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在照金蘇區
●奉調
當渭北地區軍民浴血奮戰之時，在百餘裡以外的照金地區革命鬥争正呈潮洶浪湧之勢。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在錯綜複雜的鬥争和艱難征戰中不斷鞏固和壯大。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進入了以照金為中心的發展階段。
為了加強對陝甘邊蘇區的領導，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選派一批領導幹部到照金工作。習仲勳便是被選派者之一。
照金地區是橋山山脈南端一個突出地帶，位于陝西省耀縣西北部。周圍與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縣接壤。南倚子午嶺，北連渭北高原，東臨鹹榆大道，西接陝甘邊腹地。境内山巒起伏，溝壑交錯，梢林密布，河溪縱橫。中心地帶更是奇峰峻嶺，懸崖峭壁，地形極為複雜而險要。其攻可截斷鹹榆公路，出擊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嶺密林，便于機動周旋，開展遊擊戰争。
這一帶的土地絕大多數集中在大地主和當地的香山寺院手中。廣大農民備受苛捐雜稅、兵禍匪患的壓榨剝削，困苦不堪。加之連年的災荒，又使山東、河南、四川和關中地區所謂“三省十二縣”饑民到這裡逃荒落戶，更加劇了照金地區的貧困。掙紮在生死線上的貧苦農民，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陝甘遊擊隊深入照金開展遊擊戰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據地的影響和輻射，使中國共産黨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漸深入人心，一些農民武裝和其他組織也相繼建立起來。這裡地域偏僻，國民黨統治相對薄弱。照金地區特殊的地理地形和良好的群衆基礎，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視。
早在陝甘遊擊隊以甘肅省正甯縣寺村原為活動中心開辟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關于陝甘遊擊隊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批準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北方六省委代表會議通過一項決議，強調北方黨的基本任務是創造與發展陝甘新蘇區，正式組建紅二十六軍并鍛煉成一支強有力的紅軍。同時決定時為陝西省委書記的杜衡擔任紅二十六軍政委。此後，中共陝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關于創造陝甘邊新蘇區與遊擊隊的決議》、《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創造陝甘新蘇區的決議》，提出開展遊擊戰争、創造新的紅軍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三大任務，要求創造紅二十六軍，并立即建立一個團。【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縣楊家店子（今屬旬邑縣）召開陝甘遊擊隊黨員會議，宣布陝西省委關于改編陝甘遊擊隊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的決定及杜衡擔任軍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開黨員大會和軍人大會，推選王世泰為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二十四日，在旬邑縣轉角鎮舉行改編授旗儀式。紅二團下轄騎兵連、步兵連和少年先鋒隊。由此，這支僅有二百餘人的年輕工農武裝，肩負着創造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習仲勳這時正在富平西區一帶組織領導群衆進行分糧鬥争，他對這些情況的詳細了解，還是幾個月以後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習仲勳奉調由三原回到西安，在東關的三八旅社住了下來。他與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組織部秘書程建文、周鳳鳴夫婦取得了聯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孟堅先後兩次到習仲勳的住處了解情況，并就派習仲勳去紅二十六軍工作問題作出了具體安排。習仲勳對這位初次見面的省委書記印象頗佳。
孟堅，又名孟用潛，河北省深縣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黨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陝西省委書記，時改名為曹長青。孟堅參加過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經驗，遇事較為穩重，又能聽取不同意見，在對形勢的認識和工作指導上比較符合實際。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擊，于次年四月離開陝西回到上海。孟堅在全國解放後曾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被長期關押，一九八五年病故。習仲勳曾回憶說：“孟堅當時還叫曹鐵夫，我們稱他老曹。他個兒不高，說話辦事挺穩重，解放後還在一個對外研究單位工作。老曹當時給我談話說，省委決定讓你立即去紅二十六軍工作。他還問我有路費沒有，我說有，什麼也不要。”
習仲勳得到省委指示後，即乘坐一輛畜力轎車當日到達三原，夜宿東城。第二天午後，步行經三原以北的魯橋鎮五官方，天黑時翻過瓦頭坡，進入富平縣黨家堡，在這裡遇上了一位姓張的熟人。此人驚奇地問道：“你怎麼回來啦？你們村子裡都住滿了民團，淡村附近也有民團，到處都說要抓你呢！你可千萬不要回去。”
習仲勳隻好取道線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長袍，頭戴禮帽，化裝成商人模樣繼續北行，過了老戶溝，找到了設在武字區附近一個秘密聯絡站。恰好，兼任紅二團政委的杜衡離開部隊回省委途中也在聯絡站暫住。
此時，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在東進同官攻占金鎖關之後，又乘勝南下與渭北遊擊隊協同作戰，于心字區北原西馬道兩旁設伏，殲滅敵駐侯家堡一個騎兵排。習仲勳得知消息後即随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行動，任紅二團少年先鋒隊指導員。
紅二團南下在三原、泾陽交界地帶，襲擊泾惠渠吊兒嘴國民黨地方民團後，由西鳳山過泾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縣南村堡附近宿營。這時駐紮在南村堡子裡的民團突然向紅二團開火。劉志丹指揮部隊将民團一舉殲滅。接着又沿途在旬邑縣土橋鎮、彬縣龍馬、高村殲滅國民黨河工隊三十餘人和民團股匪後，返回照金。
習仲勳在随紅二十六軍作戰行動中，逐步了解到在創建照金根據地和紅二十六軍過程中黨内發生的矛盾和激烈鬥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間的活動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勵君，陝西省佳縣人，一九二四年在綏德師範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員會書記、中共陝甘區委候補委員、中共陝北特委書記、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等職。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變，向國民黨特務機關寫了政治觀點極為反動的《陝西共黨沿革》一文，供認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陝西黨組織的全部情況。全國解放前夕，随國民黨逃至台灣。
習仲勳從紅二團領導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成立時，就武斷地指責劉志丹、謝子長等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将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開除出部隊，并給謝子長留黨察看三個月、閻紅彥嚴重警告處分，命謝、閻速赴中央“受訓”。後在紅二團官兵的強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劉志丹和楊重遠繼續留在部隊，分别擔任紅二團政治處處長和參謀處長。正是有了劉志丹的留任，才使這支隊伍免遭被杜衡最後斷送的厄運。
