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遭遇錯誤肅反
●在陰雲密布的日子裡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和第二十七軍在劉志丹同統一指揮下取得第二次反“圍剿”鬥争的勝利，是西北根據地進入了一個大的發展時期，從而成為中央紅軍和各路紅軍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發點。不幸，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影響到了陝北。根據地上空籠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陰雲。
習仲勳摔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機關擺脫敵軍追擊後駐安塞縣嚴家灣時，中共陝甘邊特委也撤至王家灣，軍事委員駐曲溝坪，經濟委員會駐橋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陝甘邊區的黨政軍機關以駐甘泉縣洛河川下寺灣一帶，習仲勳随邊區蘇維埃政府駐義子溝。
在此前後，陝甘邊區黨政軍領導發生了一些變化。惠子俊調任中共西北工委書記，李生華繼任陝甘邊區特委書記；劉志丹擔任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繼任陝甘邊區軍事委員會主席。不久，“李生華去了陝北學習，實際特委書記工作是由習仲勳兼着。政府主席仍是習仲勳”。
習仲勳在洛河川僅六個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經曆中是一段刻骨銘心而異常艱難的時日。醞釀已久的黨内思想鬥争，終于演化成一場極端錯誤的肅反，鑄成了陝甘邊區和紅軍二十六軍的大批領導骨幹被捕關押或慘遭殺害的曆史悲劇。習仲勳也在此次肅反之中身陷囹圄。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卻被關進了根據地自己設立的監獄。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據地軍民剛剛粉碎了國民軍第二次“圍剿”之際，蔣介石又調集東北軍的七個師、甯夏馬鴻賓的三個騎兵團連同原參加“圍剿”軍隊，總兵力達十五萬人，重點“清剿”陝北蘇區。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領導蘇區軍民奮力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
此時，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駐西北代表名義到達陝北。不久，由上海臨時駐中央局派出代表聶洪鈞也在北方局交通帶領下到達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鎮。
朱理治、聶洪鈞、郭洪濤都是大革命時期參加中國共産黨并且有着光榮革命鬥争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銘勳、王剛、李訊。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蘇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黨，并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北京市候補委員等職，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堅持獄中鬥争。全國解放後，擔任交通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等職。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聶洪鈞，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鹹甯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黨，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曾任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中共鹹甯特委書記，參加過反擊叛軍夏鬥寅的戰鬥。建國後任糧食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常委等職，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濤，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孫耀祖。陝西省米脂縣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中産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産黨員。大革命失敗後被國民軍逮捕，任中共獄中支部書記，領導獄中鬥争。全國解放擔任鐵道部副部長、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鎮主持召開中共西北擴大會議。會上傳達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簽署的長篇指示信和軍事指令。指示信中稱“陝甘黨内有右傾取消主義，而且他們的陰謀已暴露”；“右傾機會取消主義實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在黨内的應聲蟲和同盟軍”，因此“要反對國民黨走狗并與之進行鬥争”。軍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擊”，提出“蘇區政策是查田”等等。會議還作出一個完全脫離實際被與會同志批評為“連東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圍剿”決議案。這次會議精神傳達到了陝甘邊特委，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指導下的一場所謂的“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争，在這裡很快開展起來。
習仲勳等陝甘邊區領導在此次醞釀已經的政治風波中，經曆一個又不認識到逐漸認識再到抵制的過程。習仲勳曾回憶說：“當時那個會議我也是參加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我也有勁。革命不積極的，有錯誤思想的分子因該反對，有什麼不好？以後看反的程度不對了，一些正确的人都變成右傾機會主義，但口裡還是不敢講，要積極變現，心裡很苦悶。”
