的學習風氣，使綏師成為陝甘甯邊區培養幹部的學校。有過這段經曆的綏師同學，都會自然地回憶起整風前後綏師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及習仲勳和綏德地委采取有力措施糾正編差，領導運動健康發展的曆史。
齊心也正是在一場親耳所聞、親眼所見、親身經曆的運動實踐中，一步步地走近了習仲勳。
為了安定民心，習仲勳和地委決定讓綏師黨組織把分散在各縣的學生家長請到學校來，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幾天，讓他們親眼看到學生們正常地生活和學習，從而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确的。
習仲勳認真總結了綏師運動的經驗，并積極穩妥地指導了全區的整風審幹工作。當時，地委隻辦了一個幹部整風學習班，習仲勳在幹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時，提出大家要正确對待審查，不要說假話，否則就會起到特務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在讨論一位受家族問題株連而被懷疑的幹部時，他說，她的家裡人出了漢奸，她革命有什麼不好呢？
習仲勳數十年前說過的許多話，齊心談起來時還感到猶如警鐘在耳，時常回響。她回憶說：習仲勳常講，什麼是共産黨員的黨性？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習仲勳在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下，保護了大批外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在整風班，複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隻短期挂了一位幹部，不久也被黨中央平反。我親身參加過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聽了習仲勳給西北局發電報要求制止逼供信錯誤等正确建議的傳達，更令我對他崇敬不已。
這時，習仲勳和齊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感情也在悄然發生着變化。
齊心回憶這一經曆時說，我和仲勳的戀愛，主要是通過書信表達的。早在綏師開展防奸運動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寫的信。他開始談的都是工作，後來的信中談到他是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最年輕的一個，來信還談到今後他可能去延安學習等等。一開始我覺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為從未有人這樣信任和關注我。我感到很榮幸，但也隐隐約約感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關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問他說：“你為什麼老給我寫信？”沒想到他竟複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解決好。”此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這是讓我考慮我們的婚姻問題了……他這種真情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
習仲勳為了進一步了解齊心，還特地要齊心寫了一份自傳給他。齊心說自己正如姐姐齊雲送她到抗大介紹時所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染成什麼顔色就是什麼顔色”。所以自傳寫得十分簡單。這時，得知此事的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也寫信給習仲勳介紹了齊心本人及家庭情況，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長大的，我認識她的姐姐，見過她的父親……”
這年冬天，在綏師蹲點的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和校黨總支書記宋養初作為介紹人，積極撮合他們的婚姻大事。習仲勳選擇終身伴侶竟像選配幹部、處理工作一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特别看重齊心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場上受過鍛煉這一經曆。當他看到齊心自傳中寫有自己為了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兩次從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親追了回去時，不由得笑了，說，我年輕時也和你一樣。
經過近一年的接觸和了解，習仲勳和齊心雖然處于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兩顆愛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後經西北局批準，終于結成伴侶。
這天上午，在綏德的黨政軍的大多數領導同志都莅臨習仲勳、齊心婚禮，向他們表示祝賀。抗大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政治委員李井泉、綏德警備司令兼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員袁任遠、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熱情為兩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賀和談笑聲中，幾位領導和習仲勳、齊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個樸素而又莊重的婚禮。
