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守衛邊區北大門
●初到綏德
一九四三年農曆年剛過，延安到處洋溢着春天的氣息。在濃郁的節日氛圍中，人民領袖毛澤東情緻頗高，他熱情地稱贊：“邊區高幹會（黨政軍民三百餘人）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曆史，當前任務（生産與教育），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得圓滿解決，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
一個春光明媚的午後，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裡，會見了即将去綏德赴任的習仲勳，聽取了習仲勳對今後工作的意見。毛澤東熱情地鼓勵說：綏德是邊區最大的一個分區，政治情況比較複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沒有那麼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煉嘛！親切的話語給習仲勳以莫大的精神鼓勵。
習仲勳還清晰記得：一九三六年，自己兩次赴關中工作之前，黨中央領導周恩來、張聞天也先後找自己談話，也同樣給予了許多鼓勵和支持。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親自約見，聽取意見，指示工作，慈祥可親的笑容、真摯殷切的話語，寄托了無限希望，從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難、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氣。
二月中旬，習仲勳移交了西北黨校的工作，離開延安到綏德赴任。
綏德地處陝北重鎮榆林以南，無定河與大理河在縣城交彙向東注入黃河。自北朝西魏時期，取“綏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綏州、上州之稱，被譽為“天下名州”，陝北“旱碼頭”。綏德城在古時就處于陝、蒙、甘、甯等省區的交通要道，商賈雲集，經濟較為發達。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歸漢、漢武巡邊都從這裡經過。南宋抗金名将韓世忠，陝西早期中共黨員、革命先驅李子洲等均出于此地。在縣城東疏屬山上和城西馬鞍山下，有秦始皇長子扶蘇和秦名将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漢太守李廣寨；城南“一步岩”處修有紀念韓世忠的蕲王廟；城西合龍山上有明萬曆年間興建的十八處刹宇和仿木結構九級磚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千獅橋”與“龍鳳大橋”遙相呼應，構成了陝北石雕工藝和橋梁建築完美結合的獨特景觀，記錄着當地曆史的悠久和傳統的文明。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
家住綏德三十裡鋪村，
四妹子和了個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聲鳳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來哩！
有什麼話兒你對我說，
心裡不要害急。
三十裡鋪來遇大路，
戲樓子拆了修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們二人沒盛夠。
……
誕生于此地的這首渾厚、淳樸而又粗犷悠揚、傳唱不衰的陝北民歌，生動道出了綏德一帶特有的黃土風情，反映了當地民間深厚的文化蘊藏和勞動人民勤勞智慧的精神風貌。
由于綏德人口衆多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對陝甘甯邊區全局發生着重要影響，所以黨中央、毛澤東決定将在陝甘甯邊區南大門工作富有成效的習仲勳調至北大門主持工作，足見用意深遠。
習仲勳到達綏德後即到地委機關駐地的九貞觀和同志們見面。
九貞觀位于縣城西門内的雕陽山，是明清時代一座道觀，分為前後院。習仲勳被安排在後院一孔朝南的窯洞裡住了下來，既作宿舍，也是辦公室。習仲勳特地把毛澤東寫在漂白布上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挂在牆上，以時刻鞭策自己。習仲勳的到來受到了春節前到職的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自治民等領導同志的歡迎。地委的同志還在九貞觀大院的牆壁上貼上了紅綠色的标語，上面寫着“歡迎習仲勳同志來綏德地委領導工作”等語，表達了對這位青年領導者的信賴與擁戴。
在習仲勳來綏德前，八路軍一二師獨立第一旅接替綏德警備司令部防務，同時受中共綏德地委和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領導。習仲勳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獨一旅旅長王尚榮兼任警備司令部司令員。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長工為正副校長、李井泉為政治委員的抗大總校從河北省邢台縣漿鎮遷至綏德西山寺。一些從前方回來的軍事幹部即留在抗大學習。同時，中央還在綏德設立青年幹部學校。一時衆多的高級幹部雲集綏德，無疑加強了這一地區的領導力量。當時，中央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這對于任地委書記的習仲勳來說，既要兼顧全局，抓好全盤，又要做好各方的組織協調工作。
習仲勳通過走訪調查，座談讨論，廣泛聽取幹部、群衆包括地方士紳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很快對綏德地區的曆史和現實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對抗戰以來該區複雜的政治狀況與鬥争形勢做到了心中有數。
早在蘇維埃運動時期，綏德就是嚴重的赤白對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當日本侵略軍進逼黃河東岸，妄圖西犯之時，中共中央就十分關注陝甘甯邊區北大門――綏德地區的安全。經國共雙方商定，特劃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五縣為綏德警備區。毛澤東電令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第四局局長陳奇涵任警備區司令員。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在警備區建立秘密的中共綏德特委，機關設在綏德警備司令部内，對外以警備司令部民運科發生關系。特委下轄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五個縣委。為了鞏固河防，邊區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綏德界首村設立河防縣，管轄吳堡、清澗、綏德各一部分區域，同時成立中共河防縣委，隸屬綏德特委領導。
但是，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在綏德地區卻委派了一個第二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随着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劇，何紹南利用自己與侵華日軍坂垣師團長曾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而又頗得蔣介石器重的關系，便成為一個政治上極端反動、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專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為名，調來保安隊兵力四百餘名，又收買兵痞、土匪等，合編成五個保安隊，分駐各縣，制造磨擦。其在綏德兩年，多次綁架、暗殺共産黨工作人員，公開襲擊八路軍官兵，貪污侵吞群衆錢财和救災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綏德特委領導警備區軍民同何紹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争。為了徹底粉碎何紹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強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将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從抗日前線調回綏德，接替陳奇涵防務。