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兵運”兩年間
一九三O年的春節，陝西關中地區的老百姓是在凍寒饑馑中度過的。
“每逢佳節倍思親。”習仲勳家庭因在不長時間内三位親人先後病逝，雖遇具有喜慶色彩的民族傳統佳節，但是全家人還是難以從對亡親的思念中擺出來。數日裡，小小農舍彌漫着悲怆沉重的氣息。【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曆二月六日），是習仲勳淚别故鄉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區組織的指示，決定派他去數百互裡以外的一支國民黨雜牌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
開展土兵運動，是中共陝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為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敗後，黨在陝西地區組織發動的渭華起義、旬邑起義以及麟遊、淳化起義和一系列農民圍城“交農”鬥争，相繼歸于失敗。國民黨陝西當局和地方反動勢力大肆進行反攻倒算，進一步強化在陝西的統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陝西省委和共青團陝西省委遭國民黨破壞，黨團省委書記等十餘名主要領導幹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頓狀态。面臨嚴峻的鬥争形勢，幾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員相互聯系，成立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臨時省委根據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強黨組織的群衆基礎，實現黨員職業化，深入社會，聯系群衆，領導群衆鬥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線。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據陝西臨時省委代表團的學習和讨論作出《陝西問題的決議案》，指出： “注意馮玉祥部隊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辦軍官學校，拉夫拉差的機會，派同志進去接近士兵群衆。” “加緊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災民都投入土匪中去，黨要深人群衆中去，獲得群衆，使之變成農村的武裝”。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組織兵變是黨在目前軍閥繼續戰争中實現失敗主義之中心的策略。現時黨的一切兵運策略與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實現這一中心策略進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運動，反軍閥戰争的加緊是聯系一切主要鬥争的骨幹……必須深入到一切鄉村及敵人軍隊中。”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多次開會讨論，提出了貫徹意見。四月四日，臨時省委《給軍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擴大紅軍。”四月七日，臨時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軍隊中的工作，應立即有計劃地發展，調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隊中去，發動兵士的日常鬥争，進行有組織的兵變。”開展兵運工作的總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裝逐步改造為公開的武裝，壯大紅軍力量。各地黨組織根據省委指示陸續派出大批共産黨員打人國民黨軍隊或地方武裝，長期隐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成熟時，發動兵變或暴動。
這一天，習仲勳早早出了家門，轉身回望從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環視曾耕種過的土地和眼前的樹木河流，心潮一時難以平靜。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紀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愈又擔負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怅而又難舍之情油然而生，以緻久久不忍舉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沒有将自己遠行法告訴叔父，他怕叔父經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舊病複發，更擔心叔父會阻擋他離家遠行。在激烈的思想鬥争中，他還是毅然邁出西行的腳步。盈眶的淚水，簌簌滴灑在鄉間的小道上。