八月，“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魯笨等人帶來了一些工作人員，前去陝甘幫助工作。李景林到後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他們不顧邊區地方人煙稀少、文化落後的實際，組織其由惠碧海帶領的土改工作團在下寺灣橋扶峪采取一些極左的手法開展“查田”分派土地群衆運動。習仲勳曾現在一次會議上講過當時出現的問題：“惠碧海要沒收富裕中農，把富農分完了，趕他們上山吃草。”“今天鬥争這個，明天鬥争那個，又把貧農當成豪紳地主，要處分他，公開在群衆中宣布。”“李景林更是這樣，說張三是富農，他邊說鬥争去，又說李四是富農，又鬥争去。這樣怎麼能領導群衆鬥争，搞好政權和黨的工作”。“陝甘邊土地問題上，造成群衆一時的恐慌。我在洛川時，水漲了一丈多深，一些農民想瘋了一樣浮水過來，看到楊玉亭财經委員會的錢，也要沒收。我們說這是公款，他們也以一定要沒收，把群衆領導到随便那東西的程度怎麼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罵這是土匪意識，這樣搞法不行，群衆要造反了”，“我很生氣，把一個赤衛隊營長叫來說，‘你們這不是土匪行為嗎？’這就是他們所謂‘罵群衆是土匪’唯一根據。”
劉景範也回憶說：“搞查田運動，把地主掃地出門，當時叫‘打生産’（即勞動改造），對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邊區的物資也分派了。”
習仲勳看到這些“左”的做法對 根據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和嚴重危害，即于劉景範一道奮起和抵制。在陝甘邊區特委會上，習仲勳明确提出糾正查田運動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錯誤，并撤銷惠碧海的職務。但是，他的意見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數人反對，兩種意見經過激烈的争論後，會議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銷惠碧海的職務。
習仲勳在黨内鬥争日益複雜、政治氣氛壓抑的情況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建立健全的蘇維埃政府工作。他們在王家坪建立起軍事學校，為紅軍主力培訓軍事幹部。“習仲勳曾說，那實際上就是我們的黨校。”習仲勳好采納一些同志的建議，批準被稱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邊（靖邊、定邊、安邊）方向建立發展遊擊隊。習仲勳還像在南梁時一樣特别重視糧食、布匹、物資供應問題；堅持開辦列甯小學，編印課本，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八月一日，習仲勳在史家河灘主持召開軍民大會，會上報告了日本侵略華北的形勢，号召群衆參加紅軍，同志還舉行了閱兵和軍事表演，四千多名紅軍戰士和赤衛軍接受了檢閱。下旬，習仲勳主持審議通過了政府關于動員一千六百人參加紅軍決議案，并下發速去各地執行。
●洛河川受誣
進入九月，陝北高原秋意顯得特别濃重。山風起風飛的黃土落葉，荒野上空迷霧蒙蒙，一派蕭瑟。
此時，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派軍隊正在長征中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親任總司令，一十萬重兵加緊對西北蘇區軍事“圍剿”，妄圖在中央紅軍到達之前徹底摧毀全國僅存的西北革命根據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在徐東海、程子華率領下，進過艱苦轉戰越過子午嶺進入陝西保安縣豹子川，在永甯山與地方組織取得聯系。習仲勳、劉景範知悉紅二十五軍到達永甯山的消息時，立即報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邊區政府秘書長張文華一起帶保安分隊和交通員去永甯山迎接紅二十五軍到來。“陝甘邊區黨和政府向紅二十五軍寫了歡迎信。習仲勳主持歡迎大會，并緻歡迎詞。徐東海、戴季英到會。紅二十五軍兩位代表講了話，還演出眉戶劇。徐東海看後連聲說，‘好戲！好戲！’”
九月十五日，紅二十五軍在永坪鎮于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師。即由朱理治、聶洪鈞和程子華三人組成中共紅軍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朱理治任書記。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團主持下，召開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陝省委主要領導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北方工委書記惠子俊，委員劉志丹、高崗、郭洪濤、崔田夫、馬明方、張秀山、鳄豫陝省委代書記、紅二十五軍政委程子華和鄂豫陝省委常委、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紅二十五軍參謀長戴季英等。會議決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員會（簡稱“中共陝甘晉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濤任正、副書記；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統編為紅十五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兼參謀長；改組了西北軍事委員會，有聶洪鈞任主席。
“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錯誤地提出：向西南發展，争取于陝南、川陝蘇區連成一片，在連接新疆、青海的革命運動，推動全國革命鬥争。之後，有專門研究所謂的“右派”的組織，主要存在于陝甘邊黨與紅二十六軍中，從而使錯誤的肅反和幹部政策和幹部政策中的宗教主義、主觀主義糾纏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陝甘晉省委發出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的指示，頒布紅色戒嚴令，動員政府。貧農團和廣大群衆嚴格執行階級路線，進行肅反。接着就是就開始在永坪鎮捕人，并使用殘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肅反名單，而根據這些寫肅反名單不斷的擴大肅反範圍。