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兼綏德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翌年二月，何紹南畏罪逃離綏德，陝甘甯邊區領導下的綏德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成立，王震兼任專員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後，警備區五縣黨的組織開始公開活動，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建立，中共特委機關公開對外辦公。【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認識到由于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紹南的反動統治，加之國民黨連續對邊區發動武裝磨擦和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幹部成分比較複雜，思想認識比較模糊，許多群衆對共産黨缺乏認識，政治覺悟較低，還有人幻想反動軍閥何紹南卷土重來。據此，習仲勳根據西北局高幹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指示，結合形勢和任務及綏德實際提出：深入調查研究，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宣傳教育幹部群衆，同時做到整風、生産兩不誤。鑒于綏德當時由中央和各根據地調來幹部較多，又有當地幹部和一些舊職員教師等實際情況，他提出要正确處理好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當地幹部和外來幹部、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的關系，彼此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于留在機關、學校中的舊職員，也要着眼于他們身上的積極因素，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政權和其他社會事業服務。
後來的實踐證明，習仲勳提出的這些意見，是很有見地、符合實際的，對于調動全地區軍民抗日熱情，團結各方人士，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這時的習仲勳還不足三十歲，但已擔負起領導陝甘甯邊區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區的曆史重任。
●郝家橋調查
在抗日戰争時期，由于國民黨實行了嚴酷的軍事、經濟封鎖政策，加之各地連年遭受自然災害，陝甘甯邊區遇到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了戰勝敵人，保障供給，中國共産黨從抗戰開始，就領導陝甘甯邊區軍民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掀起大規模的大生産運動。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澤東在陝甘甯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首先提出“發展生産，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中又提出了發展生産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據此決定陝甘甯邊區的工作方針是：“生産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宣布：一九四三年邊區人民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産，加強教育，而發展生産尤為中心的中心。
為了使發展生産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習仲勳提出，機關幹部不僅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且要深入農村，推動大生産運動。他決定由自己帶一個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
習仲勳選調的調查組人員是：中共綏德縣縣委書記宋養初、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鄒文宣、《抗戰報》主編梅行、地區婦聯幹部張力、《解放日報》駐綏德記者田方等。臨行前，習仲勳在自己住所召集調查組的同志開會，一起學習了《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他介紹說，綏德在陝甘甯邊區來說，是剛從國民黨何紹南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新區，沒有經過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邊區政府在這裡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農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廣大貧農階級的生産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産生活還相當困難，所以邊區政府号召這裡的貧苦農民南下，去開發那裡大片肥沃的土地，去開創他們幸福的新生活。習仲勳特别講了移民問題。他說，陝甘甯邊區政府大張旗鼓地開展移民運動，實際上已把移民工作作為大生産運動中的重要内容，作為加強軍民團結、鞏固邊防的雙重戰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麼問題，為什麼有些貧苦農民不願意南下，發動移民的對象主要是哪些人，都還需進一步調查研究。他還就調查的方式方法等問題作了具體安排。
清明過後，萬物複蘇，時令雖已進入春耕大忙季節，但陝北高原的寒意還遲遲沒有退去。四月中旬的一天，習仲勳帶調查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風，沿着崎岖的土道來到了綏德以西二十裡外的郝家橋村，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蹲點調查。
郝家橋地處深山之中，是沙灘坪區一鄉的一個行政村，因為村子前修有一座碎石橋，村裡又多為郝姓人家，故稱郝家橋。過了前橋就是侯家坪，對面是劉家渠，後面是廟溝。郝家橋在幾個自然村之間，處居中位置，所以沙灘坪區一鄉鄉政府就設在這裡。
習仲勳将調查組同志按照幾個自然村進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調查内容和重點。他要求在普遍調查的基礎上，各選擇生活狀況和生産條件不同的上、中、下各兩個農戶進行調查研究，從中發現典型，總結經驗。他還倡導在各村召開“好勞動人會”，評選勞動英雄。郝家橋群衆一緻推選劉玉厚為勞動英雄。習仲勳通過調查了解到，剛四十歲出頭的劉玉厚，既是新政權的村主任，又是鄉參議員，在此之前他還擔任該村的減租會的檢查委員，積極宣傳貫徹黨的減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過終年不息的辛勤勞動，帶動了全村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變工互助，合理安排生産，使這個佃戶村糧食産量和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A滿完成了減租保佃、征收救國公糧等各項任務。當時的《解放日報》評價說：“劉玉厚以身作則，積極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獲得了人們的信仰和尊敬。”
習仲勳到郝家橋後，即邀請劉玉厚和該村村支書到自己住處叙談。一見面他就拉住劉玉厚的手問道：“是黨員不？”
“咱是。”劉玉厚用濃重的陝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說。
劉玉厚問：“呃！你是住在九貞觀地委的習書記？夜黑裡你們來時咱一滿沒知道，剛從地裡回來，人家就催咱來開會了。”
“好！好黨員，好同志，現在就需要像你這樣的黨員，咱的黨就更有辦法！”習仲勳拍着劉玉厚寬闊的肩膀，然後又緊握住劉玉厚粗大的雙手，對這位長自己十多歲的農民兄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咱什麼也解不下，隻解下受苦，黨要咱努力生産，那是容易事嘛！”劉玉厚樸實而堅決地表示了自己的決心。
習仲勳詳細詢問了劉玉厚當年的生産計劃。劉玉厚回答說：今年打算在五十二垧土地上深耕七次，每垧（谷地除外）上糞十五六布袋，鋤草三四次，谷子地要改撒種為耧種。要溜崖掏畔，堅決完成增産五石粗糧目标。他還說：今年婆姨（妻子）要學會織布，使一家人自穿自織，犁铧要換新的，雞娃羊羔多下幾隻。自己還背了兩冬的石頭，準備請匠工把新窯砌起來。
