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轉戰陝甘邊
●南梁曙光
隴東的冬季異常寒冷而漫長。當這裡還是冰天覆蓋大地、寒風瘋狂怒号肆虐之際，春天已回到人間。
一九三四年春節前夕，習仲勳久病初愈，便急忙從豹子溝趕到十多裡外甘肅華池縣北部的二将川。這時，劉志丹領導紅二十六軍和遊擊隊主力正在南梁地區發動群衆，開展武裝鬥争，進行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創建和開辟新的蘇區。習仲勳病愈歸隊，受到了第二路遊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楊琪、政委高崗的歡迎。他根據組織安排，擔任中共隊委書記，以後兼任義勇軍指導員。在二将川，他與在撤離照金時分開的吳岱峰、劉約三等戰友重逢。從大家熱情的話語中，更能詳細地聽到了陝甘邊區紅軍近幾個月的艱難征戰和開辟南梁蘇區的鬥争經曆。
南梁地區，是指以葫蘆河為發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錦廟川、二将川、荔園堡川、白馬廟川、玉皇廟川方圓約百餘裡的廣大山區。位于橋山山脈中的大梁山南麓，是甘肅省慶陽、合水，陝西省保安、甘泉四縣的交界地段。由于這一地區中心是慶陽縣的南梁堡（今屬甘肅省華池縣管轄），故稱南梁地區。南梁境内重巒疊嶂，梢林密布，地形複雜。
北宋時，這裡是與西夏接壤的的邊境，常受到外敵襲擾，宋慶曆元年至二年（公元一四一――一四二年）範仲俺任環慶路略副師時，曾來此地修築了荔園堡、大順城于數座城寨，積極防禦，鞏固邊防。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裡，
長煙落日孤城閉。
範仲俺著名的邊塞詞《漁家傲》已是這裡自然風光的生動寫照。詞中的“孤城”，當地有名研究者認為指的是離南梁堡不遠的大順城。
南梁地廣人稀而又遠離陝、甘、甯三省國民黨統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裝力量弱小，在當時被稱為“三不管”的地方。它旋餘地方大，進可以直取關中，退可以扼守山林。當地農民群衆飽受封建地主的壓迫剝削，生活極端貧困，具有強烈的革命願望和不畏強暴、勇敢鬥争的傳統，因而長期以來武裝反抗封建統治的鬥争此起彼伏，連續不斷。加之劉志丹、謝子長多次在這裡開展兵運和遊擊活動，打下了較好的群衆基礎。這些主客觀條件都非常有利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開展遊擊戰争。
早在薛家寨失守、陝甘邊區領導機關和紅軍面臨無立足之地的嚴重現實之際，就引發習仲勳和許多同志對陝甘邊區革命前途的思考：在哪裡建立一個更有利于發動群衆，發揮遊擊作戰的特點，不斷鞏固和壯大紅軍力量的根據地？當大家苦無良策之時，轉戰途中的劉志丹經過深思熟慮，提出在喬山中段的南梁地區建立根據地主張。他鄭重建議紅軍臨時總指揮立即召開聯席會議，研究部隊黨的行動方向和創建根據地等重大戰略問題。這一主張得到陝甘邊區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負責人的一緻贊成。
随軍北上的陝甘邊黨政軍負責人聯席會議，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召開。會議認真總結了以往開展武裝鬥争及創建革命根據地等重大問題。包家寨聯席會議決定撤銷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複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并成立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将義勇軍和耀縣支隊合編為四十二師第三團；将第四團改為騎兵團，以适應長途奔襲、快速出擊和協同步兵作戰的需要。會議還仿照井岡山革命鬥争經驗，決定劃分為三個戰略區，組建三路遊擊隊總指揮部，第一路以安定為中心，第二路一南梁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為中心。紅二十六軍居中策應，向南、北發展，開辟和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
十一月八日，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在合水縣蓮花寺正式成立。全師共五百餘人，戰馬二百多匹。翌年一月，第二、三路遊擊隊總指揮部也相繼成立。新的紅軍主力和遊擊隊按照包家寨會議的既定方針，在陝甘邊區更廣闊的戰場上開展了艱苦持久的遊擊戰争。
習仲勳因為留守照金，繼而又身患重病，沒有參加包家寨會議。當他知道會議采納了劉志丹的意見，做出了正确的決議并使陝甘邊革命形勢迅速向前發展時，不由想起第一次與劉志丹相見時的情景。劉志丹那時就語重心長地說過，如果我們像毛澤東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創建根據地，但是，由于“左”傾路線幹擾，他長期以來想解決這一根本問題的願望一直難以實現。包家寨會議決議及其後來的鬥争實踐，證明了劉志丹的遠見卓識和傑出的軍事才幹。習仲勳從内心更加敬佩這位在革命戰火中鍛煉出來的群衆領袖，同時也為陝甘邊區革命出現的大好形勢感到欣慰。
紅四十二師進入南梁地區以後，便兵分兩路，師部帶紅三團向東遊擊，騎兵團向西發展。先後在荔園堡、闫家窪子、趙家溝門一帶肅清了小股國民黨軍和地方反動武裝，拔掉一些據點，為迅速建立南梁根據地打開了局面。劉志丹和四十二師領導，要求部隊利用戰鬥間隙，以連、排為單位協同地方幹部廣泛宣傳，組織武裝群衆，建立和鞏固第二遊擊隊工作。同時決定，在南梁一帶建立地方機關和師後方留守分隊，安排傷病員到平安川、豹子川治療休養。
