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邊區第二師範首任校長
救救孩子的呼聲，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責任，落在我們雙肩。
嗨！我們，我們，我們第二師範的青年。
當日寇的炮火響在黃河邊，
當将士們戰鬥在前線，
要艱苦的學習，艱苦地鍛煉！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們。
他們是我們民族的明天！
這是成仿吾為陝甘甯邊區第二師範寫作的校歌歌詞。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這嘹亮的歌聲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識和理想的腳步打破了關中川山、馬欄河畔百年沉寂，為陝甘甯邊區中等教育的奠祭和發展帶來了生機。
陝甘甯邊區第二師範，簡稱“二師”，是應邊區當時所面臨的戰争和經濟、文化建設的客觀需要而誕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師範專科學校。習仲勳就是第二師範的創建者之一，并兼任該校首任校長。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在關中分區新正縣看花宮設立陝北公學，陝甘甯邊區也将魯迅師範由延長縣遷至關中分區領導機關駐地馬家堡。這兩所學校在關中期間，習仲勳和分區領導給予很大支持。在陝北公學和魯迅師範先後撤離關中後，一九三九年九月，陝甘甯邊區教育廳在關中分區和三邊分區分别成立第二、第三師範學校，并明确規定辦學校宗旨是：“培養地方文教幹部。”習仲勳後來回憶說：二師的教育方針，一開始就确定以實施國防教育，培養有民族觀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戰建國才能的青年為宗旨。一切從邊區實際出發，培養邊區建設中迫切需要的人才。第二師範存續十年間，又相繼更名為關中師範、聯合中學，在國民黨軍封鎖、包圍不斷侵擾的環境中七進七出馬欄，輾轉陝甘晉，搬遷十多次，在數千裡征途上留下了二師師生艱苦船創業、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領導關中分區軍民進行反摩擦鬥争的習仲勳在馬家堡駐地迎來劉端薄⑼醪勳、安已未等人。他們一行是受邊區教育廳委派，來關中籌建第二師範，并幫助指導分區開展各學校教育的。習仲勳主持召開會議，并發表講話：
“一九三八年，關中分區有魯迅師範，還有陝北公學，對發展邊區黨政的群衆是十分留戀他們的。今天成立地方性的師範學校，這對分區來說，是一項重大建設。”
他還宣布籌建小組的人員分工，在籌備學校的同時，結合分區冬學為二師招生。二師選定在馬家堡西邊溝畔上魯迅師範舊址建校，同時置備了圖書教育，調派教育員工。結合冬學招生六十九名，編為師範隊和預備隊，按軍事建制編為一個大隊。習仲勳兼任校長，劉端比胃斃３ぁＯ律杞濤瘛⑸活指導、事物三個處。學校有黨支部、學生會。
一九四0年三月十五日，陝甘甯邊區第二師範在馬家堡校園内隆重舉行成立大會。關中分區黨、政、軍領導同志和工、青、婦各界代表莅臨大會，表示祝賀。二師在範摩擦鬥争中誕生了！習仲勳此時正在延安出席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但他對二師的順利建成并兼任二師校長高興和欣慰，因為在他的少年時代畢竟有一段不尋常的師範生經曆。盡管他擔負分區黨政軍主要領導重任，戰事頻仍，公務繁忙，但仍以極高的熱忱為二師乃至全分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
三月三十日，第二師範師生在參加分區召開的反王擁蔣大會時，因遭頑固派炮火襲擊返回學校。習仲勳等分區領導在決定分區黨政機關撤出馬家堡的同時，也首先考慮到二師師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師向新正縣二區三甲原的索羅村轉移。次日晨，二師師生及附小高年級學生安全到達目的地。建校初期處于戰争環境，習仲勳非常關心二師的建設和發展。他們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鞏固學校、保衛關中”的口号。鞏固學校，即增強幹部團結，提高學生的政治覺悟，千方百計把學校辦好；保衛關中，即學校要積極協助黨政軍動員群衆參加反摩擦鬥争。這一口号的提出，在實際工作中産生了積極效果。習仲勳還特别叮囑二師領導同志說：“學校要依靠群衆，依靠地方黨支部的鄉政權，要和駐地群衆保持密切聯系，這是學校安全的重要保證。”為了解決學校在生産勞動中工具問題，習仲勳提出學校是收拾與群衆變工互助，即學校派學生給群衆鋤一天地，群衆幫學校犁一天地，即解決了學校的困難，鍛煉了學生，有密切了與群衆的聯系
五月中旬，國民黨頑固派加緊了對分區的武裝摩擦，二師的安全受到威脅。習仲勳找劉瑞彼擔骸巴缇要進攻分區，逼迫我們退到山裡去。二師在三甲原不安全，可以遷到新正縣去。再不行，還可以遷到南梁老家去。”他還特别說：“今天二師的任務是保障學校一百多名師生的安全，好要準備接受分區頑軍侵占區教師，擔負保存幹部的任務。學校要學會在反摩擦鬥争中辦學。”五月下旬，三甲原群衆用二十多頭牲口托馱着圖書、教育和日用品送二師到二百多公裡外的新正縣二區傅家山。
八月下旬，陝甘甯邊區的反摩擦鬥争取得了勝利，關中分區形勢也相對平靜了一些。習仲勳指示二師又搬回了離分區領導機關駐地較勁的新正縣後掌村，十一月下旬，形勢有趨緊張，習仲勳以關中分區黨委常委會名義指示二師：一、學校要加強集中領導；二、學校組織要簡單靈便；三、學校要實行辦軍事化；四、學校黨組織要保證教學計劃的完成，黨員要起核心作用，去鞏固學生情緒。指示下達不久，頑軍有進犯邊區，二師遂從原上的後掌村迅速轉移到東山溝的馬欄川悟空洞。翌年十月，鑒于分區黨政軍機關要遷往馬欄，習仲勳建議二師搬遷到馬蘭鎮以西八裡地的黑牛窩。至一九四三年處，又與關中警備區司令部調換，移址馬蘭鎮。
第二師範誕生于國民黨頑固派向邊區發動武裝進攻炮火之中，短短時間内就經曆了七次建校，六次搬遷。如何适應特殊的曆史環境，如何在饑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開一新的校風，保證吃飯、住宿和教學不間斷進行，成為習仲勳和其他校領導考慮和解決的首要問題。他們提出“白手起家，艱苦辦學”的方針。每遷徒到一地，師生自己動手，打窯洞，建校園，解決衣、食、住、教問題。一九四一年十月，學校遷至黑牛窩後，即開展了“十月勞動建校節”活動，一個月内就打成窯洞八孔，整修舊窯洞十二孔，基本滿足了住宿、教學、辦公及生産生活需要。有時在搬遷的過程中，走到哪就在那裡教學。沒有教師就利用牛窯或露天上課；沒有教材，教師自己編寫；為了節省燈油、紙張，還采取晚上上音樂課，改寫書面試卷為課堂問答、沙盤練字、演算等，因地制宜、因陋就間地堅持教學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符合實際和自己特點的教學秩序。到一九四二年底共招收學生五個隊，舉辦了小學教師集訓會、冬學教師訓練班各一次。
習仲勳曾回憶和評價說：“二師有不少時間遊居在山村群衆的土窯洞裡，有時在曠野、林間以至行軍途中堅持教育和上課。當時學校流行這麼幾句順口溜：‘廟宇是學校，大地是課堂，借日月星光，讀大塊文章。’沒教材。老師自編自選，沒有黑闆，借用群衆的門闆；沒有粉筆，用黏土快制作土粉筆；沒有紙，利用桦樹皮和舊書報；沒桌凳，做的是磚頭石塊，膝蓋當課桌。自己打柴燒木炭，開荒種糧種菜，采野菜，防棉線，白天上課，晚上放哨，還過軍事訓練和演習。學校教育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堅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識教育始終緊緊地結合在結合在一起”。“在那樣一個戰火紛飛的特定曆史年代裡，二師培養出數以千計的人才，分布在黨、政、軍和、建、教、新聞、文藝、出版、醫療以及工、青、婦等各個方面、各條戰線。”
