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渭北烽火赤子情
●路漫漫
兩當兵暴最終歸于失敗。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三百餘名官兵，在一夜之間被擊潰，被遣散，遭“全軍覆沒”。
嚴峻的現實，對年齡還不足十九歲的隊委書記習仲勳來說，精神上的負荷是沉重的，加之十多天翻山越嶺，長途跋涉，使他體力極度消耗，心力交瘁，身卧病榻。
為了躲避反動當局的搜捕，習仲勳隻好暫時藏身于王子軒騾馬店中的一個拐窯内，一邊養病，一邊等候黨組織的訊息。店内飯食較好，王子軒對這位困境中的異姓兄弟照顧挺周到，因而習仲勳身體恢複較快。習仲勳白天在窯内看看書，晚上出去在鎮子裡走走，打聽打聽風聲，有時還硬撐着病體，幫助飯館拉拉風箱或做些挑水之類的雜活。但是他内心如潮水湧動，急切地期待着失散了的戰友們的消息，盼望能早日回到已頗具規模的渭北蘇區。
芒種剛過，赤日炎炎，麥浪飄香。陝西關中地區進入夏收大忙季節。
六月上旬，習仲勳由長武亭口鎮秘密回到富平縣。因為情況不明，他沒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在離習家莊十多裡地的線家原其表姐家中先住了下來。這家後院有一個堆放麥衣子的土窯洞，習仲勳便經常在這裡藏身。在這裡他與過去自己發展的共産黨員胡振清、柴國棟取得了聯系，并了解到國民黨陝西當局在西安逮捕了劉林圃、呂劍人、許天潔之後，正在通緝兩當兵暴的其他領導人，習仲勳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他曾回憶說：“在線家原暫住時，約來胡振清和柴國棟問清情況，知道敵方正在通緝我，在這種情況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亂動，隻好就近去富平縣城找到組織，再設法到謝子長、劉志丹遊擊隊工作。”
不久，習仲勳由線家原轉移到都村他的外祖母家中暫住避風，并秘密與家在鳳凰堡的好友宋傑生約定，一同赴縣城尋找自己的老師，以求通過他們與中共富平縣組織取得聯系。
七月初的一天，習仲勳、宋傑生趁天色未亮步行十五裡路，趕到富平縣城南關。他們原打算在夜幕未退時進入縣城，卻不料這天城門緊閉，直到太陽升高仍無開城門的迹象，這時城外卻已是車來人往，商店也開門營業。習仲勳估計城内可能發生變故，為了弄清情況，預防不測，他将頭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門口向一個陌生人問道： “怎麼還不開城門？”
那人隻是“唔”了一聲，沒有回答，顯出一副為難的樣子。
習仲勳預感到情況不妙，就給宋傑生使了個眼色，示意迅速離開。他們折身往回走了幾裡路，來到一個西瓜園，買了一個大西瓜，一邊吃，一邊向園主打探消息。話剛開了個頭，一排全副武裝的士兵向瓜園走來。習仲勳靈機一動，告訴宋傑生說：“你趕快離開這裡，如果我被這些人帶走，你就去縣教育局找石仲偉老師，請他快想辦法。”
習仲勳讓找石仲偉是有緣由的。因為石仲偉是他在第一高小上學時的老師，富平縣美原鎮人，曾入黃埔軍校，“四一二事變”後加入中國共産黨。此時，他受中共組織委派以國民黨富平縣教育局局長公開身份，從事黨的地下活動，開展對國民黨駐軍的統戰工作。
宋傑生離開後，這群士兵盤問習仲勳：“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剛回來想尋我的老師，想當個小學教員，不願再經商了，今天進城時，因為城門不開，所以在這兒等候。“習仲勳回答說。
習仲勳從容答道：“我姓焦，本縣教場人，離這裡不遠。”
“那你跟我們走一趟！”習仲勳被士兵帶入縣城的軍隊營部審問。審問人為了證實習仲勳說話的真實性，要他給石仲偉寫一封信。習仲勳即提筆寫了以下幾句話：石仲偉老師，我從外面經商回來，現在覺得回來還是當個小學教師好，知道老師是教育局長，能否給我尋個職業。
這封信很快送到了石仲偉手中。
其時，楊虎城部四十二師一個營正駐防富平縣城。營長鮑從漢是一位頗具民主進步思想的青年軍人。他曾對石仲偉戲笑說：我也是窮人出身，就改名為鮑窮漢吧！石仲偉因為專事對該部的統戰工作，故與鮑從漢等國民黨駐軍軍官過從甚密。原來，這天富平縣城内氣氛緊張，城門緊閉，是因為該營在中共組織的策動下，發生了士兵嘩變。中共渭北特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寫給省委的報告中曾對這一事件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四十二師鮑營曾向武字區襲擊了一次，我們的政治影響到士兵群衆。他們在一排長領導下，準備進行革命的兵變，在縣城找我們黨，但富平黨得到了這個消息，不敢公開和他們見面，直接領導‘圍剿’蘇區的白軍的嘩變，僅站在第三者地位勸告他們出去，也沒有給他們以政治的任務，怎樣結合武字區群衆。他們準備有兩連的發動，但怕機密被洩露，該排長與發動土兵均被捕。”習仲勳被巡查人員帶去審問，是懷疑他也是參加嘩變士兵而引起誤會。【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宋傑生找到教育局時，恰巧鮑從漢正在石仲偉處落座。石仲偉即當面質問這位營長：“怎麼搞的，你的隊伍為啥把我一個學生押走了？”鮑愣了一下說： “簡直是胡鬧！”遂從衣袋裡抽出一張名片，讓石仲偉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習仲勳被放出後到了縣教育局。石仲偉告訴他說：中共富平區委書記張祝三和抗日救國會負責人宋光濤等都在抗日救國會住，你可和他們聯系。習仲勳按照石仲偉的吩咐在縣抗日救國會暫住下來，并向中共富平區委負責人表達了自己尋找陝甘遊擊隊的迫切願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偉還談起這件塵封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往事：“習仲勳的獲釋，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羅織的一項罪名。當時專案組的人多次找我，反複質問說，既然當局下了通緝令，習仲勳為什麼能随便獲釋？辦了什麼手續？我說，事情就是那麼簡單，是士兵們抓錯了人，我們說了話就放了，還要什麼手續？”
數日後，習仲勳在縣立第一高小與受省委派遣視察渭北地區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動，傾吐了自己從三原學潮、西安系獄、開展士兵運動，一直到發動兩當兵暴失敗的經曆。他說：“這下可好了，我終于見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盡快回到蘇區，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區巡視工作，便決定與習仲勳同行。