習仲勳沒有參加紅二十六軍的改編過程，然而他作為一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擔任過邊區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後撰寫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體會深刻而中肯地評述了這段曆史：
“在照金根據地的建設上，和當時省委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也是充滿鬥争的。劉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岡山道路，他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批判了部隊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思想；同時又努力争取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他對一些還不理解的同志說，革命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分力量，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當時有的人隻是知道按省委指示辦事，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敵人強固的城鎮據點；剛打下一塊地方，還沒有很好把群衆組織起來，就要馬上平分土地，結果中農恐慌，富農逃跑。
紅二十六軍成立時，中央派來杜衡擔任政委。杜衡是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他把劉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釘，攻擊劉志丹的正确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 ‘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蠻橫地撤銷了劉志丹的職務，把謝子長也調出部隊。而杜衡自己卻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先打了廟灣夏玉山民團，惹得附近民團聯合起來同紅軍作對。後又燒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對頭。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少。隻剩下一個薛家寨，處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中，鬧得傷員無處安置，糧食無人供應，在照金站不住腳。部隊來到合水縣的黑慕原時，杜衡給後方照金根據地來了一封信，要到陝北創造蘇區并且要發展騎兵，要打通國際路線。我們寫了一個意見書，認為不大妥當，黨和紅軍在陝甘蘇區影響很大，這裡還有廣大群衆。杜衡聽不進去，碰了釘子又返回來。再後來又一次導緻紅二團兵敗南山，宣布了杜衡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最後破産，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敵，做了可恥叛徒。”
●邊區特委軍委書記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别委員會在耀縣照金鎮土兒梁成立。金理科任書記，習仲勳任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和團特委書記。六月，金理科調回省委，秦武山繼任特委書記。邊區特委成立後，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發展黨的組織的指示，積極培養和發展有覺悟的貧雇農入黨，逐步建立起一批農村黨支部和區委會，并領導着中共旬邑縣委和耀縣縣委的工作，在艱苦的革命鬥争中形成了堅強核心。
習仲勳到照金後，便以主要精力從事地方武裝和群衆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苦，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遊擊隊。同時，發動群衆進行分糧鬥争。由于這一帶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後還沒有恢複過來，分糧鬥争很快發展到句邑、耀縣一帶，遊擊運動也随着擴大起來”。
三月七日，中共陝西省委根據陝甘邊區遊擊隊迅速發展的形勢發出指示：“應即成立一指揮部，指揮邊區耀縣、宜君一帶的遊擊隊，積極開展遊擊戰争。”中旬，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成立，李妙齋任總指揮。
李妙齋，原名王玉玺，生于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縣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在國民黨駐陝北高雙成隊伍中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曾任國民黨愛國将領鄧寶珊的警衛營營長。一九三二年十月，與中共黨員李艮一起組織發動了“蒿店兵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七支隊，任支隊長。兵變失敗後參加了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園一帶發動群衆，開辟地方工作，組織起一支四十餘人的芋園遊擊隊。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戰鬥中光榮犧牲，是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之一。
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的建立，雖然有了編制序列和組織形式，但是很難對數十支遊擊隊實行統一領導。特别是由于“遊擊運動發展很快，不少遊擊隊混進了壞人，組織嚴重不純，屢次侵犯群衆利益，遭到群衆反對”。遊擊隊領導也出現過違犯群衆紀律方面的問題，對遊擊隊的軍紀産生了消極影響。
四月，紅二十六軍黨委決定，改組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調整李妙齋的職務。任命黃子文為總指揮，習仲勳為政委。五月，李妙齋繼黃子文再任總指揮。
新的指揮機構立即對二十多支遊擊隊進行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徹底整頓。習仲勳作為黨在遊擊隊中的代表，在整頓中發揮了有力的指導作用。他們堅決地遣散了一批紀律渙散、成分不純的人員，開展了階級教育和紀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遊擊隊的政治、軍事素質。在遊擊隊的帶動下，群衆武裝工作也廣泛開展起來，以貧苦農民和少年兒童為骨幹的農民赤衛軍和少年先鋒隊，在站崗放哨、肅特反霸、維護秩序、保衛鬥争成果、配合紅軍和遊擊隊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環境險惡、物質匮乏的條件下，習仲勳為建設薛家寨更是嘔心瀝血。
薛家寨因為傳說薛剛反唐時曾屯兵于此而得名。這裡石峰幹仞，拔地而起，三面懸崖，人莫能攀。僅西北角和土兒梁山嶺相接，直通橋山主脈。寨東為黑田峪，寨西是繡房溝，四周灌木叢生，十分隐蔽，登上懸崖吊橋，再過兩道石門，内有天然石洞五孔，每孔可容納數十人至二三百人住宿，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兵家要地。
習仲勳随陝甘邊黨政領導機關進駐薛家寨後，首先動員群衆加固了前後哨門，構築碉堡，增設火力網點；又在黨家山、雞兒架等處設立哨卡，周圍布設地雷、滾石壘，挖掘戰壕、暗道等防禦工事。他們還根據戰争需要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儲備糧食物資。同時，在寨内設立了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所、倉庫和關押地主豪紳的臨時監獄。形成一個防守嚴密、補給較為充足的軍事指揮中心和後方基地。
随着陝甘邊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陝西省委認為這裡的革命鬥争，“已提到土地革命與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三月十五日，陝西省委緻信紅二十六軍，要求“立刻由農聯、遊擊隊、共産黨、紅二十六軍代表共同組成邊區革命委員會”，“徹底摧毀當地反革命的政府機關，組織蘇維埃的政府機關，應該從當地群衆及遊擊隊中，選擇可靠的黨員和非黨員來加強陝甘邊蘇區的革命委員會，來領導農民鬥争，撲滅反革命的勢力與奪取武裝”。四月五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耀縣照金土兒梁召開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産生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雇農周冬至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勳為副主席。革委會下設土地、糧食、肅反、經濟委員。此後，照金、香山、芋園、七界石、老爺嶺、桃曲原、馬欄川等區、鄉、村革命委員會基層政權組織相繼建立。一大批有覺悟、有威信的農民成為紅色政權的領導骨幹，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