習仲勳聽着劉玉厚的生産計劃，内心感到十分高興和欣慰。他想，我們共産黨人所進行的革命鬥争，不就是為了使這些勞苦群衆過上好日子嗎！
調查組的同志還發現，由于當地醫療衛生情況差，群衆中膿瘡、頭癬、紅眼等傳染病流行較廣。習仲勳便指示派人從地委領來來蘇、碘酒、紅丹和眼藥等，調查組的同志親自動手為群衆擦洗瘡口、滴眼藥水，幫助孩子們洗澡、理發，進行講究衛生、預防疾病的宣傳工作。
習仲勳通過調查認為，郝家橋在改革農業生産措施，理順土地租佃關系，改造二流子，組織群衆移民南下，實行變工互助、精耕細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義和推廣價值。他認為劉玉厚勤勞、忠誠、廉潔、奉公，全家親密和睦，全村團結一緻，發展了生産，支援了抗戰，改善了生活。經他提議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範黨員、勞動英雄稱号，在全區範圍内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的活動。習仲勳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共同署名将刻有“農村楷模”的牌匾獎給郝家橋村。蹲點調查結束後，習仲勳還批準了調查組根據郝家橋的經驗制定的綏德地區移民工作方案，使劉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橋的經驗在綏德地區以至全陝甘甯邊區廣泛傳播開來。一時對提倡自力更生、勞動光榮和發展生産、減租減息、厲行節約、度過難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在典型村經驗的引導下，全地區各級組織制定了發展生産計劃，農村建立了變工隊組織，積極提倡革新農業耕作技術，使搖崖、拍畔、打壩、挖窖、按種、深耕、鋤草、施肥、翻秋地、旱耕等農作方法得到廣泛推廣，同時發展副業（城鎮發展商業）及開展勞動競賽活動。至當年年底，糧食生産取得了較好收成，基本解決了全區五十二萬人口吃飯問題。僅警備司令部在一九四三年的大生産運動中，就開墾荒地七百餘塊，産糧九百餘石，收菜一百二十餘萬斤，養豬近二千頭，紡毛線八點六萬斤，棉紗六點四五萬斤。軍工廠年産棉布四千八百匹，棉衣四千套，單衣四點七六四萬套，皮衣一千三百五十件，軍帽四千頂，鞋子一點五八萬雙，毯子一千八百床，綁腿三千副，滿足了該部官兵被服裝備的需要。全年生産總值折合小米四萬餘石，解決了部隊大部分糧食供應，爾後又達到了全部自給。
秋收以後，劉玉厚來到地委興奮地告訴習仲勳說： “一年下來自己家裡收成不錯，收了谷子五石五鬥，高粱三石五鬥，黑豆五石五鬥，麥子四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糜子六鬥，綠豆一石，芝麻一鬥，洋芋二十五袋，南瓜四百多個，棉花二十五斤，除去四石三鬥租子和繳公糧外，足夠全家一年吃穿用了。”他還說，原來由他三弟給别人家攬的十七隻山羊，已換成了屬于他自己的七隻綿羊、五隻山羊。今年還開粉房，又喂了一頭母豬、三頭肥豬、七個豬娃，還有五隻雞，今年又受獎得一頭牛。由于吃的用的寬裕，還給三弟定了婚，決定明年二月為其娶親。習仲勳耐心聽着這位靠自己辛勤勞動過上豐衣足食生活的農民數說家珍，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習仲勳的倡導和郝家橋經驗及劉玉厚事迹的鼓舞下，綏德地區又湧現出許多典型區、鄉村和模範先進人物，如工人郝玉亮，吉鎮的王德彪、劉金英，四十裡鋪的汪丕應，佳縣的閻開增，吳堡的任逢華等。習仲勳非常關心這些在大生産運動中湧現的勞動英雄的進步和生活，及時通過他們了解農村和社會實際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以改進機關作風，密切同人民群衆的聯系。
在大生産運動中，綏德地委和專員公署還号召機關幹部厲行節約，勤儉辦事，走出機關，參加生産勞動，幫助農民克服困難，發展生産。習仲勳在地委幹部會上動員說，我們要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針，大家動手，搞好生産。隻搞機關工作不參加生産勞動的幹部，是輕視體力勞動、缺乏群衆觀點的表現。他在會上宣布了自己的生産節約計劃：同勤務員合作種棉花、白菜；每天撚一小時毛線；辦公用品節約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單衣、單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補充；冬天睡冷床，隻燒爐子不燒炕，提早停火半個月；注意身體健康，争取不用公家醫藥費。在習仲勳等領導同志的帶動下，幹部紛紛走出機關，參加農村勞動，同時也按規定完成個人的生産、紡線任務，使黨政機關的生活辦公費用達到了自給自足。
郝家橋減租減息的經驗，對全綏德地區也産生了積極影響，調動和激發了農民群衆開展大生産運動的積極性。綏德地區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還為地主富農所有，因而對廣大農民剝削甚為嚴重。根據這一特殊情況，習仲勳十分注意在減租減息中将一般的号召變成一場有組織的普遍的群衆運動。農村成立起農會、減租會，組織發動農民減租減息。據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統計，綏德縣六個區、米脂縣三個區、子洲縣五個區、清澗三個半鄉及佳縣個别村，除按條例減租外，勾欠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點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點七三石，并抽約換約同時進行土地回贖。至一九四三年後，綏德地區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賣給了農民，極大地改善了廣大貧雇農的生産生活條件。
郝家橋移民經驗也在全地區範圍内得以迅速推廣。習仲勳指示黨政軍機關反複宣傳邊區政府鼓勵移民南下的決定：無地、少地的移民開墾國有荒地，就取得對土地的所有權；開荒耕種三年免繳公糧；墾區政府千方百計解決移民的土地、住窯、糧食、農具等困難。在當地黨委、政府周密安排組織下，一批批移民自願離開家鄉，結隊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縣農民李增正帶百多人的移民大隊，步行二百五十多公裡南下延安，途經綏德，地委、公署領導為之舉行了熱烈歡送晚會。這些農民一路高唱自己編寫的民歌，抒發内心對黨的移民政策的擁護之情。歌詞唱道：
佳縣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墾南勞山，
不過幾年你來看，
呼兒咳喲！
盡是一片米糧川！
叫老鄉，仔細聽，
移民開荒真光榮，
各州府縣來歡迎，
呼兒咳喲！
送了好多慰問品！
習仲勳從在郝家橋蹲點調查開始，就與當地群衆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與劉玉厚這位農民朋友數十年的親密交往和友誼更是感人至深。劉玉厚的事迹在陝甘甯邊區傳播後，即被樹為全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解放戰争中，他作為支前擔架隊成員參加“三戰三捷”和隴東戰役，後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三縱隊營教導員、後勤保管員等職。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并被推選為會議八十九名主席團成員之一，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商國是。十月一日，參加了開國大典。一九五年，作為全國特等勞模出席第一次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大會。習仲勳、王震、劉景範等領導同志一直與他保持着密切聯系。一九九五年秋，劉玉厚逝世。習仲勳聞知後寫下了“劉玉厚同志是陝甘甯邊區著名農業勞動英雄，優秀共産黨員”的題詞，表達了深切的懷念之情。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
當習仲勳緻力于綏德地區大生産運動的同時，整風運動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深入進行着。身負一個地方領導責任的習仲勳仍一如既往地忠實貫徹和執行上級的指示，維護大局。當出現曲折複雜的局面時，他注重調查研究冷靜思考，保持清醒的頭腦，把握方向，謹慎決策，力求減少失誤。
習仲勳在郝家橋調查之時，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要求以一年為期，完成全黨的整風，目标是糾正幹部的非無産階級思想與審查幹部、清查内奸。當時延安各機關已結束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開始分期分批進入審查幹部的新階段。