當天日頭将落的時候，習仲勳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頂大草帽，作了簡單化裝後悄悄出了富平縣城，夜宿窪裡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趕往三原縣武字區長坳村，見到了中共三原總支委員唐玉懷。習仲勳幾經輾轉，終于踏上了渭北蘇區的土地，他覺得猶如一陣清風撲面，長時間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許多。離開渭北兩年多的日子裡，他深深眷戀着這裡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鄉的父老親人。但是，當他回到這方熟悉的土地時，卻難以抑制對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的向往之情。
他誠懇地向唐玉懷表示：能盡快去陝甘遊擊隊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願。
習仲勳尋找陝甘遊擊隊，得到了與他同村的貧苦農民周老四的熱心幫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習仲勳在家鄉發展的黨員後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的叔父。習仲勳與周冬至又以幹兄弟相稱，習、周兩家交往甚密。關中“民國十八年年馑”時，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區的老爺嶺定居，靠租種一些田地勉強糊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時常馱運些食鹽到照金一帶兌換糧食回來，用以維持生計。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區，了解到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遊擊隊活動情況，便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正在渴望找到陝甘遊擊隊的習仲勳，并提出以馱鹽換糧為掩護，帶習仲勳奔赴照金，尋找劉志丹、謝子長，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了個豔陽高照、熱風灼人的秋日，一輛裝滿鍋闆鹽的人力劉志丹、謝子長，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
一個豔陽高照、熱風灼人的秋日，一輛裝滿鍋闆鹽的力人力獨輪車在通往耀縣北山的土道上艱難地前行着。後面推車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車的是習仲勳。他們餓了啃口幹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終于來到百餘裡以外的耀縣照金山區老爺嶺，在周冬至家中暫時住了下來。
●追随劉志丹、謝子長
當習仲勳曆盡艱辛尋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之時，這支剛剛成立不久的工農武裝正經受着曲折鬥争和艱苦征戰的嚴峻考驗。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西北反帝同盟軍在甘肅省正甯縣三嘉原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随後在總指揮謝子長帶領下向陝西渭北地區的三原、蒲城、富平、耀縣一帶進擊。十三日，攻占旬邑縣職田鎮，擊潰國民黨地方民團，繼而又在該縣陽坡頭伏擊“進剿”之敵，襲擊耀縣照金民團。四月十八日，來陝甘遊擊隊巡視工作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指責陝甘遊擊隊“犯了許多嚴重的政治錯誤”，錯誤地撤銷了謝子長的遊擊隊總指揮職務，并将原來的四個大隊編為第三、第五兩個支隊，劉志丹、閻紅彥分别任支隊長。此間，“志丹同志奉陝西省委的指示，帶隊伍到禮泉、乾縣一帶，準備接應”習仲勳等人帶領的兩當兵暴的隊伍。隻因兵暴隊伍被土匪打散，接應未果。五月，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恢複，劉志丹出任總指揮。遊擊隊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戰九十餘次，殲敵一千四百餘名。五月底，陝甘遊擊隊先後在甘泉臨鎮和東進韓城作戰中失利，又轉入隴東地區活動。六月底，閻紅彥接替劉志丹任陝甘遊擊隊總指揮，即在甘肅省正甯縣湫頭、南邑一帶休整隊伍。此間，受中共陝省委委派任陝甘遊擊隊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場解決所謂“機會主義領導問題”和“反革命陰謀問題”的風波。在遊擊隊内部受到錯誤主張嚴重幹擾時，國民黨軍駐正甯縣山河鎮的一個團隊，突然向遊擊隊實施軍事“圍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頃原”的口号，遊擊隊官兵雖英勇作戰，終因指揮失誤而連吃敗仗，傷亡慘重，給遊擊隊造成了嚴重後果。遊擊隊撤至旬邑縣馬欄鎮，召開軍人大會，批評了李艮的錯誤。八月三十日，中共陝西省委命令謝子長返回遊擊隊，再任總指揮。陝甘遊擊隊在謝子長率領下就地進行休整後，遂轉入陝西耀縣照金地區，堅持武裝鬥争。
習仲勳打聽到謝子長在照金鎮以西四五裡路的楊柳坪駐紮的消息，急忙從老爺嶺趕來和謝子長會面。幾天後，又在楊柳坪以北十多裡外的金剛廟見到了劉志丹。習仲勳如此執著和癡心地追尋劉志丹，是出自于長期以來對這位群衆領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賴。
劉志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于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産黨員，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參加了北伐戰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參與組織領導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九一八事變後，組織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後又擔任中共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前敵總指揮。一九三六年春，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率部東征，在指揮晉西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光榮犧牲。毛澤東為劉志丹題詞：“群衆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稱頌他：“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謝子長，又名德元，号浩如，一八九七年生于陝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一九二七年十月，組織領導了清澗武裝起義。翌年五月，又與劉志丹、唐澍等領導發動渭華起義。後曆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駐西北軍事特派員、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等職。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澗縣河口戰鬥中負重傷，于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傷勢惡化在安定縣燈盞灣逝世。毛澤東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後，曾多次題詞悼念謝子長，其中一聯是：“民族英雄，雖死猶生”，表達了對這位中共西北地區領導人的敬重之情。