習仲勳兼任二師校長兩年多，以很大精力進行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0年九月下旬，學校在後掌村召開了一次師生員工民主大會，習仲勳自适自終參加會議。學校領導認為，這次大會。首創了集思廣益的民主方法，是二師創建以來所沒有過的，他充分發揚了民主，增強了團結，總結了經驗，改進了工作，使我們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學會了如何在學校發揚民主，正确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次會議的缺點是對民主的理解有片面性，過分強調民主，搞極端民主化，有人甚至認為學生會與行政領導是平行的。習仲勳對此次大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樣的民主大會以後要特别慎重。在全校大會上學生面對面批評教師，這不見得妥當。”習仲勳講話後，類似問題及時得到糾正。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德國法西斯統治集團向社會主義發動侵略戰争。二師師生對這一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認識不一，議論紛紛。六月二十七日，習仲勳帶《關中報》主編胡炎騎馬感到悟空洞，在校門溝前口的大樹下為師生們作專場實時報告。他概述了蘇德戰争爆發後的國際形式，論述了蘇德戰争性質與前景。他以濃重的關中口音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多年來，戰火越燒越旺，戰争越大越升級。這次希特勒傾巢出動，入侵蘇聯，标志着戰争規模的空前空大，戰争的性質也起了根本行變化。在此之前，除了被侵略國家的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戰争外，主要是德、意、日與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争。此後，即轉變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侵略奴役的蘇聯人民和各國人民反抗侵略奴役的民族保衛與民族解放戰争。戰争，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性質的戰争。德國入侵蘇聯與日本侵略中國都是非正義的戰争，蘇聯人民與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都是正義的衛國戰争。正義戰争是人民直接參加的戰争，必将取得勝利；非正義的戰争是反人民的戰争，必将遭到包括包括本國人民在内的各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而以失敗告終。當前的任務是要動員全世界被壓迫、被奴役的各國人民，組成國際反法西斯同意戰線，為争取民族獨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戰争的徹底勝利而奮鬥！習仲勳的報告澄清了二師師生一些模糊認識，對于正确認識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性質和前途有很大的啟示作用。【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還注意和教師、學生交朋友，耐心細緻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原二師學生張西民曾回憶起習仲勳五十八年前對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教誨：“一九四0年，彬縣一位叫何治中的學生對我說，彬縣師範條件好，第二師範師資好。二師流動性大，還要打柴、幫竈，吃黃米多，條件的确艱苦，當時我的思想上有些動搖，想到彬縣師範上學。我的想法被指導員石大康知道了，他又報告劉端備斃３ぁＤ鞘鞘大康同志每周要來一次二師，給學生做時事報告，将抗日局勢，鼓勵學生不要怕艱苦，刻苦學習。一次他來學校後，讓人找我。我心裡嘀咕，這麼大的官找一個學生幹啥？我去了以後，劉端崩鮮介紹說，這是要去彬縣師範的張西民。仲勳同志親切地拉起我的手，笑着說，你這個‘小反動分子’，怎麼想離開這裡？他還問了我父親的名字和家中情況，又拉家常似地啟發說，我們今天吃苦，是為了明天的幸福。紅軍長征多艱苦，有犧牲了那麼多人，他們為了什麼？再說，現在不光學生苦，老師也苦，陝甘甯邊區的幹部群衆都很苦，但一定會苦去甘來。以後他又連續叫了我七八次，講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最後一次，他問我，你這個‘小反動分子’轉變過來了沒有？我說，轉過來了。他才滿意地笑了。”
一九四一年春節前後，全校九十多名師生患傷寒，劉端備斃３ひ參源膊黃稹Ｏ爸傺得知情況後，立即請來雷家莊老中醫張質平到學校為師生治病，他還把自己保存的兩支針劑送到學校，用于危重病好。後來張質平精心治療下，病員們恢複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劉端狽畹餮影駁繳賂誓邊區師範（延安師範）工作，劉對二師懷有感情，留戀不舍。習仲勳也對這位創建二師付出心血并在艱苦緊張的工作環境中，已建立了濃厚的友誼，建立了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願分離。但是我們都是革命隊伍中一員，要聽從黨的安排，服從組織的調動。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總結二師的工作，并把總結交代給學校新的領導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習仲勳帶分區宣傳部等部門負責同志出席二師召開的校務擴大會議，在劉端弊芙岫師總結後，習仲勳發表講話，充分肯定了二師兩年來工作所得的成績，确認了将一九四二年定為“二師建設年”的工作設想和正在實施的六項任務，即：精簡機構和行政人員，曾産節約勤儉辦校；貫徹《師範學校規程》，提高教學質量；建立常規制度，開展工作研究；減少學生繁多的勞動負擔；加強學校環保衛生；添置校産，改善物質條件。這一年，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建設年”的六項任務基本得以實現。
是年夏，二師一班二十九名學生學生畢業，學校為他們頒發了由邊區教育廳廳長柳、副廳長賀連城和校長習仲勳、副校長鄒錦城署名的畢業證書。二十九名同學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學因革命鬥争需要提前離校，已工作在不同崗位。
習仲勳兼任二師校長，隻是他負責全局工作的一個方面，但他對這段經曆極為珍視。四十八年後，但他得知在編寫二師校史時，編寫下了一段關于二師的文字，感情之深，溢于筆端：
“我離開陝甘甯邊區關中分區将近半個世紀了。回憶起當時在那裡開辦邊區第二師範的情景，仍然曆曆在目，記憶猶新。聽說陝西省人民政府已在關中分區所在地馬欄鎮樹立紀念革命舊址石碑，原二師在馬欄的校史，這些都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欣慰。