年僅十六歲的習仲勳，帶着少年時代坎坷經曆的沉重回憶，帶着對改變中國農民悲慘命運、實現人類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離開了習家莊這方土地，投身于更為廣闊更為艱苦的鬥争之中。數十年後，他曾回憶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因為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以共産黨嫌疑被捕押過的人，這樣的人到國民黨的軍隊裡幹事，對敵人說來是多麼危險，多麼引人注目。一經被查獲，就是處死，我之所以能在這時去敵軍搞革命活動，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獄之後一年多的農村生活，使我親身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情況，激發了我的革命勇氣，不管多麼艱苦，就是下決心要革命。”
習仲勳離開家鄉的當天，即來到了三原縣武字區郭明效家中，他們将按照黨組織指示，利用關系，一起打人駐長武縣的反馮（玉祥）地方武裝畢梅軒部開展兵運工作。該部一位支隊長王德修他們早已熟識。王德修，三原縣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共産主義青年團。曾在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政治隊學習，畢業後留總部政治部工作，此間擔任過由中共組織辦的“廿書報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陝西全省大旱，災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鄉鄰、生活困難的青壯年組織起來，打擊土豪劣紳。而後，又與共産黨員李秉榮在三原、旬邑、彬縣、乾縣、禮泉一帶擴充力量，逐步發展成為一支三百多人的隊伍，時受已豎起反馮民軍旗幟的畢梅軒統領。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帶開展遊擊戰争，成立起“渭北災民自救隊”之時，曾把王德修部編人“渭北災民自救隊”序列，王德修、李秉榮分别任第一大隊長和政委，但實際未參加渭北災民自救隊活動。後這支武裝歸屬屢有變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國民軍聯軍師長甄壽珊，因不滿馮玉祥軍隊統轄，招收舊部和地方武裝，正式成立了西北民軍，甄被推為總司令。王德修支隊又被編為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王德修任第二支隊司令。
習仲勳和郭明效經過三四天時間長途跋涉，來到了三百多裡以外的長武縣王德修支隊。此時，該部正在擴充力量，他們便以與王德修同鄉關系名義，與王順利會面，并被暫時安排留在支隊部待命。這時，已有中共黨員李秉榮、李特生、田光烈、孫一君等在該部從事兵運工作。
習仲勳初到時，認為王德修參加過共青團組織，住過中山軍事學校，又在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工作過，因而在該支隊開展兵運工作基礎較好，對王德修抱有希望。但是他很快發現王德修膽小怕事，對革命已失去信心，态度比較消極。真正要開展兵運工作，隻有在隊伍中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形成骨幹力量，進而啟發士兵覺悟，等待時機，舉行起義。
●從見習官到特務長
長武縣地處陝西省西北邊緣，南、北、西三面與甘肅省的泾川、甯縣、正甯、靈台相鄰，是一個較為貧窮的山區小縣。時序已進入早春季節，這裡仍寒意料峭，山風卷起塵沙，天地間飄灑着昏蒙蒙的黃霧。
駐紮在這裡的王德修支隊，因為是地方雜牌武裝，所以武器裝備落後，物資供應短缺，生活待遇低下。槍支大多數是陝西當地造的破舊産品，隻有連長背個盒子槍，排長扛的是老套筒，彈藥更是極為缺乏。被服不能按時發放，甚至個别士兵沒有鞋穿，赤腳操課訓練的現象也常有所見，軍官克扣軍饷、夥食費更是司空見慣。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
習仲勳在支隊部停留月餘時間，沒有正式職務，隻是幫助理些日常瑣事。其實王德修心中有數。他看到習仲勳年齡小，機警幹練，加之又是同鄉故舊，便有意讓習仲勳擔任支隊通訊排長，留在自己身邊聽用。這時，省委對開展兵運工作已有具體肯示。要求黨員盡量設法下連任職。習仲勳比王德修小，不了幾歲，又是同鄉朋友，說話比較随便，就說：“我不能一天跟着别人的尻子轉，通訊排長我幹不了，你還是讓我下連去。”于是王德修親自寫了個條子，命令習仲勳任二連見習官。其主要職責是承擔全連糧油副食的采買和給養供應。該連連長唐萬壽，又名唐福亭，富平縣唐家河人，行伍出身，不問政治，能打仗。他對這位來自家鄉的年輕見習官還是頗為歡迎的。
長武縣西門外有一座古廟，叫藥王洞。這裡除了逢年過節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時人員來往不多，是一處不引人注意、較為清靜的地方。三月下旬的一天，習仲勳和李秉榮、李特生相約，在這裡召開了一次三人黨小組會，并推定黨小組由李秉榮 負責。他們根據省委指示議定，黨員一律不擔任連以上職務，已擔任的設法下連任職，以便掌握實際權力，發動和領導士兵鬥争，并決定以二連為中心，開展兵運工作。注意穩定地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的組織，争取全支隊成為黨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後，已任少校團副的李秉榮即辭去該職，改任三連副連長。