劉志丹、謝子長同為西北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的主要創始人，在當地享有崇高威望。
習仲勳見到兩位比自己年長十多歲的群衆領袖，特别聽到周圍的同志都親切地稱他們“老劉”、“老謝”時，因兩當兵暴失敗的郁悶心情一下子輕松了許多。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訴說，但一時竟激動得不知道說什麼好。劉志丹看出了習仲勳複雜的心情，緊緊地拉着他的手，鼓勵地說道：“幹革命還能有不失敗的時候？失敗了再幹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
真誠而坦率的态度，親切質樸的話語，使他們的心如有一塊磁石似地緊緊地吸引到了一起。
習仲勳望着劉志丹清瘦的臉龐，高高的鼻梁，深邃而溫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樣，談話頓時活躍了起來。習仲勳詳細叙述了自己搞學生運動坐牢，兩當兵暴失敗，搞農民運動也屢受挫折的情況，感到内心很沉重。劉志丹說，這些情況我都知道，兩當兵暴時你還是隊委書記。他又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鬥争，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謝子長也叮囑習仲勳說：“過去我們沒有根據地，現在要搞。從關中逃難過來的饑民多，你在這兒人熟地熟，工作條件好。我們沒有槍支彈藥留給你，你要在發動群衆的基礎上，成立農民協會，組織遊擊隊，開展遊擊戰争。”
劉志丹、謝子長第一次與習仲勳的會見和談話，給習仲勳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把這次會見和談話視為對自己的人生道路發生深刻影響的重要經曆而屢屢提起：“我很早就聽說過劉志丹的名字，也聽過他進行革命活動的許多傳說。在傳說中，常常把劉志丹描繪成一個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見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卻完全像一個普通戰士。他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常同戰士們坐在一起，吸着旱煙袋，談笑風生。同志們都親切地叫他‘老劉’。”“志丹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論水平，這不僅是從書本上學來的，也是從實際鬥争中總結出來的。幾年來，志丹走遍陝甘邊區，下決心要搞一塊紅色根據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這個願望始終沒能實現。他走到哪裡，就把建立根據地的道理說到哪裡，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期望能說服他見到的每一個人。雖然是初次見面，但他那種堅忍不拔的信念，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劉志丹、謝子長指揮的陝甘遊擊隊初到照金，就從抓獲的偵探口中得知，國民黨富平、同官、耀縣三縣保衛團副總指揮黨謝芳、耀縣保衛團團長馬希哲和耀縣小丘區團長柴子發，帶三四百兵力向照金尖坪一帶發動“圍剿”劉志丹、謝子長随即指揮遊擊隊連夜向東轉移，繞至照金北山埋伏于密林之中。九月十二日拂曉，遊擊隊憑借濃霧掩護，将圍剿民團反包圍後，突然開火，當場擊斃黨謝芳，活捉馬希哲、柴子發。戰鬥勝利後，劉、謝決定率陝甘遊擊隊乘勝向南遊擊，籌糧籌款，征集冬衣，而後北上安定、保安一帶，建立革命根據地。
謝子長臨行前給習仲勳交代了任務：“你留照金一帶做農村工作，建立根據地，并在發展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陝甘工農遊擊隊第七支隊。”陝甘遊擊隊離開照金時，習仲勳特意趕到金剛廟向劉志丹道别，劉志丹殷切地囑咐說：“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辟工作。隊伍走了，你們會遇上很大困難，隻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衆，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劉志丹還特意将陝甘遊擊隊第二大隊的特務隊留在照金，并授意習仲勳參與領導這支武裝；安排大隊參謀第五伯昌随特務隊行動，協助指揮遊擊鬥争。
陝甘遊擊隊第二大隊特務隊是一支戰鬥力較強的武裝。隊長程雙印，是陝西省旬邑縣郝村人，曾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組織領導的旬邑武裝起義中擔任連長。起義失敗後，程雙印等帶領部分起義人員轉入縣北區活動，組織起旬邑縣遊擊隊，堅持開展遊擊戰争。他政治堅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縣張洪鎮人，也參加了旬邑武裝起義，軍事知識和群衆工作經驗較為豐富。戰事頻仍、軍務繁忙的劉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對建立照金革命根據地用心深遠。但是，特務隊的活動出人意料地很快發生了曲折。
劉志丹、謝子長率陝甘遊擊隊出發後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務隊便發生了中隊長陳克敏帶隊叛變，給黨組織和遊擊隊的活動帶來了嚴重危害。陳克敏，又名陳連升，河南省泌陽縣人，土匪出身，生性兇殘。其參加陝甘遊擊隊後仍匪性不改，在遊擊隊主力離開後即以國民黨地方民團名義駐紮東坪、龍家寨一帶，與工農武裝為敵。特務隊隊長程雙印覺範察到陳克敏叛變預謀後，便帶人趕到該中隊駐地碌碡坪欲制止叛亂發生。不料抖，當他剛踏進一孔窯門時，便被隐藏在窯内的叛匪開槍打死，特務隊一時出現混亂。
陳克敏叛變事件發生後，為了保存這支革命武裝，習仲勳即與第五伯昌商量對策，決定由習仲勳任特務隊指導員，第五伯昌代理隊長，将特務隊迅速撤離照金地區，向以武字區、心字區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據地進發。