陝甘甯邊區長期處在國民黨軍包圍封鎖的環境裡，個中等學校的物質條件非常困難，談不上有什麼設備，大緻是按抗戰初期延安的陝北公學之類的辦學路子進行的。特别是二師，常因國民黨對關中分區的不斷襲擾，因難頻添，不能按正規化的要求辦學，不受舊教育框框的束縛，堅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從實際出發，白手起家，艱苦創業，輾轉陝甘，依托農村，因陋就簡，因材施教，堅持辦學。以後曆屆的校長也是這麼做的。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确的。”
●寫自炮火和硝煙的自傳
習仲勳守護黨中央駐地的南大門六年間，領導關中分區軍民屢次挫敗了國民黨制造的摩擦、蠶食等破壞活動，鞏固和加強了邊區黨、政權和武裝組織，同時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開展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設，發作了生産，改善了群衆生活，為抗日前線輸送了大量的物資、糧食和兵員。
“習仲勳是從群衆中生長起來的，而且與群衆保持着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黨組織對習仲勳作的鑒定中的一句話。事實确實如此，這位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的地方領導幹部，始終把自己根植于勞動人民之中，以熾熱的赤子之心為人民群衆服務。
一九四0年六月，觀衆分區還燃燒着反磨擦鬥陣的戰火，頑固派武裝進攻的炮聲時緊時松。在緊張的戰争間隙，習仲勳回憶與思考的思緒不斷撥動着他感情的波瀾，因為這時黨中央有一個要求，即規定各級領導幹部個人《自傳》。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黃土地的人民，包括父親、母親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學生時代對知識真理的癡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來所走過的艱辛曆程和許多在此期間倒下的先烈和戰友。曾有好幾天他時而低頭踱步，時而凝神沉思，輾轉反側，夜難成眠。六月十九日，習仲勳在陽坡頭關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窯洞，寫成一份《自傳》。
《自傳》首先談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貧苦，當我幼年時，家境不大好，我記得除自耕中别人田地。當民國八九年時才算中農。父母俱以農為業，全家生活都是靠種田維持。斯時，已有天地百畝，耕牛三頭，房子六間，我不欠人債，人也不向我借貸，全年自己勞動收獲，除交納糧捐款稅外，以将就過活，但每年很少剩餘。民國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獄，雙親患疾亡故。斯年後陝西大旱，整兩年未收，吃用短少，東挪西借，竟累得一個小康之家一變而為貧窮不堪，後經家族艱苦經營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轉。”
他在簡述了家庭後來的經濟狀況和自己的小學經曆後，特别寫到了在立城學校時革命形勢對自己的影響：
“我這時的處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國大革命時代的到來，一方面這個學校我縣最進步的革命堡壘，所以不僅在教師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導者，而且全校學生早就結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隊伍參加在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進步正是由于當時這種革命環境給予我以極大推動，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動外，也開始走進農村活動，每逢革命節日及星期日我們都分隊下鄉工作。而主要的是廣泛地宣傳與組織農村，發動運動起來反對封建壓迫與地主剝削，是學生與農村運動結合起來，整齊步調，共同奮鬥。我就是在時加入青年社（民國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經宋春梅、武之鎮介紹加入共産黨主義青年團。由斯時起，我就過着有鬥争意義的生活。當時革命環境允許有各種革命書報閱讀，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讀而多不能領會。惟有半公開的各種各樣的訓練班，但不懂，年齡太小，而記憶的總是一知半解，甚至還不懂共産主義如何正确解釋。總之，我這時認識共産黨好，反正要幹他到低。”
習仲勳在這份《自傳》中，回顧了自己因參加三原省立第三師範學潮，因遭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在獄中入黨，領導士兵暴動，渭北陝甘甯邊邊時期的革命鬥争以及在錯誤肅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戰軍西征等經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對勞動人民深深的愛。這份《自傳》給人以重要啟示，就是一個革命者必須在群衆鬥争的風浪中錘煉意志、曾長才幹，要經得起嚴酷環境和個人榮辱得失的考驗。從《自傳》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個人的苦樂憂患同勞苦大衆的利益和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以忠實地群衆做好每件事情的具體行動，不斷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習仲勳這份寫于炮火與硝煙中的《自傳》所表達的思想觀點和赤子之心，在他長期的革命鬥争和工作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釋和印證。
習仲勳主政關中分區之時，因為處于戰争環境，一切工作都必須圍繞武裝鬥争這個中心任務來進行。但是，發展生産、保證軍糧供應和解決好群衆的吃飯穿衣問題，也成為萦繞在習仲勳腦際的重大問題。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減輕農民負擔，支援長期抗戰，習仲勳在關中分區堅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财政工作總方針，實行“農業為主，兼顧工業，商業為輔”的原則，黨政軍民齊動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産運動。從一九三九年起，分區機關首先在新莊窩開辦農場，鄉區機關及各縣也辦起了農場、合作社，以解決分區工作人員吃糧和物資貿易問題。習仲勳兼任縣長的新正縣政府在西牛莊開辦農場，每年産糧八十于石，基本上達到了糧食自給，據當時對分委駐地的楊坡頭村三十六戶典型調查，原來的十五戶貧雇農，三戶便分别達到中農或接近中農水平。同時該縣還成立了消費合作社、紡織廠，運輸隊、商業部等工商貿易單位，擁有股金二十一萬元，其中縣政府投股金五萬元。紡織廠年紡紗四百五十四斤，織布九百十五丈，解決了全區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問題。完成救國公糧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額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額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衆還自主給政府餘糧八千石，購買支援邊區建設公債券七點七二萬元。六百二十四人參加了八路軍和邊區警備部隊，一百五十五人參加地方遊擊隊。
