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人生新曆程
●“都村三傑”
一九二六年春，習仲勳進入立誠公學高小部上學。他因為升學考試成績優異，成為該校少數由校方供給的公費生之一。
立誠公學，是胡景翼将軍一九二0年在原靖國軍陣亡将士子女學校基礎上創辦的一所完全小學。一九一八年陝西靖國軍進駐莊裡，胡景翼深懷對陣亡将士感念之情，将二十多名烈士遺孤集中起來，聘請了兩位教師管理授課，全部費用由靖國軍軍費開支，使這些孩子有讀書學習接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随後又聘請了校長，并用部分軍費和各方人士捐款正式建校。一九二一年學校初步建成，胡景翼出席開學典禮，并為學校書寫了：“闡發最新的學說，陶冶理想的人格，創造健全的社會”的二十一字校訓，作為辦學宗旨。“立城”校名，胡景翼也頗費心思，于一九二二年正式選定命名。語出儒家經典《大學》：“立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強，國強而後天下平。”以此作為校名，其寓意是深刻的。
學校建于莊裡鎮中心地段，坐北朝南，對面是華佗廟。校門上額有胡景翼書寫的“立誠學校”校牌和“文化”二字的門匾。進入門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的藏書樓，樓檐四角翹起，呈飛展之士。樓中上方嵌有“書庫”二字，亦為胡景翼将軍親筆所題。藏書樓兩側是排列整齊、建築風格獨特的東洋式教室，水磨青磚牆壁、白灰細線勾縫、拱形屋頂，半圓形門窗。再向後走是一座稱為“十三間樓”的兩層樓樓房，東西兩邊各有一座以天橋與主樓相連接修建精緻的三層角落，樓正面鑲挂二十一字校訓。樓北是學校大操場。校園内柏樹四季常青，春夏楊柳圖絮，花草溢芳，校園環境優美而甯靜。立誠學校教學設備先進，師資力量雄厚，在當時渭北地區是屈指可數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正是革命風雷激蕩的時代，這所具有濃厚民主進步色彩的學校，加上優越的教學條件，自然吸引了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來此受聘任教，三原、耀縣、臨潼等鄰縣的學生也紛紛慕名報考。立誠學校由鼓吹民主思想的陣地進而發展成為渭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共青團和中國共産黨富平縣早期組織也先後在這裡建立，成為富平縣中央黨團組織的發祥地。
習仲勳的人人生曆程，在立誠學校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
一九二五年春，畢業于三原省立第三師範的共青團員嚴木三受聘到立誠學校任校長。嚴先生有意将自己收藏的《中國青年》半月刊在學生中傳看，并引導學生閱讀其他進步書刊，傳播馬克思主義。同一時期，以三原中等學校的進步學生為主體的渭北青年社成立，并設有立誠、富平青年社。“渭北青年社，其大本營在離西安九十裡之三原，現人數已達二百人。分社有臨潼、富平等二三處，分子極為純潔勇敢。”立誠青年社，在富平縣立誠中學内，社員三十餘，皆能實地工作者。富平青年社四十餘人，在富平縣高小内者為多。”立誠青年社的建立，成為當地中央黨團建立和發展的組織基礎。是年秋，嚴木三根據共青團三原特支的指示，在立誠發展唐玉懷、宋光龍、白振江、惠忠德、師守約、賀廷璋、趙承琨等十多名青年社社員為共青團員，并成立立誠學校團小組。一九二六年一月，共青團富平特支在立誠學校成立。三月，剛入學不久的習仲勳加入立誠青年社。五月，習仲勳由送文梅、武子鎮介紹參加共産主義青年團。其時，他還不到十三歲。
這是他七十餘年獻身于共産主義事業革命生涯的開端。【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在立誠學校一年間，習仲勳因學習成績優異和小小年紀參加革命鬥争，與程建文和高一級的學生宋文梅，并稱為“都村三傑”。然而這些開始投身于共同事業的熱血青年，在以後歲月中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書寫了不同的個人曆史。這也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青年人生道路的真實縮影。
宋文梅、又名若恰⒔鸲罰都村西鳳凰堡人，一九二七年入黨，曾任陝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團支部書記。一九三0年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八期炮科。期間因中共地下黨組織遭破壞而回到西安，後在察哈爾參加抗日同盟軍。一九三六年，任西安緩靖公署特務營營長，深得楊虎城将軍信任和器重。在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中，承擔拘留國民黨中央大員、看押蔣介石任務。一九四六年被國民黨當局以“劫持統帥罪”逮捕關押，後由中共組織營救出獄。黨和人民政府沒有忘記這位對曆史有功的人。建國初期，已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勳，安排他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交際處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又擔任國務院機關事物管理局副處長，是年不幸患病去世，年僅四十五歲。
程建文，字懷璞，又名程俠，後改名陳建中，都村以東的窪裡村人，離習仲勳家相距不到十裡地。學生時代是一位激進的小知識分子，曾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員、陝西省委組織部秘書等職。一九三三年四月，被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後脫離革命陣營。一九四九年随蔣軍去台後，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評議委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提出緩和兩岸敵對情緒的主張。富有傳奇性的是，在中國共産黨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這兩位效力于不同政治營壘的人，在經曆了近六十年漫長的曆史歲月之後，又有幸再次相會。一九九0年十月十三日，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宴歡迎陳建中先生以私人身份訪問大陸，并殷切期望其為祖國統一大業做出貢獻。