●再返渭北蘇區
渭北蘇區，是中國共産黨在陝西創建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它地處關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縣、泾陽和淳化止縣的交界地段，東至富平縣的老戶溝、淡村、都村、石橋、覓冬r地，西到淳化縣的夕陽、固賢、石橋一帶，南接三原白鹿原、天齊原南畔，北連耀縣的華裡坊、東牛、讓牛、小丘等村鎮，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泾陽縣的安吳、老莊、口鎮等地，總面積約七百五十平方公裡，約四萬多人口。三原縣的武字區、心字區是渭北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
早在大革命時期，這裡就是陝西農民V動活躍地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從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的中共黨員喬國祯，就開始在武字區宣傳組織群衆，普遍建立起區、村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隊武裝組織，廣泛開展打擊土豪劣紳、廢除苛捐雜稅、減少田賦糧款、解散民團等鋒芒直指反動政權的鬥争。習仲勳參加的一九二八年三月省立第三師範的學潮、一九二九年抗糧抗捐打擊土豪的鬥争，就是渭北革命根據地準備時期的重要活動。
渭北地區的革命鬥争此起彼伏，幾經曲折。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後，随着中共武字區委的恢複和周圍地方農民委員會、窮人會的廣泛建立，渭北革命根據地進入建立和發展時期。翌年三月下旬，中共陝西省委通過決議建立中共渭北特委，并決定由省委書記杜衡兼渭北特委書記。這一決議當時未能完全實施，渭北特委也沒有建立起來，然而，一支有四十餘人、武器裝備較好的武字區遊擊隊卻應運而生。其先後活動于三原縣的武字區、心字區和富平縣的石川河及耀縣西原、南原地區。八月，中共渭北特委譽導的渭北遊擊隊成立，有隊員六十餘人，槍三十多支。同時，以黃子祥為主席、唐玉懷為副主席的武字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渭北革命鬥争迅速得到發展。
在渭北革命鬥争出現高漲形勢之際，習仲勳帶領着劉志丹留下的處境艱難的特務隊向武字區方向前進。
當天，習仲勳指揮隊伍避敵阻截，穿越密林峻嶺，來到耀縣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這裡找到了一位名叫魚得水的農民為特務隊帶路，半夜時分到達渭北蘇區管轄的讓牛村。為應付敵人盤查，特務隊還從讓牛村抓了一名豪紳随隊伍一起行動。他們連夜涉過陳家河、牛村河，天明時分到達離武字區十多裡地的華裡坊。
當特務隊終于到達武字區與渭北遊擊隊勝利會合的時候，習仲勳覺得如釋重負。一個多月前，他尋找劉志丹、謝子長曆盡艱辛，從渭北到照金；為了實現劉志丹的囑托，保存革命的武裝力量，他又帶隊伍回到渭北，聯想到數年間艱難曲折的經曆，一種勝利的喜悅從心底升起。
剛剛成立不久的渭北遊擊隊也因為特務隊的編入而發展壯大起來。習仲勳高興地見到了歡迎他們的遊擊隊指揮黃子文，當他們談到為了根據地的建設又要戰鬥在一起時，心情格外激動，堅持鬥争的信心倍增。半個世紀後，習仲勳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在渭北革命根據地時工作時間不長，但對開創這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者之一黃子文，卻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衆的領袖。他入黨早，經驗豐富，看問題全面而且很有見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開始搞武裝鬥争。黃氏兄弟在渭北一帶很有影響，全家為革命犧牲了好幾個人。他們的曆史地位應該承認。”
習仲勳帶的特務隊到達武字區後，即改編為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程國玺任支隊長，習仲勳任政治指導員。同時，将武字區遊擊隊編為第一支隊，馬志舟兼支隊長，金天華兼政治指導員。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又稱武字區後區遊擊隊，經常駐紮在黃子文的家鄉甘澇池村，主要活動于三原、富平、耀縣一帶邊界地區。
随着渭北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陝西省委為了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一領導，于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團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區同時宣告成立。團特委領導武字區、心字區兩個團區委，有二十餘名共青團員。剛剛到達渭北地的習仲勳擔任共青團渭北特委委員。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專門設立軍委，以加強對軍事工作和遊擊隊的領導。習仲勳率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在甘澇池駐紮時，“當時渭北特委軍委書記汪鋒和參謀第五伯昌曾來這裡檢查工作。汪鋒還給遊擊隊講了話”。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後，領導根據地軍民更廣泛地開展了分糧分地的群衆鬥争和抗日救亡活動。武字區、心字區農民被發動起來，沒收豪紳、地主、富農的糧食，并分配給生活困難的貧苦群衆。農民聯合會迅速發展到六百餘人，農民武裝增加到一千五百餘人，群衆鬥争情緒似火一樣燃燒起來。僅十月份一個月内，渭北特委先後五次作出決定和召開聯席會議、代表會議，學習讨論蘇維埃土地法，研究讨論分配土地問題，使許多貧苦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根據地還通過組織“教育促進會”，舉行群衆集會等形式，開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揭露國民黨當局實行不抵抗政策為内容的抗日宣傳活動，激發了廣大群衆的愛國熱忱和革命覺悟。遊擊隊堅決地打擊地主武裝，開展肅清反動勢力的鬥争，維護根據地社會秩序的安定。“因為遊擊隊的擴大，所以群衆鬥争也急劇地開展起來，遊擊運動的呼聲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衆鬥争中……”。