一九四一年，關中因旱災夏糧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時下種，對此習仲勳提出每人種二畝荞麥，當年二十萬畝荞麥收獲四萬石。秋種時，習仲勳又要求每人多種一畝小麥，并提出不誤農時、适時下種、多種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糧豐稔，群衆生産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習仲勳尊奉的一個人生信條。在關中地區的廣大農村的當年在關中分區工作過的老同志中還流傳着習仲勳體貼愛護幹部、關心群衆的許多佳話。
關中分委駐馬家堡時，農民馬團兒妻子生小孩時發生難産，情況危急。習仲勳知道後，即派警衛員庚申給請來大夫，買來了藥，使嬰兒順利生産，母子平安。這家人感動得直流淚，堅持讓習仲勳給小孩了名字。分委機關的馬匹飼養在馬家堡一位聾啞人的家中，房東的妻子嫌棄聾啞人丈夫，鬧着要離婚。習仲勳知道這一情況後，除了給這對夫婦做調解工作外，還特别叮咛分委機關飼養員說：“要注意言行舉止，遵守群衆紀律，以免影響房東夫妻關系。這件事在群衆中傳開後，都稱贊說：共産黨的分委書記真是為老百姓操盡了心！”
有一段時間，新正縣龍嘴子回民地區傳染流行病，日漸嚴重和蔓延。習仲勳得知情況後，意識到少數民族兄弟生命安危關系到黨的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關系到一方穩定團結全局大事。他即派專人赴延安華藥廠買藥，并安排分區有關部門請來醫生進行治療和預防，從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衆。
習仲勳始終保持着艱苦樸素的勞動人民的本色，以其模範的行動和影響着身邊的人員。由于條件的限制，觀衆分區機關的夥食費每人每天僅三分錢，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機關幹部要經常出去打柴，有時要到很遠的大彎一帶去。每當此時，習仲勳總是堅持和同志們一起去，一起從溝裡往塬上扛柴。同志們勸他休息時，他卻說：我們都是勞動者，參加這點體力勞動要比戰場上的同志輕松得多。他們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勞動磨破點皮算什麼？習仲勳按規定有匹馬，但每去農場勞動和其他活動，他總是讓馬給同志們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講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談笑風生。一次有位同志問：蔣介石在國民黨統治區提倡新生活運動，讓人們走路靠右走，那左邊讓誰走呀！習仲勳樂呵呵地對大家說：我們搞的是共産主義運動，目的是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行人走路隻是一種行為規則。但蔣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運動，和我們共産黨人的立場觀點都是對立的。
一次赤水縣一位姓楊的老大爺來分委駐地看望習仲勳，同時帶來了十顆雞蛋。習仲勳親手将雞蛋送到機關夥食房，讓給病人補充營養。大師傅激動地說：群衆送給你的雞蛋，他連嘗不嘗一口，我們心裡過意不去呀！最後，習仲勳還是将面條給房東老大爺吃了。
關中山區的冬日，天氣特别寒冷，考慮到領導同志工作特點，分區機關給部門以上的領導每人縫制一件棉大衣。習仲勳知道後，并找到管理員張桂德說：我的大衣舊了點，但還可以穿幾年，就不須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襪是否需要添補，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嘛！
習仲勳特别注重黨政機關和部隊的自重建設，經常教育幹部戰士一刻也不脫離群衆，嚴守群衆紀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區領導機關即将撤離馬家堡時，習仲勳以關中分區專員人員名義就保護群衆林木問題緻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說：
“由于關中生産條件的限制，同時又是戰争環境，而部隊卻要急于生産，因此濫伐公樹甚至群衆私樹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獨立二營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幾十顆，價值三千餘元，八團在東區伐的公樹、苗樹亦屬不少。這樣對關中的保護森林及整個經濟建設工作的影響，都是很大的。特别設法予以制止為盼。”
習仲勳還十分關心優撫工作，包括對俘虜政策的落實。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習仲勳兩次報告高崗、林伯渠、高自立，在關中面臨嚴重困難情況下，請求邊去黨委、政府幫助解決遊擊隊活動和遣返俘虜經費，以及傷殘死亡人員撫恤問題。他認為妥善處理好這些問題，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對于俘虜，“發給他們路費，護送出境，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并可以替我們做許多宣傳工作”。
習仲勳視人民群衆如父母，為之奉獻出一腔癡情，群衆也衷心地擁戴和關愛着這位年輕領導者。在習仲勳的檔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幹回憶期間黨組織當時對他作的鑒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動反映了他同群衆的魚水深情：
“習仲勳是關中分區特委書記、專員及部隊的政治委員，統一領導關中的黨政軍民，堅持保衛邊區和建設新關中，曾獲得顯著成績。凡是關中的人民，無論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歡他。有一次，一位團長和他通道走路，見到每一家都表示親熱和熱迎，并且豐盛地招待他，很為驚奇和感動。在一個夏天，仲勳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鄉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親切地看着他，替他驅着蒼蠅。這時忽然跑來一個找他的鄉民，老漢馬上低頭說：輕一點，仲勳同志困了，讓他好好地睡一會兒。
平時在辦公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群衆，當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極其自然和融洽。也許有時他正忙着，然而他甯願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藹地和他們交談，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僚主義。