中央作出審查幹部和清查内奸的決定，是基于當時國民黨對付共産黨的手段重點由屠殺變為策動自首和派遣特務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務機關分股襲擾邊區的事屢有發生。因而中央在決定審幹的同時，把清查内奸作為一項重要而極嚴肅的任務。然而，由于對敵情的估計過分嚴重，對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幹部政治情況看得過于複雜，所以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偏差。特别是時任社會部長的康生在沒有确切證據的情況下，在中央決定下達前的一個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幹部，一時造成人心恐慌。當時，中央在書記處領導下成立了反内奸鬥争專門委員會，要求在五、六、七三個月内，對幹部進行防奸教育和階級教育，恢複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總學委會。同時責成各機關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肅清内奸，教育幹部，重證據，不要輕信口供，審訊時不要動刑。
但是，主持此項工作的康生卻置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顧，緻使整風審幹工作嚴重走偏了方向。他認為“特務如麻”，“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衆性問題”。他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個張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肅的地下黨是“紅旗黨”，河南省委是假黨、“紅皮蘿蔔”，進而說大後方的黨組織靠不住，是被國民黨收買的“紅旗黨”。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會後，各機關掀起了一個搶救失足者運動。原來比較謹慎的邊區政府系統也接連開了三次“搶救”大會。“據陝甘甯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回憶：邊區政府機關共有工作人員三四百人，受‘搶救’的百餘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約二三十人嫌疑較大，送保安處；五十餘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學院（臨時審查機關）。”僅延安就審查出兩千多人。當時也有人當面向康生提出疑問，但康生頤指氣使，以勢壓人，緻使許多人不敢說話。在這樣的氣氛下，綏德地委的整風審幹工作出現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難免了。
當中央關于審查幹部的一系列文件傳送綏德的時候，綏德地委還是按照上級的部署和統一口徑向黨政機關、學校等作了傳達。習仲勳主持召開了地委機關的動員會。應當說，從習仲勳等地委領導到普通的黨員幹部，他們或長或短地接受黨的教育多年，無論是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義務，還是黨性原則修養，都不可能對來自黨中央的聲音持懷疑觀望态度，他們都是抱着滿腔的熱情和“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因而對黨發動的每一次運動都抱有良好的願望，都期望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業。
由于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和綏德地區複雜的政治情況，習仲勳在整風轉入審幹時還是小心謹慎的。這時綏德來了一大批幹部和外地知識分子，如韓天石到了佳縣，馮文彬到了米脂縣，作家柳青也在綏德縣當鄉文書。較為知名的還有馬洪等人也到了綏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和夫人劉英深入到米脂縣楊家溝進行農村調查研究。由于處于戰争時期，環境較為封閉，對大批來自各地的幹部怎麼審查，對于通過統一戰線留下來的舊職人員如何對待，還有參加到人民政權中的民主人士作何處理等，一時成為擺在地委面前較為困難的一項工作。習仲勳經過反複考慮，決定派地委秘書長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請示彙報整風審幹工作。不料安志文到達延安後，延安的搶救運動已搞得很緊張了。西北局領導即請來了主持此項工作的康生一起聽取彙報。安志文近六十年後回憶說：仲勳同志對綏德審查幹部考慮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彙報。我向西北局領導傳達了仲勳的意見，特别強調了綏德是個新區，政治較為複雜，幹部又來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樣進行審幹，地委請求上級給予指示。誰知同時聽取彙報的康生反倒批評起綏德地區對敵情重視不夠，強調要反對國民黨的“紅旗政策”，說我們有些地方的共産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紅旗黨”、“水蘿蔔黨”，“外紅内白”等等，并責成綏德地區也要像延安一樣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
在康生的錯誤指導下，“搶救失足者”運動像瘟疫一樣迅速在陝甘甯邊區蔓延開來。綏德地區的綏德師範、米脂中學和其他單位的審幹很短時間即演變成了一場肅反運動，而且發展得日益嚴重起來。恰在此時綏德師範發生了在校内牆上秘密貼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頭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視，遂決定派地委宣傳部部長李華生到綏師蹲點，習仲勳也到綏師作了動員報告。
随着審幹和清查内奸運動的深入和延安搶救運動的影響，綏德師範氣氛愈加緊張。學校門口站上了崗，被嚴密封鎖。綏師被看成是一個特務窩點，其推理邏輯是，綏德分區由共産黨接收時，有相當大一部分國民黨省立師範的教師留下來工作，這批教師中有一個暗藏的特務系統，這個系統發展了一批學生特務，特務範圍在綏德的本地學生中間。更為離奇的是，還查出了一個所謂的“特務美人計”組織。說這個組織的領導是一位語文教師，隊員是許多女孩子。“特務”的口号是：“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床上。”而且按年紀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一個叫劉國秀的女學生寫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戰報》上，由此引起許多十一二歲的“小特務”踴躍投稿。事情發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時在綏師學習并擔任支部書記的齊心回憶說：随着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在綏師的上空。有的被視為公開破壞案件，有的被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結果，全校師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在社會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學生家長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
習仲勳十分關注綏德師範運動情況，他的認識也随着事态的變化而逐步加深，開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時，他與許多同志一樣，相信暴露出的這些問題是可能存在的、真實的，隻有通過審幹才能達到純潔幹部隊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但是當這些“坦白”愈來愈變得荒謬離奇，衆多師生受到傷害時，他的心情沉重了起來。眼前許多現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對人說：“這麼小的女學生，又沒有出去過，怎麼會當了特務呢？”
曆史的經驗證明，當黨内一種傾向如潮湧來時，靠個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門的力量是很難擋得住的。在整風審幹出現的嚴重偏差面前，習仲勳的思想經曆了一個由不自覺到比較自覺的過程，當他對問題嚴重性有了一定認識時，便盡其所能避免錯誤的發展和損失的擴大。他決定把綏師作為地委的重點來抓。為加強學校黨的領導，地委決定調綏德縣縣委書記宋養初擔任綏師黨總支書記。他還親自找學校的師生代表談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以取得指導運動的主動權。