不久，黨小組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會議讨論了在隊伍中發展組織問題，并決定派在支隊部任軍需文書的中共黨員劉書林赴西安，向省委彙報請示工作。四月，劉書林到西安大湘子廟街杜斌丞公館，見到了陝西臨時省委書記杜衡等人。劉彙報了王德修支隊黨的工作情況，省委同意在該隊建立黨的組織，并讓劉書林帶去一些黨内文件。習仲勳、李秉榮等根據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異常困苦的實際情況，确定今後兵運工作的方針是：從關心士兵生活人手，利用同鄉同裡關系，聯絡感情，也可以采取鄉間結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乏緊密的私人關系，以發動士兵進行日常鬥争，進而進行反對國目民黨黑暗統治的宣傳，逐步提高士兵覺悟。在進步士兵中培養骨幹，發展秘密黨員，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七月，習仲勳随二連移駐長武縣以東的亭口鎮。亭口鎮有一個騾馬店，店主人叫王子軒。此人好結交，講義氣。習仲勳為了便于聯系，常以騾馬店為開會接頭地點。由開始生活中的交往，發展到結拜成異姓兄弟，甚至把連長唐萬壽也拉了進來。唐年齡最大為大哥，亭口鎮的劉士榮、小學校長劉警天和王子軒、習仲勳依年齡排列順序，長者為兄，小者為弟。他們還效仿古人做法，對天起誓：“甯學桃園三結義，不學龐涓挂雙靴。”以這種重私情、講義氣的方法結交各方朋友，以掩護黨的活動。他們在發展個人關系的同時，特别重視啟發這些人的階級覺悟，使之成為同情、支持革命的進步力量，有的還發展成黨員。王子軒在習仲勳的影響教育下，為掩護黨組織開展兵運，做了許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風險，以自己的騾馬店作為黨組織活動的聯絡據點，并時常管吃管住，給予生活物質上的資助。兩當兵暴失敗後，一批革命同志還在這裡養傷和躲藏。王子軒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陣營，解放後還擔任縣鄉基層領導職務。
一九三年秋冬之交，陝西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進行中原大戰的關鍵時刻，楊虎城參加蔣軍一方作戰，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讨逆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四月，楊虎城率部入關，趕走了馮（玉祥）軍陝西省政府主席劉郁芬，掌握了陝西軍政大權。陝西由于長期處于外省籍軍閥勢力的統治之下，戰禍連年，匪亂不休。特别是“十八年年馑”，更使得三秦大地瘡痍滿目，民不聊生。因而，能有一個陝籍人士主政陝西，企蘇民團，成為當時士紳階層乃至一般民衆的共同願望。楊虎城是陝西蒲城人，又有擁護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的經曆而較孚衆望。因而他的返陝，順應了民心和時代潮流。楊虎城堅持了較為開明的政治态度，他以“大西北主義”相号召，不僅接納賢明士紳，大膽任用青年進步人士，而且注重經濟發展，以工代赈，興修水利，頗得民心。在軍事上，他大量收編各種地方武裝，凡不歸順者，則堅決剿滅。這樣，就很快把陝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裝統歸到第十七路軍的統領之下，之後，又基本上統一了陝甘兩省，形成了較為強大的軍事勢力。
楊虎城在收編地方雜牌武裝中，以召集讨逆軍各将領開會為名，将西北民軍總司令甄壽珊（時已被南京政府軍政部編為陝西讨逆軍，甄為第一路總指揮）拘押槍殺，又命孫蔚如師剿辦甄部，迫使西北民軍大部西逃甘肅、甯夏一帶。以王德修為司令的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被楊虎城編為陝西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旅長蘇雨生，三團團長孫策軒。王德修再任二營營長。習仲勳升任二營二連特務長，仍負責該連地下黨的工作。改編後，二營營地東移，駐防彬縣。
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的發展壯大，為黨在該部的兵運工作提供了一個極好機會。中共陝西省委審時度勢，及時地向該部派遣人員，發出指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形成有力的反蔣勢力，省委拟組織起一支規模較大的聯合武裝，該旅被列為争取聯合的三支武裝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習仲勳、李秉榮、李特生等經過一年時間的艱苦努力，使該部二營黨的組織得到一定發展，全營已有黨員三十餘人，一、二、三連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黨的營委會。李秉榮被推選為營委書記。不久，營委書記由一連特務長李特生繼任。