婚後，習仲勳平靜地對妻子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們不能陷在小圈子裡。”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齊心對丈夫的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齊心從綏師畢業，即去了農村做基層工作，由此開始了他們很長時間離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鴻雁傳書連接他們的感情。齊心先是在綏德地委和縣委确定的重點鄉――沙灘坪區第一鄉當鄉政府文書，後來又在義合區擔任區委副書記、延安北關區委副書記。她經常以一個鄉或村為單位進行重點調研，總結經驗給報社投稿，成為《群衆日報》的特約通訊員。
習仲勳經常寫信鼓勵齊心安心基層，聯系群衆，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囑，農村是一個大學校，那裡有學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他還以自己過去開辟陝甘蘇區時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衆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妻子重視實踐和基層經驗，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信中囑咐要尊重鄉村領導，并舉例說在蘇維埃時期，邊區政府給群衆東西，向群衆要東西，都要經過鄉村政權同意和執行。
齊心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婚後，我除了在延安中央黨校六部短時間學習外，就在農村做基層工作，直到全國解放後，才被調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員。回想起來，一生中有兩段經曆使我受益匪淺。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據地兩年，經受了戰火的考驗，抗大熔爐艱苦的戰鬥生活培養了我革命樂觀主義的情操，堅定了革命鬥争意志，樹立了共産主義人生觀；二是在陝甘甯邊區農村做基層工作八年，在勞動人民的哺育下，和他們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轟轟烈烈的土改等群衆工作實踐中經受風雨，鍛煉成長，使我終身難忘。那時，雖說我們經常相距幾百裡之遙，但我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一位戰友看了仲勳給我的信後笑着說：“這哪裡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兩地書啊！”
轉眼間半個多世紀過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習仲勳給北京家中的齊心打長途電話，問道：“我們結婚多少年啦？”齊心回答說：“五十五年了！”習仲勳又說：“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齊心激動地說：“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呀！”習仲勳一聽急了，說：“怎麼能這麼說呢？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這次通話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告訴孩子們，讓他們明白事理。”電話兩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憶之中……
●出席七大前後
進入一九四五年，國際國内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繼續展開局部反攻，華北和華中各大城市都處在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包圍之中。我黨已擁有一百二十萬黨員，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九十一萬人，民兵有二百二十萬人，十九塊抗日根據地的人口已接近一億。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取得了重大勝利。在歐洲戰場上，蘇聯紅軍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在太平洋戰場上，盟軍乘勝向日本本土進逼。此時，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已處于勝利的前夜，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這一決定中國命運的曆史時刻，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習仲勳作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會議。
為了召開七大，黨中央做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這次大會距黨的六大已過去十七年之久，是曆史跨度最長的一次大會。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就提出過要召開七大的問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開七大的決定，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二十五人準備委員會。一九三八年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要“努力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準備”召開七大的決議，各根據地即選舉了出席大會的代表。此後即有代表從各地啟程赴延安準備參加七大。陝甘甯邊區七大代表和候補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縣徐家溝召開的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選舉産生的。習仲勳當選七大代表時，還在關中分委擔任書記。
