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兩下關中
●周恩來的叮囑
陝北高原的隆冬，朔風凜冽，寒氣刺骨。但是新年剛剛過後，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間卻泛出絲絲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紅軍到達陝北近兩個月的時間，就取得了西北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及時處理了使西北黨組織和紅軍瀕臨絕境的錯誤肅反問題，克服了日漸嚴重的政治危機，一個相對安定和穩固的局面在根據地出現。
從劫難中走出的習仲勳為之感動到興奮。他沒有計較個人榮辱得失，而是以更堅定的信念和高昂的鬥志去迎接新的鬥争考驗。
也正是在這時，中國整個時局發生重大變化。
日本侵略者強占東北三省，又制造了華北事變，策劃并發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野心勃勃地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内地，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愛國抗日學生運動，并迅速席卷全國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聲援。為了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定與之相應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線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窯堡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内戰到抗日戰争的重大轉折時期中共中央所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不失時機的制定了“組織千千萬萬的民衆，調動浩浩蕩蕩的革民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共産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将要到來之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同時，也為抗日戰争的全面發動，做了直接準備。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即決定政治局率紅一方面東征山西。習仲勳深知，這是中央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作出“在發展中求鞏固”的重大決定。他回憶說：“陝甘根據地危機克服之後，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持共反人民的内戰政策，陝甘一帶，東有晉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北有地方軍閥井嶽秀、高桂慈，西有甘肅、甯夏國民黨軍，南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我們根據第四面被包圍。敵人侵占根據地的許多縣，地主反攻倒算，群衆遭到殘酷殺戮。國民黨又在這些地方複辟了反動統治，建立保甲制度，實行連環保。”
基于以上原因，毛澤東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下定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紮穩打，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争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署命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在各路紅軍奉命東征之時，習仲勳得到上級通知，決定派他赴關中特區中作。
關中特區是黨中央初到陝北時決定設立的一個行政區。其實，中央撤銷了陝甘晉省委，又以下寺灣為界把西北蘇區以南劃分為陝甘省，已北劃分為陝北省，并設立了三邊、神府。關中三個地區。關中特區下轄淳耀、赤水、永紅、新正、新甯五縣，以上新設縣治包括了陝甘兩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縣、宜君、正甯、甯縣所屬的部分平原和廣大山區。這裡人口較為稠密，經濟條件、文化教育和群衆生活條件較好。因為地處西北蘇區的最南端，連接以“八百裡秦川”著稱的大關中，離陝西省省會西安僅一百餘華裡，所以關中特區當時被稱譽為陝甘甯邊區的“南大門”
鑒于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設立關中特區的同時，決定成立中共關中特委。據《中國共産黨陝西省組織史料》記載：“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賈拓夫等人到達關中，在原中共陝甘邊南區區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關中特委，賈拓夫任書記。關中特委機關駐新正縣（今甘肅省正甯縣）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轄淳耀、赤水、永紅和甘肅省境内的新正、新甯等五個縣委。”
習仲勳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關中黨史時說道，南區區委改稱關中特委的時間還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間，成立了關中特委，書記魯笨，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張邦英。當時領導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紅、新甯等五個縣蘇維埃政府。所有基幹遊擊隊改編為紅軍第一團，團長陳國棟，政委張仲良。同時各縣縣委也建立起來了。這時候，關中的革命運動正處在高潮。但是由于錯誤的肅反，捕殺了關中許多幹部，加之群衆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響，以緻趨于停止的階段。”
習仲勳在走不間關中前夕，日裡萬機的中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瓦窯堡住地專門約他和張仲良談話，對分派他們去關中特區工作寄予厚望。周恩來從國内國際形勢和蘇區面臨的敵情談起，細緻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務和需要注意問題。周恩來親切而嚴肅地說：黨派你去關中特區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任務是發動群衆，擴大和鞏固陝甘蘇區，開展遊擊戰，配合中央整個戰略部署，威脅西安，迎接将要到來的抗日高潮。這是習仲勳第一次親耳聆聽周副主席的指示，他專注地望着周恩來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是那樣的擲地有聲，撥動心弦，以緻在許多年以後談起此事時仍激動不已。他回憶說：“第一次和恩來同志正式接觸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黨派我去關中蘇區去擔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恩來同志對敵情了如指掌，高瞻遠曙地制定戰略部署，他那卓越的軍事才能，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當習仲勳奉命即将啟程赴關中之時，與準備率部抗日東征的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和軍政委宋任窮在從安定回瓦窯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戰鬥并一起經曆錯誤肅反劫難的戰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戰場，自然更多了幾分留戀之情。劉志丹、宋任窮看到習仲勳時，便老遠打着招呼，趕忙勒住缰繩，從馬背上跳了下來。
劉志丹緊緊握住習仲勳的手語重心長的叮囑：“仲勳，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澤東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派，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後方工作同樣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後方，前方才能打勝仗。你要帶好地方工作。”習仲勳以後回憶：“我和他依依不舍的分了手。他上前線後，一路旗開得勝，捷報飛傳，順利地打過了黃河。”