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騎兵旅參加與隴東地方軍閥陳璋作戰。戰前，習仲勳和其他黨員分析認為，這是軍閥之間的勢力争奪，隻能給人民生命财産造成損失，使衆多的士兵遭受無謂的流血犧牲。黨組織決定，在士兵中進行宣傳，并向上司提議堅決不主張打仗。開戰後，黨組織又提出了“力求少犧牲，不替軍閥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發生了較大影響。盡管這時黨的組織和黨員的活動是秘密的，但這些決定和黨員的言行，在隊伍中已顯現出較強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擔任二連特務長的習仲勳，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方便，處處關心士兵的疾苦，體貼士兵的冷暖，把黨組織的意圖靈活地灌輸給士兵群衆，因而尤受士兵擁戴。
同年四月，習仲勳所在二營的去向又面臨一次艱難的選擇。該營的中共組織在關鍵時刻再一次發揮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于騎兵第三旅旅長蘇雨生對楊虎城的叛變。
蘇雨生屬甯夏地方軍閥，出身土匪，原為馮玉祥軍騎兵第四師師長，長期盤踞于陝北三邊一帶。楊虎城主政陝西後，蘇雨生接受改編為陝西警備騎兵第三旅，奉命進駐彬縣。一九三O年初，謝子長、劉志丹曾一度進入該部，分别以旅長、副團長身份開展兵運工作。翌年春，劉志丹再次進入蘇雨生部，擔任該部補充團團長，因被當地豪紳指控有共産黨嫌疑，而遭蘇雨生拘捕，時關押于彬縣。後經南漢宸、杜斌丞等多方營救，蘇在叛馮逃跑前，才将劉志丹予以釋放。
劉志丹被關押後，習仲勳與仍在蘇部運輸隊做兵運工作、後擔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的王世泰秘密會見，商量在該部工作的中共黨員去向問題。王世泰提出：這支隊伍中還有近二十名黨員。大家對蘇雨生繳我們的槍和關押劉志丹異常氣憤，提出設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幹。習仲勳沉思後分析說：蘇雨生被楊虎城收編，是被迫而為之，實際上同楊貌合神離，甚為戒備，因而對部隊武器裝備控制很嚴，奪槍不易得手，且這裡地處西蘭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槍，部隊也很難拉出去。這樣保存我們的力量，也就困難了。王世泰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同習仲勳會面。他講的話很有說服力，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當時雖然隻有十八九歲，但顯得比較成熟。
楊虎城得知蘇雨生叛變後，即派其四十九旅楊子恒部，開至彬縣境内，向蘇旅發起進攻。蘇雨生率部倉皇出逃，彬縣城内僅留該旅第一團協同王德修營守護城防。蘇雨生逃跑時，王德修也有随蘇逃跑之意。習仲勳、李特生、李秉榮急召黨員骨幹商議對策。黨内出現了兩種意見：一是認為應放棄彬縣防守，随蘇雨生逃跑；二是考慮到隊伍地位的鞏固和黨組織進一步的活動，如果跑來跑去，勢必削弱部隊實力和黨的力量，不利于兵運工作的開展，主張二營脫離蘇旅，繼續留在楊虎城部。習仲勳力主後一種意見。營委最後決定，通過黨員向廣大士兵宣傳：堅決不跟蘇雨生外逃，走到哪裡都是給軍閥賣命。并提出了“消滅第一團，投靠楊虎城”，的口号。這一主張也得到了營長王德修贊同。二營官兵在中共組織的發動下，乘一團毫無準備之機，迅速發起猛襲，将一團全部繳械。待楊子恒進入彬縣城内，二營已結束戰鬥。
此後，王德修營又被改編為陝西警備第三旅第二團第一營。旅長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黃埔軍校學生，政治上反動，後被紅軍殺于陝西戶縣。二團團長曹潤華，曾任過國民黨縣黨務指導員，是一個貪貪婪套殘暴、作惡多端的老牌政客，曾連續三個月扣發士兵軍饷，不給士兵買鞋，強迫赤腳操課。他還以整饬軍紀為名，當衆槍斃違紀的排長，以殺一儆百。士兵對其極為不滿。改編後的二團一營營長仍為王德修。
隊伍接受改編後，營委認為，隊伍歸屬雖然發生了變化，但黨的組織和任務并未變化，應當根據當前現狀，變換策略，進一步加深新編部隊和基本部隊之間的矛盾，達到利用矛盾、發展組織、擴大宣傳的目的，造成有利于舉行兵暴的局面。他們适時地提出了反對壓迫雜牌軍，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隊伍中出現了反對歧視受編部隊，要求與基本部隊物質條件一樣對待的情緒，甚至要求官兵經濟平等。習仲勳回憶說：“這時我們的工作也是有錯誤的，堅持士兵路線，對官長就一概反對。如對已任機槍連連長的中共黨員李秉榮，士兵也提出要算夥食賬，要求經濟公開。”但是，由此事不難看出，當時黨在該營中的組織和活動還是注意策略、嚴守秘密的。
●兵暴中的營委書記
一九三一年五月，隸屬陝西警備第三旅的王德修營，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餘裡的鳳翔縣轉移，并在新駐地進行集中整訓。一營到達鳳翔縣後駐防北倉。我駐地離旅、團部較遠，附近又無友鄰相擾，十分便利工作。“全營黨的工作有了加強，四個連黨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幾名黨員，日常鬥争發動得很廣泛，如反對官長打罵、體罰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勝利。士兵情緒很高漲。”此時，不滿十八歲的習仲勳繼李特生任中共營委書記，挑起了領導全營黨的工作的重擔。