但是，“搶救運動”由于沒有在源頭上得到遏制，個别地方領導也開始不冷靜起來，“搶救運動”還是從學校發展到社會。于是，開鬥争大會，先是鬥争原來曾在國民黨政權供職後來參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務”。後來運動又指向了外來幹部，指向許多不遠萬裡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會在綏師召開。一位從四川來延安的大學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務，有暗藏的手槍。繼而就有人得出結論說：四川僞黨的問題中央已發現了，要追查到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地委機關的運動，是由每一個幹部在大家面前“背誦”自己的曆史。自己每講一段，其他就提出“問題”詢問，以此判斷他在什麼樣情況下一定會當特務。有一位從上海投奔陝甘甯邊區的青年，隻是說了家庭曆史，就被誣為特務。他在廣衆之下，竟說自己的母親是妓女……對此，一位部門負責人還嫌溫度不夠，又介紹“當前反特鬥争的形勢”說：現在延安黨中央那邊，已經查出國民黨有一種“紅旗政策”，這個政策就是盡量把共産黨員轉變為國民黨黨員，讓他們再回到共産黨内，去“打着紅旗反紅旗”。特别是凡被捕過又釋放出來的共産黨員，無例外地都是“特務”。國民黨在監獄裡“短促突擊”，兩個小時就會把你變成特務。這一番報告，對一些為共産主義而坐過牢的人又是沉重一擊。
這場已走偏方向的“搶救運動”上下貫通，相互影響，愈演愈烈。進入十月以後，駐綏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風審幹也進入了“全面突破特務嫌疑分子”的階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鐘勸說”、“作報告”、“開大會”等，同時還發明了一種“照相”的方法，即開會時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臉色神态變化來決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總校當時有排以上幹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達六百零二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綏德警備司令部及各團也集中起有問題或認為可疑的幹部四百二十五人，對他們進行“抓特務”，“抓假黨員”，體罰逼供，還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關進綏德專署監獄。
經曆了陝甘革命根據地錯誤肅反的習仲勳，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鼓噪起來的狂熱給革命隊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膚之痛。他從眼前搶救運動的混亂現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陝甘蘇區錯誤肅反時同室操戈的情景，當前的不正常現象，使他感到心頭一陣強烈震顫和焦慮不安。他利用作報告和個别談話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對黨要忠實，要坦白，要說真話，不要說假話，誰要是亂說，就會起到特務所起不到的破壞作用。同時，他還打報告給黨中央和西北局，如實反映綏德地區發生的情況，建議中央及時制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種敢說真話的精神在當時黨内政治生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實屬難能可貴。
●甄别糾錯
“搶救運動”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後果極為嚴重，這不能不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中共中央曾開會指出：審幹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問題弄成政治問題的，一定要平反，恢複弄錯者的名譽。毛澤東也曾說，“搶救”，我有懷疑，亂子就出在此，以後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經驗，召開邊區各分區甄别工作會議。
綏德的整風審幹運動也同樣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關注。七月，他在棗園約請綏德分區專員袁任遠談話，首先詢問了綏德搞“搶救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反複強調說：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沒辦法，就亂講，講了你就信。然後，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講，結果越搞越大。我們過去在肅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訓。我們這次無論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調查研究，要重證據，沒有物證，也要有人證。不要聽人家一說，你就信以為真，要具體分析，不要輕信口供。對于有問題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殺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殺了，将來如有證據确實是搞錯了，你雖然可以糾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複生，隻能恢複名譽。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幹什麼，他能跑到哪裡去？不久，毛澤東又在一份關于綏德反奸大會的材料上寫下如下批語：“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争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衛機關隻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委堅持此種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規定各地整風延長至一九四四年。同時指出：延安查出的兩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錯了或冤枉了，準備在最後清查時給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讨論甄别工作。指出：對特務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與普通的，自覺的與被迫的，首要的與脅從的。有許多青年在抗戰初期加入國民黨，是為了抗日，不是錯誤，他們的錯誤是沒有向黨報告。
黨中央、毛澤東關于審幹工作的重要指示傳達到綏德，對習仲勳等地區領導抵制和糾正“左”的錯誤，進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極大的鼓勵和支持。習仲勳決定，先從“搶救運動”情況較重、問題較多的綏德師範學校開始，找一些黨員骨幹、學生代表到地委談話，幫助總結運動中出現偏差的經驗教訓。再由這些骨幹分頭對審查對象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實事求是地對待已出現的問題，共同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
為了挽回由于“搶救運動”在學生家長和社會上造成的不良影響，習仲勳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一面征求意見，一面宣傳黨的政策，做安撫人心工作。他還召集了有學生家長及幹部、群衆參加的三千人大會，進一步宣講毛澤東關于審幹的九條基本原則和中央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精神，特别強調“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此後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正軌，對全地區的審幹整風運動産生了較好的影響和帶動作用。
他還主動作自我批評，向搞錯了的同志賠禮道歉。時為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白治民回憶說：那時我們領導同志頭腦也發熱，保安處的一位同志就說：鬼頭鬼腦，鬼鬼祟祟，這麼大的娃娃也被特務拉了過去。一次習仲勳同志主持會議，把西北局幹部科一個科員審得也“坦白”了。當時還懷疑一位教師有問題，以後都給予平反，習仲勳誠懇地對這些同志說，他有責任。