但是，他們誰也沒想到，瓦窯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訣。
四月十四日，劉志丹在東征山西前線指揮攻打中陽縣三交鎮陣地上中彈犧牲。當習仲勳得知劉志丹犧牲的消息時，他已經随西方野戰軍西征到達甘肅省環縣。突如其來的噩耗使他陷入極大的悲痛之中，與劉志丹臨别時的話語和許多往事一下子浮現在眼前。他為失去這位總忘所歸的領袖同志和戰友而萬分悲痛，以緻成為數十年間綿綿不盡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習仲勳在《人民日報》撰文寫道；
“我們敬愛的劉志丹為國為民流盡了最後一滴血。那時我在隆冬環縣工作，噩耗傳來，萬分悲痛，許多同志都哭出了聲。同志們告訴我，志丹犧牲時，衣袋裡僅留下半截鉛筆，兩個煙頭。他們又給後代留下遺産，卻給我們留下了最寶貴的精神财富。”
習仲勳當面接受周恩來的指示後，來從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金維映那裡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組織關系介紹信，随即帶十月人從瓦窯堡向關中蘇區進發。路程雖不過七八百裡，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國民黨統治區，要通過無數道路封鎖線，大陸不能走，隻能走羊腸小道，過了甘泉後又連續在人煙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習仲勳一行經過十多天的艱難奔波終于到達中共關中特委和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新正縣（今甘肅正甯縣）南邑村。
此時關中特委書記賈拓夫、蘇維埃政府主席秦善秀、關中特區司令部司令員江華和唐洪澄、張邦英等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同志已先期在這裡開展工作。習仲勳等一批幹部的到來，進一步加強了這一地區的領導力量。
其實特委的中心任務就是迅速傳達貫徹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學習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以統一思想，認清形勢，增強堅持武裝鬥争，鞏固根據地，建立發展統一戰線，迎接抗日戰争新局面的信心。
習仲勳到關中後，又進行另一項工作，即根據地當地實際情況和中央精神，糾正執行土地政策問題上的偏差。“當時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農利益，在經濟政策上沒收了商人的一些東西，以及‘左’傾機會主義的‘肅反’政策，造成了關中蘇區群衆的相當恐慌，對外形成赤白對立。黨中央到陝北後，即進行對錯誤政策的糾正。由于幹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傾向，把以沒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給地主。分到土地的雇農和貧農感到地權的不穩定，對革命發生了懷疑。于是又進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調整，按人口與勞動力混合原則，進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經多分了土地的貧農不滿。中農因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樣對革命發生懷疑。因此這時争取中農的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這個政策也沒有徹底在關中蘇區實行，隻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甯等縣進行了一部分調整。”
四月，國民黨東北軍以十一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關中蘇區發動全面“圍剿”，并出動飛機轟炸。近一個月時間内，關中特區五個縣幾乎全被國民黨侵占，所有中心區域敵人都設立武裝據點，隻有新甯的一個鄉的平道川沒有敵人騷擾。國民加緊進行請查戶口，編制保甲，收買利誘中共黨員和幹部叛變。加之關中紅軍主力第一團及一、二、三獨立營離開關中蘇區北上與陝甘紅軍會合，是這一地區武裝力量受到消弱，所轄五個縣的蘇維埃政權被摧毀。
“這時，關中的革命運動處在非常困難的時期。如何地善于退卻，如何地保存積蓄革命力量，是當時關中黨的嚴重任務。”中共關中特委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凡外來幹部以及和群衆關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員，立即分撒撤退。據此，賈拓夫、江華等黨政軍領導幹部随率大部分武裝轉移到瓦窯堡，關中特區撤銷。另“由習仲勳、唐洪澄、汪峰等組成關中工委。堅持關中遊擊戰争（洪澄同志不日堅決要求回中央了）在軍事上劃關中為連個作戰區域，成立南北兩路指揮部”習仲勳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記述說：“三月，關中蘇區遭敵人大舉進攻，我主力部隊和關中特委（書記賈拓夫）于四月撤出關中蘇區，撤出前經特委決定成立關中工委，我任書記，堅持蘇區工作。”
後來的鬥争更為艱難和殘酷，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國民黨軍殺害，個别遊擊隊嘩變投敵。“可是群衆的革命熱情沒有被敵人鎮壓下去，而是始終站在革命方面。軍事上則是靈活的遊擊行動，避實就虛，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絕對不和敵人硬仗。可是當時的軍事負責人同志則犯了軍事上的冒險行動，把遊擊隊一般的力量并掉。”
五月，習仲勳接中共中央來信。信中說中央決定調其回陝甘甯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習仲勳離開關中後，汪峰和張鳳歧等人在旬邑縣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臨時特委，繼續領導當地武裝鬥争和恢複黨組織工作。
●随軍西征前後
習仲勳被調回陝甘甯省委，是因為紅軍勝利完成東征作戰後，中共中央又根據新的形勢決定發動西征戰役，同時要求陝甘甯省委派出大批幹部随軍進入新解放地區，開辟工作，以建立健全黨的組織和革命政權，擴大革命根據地。習仲勳匆匆趕回陝甘甯省委常駐地吳起鎮，征塵未洗，又踏上了随軍西進的漫漫征途。
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面臨的形勢是：蔣介石趁紅一方面軍東征回陝北未來得及休整補給之際，即以蔣軍嫡系、陝北地方軍、甯夏二馬、東北軍、晉軍共一百五十四個團二十五萬餘人的兵力。圍攻陝甘蘇區。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紅軍進入甘肅、甯夏地區進行外線作戰。五月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發布西征戰役，組成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的中國人民紅軍西方野戰軍，向陝、甘、甯三省邊界地區發動進攻，以“打破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圍攻。消滅甯夏二馬。擴大蘇區，打通和蘇聯間的國際路線，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争取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和一切抗日武裝，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初夏的隴東高原，白天還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卻寒風陣陣，溫差較大。
習仲勳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結于吳起鎮的西方野戰軍左路軍紅一軍團向甘肅省東部的曲子、環縣開進。對他來說，這是一次艱苦而有意義的行程。為了隐蔽迅速到達預訂地區，部隊隻能堅持晝伏夜行的強行軍。一路上隻見起伏的山丘，荒涼的原野，長角的羚羊，群飛的野雞，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煙。習仲勳雖然從小投身革命，又長期組織領導地方遊擊戰争，但随大兵團行軍還是第一次，置身于紅軍主力部隊中的喜悅和新鮮見聞沖刷着連續行軍帶來的疲勞的困乏，是他興奮不已。