十月上旬，渭北遊擊隊根據特委指示到武字區周圍的心字區、肅字區，富平縣都村、淡村，耀縣的西原、華裡坊、讓牛村一帶遊擊。習仲勳率第二支隊到武字區後區周圍開展武裝鬥争，殺豪紳、驅逐催糧要款的差人，使得國民黨政權不敢在那裡收糧收款。遊擊隊在“高三槐分麥三天，共分麥三百餘石，參加群衆三百餘人”。此間國民黨地方當局派密探混入分糧群衆，破壞分糧鬥争，因懾于高漲的群衆情緒未敢造次。遊擊隊駐尚村時遭敵突襲，損失長槍四支、短槍一支，被迫轉入南原整編。習仲勳一再鼓勵遊擊隊員，隻有堅定革命信念，堅持蘇區武裝鬥争，才是勞苦群衆的根本出路，從而鞏固和加強了隊伍。遊擊隊所到之處，地主豪紳聞風喪膽，廣大群衆熱誠歡迎，積極支援遊擊隊活動。
然而，當時在黨内對形勢和上級包括臨時中央的指示的認識是不盡一緻的。習仲勳對渭北革命根據地曆史就有着自己的認識和見解。他曾說，渭北黨組織和革命委員會“領導農民分配土地，成立工、農、婦等群衆團體和赤衛隊等群衆武裝，在農民聯合會裡不僅有雇農、貧農、中農，也有富農，婦女聯合會中富農家庭的婦女也屢見不鮮。但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直接威脅着三原、西安的敵人。他們舉起屠刀，要扼殺人民洶湧而起的鬥争。這時陝西省委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事實也正是如此，由于“左”的路線的推行，給渭北蘇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十月六日，中共陝西省委作出《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渭北新蘇區的決議》。決議要求：“渭北各黨部必須發動與領導群衆鬥争來紀念十月革命，發起廣大群衆的紀念大會與示威，形成更廣泛的群衆運動，黨應立刻積極地準備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專門發出《關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紀念節運動的決議》。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開三原、富平、蒲城、耀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研究讨論省委十月六日《決議》和根據地政權組織問題。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會黨團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貫徹省委決議，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連續三天舉行群衆大會和遊行示威，隆重紀念十月革命節。
十一月六日，根據地紀念蘇聯十月革命萬人大會在武字區舉行。習仲勳率第二支隊參加大會。渭北革命委員會主席黃子文緻開幕詞後，中共三原縣委、農民聯合會、婦聯會、赤衛隊、遊擊隊、少先隊和學生代表先後發表講話，并通過通電五則。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以習仲勳帶領的全副武裝的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為先導，第一支隊擔任後衛，數千名群衆參加的遊行隊伍，步行到武字區以北十多裡地以外的馬額鎮示威遊行。次日，參加集會的人數驟然增加，群衆情緒更加高漲。習仲勳再次率第二支隊走在前列，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南行近二十裡從三原縣以東的西陽鎮穿過，再經富平縣的瓦窯頭、淡村，當日又返回武字區。十月八日，紀念大會進入第三天，團渭北特委組織演出化裝新劇，舉行遊藝會，并刷寫标語、散發傳單七千餘份。
然而，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根據地軍民未曾料到，戰争的陰雲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動武裝磨刀霍霍，“圍剿”根據地呈一觸即發之勢。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縣小丘、富平莊裡地區的國民黨駐軍與三原、富平、泾陽、高陵、耀縣、淳化六個縣的民團糾集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區四面包圍，進行武裝“清剿”。犯敵在攻占武字區以後，又連續三天“先搜原，後搜溝，然後溝原一起搜”，到處捕人，殺人。第二支隊駐地甘澇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衆衣物被褥被搶劫一空，甚至連打麥場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黃子文家中十餘間房屋萑被燒，牲口農具被搶。在不長時間内，又連續四次對武字區“圍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員會的領導骨幹被沖散，工作陷入癱瘓狀态。五六十名共産黨員、共青團員和群衆死于國民黨反動派屠刀之下。
在裝備精良、槍彈充足，數十倍于根據地武裝力量的圍敵突襲之時，渭北遊擊隊在難以實行統一指揮的情況下，被迫分散行動。習仲勳和中共渭北特委書記李傑夫帶第二支隊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區轉移。轉移途中，為了保證糧食補給，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還抓了幾名地主豪紳作為人質帶在隊伍中。【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率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轉移後，尚立足未穩，敵人又來心字區“清剿”，遊擊隊無法集中活動，遂決定支隊長程國玺和第五伯昌帶支隊到旬邑一帶打遊擊，習仲勳和李傑夫轉移到照金。敵人在照金還是到處捕人殺人，他們又回到心字區。遊擊隊離開時，留下了兩支短槍，兩支長槍和兩支老套筒。由于敵人殘酷地捕殺根據地領導骨幹和遊擊隊隊員，習仲勳和李傑夫在心字區附近一個水洞内潛藏了十多天時間。後來地方民團搜尋到這裡，隻是把押在洞口的幾個豪紳帶走，而藏在水洞深處的習仲勳和李傑夫未被發覺，幸免于難。
過後，李傑夫提出要離開渭北，返回省委。習仲勳便送他離開了心字區。他們以後再未能晤面。這位在中共陝西黨的早期活動中有過不凡經曆的渭北特委書記，最後卻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李傑夫，原名高維翰，陝西省長安縣人，早年在蘇聯中山大學與蔣經國同窗，曆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省委軍委書記、省委書記、西北反帝同盟軍政委、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政委等職，後在江蘇省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自首，抗日戰争勝利後，任國民黨外交部東北特派員蔣經國的秘書。全國解放前夕随蔣軍去了台灣，曾任國民黨黨務顧問和台北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習仲勳與李傑夫分手後，秘密回到富平西區一帶繼續開展武裝鬥争。