立誠學校主要開設有國文、英文、算學、曆史、地理、理科、國音、農業和副科唱歌、體操、圖畫、手工等。帶國文課的老師是三原縣一位叫戴博軒的老先生，其學識好，特别重視學生的寫作練習。一次，他出了一個叫《可憎的蚊子》作文題，讓同學以自己的觀察和體會作文，然後又進行文章講評，引導學生由自然界的現象聯想社會上真善假惡現象自由讨論，以增加學生分辨是非的能力。這件事給習仲勳和許多同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習仲勳同班的學生還有胡景翼将軍之子胡希仲及其胞弟胡景。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他與胡景铎叔侄之間就交情甚笃，以緻發展到在解放戰争中促成了成千上萬名國民黨官兵的起義。
在繁多的課業學習中，習仲勳各科成績始終是名列前茅的。莊裡鎮一位當年常為立誠學校書寫文告的同學回憶說：“每次考試發榜。仲勳各科成績總是名列榜首。”
然而，他在這裡更多的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并作為共青團組織的一員，參加了實際的革命鬥争。這首先得益于已是共青團富平特支書記的嚴木三先生。嚴先生宣傳馬克思主義采取的一個方式，就是把陳獨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産黨人發表的文章和進步報紙雜志的重要觀點，自己先背下來，然後在課堂内外給學生複述和講解。同時他還注意收集同學們不同的思想反應，把一些為學生喜聞樂見的書刊介紹給大家閱讀，在進步學生中發現積極分子，吸收加入團組織。一九二六年春，在渭南縣渭陽中學擔任訓育主任的共産黨員方仲如，帶領幾名學生到立誠學校巡回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們采取作報告、開座談會等形式，講述國際國内形式，曆數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罪行，并結合當地實際，動員學生行動起來參加實際革命鬥争。十三歲的習仲勳開始接觸到一些粗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逐漸了解到在課堂以外還有更廣闊的知識天地，從而催發了他探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濃厚興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習仲勳對這些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仍記憶猶新：“三原省立第三師範和立誠學校是渭北的兩個革命據點。在立誠時，嚴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級任老師，他小心謹慎，在教學中宣傳進步思想，引導許多學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方仲如來立誠作報告時神采飛揚，很有鼓動性和感召力，他的講話使人一下子開闊了眼界，深受師生的歡迎。”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立誠學校小組成立，即在學校發展黨員，并利用課餘時間，有組織地到莊裡北邊的董家莊、景家窯、三條溝、石窠等地向農民灌輸革命思想，發動農民進行抗糧、抗捐、反霸鬥争。習仲勳便是其中的積極分子。他常受黨團組織指派拿上用黑麻紙寫的傳單、插上雞毛送到農民手中，以雞毛傳貼形式進行串連。傳貼上寫着某月某日在某地方有要緊的活動等語。一次在上官村大廟集中了五十多名農民，習仲勳和幾名學生随嚴木三作宣傳演講，号召農民行動起來，抗糧抗捐，反對土豪劣紳，讀書識字，學習文化，一時在當地引起強烈反響。
莊裡鎮有一個惡霸保正叫張積德，向群衆亂攤濫派，欺壓百姓，無惡不作，民憤極大。立誠學校黨團組織決定，舉行清算鬥争張積德集會，并以此推動農民運動。此舉得到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支持。七月，鬥争大會在莊裡鎮東關五嶽廟舉行。莊裡鎮、黃家窯、景家窯等村莊農民群衆趕來參加大會。以黨團員為骨幹的立誠學校師生一百多人拍着隊、唱着歌，呼喊着口号進入會場。群衆情緒極為激憤，高呼“把張積德抓起來”、“和張積德算賬”等口号，會後舉行遊行示威。習仲勳、白鎮江、惠永枚等部分學生和三條溝農民劉維漢等，砸碎了張積德家大門上的“名重梓裡”的金字匾，并組織受害群衆聯名告狀，迫使當局關押了張積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贓款，交由立誠學校充作辦學經費。此次鬥争拉開了富平農民運動的序幕。
這是習仲勳第一次參加實際的革命鬥争。在實踐中，他逐漸明白了農民隻要組織起來，就具有反抗壓迫反抗剝削的強大力量。同時，他少年有志、勇敢無畏的氣質特征和鬥争精神也開始顯露出來。
是年冬，習仲勳參加了學生黨員宋光龍、白振江組織發動的驅逐校長郗敬齋的學潮。學生從清查學校賬目入手，揭露了郗敬齋的種種劣迹，迫使其辭職離校。在立誠學校一年間，習仲勳還參與了當地開明士紳、民團和群衆、學生聯合發起的驅逐反動軍閥麻振武勢力的活動。他随學生進行街頭演講，演活報劇《北伐》刷寫張貼“打到軍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标語，焚燒外來的洋煙洋貨。這位剛剛加入組織的共青團員，在頻繁的革命活動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
立誠學校革命風潮的興起，引起國民黨地方當局的驚慌和仇視。一九二六年秋，立誠學校校董胡景铨找借口提前解聘了嚴木三先生。後學生黨員宋光龍、白振江等因身份可能暴露，根據組織決定也離開學校。盡管該校中央黨團組織仍然存在，但由于形式的壓力和一些黨團骨幹的陸續離校，活動受到一定影響和限制。
鑒于政治形式和學習環境的變化，習仲勳等決定轉入富平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上學。他們中途轉學，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知離開立誠學校後，在富平縣北鄉一帶搞農民運動的嚴木三先生已受聘擔任縣立第一高小校長。
●在縣立第一高小