五月三十日，習仲勳随部隊到達甘肅省東部的元城特區特機，執行毛澤東占領曲子及其南北一線、“以與東北軍正式作戰原則，對馬鴻賓則堅決打擊之”的指示。曲子鎮是當時國民黨曲子縣（後歸環縣縣治）縣政府所在地，處于甘肅慶陽通往甯夏的要隘。曲子鎮方圓約一公裡左右，四周築有兩丈多高的土城牆，設有碉堡，垣外有環城壕溝深達仗許。國民黨軍三十五師第一0五旅旅長冶成章帶三百多名騎兵駐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驕橫，外号“野騾子”。由于曲子鎮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左路軍西進必須奪取的第一軍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師進至曲子以北，對木缽方向警戒；第二師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務連發動進攻。經短時間激戰和政治攻擊後，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餘人投降。戰鬥結束，左路軍留第四師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師乘勝北上，于四日攻占環縣。五日進駐環縣以北的洪德城。
曲子被西方野戰軍解放後，中共環曲工委即告成立，習仲勳任書記。習仲勳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暫，但他對這人生旅程中的短暫一瞬記憶頗深：“六月，随西征野戰軍到曲子鎮，先擔任曲環工委書記，後改任環縣縣委書記。陝甘甯省委書記為李富春。”“打開曲子，把馬鴻逵部最能打仗的騎兵旅旅長‘野騾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個大個子，帶傷以後，給予優待，從河連灣用樂隊迎送，由老百姓用擔架擡回甯夏。他此後便脫了馬家軍，對黨在回民軍隊中統一戰線工作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
習仲勳在半個世紀以後的回憶，與黨中央當時處理這一問題的情況是一緻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澤東、周恩來、楊尚昆即電示左權、聶榮臻。鄧小平：“要特别優待冶成章旅長，治好傷後，送後方一行，談後即送其回甯夏。俘虜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給以優待。其餘大多數則訓練數天，妥送吳起鎮，交蕭勁光派隊送後方，沿途布置歡迎。”
西方野戰軍解放環縣後繼續揮師西進。習仲勳即由曲子鎮趕赴洪德城，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
新成立的環縣縣委機關設在洪德城的杏兒鋪，因為處于戰争環境，駐地時有變動。縣委下轄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工會、青年部、婦女部。同時，環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劉占奎任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在這裡地以南土十裡地的河連灣是陝甘甯省委駐地。習仲勳及縣委的工作随時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領導同志的指示。縣委成立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壯大中共基層組織，建立地方政權。據《環縣志》記載：“在省委領導下，當時之環縣、曲子、固北縣靠陝甘蘇區，和部隊黨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縣委、區委。時中共曲、環兩縣委積極發展黨員。環縣由縣委書記習仲勳介紹和發展的第一批黨員有狄榮昌、狄榮華、楊滿川、楊福川、陳漢幫、張德仁、張德錄、張應孝。稍後，環縣建立了六個區黨委，三十九個鄉支部。”
習仲勳在環縣工作僅兩個月，便打開了局面。他深入到南湫鄉一帶向農民群衆宣傳的抗日救國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軍當局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罪行，發動農民團結意識組織起來，廢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權，沒收地主惡霸土地财産，分給勞苦大衆。
組織領導群衆開展武裝鬥争是習仲勳在環縣工作期間的中心任務。環縣因為處于甘肅和甯縣兩省交界地帶，故社情十分複雜。當時有土匪、哥老會等十幾股數百人的反動勢力與國民黨地方武裝相勾結，時常騷擾破壞新生政權的正常活動。面對錯綜複雜的鬥争形勢，習仲勳以大量精力投入群衆武裝的組織和領導。他要求加強縣委軍事部、縣政府保衛局的力量，設立了警衛隊；組建起環縣、洪德、胡家洞子三個區遊擊隊，發展隊員四十多人，配備長短槍三十餘支。多數鄉、村還成立起自衛軍、赤衛隊，從而有效地遏止和打擊了反動勢力，保衛了人民民主政權。
密切聯系群衆是習仲勳一生優良作風，這一特點在他早期革命活動中表現得非常突出。當時洪德街上有一位藥鋪掌櫃叫梁松山，為人忠厚正直，有結交廣泛。習仲勳和這位店掌櫃很快建立聯系，使其借行醫賣藥之便，為縣委、縣政府收集情報。據當時在環縣縣委婦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憶：那時由于大軍西進，環縣的形勢異常嚴峻複雜。僅縣委就被哥老會包圍過好幾次。有時我們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鑽進梢林。當時可靠的還是群衆。縣委領導同志住的窯洞，群衆常常自覺給站崗放哨。
習仲勳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陝甘甯省委的充分肯定。七月二十日，李富春在《陝甘甯蘇區的形勢與黨的任務》中表揚了環縣、慶陽、蘇安。豫固四縣完成了初步赤工作。“完成赤化的标志是：（一）廣泛深入地發動群衆鬥争，消滅封建剝削與分配土地；（二）普遍地建立群衆的武裝，以發展遊擊戰争，肅清蘇區之内的一切反動武裝；（三）注意解決群衆的困難，流通蘇區的金融，初步改善群衆生活；（四）高度地把群衆鬥争積極開展起來，普遍建立政權及黨的和群衆組織的基礎；（五）從正确地運用我們的策略中，使蘇區的人民極少數民族，消滅了對蘇維埃與紅軍的一切懷疑，樂意地在蘇區安居樂業。”
八月中旬的一天，習仲勳去河連灣向省委彙報工作。中共陝甘甯省委書記李富春正式同他談話說，中央決定他回保安縣（今志丹縣，時黨中央已由瓦窯堡移駐這裡），另外分配工作。習仲勳接受任務後回到縣委交代工作，便離開了兩個多月的縣委書記工作崗位，匆匆啟程返回陝北。
習仲勳此次工作的變動，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認為對這批錯誤肅反出獄的幹部存在使用不公的問題。時任中央組織部的李維漢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曾記述了這一曆史真相：
“由于‘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着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當時中央決定對釋放幹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幹部由陝北省委負責，軍隊幹部由軍委負責。我對陝甘甯幹部一個也不認識，但我出席了省委會議，所以對地方幹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習仲勳就此事評贊李維漢說：“羅邁自我批評精神好得很。他到陝北去就一直講‘那陣我不了解情況，聽他們的意見多了，特别是對習仲勳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裡去作縣委書記’。羅邁就是李維漢嘛！
●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習仲勳随軍西進隴東之時，國民黨東北軍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推進。據此，黨中央、毛澤東決定：“估計到瓦窯堡遲早必失，我軍決心搬空瓦市，準備作戰。”“中央此次準備遷移與抗戰，并不改變利用目前新安事變，加速進行西北大聯合的根本大計。”“中央遷都是為着直接領導和鞏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據地，是為着更便利于發展東西的遊擊戰争，是為着更易于争取東北軍，準備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高雙成部乘虛襲擊瓦窯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黨政軍機關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達保安縣。保安由此成為黨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後有一個立足地。