他很懂得群衆的情緒、習慣的需要。他是站在群衆觀點和群衆立場來解決群衆的問題，總是把群衆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替他們設想，設想咋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咋樣對群衆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因之，群衆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當群衆有疑難時，就說：找仲勳去。碧如群衆對自己财産常是喜歡隐瞞的，可是在仲勳同志的官位大，使他們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謙虛地接待他們，和他們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們總是把仲勳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願意聽從他的意見，聽從他的指揮。
他過去領導群衆鬥陣時，常常遭遇極大的危險，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過去了。因為群衆掩護他，替他站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幾十裡外的人專程慰勞他，就是友區的人民，也紛紛打聽他的病況。他的和藹性格，就是一個陌生人隻要和他見上一次面，就能帶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對方原來是一個敵視者，在和他見面以後，竟能改變或減輕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勳同志一點不會失掉自己的立場。
由于這一切，使得仲勳同志成為黨的寶貴的群衆領袖。”
習仲勳在關中分區的工作受到人民群衆的贊揚和黨中央、毛澤東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卻因為一起國民黨特務機關情報案引起陝甘甯邊區保安處的特别調查，而習仲勳當時對此事是不知道的。當時受命調查此事的邊區保安一局局長師哲回憶說：“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時同志要我到關中去查清一個問題，即為什麼國民黨特務機關情報中有老有習仲勳的名字。他說，我們對習仲勳并不懷疑，但要調查清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到關中之後，在截獲的電報中看到仍有習仲勳的名字，但此時習仲勳以調赴綏德地委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周密調查，疑點集中到了家在邊區而人在旬邑縣職田鎮的國民黨特務專員楊紅超身上。于是我們組織了一次秘密突襲，将該楊捕捉，押回邊去境内。經審訊證實他給國民黨特務機關提供的全是編造的假情報，習仲勳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寫上的。他也沒有什麼政治目的，隻是為了領些賞錢而已。從此以後，特務機關情報再也沒有出現過習仲勳同志的名字。西安國民黨情報機關給蔣介石的密電還很遺憾地稱，中共襲擊了我們，使我們損失了一個重要專員，言之令人痛心雲雲。”
一九四二七月，習仲勳經曆八年多艱苦而緊張的戰鬥生活後，奉調出任西北黨校校長。在此之前，關中分區隸屬由西北局委劃歸陝西省委。習仲勳任陝西省委委員、常委。是年初，關中分區和陝西省委領導機關也先後移駐馬欄鎮。馬欄由此開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關中首付駐地。
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地處子午嶺的馬欄鎮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綠。蓊郁蔥茏，在陣陣微風中發出輕輕聲響，馬欄河蜿蜒西流，彙入經水之中。習仲勳同送行的關中分區領導和群衆道别後策馬啟程，他回望這裡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悠然而生。馬欄河西坡上有分區機關幹部自己動手挖掘的三萬多孔窯洞，機關、部隊、學校、商店、療養院、劇團分布在這個風光宜人的小鎮周圍。他雖然在這裡住了近半年的時間，但眼前的景象卻勾起了更遠的回憶。從一九三六年開始，他兩下關中，他同關中分區領導機關從旬邑到姚曲河，到馬家堡，又到陽坡頭、馬欄等地，足迹遍及這裡廣大鄉村；他同這裡的人民群衆結下了深厚情誼。在革命烽火歲月裡，他在這裡工作的時間最長，因而對這方黃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出席西北局高幹會議
一九四二春，全黨的普遍整風運動開始在黨的各級幹部和黨員中進行。這是一次具有深遠曆史意義、重大現實意義的普遍的馬克思注意教育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風學風，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風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陝甘甯邊區的整風運動在黨政軍系統的廣大黨員和幹部中迅速發動起來。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時在延安邊區參加會議大禮堂有兩千多名幹部參加的整風運動大會上作動員講話，對整風學習、讨論。總結、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當年秋，參加邊區整風的黨員幹部通過文件學習，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興起了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風氣，通過檢查工作，反省自己，糾正錯誤，增強了團結，改進了工作。
為了徹底清除王明路線在邊區的影響，加強邊區黨的建設，從十月十九日開始，中共西北局中啊開了一次為期八十八天的高級幹部會議（又稱陝甘甯邊區高級幹部會議）這次被毛澤東稱之為“應該是整風學習的考試”的重要會議，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為了保證會議順利進行，任弼時受黨中央委托從楊家嶺住到了西北局機關“蹲會”。朱德、劉少奇、陳雲、彭德懷、葉劍英、賀龍、吳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會并發表了講話。
參加這次回憶的有西北局黨政軍民機關縣團級以上幹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機關高級學習組成員和中央黨校學習的重要幹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會議。習仲勳作為西北局黨校校長出席會議，并在會上講了話。會議議題是：痛過整黨、整政、整軍、整财經、整黨政軍民關系，建立黨的一天元化領導；澄清陝甘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問題；明确當前工作方針，轉變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樹立新風。代表黨中央指導會議的任弼時說：“這次大會也可以說是一次黨性測驗的大會。”