進入甄别階段以後，習仲勳更是為糾正運動中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廢寝忘食，竭盡心力。他說：“我們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他親自找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志談話，幫助他們放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時為《解放日報》駐綏德通訊處記者、後任習仲勳秘書的田方回憶說：當綏德的整風學習進入審幹階段的時候，我們通訊處的負責人海燕、林堅夫婦懾于延安“搶救運動”出現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便私自出走，離開邊區。邊區保安處即下令通緝。當時通訊處三人黨小組，隻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關方面的懷疑，因而心情非常緊張，唯恐大禍降臨，說不清楚。為此，習仲勳到通訊處同我談話，做調查研究。他聽了我的彙報表示，你和他夫婦倆隻是工作關系。他們的逃跑與你無關，你要安心工作，并協助黨組織繼續查明他們的問題。那時，通訊處在國民黨退役旅長、民主人士劉傑三的小别墅内辦公。習仲勳說，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讓我搬回地委宣傳部辦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戰報》主編和抗敵書店經理職務，從而使我逃過被“搶救”的劫難。全國解放後曾在光明日報社擔任領導職務的殷參回憶：習仲勳在綏德時，我在地區文協工作。整風審幹之時，我被作為“搶救”對象寫材料交代問題，不知寫了多少遍總是過不了關。後來又将我隔離審查好幾個月，最後在威逼之下隻好寫了一份假坦白材料。這樣才成了“坦白從寬”的失足者，恢複了自由。在此前後，習仲勳兩次找我談話。第一次他說，你的曆史經曆，總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問題，一定要向組織講清楚，如果沒有，切不可亂說。後來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嚴肅地說，假坦白不好，一騙組織，二害自己。你不該假坦白。他的兩次談話，表達了一種善意的提醒和真摯的對幹部愛護之情。後來，在他關心下，我的問題得以徹底澄清。
為了徹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經習仲勳提議，綏德地委舉辦了一個整風學習班，參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來知識分子幹部。同時在學習班下設立了一個甄别小組。習仲勳到學習班作了動員講話。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和必要的内查外調，為每一個審查對象作出了符合實際的結論。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開平反。地委《抗戰報》主編歐陽正是由重慶進入延安的知識分子。他在“搶救運動”中“坦白” 自己是特務的同時，又寫了一封“習仲勳轉毛主席”的信，信中說：“毛主席，習仲勳決定我是特務，我不是特務。”習仲勳看後把原信照轉毛澤東，同時指示甄别小組說：一定要實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萬不能冤枉一個好人。甄别小組通過向曾擔任南方局領導的博古發函調查，得到了歐陽正“由于搞地下工作無法在重慶立足，是由黨組織派赴延安的”答複。習仲勳當即決定，為歐陽正作出不是特務的初步結論，并建議将該同志調回延安自然科學院工作。後來中央組織部通過調查，為其徹底平反，建國後還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主任等職。
習仲勳還堅持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徹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聶眉初，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群衆工作部主任。聶眉初十六歲跟随舅父錢維人到了延安。搶救運動中錢維人被康生誣為特務，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連，遠在綏德的聶眉初也在坦白大會承認了自己是“特務”。習仲勳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組向康生寫信調查。但康生隻是在錢維人的旁證材料上寫了一句“僅供參考”幾個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為聶眉初平反時，有的人主張不能平反，因為她是第一個上台“坦白”的。習仲勳态度鮮明地說：問題不在于是第一個、第二個，關鍵在于有沒有搞錯，搞錯了就得給人家平反。
當時的運動也波及部隊，習仲勳還陪同陝甘甯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綏德警備司令部做部隊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幹部會并發表講話。
綏德地區在“搶救運動”中坦白出來的為數衆多的“特務”，經過甄别，除一人被暫挂了一段時間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複了名譽。
在甄别平反工作結束後，為了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根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綏德地區高級幹部學習小組，由習仲勳、徐向前負責。參加學習的有地委、專署、抗大和警備司令部的負責同志李井泉、何長工、王尚榮、白治民等。學習聯系大革命失敗後三次“左”的路線，特别是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白區工作所造成的危害，總結黨内路線鬥争的曆史教訓。大家認真閱讀了由中央編印的題為《兩條路線》的曆史文獻讀本。徐向前、何長工、習仲勳等同志分别介紹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各地蘇區的影響和危害。習仲勳着重介紹了劉志丹、謝子長在創立陝甘蘇區和陝北蘇區過程中艱苦鬥争的經曆。習仲勳也是這些蘇區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但是他沒有多談自己，而是很謙虛地說：我們是在多次失敗的教訓中，才懂得了要在橋山中段以南梁為中心建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那時隻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在實踐中才懂得創建根據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卻認為這是“梢山主義”、“右傾逃跑路線”，于一九三五年秋将劉志丹等一大批幹部當成所謂“反革命”予以逮捕，數百名革命同志慘遭殺害。直到黨中央、毛澤東到達陝北後，才解除了錯誤肅反造成的嚴重危機，挽救了陝甘革命根據地。
原中顧委委員、時任綏德地委秘書長的安志文回憶此次學習會時說：“習仲勳同志的發言，都是從路線上總結曆史教訓出發，從中汲取對現實鬥争有用的經驗。他雖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過刑，但他沒有計較個人恩怨。這種寬廣的胸懷和嚴于律己的精神，使當時我們參加會議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後，我在南方看望他談起往事時，他說，回顧我們黨的曆史，凡出現大的失誤，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響和幹擾，這一教訓是永遠值得記取的。”
一九四三年冬，習仲勳的家庭生活發生了重要變化，因與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離婚。
●為五十二萬群衆服務
“為五十二萬群衆服務”，是習仲勳在綏德工作期間經常用來告誡自己、告誡機關工作人員特别是文化教育戰線同志的一句話。
他把建設具有能夠适合抗日戰争的需要、真正為全區人民服務又能兼顧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權，作為地委工作的頭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證邊區政府政令暢通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順利推進。