環縣距保安不過三百華裡，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溝壑縱橫，習仲勳返回保安還是饒了不少彎路，費了許多時日。當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個通知，中央決定他參加近日将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會議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窯洞内召開，十七日結束，共開了三天。這次會議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同時嚴重威脅着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國民黨當局幾乎無路可退可尋，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對日政策；中國共産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也相應有大的轉變，從而完成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過程的形勢下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并作報告和回憶總結。毛澤東、周恩來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員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出席會議。習仲勳記得當時隻有他和陝北省委書記郭洪濤兩個地方幹部列席了會議。據會議記錄記載，列席會議的還有剛剛由關中地區回到中央的關中臨時特委書記汪峰。
這是習仲勳平生第一次參加中央會議，因而他的心情即為興奮和激動。毛澤東看到剛剛二十出頭、年輕英俊的習仲勳來到會場，高興的拉住他的手，親切地叫着他的名字：習仲勳，習仲勳。
使習仲勳終身難以難忘的是，在這裡見到了衆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将領。他曾回憶：“記得那次參加會議的又李克農、葉劍英、羅瑞卿、林老，還有博古，博古弄了許多書。”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題使讨論目前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出三次長篇發言，着重闡名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毛澤東分析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強調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隻有共産黨有力量來領導，但是這樣的領導還是要争取”。習仲勳仔細聆聽毛澤東的講話，反複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話的含義。他尤其對毛澤東批評中央蘇區在組織問題上的宗派主義錯誤問題是的神态和話語留下深刻記憶。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談話時說：“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嚴肅指出，對羅明路線，對蕭勁光等人的處理是錯誤的；不讓瞿秋白随軍長征也是部隊的。什麼叫羅明路線？凡是遊擊區都是羅明路線，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中心區就沒有羅明主義？”
習仲勳還是對張聞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關于聯蔣抗日的發言感觸頗深，引發了他對曆史和現實問題的許多思考。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另一位革命長者、後長期擔任陝甘甯邊區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發言和平易寬厚的風範使他受益匪淺。五十年後，在紀念林伯渠百年誕辰時，習仲勳撰寫了《革命長着和良師益友》的文章，深情回憶這段久遠的往事：
“林老經常說，一個領導者要有團結人的廣闊胸懷。他就是這樣的好榜樣。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老在發言中完全贊同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國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以便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個階層共同抗日。對犯錯誤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嚴肅的，又是親切的。他沒有斥責他們，而是着重指出，這是過去的錯誤。我們要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我們黨要講求團結，才能克服困難，才能奪取抗日抗日戰争的勝利。毛澤東同志稱贊林老的講話是顧大局的，會議的氣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錯的同志感受到黨和同志的信任，激勵了他們在中華民族偉大解放事業中改正自己錯誤的決心。”
中央決定讓習仲勳參加政治局會議，在當時看來時“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領導人對青年幹部的悉心培養和高瞻遠署。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中央已經考慮到讓習仲勳擔負更重要的工作責任。
首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習仲勳思想認識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緻在他數十年的革命征程中發着重要影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紅日照亮了陝北高原》的文章，記述了這段難忘的經曆：
“随着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形勢發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澤東在保安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吸收了兩個地方幹部參加，我是其中之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毛澤東一見到我，便親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這次會議，主要讨論《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争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反對黨内‘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在中心區和邊沿區、遊擊區，因情況不同，工作方針和任務也應有所不同。他還是批評了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指出不應當把項英等在南方，因為他們同當地群衆沒有多大聯系，留下他們，勢必害了他們。參加這次會議，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線教育，進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論、原則的實行，都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教條主義之所以錯誤，就因為他們不問實際情況，完全從本本出發，生搬硬套；政治路線錯了，組織路線也自然是錯誤，政治上搞‘左’傾機會主義，自然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同時思想也明确了必須根據形勢的發展，積極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守邊去南大門