習仲勳認識到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去的很大進展的基礎上召開如此規模很大的會議，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他對會議的安排極為贊成和擁護。發生在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盡管已過去了七年時間，但是數百名沒有犧牲與戰場、而是倒在“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刀下之口的黨政軍優秀幹部的音容笑貌，還時常浮現在他的腦際，不少為革命出生入死、從錯誤肅反的牢獄中僥幸生還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許多同志對當年在審查錯誤肅反的決議中一些結論長期不能接受，争論激烈。習仲勳認為，陝甘邊、陝北根據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現的錯誤肅反曆史問題，是在我們黨還沒有脫離幼年時代、而又是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内占統治地位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發生的。當時負責檢查和處理此項工作的黨務會在糾正錯誤肅反時，黨中央還沒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傾路線，隻是要求盡快釋放劉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結束錯誤肅反，以澄清陝甘邊、陝北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對于徹底肅清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推動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尤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在鳳凰山麓的邊區參加會大禮堂開幕。習仲勳和出席大會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聽了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毛澤東講話開宗明義：這次會我們是要大檢查、大整頓。要達到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其中尤其是達到統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統一領導。有人說，我們所進行的黨内鬥争是不合乎中國習慣的。但我們說，必須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這就包含着很大的鬥争，好的保留，壞的整掉，就是鬥争。一個人也如此，去掉壞的思想，保存建設好的思想。後來，毛澤東又用兩天時間結合，結合中國共産黨的情況逐條講解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的講話成為大會的指導思想，對邊區黨清算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幹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習仲勳參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陳正人負責的整黨整學專員會的學習讨論，半天閱讀材料，半天進行小會或大會讨論，以“思之不得，夢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擺事實，開展批評，做自我檢查。【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十一月五日開始，會議轉入讨論原西北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及陝北）的曆史問題階段，接連十一天的會議緊張嚴肅，思想鬥争身為激烈。其實，在這次之前幾年間圍繞一九三五年秋季錯誤肅反和對這段曆史的結論，就一直存在着嚴重争論和準備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面對錯誤肅反造成西北根據地轉危為安。十一月，黨中央及黨務委員會對這段曆史作出初步結論，由于中央對遵義會議前占全黨統治地位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還沒有系統的研究的讨論，因此在所的結論決定中對錯誤肅反的性質的認識，還是有一定局限性，個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檢讨曆史上的政治路線，認為陝北的肅反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産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審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受内戰時期肅反總結委員會的委托，負責召集陝北肅反總結委員會研究，并由委員會代中央起草重新審查的決定草案，列為西北局高幹會議的議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氣溫很低，但是正是在召開的西北高幹會議卻在熱烈、緊張而又嚴肅的氣氛中進行着。會議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對事實，讨論陝北錯誤肅反的性質、危害，進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責任，為劉志丹等堅持正确路線和立場、遭受打擊和錯捕的同志恢複了名譽。肯定了他們的曆史功績。與會同志的情緒很高，有好幾次大會一直開到晚上八時才告結束。
十一月十一日，習仲勳在大會上發言。他一開始就風趣地說，我也是當時戴了狗頭帽子的一個，所以我的發言也是根據這次整黨的報告，隻想講一點，關于陝甘邊黨内一些曆史問題的問題。我覺得，關于黨内許多曆史上的思想鬥争問題，不是僅僅地講肅反問題就可以講清楚，它完全是兩條路線一個長期的很劇烈的鬥争。
習仲勳接着結合自己的親自經曆，講述了陝甘邊蘇區和紅二十六軍發展過程中陳家坡會議，紅二團南下失敗和閻家窪會議等重要曆史事件中發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鬥争。他列舉事實說明，根據地建設一旦受到“左”傾路線極其執行者幹擾時，就出現挫折，就遭受損失，甚至全軍覆沒。他嚴詞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線給蘇區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他說：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陝甘工農遊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的時候，在這時紅二十六軍是由以後當了叛徒的杜衡領導的，當時他在紅二十六軍當政委。這時雖然部隊正式改編了，所謂一個團，實際上兵不滿三百，槍不足二百。杜衡當時的領導就是十足的機會主義，所以他未來紅二十六軍前，就口頭上喊陝甘工農遊擊隊是逃跑主義，不能再陝甘邊一帶領導群衆鬥争。事實上他來以後，以他口頭上的所謂正确領導，執行一條“左”傾路線。他為了提高自己，中間回過一次西安，和陝西省委作鬥争。第二次回來時，杜衡的思想變得相當壞了，眼看着就要離開革命隊伍。