開始時，肅反主持者多以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的名義，将當事人調往後方，然後再已于逮捕。習仲勳曾談到肅反最初的情形是說：“開來了三十多人的名單，我，劉景範都參加會的。哪裡有副主席、通訊員、秘書長，都是右派。我說不對頭。先把幾個來路不明的人逮捕起來。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個人，其餘的人是我硬擔硬保的，如果他們發生了問題，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後就越到處捕人。那時候要拿我的名字寫信要把那些人調回來，不然調不回來。所以很多人是經過我調回來的，在這個時候我就發生了很大的恐慌。”時任邊區秘書長張文華，在四十八年後仍對當年擺布的情形記憶猶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習仲勳令我、楊玉亭上西北工委彙報工作，并參觀陝北省工作，吸取經驗。到永坪知道張慶孚已被捕。同時看到文件上寫有‘暗藏在内的蔡子偉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崗（朱理治别名）正确領導下’等。我被捕後在酷刑下，承認自己是右派。”
習仲勳對越來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慮，時常徹夜不眠，已至身體也出現不良反應，每聽到有人被捕的時候，就周身不适，頻繁腹瀉。不久他身邊人員甚至連警衛員也被關押，他隐約也感覺到自己難逃厄運。劉景範關切的對習仲勳說，還是暫離此地，躲一躲。習仲勳說：“不能走。我落一個法西斯分子，把我殺了，我也不能走，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義後來的我怎麼能走呢？”
其實，西北蘇區迫在眉睫的任務是如何粉碎國民黨軍已持續了三個月的第三次“圍剿”，解除異常嚴峻的軍事危機。十月一日，紅十五軍團在延安。甘泉之間的勞山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一0師近兩個團和師直屬隊全部三千七百人，擊斃師長何立中，參謀長裴煥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橋殲東北軍一0七師一個團，活捉團長高福元。兩次戰鬥勝利，有力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鼓舞了蘇區軍民革命意識。與此同時，錯誤的肅反又在加緊進行。正如習仲勳在四十三年後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紅軍在前方打仗，抵抗蔣介石的進攻，不斷取得勝利。‘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卻在後方先奪權，後抓人，把劉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幹部扣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營以上主要幹部，陝甘邊縣以上的主要幹部，幾乎和無一幸免。”【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其實，當劉志丹等一批紅軍将領在勞山前線浴血奮戰之時，肅反主持者的逮捕計劃就已形成。
許多年後，聶洪鈞在《劉志丹同志冤案的産生》一文中記述決定扣押劉志丹。習仲勳等人細節：
“經過反複商量，最後确定，分開劉志丹、高崗，将劉志丹調到後方主持軍委工作，以防變亂，并便考查。不想，劉一到後方就被捕。爾後，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責下，我和程子華都感到，事已到此，劉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動，就會發生事故的危險。随即，按照後方提出的名單，逮捕了高崗、楊森、習仲勳、劉景範等許多陝甘邊蘇區和紅二十六軍的負責幹部。此後人心惶惶，危險局面可以想見，陝北延中的肅反事件就此鑄成。”
習仲勳、劉景範在劉志丹等人被捕後，也被以“黨棍”罪名，開除黨籍，撤銷職務。一天，紅二十五軍團特務科長朱仰新來到下寺灣，叫習仲勳到十多裡以外的王家坪談話。來人帶有一封前方領導人寫的親筆信。信中說：“仲勳同志，你對此次肅反，态度暧昧，非無産階級意識，有跟你談話的必要。
習仲勳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聲帶的一支手槍、兩塊銀元和鋼筆交給了剛才從赤源縣回到洛河川的老戰友張策，并要張策以看望劉志丹的名義一同駐紮王家坪的紅二十五軍團軍團部，後考慮到這樣可能會一起被捕，又決定張策在義子溝邊區政府駐地等候，并告訴張悅，如果我能回來，咱們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來，就說明我已被捕。
習仲勳到了位于下寺灣東南二三十裡的王家坪，剛進軍團部就被押了起來。聶洪鈞給習仲勳羅列罪狀說：“第一罵群衆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隻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給富農通風報信。張策回憶說“快到黃昏的時候，我見習仲勳由軍團部出來了，但是他身後跟着專門負責捕人的紅二十五軍特務科長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習仲勳此時已失去同我說話的自由。我隻好騎馬回到下寺灣。此時，我的腦子亂成一團，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運。”
習仲勳被押後，最初關在王家坪，後來押往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押解途中，給他頭上套了一個隻露兩隻眼睛的黑帽子，肩上還扛兩杆長槍。習仲勳後來常向人談起去瓦窯堡路上發生的事情：“晚上睡覺時也将人困着，腳上、脖子上也加了繩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時被關押的人讓我給他松綁，我們互相松開繩子。到了第二天我報告說，昨晚翻身時，把繩子翻松了。不然他們會議逃跑為名抽打體罰的。”
習仲勳回憶說：“被押到瓦窯堡後，”和劉志丹同志一起被關在一個舊當鋪，‘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還縛綁着手腳，繩子上長滿虱子；一天隻放兩次風，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緻死”。“開始說我是取消主義，後來說成右派，并說我是右派前線委員會去的書記。上級親自審訊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他們叫我自首。我說這有什麼自首的？我說我是革命的，你們說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說我什麼也不要，就是你們不要用笨刀子殺我。當時張秀山上的刑更厲害，給鼻孔灌辣椒面，吊起來拷打。張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哭訴道，‘我死不要緊，二十六軍創造不容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頭顱換來的，你們可憐二十六軍，這裡了幹部全是好的’。”