初冬，習仲勳意外遇到一次政治風險，他的身份引起旅長唐嗣桐的懷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經過是：習仲勳的家鄉有一個叫劉玉琪的民團頭子，與唐嗣桐關系甚密，時任旅部的高級參謀。一天他突然來到一營二連，隻是見了見習仲勳便轉身離去。不久，習仲勳和省委派來鳳翔巡視工作、暫住王德修營任書記官的李艮被傳到旅部談話。唐嗣桐不露聲色，故弄玄虛地講起了偵探學和着裝法。其實，講偵探學是暗示習仲勳要态度誠實，不說假話；講着裝法是文明搜查，邊講邊把習仲勳的衣服拉來扯去。最後，煞有介事地問道：“為什麼要出來在軍隊裡幹事？”
“農村環境不好，容易染上壞習氣，到正規軍隊幹事，過有紀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進取。”習仲勳從容回答。
唐聽後說：“您的情形我知道。”便讓他們離開。
當晚，唐嗣桐下達密令，要求全旅嚴防“反動”分子在該部活動。後來才知道，是劉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習仲勳曾因鬧學潮被當局關押之事。唐所說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來。
一九三一年冬，川軍鄧錫侯、黃隐師由甘南進占隴南一線，楊虎城命陝西警備第一師馬青苑部攻于」川軍，謄三旅二四也奉命向南行軍二百餘裡，到達處于陝甘邊界的鳳縣，在兩當、成縣一帶與川軍作戰。戰後，王德修營就地駐紮。營部和一連、機槍連駐鳳縣縣城，二連駐雙石鋪，三連駐甘肅省兩當、成縣一帶與川軍作戰。戰後，，王德修營就地駐紮。營部和一連、機槍連駐鳳縣縣城，二連駐雙石鋪， 三連駐甘肅省兩當縣。
習仲勳進入王德修營兩年間，這支武裝由西北民牟改編為警備騎兵旅，又編入陝西警備第三旅，三次易幟；防地由長武移駐彬縣，又到鳳翔、鳳縣，輾轉千餘裡。但是地下黨組織和黨員堅持了正确的方針政策，進行了艱苦細緻、紮實有效的工作，使該營的兵運出現了高漲局勢，舉行兵暴拉出隊伍、走向光明的條件日趨成熟。
全營的中共地下組織不斷加強和發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隊的中樞作用。以習仲勳為書記的營委和各連支部組織健全，活動經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長職務多數由共産黨員擔任。一連呂劍人、張子敬任排長，李特生任特務長，吳彥俊、魏明山、蕭頌才、張民修等中共黨員分别擔任班長、副班長；二連高祥生、吳進才任排長，習仲勳任特務長；三連許天潔、左文輝任排長，王清棟任特務長。營部劉書林任軍需文書，郭立三任營部副官。李秉榮、張克勤分别任二團團部軍械官和上士。該營進駐鳳縣後，又以收編的部分土匪武裝為基礎組建了機槍連。怎樣及時掌握和控制這個成分複雜的連隊，營委書記習仲勳頗費心思。劉書林回憶說：“習仲勳告訴我，母親說了，我們一定要在機槍連發展黨員，開始可以先同他們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習仲勳和我對機槍連的兩個排長和一個特務長有意接近，表示親熱。後來為聯絡感情，方便工作，習仲勳、我和風縣文官模範小學的教員劉希賢與他們結拜兄弟，并拍了‘金蘭照，。這張照片，劉希賢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後。”兩年間，還有一批中共黨員，如田光烈、李艮、陳策、郭鳳鳴、劉銘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該營開展過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後離開。這些為舉行兵暴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适時活躍的宣傳鼓動工作，喚起了廣大士兵脫離舊營壘、投身革命的覺悟和決心。營委和連支部要求黨員以個别談話形式，對士兵群衆進行深入宣傳教育，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加深對黨的了解，向士兵講述勞苦大衆為什麼窮，共産黨就是為了讓窮人過上好日子，地主老财為什麼富，國民黨及其軍隊就是保護富人的利益，從根本上啟發士兵的階級覺悟。黨組織還針對該部士兵多數是在關中大早年馑時入伍吃糧的農民，到部隊後生活又極為困苦的實際，讓士兵明白官長是如何喝兵血、扣軍饷、吃空名字，實行壓迫剝削，鼓動士兵對長官開展日常鬥争，要求算夥食賬，改善士兵生活。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習仲勳等及時在士兵中宣傳抗日救亡，揭露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主義，大大激發了士兵群衆的抗日熱情。他們還特意傳播中央紅軍反“圍剿”勝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對紅軍的了解。有時也秘密散發傳單，張貼标語，營造聲勢。宣傳教育的實踐，也考驗提高了黨員素質，密切了黨員與士兵的關系。習仲勳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為傷員求醫間藥、送病号飯，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榮也重視與士兵的感情聯絡，他由機槍連連長調任時，多數人戀戀不舍，有的還流下淚來。