他從合水的黑幕原給後方寫了一封信（那時後方就是現在的照金），他要到陝北創造蘇區，并且要發展騎兵，要打通國際路線。當時我也是非常簡單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實是在那裡摸索。我覺得這不大妥當。陝甘邊蘇區雖然不大，但是黨和紅軍的影響非常大，雖然沒有和鞏固的根據地，但那些地方還有廣大的群衆，我們說，離開陝甘邊蘇區不發展，另外又要創造什麼新蘇區，這大概不大妥當，當時我們寫了個意見信，也沒有引起杜衡的重視。後來，打陝北創造新蘇區的計劃行不通，就來了南下，即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那時整個路線是不正确的。這時開了一個南下會議，這個會議我沒參加，據說當時會場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堅持要打到南山區，創造謂華蘇區。強調謂華那裡有過去群衆暴動的基礎，那裡地形也好，在物資補充方面也比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軍呼應，和鄂豫陝蘇區取得聯系，地形是“一夫當關，萬夫難敵”。所以在這樣的煽動情形下就南下了。當時杜衡的領導，完全是對黨内采取個人統治的辦法，不僅同志軍隊，而且統治了地方黨，一切是個人說了算。這次會議沒讓王世泰參加，王世泰是當時的二團團長。他不知道這件事，一直到過了渭河經過灞橋，王世泰說則麼辦呢？一股勁向南走，這才知道是南下。二團一南下，就全軍覆沒了。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帶來給我們的血的教訓。
他接着說，由于陳家坡會議堅持從實際出發，排除了錯誤思想幹擾，繼而又提出了新的整軍計劃，南下失敗後的紅二十六軍才逐步恢複和壯大起來，，把幾十個遊擊隊編到紅二十六軍部隊，在三原武字區、照金蘇區，還有合水的北部、慶陽的南梁、保安一帶開展廣泛的遊擊戰争。所以從這裡以後，在總的政治路線上，仍以創造陝甘邊蘇區革命運動的形勢，恐怕另外是一個情形，紅二十六軍也不會重新建立起來。不到處開展遊擊戰争，不組織領導群衆，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習仲勳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陝甘邊黨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論和鬥争。他指出當時的曆史背景，是蘇維埃運動和遊擊運動正處于鞏固和擴大時期，外部國民黨武裝加緊了軍事“圍剿”。邊區還缺乏大批經過鬥争的中下層幹部，加之又長期與上級領導失去聯系，因而在這個情形下，要想非常堅固、沒有缺點是不可能的。
習仲勳講的第三個問題是陝甘邊區、陝北蘇區肅反和肅反帶來的惡果及革命遭到的損失。他嚴肅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強加給陝北邊區黨委和紅二十六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取消主義”、“逃跑主義”、“稍山主義”、“槍杆子萬能”、“濃重的土匪色彩”等種種罪名。他引用劉志丹的話說：“有稍山主義不錯呀！沒有稍山主義就不行，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為中心開展新的進攻呢！”他說，“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指責陝甘邊區黨和紅二十六軍的領導者劉志丹等都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竄山林主義，槍杆子主義。我們大家想想在那個時候，誰不願在一個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據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讓我們這樣幹，要存在，隻有實行稍山主義。他風趣生動的話語博得與會同志一陣笑聲。
習仲勳在發言中對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他說是在肅反開始之前，組織了小代表團，我是小代表團之一，那時上有大代表團，下有小代表團，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團。反右傾機會主義這時便開始了。他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團結同志，對在肅反中嚴重錯誤的人提出批評，主張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醜”，敢于承認錯誤，才能有利于找準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改正錯誤，輕裝前進。他形象地說，幾位同志發言中都說到要人家幫助他“脫褲子”，把問題搞清楚。脫褲子變成脫帽子，露出一個光頭來，什麼具體錯誤事實也沒有，隻是籠統地承認錯誤，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瘋子打架一樣找不出個原因來。如果是這樣子，怎麼能改正錯誤呢！這個大會重要的是要把陝甘邊區黨的曆史的問題搞清楚，是我們黨今後更加一緻，更加統一，更加一元化。如果過去曆史上的問題不搞清楚，這就會使得邊區黨在今後的建設上受到很大損失。今天要使全黨同志進步，特别是犯了錯誤在今天還表現不誠懇，不坦白的同志，因在這次大會上老老實實下決心誠懇地承認錯誤，糾正錯誤。這樣才是我們個人之幸，全黨之幸，！
在習仲勳發言前後，圍繞西北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等方面的問題，徐向前、王振、高崗、馬文瑞、祝理治、郭洪濤等七十多人在會議上發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緻十八日，高崗在大會上作了《邊區黨的曆史問題的檢讨》的報告，對曆史問題的讨論做了結論。毛澤東肯定這個結論說哦，你們作了一個西北結論是很好的，關于全黨的結論，是不是這樣呢？要的。七大要作這個結論。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于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十二條經驗的報告。毛澤東生動地指出，要借馬克思主義之“箭”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剛從山東回到延安的劉少奇也向會議作了報告，葉劍英、賀龍。彭真等也在會議後期分别作了報告。這些講話和報告對于習仲勳正确認識黨的曆史特别是陝甘甯邊區的曆史上的路線是非，理解和領會當前的形勢及任務，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一月八日，習仲勳以《關于黨史簡述》為題發表長篇講話。他首先從大革命時期在關中旬邑縣前義村建立的農村支部談起。分析了在此期間發生的農民暴動失敗的原因。接着又談到劉志丹領導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遊擊隊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以及在五傾塬、照金根據地的革命鬥争及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失敗留下的深刻教訓。