富平縣公立第一高等小學，位于縣城東南隅富厚倉故址。第一高小的前身是清末設立的“湖山書院”，院内有一座建于同治年間的閣樓，名為“望湖樓”，後毀于戰事，一九二三年重建為磚木結構的三層閣樓。第一層門額石匾題“禮堂”二字：第二層北門石匾題“建義”，南門題“望湖”；第三層南牆正中匾題“藏書”，北面鑲匾題“尊德”；落款均署：“壬戌（一九二二年）年冬書于鄭州軍次胡景翼。”登上望湖樓可以俯瞰富平縣城全景，一九八四年春，習仲勳在會見富平縣委的同志時，還深情回憶起當年登臨樓頂時收入眼底的四景風光：“南門外望湖水稻子蓮花，北門外水長流橋上橋下，西門外聖佛寺一座寶塔，東門外窦村堡千家萬家。”
富平第一高小具有光榮革命鬥争曆史。在陝西護國運動高湖中，這裡爆發了一場“讨袁逐陸”的重要鬥争。一九一六年陝西督軍陸建章令其子陸承武率精銳一團“中堅團”巡防渭北，端午節當天陸到富平，團部駐紮第一高小（時名湖山書院）院内。當日午夜時分，在“活捉陸兒子”的喊聲中，胡景翼部突襲陸承武駐地，并将陸生擒，以此迫使陸建章交出陝西督軍大印。逃離陝境。這裡也是中國共産黨在富平縣活動的重要地點之一。一九二五年春，中共黨員王佛宗應聘到第一高小任教，他以課堂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是年冬，王聯合教師武景軒等，發動了以改革教育、解聘腐敗教員、驅逐反動校長為目的的學潮，得到旅京、旅省學生的支持，北京出版的《共進》雜志曾發表評論予以聲援。迫于各方壓力，當局不得不把縣知事和教育局長、第一高小校長撤職。
一九二七年春節過後，習仲勳與宋傑生等一批立誠學校的共青團員和進步學生轉入縣城第一高小上學。
在此之前，剛參加過中國共産黨幫助建立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召開的全省代表大會的嚴木三回到富平，建立起國民黨富平縣黨部。嚴木三以國民黨員公開身份被推選為主任委員，繼而擔任富平縣立第一高小校長。嚴木三是中共富平特支書記兼共青團特支書記，他主要活動在第一高小，因而這裡就成為中共富平縣黨團組織領導中心和培養發展革命骨幹的陣地。
嚴木三在一高聘請共産黨員和一批進步青年教師任教。當時流行的一首打油詩，足以說明一高教師中的黨員情況：“木栅之中石麟吼，俊仙微嗔雪亭走，資英若松舞秋泉，媪婆淑心穿夾褲。”詩以第一高小十一名教師名字的諧音作成，除郭雪亭、武秋泉外，其他九位皆為中共黨員。一時進步力量雲集這所學校，革命鬥争出現高漲形勢。習仲勳進入第一高小上學，由原來的公費生改為每周一次從十五裡外的家中取幹糧饅頭，吃上六天，生活較為艱苦。但是，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學習環境深深吸引了他。他除刻苦地功學課業以外，還以極高的熱情投入較前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革命鬥争之中。
一九二七年是中國革命出現急劇轉折的一年，政治風雲的起伏變幻，在富平縣也産生了震動。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公開叛變國民革命。陝西的共産黨、國民黨組織和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一緻行動，組織了以農民和學生為主體的反蔣讨蔣群衆大運動。是月底，富平縣各界召開聲讨蔣介石群衆大會，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區領導人李大钊等遭奉系軍閥殺害，噩耗傳到富平，許多學校舉行罷課，召開追悼會，發表演說，散發傳單，抗議軍閥反動行徑。五月十一日，駐戶縣新軍閥經緯制造屠殺農民運動骨幹和農協會員多人的慘案，富平縣農協籌備處根據省農協籌備處通告，舉行群衆集會，聲援戶縣人民反對何經緯的鬥争。五月，富平縣黨組織根據中共陝甘區委印發的紀念紅五月活動的宣傳大綱，組織學校師生及農民群衆，于“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展開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當時的報刊對富平縣及第一高小活動情形作了詳細報道：“富平五九國恥紀念大會規模宏大，參加者熱烈，為從來所未有。當時到會有組織的民衆共三四千人，婦女、商人、及旁觀者共計五六千人。開會前，由一高新戲團表演新劇三幕，即正式開會，并舉行工、農、商、學、兵聯歡儀式。閉幕後，立城、一高新劇團演劇數幕。當時會場旗幟招展，戈矛森布，各界群衆感情融洽，革命空氣甚為高漲。”“富平各界于二十九日，在第一高小大禮堂舉行追悼李守常（即李大钊）等同志及援助戶縣農民大會。到會者有各界代表及一高全體學生，曆時約四個小時之久，除由各界指定報告李同志死難情形、履曆及戶縣慘案經過外，另有二師代表張同志及縣黨部代表同志等演講。當場又一緻決議通電各處及第二集團軍總部、駐陝總部，請求嚴厲懲辦慘殺農民、摧殘黨務的新軍閥何經緯，并請求努力于最短期間打倒‘四二八’慘案劊子手張作霖。各界代表誓願以全縣民衆作後盾，一時革命空氣彌漫全場。”
習仲勳在中共特支和團組織領導下随一高師生參加了這一系列的活動。他還多次和其他團員一起在離學校不遠的彭村塔等地開會，讨論共青團員在鬥争中擔負的任務、鬥争方式和紀律，及時地總結經驗教訓。在現實的革命鬥争中，習仲勳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在遊行隊伍中總是活躍的一位，手持小旗呼喊口号，散發傳單。他們還自編活報劇，在附近的迤山廟集會上演出，進行街頭演講，宣傳群衆擁護國民革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一時使富平的大革命運動出現了轟轟烈烈的局面。
鑒于習仲勳在革命活動中的突出表現，中共富平縣特支鄭重讨論 他的入黨問題。會議在一高學校中院東邊的一所房間召開，由于特支一些成員對嚴木三持有不同意見，認為習仲勳是嚴先生由立城學校帶來的學生，再加上習仲勳年齡尚不足十四歲，即以年齡太小、轉學來時間太短為由沒有通過。但是，從這件事不難看出，習仲勳在現實革命鬥争中已逐步向一個成熟的無産階級先鋒戰士邁進。
不久，國内政治形勢迅速發生逆轉。率師東征的馮玉祥，先是同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譚延]等舉行“鄭州會議”，後與南京的蔣介石等又舉行了“徐州會議”。遂屢電在西安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參謀長石敬亭實行“清共”，通緝拘捕共産黨人，解散革命團體，并以石敬亭為主席組織起陝西省政府，解散了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陝西地區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于失敗。