習仲勳和紅四十二師特派員張策一起，按照“先進行群衆工作，建立革命武裝，開展遊擊運動，再開辟根據地，建立工農政權”的方針，帶領遊擊隊掃清了闫家窪子、東華池、南梁堡民團和二将川地主武裝後，“深入到農村挨家挨戶做宣傳工作，發動群衆配合遊擊隊去分牛羊。這樣提高了群衆的覺悟，組織健全了二将川、白馬廟川、南梁堡、豹子川、義正川、五堡川、白馬川等地農民組織。派出吳岱峰、劉約三等去組織保安遊擊隊，王子良整頓合水遊擊隊，吳亞雄去建立安塞遊擊隊，楊丕勝組織義勇軍”。張策談起當時和習仲勳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是很興奮地說：“我到南梁以後，就在當地群衆中活動，村村開會，逢人演講。習仲勳來後，我們同時在南梁鄭大爺家裡過完春節。經過一春的工作，農民聯合會、赤衛隊、貧農團、雇農會等在南梁為中心的幾條川裡相繼成立。”
随着群衆武裝的廣泛建立和地方遊擊隊的發展，初步形成主力紅軍、地方遊擊隊、群衆武裝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遊擊戰争武裝體系。到一九三四年春，陝甘邊紅色區域迅速擴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縣、慶陽、合水、甯縣、正甯、旬邑、淳化、耀縣、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個縣的大部分地區。
為了統一領導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鞏固後方，支援遊擊戰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紅軍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衆大會，再次選舉成立了新的邊區臨時政權組織――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勳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白天章、賈生秀為副主席。選舉決定了土地、勞動、财政、糧食、軍事、肅反委員。同時組建了政治保衛大隊。
習仲勳這年還不滿二十一歲。
經曆陝甘邊革命鬥争的人們發出由衷的感歎：真是來之不易啊！這是毛主席紅色政權理論在西北地區的具體實踐，是以劉志丹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師委員會、陝甘邊特委堅持正确的軍事路線的結果。
習仲勳也以熱情洋溢的文字描述過當時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紅軍橫掃陝甘邊的反動武裝，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建立起來了。當地小夥子見紅軍回來了，高興的唱起了信天遊：‘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當年的紅軍哥哥回來了。’從此，以橋山中段為依托的紅軍遊擊戰争，以烈火燎原之勢發展了起來。”
至此，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蘆河兩岸。
●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在黨内“左”的錯誤嚴重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發生危機、又與上級黨組織完全中斷了聯系極其困難的形勢下創建和不斷擴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當蔣介石完成對中央蘇區包圍之時，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把“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推向了頂點。會議仍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争“将決定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誰勝的問題”。并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态度”等口号下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争和打擊政策，“左”傾冒險主義進一步發展，最終導緻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争中的失敗、而不得不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嚴重惡果。中共陝西省委和關中、陝南各地黨組織遭受空前破壞之後，在一段時間内，曾五次成立起陝西臨時省委或其他領導機構，但又屢遭破壞。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中共陝甘邊特委獨立擔負起領導蘇區建設和紅二十六軍的責任。它表明劉志丹、習仲勳等一批邊區黨和紅軍領導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組織原則上的團結一緻和高度自覺。
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充滿着矛盾和鬥争的。照金蘇區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陝甘邊區黨的工作和武裝鬥争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邊區特委書記秦武山在包家寨會後受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派遣赴西安尋找省委恢複關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員亦分散在黨政軍組織中活動，很難形成統一健全的領導制度。因而在這段時間内，紅四十二師黨委實際代行陝甘邊特委的職權。随着南梁根據地的創建和黨的武裝力量的壯大，恢複健全中共陝甘邊特委就顯的特别緊迫。【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曾說過，那時“我們盼上級和中央領導，像盼命一樣，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寶就給了不少，但還沒有找到中央和上級領導”。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渴望與上級取得聯系和健全黨的統一領導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恢複和健全了陝甘邊區特委，張秀山任特委書記；同時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主席。習仲勳繼續擔任特委委員。