在蘇區大批領導幹部被關押和審訊之時，在執行作戰的前方，錯誤的肅反已開始用活埋的方法殺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墳，做從肉體上徹底肅清所謂右派的準備。
其實隻有六歲的劉志丹的女人回憶說：“父親和習仲勳等人關押在一起。母親想法設法帶着我找到那裡。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聽到的隻是窯洞内的咳嗽聲，前面的窗戶堵死了。
西北蘇區的錯誤肅反進行了一個月左右時間，“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先後在前線和後方機關逮捕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勳、張秀山、劉景範、馬文瑞、楊森、蔡子偉、張文舟。李啟明在内的一大批黨政軍主要幹部，紅二十六軍營長以上、陝甘邊區地方縣級以上幹部全部予于關押。這些同志在獄中遭受了種種非人的折磨。錯殺了陝甘邊區特委第一任書記金理科、陝甘邊區福委會主任張景文、陝甘邊區南區委組織部長杜宛和上岸軍區副秘書長楊浩等二百多名優秀幹部，緻使黨組織和幹部隊伍嚴重消弱，軍心動搖，民心不穩。
習仲勳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戰鬥的的戰友被關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時，心如刀絞。他在四十多年後以沉重的心情回憶說：“白匪軍乘機挑撥煽動，以緻保安、安塞、定邊等幾個縣都反水了。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害。”
“‘圍剿’還未能粉碎，也就是這這段時間内，後方的瓦窯堡發生了錯誤的肅反事件，逮捕了劉志丹等同志，随後開展的前方，在紅二十六軍中也進行了‘肅反’，并且殺錯了一些人，使陝北這個的碩果僅存的蘇區陷入非常嚴重的危機。”
●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已達到甘肅南部地區。一次偶然的發現，使毛澤東、周恩來劉志丹及其領導的西北蘇區，并把黨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陝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過了岷江，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在洮河右岸哈達鋪一個圩場小憩。幾位中央領導興趣頗高地翻閱着警衛戰士剛剛搜集到的一張國民黨地方報紙。報紙刊登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陝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澤東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澤東對中央紅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作出報告指出：“民族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從現在到劉志丹創建的陝北革命根據地不過七八百裡路程。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北上。”不久，毛澤東又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走過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
毛澤東以革命家兼詩人的情懷對西北蘇區寄予希望。但是，他沒有料到，這裡正進行一場空前的政治劫難。他所期待見到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根據地領導人此時身帶鐐铐，處于焦慮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達到陝甘邊區吳起鎮，并得知肅反的情況後，即派賈拓夫攜帶電台于李維漢同行，作為先遣隊尋找陝北紅軍和劉志丹。賈拓夫是與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陝西省委赴中央蘇區參加第六屆五中全會後留守中央白區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紅軍長征北上，并擔任總政白軍工作部部長。李維漢、賈拓夫在下寺灣于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會面，證實了當地幹部和群衆反映西北蘇區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領導幹部以拘捕的消息無誤，并将情況立即報告黨中央。黨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
十一月二日，黨中央、毛澤東等來到下寺灣。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郭洪濤和西北軍委聶洪鈞關于西北蘇區、西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彙報，分析了西北根據地内外的政治軍事形勢，決定中央領導分兩路行動：一路由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鄧發、董必武和李維漢率中央機關從下寺灣直接去西北蘇區中心的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同時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窯堡調查處理錯誤肅反問題。另一路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南下，迎擊第三次“圍剿”陝北蘇區的國民黨軍隊。