渭北地區晴朗的上空也出現了烏雲。以中央黨員為骨幹，作為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國民黨富平縣黨部被徹底改組，傾向革命的進步縣長劉麟閣被撤換。七月初，離習仲勳家鄉不遠的三原武字區農民協會遭反動軍隊包圍，并被強令解散，農協負責人被逮捕。七月三十日，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政治保衛部部長兼政治保衛師師長的共産黨員史可軒，在拒絕馮玉祥調其入豫電令後，率部向渭北山區進發，途經富平縣美原鎮時，遭國民黨新軍閥、陝軍南路軍師長田生春殺害。面對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共富平特支根據陝甘區委采取“退守政策”和“整頓組織”的方針，黨團組織轉入地下秘密活動。集中了數十名黨團員的富平縣第一高小，雖然公開的宣傳集會暫時停了下來，表面上趨于平靜，但是，組織活動并沒有間斷，他們從發生在眼皮底下的血腥慘案中看出了當局的反動本質，更增添了對蔣介石集團和反動軍閥的仇恨。習仲勳多次參加團員會議，分析形勢，研究鬥争策略。在新的形勢下，他們決定今後團員之間隻發生縱的關系，不進行橫向聯系，對外嚴守秘密，不暴露身份。
昔日還是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轉瞬之間，兵戎相向，殘酷鎮壓，年輕的習仲勳一時感到迷}不解。他苦苦地思索，求教于自己信賴的老師和同學。在團員開會時，他仔細聽取别人的發言，并踴躍發表自己的看法，逐漸明白了勞動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寄希望于國民黨、軍閥是靠不住的，隻有在共産黨的旗幟下，依靠勞動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這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消息，從中國的南方傳到這個遙遠的陝西關中小縣城，中共富平特支迅速把這一喜訊傳達給黨團員。九月二十六日，成立僅兩個月的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紅埠街九号密碼舉行第一次擴大會議，曾在北京創辦《共進》雜志的李子洲，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共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會議作出《接受中央八七決議案及其指示之決議案》、《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及組織、軍事、國民黨問題等九個決議案。特别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是黨在陝西特要任務。”“黨到農村去”、“黨到軍隊中去”、“用各種方式武裝農民……必要時亦可上山，積極準備武裝起義”。十月八日，中共陝西省委以第一号通告，向各級黨組織通報了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情況，要求在其精神指導下開展各項工作。十月十二日，由中共陝西省委領導和發動的清澗起義爆發，打響了西北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封建軍閥統治的第一槍。它如漫漫長夜中一聲春雷，強烈震撼着三秦大地。習仲勳和同學們談論着時局的變化，籠罩在心頭的陰雲慢慢散去，由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名字嵌入了他的腦際。他領悟到，當蔣介石舉起屠刀的時候，共産黨人并沒有被壓倒，被屈服，而是在滾滾寒流中醞釀着更理智、更英勇的鬥争。他看到了年輕政黨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前程。
這年冬天，中共富平特支組織和發動的驅逐縣教育局長樊益三的鬥争在第一高小發起，黨組織決定利用選舉之機，推選在一高學校任教的共産黨員石林侯代替樊益三任教育局長。後選舉未完全如願，但将樊益三趕下了台。習仲勳積極投入驅樊鬥争。他們揭露樊任内的劣迹，進行宣傳演說，形成了富平縣一次較大的革命學潮。
年底，習仲勳高小修業期滿。這時，已在省立第三師範上學的好友宋文梅，極力鼓動他報考陝西省立第三師範。在後來的升學考試中，習仲勳即以優異的成績被省立第三師範錄取。
然而，他的師範生學習生活是短暫的，一場厄運突然降臨到這位剛剛走出家鄉的少年身上。
●“三師”學潮
1928年農曆正月初的一天，習仲勳和富平縣十多位同學來到三原縣内陝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報到。盡管隆冬季節的寒風仍一陣緊似一陣，但在這裡已感觸到了春天的氣息。
陝西省立第三師範設立在距省城西安五十公裡的三原縣城内城隍廟街“大公館”，這是一個地居渭北要沖有“小北京”之稱的關中重鎮。東北鄰臨潼、富平，東南接高陵，西連泾陽。因境内有侯原、豐原、白鹿原而取名三原，是渭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京、津滬、蓉、渝及甘、甯、青等地交往頻繁。四川的大鹽商要在這裡歇息，甘肅的牛羊、青海的藥材、關中的糧棉要在這裡集散交易。交通貿易的發達促進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使進步思想和國内外新聞信息在這裡得以迅速傳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争也自發開展起來。僅靖國軍以三原為根據地的數年間，三原的小學校，即由原有的一所縣立高級小學增加到七所；中學由原由的一所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後改為第三職業學校），增加到有省立渭北中學、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和縣立三原女子中學、三原初級中學等五所中等學校。五四以來，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募捐贖回膠濟鐵路、抵制日貨等較大規模的群衆集會活動接連不斷。學生運動、農民運動深入發展。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三原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領導着泾陽、三原、富平、蒲城四個縣五個特别支部，三個支部，有黨員四十七名。一時三原成為渭北黨團組織的重要活動據點和領導中心。