七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陝甘邊區“已經進入到新紅軍和新蘇區的創造階段”。
七月下旬，習仲勳和劉志丹、張秀山等陝甘邊領導，在闫家窪子迎來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謝子長、政委郭洪濤、參謀長賀晉年及其率領的陝北遊擊隊和赤衛隊。闫家窪子是陝甘邊區紅軍重要的落腳地，位于白馬廟川、玉皇廟川、荔園堡川的三岔路口，離荔園堡僅三四裡地之距，當時在紅軍曾流傳說：陝甘邊區紅軍武裝“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離闫家窪子”。
劉志丹、習仲勳與謝子長是在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前後分手的，這次老戰友在自己的根據地久别重逢，叙舊言歡，更是激動不已。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革命委員會專門召開歡迎大會，殺豬宰羊，慰勞遠道而來的兄弟部隊。他們還邀請了陝北遊擊隊參觀了陝甘邊區紅軍軍政幹部學校，介紹民主建設和部隊管理經驗，進行軍事技術戰術演習等。陝北遊擊隊也介紹了自己開展土地革命鬥争和群衆工作情況，派人慰問看望陝甘邊傷病員，體現了兄弟部隊之間的團結和友誼。
月底，陝甘邊區與陝北黨政軍領導人在闫家窪子召開聯席會議。紅二十六軍連以上和陝北遊擊隊支隊長以上幹部三十多人參加會議，習仲勳“是主席團成員之一”。
會議總結讨論紅四十二師和陝甘邊根據地工作和任務的同時，決定紅四十二師政委高崗去上海臨時中央局受訓，由謝子長兼紅四十二師政委；紅三團随謝子長由南梁地區出發北上，與陝北遊擊隊協同作戰，進一步推動陝北遊擊鬥争發展。聯席會議上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代表通過陝北特委轉交陝甘邊區的兩封指示信。這兩封信指責紅二十六軍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梢山主義”、“槍杆子萬能”、“濃厚的土匪色彩”等等。習仲勳于劉志丹針對上述觀點作了必要的說理和申辯。劉志丹說：有梢山主義不錯呀！沒有梢山主義就不行。誰不願意在一個大平原建立一個根據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讓我們這樣幹，要存在實行梢山主義。誰說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為中心去開展新的進攻呢？
兩封信和個别人的發言，給本來團結融洽的會議氣氛蒙上了陰影。
習仲勳和許多與會同志認為，闫家窪子會議積極因素是主要的，特别是紅三團北上，對于陝北根據地反“圍剿”鬥争，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他們對于邊區沒有直接聯系上的上海臨時中央局和駐北方代表兩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對扣在特委和紅二十六軍頭上五頂吓人的帽子産生了極大的反感和諸多疑慮。習仲勳反複思考：自中共陝西省委被破壞後，陝甘邊特委在完全與上級領導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以高度的主動性和責任心，堅持從實際出發，緻力于陝甘邊區根據地的建設，并取得了衆所周知的成績。批評者掌握的情況來自于何人？依據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習仲勳在當時情況下還沒有意識到根子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作祟，盡管憋了一肚子氣，但還是覺得這些無理批評隻是發些空洞議論而已，因而，還是從大局出發，以主要精力投入對現實問題的讨論和研究之中。會後陝甘邊區特委在自身給養困難的情況下，仍給陝北遊擊隊提供了百餘支槍、彈藥和數百銀元的經費援助。闫家窪子會議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即根據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黨的任務》決議提出的“以華池為中心，向四周發展；恢複照金蘇區；打通與陝北蘇區的聯系；創造條件，轉變臨時政權為正式政權；實行土地革命”的任務，着手準備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以實現工農兵臨時政權機構向政權機關――蘇維埃政府的轉變。身為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的習仲勳承擔了籌備大會的主要責任。