這些為日後舉行士兵暴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黨組織還特别注意該營官兵與駐地群衆的關系，堅決杜絕侵害群衆利益的事情發生。要求黨員帶頭并教育士兵不打罵群衆，不搶劫老百姓東西。有時還幫助農民收種莊稼，維持地方治安。這支隊伍幾次移防，因駐地回民較多，他們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習慣，對清真寺從不侵犯。使黨的兵運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群衆的支持。【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勳等人在一營的兵運工作，自始至終是在中共陝西省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省委不僅有計劃地派出黨員打進該部，而且經常派巡視員來一營傳遞文件，了解情況，視察指導工作。第五伯昌、陳雲樵、朱立凱、周凱等曾受黨組織派遣，作為巡視員先後到一營巡視工作。
省委特别重視和關心兵運工作的發展，醞釀在時機成熟時舉行暴動。隊伍駐紮彬縣時，省委委員焦仲鳴（焦維熾）曾到彬縣與一營地下黨組織讨論舉行起義問題，後分析外界條件．不具備，特别是無可靠力量配合，隻好作罷。警備第三旅進駐鳳翔後，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李傑夫又來到一營，秘密召開了三天營委會議。李傑夫提出一營立即舉行兵暴，拉出隊伍，奔赴蘇區。習仲勳等認為條件尚不具備，特别是兵暴後，兵力更為孤單，無外部配合接應，極有被消滅的可能。因而沒有采納和執行李傑夫的意見。
一營黨組織的活動，引起了該部上層軍官的注意。團長曹潤華采取摻沙子的辦法安插自己的親信。該營四個連長，被換了三個。一連連長張遠信，被曹潤華擠走，調來國民黨寶雞縣黨務指導員韓生信當連長；三連連長也同時易人。機槍連連長李秉榮，被調入團部任軍械官。一九三二年春節剛過，曹潤華又作出一、二營互換防地的決定，即将一營再向西南山區移動一百餘裡，進駐甘肅省徽縣、成縣一帶。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換防卻成為一營兵暴的引定點。
已是陽春三月，但陝西西部山區，冰雪未化，寒氣逼人。冷風中一營士兵的衣衫破爛不堪，有的甚至連鞋襪還沒有穿上。當他們聽說隊伍要拉出陝境，開往徽縣、成縣，并得知那裡更是山大溝深，氣候嚴寒時，一股抵制換防的情緒迅速在全營蔓延開來。此時，黨組織能否掌握隊伍，避免分散，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習仲勳急在鳳縣西門外召開營委會，商議對策。他認為，黨組織基本可以控制隊伍，士兵政治覺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換防的消息傳出，全營出現了強烈的對抗情緒，這是舉行武裝起義的基本條件。他進而分析，一營駐防地遠離團部，周圍駐軍又少。雖然駐甘肅省徽縣、成縣的本團二營受團長節制較緊，但二營營長杜子材曾在中共黨員許權中部任職，在軍中時間長，能打仗，有一定的進步性。因而，利用換防舉行兵暴，拉出隊伍，是極好時機。習仲勳的意見得到了大家一緻贊同，并決定派劉書林、張克勤速去西安，就舉行兵暴問題向中共陝西省委報
中共陝西省委同意了一營委意見，并決定立即發動兵暴，兵暴後将隊伍帶到陝甘邊蘇區，與劉志丹領導的陝甘遊擊隊會合，擴大紅軍力量。為加強領導，省委決定派遣省委軍委秘書長劉林圃随張克勤一起趕赴鳳縣，以省委特派員身份直接指揮此次兵暴。劉林圃，陝西省耀縣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産黨，曾在黃埔軍校長沙分校學習軍事，其文化程度較高，才華出衆，多謀善戰。省委選派劉林圃指指揮一營兵暴，顯然是經過周密考慮的。不幸的是在當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劉林圃被國民黨當局在西安習武園槍殺，其時年僅二十六日，劉林圃被國民黨當局在西安習武園槍殺，其時年僅二十三歲。他就義時不斷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産黨萬歲！”的口号，大義凜然，面無懼食色。一生少有遺墨的劉志丹，為這位烈士題寫了“英雄志向實偉大，勇氣流血最光榮”的挽聯。
四月初，曹潤華下達了一、二營換防的命令。
習仲勳和李特生等人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劉林圃的到來。劉林圃到達鳳縣二連駐地雙石鋪，即與習仲勳等人見面，并向營委的同志鄭重宣布了省委關于立即舉行兵暴的決定。習仲勳等表示堅決執行省委指示，迅速做好兵暴準備。考慮到劉林圃的安全和保守秘密的需要，劉隐蔽在雙石鋪北面孤山上的一個古廟内，由他對行動方案和日後的行軍路線作出具體部署。同時約定，在隊伍移防經過此地時，通知他在雙石鋪街旁等候，乘機插入隊列，以便直接指揮隊伍行動。
兵暴發動的當天早晨，王德修帶一營營部和一連、機槍連從鳳縣出發，途經雙石鋪，二連即跟随營主力出發。天黑不久抵達兩當縣城，與三連會合後宿營。營部駐妻政府西側一個地主宅院，三連駐縣政府内和西街，一連駐北街南端警戒東門，機槍連駐北街，警戒北門，二連駐南街。