習仲勳報考第三師範，與其說是對學校的選擇，不如說是對自己心中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的老師嚴木三就畢業于這所學校，他從嚴先生和好友宋文梅那裡對這所具有革命傳統的學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陝西省立第三師範誕生于五四運動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義革命家和一批留學生，把許多新鮮的教育内容和先進的辦學方式帶給了這所學校。在這些革命和進步人士的影響下，這所學校從一成立就具有反對北洋軍閥統治、擁護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進步思潮。第三師範實行兩種學制，一種是四年制，課程設置較多，稱為“完全科”；另一種是兩年制，課程相對簡單，稱“速成科”。當時開設講授瞿秋白、蔡和森編寫的《社會科學概論》、《社會進化史》。一九二四年初，正在該校讀書的蒲克敏、嚴木三、梁益堂、亢心栽等人受《共進》雜志宣傳的影響，組織建立了有社員二十餘人的“青年同志共進社”。是年冬，受共青團中央委托，由上海大學回鄉組建團組織的李子健，了解到“青年同志共進社”的情況以後，即倡議成立了“渭北青年社”，社章以共青團章程為藍本，發展組織，出刊《渭北青年》雜志。這一組織迅速輻射到三原各學校和鄰近各縣，習仲勳就曾經是立誠分社的社員。
一九二六年三月，第三師範學生為開展紀念巴黎公社活動，爆發了一場轟動渭北達四個月之久的學潮。三月三十日，共青團三原地委在第三師範成立。三師又成為團地委機關的所在地。團中央和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直接發送這裡，進而又變成團地委的精神，傳達到基層團組織及團員青年。一九二七年七月，陝西政治形勢發生逆轉以後，共青團三原地委随地方黨組織的變化改為共青團三原縣委，機關移至三原北城。但是三師黨團支部仍然健全，活動從未停止。三元縣城内近十所學校互相影響，團員青年各種形式的活動顯得異常活躍。
四十年後，習仲勳對初入三師的情況記憶猶新：“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師範讀書，當時學校黨的負責人是李文華、宋若Z。在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下，在宋若Z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聯系下，我們進行校内的學生運動和校外的革命活動，對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發标語傳單，采取各種方式對工農兵學商進行宣傳，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習仲勳同在第三師範上學的另兩位富平籍學生董子平、華嶽重對這段鬥争也有着深刻的記憶：當時學校宋文梅是團支書、學生會會長是楊樹榮。在三月十二日以前，宋文梅叫我們到東關武延俊家中去，和三中、三職的兩個同學寫标語。之後，學校及街巷的牆上就貼滿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标語。我們十多位團員曾在三原縣東關清河沿上的公共體育場秘密舉行會議，我還通知過人。會議由宋文梅召集，主要分析形勢，布置如何做好宣傳，加強組織活動等問題。還經常書寫張貼标語，散發傳單。
在白色恐怖下，三原學生運動自然引起了地方當局的注意。他們派一些反動骨幹到學校擔任校長、訓育主任等職，加強對學生的監視和控制。這樣就使得反動當局實施黑暗管教與中共黨團組織領導學生進行反黑暗統治的鬥争日益尖銳。在三師則具體表現為中共黨團組織與校長王藩臣、訓育主任魏海争取學校大多數師生的鬥争。王藩臣，陝西鹹陽人，出身大地主家庭，曾參加進化社，專與中共領導的共進社作對，其任三師校長後又拉攏一些人，打擊進步師生。魏海，又名魏博如，為人驕橫，目中無人，對學生行動嚴加限制，動辄用教鞭抽打體罰學生，上課時有時就一屁股坐在了講台上，同學們對其尤為憤恨，送以“吝蟲”綽号。一次上課時，因其打罵學生，引起衆怒，學生齊聲高喊“攆出去”。但真正引起矛盾激化，是緣于紀念孫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動一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學校當局準備開展紀念活動，進步師生出于對王、魏不滿，即提出不參加校方組織的活動，以表示抗議。十二日晨，由學生會會長楊樹榮出面召集學生開會，宣布不參加紀念孫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動。但是，部分學生又反對學生會的意見，而引起争吵。這時，住在教室隔壁的訓育主任魏海聽到吵聲後，即質問楊樹榮：“為什麼不讓參加紀念活動？”
楊回答說：“是大多數學生的意見。”
魏又問：“都是誰？”并讓取來紙張，楊樹榮說一個名字，魏自己在紙上記上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楊樹榮一連說出了劉繼锷、高天作、劉全中、惠貞祥、王秉衡、李彥倉、華嶽重、董子平、習仲勳等九位共青團員的名字。然而，就是楊樹榮的這一随意行為，造成了日後九名學生四個多月身陷囹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此後，學生們和魏海的矛盾沖突升級。為了應對這一事态變化，黨團組織開會研究新的鬥争方式和策略。
此時，中共中央和中共陝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的傳達和省立渭北中學的學潮，促使第三師範黨團組織作出了除掉訓育主任魏海的決定，并得到上級黨組織的同意。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陝西省委先後多次接到中央關于發動農民暴動奪取政權的指示函件，并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月召開第二次省委全會，修改了第一次全會《兩個月工作回顧及政治問題決議案》，将“準備總暴動”修改為“組織農民在農民協會旗幟下發動抗稅抗糧的部分暴動，以至總暴動”。三原渭北中學黨團組織，據此發動了驅逐反動校長楊少農的學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陝西省委就渭北中學學潮特别指示三原縣委：“在三原城應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學學潮要堅決的領導，作積極的鬥争，對楊某應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對付之，愈速愈好。”省委指示傳達後，渭北中學學生将楊少農驅趕出校。