習仲勳和金理科、周冬至等陝甘邊區負責人在建立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經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衆家中，訪貧問苦，調查研究，進行組織發動工作，掀起了邊區土地革命鬥争高潮。他們貫徹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令，按照家庭勞動力和人口的混合标準分配土地，貧雇農優先，對土地不足的中農予以适當補充。革命委員會還明令宣布：廢除地主佃租和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苛捐雜稅。土地分配運動激發了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密切了黨、軍隊、新生政權和人民群衆的關系。
經過建立政權和土地分配，照金蘇區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其幅員擴大到東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黃花山、七界石、馬欄川，北連斷頭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爾原、老牛坡，跨越耀縣、旬邑、淳化等縣邊界方圓近百裡的廣大地區。
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時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後曾評論說：“仲勳是陝甘邊區特委軍委書記和總指揮部的政委，很多軍事活動需要他去領導和指揮；他又是籌建根據地民主政權的主要負責人，有許多具體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員會主席雖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級要求必須選出一位雇農來擔任主席的，人老實又沒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勳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過問。凡熟悉這段曆史的同志，都為仲勳同志紮實的工作作風、任勞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個典範，為照金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貢獻。”
●負傷
照金革命根據地的不斷擴展和鞏固，紅二十六軍及遊擊隊連續作戰取得的勝利，使蘇區人民群衆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國民黨陝西當局的恐慌。四月下旬，陝西當局再次調集四個正規團及旬邑、淳化、耀縣、三原、同官、宜君六縣民團，以在楊虎城部任騎兵團團長的王泰吉為總指揮，分四路“圍剿”照金蘇區。
面對嚴峻的軍事形勢，中共陝甘邊區特委、革命委員會、紅二十六軍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特委書記金理科和軍委書記習仲勳等領導成員随特委、革委會和遊擊隊總指揮部留在照金地區，領導群衆和遊擊隊堅持蘇區鬥争；紅二十六軍插入敵後，在外線相機殲敵。總的方針是：内外結合，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同時要求做好思想動員工作，準備迎接更惡劣更殘酷形勢的到來。
紅二十六軍轉入外線作戰以後，習仲勳與金理科等特委、革委會和遊擊隊總指揮部領導，及時下定決心，實施正确指揮，始終堅持以薛家寨為中心，軍民同仇敵忾，利用有利地形突襲伏擊，有效抗擊了來犯之敵。但是在敵重兵壓境之時，出沒于根據地附近的幾股土匪武裝卻與革命政權和遊擊隊作對，時常襲擾騷亂。這幾股武裝分别以其頭領姓氏命名，稱為鐘隊、羅隊、郭隊，其反動性尤以從陝甘遊擊隊叛變出去的陳克敏民團為最。陳克敏股匪駐紮照金龍家寨内，僅隔一條繡房溝與薛家寨對峙，給遊擊隊的活動造成了很大困難。
五月底的一天，習仲勳與黃子文由薛家寨來到黨家山革命委員會政治保衛隊駐地。他們研究決定帶政治保衛隊到薛家寨東南十多裡外的北梁開會，并順便在附近征收馱運糧草。次日清晨，習仲勳、黃子文帶政治保衛隊二十餘人由黨家山出發到了房村，剛吃早飯時，發現在房村以東陳家坡南邊的高梁上有四五個人形迹可疑。
陳家坡是一面東南走向的陡坡，正東是深溝，兩側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胡家巷、高山槐等村莊的必經之地。習仲勳看到情況有異，即緊急集合隊伍，作了簡短動員。他特别講道：大家要高度警惕，防中敵人埋伏，随時準備投入戰鬥，要加強尖兵，注意聽從指揮。
隊伍按戰鬥隊形編成兩路：習仲勳、黃子文帶一隊直上陳家坡；保衛隊隊長王金寶帶一隊繞到陳家坡北面進入村内，同時派出三名尖兵組，指定了聯絡兵負責兩隊之間聯系。
當隊伍行至半坡時，埋伏在坡頂上的民團和匪徒突然開火。尖兵組面對居高臨下之敵，未能還擊便退了下來。指揮隊伍前進的習仲勳見中敵埋伏，且情況不明，地形又對遊擊隊極為不利，遂果斷決定，黃子文帶隊伍迅速撤離現場。并命令一班長金啟明道：一班随我留下将敵人壓住，其餘人跟黃子文行動。但這時一些遊擊隊員要求習仲勳也一起撤離，以緻行動遲緩。
習仲勳焦急地對黃子文說：“情況緊急，沒有時間推讓，你趕快帶隊伍走。”
黃子文剛剛離開，國民黨地方民團已逼近到距離遊擊隊七八米遠的土崖上，并再次開槍射擊。
突然，習仲勳覺得頭上“嗡”的一響，像被悶棍打了似的，倒了下去，鮮血頓時染紅了衣衫。這時，擔任尖兵的遊擊隊員黃金榮看見習仲勳負傷，疾步跑了過來，要攙扶他撤退。習仲勳厲聲回絕：“不要管我，你們趕快鑽梢林。”
習仲勳感到一陣眩暈，四肢無力。但他仍清醒地意識到處境危險，必須迅速指揮遊擊隊員沖出包圍，脫離險境。國民黨地方民團已将他們團團圍住，并叫喊着：“交槍！交槍！”習仲勳向周圍掃視了一眼，發現四五位隊員多數也已負傷。他着急地用眼色暗示大家趕快沖到坡旁邊的梢林中去，誰知這些隊員未能領會他的真實意圖，一時顯得束手無策，結果被俘。五十多年以後，習仲勳回憶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能怪他們。他們都是農村的放牛娃才來到遊擊隊，既沒有經過訓練，又沒有參加過戰鬥，況且是籌糧開會去的，又帶有馱騾牲口，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遭民團伏擊的。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卻抓住這件事不放，硬說遊擊隊是交槍投降。為此，我給不少人寫過證明材料，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
習仲勳還回憶說：“我負傷後，血流不止，周身酸困無力，當時被民團一位叫周緻祥的小頭目押着走。他好奇地問我，我看你是個大官。我說，我是一個百姓，政府派的糧款逼得沒辦法，才來當紅軍。他又說，不，你是個大官。你姓什麼？哪裡人？我說，我姓焦，富平人。說着我從口袋裡掏出六塊銀元給他。他又退給我三塊說，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聽了這話，還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勁朝溝外跑去。剛經過陳家坡村子，後面又出來了幾十個人，連珠炮似地邊放槍，邊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條大溝坡，我就順着坡勢滾了下去，結果被一棵樹擋住了，這陣兒我才覺得傷口疼痛，匪徒們亂打了一陣槍後，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順着梢林爬了下去。”在習仲勳的記憶中，這位曾為革命做過好事的周緻祥給他留下了不壞的印象。他在後來講述這段曆史時說出了個中原因。他說：周緻祥當時雖然是國民黨民團的人，但他給我們寫信要投靠共産黨。我們因為沒有把他的來信核實清楚，所以沒有給他答複。這樣他仍留在民團，但對紅軍有同情心，向往革命。
習仲勳負傷後因流血過多難以正常行走，隻好一手捂着傷口，一手支撐着身軀，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艱難地爬行。到了下午，西斜的太陽把山溝照射得異常燥熱。他感到饑渴難忍，嗓子眼像火燒一樣焦灼，這是受傷流血過多出現的生理反應。他爬到一條小河邊，用手掬着喝了幾口河水，洗淨了手上的血迹，勉強站了起來，趔趄着身子慢慢順着河道向前走去。