時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後曾回憶說：“由毛主席和黨中央派我和劉向三等同志到瓦窯堡去，接管陝甘邊區保衛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來，避免進一步惡化。毛主席在下寺灣一次幹部會議上，語重心長對我們說，殺頭不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錯殺了人，殺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這時，習仲勳還在獄中。他不可能立即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消息，已極度虛弱的身體仍堅強受着恣意的體罰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後來他從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漸漸察覺到形勢發生了變化。與習仲勳同被關押的張策在《我的曆史回顧》中詳細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衛局的監獄設在瓦窯堡彙川通商号的一個四合院内，每間小房子都關着十幾個人。每個人都戴着手腳鐐，并用繩子捆着，當時天寒地凍，氣溫在零下二十攝氏度，但地上僅放一些谷草，無鋪無蓋，大多數人凍的睡不着覺。吃不飽不算，誰也喝不上。病了也隻好拖着。有個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廁所也不容許，隻好拉在睡覺的地方，弄得睡覺的地方氣味難忍。打罵虐待，更是家常便飯保衛局局長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張慶孚同志（解放後擔任國家農業部副部長）。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繩子長滿了虱子，我那下來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崗的發現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頓，打時還說，‘我打你就和蔣介石一樣。’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準出去，隻好尿在身邊的鋪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飯碗裡，早晨放風時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監獄的後院已經挖好一個大坑，随時都可以無聲無息地把我們這批人埋掉。在這所人間地獄裡，哪裡還有人道可言，隻有等死而已。誰也沒有想到黨中央、毛澤東會那樣快的趕到陝甘地區。毛澤東一到吳起鎮，就發現肅反是嚴重的錯案，立即停止肅反、等待處理的命令。這才給我們每人發了鋪蓋，虐待行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董必武、李維漢等率中央機關抵達瓦窯堡，即着力解決陝北錯誤肅反問題。西北中央局指定組成在秦邦憲指導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參加的審查錯誤肅反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先期到達瓦窯堡的王首道、劉向三等人通過訪問群衆，調閱案卷，與當事人談話等形式深入調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實和證據後，确認錯誤肅反加強給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人的是“莫須有”的罪名，所謂口供證據是通過刑訊逼供等方式取的，純屬不實之詞，理應予以推倒。經過五人黨務委員會審查後，習仲勳同劉志丹、楊森、楊琪、張秀山、劉景範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釋放，接着其他被關押的同志也陸續獲釋。
剛剛解除關押的習仲勳，在瓦窯堡與紅軍總政治局副主任楊尚昆相遇，兩人曾有一段風趣對話。楊尚昆高興地告訴習仲勳說：我們長征到達哈達鋪時，先後看到一張國民黨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紅軍傳單。紅軍傳單上印有：“紅軍占領中心城市的偉大勝利。”原來，這個中心城市是瓦窯堡。楊尚昆接着就以開玩笑的口吻問：“瓦窯堡就這麼一點點大，還算什麼中心城市啊？”習仲勳笑着回答：“瓦窯堡在陝北也算個很大的地方了。這裡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綏德的漢，清澗的石闆，瓦窯堡的炭’，當然是很有名氣的地方！”楊尚昆聽後說：“當時。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見了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興，因為這說明陝北有紅軍、有根據地，并且就在瓦窯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緻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查陝北蘇區肅反中錯誤。指出：“錯鋪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求糾正肅反中錯誤。後來，毛澤東又講：“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以立刻釋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澤東、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在富縣直羅鎮殲敵一0九師全部，擊斃師長牛元峰，又在追擊中殲敵一0六師一個團，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西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陝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同日，中央組織部召開平反大會，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和五人“黨務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會上，宣布以上兩個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習仲勳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予以釋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劉志丹代表被釋放的同志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時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确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