他特别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前後，關中地區黨組織開展的武裝鬥争、統一戰線，以及反擊國民黨頑固勢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關中黨的曆史經驗說：（一）關中黨是經過了三個時期的鬥争（大革命、蘇維埃、統一戰線），它具有公開的、秘密的、武裝的豐富鬥争經驗，領導着關中廣大群衆，并和他們密切地結合着，進行了保衛關中、保衛邊區的各種殘酷鬥争。（二）關中黨的産生，始于大革命時代，但它的發展壯大，是在紅軍遊擊隊的武裝鬥争中成長起來的，特别是紅二十六軍的直接幫助與指導，給關中黨發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關中黨的發展，其主要鬥争形式是武裝鬥争，從它的曆史全過程看，沒有一天是離開了武裝鬥争的。中國革命武裝鬥争的特點，同樣是表現在關中的黨裡。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時向大會作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關于領導工作和工作作風問題、檢讨曆史教訓與黨性問題的長篇報告。任弼時的報告在與會人員中引起強烈反響。習仲勳也深深感到，這一報告極全面、準确、深刻地總結了大會的成績，不是泛泛地檢查工作，規定任務，而是深入到各種現象産生的思想根源裡，克服了黨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觀點和認識，在思想上奠定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基礎。
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鄭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後一直到遵義會議這一個時期内，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在黨的領導中，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占了統治地位。那個時候的錯誤路線的性質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它比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以及李立三的盲動主義所造成的惡果還要更大。如果用數目字來表示，就是蘇區的工作損失了十分之九，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認為原陝甘特區和陝甘晉省委領導人在陝北肅反中執行的就是這種機會主義的路線。中央重新審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黨務委員會對陝北肅反問題的決議後，認為陝甘特區和陝甘晉省委領導人對錯誤的肅反應負“最主要的責任”。鑒于當時政治路線的錯誤并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對他們的錯誤“還隻能作為一種黨内錯誤的性質來看”。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中央決定給他們以嚴重警告處分。任弼時在講話最後感慨地說：如果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央到陝北的話，那麼，全國僅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蘇區――陝北蘇區，恐怕也是會損失掉了的。
會議還在進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決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陝北肅反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肅反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委托西北局負責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釋，“并審查和恢複在‘肅反’中死難同志的黨籍，且妥善慰問和安置其親屬”。
未經過嚴冬的人，體味不到陽光的溫暖。當習仲勳等一大批從錯誤肅反的九死一生的煉獄中走出的人，聽到任弼時講話和中央決定的傳達時，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長期郁結心頭的疑慮、困惑和沉痛終于得到排解，多年來籠罩于心頭的迷霧終被撥散。陝甘根據地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在這次會議認真負責的總結和檢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後，中共中央重申了這一曆史結論。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領導的西北局高幹會議對錯誤肅反問題的處理是正确的。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正确分清了路線是非。指出劉志丹等同志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閉幕，毛澤東再次莅臨會議作關于領導問題的講演。會議另一項重要議程是對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王震、習仲勳等二十二人予以獎勵。習仲勳在熱烈的掌聲中登上主席台，從陝甘甯邊區主席林伯渠手中接過獎狀和毛毯。毛澤東為二十二名獲獎者的獎狀逐一題詞，給習仲勳的題詞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三十五年後，習仲勳曾深情回憶說：毛主席親筆在一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上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上款寫“贈給習仲勳同志”，下署“毛澤東”。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他還回憶說，延安整風期間，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導下，召開了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會議運用整風精神，發揚黨内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全面研究了邊區的曆史和現狀，肯定了以劉志丹同志為代表的正确路線，批判了一些同志過去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正确解決了邊區曆史上的是非問題。
曆時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之時正是農曆馬年歲末，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癸未年春節快步到了人間，處于國民黨反動派經濟封鎖中的陝甘甯邊區人民群衆敲起鑼鼓，扭起秧歌，呈現出一派辭舊迎新的歡慶氣氛。此時，習仲勳接到了西北局通知，決定他出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