習仲勳曾說過，他一生兩次受傷中央之命鎮守南大門：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二下關中，守衛陝甘甯邊區南大門；第二次是他四十二年後銜命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擔負起建設、發展、保衛祖國南大門的重要領導責任。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之後，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在自己住的一孔窯洞約見習仲勳到關中特區任黨的特委書記的決定，繼而叮囑說：“你去先試一試，凡是民團團長都可以搞統一戰線，包括保甲長、聯保主任。”行前，細心的周恩來副主席又特意會見習仲勳等人，交代說，你們要路經的地區，敵人正在掃蕩，通過敵人的封鎖線，要多加小心。
事實确實如此，此次行軍除了走山路、鑽梢林外，還因為沿途有國民黨設卡搜查而艱險異常。習仲勳曾回憶說，第二次下關中，和我同行的有曾在陝北和陝甘邊區工作過的郭炳坤、張策、陳學鼎、黃羅武及牛漢山、于建軍、趙子修、賈生才等十餘人。途中每天都會遇到敵人，要經過敵人封鎖線。是在下關中的路上過的八月十五。同行的張策在六十年後寫的《我的曆史回顧》中也生動描述了他們在赴關中途中發生的險情和趣事。他寫道：
“我們一行十餘人，大部分時間夜行晝宿。一天夜晚，行至連家砭的山上時，我與交通隊的負責人再走那條路上發生分歧。他說連家砭可能有敵人，要沿山嶺西行。我想敵人是活動的，昨天在，今天可能不在，而且我們是夜行，如果真是有敵人，我們即退回去也不遲，估計無大危險。後來争得異常激烈，他把槍都掏出來了，但最終還是按照我的意見走。到了連家砭，果然沒有敵人，這一下少走許多冤枉路。次日，我們到了甯縣一個山溝村子裡休息吃飯，突然闖進來數十名徒手的國名黨軍。我們判定，敵人就在附近，為了脫離險境，飯不能吃了，當即決定進山。正在此時，對面的塬畔上出現了數百名國民黨軍，潮湧般向我們沖來，我們迅速鑽進山林，敵人無可奈何退了回去。我們在溝内深處遇到一獨戶農民，吃了一頓羊肉糊湯，有向南前進。後半夜，我走到了正甯縣五傾原子休息，天快明時又聽到周圍山上有人說話和走動。 大家有趕緊轉移，從村的後山腰繞過去。我與習仲勳等人一直撤到石底子村。可郭炳坤等走在後面就和敵人叫上了火，第二天才在劉家店與我們會合。又經過一個夜晚的路程，我們到了旬邑縣的七界石子村。總算到達了目的地。這次曆時七八天，行程五六百裡，由于思想上有準備，終于安全完成，沿途的老百姓給了我們很多幫助。”
十月初，習仲勳一行到達關中旬邑縣境内的七界石，與留守中共關中臨時特委組織部部長張鳳歧取得聯系，并在深山中的桐樹莊石門關開會交換情況。張鳳歧向習仲勳報告了關中臨時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況。張鳳歧特别說，由于東北軍進攻邊區，這裡碉堡林立，戒備森嚴，形勢嚴緊。但是我們還是恢複了一些黨的基層組織和政權，開展一些秘密活動。習仲勳簡要介紹了自己随西方野戰軍西征到環縣工作的經過後說，現在中央派我擔任關中特委書記，主持關中特區工作。特委分工張鳳歧負責組織，張策負責宣傳、統戰，郭炳坤負責軍事，陳學鼎身體多病随習仲勳活動。習仲勳強調說：無論組織、宣傳、統戰都要圍繞戰争活動進行。關中工作分南線、北線。派張策到南線，張鳳歧到北線開展工作。
此時，國民黨地方當局也變化了進攻策略，開始以軍事緩和、政治控制為主，不斷加強保甲訓練，對共産黨組織和遊擊隊民主政權内部進行瓦解破壞。為了應付這一特殊形式，十月中旬，習仲勳在七界石主持召開了有三十多人參加的關中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讨論堅持于恢複關中蘇區和遊擊隊戰争問題。會議決定：
一、縣為單位整理于擴大遊擊隊，行動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動”為原則。成立關中遊擊隊指揮部。指揮郭炳坤，政委習仲勳兼，統一領導關中遊擊隊。二、盡可能地進行統戰工作，争取進去、中間的民團、保甲，打擊最反動的少數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燈等。三、整理各地黨的工作，健全等的組織生活。四、恢複各縣蘇維埃政權，在敵人後方開辟新蘇區。
習仲勳主持下的關中特委工作的有效開展，立即引起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注意和恐慌。他們意識到革命力量沒有被“圍剿”消滅掉，反而更加活躍起來，于是有變換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帶實行“搜剿”于“并村”的反動政策，妄圖再次撲滅革命烈火。但是，國民黨當局的反動行徑遭到關中黨組織領導的人民群衆更強烈的反抗和鬥争。六年後，習仲勳曾撰文記述道：
“關中黨堅決地執行了九月會議的決議，到了四月間，既有了相當大的開展，對關中的民團保甲的統一戰線工作也有了很大的開展。軍事戰鬥上又有新正馬原、淳耀讓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的勝利。地方政權及黨的組織都有相當部分恢複，泾陽三區淳耀小喬、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蘇區，并肅清了關中蘇區的大股土匪，武裝了革命隊伍。
在我們工作的新形勢下，敵人有采取了死守據點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樣騷擾了。于是我們開展對敵人士兵的政治工作，盡量擴大遊擊隊。這是赤水即有四個支隊，淳耀有兩個及第十九支隊，新正四個大隊，新甯第一、二、三支隊，計十四個支隊，近五百之衆。革命的新潮有向上高漲了。
雙十二事變後，黨發表了團結抗日的統一戰線主張。因為關中交通不便，沒有及時接到中央指示。為了不失時機，即決定各地以縣為單位的紅軍、遊擊隊向外出擊，擴大恢複蘇區，争取民團、保甲自動交槍。于是在十天之内，整個關中蘇區都恢複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甯等四個縣蘇維埃政權，全部恢複了黨的工作。到中央紅軍南下，傳達了黨對西安事變的政策之後，關中黨才停止了擴大蘇區和消滅國民黨部隊的行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習仲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再次回憶起關中蘇區的鬥争生活，他寫道：
“關中地區包括蘇區新設的新甯、新正和赤水、淳耀等縣，像一把利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直逼它的戰略重鎮西安。我們的遊擊隊隻能隐蔽在深山裡，活動很困難，生活很艱苦。我們一面恢複各種秘密組織，一面建立和發展歌方面的統一戰線關系。這樣到了西安事變時，關中根據地就全部恢複了，我們的遊擊隊也壯大了。雖然國民黨的政權仍存在，但我們的政權也秘密地建立起來了，公開的名義叫做‘抗日救國會’。”
●建立發展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時令已進入深冬季節，北風怒号，冰封大地。但是在古都西安一個突發的政治事件，猶如驚雷響徹天際，強烈震撼着神州大地。這就是張學良、楊虎城二位愛國将領以“兵谏”形式發動的西安事變。在事關民族前途命運的關頭，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經過多方努力，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内戰、建立國内和平、實現全民族抗戰方針。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内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趨勢。
關中特區離陝西縣城并不遙遠，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習仲勳當時還不知道西安事變的發生。這時他正深入鄉村農戶，組織發動群衆，開展武裝鬥争，恢複和擴大關中蘇區。然而周圍出現的一些特别現象也引起他的注意：當地一些國民黨駐軍一聲不響地撤走了。時而也聽到從西安方向傳來的槍聲和飛機的轟鳴聲。他意識到形勢發生變化，但是到西安事變發生的确實消息和中共中央關于事變政策的傳達，已經是十多天以後了。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應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集結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陽地區，準備配合東北軍、十七路軍迎擊國民黨親日派可能發動的進攻。以彭德懷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的中國工農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進駐陝西省泾陽縣雲陽地區。