習仲勳意識到，要開好工農兵代表大會，首要的問題是做好選舉出席大會代表工作。他就此大會代表的産生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的建議。劉志丹提出代表選舉要從基層做起，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産生代表。但是有的同志卻認為根據地文化落後，交通不便，這種民主選舉能行的通嗎？習仲勳解釋說：“志丹同志說，原始社會都知道選有能力、有本領的人做首領，何況現在的人。先由村上選代表，再選鄉代表，再選政府組成人員。”革命委員會采納了劉志丹的意見，确定了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産生的辦法，即：按照選舉地區和單位人數比例産生代表，并照顧到工人、農民、軍人、婦女等各個方面，然後在代表大會上民主選舉産生蘇維埃政府委員。其明顯區别原來革命委員會機構和領導成員由群衆團體推選的辦法。而受到群衆的歡迎，紛紛贊揚說：“共産黨和國民黨就是不一樣。”
近兩個月時間内，習仲勳與劉志丹、吳岱峰和蔡子偉在荔園堡、豹子川，經常開會研究籌備代表會議的有關事宜，有計劃有分工的開展準備工作。劉志丹為大會起草了政治決議案和軍事決議案；習仲勳和蔡子偉等執筆起草了财政、土地、糧食等決議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十一月一日，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會議在荔園堡大廟内正式舉行。
荔園堡是地處玉皇廟川、二将川交界處的一個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間（公元一六四年――一六七）。堡子四周築有寨牆，内有一個古廟宇群，廟宇的對面是一個舊式戲台，廟宇于戲台之間是一塊寬大的場地。陝甘邊區特委和政府經常在這裡舉行群衆集會，開展宣傳動員工作。
連續七天時間内，來自各界的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園堡古廟内一個大殿裡，讨論根據地建設許多重大問題。習仲勳作為大會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終參加了大會。
代表們認真審議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土地決議案》、《财政決議案》和《糧食決議案》等重要文件。大會經過充分醞釀讨論，采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産生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領導成員。習仲勳當選蘇維埃政府主席、賈生秀、牛永清當選為副主席，蔡子偉當選為政治秘書長兼管《紅色西北報》。大會還決定了政府下設的土地、勞動、财政、糧食、肅反、文化、工農監察、婦女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
十一月七日，适逢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蔚藍色的天空飄動着朵朵白雲，格外明媚的陽光給初冬的隴東高原帶來了陣陣暖意，荔園堡洋溢着喜慶、歡快、熱烈的節日氣氛。
清晨，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慶祝大會在荔園堡大場内隆重舉行。參加大會的除了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正式代表以外，還有在南梁地區的紅軍、遊擊隊、赤衛隊和周圍數十裡以外趕來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戲台上方中央懸挂着“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紅色會标，主席台下彙集着紅軍隊伍和工農群衆。他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悅，懷慶這開天辟地當家做主的日子。大場四周鐮刀斧頭紅旗于各色各樣的彩旗交相輝映，迎風招展，鑼鼓聲、口号聲沖破雲霄，在山谷中回響。
習仲勳在熱烈的掌聲中，繼劉志丹後發表了施政講話。他莊重地接過劉志丹代表邊區軍民頒發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印章，以洪亮高昂的聲音代表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表示：要進一步發展壯大武裝力量，廣泛發動群衆，把武裝鬥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更大的勝利。
會後，在荔園堡一河之隔的開闊地上舉行聲勢浩大的閱兵式。邊區紅軍、遊擊隊和赤衛隊全副武裝，邁着整齊的步伐依次通過主席台前接受檢閱，展示了人民武裝的高昂鬥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堅強決心。
此刻，咱在閱兵台上的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心潮起伏，難抑自抑。他注目于主席台的數千雙飽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體會到根據地軍民對新生蘇維埃政府權的信任和期望，從而更感覺到自己肩上責任重大。他的眼眶濕潤了。
●為蘇區經濟文化建設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黨在這一地區領導個名單中進入新的階段。但是，習仲勳思想并不輕松。他努力思考：誕生于戰争環境的紅色政權，如何行使職能，如何擔負起組織領導發展經濟和文化事業，改善人民群衆生活和更好保障遊擊戰争勝利的重任。
習仲勳自一九三三年春開始，連續擔任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選舉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此間，它的主要精力由軍事工作轉到地方政權的建設和群衆工作方面來，從而使他在實踐中不斷地吸取積累經驗，進行艱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工作。