晚九時左右，劉林圃、習仲勳、李特生在北街一個騾馬店内主持召開營委擴大會議，吸收擔任排長職務的黨員參加。劉林圃以省委特派員身份宣布省委關于舉行兵暴的決定。他在講了全國和陝西的革命形勢擡，特别提出，舉行兵暴的時機和地，點是在兩當進行，還是到達徽縣、成縣後進行，和大家商議。習仲勳等認為，還是在兩當舉行有利，避免夜長夢多，發生變故。營委遂決定兵暴在當夜十二時舉行。具體分工是：一、二、三連連長，兵暴時由各連就地予以捕殺；非中共黨員的排長，收繳武器後，帶随隊伍行動，待後處理。機槍連沒有黨員，由一連負責收繳其槍械；營部和縣政府由三連負責解除。武裝。行動結束後，在北門外集結，統一撤離。會議決定劉林圃擔任軍事指揮，營委書記習仲勳參與組織領導全營行動。
十二時許，兵暴一聲令下，三個連同時行動，迅速将原任連長分别擊斃，并按命令收繳了一些排長的槍支；三連排長許天潔在擊斃該連連長張遇時時，将同屋内一位營部副官一并處死。
午夜槍聲，迅速在兩當縣城引起震動。營長王德修聽到槍聲，即帶警衛班翻牆而出，又反身朝鳳縣方向逃去，待起義士兵趕到時，已人去房空。呂劍人帶一連士兵包圍了機槍連，因該連已有防備，并在房門口和房頂上架起機槍，一連士兵連續進攻未果。已到雞叫時分，集合号響起，各連按規定到縣北門外集合。當日，該營三個整連和機槍連部分兵力約三百多人被帶了出來，兵暴初步成功。為了避免意外變故，營委決定兵暴隊伍趁天未亮時撤離兩當，因而隻簡單作了動員，隊伍就順着一條小河向北疾速進發。
●北進失利
在習仲勳等一批共産黨人置身于國民黨軍隊開展兵運、發動兵暴之時，全國革命形勢正發生着重大變化，特别是西北地區的革命鬥争，已進入了創建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嶄新階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産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向非蘇區的陝西等八個省提出“在某些武裝鬥争已經成熟的區域，集中力量發動那裡的農民鬥争，一直到遊擊戰争”的任務。十一月二十五日，又緻信陝西省委，指示加強發動農民鬥争，建立紅軍，以發展到遊擊戰争、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軌道上。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論了中央的決議和指示，作出《關于目前陝西黨的中心工作的決議》。按照省委決議，黨組織在渭北、陝北、陝甘邊等地區積極開展遊擊戰争，開辟新的蘇區，創建革命武裝。特别是劉志丹在陝甘邊一帶領導的農民武裝，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發展到三百餘人，組成南梁遊擊隊。同時，中共山西省委領導建立的晉西遊擊隊，在國民黨軍隊的進剿下，西渡黃河，進入陝北，也發展到三百餘人，改稱陝北遊擊支隊。一九三一年十月，這兩支遊擊隊在陝甘交界的林錦廟會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後又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謝子長、劉志丹先後任總指揮。這是西北地區第一支以中國工農紅軍冠名的紅軍遊擊隊，此時正艱苦征戰于渭北地區。諺廂當兵暴發動之時，劉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帶陝甘遊擊隊一部進抵陝西禮泉、乾縣一帶，準備接應習仲勳等領導的兩當兵暴隊伍。
習仲勳、劉林圃等率兩當兵暴隊伍，于第二天中午到達兩當縣以北的太陽寺，部隊經過一天一夜的行軍和作戰，已十分疲憊，即傳令就地休息，埋竈做飯。
飯後，習仲勳召集營委開會，讨論部隊改編、幹部配備和行軍方向問題。會議決定，将暴動隊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吳進才任支隊長，劉林圃任支隊政治委員，習仲勳任中共支隊隊委書記。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下編三個連：一連連長呂劍人，二連連長高祥生，三：連連長許天潔、副連長左文輝。會上還補充任命了幾位排長。由于許天潔參加過渭華起義，懂軍事，會打仗，不日即接替吳進才任支隊長一職。
盡管一開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後即将隊伍開到陝甘邊地區，與劉志丹率領的陝甘遊擊隊會合，但是，在當時特定曆史條件社會環境下，仍不免出現思想和認識上的分歧。若幹年後，習仲勳曾談到當時的複雜情況：“兵暴後，在隊伍往哪裡去的問題上發生了兩種意見，一是主張解決駐在甘肅省徽縣的二團團部後再去打遊擊；二是認為這是冒險計劃，主張到陝西省麟遊一帶打遊擊。後來又有同志思想動搖，提出依存于軍閥劉文伯休息整頓。但多數同志卻認為，我們既然脫離楊虎城，再去投劉文伯，那又何必兵變呢？主張向長武亭口方向移動，最後與陝甘遊擊隊會合。如果聯系不上，就開到三原縣武字區，配合農民運動。”
按照預定計劃，這支脫離國民黨軍閥統轄的武裝，在兩當縣北的太陽寺舉行了改編大會，宣布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正式成立和幹部任命。劉林圃站在一個石磨盤上高聲發表講話，他說，兩當兵暴後，我們已成為革命的軍隊。我們要開往陝甘邊地區，與劉志丹的隊伍會合，編為紅軍。大家要遵守紅軍紀律，不準搶劫，不準侮辱婦女，打仗要勇敢，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消滅沿途阻擊我們的敵人。他的講話，得到了支隊官兵的一緻響應。