在七大召開之前，習仲勳和綏德副專員楊和亭帶全地區勞動英雄和模範代表，即從綏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陝甘甯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會議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開了二十四天。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重要報告。朱德講話說，幾年來，我們靠着“血和汗”堅持抗戰，建設邊區，獲得了舉世稱贊。我們要提倡節約，建立長遠的革命家業，積蓄力量，完成抗戰大業。
會議期間，習仲勳得到通知，毛澤東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要同出席會議的地委書記和專員們談話。
冬日延安氣溫較低，山風順着川道呼嘯而過，頓使人感到陣陣徹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裡的棗園，在陽光照耀下，卻是春意盎然。毛澤東的住所在園内東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窯洞内。山坡下有一條被群衆稱為“幸福渠”的小溪緩緩流過，這裡有着一種陝北地方特有的古樸和幽靜。一天早飯後，習仲勳和楊和亭順着去三邊方向的道路快步來到了棗園。毛澤東在自己的窯洞門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時參加接見的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談話在無拘無束的氣氛中開始。毛澤東沒有讓大家一一作彙報，而是以提出問題，請同志們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開始了座談。毛澤東說：你們都是來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們的工作哪些群衆贊成？哪些不贊成？
習仲勳聽了毛澤東的問話，覺得已準備好的彙報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據自己在整風、大生産運動中的切身體會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條我一條說了起來，既講了真話，又顯得輕松活潑不落俗套。毛澤東仔細聽了大家發言後概括說：群衆表示贊成的，恐怕有那麼十多條，比如幹部經過整風，作風民主了；搞了大生産運動，減輕了群衆負擔，沒有要飯的了；禁止抽大煙，禁止賭博，改造二流子，社會風氣好了；婚姻自主，廢除了買賣婚姻；消滅了土匪，群衆能安居樂業等。不滿意的是，個别幹部深入群衆差，工作方法簡單片面；有些問題群衆還未接受，宣傳搞得不那麼好；有的地方還有懶漢，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澤東講到這裡話鋒一轉，又啟發道：群衆不滿意，說明我們的工作沒做到家，如果按政策辦，給群衆交代清楚，這些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習仲勳深為黨的領袖在運籌帷幄之中對農村實際有如此全面準确的了解和精辟的見解而感動。特别是毛澤東對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錯誤，沒有簡單地責備和批評，而是在和風細雨的循循引導中總結得失教訓，教給解決問題的方法，使習仲勳面對面地接受了一次現實而生動的群衆路線和政策觀念的教育。
習仲勳和楊和亭等根據工作實際，談了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在大生産運動和各項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時，毛澤東插話說：第一條是帶頭作用，第二條是骨幹作用，第三條是橋梁作用。毛澤東還就“三三制”政權建設和搞好統一戰線工作問題，提醒大家說：在我們黨的周圍，黨外人士總是多數，黨員人數總是少數。因此，很多工作要靠黨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黨員包辦。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澤東重點講了生産建設，他說：我們搞經濟建設，我們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這就是個體經濟的被分割的遊擊戰争的環境。因此，我們的主張是，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發展生産，保障供給，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大家動手，豐衣足食的方針。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要堅持戰鬥，對付荒年。一切部隊和機關都要參加生産。
講者風趣幽默，侃侃而談。聽者聚精會神，饒有興趣。不知不覺到了中午。毛澤東熱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這裡用餐。習仲勳及參加座談的同志和毛澤東共同吃了一頓紅燒肉加大米飯。下午又接着座談了教育、文化、掃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燈時分，他們才離開棗園。
棗園一天，在習仲勳的腦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萬機的毛澤東能用一整天的時間和大家座談讨論，并以他淵博的理論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獨特的語言方式，指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方向，啟迪深刻，受益匪淺。