習仲勳看到從蘇區自己的監獄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戰友，想起近期根據地發生的種種怪現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戰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衆多同志被活埋、被槍殺時，更是憤懑不已。他覺得有滿腹話語要向黨中央傾訴，一時因過分激動和悲憤而說不出話來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個個義憤填膺，紛紛要求黨中央嚴肅查處錯誤肅反的主持者，但在聽了劉志丹的真誠的話語，激憤的情緒平靜了許多。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會後，習仲勳兩次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文中寫道：
“千裡雷聲萬裡閃，在十分危急的關頭，黨中央派出的先遣聯絡員帶來了至高無比高興的喜訊：毛主席來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進入陝甘邊的吳起鎮。他立即向群衆和地方幹部進行調查。當時陝甘邊特委位的龔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彙報了陝北蘇區和紅軍生理發展的情況，有回報了當時亂搞“肅反”，把劉志丹等紅二十六軍的幹部抓起來的問題。毛主席馬上下達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幹部全部由中央紅軍處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窯堡辦理此事，我們這一百多個幸存者被釋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陝北黨，西北蘇區又出現了團結戰鬥的新局面。”
“劉志丹出獄後，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劉志丹被釋放了！’‘陝北根據地有救了！’中央紅軍說：‘要是叫左傾機會主義把這塊根據地毀掉，中央連歇腳的地方也沒有了。’”
習仲勳平反後，即進入董必武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學習，并擔任訓練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兩個班主任是成仿吾和馮雪峰。中央黨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馬克思共産主義大學，所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窯堡恢複并更名為中共中央黨校。小直射在安定縣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黨校開始招生，根據抗日發展需要，兩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訓練班：第一期主要訓練陝北幹部，幫助他們熟悉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包括富農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過他們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傳達和學習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次年二月，紅軍東征後，中央黨校暫停招生。
在此期間，習仲勳經介紹參加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他第一次見到景仰已久的毛澤東，并聆聽了毛澤東做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實繼遵義會議糾正“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之後對“一切鬥争，否認聯合”的“左”傾政治路線的糾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資産階級兩面性的重要文獻，糾正了黨内在很長時期把民族資産階級混同官僚買辦資産階級的錯誤，批評了黨内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以其他中産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農大衆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習仲勳對這次會議留下深刻記憶。他說：“我凝神谛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卻正确。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裡高興極了。”
習仲勳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首次見到另一位使他“無時無刻不萦繞在腦海之中”曆史偉人――周恩來。在日後的數十年風雨曆程，他經常受到周恩來的關心、教誨和偉大的人格熏陶。習仲勳在《永遠難忘的懷念》一文中，曾深情回憶初見周恩來的情景：
“中央紅軍到陝北不久，我參加瓦窯堡舉行的一個會議，聽毛澤東同志的報告。遠遠看見一個人穿着紅軍的黑布棉軍服，胸前飄着長長的胡子，兩道劍眉下面是炯炯兩眼，那指揮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肅然起敬。他就是周恩來同志。那時，他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毛澤東同志一起，領導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在陝甘甯一帶有不少關于周恩來同志神話般的傳說。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這次因為聽報告，沒有機會和他接觸。”
陝甘邊蘇區鬥争過去了半個世紀之後，已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崗位退下來的習仲勳，認真回顧和思考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曆史經驗教訓，并作了客觀科學的分析和理論上的研究。他在《曆史的回顧》一文中寫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戰争，陝甘邊的黨組織、紅軍戰士和人民群衆，經曆了長期而殘酷的反革命‘圍剿’和來自黨内‘左’、右傾路線幹擾，曆遭險阻，幾經起伏，終于使紅日驅散烏雲，勝利的曙光映紅陝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的種子傳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後的中國西部，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失敗後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衆的解放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陝甘邊根據地是怎樣堅持下來，它走過的道路是怎樣的呢！