在河道溝口有一個名為柳林的小山莊，莊子西邊住着一戶貧苦農民叫鄭老四。遊擊隊的不少人對他都非常熟悉，親切地稱他鄭四哥。習仲勳拖着沉重的雙腿來到鄭老四家，受到了這位農民和他妻子的細心照管。他們用土方為他消疼止血，又擀面條、做菜湯調理飯食。但是，傷口仍血流不止，并開始潰爛引起發燒，症狀明顯加重。習仲勳回憶說：“這天晚上，他鄭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邊四五裡的一個地方。由于一路上我兩手捂着流血的傷口，在河裡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時間大便不下來，頭比碌碡還大，那時多虧年輕，要不就沒命了。”
習仲勳被送到的地方叫庵子村。這時，黃子文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員兼鄉長王滿堂及被敵民團沖散的遊擊隊員已經在庵子村會合，五六名傷員已經得到安置。參加過這次戰鬥的常生春許多年後仍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政治保衛隊遭匪徒伏擊，被掠走了六七支槍和一頭騾子，但大家還是心向革命隊伍。我受傷後與幾名遊擊隊員鑽在梢林裡，藏到天黑時聽到班長金啟明喊，敵人走了，保衛隊的人在庵子村集合。結果保衛隊除一名叫李文治的隊員逃跑以外，其餘人都回到了革命隊伍。”【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重傷中的習仲勳望着剛從戰火硝煙中走出的戰友，聽到絕大多數遊擊隊員已經歸隊的消息，心中感到欣慰。
幾天以後，習仲勳由黃子文、周冬至組織群衆用擔架送回薛家寨營地，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窯住下，開始醫治槍傷。
習仲勳的傷情牽動着邊區領導和不少群衆的心。特委指定紅軍醫院一位叫陳守印的醫生專門為他療傷。劉志丹返回照金後第一件事就是看望習仲勳，并關切地叮囑他，先不要多想事，好好養傷。許多遊擊隊員和老百姓也熱心地為他尋醫問藥。習仲勳總是鼓勵看望他的人：“打仗負傷是常有的事，隻要大夥在，我們還可以再幹嘛！”
一天，被裹脅在陳克敏民團當兵的習仲勳的表弟柴國棟趁機逃出了龍家寨，特地趕來看望表哥。他詳細叙述了此次土匪伏擊遊擊隊的經過。原來陳克敏和羅、郭幾股土匪武裝，是在頭一天晚上駐紮到庵子、金盆、北梁、卧牛槽一帶的。政治保衛隊進房兒村吃飯時被土匪哨兵發現，陳克敏得到報告後立即布置埋伏，分工陳克敏隊在坡頂正面堵截，羅、郭兩股匪徒分别埋伏于陳家坡兩側高崖和密林之中，以數倍于遊擊隊的兵力發起突襲，使遊擊隊完全陷入被動境地。在習仲勳的病榻前，兄弟倆還有一段頗有趣味的對話。
習仲勳問柴：“那天打仗時，我聽出你喊‘打呀！打呀！’你是要打我們呀！”
柴愧疚地說：“陳克敏跟在後面，用槍逼着叫我喊，不喊不行呀！”
●多事之秋
一九三三年，對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來說，是一個災害頻發的年份。
據《耀縣縣志》記載：“開春群狼傷人，時有所聞。三月十三日起，狂風怒号，冷似嚴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又遭火霧。二十五日降雹如卵，禾苗毀損嚴重。二十八日，漆沮二河暴漲，西岸灘地大部被淹。五月，狂風頻作，麥豆多枯。七八月間，‘虎列拉’（霍亂）流行，全縣染病七千六百餘人，死亡三千一百人。”嚴重的自然災害，對内有“左”的路線幹擾，外遭重兵“圍剿”的根據地軍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與惡劣的自然災害相比，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中共陝西省委内部出現的突然變故，使根據地面臨的政治形勢更為嚴峻。
這一切都發生在習仲勳在薛家寨養傷的日子裡。
四月中旬，紅二十六軍在旬邑、甯縣、長武、淳化等國民黨軍防守薄弱的地方連續出擊，結束了外線作戰的任務之後返回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陝甘邊特委、紅二十六軍、遊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以東的北梁召開聯席會議，讨論如何發展紅二十六軍和擴大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會上以杜衡與劉志丹各為代表的兩種不同意見展開激烈争論。杜衡是在國民黨軍隊對紅二十六軍和根據地進行瘋狂“圍剿”時由西安返回部隊的。他在困難形勢面前完全喪失了信心。他認為，這裡群衆基礎薄弱，敵人力量大，部隊天天忙于打遊擊，根據地很難擴大。因而主張放棄照金，南下渭南、華縣地區創建根據地。并提出四條理由：渭南、華縣一帶有渭華暴動的影響；黨的工作基礎好，群衆覺悟高；人煙稠密，物産豐富，便于擴大紅軍；紅四方面軍已進入川北，開辟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紅二十六軍南下可以配合紅四方面軍和陝南紅二十九軍，切斷隴海鐵路，直接威脅西安等等。以劉志丹和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為代表的多數同志，堅決反對紅二十六軍南下，主張堅持以橋山中段為依托，開展遊擊戰争，鞏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習仲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因為會議在距離薛家寨十裡以外的北梁村舉行，正在養傷的習仲勳起身行走困難，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負陝甘邊區特委軍委主席重責，仍旗幟鮮明地向特委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以後他曾回憶說：“當時我就認為紅軍不能離開邊區，遠離蘇區有了傷兵都沒有辦法。我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我的意見全告訴了金理科，由他帶到會上。”習仲勳負傷後，繼任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的張秀山後來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等人反對南下，贊成劉志丹的意見。習仲勳未參加會，但他委托金理科在會上轉達他堅持陝甘邊鬥争的意見。”
遺憾的是，多數人據理力争終未能阻止機會主義者的武斷專行。杜衡憑借其任紅二十六軍政委的權力，在會上粗暴地打斷了劉志丹的講話，并無理地給劉志丹等人扣上“一貫右傾”的帽子，硬性通過了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的錯誤主張。
病榻上的習仲勳聽到了北梁會議劉志丹等多數人的正确意見被否定的消息時，感到十分氣憤和茫然。他反複在想，此舉事關紅二十六軍的前途命運，草率從事，會造成難以彌補的大錯。當然，他還不能從更深層次上認識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預料到南下的最後失敗。當時隻是擔心紅軍主動離開陝甘邊區，會直接危害到這塊根據地的安全。但是，當會議已作出決定，習仲勳盡管心中焦急不安，疑慮重重，也不好再說出來。
此次聯席會後不久，金理科調回陝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
六月下旬，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三百餘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揮師南下，當日到達陝西淳化縣桃曲原，殲滅偷襲的國民黨淳化縣保安隊八十餘人。翌日，又行軍一百餘裡抵三原縣二台，與黃子祥領導的渭北遊擊隊會合。渭北遊擊隊的負責同志力勸紅二團不要冒此風險，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強令紅二團盡快南渡渭河。
以主觀和客觀相脫離，認識和實踐相分裂，用動人的口号、美麗的辭藻掩蓋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詭谲行為，是機會主義者品格低下的一個共同特征。實際上，杜衡對部隊南下的艱苦性心裡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還眉飛色舞地侈談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卻從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的紅二團要了一頭毛驢和一筆現款，以向省委彙報為名脫離了部隊，繞道去了三原。
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渭南、華縣、洛南一帶後，很快遭敵重兵圍追堵截，苦戰月餘而終遭失敗。一百餘名紅軍官兵血灑疆場，飲恨南山。待劉志丹、王世泰等少數幸存者曆盡艱險返回照金時，已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情了。
紅二團兵敗南山的消息傳到照金蘇區，酷熱季節的深山猶如突然降了一場暴風雪，給人們的心頭蒙上了陰冷的氣息。