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開過不久，中共七大召開的日子臨近了。習仲勳作為陝甘甯邊區代表團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會議。
陝甘甯邊區因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團在出席七大的八個代表團中，人數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幾個小組。代表團團長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擔任，副團長是林伯渠、賀龍。習仲勳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離大會會址楊家嶺較遠，西北局機關的同志便在一輛卡車上裝了一個篷子，在上面擺放幾條木闆凳，代表們參加大會時就乘這輛改裝的“吉普”車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圍山山嶺嶺泛起了翠綠，清澈見底的延河水歡快地嘩嘩流過，這裡充溢祥和喜慶的節日氣氛。這一天，中國共産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即将在這裡隆重舉行。也許是曆史的巧合，七大召開的前一天，蘇聯紅軍攻入德國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重大勝利，對于正在争取抗日戰争最後勝利的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随陝甘甯邊區代表團早早到了楊家嶺。進入眼簾的是：為召開七大專門修建的中央大禮堂格外莊嚴肅穆，會場内主席台正中豎立着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巨幅畫像，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斯大林的畫像分别懸挂兩側；主席台上方紅底白字的橫幅上寫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會場後面的牆壁上挂着毛澤東“同心同德”的題詞。周圍的牆壁上還設置了不少象征勝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紅旗，于莊重、簡樸中顯現出大會團結勝利的政治基調。眼前的情景使習仲勳思緒翻飛，浮想聯翩。十七年前，當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之時，自己因為組織參加學潮而被國民黨陝西當局關押獄中，也就是在此間經受了組織考驗，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那時革命形勢因大革命失敗而處于低潮，白色恐怖籠罩着大地。經過了土地革命、抗日戰争十多年的曆史征程，中國共産黨已由那時十三萬黨員發展為一百二十多萬黨員，成為領導有近一億人口的十九塊革命根據地、肩負着民族希望的政黨；自己也由一個剛入黨不久的黨員成長為黨代表大會代表。由此看到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必将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
下午，習仲勳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禮堂内，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大會開幕。習仲勳的注意力被毛澤東洪亮有力、言簡意赅的開幕詞所吸引。毛澤東講道：“在中國人民面前擺着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他把這重大的命題提到大會代表面前，又堅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說：“我們應當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别的，就是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随後大會還聽取了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還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會發言。
習仲勳積極參加了在西北局住地進行的小組讨論。他對幾個主要報告特别是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多次發言，談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他認為，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毛澤東不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中國的一般綱領、具體綱領和政策，還提出了工業問題、農民問題等，從而在重大轉折時期為中國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兩天，大會選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員和三十三名候補中央委員。習仲勳當選為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十一日，曆時五十天的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十九日下午，習仲勳出席在楊家嶺舉行的七屆一中全會，投票選舉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五名中央書記處書記。
七大剛剛落幕，習仲勳又參加了西北黨的曆史座談會。這次會議是在朱德、任弼時、陳雲的指導下召開的，從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開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習仲勳在座談會上發言。他的發言在較為系統地回顧了中國共産黨在西北地區的鬥争曆史後，更側重于總結不同曆史時期黨組織活動的經驗教訓，以利于指導當前和今後的革命鬥争。