習仲勳當時對渭北蘇區這次失敗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後，他在《關于渭北蘇區》一文中，客觀而求實地回答了這一問題：
“革命運動蓬蓬勃勃，這樣就威脅着三原、西安的敵人，敵人發動了六縣民團‘圍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陝西省委‘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派去渭北蘇區工作的李傑夫、程建文等人，把富農和地主一樣看待。為了紀念十月革命節，他們發動萬餘群衆在三原附近的馬路上遊行示威。在敵人‘圍剿’時，則又死守陣地，擊而不遊。在失敗時又束手無策，而這些‘左’傾機會主義者們也就逃之夭夭了。就這樣在敵人的‘圍剿’與‘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使渭北蘇區遭到失敗。”
●富平西區的鬥争
陝西省富平縣西部地區是渭北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武字區紀念十月革命節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對富平縣也産生了很大影響。先是石橋一帶的群衆帶長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區參加慶祝大會和遊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縣黨組織又發動和領導了較大規模的“交農”和驅逐國民黨縣長米森若的鬥争。他們動員數千名群衆包圍縣城，要求減免苛捐雜稅，驅逐反動縣長離開富平的行動，引起了國民黨地方當局很大震動。反動武裝在“圍剿”洗劫武字區的同時，派出四個民團駐紮在淡村、覓子、尚家等村鎮，瘋狂捕殺共産黨人和進步群衆。富平西區也充滿緊張恐怖氣氛。
習仲勳攜帶槍支來到離習家莊不遠的唐家堡，在幼時的好友嶽強明家住了下來。他向這位知心的夥伴叙說了自己幾年間癡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經曆和渭北根據地面臨的嚴峻形勢。他說，失敗和困難是暫時的，共産黨領導勞苦大衆争取翻身自由的鬥争最終會實現的。他熱情地鼓勵說：“強明，我這裡有槍，咱們一起再幹吧！”
但是嶽強明一時還鼓不起勇氣，仍不解地說：“你幹得好，怎麼連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來了？”
習仲勳聽了嶽強明的話後，便從自己家庭和廣大農民貧困不堪的生活說起，耐心地講了許多關于階級、階級壓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剝削的道理，說明青年人隻有投身于現實的革命鬥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嶽強明在習仲勳的引導下，思想覺悟提高很快。習仲勳根據他的表現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嶽強明入黨後，除掩護習仲勳的安全外，還将姚萬忠等一些黨員和進步青年串連在一起，有組織地開展革命活動和武裝鬥争，在實踐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他曾被國民黨富平縣當局關押五年之久，先後七次受老虎凳、夾指頭等酷刑逼供，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出獄後又參加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由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指揮員。在習仲勳的引導下，還有一批當地青年投身革命，許多人後來都成為不同戰線上的領導骨幹，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貢獻。
為了适應對敵鬥争的需要，習仲勳在嶽強明家召集姚萬忠、劉鳴鳳、嶽強明等人開會，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萬忠擔任支部書記。發展了一批黨團員，壯大了富平縣黨團組織。接着以黨團員為骨幹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縣淡村遊擊隊，由嶽強明、劉鳴鳳負責。
由于關中一帶的大年馑剛過，農民吃糧極為困難，因而在當時解決好群衆的吃飯問題就成為燃眉之急。習仲勳和黨支部研究，決定以淡村遊擊隊為主力，帶領群衆開展一次較大規模的分糧鬥争。開始群衆心存疑慮，隻有少數人參加行動。這時，武字區前區遊擊隊隊長康尚武帶隊伍來到淡村一帶開辟工作。習仲勳即擔任該隊政治委員。在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遊擊隊活動與群衆分糧鬥争結合起來，使當地形勢迅速出現了轉機。
十二月的一個晚上，習仲勳指揮遊擊隊和數百名群衆包圍了習家莊北面的西劉堡，強制收繳和分配大地主劉本初、民團團長劉玉琪囤積的糧食和财物。二劉聞訊後逃跑。但是，這兩家高牆壁壘，數道門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護。群衆放火燒了兩家的門樓，解除了家丁的武裝，向附近饑民平分了糧食和财物。接着，又動員起千餘人的分糧隊伍到莊裡鎮以南大地主賈成芳家，分了其糧食和财物。在分糧鬥争中，他們還根據群衆請求，将民憤極大的惡霸地主田順子、黨玉升等人處死。
習仲勳在富平西區的活動産生了很大影響。他們晝伏夜出，靈活機動，演繹出了不少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其實，習仲勳這段生活是異常艱苦的。他曾回憶說：“那時，我們幾個人白天藏在一個墳墓裡休息和開會，晚上出去活動。盡管離家不過幾裡地，但是為了避免暴露，還得過這樣的‘地下生活’。敵人的報紙也宣傳說誰誰是土匪，弄得一時人心恐慌，甚至由耀縣通往三原到西安的大路上的行人都改走南塬。我們在墓洞中，有時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煙，把我都叫旱煙抽醉了。”
習仲勳數日内輾轉于家鄉周圍的村莊，更勾起了他對腳下黃土地的無限情思。他常常透過濃濃夜色，遙望着遠處那個熟悉的小農莊和孤單的房舍，陷人了深深的遐想之中。他思念長眠在這裡早逝的父母，更牽挂幾位尚未成年的弟妹。六十四年以後，年已七十八歲的習冬英談起了家中這段久遠的往事：“那是我十二歲的時候，一天家裡來了一位陌生人，他告訴我說，你大哥回來了，很想見你。我就跟着這位來人，到了線家原我表姐家，在後院一孔放麥衣的窯裡才兄妹相見。我對大哥說，我們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斷我的話說，以後再不要說讓我回去的話，你們和三叔好好在家裡過，我要走得很遠很遠。我當時還天真地問大哥，你們怎麼把人家劉本初家的房燒了，糧也分了？大哥說，地主嘛！”