綏德地區是陝甘甯邊區政府“三三制”政權政策試行地區之一。早在一九四年粉碎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這裡就通過人民直接選舉，建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縣鄉政權。當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綏德臨時參議會召開。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如綏德的安文欽、劉紹庭、霍子樂、張哲卿，米脂的李鼎銘、姬伯雄、杜瑞蘭，佳縣的任文林，清澗的師道成、惠仁齊，吳堡的樊一平、王國宏等當選為參議員，安文欽為副議長。後安文欽、劉紹庭還分别被選為陝甘甯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和參議員。李鼎銘當選為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
習仲勳經常提醒各級黨政組織和黨員幹部同黨外人士交朋友，注意聽取他們對中共組織和政權機關的建議，以不斷鞏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每逢參議會開會，他和參議員一起讨論，廣泛聽取意見。他還請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來，讓他們對全區的工作建言獻策。由于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行和習仲勳的努力工作，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抗日積極性。綏德縣士紳劉傑三，連任邊區三屆參議會議員。他将自己三個女兒都送往邊區和八路軍劇團當了演員，一時“姐妹三人同登台，宣傳抗日齊向前”在邊區傳為佳話。該縣籍另一位議員劉紹庭，原為國民黨二十二軍和鄧寶珊将軍的高級參議，他經常向該部通報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同時傳遞對方信息，對有效開展該部的統戰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鄰關系，促成最後起義發揮了積極作用。米脂縣的邊區參議員姬伯雄在中共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号召的鼓舞及綏德地委的支持下，辦了有百餘名工人的新華紡織廠，産品不但支援了前線，而且緩解了全地區布匹奇缺的困難。
習仲勳重視統戰工作，也善于從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啟發幹部，推動工作。一次晚飯後，他同地委幾位領導和延安魯藝派來的同志聊天，他問大家：“三國時諸葛亮明知關羽重義氣，會放走曹操，為什麼還要派他去斷守華容道呢？”大家聽後不解其意，一時沒有答出。習仲勳自揭謎底回答說：“這就有一個統一戰線問題，當時如果殺了曹操，東吳就會把劉備吃掉。劉備其時剛取荊州，并無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說：“為什麼劉備最後會敗呢？是因為他搞宗派主義，隻相信他的結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馬超、黃忠都是他的結拜兄弟，後來也隻培養了一個姜維，後繼無人，以緻最後‘蜀中無大将，廖化做先鋒’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曆史故事，讓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話題，博得了大家一陣稱贊的笑聲。
一九四三年六月，習仲勳在綏德會見了即将赴重慶開會的國民黨愛國将領鄧寶珊将軍。鄧寶珊取道綏德是另有隐情的。當時國民黨中央電召駐榆林的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晉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赴重慶開會，并明令鄧寶珊“繞道甯夏赴渝”，以防鄧路經延安與共産黨人接觸。鄧寶珊對此令十分反感，仍決定經延安赴渝。習仲勳得知鄧從榆林起程後，即在綏德組織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這一天沿無定河畔的數裡大道旁站滿了歡迎的群衆。習仲勳和抗大總校校長徐向前等領導同志策馬到遠郊，迎接鄧寶珊将軍到來，并盛情為之舉行了歡迎會。
習仲勳悉心地将鄧寶珊安排在城内開明士紳劉紹庭家中下榻，在這裡他們作了一次傾心交談。鄧寶珊向習仲勳談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對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不滿情緒溢于言表。當他了解到習仲勳是富平縣人與胡景翼同鄉時，深深表示了對這位老朋友的懷念之情和對正在延安治病的續範亭的惦念。習仲勳仔細聽取鄧寶珊的每一句話，為這位深明民族大義的民主革命前輩的精神和品質所感動，由此開始了他們數十年的友好交往。鄧寶珊由綏德到延安後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澤東在楊家嶺大禮堂和交際處兩次款待鄧寶珊将軍，表達了中共領導人對愛國人士的真誠情意。
習仲勳為民主政權建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權的工作人員時刻不要忘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要忘記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一九四四年秋，綏德地區召開司法會議，習仲勳在會上發表了《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講話。他說：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權中的一項重要建設，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樣，是替老百姓服務的。這樣，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把屁股放在老百姓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舊司法機關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數統治者的懷裡。我們的司法工作的方針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保護人民的正當權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鄰裡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錢，不誤工，安心生産，這個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過去檢讨警備區司法工作，曾有個别司法人員硬搬《六法全書》，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們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當“官”和“老爺”。我們司法工作者，既是為老百姓服務，就應該站在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中國這個社會，老百姓怕“官”，怕“老爺”，是見慣了的（“官”和“老爺”，也喜歡老百姓怕他們）。但在我們這裡，假如有一個司法人員，仍然是“斷官司”、“過堂”闆起面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門”，深入鄉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從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隻會“斷官司”、“寫判決書”的話，即使官司斷得清楚，判決書寫得漂亮（實際上不可能辦到），這個“斷官司”和“判決書”的本身仍将是失敗的。因為他和多數人民的利益相差很遠。千百件事件整天發生在人民中，最适當的解決辦法，也就在人民中。隻有通過人民才會解決得最快、最正确。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實不然，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四、有出息和沒出息。我們個别司法幹部，認為做司法工作進步慢，沒出息。這種認識是極不正确的。我們司法幹部首先應該着重于想問題，在業務上多下功夫，刻苦鑽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說會過陰，其實還不是蓋着被兒想問題。其次在工作中，應訂出自己經常的學習計劃，從學習業務、學習文化、學習曆史、學習社會常識各方面，不斷提高自己。再其次應加強自己品質上的修養，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處處給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還說進步慢，沒出息的話，是沒有的事。