習仲勳在發言中首先講道：曆史最貴真實，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緊，不知道也不要緊，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曆史。黨史是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曆史，如果丢開黨和人民來談曆史，那就失掉了曆史的真實。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如果隻強調個人的作用，誇耀個人的功績，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着回顧曆史說：“在大革命時期，陝西的黨和革命運動，都有很大發展。後期，由于沒有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做充分的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使得黨和革命運動受到很大的損失。在陝西黨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為代表，主張黨員到農村去，到兵營去，拿起武器進行鬥争，曆史證明這一路線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樓上，隻指揮學生鬥争，空喊鬥争，是搞不出什麼名堂的，最後都鬥到監獄裡去了。孤立自己，減弱了黨在群衆中的影響和力量。”“大革命之後，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漸燃遍了整個的陝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華暴動，同年收麥時又燃起了旬邑暴動。前者以兵暴為主配合農暴，由于當時政治上的盲動，軍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遊擊戰争，而緻失敗。後者以農暴為主，群衆起來燒了衙門，殺了縣長，建立蘇維埃政權。由于當時在政治上沒有及時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沒有收繳地主武裝，武裝農民打遊擊，深入農民鬥争，堅持黨的領導，反而把沒收下的糧食交地主給農民分配，以緻當時暴動的領導者許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請客名義暗殺了，這次暴動也失敗了。雖然這兩次暴動都失敗了，但對推動陝甘革命運動，是起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啟示作用。就是說告訴了西北群衆，可以拿起武器反對統治階級，推翻統治者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和廣州暴動在全國的意義是一樣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沒有被統治階級所撲滅，而是熊熊燃燒起來，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災民自救軍（實為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陝甘遊擊隊――紅二十六軍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兩當兵變，渭北蘇區的創建，―九三三年陝甘邊新蘇區的建立（照金根據地），一九三三年秋…後到一九三五年發展到南梁堡，并有計劃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據地，其後南北打通，建立陝甘甯整塊的邊區。”
他接着詳細介紹了兩當兵變、渭北蘇區的創造和紅四團的成立、照金蘇區的建立與恢複紅二十六軍、陝甘邊蘇區的發展與“左”傾路線的肅反情況。他在發言最後深有感悟地說道：從以上這一連串的曆史看來，我有這樣一些感想，第一，武裝是革命之本，所謂槍杆子萬能并不全是錯誤的，隻要槍杆子拿在農民手裡，與紅軍蘇區結合起來，那就是“萬能”的，我們邊區黨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武裝鬥争史。第二，“梢山主義”是創造根據地的馬列主義，即使在抗戰後，我們也沒有什麼“平原主義”，還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據地？第三，真正的領袖是在不脫離群衆鬥争的同志中産生的，決不會在沒有經過鬥争鍛煉的人身上體現出正确路線。第四，理論與實際結合是革命事業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與靠書本知識都不能成事。紅二十六軍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實際經驗提到理論原則上的。自然，真正的領導是從政治上思想上去領導，不僅僅是組織上的領導。第五，兩條路線的鬥争，是長期的黨内思想問題。“左”傾機會主義是錯誤的路線，是由不自覺到自覺，由錯誤到正确，而正确路線也是由不完備走上完全，形成一整套。第六，陝甘邊的鬥争史，是統一戰線的又鬥争又聯合的曆史，當然這種統一戰線還是小範圍的，還不像中央來以後那樣廣泛。
當西北黨的曆史座談會還在進行之時，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一紙命令，将習仲勳召到了陝甘甯邊區反擊國民黨頑固派軍事磨擦的爺台山前線。
●首戰爺台山