三師訓育主任魏海記進步學生黑名單之事，引起中共三原縣委高度重視。縣委學生運動負責人武延俊在東關操場召集宋文梅、習仲勳、程建文開會，研究對策。他們即以省委對三原縣委指示信精神，作出采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決定，同時提出了采用炸藥炸或放火燒死魏海的方法，報請上級組織批準。後來他們反複考慮，如果使用炸藥，可能出現炸不了對方，反而炸傷自己的情況；放火燒房，極有可能引發大火，燒毀學校，造成大的損失和傷害，對大多數學生更為不利。遂請求黨組織改變計劃，采取投毒的方法毒殺魏海。行動方案得到了縣委負責人的同意，并指定由程建文執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程建文将一種叫“人緣巴豆”的毒藥投入三師教師竈的稀飯鍋内，部分教師餐後嘔吐腹瀉，輕微中毒。毒殺魏海未達到目的，反而行動暴露。地方反動當局當即派人追查。三師“毒殺案”在渭北以至全陝西地區反響強烈。習仲勳在數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審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說明。
“三師毒案”從它發生的原因和結果、可能性和現實性、動機和目的，似乎長期不為人民所理解，特别是對采取給教師飯鍋投放毒藥的鬥争方式，還多有微詞。然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離不開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當事人的思想行為也受其年齡、經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和局限。如果把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血腥鎮壓革命，瘋狂毒殺共産黨人的嚴酷形勢下去考察；如果透過發生在北方縣城的這一小事，看到年輕的政黨曾受“左”傾盲動主義嚴重影響，提出的革命方針就是全國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一時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的口号連天，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與争取革命勝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織，革命的英雄主義和冒險盲動情緒同時進發；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曆史煙塵，看到事件的行為于僅是一群剛剛步入初級師範的十三四歲的熱血少年，人們就難以苛求他們做出更為周密、更為成熟、更為準确的舉動。相反，先輩們堅定的革命信念、勇敢無畏的鬥争精神和果決的英雄壯舉，卻令人肅然起敬。
●系獄
已是清明時節，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還寒。
“三師毒案”發生後，三原城頭烏雲翻滾，陰風陣陣。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學驅趕出校的楊少農，勾結國民黨三原縣政府帶地方武裝包圍了渭北中學，逮捕了共産黨員八名，共青團員三名，進步學生十餘名。繼而反動當局向第三師範發動“圍剿”。
“三師毒案”發生後第三天早晨，學生剛剛起床，有的已開始吃早飯。凄厲的警笛聲、吵鬧聲在學校周圍響起，國民黨三原縣縣長帶軍警特務一百餘人将三師團團包圍。學生隻許進入，不許走出校門一步。接着将全校師生集中在一個大教室裡。習仲勳從其他同學傳說中得知，這是當局追查“毒殺案”，他轉而又想，黨團組織負責人宋文梅已經逃離學校，執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裡較為平靜地和同學們一起進入教師。幾名警察滿臉殺氣地站在室内和門口，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王藩臣闆起面孔訓話：“我諄諄告誡，苦苦忠告你們要安心上課，不要胡鬧，但有的人居然給先生鍋裡下毒，幸而中毒較輕，都已搶救過來了。”
縣長馬潤昌用恐吓的口氣說道：“學校有壞分子搗亂，這裡的人都不許動，誰動就對誰不客氣。我們要叫幾位同學去縣府，把這件事研究研究。”說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記下的名單，将習仲勳和李彥倉、王秉衡、董子平（易正）、華嶽重（西峰）、劉繼锷、高天作、劉全中、惠貞祥（得林）帶到國民黨縣政府。此時，已躲進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當局逮捕，同時還帶走了民治學校學生數十人。第二天早飯時，中共三原縣委學運負責人武延俊也被捕押。
霎時間，三原城内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亂，一派陰森恐怖氣氛。
習仲勳等被帶入三原縣政府的當天，縣長馬潤昌即在縣政府二堂西廂房内親自對九人輪流審訊。馬潤昌審訊習仲勳時繞過毒殺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問：年齡多大？什麼地方人？幾時投考第三師範？習仲勳一一作了回答。馬潤昌又問道：你是不是共産黨員？河道巷會議參加了沒有？
習仲勳回答：不是共産黨員，也沒有參加什麼會議。
馬又詐問：“前面被審同學都已供認，你還狡賴？”