習仲勳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受到了根據地軍民的真誠擁護。劉志丹等邊區領導人更是身體力行，給習仲勳以積極地支持和鼓勵。劉志丹多次對習仲勳說：“民衆選出的政府，黨和紅軍都要擁護，是革命政府有威信。”
一次，習仲勳路過軍政幹部學校，劉志丹正在操場上組織學員進行軍事訓練，當看到習仲勳來時，便喊“立正”口令，并舉行敬禮報告，請習仲勳檢閱部隊。突如其來的場面，使習仲勳一時手足無措。劉志丹事後對習仲勳說，你是邊區政府主席，我是軍委主席，軍隊因該接受和尊重黨和政府的領導。“我們共産黨員擁護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政權。如我們不尊重，老百姓也不在乎了。”習仲勳曾回憶這件事曾說：“他的行動真的有感召力，我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從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擁護，特别是比我年長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虛心，我見他們更要尊敬，對年老的同志請他們多指教，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多批評。軍政軍民更融洽了。志丹還不斷鼓勵我，‘你做得好，有你這樣的作風，咱們就會立于不敗之地了。’”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即把懲治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風列為政治建設的頭等大事。習仲勳等政府領導帶都執行等用品，均為财政委員統一計劃，統一籌辦，按每個人最低需要發給，形成以艱苦為榮的良好風尚。劉志丹特别向習仲勳說：“群衆最痛恨的是反動政權的不廉潔。他們無官不貪。我們一開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有骨氣，要将貞操，受凍受餓也不能取不義之财。”據此，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制定一個法令：凡一切黨軍幹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執行槍斃。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這條法令，在根據地工作人員中沒有貪污的案件發生。對于負責任的幹部要求更為嚴格，犯了紀律，有了錯誤，都要施以相應的處分。“高崗犯過紀律，就曾受過撤職處分。”
蘇維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設的同時，有效地行使了組織領導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職能，為保障根據地人民有正常的生産和生活水平，支援遊擊戰争提供必要的物資基礎。習仲勳主要制定并以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名義頒發一系列政策法令、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項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規定。他們發行了邊區政治貨币，建立集市貿易，穩定和繁榮了經濟，極大的推動根據地的建設。
為了加快培養紅軍幹部，還成立了陝甘邊區紅軍軍政幹部學校。劉志丹兼任校長，習仲勳兼任政委，吳岱峰任軍事主任。馬文瑞、蔡子偉兼教員。學校學員。學校主要成員是部隊中下層幹部，也有少數幹部參加，先後參加幹部三期，月三百餘人。
邊區蘇維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門辦起第一所列甯小學。教材有自己編寫，通俗易懂，讀起來朗朗上口，很受鄉村兒童歡迎。現在南梁地區一些老人還能清晰的記得政治教材上開頭的那兩句話：“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兩導師。”不久，很多村莊辦起了列甯小學和成年識字班。習仲勳經常走村串戶，深入到群衆中間，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貫徹執行情況。時任政府秘書長的蔡子偉曾回憶說：“幾乎每逢集市，習仲勳和我們幾個都要出去轉一轉，聽取老百姓各種意見反映。每次群衆把我們圍攏起來，問這問那，親熱極了，那時候，沒有文明的商業稅收制度，集市貿易真正起到了促進邊區經濟流通的作用。”
習仲勳還非常重視研究和解決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貫徹執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适時地提出較為明晰的處理各種矛盾和策略。這些最初的政府實踐以及嚴謹細緻的工作作風，對他以後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國家領導職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已知數十年後，他仍對當時根據地許多重大政策法令記憶猶新。