傷病中的習仲勳更是難以接受這一嚴酷的現實，好像未愈的傷口又撒了一把鹽似的，備受煎熬。他為一百餘名紅軍兄弟殒命終南山扼腕長歎，痛惜不已。他更擔憂劉志丹等戰友們的行蹤安危，萬分焦慮地思考着日後根據地的鞏固和鬥争。
與此同時，又從省城西安傳來更為危急的信息，一個大的政治陰雲瞬息間又籠罩在根據地軍民的心頭。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陝西省委負責人在西安東大街福盛樓飯館開會時，被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偵探探知。省委書記袁嶽棟和脫離部隊的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被捕。當晚，袁嶽棟叛變，帶國民黨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産黨人。不久前還喊着動聽口号的杜衡先是在報紙上發表叛黨公開信，供認他在“廟灣芋園戰鬥後，就動搖了，沒有信心了”。繼而又帶領國民黨軍警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各地瘋狂捕捉共産黨員和積極分子，徹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質。在此之前，省委組織部秘書程建文也被捕叛變，省委交通處和婦委機關遭到破壞。這些叛徒組織起所謂肅反委員會，向各地派遣肅反專員，緻使黨、團省委遭到完全破壞，西安和關中、陝南地區的中共組織幾乎破壞殆盡，大批共産黨員、共青團員、革命人士慘遭殺害。
陝西地區的革命又一次轉入低潮，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遇到了空前危機。
早在紅二團南下失敗之時，陝西省委為了保留這支紅軍隊伍建制，決定将渭北遊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團，任命黃子祥為團長、楊森為政委，并以紅四團為主力，堅持在三原、富平一帶開展遊擊戰争，擴大根據地。八月，在國民黨軍重兵“圍剿”下，為了保存實力，紅四團撤退到照金根據地。
中共陝西省委被破壞後，陝甘邊特委與上級中斷了聯系。習仲勳和特委的其他成員一起，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承擔起了獨立領導陝甘邊蘇區鬥争的重任。習仲勳在回憶當時的困難情況時曾寫道：
“紅二團失敗後，敵人調動大批兵力，妄圖一舉蕩平陝甘邊根據地，當時我們困難極了。紅二團南下時把地方遊擊隊的幾支槍也調走了，照金遊擊隊隻有四十多個人，槍不滿三十支，子彈也很少。敵人對渭北、照金到處發動進攻，我們失掉了紅軍主力的依靠，無處安身，吃飯也成了問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堅定信心，堅持鬥争，我們的方針是保存力量，以遊擊戰保衛蘇區。在淳化、旬邑、耀縣一帶及薛家寨的周圍，我們發動群衆，壯大遊擊隊，等待有利時機。”
王世泰也曾撰文回憶說：
“一九三三年夏，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受挫，王泰吉起義失利，陝西省委遭到破壞，渭北根據地陷入敵手，陝甘邊根據地上空籠罩着陰霾，經受了種種磨難。習仲勳聽到紅二團被敵人打垮的消息後，一直為志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給我說過，兩個多月裡，不但聽不到我們的消息，反而傳來了不少謠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們能安全回來。在革命趨于低潮的形勢下，陝甘邊特委和邊區人民幾經曲折，付出巨大損失之後，在劉志丹等同志領導下，排除艱難險阻，以無比的獻身精神從挫折和失敗中走向勝利。”
泰吉同志，歡迎你！
七月的關中大地，是天氣最為炎熱而變化無常的季節，晴朗的天空，轉瞬間就會烏雲翻滾，閃電夾雜震耳的驚雷，又是一陣狂風驟雨。
幾乎在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失敗、省委機關和各地黨團組織遭到空前破壞的同時，在三個月前還擔任“圍剿”陝甘邊根據地總指揮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騎兵團團長王泰吉率部在耀縣起義。
習仲勳熱情地稱贊這一壯舉說：
“猶如石破天驚，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幹柴。它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賣國投降的嚣張氣焰，激勵了處于困難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動，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國熱情，對于後來加強壯大西北紅軍、鞏固發展陝甘邊蘇區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習仲勳對王泰吉相知甚深是有緣由的。兩人家鄉富平縣淡村和臨潼縣北田鎮相距不過五六十裡遠。習仲勳很早就對這位長自己七歲的革命者懷有仰慕之情，并得知王泰吉少年時随父親王新齋在西安學習，“在學生時期就追求進步，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一九二四年，他受馬克思主義宣傳家、西北黨組織的創建者魏野疇的熏陶，立志革命，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并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畢業後，他在陝軍甄壽珊部任教導團一營營長。一九二八年春，率部發動了麟遊起義，打算在陝甘邊界建立遊擊根據地，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因遭反動武裝阻擊而失敗。同年五月，在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他與唐澍、劉志丹、許權中等一起，參加領導了渭華起義，被任命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參謀長。渭華起義失敗後，他隻身到河南省南召縣給富農打工，因秘密從事革命活動被敵人逮捕，押解到南京監獄，和黨失去了聯系。後經楊虎城将軍具保營救出獄，暫時栖身于楊的麾下，任騎兵團長。在這段時間裡，他孤身求索，一度離開了革命洪流”。但是，他“身在曹營心在漢”。當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的時候，他報國之情甚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線，為國家為民族效力。由于有悖于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不得不奉命做出與自己願望相反的行動。
王泰吉在四月間指揮四個正規團及六個縣民團向照金蘇區發動進攻時，習仲勳已身任邊區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之職，和特委其他同志一道組織指揮遊擊隊堅持根據地鬥争，抗擊來犯之敵。王泰吉在此次“圍剿”中策軍緩行，虛與應付，始終與轉戰中的紅二十六軍和根據地遊擊隊保持一定距離，有時雙方幹脆佯裝不知，相安無事，使這次“圍剿”草草收場。
習仲勳和劉志丹等得知此情況後，對王泰吉身處敵營，對黨忠貞不二，曆經曲折，以特殊方式保護根據地鬥争和紅軍力量所做的努力，深為敬佩。他們熱切地期望這位革命志士盡快脫離國民黨軍隊，回到黨的懷抱。
王泰吉終于順應了曆史潮流，帶領部隊走上了光明道路。
初夏，王泰吉主動派人與中共三原中心縣委書記趙伯平聯系，表示要率部起義，投身于抗日鬥争。他的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的重視和批準。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帶領騎兵團兩千人在耀縣宣布起義，成立了西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王泰吉本人也随即恢複了黨的組織關系。部隊起義後迅速解除了國民黨駐耀縣城内全部武裝；打開監獄，釋放了關押的人犯；組織宣傳隊，張貼抗日标語，召開群衆大會，發動貧苦農民進行分糧鬥争和遊擊運動；處決鎮壓了一批反動民團頭子和惡霸地主。義勇軍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
西北民衆抗日義勇軍在耀縣短暫停留後，即向三原進發，欲争取駐防三原的楊竹荪團參加起義。但行至辘轳把村時，突遭國民黨軍孫友仁特務團襲擊，戰鬥失利，人員大部潰散。王泰吉面對挫折，毫不動搖，果斷率餘部向照金撤退。
王泰吉作戰受挫向照金轉移的消息迅速傳到了照金根據地。習仲勳和張秀山、李妙齋等人心情異常焦急。習仲勳傷口未愈，仍不顧别人勸阻，堅持要親赴三原迎接王泰吉進入蘇區。他帶領特務隊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遊擊隊南行二十多裡，準備在渭北革命根據地所轄的讓牛村與王泰吉會合，途中遇到潰散士兵，方知王泰吉率領義勇軍餘部已取道西路奔向照金。習仲勳急令部隊迅速返回。