中共富平西區組織及其遊擊隊的活動，很快遭到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殘酷鎮壓。一九三三年年初，淡村遊擊隊負責人嶽強明由耀縣返回唐家窯唐開禮家召集會議時，國民黨富平縣保衛團團長李宏才聞訊帶團丁搜捕。嶽強明與唐開禮一家倉促躲入地窖。李宏才即點燃卷着辣椒的被子熏燒，緻使嶽強明、唐開禮等三人昏迷後被團丁帶走，唐開禮妻兒一家四口被活活熏死。民團團丁又将嶽強明家挖地三尺，财物洗劫一空，還槍殺了嶽強明十七歲的小弟嶽強隆。一九八六年，七十三歲的習仲勳還與胞弟習仲凱談起了當時分糧鬥争的情景：“那晚，分糧群衆沖入西劉堡時，我在城門樓下烤火，房上一個叫趙老八的家丁看見了我，說那不是帶的人來了。後來，因為這次我們燒了地主家的房子，地主們揚言也要燒咱家的房報複。但是，他們膽怯。劉玉琪就既恨又怕地叫罵說，那是個狼，他要在，就要吃人的，最終還是沒有敢對咱家下手。”
富平西區的武裝鬥争，在習仲勳漫長的革命經曆中隻是短暫的一瞬，但在他的記憶中卻是深刻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紀念十月革命節活動失敗月餘後，我與李豫章到富平西區都村一帶開展遊擊運動，半月後分糧群衆發展到幾千人，成立了遊擊隊，建立了農民總會。不久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五縣民團‘圍剿’，這一區域又遭到破壞。留下來的人，一部分去照金活動，一部分參加渭北遊擊隊。”
●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當習仲勳領導富平西區群衆分糧鬥争深入發展時，中共渭北特委成員在富平縣城内舉行了一次事關渭北根據地前途命運的緊急會議。會後，渭北地區黨的組織和人民群衆為恢複根據地又進行了艱苦的鬥争。
在此之前，中共陝西省委得知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向渭北根據地發動“清剿”并占據武字區消息後，立即派遣省委委員賈拓夫以渭北特派員身份到該地區視察工作。當賈拓夫到達武字區時，這裡還處于國民黨軍事“圍剿”的白色恐怖之中，特委的同志已被沖散，無法聯系工作。賈拓夫遂轉赴富平縣找到渭北特委委員李沖霄、曾楚川、鄭彥青和富平縣黨組織的負責人，先後兩次召開緊急特委會議，傳達了省委關于渭北工作的決議，檢讨了武字區被“圍剿”前後的工作，宣布撤銷李傑夫中共渭北特委書記職務，決定組成以李沖霄為書記的新的渭北特委。不久，中共陝西省省委委員杜衡在武字區特委擴大會議上傳達省委指示，宣布渭北特委由七名正式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組成，金理科為書記。十二月中旬，渭北特委再次召開擴大會議，宣布撤銷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縣委，習仲勳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委員。
同時，共青團渭北特委改建為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習仲勳任組織委員，二月，繼任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主要管轄武字區、心字區團區委會，機關開始設在縣城南關，後移至省立第三中學。習仲勳任書記後不久，又遷回武字區。
習仲勳對于團中心縣委書記的任職，開始不很樂意。他覺得自己在第三師範上學時，因鬧學潮被捕關押，并由此失學，加之一些當事人還在三原，很不利于開展工作。但是，他還是服從了組織決定，在團中心縣委“主要搞學運和兵運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學和駐三原的王泰吉部發展了一批黨員”。習仲勳還在黨的中心縣委分工聯系富平地下黨組織的工作，有時也去富平巡視。
一九八六年七月，原中顧委委員、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張邦英老人曾興奮地談起當初和這位年輕的團中心縣委書記一次會見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初，我從楊虎城部隊做兵運工作回到耀縣家鄉。黨組織指示我将情況向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習仲勳通報。我來到三原職業學校，一位姓曹的黨内同志給我交代了會面地點和聯絡暗号。我按照他的安排來到縣城東關的運動場。隻見一位個頭較高、年輕英俊的小夥子在場上踱來踱去，經過聯系知道他就是習仲勳。我們便在一個秋千旁開始了交談。我談了耀縣黨團組織的情況和如何發展遊擊隊的問題。習仲勳簡單介紹了渭北的形勢和當前任務。他話不多，但顯得非常利索幹練，給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此我們便開始了六十多年戰鬥友誼。”習仲勳也對這次他們的秘密會面記憶猶新，時常向人談起。
習仲勳任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期間，對他思想産生更大影響的是一位叫康和熙的人。
康和熙，是趙伯平的化名。趙伯平，一九O二年生于陝西省藍田縣，少年時代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壓迫的革命鬥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藍田特别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省委巡視員、省委候補委員等職。一九三O年秋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與劉志丹等同志一起開辟遊擊戰争，是陝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曆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二書記、陝西省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八大候補中央委員等職務，于一九九三年五月逝世。其時，習仲勳曾以《一身正氣，滿腹經綸》為題撰文稱贊趙伯平：知難而不退，臨危而不懼；遇險而不驚，蒙冤而不怨。
質樸的語言，是他對這位革命長者六十年漫長革命歲月感情沉澱的迸發。