一九八六年八月，習仲勳在《陝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詳細記述了南梁蘇區實行的十大政策，從中看出蘇維埃政府的領導者對社會實際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權規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對于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制定正确的經濟、文化、統戰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衆的聯系，指導農村工作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沒收富農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參加勞動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為山地很多沒有人種，川地也是種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區分土地。田、苗一起分，當邊境地區變成中心地區富農多餘的土地、牛、羊分給雇農、貧農和缺土地牛羊的中農；紅軍家屬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優先權；階級劃分以主要生活資料的來源和剝削或被剝削的程度來決定；争取與改造流氓參加生産。
二、财經糧食政策。鼓勵農民生産，使之發展；成立牧場，養豬喂養；糧食供應是保證軍糧和民生，建立流動倉庫，反散儲藏，對群衆不動員糧，也不“歡迎”糧，考收買糧供給軍隊；财、糧來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紳地主，并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在白馬廟、荔園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衆交易，保護小商人，允許來蘇區做生意；發行蘇區鈔票，流通金融，解決了市場缺少零錢的困難。
三、軍事政策。自願兵役制，群衆參加遊擊隊後，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成建制編入紅軍隊伍。戰鬥動員上規定了各種條例，如少先隊。赤衛隊的條例，動員方式是自願的，武器是沒收豪紳地主的，在軍紀上也規定出新的條例；在赤衛隊的基礎上廣泛的成立遊擊小組；獎勵群衆買武器，買到新武器則給特别獎勵，收繳敵人的武器歸自己使用；成立軍政幹部學校，培養部隊的軍政幹部；成立民間遞步哨，幫助軍政做情報工作；對犧牲戰士和赤衛隊員付給買葬費和撫恤費。
四、對民政政策。對同情靠近我們的民團則與之建立互助關系或互不侵犯；對極端反對的民團則堅決消滅；對保持中立的民團教育争取，使他們向我們靠攏。
五、對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則堅決消滅；為群衆所痛恨無法争取的慣匪，如楊謀子之類也與徹底消滅；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則采取一切辦法争取改造他們，如對郭寶珊、梁占奎、賈德功就是這樣的。
六、各種社會政策。蘇區哥老會很多，他們大都講義氣，對我們有過不少幫助，并與我們有長期的關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發動群衆去清除，布置接觸面幹涉；對扇子會、紅槍會、硬肚、軟扇等會道門采取争取政策。蘇區内這類活動相當多，他們雖然迷信，但對統治階級都有反抗性，在這一點上能争取和改造他們；頒發并宣傳禁煙、禁賭、房租等條例，引導群衆搞好生産；對紅軍家屬，社會上的孤家殘疾，發動群衆救濟，政府也想些辦法。
七、肅反政策。對敵探和證據确鑿的反革命分子實行鎮壓，如群衆願意保，不殺亦不損于革命的，可保釋感化；對确有證據的反動豪紳地主采取殺掉的辦法，反之隻向他們要糧索款并不殺掉；對反人區分主犯和從犯；處決犯人要通過群衆大會決定，公開執行。
八、對政策上清楚的知識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當工作。
九、對白軍俘虜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殺掉。紅二十六軍的連、排長很多是從白軍中來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辦學校，推動農村青年教育。
●反圍剿
陝甘邊各級蘇維埃政府政權的建立于革命根據地的不斷擴大，紅四十二師和各路遊擊隊向反動武裝的頻繁出擊，打擊和動搖着國民黨地方當局的反動統治的反動統治。根據地周圍的反動豪紳和惡霸地主更是驚恐萬狀，四處乞求陝甘軍閥“進剿”紅軍和根據地。其實，早在照金蘇區失守、根據地中心向南梁地區轉移之際，國民黨軍的“圍剿”重點也由南向北轉移，次舉兵進攻南梁蘇區。
面對嚴峻的形勢，組織領導根據地軍民抗擊來犯之敵，開展大規模的反“圍剿”鬥争，以保衛紅色政權和根據地，成為陝甘邊黨政軍領導機關更重要的任務。習仲勳自始至終參與組織指揮了邊區反“圍剿”鬥争和後方生産建設事業。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蘇區初具規模，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剛剛建立，國民黨當局即向陝甘邊區根據地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圍剿”。其兵力部署是：駐守慶陽一線仇良、王子義團和民團團總譚世麟部，以南梁地區紅軍為攻擊目标分兵“進剿”；駐三邊的陝西警備第二、三團、耀縣特務團、旬邑的何高侯團、洛川的馮欽部所屬一個團即延安張瑞盧團嚴守防地相機圍追堵截紅軍隊伍。
劉志丹等紅軍領導根據地敵我态勢，确定了以第三路遊擊隊 總指揮部牽制和抗擊南線之敵，紅四十二師主力戰力轉入外線殲敵的作戰方針。根據這一部署，紅軍主力相繼在耀縣瑤曲、宜君石闆、五裡鎮、中部店頭等地打擊敵人，接着進入保安縣蔺家砭，殲敵一個營；突擊慶陽縣高橋、趙梁子民團獲勝。四月二日，又抓住有利戰機，在合水縣西華池消滅“圍剿”主力王子義團兩個營一個機炮連，殲敵七百餘人。此後，四十二師主力南下支援第三遊擊隊總指揮部作戰，連勝三原裡、和尚原、瓦子川戰鬥勝利。
陝甘邊紅軍主力轉入外線作戰，根據地縱深地帶兵力空虛。在巨大的軍事壓力下，習仲勳仍留在南梁，組織領導根據地軍民堅持了艱苦卓絕的後方“圍剿”鬥争。