夕陽的餘晖把大地塗抹得一片金黃，薛家寨下的繡房溝内層層林海，道道山嶂，更是五光十色，生機盎然。
傍晚時分，王泰吉帶部隊來到了繡房溝。習仲勳老遠看見由于連日行軍面容顯得憔悴的王泰吉時，就疾步迎上前去，緊緊拉住了王泰吉的雙手。王泰吉回到了根據地，望着面前站立着歡迎他的邊區黨政軍的領導和遊擊隊，一股暖流從心頭湧起，布滿征塵的面龐透出了紅光，一時竟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
習仲勳聲音洪亮地說道：“泰吉同志，歡迎你！黨和同志們都歡迎你和抗日義勇軍！”
“是啊！不容易，今天我總算回到黨和革命的懷抱了！”王泰吉搖動着雙手，眼角湧出了淚花。
習仲勳接着說：“在目前這樣的形勢下，你率部起義，難能可貴，意義很大。”
王泰吉回轉過身子指着正在休息的義勇軍士兵，充滿内疚和自責地說：“你們看，我才帶來這麼一點兒人！”
習仲勳深為王泰吉在初次見面時誠懇坦蕩的态度和嚴于責己的精神所感動，寬慰他說：“兵不在多而在精。現在比起義時，人數雖然少了，質量卻高了。想跑的跑了，堅決革命的都來了。有了這個力量，咱們以後就好大發展了。”
當天，習仲勳、張秀山、李妙齋等安排義勇軍在薛家寨山腳下宿營休整，并落實了糧食物資供應和彈藥補給具體事宜後，與王泰吉和義勇軍黨代表劉映勝一起回到薛家寨。在習仲勳養傷窯洞裡的油燈下，他們倆推心置腹，傾心交談，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王泰吉對于辘轳把的失敗很痛心。他說：“原想帶出來兩三千人，可是手下有些人，過去是很好的朋友，到了緊要關頭就叛變了。”
習仲勳分析說：“你們過去的關系都建立在私人感情上，沒有革命的思想政治基礎。你起義為的是抗日救國，幹革命。那些人跟着你幹是想發财。他們搞到了一筆錢，銀元、元寶、大煙土，腰裡裝得滿滿的，哪裡有心思跟你去拼命？”
王泰吉聽後，長長地“嗨”了一聲，說：“我現在才明白了！”
他們一起仔細地探讨起義失敗的原因，分析部隊的現狀，研究确定了整編和以後的行動方案。次日，中共陝甘邊特委、革委會和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召開了隆重的歡迎大會。新任邊區特委書記秦武山和習仲勳、張秀山、李妙齋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歡迎王泰吉和全體起義官兵加入紅軍行列。【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王泰吉率部進入照金，為根據地帶來一百挺沒有安裝的手提式機槍和幾門迫擊炮，還有不少在當時較為先進的輕重武器裝備。不久，中共耀縣縣委領導的耀縣遊擊隊七八十人和黃子祥、楊森指揮的紅二十六軍第四團，也相繼進入照金。這些隊伍成分大多數是經過戰火鍛煉的貧苦農民，有一定的政治覺悟，革命意志堅定，又有較好的黨的工作基礎。三支革命武裝相繼進入照金，緩解了蘇區的危急局勢，清除了隐憂外患，是陝甘邊根據地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它充分表明了在革命接連遭受挫折的形勢下，照金蘇區成為陝甘地區當時同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抗衡、聚集革命力量、複興蘇維埃運動的堅強陣地。
王泰吉進入根據地後，以堅實的步伐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後八個月曆程。
在此期間，王泰吉的優秀品格和卓越才幹赢得了邊區特委的信賴和根據地軍民的熱愛。他擔任邊區紅軍重要領導職務并勝利組織指揮了多次重要戰鬥，後在奉命赴豫陝邊境執行說服山東人民軍武裝頭領劉桂堂（劉黑七）易幟抗日任務途中，被國民黨民團扣押，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慘遭殺害，年僅二十八歲。
習仲勳長期以來深切懷念這位忠貞的革命烈士。在王泰吉英勇就義五十周年時，習仲勳奮筆寫下了《深切懷念王泰吉同志》的紀念文章。他引用烈士臨刑前的《絕命詩》和《絕命詞》，以寄托哀思，激勵後來人。文中寫道：
“崤函振鼓山河動，
蕭關頻翻宇宙紅。
系念袍澤千裡外，
夢魂應知寄愁容。
為圓寂，
将門兒掩，
誰也不見，
學d陀參禅；
将孔孟抛在天邊，
勞什子，吓破幾許英雄膽，
咱從來不說奈何天。
這頭顱任你割斷，
這肉體任你踏踐，
一切聽自然。
王泰吉這種為革命大義凜然、從容就義、勇于獻身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們學習的。
王泰吉從學生時代就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在那風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他毅然宣布自己革命的目的在于‘求解放’、‘紅旗飛’、‘宇宙紅’。麟遊起義失敗後，他給父母的信中寫道：‘男兒以身貢獻社會，生死利害，在所不計。’後來，在敵人監獄裡，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詩句，表明自己投身革命沒有任何功名、利祿的追求。相反的，他樂于用自己的生命為革命開路，把一切獻給人類最壯麗的解放事業。這種崇高的毫不利己的革命情操和純潔品質，永遠是每一個革命者學習的榜樣。
王泰吉和曆史上許多英雄人物一樣，在一生的征途中，有過缺點，也犯過錯誤。但是他能夠認識錯誤。每次遭受挫折後，他都能回過頭來冷靜地反省自己，檢查得失，總結經驗教訓。當起義失敗後，他為革命事業‘摧折零落’、‘毛羽萎敗’而自責。檢讨自己‘愧無良平智量深’。在失掉和黨的聯系暫寄楊虎城部下時，他觀察形勢，尋找時機，終于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耀縣起義，把國民黨的武裝帶入革命的營壘，用行動展示了急于回到母親懷抱的赤子之心。當他被馬雲從出賣，身陷囹圄時，痛定思痛，呼出了‘狐鴉結交吾有愧’的悔恨之聲。王泰吉同志這種嚴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十分珍貴的。
王泰吉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學生時代，他刻苦攻讀，博覽群書，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迪，即立志獻身共産主義事業。在艱苦的革命鬥争中，他始終不放松學習。他向書本學，向群衆學，向實踐學，使他從‘屢經起義與願違’的失敗中，很快地總結經驗，增長才幹，取得了鬥争的主動權。巧打張洪鎮，奇襲合水城，毛家溝門力挽狂瀾，轉敗為勝，都表現出他善于學習，善于集中群衆智慧，善于從實際出發，克敵制勝的軍事才能。在緊張的軍事行動中，他還寫詩言志，鼓舞士氣。他的詩詞，為無産階級文化園地增添了一束絢麗的光彩。”
●主持陳家坡會議
在不長時間内，幾支革命武裝彙集照金，發展壯大了陝甘邊區的軍事力量，鼓舞了根據地軍民堅持鬥争的決心和勇氣。但是，由于這裡地處高山密林深處，人煙稀少，交通不便，數百人的吃飯問題一下成為突出困難。在糧食奇缺的情況下，部隊“吃得最多的是當地群衆隻磨不篩的麥子面餅和包谷糁粥等，加之住處潮濕，許多士兵出現腹痛、腹瀉等腸胃疾病，影響了部隊戰鬥力”。
習仲勳、王泰吉等陝甘邊區特委、遊擊隊總指揮部領導，根據敵我力量的變化和面臨的現實情況，決定集中優勢兵力，打掉盤踞在後溝寨子的國民黨民團，既能解決根據地嚴重缺糧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這一反動武裝據點，消除其對根據地的軍事威脅和騷擾。
後溝寨子位于照金一個溝道内，上是高山，下臨石崖，中間修有寨牆，地形極為特殊而險峻。寨内有房屋、窯洞，藏糧豐富。當地不少土豪士紳躲藏在這裡，是國民黨地主民團一個頑固堡壘。遊擊隊幾次欲進攻這個土圍子，隻因兵力和武器裝備不足，終未行動。
西北民衆抗日義勇軍和遊擊隊按照特委統一部署，在王泰吉率領下經四平接近後溝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圍起來，然後用迫擊炮和遊擊隊自造的“麻辮炸彈”發起猛烈轟擊，同時進行戰場喊話，發動政治攻勢，迫使民團停止抵抗，打開寨門向遊擊隊投降。
義勇軍和遊擊隊進入後溝寨内，一面召開群衆大會，慶祝勝利；一面開倉放糧，赈濟饑民。部隊和群衆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時補充了部隊糧食供應和群衆生活。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還設法從周圍其他地方征集糧草，解決了根據地人員吃飯和生活給養問題。
物質生活條件的極度艱苦雖然給根據地建設和發展造成嚴重困難，但如何實施對幾支武裝的統一領導，盡快恢複發展紅軍主力，避免部隊分散活動而被分割圍殲的危險，如何堅持發展根據地則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習仲勳回憶說：“照金根據地的遊擊隊發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隊，還有淳化、旬邑等十二支遊擊隊。擴展根據地的遊擊運動在耀縣、淳化、旬邑都開展了起來。在地方遊擊隊發展壯大，需要成立新的紅軍主力的形勢下，陝甘邊特委和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在耀縣陳家坡舉行了聯席會議，重點讨論成立不成立新的紅軍主力，要不要恢複紅軍二十六軍的問題，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左右，陝甘邊黨政軍聯席會議在薛家寨以東的陳家坡村召開，時稱陳家坡會議。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遊擊隊總指揮部負責人秦武山、習仲勳、張秀山以及受陝西省委派遣來到照金擔任西北民衆抗日義勇軍政委的高崗，紅四團、耀縣遊擊支隊的領導十餘人參加了會議。習仲勳和秦武山擔任會議執行主席，主持會議。