紅軍主力南下關中地區，給處于艱難環境中的習仲勳和關中特委的同志帶來了喜悅和信心。他們認為發展蘇區的大好時期到了，應當加緊向國民黨統治區拓展工作，更大規模地發動群衆，搜集槍支，抓捕豪紳惡霸，瓦解國民黨政權。但是，由于認識的局限性，當時他們對于友區、友軍的觀念是模糊的，還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認識和精神準備。一天，習仲勳接到從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傳來的信息，彭德懷要約見關中特委的同志并傳達中央關于當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張策曾撰文回憶這一情節說：“我和習仲勳同志去安吳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見到了彭德懷同志。他提醒我們要注意尊重友區友軍。我們接受了彭總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觀念。然後習仲勳同志回特委，決定我留在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待命。”
國内政治形勢的變化和黨中央重大政治方針的轉變，為地方黨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關中特委也同樣面臨新的鬥争和任務，身為特委書記的習仲勳不能不由此引發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關中形勢說：“我們大部分區鄉幹部對統一戰線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認識不足，以為革命成功了，忽視統一戰線中的鬥争一面；另一方面則對統戰對象仍懷着階級仇恨，不願做統戰工作，不與友方聯合。”他進而指出：“國内和平統一了，黨的工作因該是：第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組織；第三，擴大紅軍，加強整訓；第四，大量發展黨的組織。”習仲勳對形勢和任務的意見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緻贊同。關中特委即從建立和擴大統一戰線中心，重點開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蘇區與友區的區域談判。當時在關中蘇區以東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為統一戰線區，蘇區之内還有小塊的統一戰線區。所轄四縣：新甯縣蘇區占全縣五分之四，新正蘇區占五分之三和耀縣一角，赤水縣包括旬邑、淳化個一部分和彬縣一小塊地方。人口約五萬多，完全是農村。而這些地方隻要市鎮則在友區，關中蘇區絕大部分縣是西安事變後恢複的地區，友軍雖然撤退，各縣行政機關仍然存在，為了使蘇區與友軍保持和平共處，雙方行政系統互不幹涉，減少以緻避免發生紛争，因而及時劃定蘇區和友區行政區域就顯得較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陝西省委、陝甘省抗日救國政府作出《關于蘇區與鄰近各縣友區行政關系之原則》的決定，作為蘇區政府與友區各縣政府交涉個根據。決定指出，除關中各縣由關中各縣特區負責外，其他各縣由省抗日救國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幫助各縣政府）進行。以習仲勳為書記的關中特委迅速貫徹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劃界工作取得很大的進展。
為了保證新正縣劃界談判順利進行，根據“當時關中四個縣，赤水、新甯、淳耀三縣劃分了，新正縣沒有劃清”的實際情況，習仲勳指示時任新甯縣委書記的郭延藩為首席談判代表，關中特委秘書長再泉協助，與國民黨甘肅省正甯縣縣長朱門在該縣城山河鎮談判。駐防正甯縣的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委員鄧華作為評判代表參加了談判。在維護抗日大局、有利國共合作、避免紛争的前提下。劃定了蘇區和友區的行政區域界限。
區域劃界解決了特區統一戰線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過去到友區籌捐籌款、把遊擊隊拉到友區活動等問題得到了糾正，蘇區與友區的關系日趨正常和密切。中共關中特委還在友區淳化、旬邑設立了兩個紅軍募補處，主要從事黨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團。由于長期的遊擊戰争，大多數國民黨地方民團和黨領導的遊擊隊結怨較深。但是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号召下。經過習仲勳和關中特委其他同志艱苦細緻的工作，是一些過去有統戰關系的民團進一步與特區政權靠近。如甯縣的劉鐵山、宜君的沙秉炎，與關中特區武裝訂立了互不侵犯的條約。大多數民團團丁發生動搖，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槍不幹。赤水縣的土橋民團團總令去打抗日救國會，團丁不但不執行命令反而攜槍投奔了蘇區。為了做好民團工作，關中特委采取的對策是：（一）停止讓民團嘩變的辦法，确定民團留在友區行政機關指揮之下，争取民團在政治上變成抗日隊伍，而不強求名義上的改變。對于已有覺悟的團丁，教育他們留在民團内工作，指導他們采取恰當的工作方式和鬥争策略。（二）對民團上層分子即使沒有誠意，但隻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還可以在給養、防地等方面予以讓步和幫助。（三）發動民團駐地的群衆和黨組織去參加争取民團的工作。四、通過紅軍的政治機關幫助縣長辦理民團訓練搬班，開展民團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強對友區的群衆工作。關中各縣根據西安事變後黨的工作綱領，雖然成立了抗日救國會等群衆團體，但多數隻有徒有空名。城鎮工人附屬于商人的抗日救國會，鄉村中聯保主任和保甲長兼救國會主任，而真正的群衆抗日救國會并沒有建立了起來。據此，中共關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這些空頭組織名義，組織起各業各界救國會與下層的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然後民主選舉全縣總機關，并将國民黨縣長選舉到委員會中來，淳化縣首先采取了這一形式，推動了抗日救亡群衆運動。其次，利用舊政權組織與救國會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衆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衆的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的曾長，進而以救國會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權。再次，組織農民抗日救國會允許富農參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紳分子，如果贊成贊成抗日救國也可以加入抗日組織，以實現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四，關中特區四縣的抗日救國會與友區合并起來，建立統一的抗日救國聯合團體。第五，改善群衆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強黨組織工作，發揮組織在群衆鬥争中的核心作用。
習仲勳好十分重視關中特區的少數民族工作。新正縣龍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帶是回漢民族雜居地區。習仲勳主張回漢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習慣，積極發動和引導回民群衆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關中回民抗日救國分會在新正縣胡家灣成立，習仲勳到會并發表講話。他高度評價回民群衆為抗日工作所作的貢獻，鼓勵回民抗日救國分會進一步搞好民族團結，為抗日救國發揮更大的作用，習仲勳還特意讓關中劇團為救國會演出，以表示祝賀。
後來，習仲勳在回憶毛澤東締造抗日民主根據地鬥争曆史時，曾這樣闡述關中特委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