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鬥争，是全國革命鬥争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與全國各個根據地一樣有着共同的發展規律，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井岡山道路。但是由于曆史。地理和社會的具體環境不同，成為它能夠一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服内外重重困難，戰勝更強大與自己好幾倍的敵人的基本原因和曆史條件。
首先，黨組織把革命鬥争的重點始終放在農村，貫徹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很堅決。大革命失敗以後，陝西黨組織把主力及時轉移到農村，主張黨員到農村去。先發動了渭南暴動、旬邑暴動、兩當兵變、創造了渭北蘇區、陝甘遊擊隊。紅二十六軍，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北蘇區，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漸燃遍陝北。雖然當時‘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内統治地位，他們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熱衷于城市鬥争，主張軍事冒險主義，使陝西黨組織在創建紅軍、開展土改革命、創建根據地鬥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響，帶來曲折和失敗教訓，但是曲折和失敗，從反面是我們更加堅定了貫徹工農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思想。
第二，武裝是革命之本，所謂槍杆子萬能并不是錯誤的。陝甘邊根據地鬥争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武裝鬥争史。隻要槍杆子拿在農民手裡，于紅軍、蘇區結合起來，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後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一批共産黨員打入敵人部隊，從事兵運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變，就是為了把起武器進行鬥争。這些鬥争雖然都失敗了，卻是我們領悟到軍事運動不同農民運動和建立根據地結合起來，我們就難以存在和堅持下去。我們開始把開展遊擊戰争于三分（地、糧、财務）五抗（稅、租、債、糧、款）結合起來，把建立革命武裝同開創根據地和建立紅色政權結合起來，在戰略戰術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等，使我們取得了主動權，打開局面。
第三，‘梢林主義’是創造根據地的馬列主義。我們把蘇區叫做‘梢林’，這是從三原、渭北平原碰釘子碰出來的。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我們處于劣勢，出獄敵人四面包圍之中。在平原上與敵人有利，與我們則是有害。梢林，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長和存在，有理有根據地開拓和發展。雖然少了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後，壞境極其艱苦，但是群衆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因此我們總是先進行群衆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工作；此後組織武裝，開辟蘇區，建立政權。對于根據地根據地的建設，我們不搞孤立主義，在确定中心區的基礎上，以主力紅軍為骨幹，建立多路遊擊區，擴大回旋餘地，互相呼應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積極和擴大統一起來。
第四，陝甘邊的鬥争史，是統一戰線的又鬥争又聯合的曆史。對于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我們總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傾向革命的狗熱枕相待。一些哥老會頭目、民團團總。保安團。紅槍會，經過我們團結争取，他們都為革命做了個好多好事。對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們成為遊擊隊呢？慶陽楊丕勝領導的遊擊隊，開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來一些新的農民成分，就成為遊擊隊了。黃龍山的‘大王’郭寶珊，經過劉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終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從紅軍時代直到解放戰争時期，立了許多戰功。【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第五，陝甘邊根據地有一個堅強、正确的領導核心。在長期的革命戰鬥中，湧現出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的堅強正确，不僅表現在政治上的堅定性，始終不渝的堅持黨的正确路線，克服‘左’的右幹擾，經受住挫折和失敗的考驗，在危險的時刻力挽狂瀾，轉危為安；尤其是在與中央中斷聯系的情況下，不盲目依靠上級指示和抽象教條，善于把黨的正确路線方針和陝甘實際相結合，正确估量敵情我情，按照客觀情況去決定自己的政策，獨立地處理重大問題，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績和獨創，為探索中國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貢獻。毛澤東稱贊劉志丹是‘群衆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說：‘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萬，要數劉志丹。’朱德稱劉志丹為‘紅軍模範’。這并不隻是對劉志丹本人崇高評價，也是對創造陝甘邊的先烈們，廣大革命戰士以及無數勞苦大衆的英雄鬥争和他們共同創造的曆史經驗的高度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