一九三三年二月，趙伯平受省委派遣接替汪鋒（時化名汪烈）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管組織工作，不久任中心縣委書記，化名周中開展工作。趙伯平頗為喜歡這位比自己年輕十多歲的團中心縣委書記，并在實際工作中注意聽取和吸納習仲勳的意見和建議。習仲勳記得，趙伯平工作很有個性特點，尤其重視對黨内同志的理論學習和思想文化教育。其任職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學習和具體運用過的黨中央下發的一些文件，如《古田會議決議》、《井岡山的鬥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經常抽出時間向黨内作傳達和宣講，逐漸形成了慣例，幾乎每天總要抽出一定的時間進行政治理論學習。他還結合渭北革命鬥争的實際，和大家一起學習讨論黨在南方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遊擊戰術和“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針，以及“分散以發動群衆，集中以應付敵人”工作要領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簡要法規等。
習仲勳對這種學習和讨論有着濃厚的興趣，因為參加革命鬥争七年中，他還沒有這樣集中時間系統學習過政治理論和軍事知識，每次學習和讨論，心頭總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趙伯平約習仲勳一起登上了縣城東關的城牆。在春寒料峭的微風中，他們暢開心扉，交談了很久，話題一直從渭北特委時期的工作情形，談到了中共三原中心縣委領導下各地方的經濟、政治、軍事和黨的力量情況。他們特别認真地回顧總結了開展遊擊戰争、人民反封建等項工作中的經驗教訓。趙伯平深有感悟地說道，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今後的革命鬥争實踐中，要注意克服甚至抵制“左”傾方針、政策的影響，尤其是對武裝工作方面的一些幹擾。趙伯平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話語，給習仲勳以深刻啟迪，以至在經曆了五十年滄桑歲月之後，他還深情地回憶道：“趙伯平對我幫助影響很大，他經常給我講馬列主義基本知識，講中國革命的曆史。那次在三原城牆上和我說話的神态，就像剛發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難忘。”
三月，中共陝西省委調習仲勳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
習仲勳離開三原後，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逐步恢複健全了黨和政權組織，重新組建了渭北遊擊隊，成立了渭北遊擊隊總指揮部，繼續開展打土豪、分田分糧革命鬥争。八月，以武字區、心字區為中心區域的渭北革命根據地再次遭國民黨重兵“圍剿”，中共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等人遭敵逮捕。渭北革命根據地的烽火暫時熄滅了。
渭北革命根據地距離國民黨渭北統治中心三原縣城僅三十裡地遠，離省城西安也隻有一百裡之遙，完全處于國民黨統治區域之中。紅軍遊擊隊既無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彈藥，在地理條件上又無高山大川和天然險阻以抵禦反動武裝進剿和襲擊。加之當時黨的臨時中央出現了嚴重“左”的錯誤，“左”傾冒險路線和錯誤主張在黨内得以推行，給革命事業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據地鬥争的失敗也就在必然之中。
習仲勳調離渭北時，這裡的革命鬥争正處于恢複和發展時期。他沒有也不可能預料到渭北革命根據地的最後結局。他同渭北黨組織和遊擊隊的其他領導人一樣，時值青春年華，對革命前途懷有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在實際鬥争中又充滿了熾烈的熱情和犧牲精神，當時的曆史環境和社會閱曆不可能使他們對革命的艱巨性、長期性、複雜性有更為清楚的認識和準确判斷，特别是當“左”的路線以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決議形式加以推行的時候，作為黨的下級組織和黨員個人是不容易做到公開反對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變化和時間的推移，人們的思想認識也随之發生了變化。若幹年後，習仲勳寫過一些文章，字裡行間除充滿對渭北革命根據地深情回憶外，更多的是對這段曆史經驗冷靜的審視和理性的思考。
“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蘇區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陽遊擊隊（苗家祥部）、耀縣南三堡由張仲良同志領導的農民鬥争發展了遊擊運動，而又恢複起來。這時從紅二十六軍也來了張秀山等幾個堅強的幹部，加強了渭北遊擊隊的領導，開展了積極進攻的遊擊戰争，并直接配合了紅二十六軍的行動，經過半年就壯大成為紅四團。而這時的中共陝西省委仍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派杜衡來過一次，強調分土地，反對蘇區同志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當時遭到了同志們在實際行動中的反對。到了同年夏天，在敵人六面‘圍剿’之下又失敗了。此後渭北蘇區再沒有恢複起來。”
“渭北地區是陝甘第一個蘇區，渭北的武字區、心字區從大革命時期起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武裝鬥争。渭北蘇區的開辟為紅二十六軍的創建，為照金和南梁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造和發展提供了條件，培養了幹部，輸送了力量。
渭北蘇區的鬥争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也為革命鬥争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從渭北蘇區長期的鬥争中，可以看出在敵人統治的中心地區是不能建立根據地的。渭北蘇區位處平原上，四面都受敵人包圍，對敵鬥争要采取靈活的進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敗的。而當時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堅持城市中心論，從奪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發，反對所謂‘上山逃跑主義’，在根據地不顧實際情況，強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對蘇區同志的‘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左’ 傾機會主義的路線，證明是失敗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