“根據中央九月會議精神，對于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别，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支武裝隊伍，都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起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關系。有個國民黨的縣長同我們有老關系，我們也同他建立了聯系。在四個縣的保安團中，除了一股頑固的地主武裝反對我們以外，其餘的都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情報和槍支彈藥。”
習仲勳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合作後，黨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陝甘甯邊區的鞏固和建設。首先糾正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的錯誤，克服了當時邊區黨委的某些領導人在統一戰線工作中采取的機會主義立場，粉碎了國民黨的摩擦、蠶食等破壞陰謀，使根據地日益鞏固。同時還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設，使陝甘甯邊區成為全國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由此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又成為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點。延安成為革命的大本營和聞名中外的革命聖地。”
●羅邁的到來
在恢複關中蘇區的艱難困苦的日子裡，習仲勳的生活中出現了兩件事，給他帶了精神的愉悅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長女在黨中央駐地的保安縣馬錫五家中的一孔窯洞内出生。一個多月後，這個嬰兒在黨的地下交通員的背簍中穿過層層封鎖線，來到父親身邊。初為人夫的習仲勳在繁忙的公務之餘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兒，目光中飽含着深情和慈愛。此時正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步實現，置身于民族解決戰争之中的習仲勳，寓意深遠地給女兒取名“和平”，把人間一個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習仲勳在關關中特委駐地的淳耀縣桃渠河，迎來了一位堪稱“誠摯熱情，誨人不倦的良師益友”，大家親切地稱他“羅邁同志”。
羅邁，即李維漢，湖南省上沙人。五四運動前即于毛澤東等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二二年六月與周恩來等共同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年底加入中國共産黨。先後任中共四屆中央執委、五屆中央政治委員、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到達陝北後，曆任中共中央群衆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城工部部長等職。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次任期達十七年之久，在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李維漢赴關中特區，是他擔任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書記之後受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囑托而來的。此間，習仲勳得知陝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請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對關中特委實施直接領導。據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緻周恩來、博古電稱：“關中特委習仲勳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與之發生直接關系。最近他們派了交通員來中央。在陝西省委未接收前，他們為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指揮。”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大會，正式決定成立中央陝甘省委，李維漢為書記，張邦英、習仲勳等十三人為委員，以加強關中特委的領導力量，發動西安四周農村的群衆，并把他們武裝起來。如内戰再起，即利用機會把蘇區向南退進。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電示彭德懷、任弼時等人：“關中區劃歸陝甘省委管轄。陝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還原、西峰、正甯、環縣發展，與關中地區發生關系。”同日，張聞天又緻電周恩來、博古：“中央決定組織陝甘省（委），以羅邁為書記（他明日動身），并決定經陝甘省到關中，加強關中特委的領導。請從關中動員一百個以上的革命學生，給他們分配群衆工作。渭北各縣群衆運動的開展，對配合西安方面有極大的意義。但決不應減弱陝甘省委對關中及渭北各縣工作的注意。”
李維漢在關中特委工作了近兩個月時間，直至三月中旬決定陝甘省委結束才離開。當時，他剛過不惑之年。在這裡他以嚴謹求實的革命精神和豐富的經驗指導了關中特委工作。他身體力行，言行身教，給關中特區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習仲勳每當面對這位年長自己十七歲、身材魁梧、面額寬闊的忠厚長者時，一種發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維漢在關中期間，習仲勳多次主持特委開會彙報、交流、讨論關中以及周圍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和統一戰線工作。在李維漢的具體指導下，特委對關中地區的許多重要問題取得了一緻意見。特委開會讨論認為，關中環境在西安事變後起了根本變化，以前的遊擊戰争環境結束了，而變為國内的平的局面。關中地區黨的工作的總方針應當是：（一）擴大統一戰線工作，為和平而鬥争。（二）把剛從遊擊戰中跳出來的蘇區變成鞏固抗日根據地。特委還認為，關中黨組織在新的環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審查與改變。
西安事變雖然得到和平解決，但國内和平的局面還是很不穩定。為了防止突發事變，習仲勳積極協助李維漢與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政治部一起商定了應付時局變化、将蘇區向南發展的計劃。同時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一系列主張，切實解決幹部群衆中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當時許多幹部群衆對釋放蔣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說：蔣介石十年内戰殺了我們都少黨員，欠下人民多少血債，既然把這個人民公敵抓住了，為什麼不殺還要放？昨天欺壓老百姓的國民黨政權、發動武裝一夜之間就成了友區、友軍？李維漢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種場合耐心細緻地做解釋工作。他說：抓蔣是為人族大計，放蔣也還是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不放蔣介石，抗日問題咋解決？統一戰線怎麼形成？如果不實現國共合作，不聯合各種力量，包括國民黨的地方政權和武裝共同戰争，民族解放的大業單靠一個政黨是難以完成的、李維漢入情入理的話語，如春風化雨，使籠罩在關中特區軍民心頭的迷霧逐漸消散。
一天，李維漢見到了正在吃奶的習仲勳的女兒和平，目光頓時為之一亮，人間一種最本能。最純潔、最偉大的父愛在他的心頭湧動。這時他想起了與小和平同齡的兒子及衆多孩子也生活在随軍轉移的艱苦環境之中。随之他又考慮到他們的父輩們正在進行的革命鬥争所面臨的嚴酷現實，不得不對孩子的健康成長做出妥當的安排。他關切而誠懇地對習仲勳說：要想辦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撫養。現在我們還處于戰争中，随時可能要打仗，要轉移，為了他們的未來，暫時還是離開父母好。習仲勳接受了李維漢的意見，便把女兒送到耀縣楊家河，托付關中特委秘書楊再泉的兄嫂撫養。