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的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九四三年夏，邊區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針，即為抗日戰争和邊區人民服務，幹部教育第一，國民教育第二。習仲勳結合綏德地區實際提出：文化教育事業要為全區五十二萬人民群衆服務。地區召開全區文教會議，根據邊區确定的教育方針和綏德教育事業的現狀，進一步提出按照教育與勞動結合、教育與社會結合、教育與政府結合、教育與家庭結合的辦學方向進行改革。這一創新之舉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說，教育上的問題不少，怎樣解決，綏德現在提出了幾個結合，是不錯的，這是個方向問題。現在教育就要改革，怎樣改革？現在主要是要和政治結合，教育要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小學、民辦小學、冬學、識字組、黑闆報等多種形式來辦學。我國古代孔夫子辦學就是從小學到大學一起抓的。
為了解決全區群衆文化水平偏低的問題，習仲勳極力提倡因地制宜，大辦冬學。僅一九四三年，全區辦起冬學九百零五所，參加學習的人數達七萬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個鄉辦起冬學六百四十四所；五十個區，每區平均一所，使冬學成為普及文化知識的一個重要陣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報》以《綏德國民教育大革新》為題，全面報道和推廣綏德教育工作的經驗。五月初，習仲勳召集地區領導開會，專題研究教育工作，确定了當前教育的指導思想是：既重視長遠，又注意當前。重視理論教育、學校教育、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藝術的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接班人。重視群衆的辦學力量，開展民辦公助。重視社會教育和成人教育，宣傳時事政治，提倡消滅文盲和推行新文字運動。辦好民辦小學、冬學、業餘學校、夜校和短期訓練班。搞好讀報組、讀書會、黑闆報、幻燈、連環畫、漫畫、秧歌隊、說書、講演會、快闆等多種形式的教育。至當年秋，全區已有完全小學二百六十所，中小二十一所，普小一百五十所，共有學生一萬一千四百餘人。同時還辦有民校二十二處。
冬初，習仲勳對子洲縣周家圪崂辦冬學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并寫出了《開展冬學運動應掌握的方針》一文。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刊載了此文。習仲勳的文章指出：一、堅決貫徹“民辦公助”的方針。必須經過群衆，把群衆自覺自願的積極性發動起來，才能把冬學辦得好。二、冬學運動首先要和群衆的冬季生産相結合。三、不能抄襲一套舊的教學方法，必須學用一緻。四、冬學運動，要和冬季訓練、鬧秧歌、醫藥、衛生、組織婦紡、植樹等取得有機聯系。五、在開展冬學運動中，注意團結農村參加冬學運動的部分積極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訓練冬學教員應采取開會形式，研究典型，交換經驗，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開展冬學運動中，必須普遍地建立若幹個重點，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這一經驗的總結和推廣，對全邊區教育工作特别是開展冬學運動産生了積極影響。
習仲勳非常重視全區文學藝術事業和群衆文化事業的發展，注意發揮文藝為抗日中心工作和人民群衆服務的作用。他熱情地關心、支持和指導綏德文工團的組建和發展長期以來為人們所稱道。
綏德地區原有一個由文協主管的民衆劇社，是一個以演秦腔地方劇目為主的文藝團體。出生于關中腹地的習仲勳非常喜歡秦腔，因而對民衆劇社給予較多的關愛和支持。但是，他覺得秦腔形式過分單調、呆闆，不能充分發揮宣傳、教育、鼓舞群衆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魯迅藝術文工團帶着《兄妹開荒》、《血淚仇》等新編秧歌劇到綏德地區巡回演出，其優秀的劇目和新穎的演出形式在當地幹部群衆中産生了強烈反響。文工團每轉換一地，立即會有許多群衆翻山越嶺、成群結隊趕來觀看。習仲勳從魯藝文工團的演出中得到了啟示，遂決定成立綏德地區文工團，并從綏德師範和米脂中學抽調十多位學生随魯迅藝術文工團學習培訓。魯藝文工團四個多月巡回演出結束，習仲勳在歡送晚會上，同随文工團培訓的學生一起座談說：你們的學習任務完成得很好，學習了政治，還學會了演戲、寫劇本、作曲。魯藝的同志不但為我們送來了好戲，也為我們培養了一批文藝骨幹。我們要成立地區文工團，大家就是我們文工團的骨幹力量。
一九四四年春，由地委宣傳部部長李華生兼任團長的綏德文工團成立。六十多名文工團員中既有農民群衆喜愛的原“民衆劇社”的秦腔名角，也有由魯藝培訓出來的藝術新秀。為了加強文工團的思想政治工作，習仲勳指示将吳堡縣委宣傳部長黎智調文工團任政治指導員。他還以地委名義從延安魯藝請來了四位專業文藝工作者，幫助文工團排練節目，提高演出水平。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批準為文工團購置了道具、劇裝等。
文工團成立伊始，習仲勳即參加了由地委宣傳部主持召開的文工團領導和業務骨幹會議。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綏德文工團就是要為全地區六縣五十二萬人民群衆服務。他進而說道，由于曆史的原因，這裡的文化生活還是相對落後的，群衆有逛廟會的習慣，而廟會又常常被舊戲曲和其他藝術形式所占領。文工團的活動要利用群衆逛廟會的習慣，到廟會上開展宣傳演出，用積極向上的新文藝、新劇目占領和改造廟會。我們現在的隊伍，既有經驗豐富的老藝人，也有很多青年學生，劇目有《空城計》等好的曆史劇，又有《血淚仇》那樣的現代劇和《二流子變英雄》、《李蘭英翻身》等新秧歌，隻要大家團結互助，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方向，綏德文工團一定會在以文藝形式鼓舞人民堅持抗戰、發展生産、支援前線中做出貢獻。
習仲勳在繁忙的工作中，對文藝界人士、演職人員的政治進步和生活情況極為關心。時為文工團導演的幹學偉回憶說：文工團剛下鄉時忙着趕台口，三天換一個廟會，一天演三場戲，還要創作、排練新節目，又緊張，又勞累，我感到很不适應，心理負擔也重。習仲勳見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說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幹部不容易，怎麼到了我們這裡才幾個月就變瘦呢？他患過肺結核，要增加營養，熬羊骨頭湯喝。我知道此事之後非常感動。女演員杜錦玉也回憶說：當時文工團全部實行供給制。我們年輕人走路、練功時間多，一雙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獅子大張口”了，大家戲稱是“禮拜鞋”。一次習仲勳同志看我們排練時，發現演員的鞋幫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總務處說，文工團的演員們練功演出走路多，給他們要多發幾雙鞋。以後我們的鞋襪便成了特殊供應，從而保證了下鄉演出的順利進行。
在以後的歲月中，綏德文工團緊密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堅持為五十二萬人民群衆服務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群衆，足迹踏遍了綏德的村村寨寨，創作演出了許多優秀節目，深受廣大人民群衆的歡迎和熱愛。随着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綏德文工團改編為西北第二文工團，嗣後名稱幾經變化，在解放戰争和建國以後不同曆史時期，為革命的文化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綏德因為處于延安與其他敵後根據地人員往來的必經之地，黨的重要領導人和八路軍将領劉少奇、彭德懷、陳毅、滕代遠等往返前方和延安時都在綏德短住，還有數以千計的幹部包括黨的七大代表赴延安開會、學習來回經過這裡，習仲勳均給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顧，保證了他們安全順利通行。任弼時曾表揚說：凡路過綏德的同志都說，習仲勳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