習仲勳提出可以和供認的同學當面對證。在審訊無結果的情況下，馬潤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調查為由，将九人押入看守所。這是習仲勳一生三次系獄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動當局對逮捕的民治小學的數十位小學生審訊後，便由該校校長出面擔保釋放，隻講程建文一人在縣政府後院單獨關押，後送往西安模範監獄。他們将習仲勳等第三師範的學生視為共産黨重大嫌疑犯，給他們戴上腳鐐，押入縣看守所内，嚴加看管。在給習仲勳戴腳鐐時，一位押在同院内的馬鴻賓部逃兵，看到習仲勳年紀小，刑具沉重，就從自己褲子上撕下一塊布将鐵鐐裹上，使習仲勳極為感動。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後來，便成為組織指導獄中鬥争的核心。他鼓勵大家說：“不要怕，當局沒有抓住我們任何證據，不會把我們怎麼樣。”一天，他單獨和習仲勳談話，鄭重宣布習仲勳為中國共産黨正式黨員，并說仍保留團籍，作為跨黨分子參加活動。從此，習仲勳的人生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三十九年後，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圍攻的習仲勳，以樸素的語言和複雜的心情，說出了當年執著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獄中的一切行動，都聽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幹什麼，如何幹，我都堅決地按他的吩咐執行。我那時隻是對舊社會不滿，并不懂得共産主義為何物，僅憑個人熱情鬧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氣，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還是在獄中由于武延俊的幫助才取得的。”為了有利于團結鬥争，保守秘密，他們成立了一個黨團員秘密小組，由武延俊負責單線聯系，習仲勳、劉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彥倉等參加。
在三原看守所兩個月内，他們主要進行了三項活動和鬥争：一是學習知識，統一思想認識。武延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聯系，讓人送進了一些如《社會進化史》之類的理論和進步文藝讀物，武還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宣傳和講解。當時，個别同學流露出動搖和消極埋怨情緒，為了防止敵人分化瓦解，暴露組織和身份，秘密小組鼓勵大家要團結一緻，保持革命氣節，決不出賣同志。華嶽重回憶說：“習仲勳當時年小，但很有主見，有魄力，說話有威懾力。他說，到了這一步，誰也不許胡說，誰出賣了别人，我們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二是進行了以改善夥食為目的的絕食鬥争。看守所内夥食極差，飯菜變質，不能食用，是常有的事。為此，武延俊帶領九名學生和看守長進行說理鬥争，并提出當局如不解決問題，即宣布絕食。情況反映到國民黨三原縣政府後，縣長被迫答應了條件，不再供應黴爛變質食品，改發每人四串錢，從外購飯。但是錢隻發在押的學生，其他人不在此列，目的沒有完全達到。武延俊和大家研究後，認為絕食應當适可而止，遂停止了改善夥食的鬥争。三是對看守所關押的馬鴻賓部逃兵進行宣傳和串連，提高他們對反動當局和軍隊本質的認識。同時還把每人發的四串錢分給他們一半，以改善他們的夥食，争取士兵覺悟。他們還以孩子們特有的方式和看守警察作鬥争，有時，遊戲似地在看守所高聲大笑，繼而又哭又叫，使得當局對他們無可奈何。這些鬥争方式盡管受到所處時代和認識的局限，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在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籠罩渭北上空之時，這些尚未出校門的少年所表現出的革命精神和鬥争智慧，無疑是十分可貴的。
六月初，關中已進入麥收大忙季節。國民黨三原縣縣長換成了一位姓沈的，接着又換上了一位姓孟的，縣長三易其人，但三師學生被關押一事仍沒有最後結果。孟姓縣長上任伊始，即答應盡快了結此案，釋放學生，後又怕擔當責任，決定将此事移送國民黨陝西省當局處理。
一天，武延俊、習仲勳等十人，由馬鴻賓部派士兵押解，分坐兩輛牛車，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驕陽似火，車輪下黃塵滾滾。牛喘着粗氣，“囚車”搖搖擺擺地艱難前行。車上戴着腳鐐的習仲勳等十名學生，因為遭受兩個多月的牢獄之苦，衣衫髒亂，頭發篷長，面色憔悴，長途颠簸已使他們焦渴難忍，昏昏欲睡。這群少年第一次進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鐐行。孤單的牛車，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幾分凄涼的悲怆。
習仲勳等被押抵西安後，即交由位于北大街西華門的軍事裁判處關押。
這個軍事裁判處，是屬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兼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轄的一個軍法機構。大革命失敗以後被陝西當局逮捕的所謂政治犯多在這裡囚禁審訊。其名為軍法處，實為反動當局專門捕捉鎮壓共産黨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這所監獄實行所謂“内寬外嚴”的管理方法：高牆、崗樓，戒備森嚴，謂之“外嚴”；對待“人犯”“溫和”，有時看守人員和“囚犯”還可以開“說笑話會”，謂之“内寬”。實則以此籠絡人心，瓦解政治鬥志。偉大的愛國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運動的活動家楊明軒先生，于當年1月被軍政當局逮捕，也關押在這裡，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釋放。中共陝西組織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卓越的組織活動家和教育家李子洲，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後亦關押在軍事裁判處，其間遭受酷刑摧殘，緻使病情惡化，不幸在獄中逝世。還有潘自力、劉繼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陝西早期中共黨員也先後被囚禁于此地。最多時，關押人數達百餘人。許多年後，習仲勳對當時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記憶。他說，我與楊明軒同一個監獄。當局懾于楊先生的社會聲望和廣泛影響，還在獄中單獨給他設置了一間較為寬松的“優待室”。我在他之前獲釋。他在獄中堅貞不屈，保持了共産黨員的崇高氣節。