暴動成功了，但這支隊伍日後的行軍和作戰是異常艱苦的。數日内行走于終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陰雲蔽日，氣候異常，有時連方向也難以分辨。支隊政治委員劉林圃，隻是用一張從教科書上撕下來的簡易地圖，指揮着三百多人的行動，對沿途的敵情更是一無所知，這些也為最後部隊的失利埋下了陰影。
據以後當事人實地考察，新成立的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在渡過渭河，再經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遊北部頁嶺、崔木附近，後到嶽禦寺。一路行程數百裡，作戰十餘次。到達渭河邊時，河水浪湍流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攙扶，涉水過河。過河後前進十餘裡，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團襲擊，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為避免損失，主動撤出戰鬥。又繞道前行三十餘裡，在一個蔔四周被密密的樹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營。。次日晨，發現中敵埋伏，接火後戰鬥異常激烈。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官兵頑強抵抗，沖出重圍。幾天後，過了千陽、隴縣之間的高崖鎮，再向東北方向前進國民黨駐甘肅靈台縣正規軍一個連，突然在蔡家河東梁卡住山道，截斷第五支隊北去通路。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決定發起攻擊，殲滅蔡家河東梁之敵，奪道北進。由于敵占領制高點，又有土圍子，數次進攻受挫，雙方處于相持狀态。
習仲勳當即在溝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隊委開會決定：一、停止攻擊蔡家河東梁，繞道麟遊北部的頁嶺東進。二、由習仲勳、左文輝先去長武縣亭口鎮找關系，準備渡泾河的船隻。三、由劉林圃、呂劍人拉社會關系同劉文伯談判，佯裝接受改編，争取時間做好渡河準備。四、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由許天潔、李特生帶領，經頁嶺、崔木，抵達嶽禦寺待命。
會後，習仲勳、左文輝沒有停留，即迅速向長武亭口進發。左文輝曾回憶說：我們換上了學生裝，沿着西蘭公路朝泾陽、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陝西省禮泉縣境内時，遇到了國民黨人員的盤查，間我們是否參加了兩當兵暴。習仲勳冷靜回答說，我們是小學教員，回家中去，即化險為夷。
根據隊委會議決定，第五支隊随即撤離戰場，連夜向嶽禦寺前進。因為白天作戰，晚上又行走百餘裡，待到目的地時已是次日清晨。支隊官兵疲憊不堪，各連自行休息，安排吃飯。但是，他們沒有料到，支隊的宿營地正是大土匪王結子的老巢。王結子本人就住在嶽禦寺附近卧牛山北邊的底角溝，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時左右，許天潔發現支隊已被二三百步騎兵包圍，即緊急指揮各連搶占有利地形抗擊敵人進攻，并迅速占領了北面的土嶺陣地。接火後，敵憑借兵力武器優勢，步步逼近，激戰數小時後，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人員傷亡慘重，彈藥消耗殆盡，失去戰鬥能力。最後，除少數人跑出外，其餘均被繳械。劉林圃、呂劍人、許天潔等幾經輾轉，返回西安，旋被反動當局逮捕關押。劉林圃英勇就義。至此，陝甘遊擊隊第五支隊北進蘇區，未能到達目的地而歸于失敗。
習仲勳、左文輝趕到六十多裡以外的亭口鎮，利用當初在這裡結拜兄弟建立的關系，“弄清了當地敵情，選定了渡泾河的地點，并準備在部隊到達後，再打一批土豪，補充一批物資，以解決部隊的困難，保證把部隊拉到淳化、旬邑一帶後，立即與劉、謝部靠近”。三天後，習仲勳、左文輝便得知隊伍北進失利的消息。習仲勳心情非常沉重，深為曆經數年，嘔心瀝血，艱苦工作，而最終沒有把這支隊伍帶到蘇區而抱憾不已。以後的數十年間，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兩當兵暴的經驗和教訓：“兩當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的革命暴動。之前，我們進行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其方針是比較正确的。
兵暴失敗的教訓也是沉痛的。一是沒有與農民運動配合，沒有創造根據地進行遊擊戰争，如果當時就在鳳翔一帶山裡堅持遊擊戰争，情形就會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聯合政策還懂得不多，沒有和當地的哥老會、有進步傾向的軍隊、民團搞必要的聯合，有時走到一個地方，連雞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對動搖分子沒有及時遣散。四是旗幟不鮮明，兵暴後仍打着白軍的旗幟，沒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衆不了解，失去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