習仲勳和特委其他領導一開始就明确提出：會議的中心内容是讨論重新組建主力紅軍問題，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據地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并結合實際提出扭轉被動局面的切實對策。
但是，會議進行當中，在對義勇軍、紅四團和遊擊隊三支武裝要不要實行統一指揮領導，是集中行動還是分散活動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争論得非常激烈。多數人認為，應當将義勇軍、紅四團和耀縣遊擊隊統一編制，組成主力紅軍部隊，使相對分散和弱小的遊擊隊集中統一行動，以形成有力的拳頭，打擊反動武裝的薄弱部位，擴大邊區的遊擊戰争。這些同志提出，在當前國民黨當局加緊“圍剿”蘇區，遊擊隊分散活動一再失利，面臨可能被敵分割圍殲的危險情況下，隻有迅速建立起統一指揮的主力紅軍，才能頂住國民黨的軍事壓力，堅持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陝西黨組織、紅二十六軍和蘇區接連受挫，國民黨軍隊攻勢兇猛，組建主力部隊目标過大，而且在當前形勢下也很難行得通。他們主張已到達照金的各支武裝仍回原地，分散開展遊擊活動。持此種意見者以來自渭北蘇區紅四團的同志更為堅決。
會議召開的前一天，紅四團團長黃子祥就找到習仲勳表示了堅持分散活動的意見，并要求習仲勳予以支持。習仲勳表示：“況我不曉得，究竟怎樣決定，開會再商量。”
會議開到天黑仍争論不休，接着又開了整整一個通宵。
習仲勳作為會議的執行主席之一，在仔細聽取各種意見後，明确表示贊同多數同志的意見，要“繼續創造和擴大陝甘邊蘇區，就必須把抗日義勇軍、耀縣遊擊隊、旬邑遊擊隊和淳化遊擊隊等多個武裝力量聯合起來，一緻行動”。他認為，紅軍武裝隻有統一起來，才能戰勝敵人，擴大蘇區。如果再分散回原地遊擊，不僅不能堅持陝甘邊鬥争，還極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會議經過充分讨論，否定了分散行動的意見，并對少數人的消極情緒展開了批評，統一了思想認識。會議的另一位執行主席秦武山，在自己寫的《我的自傳》中也對會議情況有詳細記述：
“這次會議上，對三支部隊統一與分散活動等問題發生了激烈争論，黃子祥、王伯棟等少數人不主張統一行動，主張回各地打遊擊。這種主張遭到與會的絕大多數同志的反對。反對這種主張的有習仲勳、秦武山、楊森、高崗、李妙齋、張秀山、張邦英、陳學鼎等同志。第二個問題是總指揮人選問題。大家都主張王泰吉任總指揮。黃子祥、王伯棟認為這是義勇軍領導紅軍，不同意。第三個争論問題是高崗任政委問題，大多數同志主張高崗為總指揮部政委，但黃、王反對。會上我們批評了黃、王的失敗情緒，從當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太陽大照時才結束，最後正确的意見終于占了上風。”
會議決定成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并推舉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治委員。在作出這一重要決定之時，習仲勳和其他與會同志仍然惦記着身負衆望而又南下未歸的劉志丹同志，決定劉志丹任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在劉志丹未歸之前暫不宣布。
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領導抗日義勇軍、紅四團、耀縣遊擊隊等各支遊擊隊。同時，宣布撤銷抗日義勇軍總司令部，将義勇軍改編為紅軍臨時總指揮部隸屬的一個大隊。
陳家坡會議後，新組建的陝甘邊區紅軍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領導和臨時總指揮部率領下，以嶄新的戰鬥陣容展開遊擊戰争，首先殲滅駐讓牛村、廟灣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團各一部；繼而突襲柳林民團，首開勝利紀錄，迫使蘇區周圍反動民團紛紛後撤。九月中旬，紅軍主力轉入外線殲敵。二十五日在旬邑縣底廟地區殲國民黨地方民團一部，該民團中共地下黨員宋飛率部分團丁參加了紅軍。旋智取旬邑縣城張洪鎮，擊斃民團團總，處決國民黨縣黨務指導員及一批惡紳。次日，返回照金休整。
紅軍主力作戰和發展壯大的曆史證明：陳家坡會議是一次恢複與擴大紅二十六軍的關鍵性會議，它為日後西北紅軍主力的重建和軍事鬥争形勢的改變，對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委副書記張策回憶說：“我到照金後夜宿在一個叫陳家坡的村子，第三天，陝甘邊特委在這裡召開會議，我在巷道裡聽到會場争論得十分激烈。但争論的什麼問題，當時我毫無所知，也不便打聽。後來才知道，在紅二團南下失敗的情況下，會議決定建立新的陝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以統一各紅軍武裝的行動。這個決定十分重要，它及時建立了紅軍指揮機關，鞏固和保證了部隊的穩定和正确的作戰行動”。
習仲勳在五十年後也撰文寫道：
“陳家坡會議仍以創造和擴大陝甘邊蘇區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廣泛開展遊擊戰争，開展深入的群衆工作的戰略方針。實踐證明，會議的決定是正确的，它對于加強黨對紅軍和遊擊隊的統一領導，鞏固和擴大陝甘邊根據地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撤離照金
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屢犯照金蘇區，遭到根據地軍民奮力還擊而使其圖謀落空，引起了國民黨最高當局震驚和惱怒。蔣介石多次電令西安綏靖公署派重兵“圍剿”蘇區，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中下旬，當紅軍主力出擊外線，遊擊隊在高山槐、老爺嶺一線作戰之時，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調集耀縣、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縣民團，重兵逼近陝甘邊中心基地薛家寨，并從後溝方向發起進攻。此時薛家寨僅有邊區革委會保衛隊留守，兵寡力孤，情勢危急。
重兵壓境，形勢嚴峻。習仲勳緊急動員山寨所有人員嚴陣以待，做好戰鬥準備。政治保衛隊和修械所、紅軍醫院、被服廠的工人、醫護人員也拿起武器投入戰鬥，用自制的“麻辮炸彈”、土地雷等一次次打退敵人進攻。李妙齋、張秀山率遊擊隊殲滅繡房溝阻敵後，便冒雨登上薛家寨，布置部隊立即進入防禦工事，加強抗擊火力，經過激戰，徹底擊潰進攻之敵，取得了保衛薛家寨第一次戰鬥的勝利。但不幸的是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李妙齋在率隊追擊潰敵時，中敵埋伏，英勇犧牲。習仲勳深為在蘇區困難之際失去了這位智勇兼備的戰友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不久，吳岱峰繼任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職務。
十月四日，農曆八月十五，是象征喜慶和團圓的中華民族傳統佳節――中秋節。
這是一個在習仲勳人生經曆中留下美好記憶的日子。
晚上，滿圓的月亮穿過薄薄雲霧，将大地照得光明如晝，秋風輕輕掠過山寨，戰争的硝煙和喧嚣随落日離去，照金根據地一片靜谧。
“志丹回來了！”“志丹回來了！”突然間激動人心的喊聲響起，歡笑聲、鼓掌聲、奔走相告聲，猶如卷過一陣狂飙久久回響在薛家寨的夜空。
劉志丹和王世泰曆盡艱險終于回到了照金。他們剛一踏進薛家寨山門，就被激動的人群圍了起來。
習仲勳自從知道紅二團南下失敗的消息後，他和許多同志一樣，晝夜擔心劉志丹等人的安全，四處打聽他們的下落，尤其在困難之時，更是盼望劉志丹早日歸來。這一天終于盼到了，他覺得喜從天降。習仲勳、秦武山等領導同志快步來到寨前，迎接這位日夜思念的群衆領袖回到根據地。在此前後，吳岱峰、高錦純、王兆相、黃羅斌、康健民等二十多名紅二十六軍第二團指揮員，先後在渭華地區黨組織和人民群衆的支持掩護下，輾轉回到了照金。
戰友們在朝思暮想後重逢了，激動的心情難以言狀，他們緊握着雙手，眼裡湧出了淚花。習仲勳望着劉志丹，從内心感到：“經過這場磨難，劉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堅強了，仍然是那麼精神抖擻，沒有一點兒灰心喪氣的樣子。”
劉志丹關切地問習仲勳：“你的傷好了嗎？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