爺台山，位于陝甘甯邊區淳耀縣（今陝西淳化縣）東部，喬山山脈的南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連綿起伏的青山，層層疊疊的谷嶺，茂密的森林和升騰而起的雲霧，将爺台山主峰圍在其中。抗日戰争勝利前夕，八路軍在這裡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自衛反擊戰。習仲勳參與組織指揮了此次戰鬥。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間，國際國内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世界法西斯陣線已全面崩潰，中國人民的抗日戰争進入最後反攻階段，日本侵略軍已到覆滅境地。國民黨軍隊為了獨吞人民抗日的勝利果實，制造磨擦，調兵遣将，企圖奪取關中地區，鉗制邊區八路軍開赴前線向日軍反攻，進而發動全面内戰。
國民黨軍制造借口的起因，一是由于同陝甘甯邊區南部防線對峙的國民黨軍陝西省彬洛區保安二團團長劉文華及一部分士兵不滿當局反動政策和法西斯統治而發生嘩變，向邊區警一旅投誠；二是發生了淳化縣方裡鎮碉堡内國民黨地方武裝一個排士兵起義，即所謂“淳化事件”。胡宗南集團誣稱這一切是由于陝甘甯邊區部隊策動所緻。并借此從七月十五日起，将河南黃河防線和駐西安等地國民黨軍西調，在淳化、耀縣、同官（今銅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個師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暫編五十九師、騎兵第二師突然向關中地區淳耀縣境内的爺台山等地陝甘甯邊區部隊防地發起攻擊。關中分區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衛。二十三日，國民黨軍預備第三師投入進攻。邊區部隊堅守七天，終因寡不敵衆，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爺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個村莊。國民黨軍隊占領了邊區寬一百裡、縱深二十多裡的地方，企圖繼續北犯。
針對國民黨軍的公然進犯，中共中央書記處于七月二十三日開會，讨論如何打退胡宗南對爺台山的進攻。毛澤東說：胡宗南他們已經戰役展開，問題是大打還是小打，要準備他們打到延安。毛澤東要求西北局和陝甘甯晉綏聯防司令部全力組織好這次戰鬥。同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緻電蔣介石，警告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以利團結抗日。二十五日，毛澤東寫的關于爺台山戰事擴大的新聞稿由新華社發表。新聞稿說，爺台山戰事擴大，蔣軍正面攻擊部隊，除暫五十九師外又增加了一個師，并配有許多新式武器。“爺台山為一重要據點，蔣軍志在必得，然後深入關中分區，據為向北進攻之有利陣地。但我軍士氣高漲，決不讓任何反動派輕易竄人，屠殺邊區人民。關中全區民衆已迅速動員起來，協助守軍作戰，送茶水，擡傷員，熱烈異常，對于戰勝這些反動派，具有充分的信心。”七月三十日，毛澤東再次指出：胡宗南軍此次進攻分為四路，共侵占八路軍防地四十四個村。東面第一路侵入陝甘甯邊區三十四裡，中間第二路侵入邊區二十四裡，中間第三路侵入邊區十二裡，西面第四路侵入邊區十裡，東西兩端頑軍相距四十五裡。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證不超出邊區原有防地一步。如爺台山不撤，難免一戰，我方已調集相當兵力待命。此間，賀龍、徐向前、蕭勁光、關向應等聯名通電全國，宣布淳化事件真相。《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新華社播發大量消息，揭露國民黨内戰陰謀，赢得了全國輿論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争取了主動。
七月下旬，陝甘甯晉綏聯防司令部遵照中央軍委命令成立爺台山反擊戰臨時指揮部。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并特别選調長期在關中分區擔任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熟悉地方情況的習仲勳任政治委員。副司令員王世泰、王近山、黃新廷，副政委譚政，參謀長張經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臨時指揮部設在關中地委、專署駐地馬欄。新編第四旅、教導第一旅、教導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個團為參戰部隊。
習仲勳接到命令後，即星夜兼程趕赴馬欄臨時指揮部，參與組織指揮作戰。在此前後，作戰部隊已到達淳化鳳凰山、耀縣照金、旬邑的馬欄一帶集結待命。
張宗遜、習仲勳等臨時指揮部首長實地勘察地形和分析了敵我态勢之後，決心趁頑軍立足未穩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全殲爺台山守敵，以徹底挫敗國民黨軍侵犯邊區的陰謀。張、習決定：新四旅五個營配山炮一門為主攻部隊，警備第一旅第三團配合，消滅爺台山、老莊、宋家窪之敵，爾後擴大戰果，收複全部被侵占的村莊；三五八旅為第二梯隊，集結于鳳凰山、照金地區機動，必要時可以越境作戰，但不宜突擊太遠，得手後迅速撤回，準備打擊反攻之敵；教導第一、第二旅集結在嶺灣、上畛子地區，為戰役預備隊，并嚴密監視東、西兩面之敵，保障我軍後方安全。
反擊戰役決心定下後，臨時指揮部即召開作戰部隊營以上幹部動員會。習仲勳在政治動員中指出：這些年來，頑固派在陝甘甯邊區，經常以“打野外”、“抓逃兵”為借口，肆意制造磨擦，奸淫婦女，無所不為。為團結抗日，我們一忍再忍。但是，反動派狼子野心不死，這次又調遣了九個師，侵占了我爺台山陣地及周圍四十一個村莊。其用心在于奪取我關中分區，鉗制陝甘甯邊區部隊對日寇的全面進攻，進而挑起新的内戰。如果我們不及時予以堅決有力的回擊，不僅關中分區的民憤不能平息，而且國民黨必然會得寸進尺，内戰危機就要加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勝利，必須嚴格執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做到一不放跑一個敵人，二不越過防線一步。張宗遜司令員主要強調了參戰部隊作戰意圖和戰役戰術方面要注意的問題，要求各部隊之間密切協同，隐蔽接敵，速戰速決。