五月上旬的一個夜晚，國民黨軍仇良民團一個騎兵營于譚世麟地方保安隊相配合竄入豹子川一線，向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的荔園堡寨子灣方向進犯，并行成合圍之勢，妄圖一舉消滅邊去指揮機關。習仲勳等領導人得到敵情報告後，立即集合遊擊隊和後方留守人員主動向二将川撤退，同時動員和組織附近群衆實行堅壁清野，人員迅速進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國民黨軍占據南梁後，到處燒殺搶奪，燒毀房屋四十餘間，毀壞窯洞數百孔，将群衆未來得及轉移的糧食、牛羊牲口洗劫一空。在闫家窪、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溝、二将川等村莊捕捉鄉村蘇維埃政權幹部、共産黨三十多人，将金岔溝農民聯合會白楊珍等數十人槍殺活埋。之後，有沿河川向上竄到保安縣蘆子溝，窮兇極惡地抄了劉志丹的家，挖了劉志丹家的祖墳，瘋狂進行階級報複。但由紅軍主力外線作戰連續取勝，根據地軍民靈活機動地于敵周轉，迫使占據南梁的國民黨軍狼狽退出蘇區。
習仲勳知道劉志丹的妻女和父親劉培基老先生被迫躲進深山的情況後，心急如焚，即和劉志丹商量說：“還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來蘇區。”
“要帶家屬來，這個頭我不能來起。”劉志丹表示不同意。
習仲勳誠懇地說：“他們不是一般的家屬，因為他們在國民黨統治區很難生存。”
不久，習仲勳還是派人将劉志丹的父親、妻子和女兒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來。
但是，劉志丹忙于工作，竟顧不上看望一眼。習仲勳還以為他和父親在賭氣，就開玩笑地勸慰說：“劉老先生現在變成赤貧了。再說還有劉嫂和孩子，你還是去看看他們吧！”
劉志丹說：“軍務實在是太忙了，待有空時一定去。”【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一到南梁，就承擔起了為根據地同志縫補漿洗等項日常事務，大家都親切地稱為“劉嫂”。同桂榮在以後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全身心地緻力于中國的婦女兒童事業。她親手為毛澤東做過棉鞋，為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接生助産。進城後毛澤東仍然感念系之，專門邀請他到中南海懷仁堂看戲。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她走完人生九十四個豐碩春秋後，安詳地在西安居所辭世。在外在修養的習仲勳除發電唁電志哀外，還派自己的子女，到西安向這位永遠的“劉嫂”做最後的道别。
十月至于一月，在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前後，國民黨軍又一次發動對根據地新的“圍剿”。地兵分六路向蘇區中心區域推進。邊區特委和紅四十二師黨委臨時決定：紅軍主力再次轉入敵後，殲其一路或兩路，打亂敵“圍剿”計劃；少數遊擊隊配合赤衛軍留守根據地，于敵周旋。習仲勳仍留在南梁，擔負起組織領導保衛根據地和籌集糧草物資支援前線的重任。
紅四十二師騎兵團先在保安縣吳堡川伏擊作戰獲勝，十一月十六日又長途奔襲環縣曲子鎮，在慶陽遊擊隊的配合下，擊斃國民黨去長朱文成，俘民團團長李泰恒及以下人員近百名，繳獲戰馬多匹，長短槍五六十支和物資彈藥一批。接着紅軍部隊攻打樓坊坪、奇襲長武城連連得手。在紅軍和遊擊隊不斷的打擊下，迫使國民黨其他各路為敵撤退，“清剿”蘇區計劃破産。
在反“圍剿”鬥争中，紅軍部隊和遊擊隊時常進出于南梁，進行短暫休整和補給，因而解決軍糧供應和醫治傷病員，就成為習仲勳擔負的一項極為繁重而艱巨的工作。為此，蘇維埃政府在荔園堡的瓦房院專門設立糧台，專事軍糧征購、加工、發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爺廟的後台，隐蔽在濃密的獨李叔、楊樹林之中。當時發給部隊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糜子放在炒鍋内炒熟曬幹，然後放在石碾上碾成細面，裝在長布條袋，在隊伍出發時，每人背一袋，已被食用。由于部隊及後方人員衆多，軍糧供應就顯得特别困難和窘迫。為了保證軍糧供應，蘇維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和嚴格紀律來保障部隊及後方人員吃飯問題。
至今在荔園堡還流傳着習仲勳處罰糧台工作人員的故事。當時糧台有一位管理員叫李銀海、對糧食對糧食出現庫損問題負有責任，按照蘇維埃政府法令要以貪污罪處以死刑。習仲勳即命令保衛隊立即執行，但當地群衆卻攔擋在糧台門口，堅決不讓保衛隊入内抓人。保衛隊見狀一邊鳴槍示警，一邊反複說服群衆離開。習仲勳看到這麼多群衆一緻請求赦免，便覺得其中另有緣由，便是尊重大家的意見。就說：“看來這人群衆威信蠻高的，就給他一次悔過立功的機會。”李銀海在以後工作記取了教訓，做出了成績。
進入一九三五年春，國民黨當局調集陝、豫、晉、甯、甘五省軍閥，即四萬兵力在此對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打“圍剿”，時程第二次“圍剿”。蔣介石電令其三十五師馬鴻賓：“赤匪在陝甘邊慶陽縣，屬南梁堡已成立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荔園堡設有紅軍軍事委員會，任家堡設有紅軍軍事學校，該師于令到即移防隴東地區，并指揮六十一師楊步飛部，協同駐陝北之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慈指揮八十六師井嶽秀部隊，相機進剿，已絕根除。”