習仲勳向劉志丹彙報了召開陳家坡會議以及會後紅軍主力、遊擊隊發生的變化。劉志丹興奮地說：“這下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排除了錯誤的主張，回到正确路線上來了。現在需要把部隊集中起來，統一領導，統一指揮。我們重新幹起來，前途是光明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劉志丹回照金後，即承擔起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的重任。八天以後，他又參與指揮陝甘邊紅軍主力，踏上了新的戰鬥征程。
十月十二日，紅軍主力離開照金，再次轉入外線殲敵。這是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察覺到國民黨有進攻根據地迹象後作出的決定。其時，紅軍主力僅四百餘人，敵我力量對比過分懸殊。為了避敵鋒芒，才決定紅四團、義勇軍、耀縣遊擊隊和陝北一支隊轉入外線作戰，牽制圍敵，減輕蘇區壓力。同時決定習仲勳、張秀山、吳岱峰等帶領照金各遊擊隊堅持根據地鬥争。
紅軍主力于十八日深夜突襲甘肅省合水縣城，殲滅守敵及地方民團數十人。二十七日，在甘肅省慶陽縣的三十裡鋪消滅國民黨地方軍閥譚世麟部四十餘人。二十八日，又在該縣毛家溝門擊潰國民黨軍趙文治團，斃俘二百餘人，繳槍二百多支。
陝甘邊紅軍主力出動後不久，國民黨陝西當局在做了較長時間準備以後，又一次對照金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圍剿”。當時出版的《西京日報》公開發布了“蔣（介石）再電邵（力子）楊（虎城）肅清薛家寨殘匪”的消息。接着，國民黨軍隊以楊子恒為總指揮，帶四個正規團及周圍各縣民團向蘇區發起号稱六幹人的大規模進攻。楊子恒的兵力部署是：以孫友仁特務團附屬炮兵營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縣、宜君縣民團分路直攻照金蘇區；馮欽哉師一個團在中（部）、宜（君）一帶堵截；何高侯團在旬邑、淳化地區阻擊；隴東趙文治團追擊主力紅軍。在進攻之前，國民黨政權拉夫派差，修路架橋，将大炮等重兵器運往照金土兒梁上，準備以薛家寨為目标，實施炮火轟擊。陳克敏叛匪和張彥甯民團也傾巢出動，帶國民黨孫友仁特務團在照金墳灘、繡房溝一帶駐紮，對薛家寨實行經濟封鎖和軍事圍困。瞬時，照金上空烏雲滾滾，寒氣逼人。
面對敵情新變化，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書記秦武山、特委軍委書記習仲勳與遊擊隊總指揮部成員召開緊急會議，讨論應付時局和保衛薛家寨的方略。其時，照金蘇區僅有一、五、七、九、十一遊擊支隊，除在附近開展遊擊活動的以外，多數兵力集中于薛家寨。會議根據面臨的危機和軍事态勢，調整了兵力部署，提出了保衛薛家寨的具體防禦方案。
秦武山在會上還特地問總指揮部政委張秀山：咱們的隊伍守寨究竟能守多久？我們要從最困難的情況着想，必須當機立斷，作出決定。
張秀山回答說：頂多能守半個月時間。
遺憾的是，這次會議對半個月以後再怎麼辦沒有深入研究，也沒有讨論撤退問題。會上還有人提出，能否調主力部隊回來，參加反“圍剿”戰鬥？由于這一提議脫離實際，沒有實現可能而未被采納。六十多年後，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張秀山深有感觸地回憶說：“這次會議有缺點。現在看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死守薛家寨是下策。正确的作戰原則是不應當株守一地，死打硬拼，而是盡量保存有生力量，大量殲滅敵人，在遊擊戰中不斷開辟根據地，擴大根據地。至于要調轉戰中的紅軍主力部隊回來，不僅不可能，就是回來了，也是不可能取勝的。”
十月十三日，國民黨軍開始由土兒梁隔繡房溝向薛家寨發起炮火攻擊。幾門大炮輪番發射炮彈，但未擊中寨内工事和重要目标，特别是由繡房溝通往山寨陡峭坡道上修築的“石門工事”，更是毫發無損。敵軍遂變換戰術，步兵分隊在炮火支援下，幾次試圖登山攻擊，遭到遊擊隊前沿陣地布設的地雷、土炸彈有效殺傷又退回原地。薛家寨内的邊區領導和紅軍官兵，上下團結一緻，同仇敵忾，五六天内，遊擊隊防禦作戰仍士氣旺盛，屢打勝仗。
習仲勳看到敵我力量懸殊過大，堅持防守，困難更大，便向特委“建議部隊全部撤退，來個空城計，我們不能死守根據地”。中共陝甘邊特委慎重考慮了習仲勳等人的意見并作出決定：習仲勳先撤離寨子，在适當地帶做好部隊撤退和轉移的準備。
根據特委決定，習仲勳秘密離開山寨，在附近農村隐蔽下來，相機開展群衆工作和接應撤離隊伍工作。
國民黨軍在強攻薛家寨不成的情況下，又變換戰術，實施偷襲方案。
十五日夜晚，叛匪陳克敏帶國民黨軍特務團一百餘人，利用夜色掩護，由薛家寨“石門工事”和後山崾岘陣地之結合部一條陡峭石縫攀登而上，進入寨内埋伏。拂曉，犯敵向遊擊隊陣地發起攻擊。同時，一股國民黨軍又從後山沖出。遊擊隊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邊區黨政軍領導果斷作出決定：保存實力，分路突圍。
張秀山、吳岱峰率遊擊隊主力首先撤出陣地，且戰且退，在黨家山作短暫停留後，又向照金以北七界石一帶進發，就地開展遊擊活動三十餘天，于十一月下旬離開照金北上，與主力部隊會合。
設立在寨内岩洞的陝甘邊區特委機關和後勤人員，在敵沖向前沿陣地時，即由秦武山、惠子俊和劉約三率領，向薛家寨以東的黑田峪方向突圍成功。當國民黨軍追兵趕到堵截之時，隊伍已脫離險境，北赴甘肅省合水、華池縣境尋找紅軍主力。
國民黨軍占據薛家寨後，在寨内及周圍地區縱兵數日，劫掠群衆财物，屠殺革命群衆；反動民團和逃亡地主也瘋狂進行反攻倒算，殘殺未來得及轉移的傷病員。國民黨反動勢力得意忘形，甚至編唱反動歌謠： “八月二十三／糧來了好幾千／有大炮、有機關／打了薛家寨／占了黨家山。”以此宣洩其仇視革命的情緒。
習仲勳在紅軍和遊擊隊主力撤離根據地、白色恐怖嚴重的形勢下，“仍留在照金搞革命活動。他有群衆基礎，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來堅持做群衆工作”。在這段時間内，習仲勳受到了一位王姓農民老大娘的掩護和悉心照料。習仲勳曾回憶說：“她半夜裡把我從山林中叫回來，在她家裡給我吃米飯，做豬耳朵肉，有時還把白糖也給我送來。”他十分感激老大娘的體貼照顧，親切地稱她為“幹媽”。但是，由于國民黨軍和地方民團加緊搜捕和“圍剿”，形勢異常險惡，工作實在無法開展，習仲勳決定離開這裡。他化裝成商人模樣，身穿長袍，頭戴禮帽，身背藏有手槍和子彈的褡裢袋，來到照金以北數十裡外的旬邑縣七界石與張秀山、吳岱峰、劉約三等人率領的遊擊隊會合。相會時，習仲勳還将一支駁殼槍作為劫後相逢的見面禮送給張秀山。
不久，阻擊遊擊隊的國民黨軍何高侯團跟蹤追殺過來。當天，習仲勳随張秀山等帶隊伍退至甘肅省正甯縣三甲原宿營。次日又與外号叫楊謀子的土匪發生遭遇，交火後将匪徒擊潰。在這裡習仲勳突患嚴重傷寒病，難以繼續行軍，遂轉至宜君縣小石崖村養病一個多月。病未痊愈，又随同來此的南梁保安隊隊長郭錫山一起到達合水縣太白鎮蓮花寺。習仲勳回憶說，在這裡“住在豹子溝李老五家裡，因這一帶也有敵人活動，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裡，晚上又接回來吃飯。在這裡又養了一段病”。
就在習仲勳患病的日子裡，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鬥争已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新的鬥争在召喚着病中的習仲勳。
照金蘇區暫時失守，然而這裡的革命烽火并沒有熄滅，一些領導骨幹和遊擊隊仍堅持以不同的鬥争形式，打擊盤踞在照金的反動勢力。是年冬天，黨組織在陳克敏民團中成功地發動了士兵暴動，徹底摧毀了這支反動武裝。次年春夏，紅軍和遊擊隊主力經常返回照金地區開展活動。這裡又成為陝甘邊根據地南區的中心區域。在此期間，堅持鬥争在照金地區的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邊區革命委員會委員王滿堂、王萬亮和不少群衆為革命獻出了生命。
歲月匆匆，情思悠悠。經過了五十年曆史煙雲，習仲勳充滿深情地撰文回憶和評述了照金根據地鬥争曆史。文中寫道：
“照金根據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區建立根據地的嘗試，是紅二十六軍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它生長和保存了紅軍主力，使西北革命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照金失守後，下層黨的組織沒有遭到破壞，遊擊隊也沒有受到損失。到了冬天，淳化、耀縣一帶的遊擊運動大大發展了起來。同時成立了平子遊擊隊。這一切使我們領會到了隻有建立了根據地，把黨和紅軍與群衆進一步聯系起來，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從而使我們進一步領會了根據地的重要性和它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但是照金畢竟還是距國民黨統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動回旋餘地不夠廣大，作為長期鞏固的支撐革命的後方基地還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