習仲勳在關中分區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當地的地理人情，又和當地群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為戰役政治指揮員，他深知離開了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衆的支援要取得作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與關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擁軍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義向各縣委發出《關于保衛關中制止内戰的緊急指示》。指示要求：一、立即在幹部群衆中進行深入動員，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關中地區、發動内戰的陰謀。二、立即整理自衛軍，組織遊擊小組，動員民兵參戰。三、立即封鎖邊境要道，清查戶口、山林，捕捉敵探奸細。四、立即清查倉庫，注意倉庫安全及供給需要。五、立即轉變工作作風，抓緊戰争動員。六、立即加強機關警戒，防止敵人襲擊。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導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關中分區人民迅速動員起來，響亮提出“部隊需要什麼就給什麼，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踴躍參軍參戰，群衆積極支援前線。僅赤水縣就動員支前隊員一千四百多人，出動擔架四百多副，籌措軍糧萬餘斤，送軍鞋一萬多雙。
八月七日，部隊向預定作戰區域開進。習仲勳、張宗遜等随臨時指揮部進至距爺台山僅二十裡的鳳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揮。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爺台山已顯現在張、習首長和作戰部隊的視野之中。胡宗南暫編五十九師占據爺台山後，大肆抓民夫，搶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衆多掩體、塹壕等工事，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國民黨軍還在耀縣、淳化、彬縣、中部、石堡、興平、西安等地集結重兵，作為戰役預備隊，企圖再次擴大進攻。
八月八日黃昏後，氣候異常悶熱，臨時指揮部内張、習首長神情嚴肅，豆粒大的汗珠不時從額頭沁出，這裡出現了戰前特有的甯靜。
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降。張、習命令作戰部隊迅速向敵前沿運動，進入沖擊出發陣地。午夜二十三時，臨時指揮部發出總攻擊開始命令，幾顆紅色信号彈騰空而起，各部隊全線出擊，向爺台山守敵展開猛烈進攻。爺台山守敵依托工事，憑險據守，負隅頑抗。戰鬥至九日四時，隻新四旅七七一團攻占孟戶原、熊家山兩陣地，殲敵一部。其他部隊發起攻擊尚未奏效。為了迅速解決戰鬥，張宗遜、習仲勳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戰鬥。該旅接受任務後，即令第八團投入戰鬥，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門，兩個團的迫擊炮八門，集中火力壓制敵人。九日上午十時，第八團二營六連在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沖進敵碉堡的外壕，其他連隊及新四旅十六團一營緊緊跟進，與敵展開手榴彈戰和拼刺刀，經反複沖殺，至下午兩點全殲爺台山守敵。第八團三營和警三團同時攻克老莊子、宋家窪等五個碉堡群。其他部隊也乘勝擴大戰果并收複其他被占村莊，殘敵逃出邊區以外。十日，戰鬥結束，收複爺台山周圍全部失地，全殲入侵的國民黨軍五個連及一個營部，斃傷敵一百餘名，俘敵營長以下三十六名，繳獲輕重機槍十九挺及大批彈藥。
戰鬥結束後，張宗遜、習仲勳即命作戰部隊仍嚴守陣地，以防國民黨軍隊新的進犯。八月十二日，美軍調查組為了尋找口實，替國民黨軍開脫罪責，便以“中間人”身份到爺台山進行所謂“現地調查”，習仲勳命警一旅三團團長劉懋功、新四旅十六團團長程悅長帶調查組到陣地實地察看，陣地上殘留的國民黨軍印有美制英文字母的彈殼和彈藥箱，以及我作戰部隊繳獲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使得美軍調查組窘态畢露，無趣而歸。
爺台山反擊戰是一曲軍民團結的勝利凱歌。一九九九年六月，已從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職位上離休的劉懋功戰地重遊，與當年一位受習仲勳委派為其傳送書信的交通員趙春喜不期而遇，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開始了一段對昔日戰鬥情景的深情回顧。趙春喜說：“那是張宗遜當司令員、習仲勳當政委的時候。習仲勳叫我給警三團送信，當時是雨季，我懷裡揣着習仲勳政委的信，為了繞過敵人的地盤，過了數十道水，總算是把信送到了三團。”劉懋功問：“信送給誰？”趙說：“劉團長，劉懋功。”劉又問：“你看我是誰？”老人端詳了許久，一時認不出來。當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劉懋功時，便急切地問道：“劉團長，你還記得那年的事嗎？你住在西溝，我在那裡找到你！”“是習仲勳政委親筆寫給我的命令，叫我們團一定要頂住十裡原、通潤和鐵王一線的敵人，為打爺台山作準備。”劉懋功還回憶說：那時仲勳同志就常告誡我們，這裡的群衆不僅哺育了我們，而且冒着生命危險支援了我們。我們的每一個勝利包含着他們的功勞。這也是我們指戰員的共同心聲。
八月十四日，臨時指揮部命令部隊打掃戰場，習仲勳參加了烈士追悼會和軍民聯歡會後，爺台山反擊戰臨時指揮部即奉命撤銷。
翌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曆時八年的抗日戰争終于取得了最後勝利，習仲勳和所有抗日軍民一樣感到由衷的高興。
當爺台山的硝煙剛剛散去之時，習仲勳受中共中央之命，回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兩個月後，他又履任新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