陝甘邊區、陝北根據地的發展和所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決定了将兩塊根據地聯合起來，實行統一指揮領導，共同作戰，已經十分必要。二月，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惠子俊同志、軍委主席劉志丹等率領紅四十二師第二團北上，于在赤源縣水晶溝燈盞灣養傷的謝子長、就建立了統一的領導機構及反“圍剿”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二月五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鹼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陝甘邊區、陝北兩塊蘇區黨政軍組織。惠子俊任西北工委書記，劉志丹任西北軍委主席，習仲勳任工委委員。
新成立的西北工委決定，集中紅軍優勢兵力，首先打破敵八十四師高桂慈防線，向南向西方展，使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紅四十二師第五團和西北抗日義勇軍北上陝北作戰；第一團在耀縣一帶開展遊擊戰争，牽制敵六十一師；第二團對馬鴻賓部實施阻擊，向甘肅省環縣、陝北三邊（即定邊、靖邊、安邊）發展；騎兵團相繼東進陝西省宜川，積極向韓（城）、合（陽）地區遊擊；留當地遊擊隊堅持内線武裝鬥争；暫時放棄南梁，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帶轉移。
二月，國民黨“圍剿”南梁根據地的計劃加緊實施。據時任馬鴻賓第三十五師騎兵團團長的馬培清回憶：“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馬鴻賓到慶陽西三十裡鋪部署部隊，分兵向慶陽以山北推進，總目标為南梁堡，推毀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令二九團至柔遠堡繼續向豹子川前進；二五團、二六團先後占領老爺嶺、太陽坡等高地，向二将川搜索；騎兵團由正甯出發，經東華池直趨豹子川，堵截紅軍。馬鴻賓親臨前線指揮。敵軍完成部署後，其二六團首先沖入南梁，不料紅軍以事先轉移到陝北地區，進攻部隊完全撲空。”敵軍雖然在進攻中采取了堡壘戰術，沿途構築碉堡，建立“戰略村”，但仍遭到了邊區特委和政府領導下的武裝力量的頑強抵抗。
習仲勳領導南梁地區第二路遊擊隊和赤衛軍，在老爺嶺上搭設氈帳篷，豎立紅旗，晚上滿山點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隊襲擾，以疑兵之計迷惑對方，使敵在老爺嶺以西滞留月餘，未敢妄動。
在國民黨軍重兵逼近的形勢下，習仲勳和政府工作人員以前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暫時撤離南梁”的指示，組織群衆堅壁清野，将根據地的糧食、農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趕進山林隐蔽，積極做好撤離南梁的準備。
四月十三日，正是農曆三月十一日荔園堡逢集的日子。這一天，馬鴻賓部突然進至荔園堡。習仲勳帶領工作人員和保衛隊、慶陽遊擊隊百餘人，迅速撤離駐地寨子灣，向移動方向的洛河川轉移。馬部發現邊區政府機關轉移，即派出五百兵力尾随追擊。四月十四日，習仲勳率後方機關人員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處的白岔嶺被追敵包圍。赤衛軍參謀長梅生貴指揮隊伍阻擊敵人，且戰且退，掩護政府機關轉移。戰鬥一直持續到後半夜，待再退到十裡以外的喬子川時，才擺脫敵人追擊。梅生貴右腿負傷，但仍将身上既有的五發子彈射向敵群，後被俘遭敵殺害。
習仲勳及政府工作人員在喬子川、大東溝隐蔽數日，被敵探知，馬鴻賓糾交集數十倍的兵力包抄過來，在情況十分危急的情況下，習仲勳果斷分散突圍。他騎一匹白馬，沖出重圍，但馬部騎兵仍緊追不舍，習仲勳情急之下又連連加鞭，催馬疾馳。脫離險境後，又集合起分散突圍出來的百餘人，在嚴家灣暫時立足休整。
習仲勳這時才發現，自己的雙腳被馬蹬磨出兩個血洞，催馬疾行留下的條條鞭痕竟把白色戰馬染紅。劉志丹知道這件事後，曾拍着白馬風趣地說：“好一匹飛身救主的白龍馬！”習仲勳對這次突圍經曆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當年激烈的戰鬥場景常常在以後的夢中出現，“嗒！嗒！嗒！”戰馬奔馳聲曾無數次将他從酣睡中驚醒。
由于蘇維埃政府從邊區撤退時，有組織的堅壁清野，躲藏隐蔽，緻使國民黨軍占據南梁後，既找不到人，也沒有糧食，甚至連做飯用的鍋也無法找到。他們便氣急敗環搜山、燒山，向山林開炮，将根據地中心區域的南梁堡、小河溝、平定川、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燒毀，是所有村莊變成一片廢墟。國民黨軍隊還嚴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衆，追問紅軍、遊擊隊及政府工作人員的去向。敵軍猖狂的貼出告示，懸賞捉拿習仲勳等陝甘區政府領導成員。聲稱：抓住習仲勳，賞洋兩千塊，馬兩匹；抓住賈生秀，賞洋一千塊，馬一匹。
在陝甘邊政府機關主動撤離南梁轉到洛川時，紅軍主力接連取得了反“圍剿”戰鬥的勝利。紅二團、西北抗日義勇軍在華池縣田崾岘消滅國民黨軍三十五師騎兵團一個連後于陝北紅軍協同作戰，在意劉志丹為首的前敵總指揮部的指揮下，大小十餘戰，連戰皆捷，俘敵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三千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解放了延長、安塞、安定、靖邊、保安六座縣城，面積達三萬平方公裡，人口九十萬，在二十多個縣的擴大農村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是遊擊區擴大到三十多個縣，主力軍發展到五千人，地方遊擊隊發展到四千多人，把長期分離的陝甘邊區、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區、陝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