李維漢住關中特委近兩個月時間，對于加強處于國内政治形勢重大轉折時期關中特委的領導，正确貫徹中央的戰略意圖的方針政策，順利開展的工作，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使關中特區建設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局。
五月十五日，習仲勳與張策等人作為關中特區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禮堂舉行的陝甘甯特區的第一次代筆大會。他又一次聆聽了毛澤東關于邊區工作的重要講話。毛澤東要求：“轉變與創立特區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範區域，為抗日民族革命鬥争中政治與軍事的模範區域，為實現民主共和制得模範區域。”習仲勳深感這些語重心長的話語為做好特區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會選舉了由執委十七人、候補執委六人組成的中共陝甘甯特區第一屆委員會。習仲勳當選執委。這是一次民主團結大會。在大會上，習仲勳和神府特委書記張秀山等你多數代表，對陝甘甯特區黨委書記郭洪濤過去的錯誤提出了嚴肅批評，但代表們還是從團結願望出發，繼續選舉他擔任特區黨委書記。習仲勳與李維漢在關中特委相處時間不長，但彼此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此後數十年中，這種革命情誼更是曆久彌深。李維漢對關中特委尤其是對年輕特委書記習仲勳的影響頗佳。他在離開關中一個月後就寫了題為《關中工作的一些總結》的文章，發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黨的工作》雜志上。文中對習仲勳及其主持的關中特委工作給予較高評價，稱譽“在我經過的陝甘蘇區，關中是最好得一塊蘇區”。“關中的黨是從鬥争中鍛煉出來的布爾什維克的黨，有許多群衆真正愛戴的領袖，如習仲勳同志、張邦英同志。”“關中從志丹同志等那時起，是經過了長期的遊擊戰争，許多同志如劉景範同志、習仲勳同志、張邦英同志、高崗同志等都參加過。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蘇維埃及分配土地，但計劃未完成，‘圍剿’又開始了。在關中主力部隊調走後，關中黨在那裡是堅持了勝利的遊擊戰争，遊擊隊擴大了，遊擊隊和群衆是表示了無限的英勇。在去年‘圍剿’中，關中在遊擊戰争中是模範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已年逾八旬、體弱力衰的李維漢在病中寫的回憶錄中，還以生動樸實省委筆調記述了此次關中之行及與習仲勳的交談。他回憶說：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從保安出發。到延安後，郭洪濤要我緩去省委，先和張邦英率兩支遊擊隊間道去關中特委，在哪裡同特委和紅軍總政治部商量向南發展計劃。張邦英是紅二十六軍的幹部，對橋山山脈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團受西安事變的影響，張邦英打個招呼，相互戒備，互不侵犯，就過去了。一路很順利，很快到達關中特委駐地耀縣桃曲河，見到特委書記習仲勳。
住在特委期間，上午我自己看書學習，下午同習仲勳、張邦英、張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談情況。主要談了特委所屬各縣的情況和陝甘蘇區的曆史變遷，也談了陝北錯誤肅反和糾正肅反以後的問題。主要是他們談，我隻提問題，從無知到有知。有時我們也談些他們關心的紅軍長征的情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我們還去過正甯。甯縣兩個縣委，同縣委的同志談過話。在關中特委住了約半個月，得到任弼時（前敵總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約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張策在淳化縣城見了他。他告訴我們，西安事變雖已和平解決，但國内和平局面還是不穩定。我們一起商定了向南發展計劃。我當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進一步商量了一些具體問題，耽擱了一些日子，才動身去省委。出門走不到一裡路，通訊員就趕着送來中央給我的電報，說兩黨談判有進展，總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結束，人員回延安。我回去同習仲勳談了，請他按新的形勢部署工作之後，扔向省委駐地點頭鎮前進。”
習仲勳對李維漢十分敬仰和關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維漢病重住院，習仲勳好幾次去醫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維漢長談，但為了不影響李維漢的健康，使他靜心養病，有不得不早點兒默默離開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維漢不幸逝世。一個多月後的九月二十二日，習仲勳在《人民日報》發表《深切悼念李維漢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寫道：
“敬愛的李維漢同志與我們永别已有一個多月了。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損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誠摯熱情、誨人不倦的良師益友。每當我想起他時，我的心裡就非常難過。現在全國各民族正在迎接中華人名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周年到來這光輝節日，越臨近時，越加激起我對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維漢生前寫的《回憶與研究》一書出版，習仲勳又欣然為之作序。序中說：
“維漢同志是我們黨建黨時期的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産主義戰士，德高望重的傑出無産階級革命家。他以畢生精力，投生于中國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壯大，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和各民族的團結，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一生，經曆了建黨以來中國革命的全過程，同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史聯系在一起。
維漢同志生前，曾向我談過他撰寫回憶錄的幾條原則：一是以集體為主，着重寫集體生活，适當聯系自己，反對突出個人、突出自己，正确處理個人同黨、同群衆、同所在單位集體領導的關系；二是實事求是，真實第一，力求寫出曆史本來面目；三是重視總結經驗，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經驗，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以為鑒戒的經驗；四是對個人活動持分析态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自我批評。這些原則在這個回憶錄裡都充分體現出來了，這也是這個回憶錄的鮮明特色。尤其可貴的是，他在回憶錄中對自己的缺點錯誤從不隐諱，并勇于進行誠懇的自我批評。這種嚴于律己的精神，我身為敬佩。”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陝甘省委結束。四月，中共關中特委和特區蘇維埃政府移駐新正縣（今陝西省旬邑縣）馬家堡。特委新設立常委會。以強自修、張策、霍維德、張仲良為常委，習仲勳仍為書記，并以習仲勳、強自修、張策等十一人組成執委會。特為各工作部門也逐步健全。同時特區蘇維埃政府更名為抗日救國政府。原陝甘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霍維德調任關中特區抗日救國政府主席建黨團書記，封正寶任副主席。關中特區司令部武裝力量擴大，所轄淳耀第六。八、九、第十支隊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隊、永紅保衛隊新甯第二十支隊等遊擊隊、張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員，習仲勳兼任關中特區司令部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