三師學生被關入軍事裁判後，再不是三原時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别關押在小号房内。習仲勳和華嶽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較松，可以相互交談。晚上小房上鎖，不能串号。第二天，他們按獄方要求填寫了“犯人登記表”。在分别隔離的情況下，習仲勳仍然保持着和武延俊的密切聯系，一有放風或其他機會，就和武延俊接觸，聽取武的意見，諸如允許和哪些人接近，如何應付審訊以及鬥争方式的變換等。習仲勳隻與同獄的原三原黨團組織負責人李子健、王鴻俊兩人接觸和交談，同其他人皆保持距離，不單獨接觸和談話。習仲勳曾回憶說，這裡和我接觸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鴻俊，特别是李子健，當時隻要有機會，就給我講一些革命道理和黨的基本知識。一個月後，習仲勳被叫去受審。主、陪審者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留有長須；一個瘦高個，面色較白，三十歲上下。留須者問道：“哪裡人？”習答：“富平人。”又問：“多大年齡？”習說：“十四歲。”“參加過共青團沒有？三原第三師範的毒殺事參加了沒有？三原河道巷會議參加了沒有？”習仲勳均以事先統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沒有參加”作了回答。瘦高個是陪審，不時地在一旁幫腔威脅，但習仲勳仍從容應對，不為其氣勢所動。審問者一無所獲，在二十分鐘内就結束了審訊。接着又以同樣的程式和内容，對其他九人輪流審訊了一遍，未使用刑罰，未進行逼供，以後再也未過問此案。
當局的“寬容”，并不說明他們對革命者仁慈和手軟，隻是因為沒有掌握到任何證據而無可奈何，特别是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還沒有被他們視為真正要鏟除的共産黨人。而一旦被認定是真正共産黨人時，則以殘酷手段鎮壓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動當局将同押于軍事裁判處的徐九齡、方鑒昭、任？、李嘉谟、校明濟等九名共産黨員活埋于西安市北郊，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軍事裁判處處長叫箫振瀛，他主張實行一套“外嚴内寬”的看守管理辦法。監獄一位張姓看守長，常到獄中遊轉察看，并對習仲勳等人散布說：“箫處長非常關心青年學生，你們如果再看到處長來時，就當面哀求，處長會設法釋放你們的。”學生們聽了這些話以後，開始認為是獄方策反，要他們向反動當局屈膝求饒。後經過研究，認為不妨一試。一天早飯時，箫振瀛進入高牆内察看了一圈。習仲勳告訴同屋的文秉衡、華嶽重說，在箫振瀛轉近時，趁機提出釋放要求。箫振瀛看見習仲勳等人圍在飯盆前既不吃飯，又不起立，便問道：“為什麼蹲着不吃飯呢？”
華嶽重首先回答說：“我們都是從學校裡抓來的學生，至今還不知道犯了什麼發。關了這麼久，既不判又不放，家裡父母擔驚受怕，我們也吃不下飯。”
習仲勳、王秉衡也接着說：“我們到底有什麼罪？不明不白關了這麼長時間，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誰家的父母不操心兒子？再不處理，我們就不吃飯。”其他囚号的學生也跟着喊了起來。
箫振瀛看着這些衣衫破爛、形體瘦肉的孩子，興許是動了恻隐之心，當即答複說：“你們不要着急，待我給宋主席報告後，就釋放你們。”
武延俊、習仲勳從箫的話意分析，感到國民黨陝西當局對第三師範學生已無意深究，可望較快獲釋。
八月的一天，看守長來到獄中告訴說：箫處長準備親自帶領你們去見宋主席，見了宋主席，你們就苦苦哀告，宋主席會釋放你們的。稍後一天清晨，獄方給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師學生下了腳鐐，并帶到了箫振瀛的住處，由箫帶領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面見宋哲元。箫在行前說：“你們見了宋主席後，他問到你們有無保人，你們就說有，回來後，我就釋放你們。”說完箫振瀛先去省府，兩名法警帶習仲勳等人來到新城宋哲元辦公處門外等候。
宋哲元出來後先看了看每個人的手掌，然後高聲說道，過去總司令把路走錯了，以緻使後來的青年誤入歧途，現在隻能回頭是岸。又說，共産黨煽動無知的青年學生搗亂，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年齡這麼小，不在學校好好讀書，鬧什麼學潮？蘇聯過去是我們的朋友，現在害我們，還留下共産黨胡鬧。我們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把我們國家建設好。你們要好好學習，将來給國家做事。接着又問道，你們有保人沒有？
同學們回說，有。
宋哲元最後說，好幾個月了，你們的父母日夜盼望你們回來。現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裡人了。說完擺了擺手，轉身走進了辦公室。宋哲元對第三師範學潮案處理如此寬容還有一個内部傳言。據說，那天宋哲元推門進入辦公室時，一陣風吹來，把擺放在案頭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他撿起一看，見是關于三原省立第三師範的呈文。頗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認為此案“一風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釋放學生。
這是習仲勳第一次見到國民黨的大人物。此刻，他們之間是國民黨軍政要員和一個“階下囚”的瞬間唔面。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曾奉命捕殺共産黨人、圍剿革命武裝的宋哲元，當民族危難之際，出任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率部轉戰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等省，在長征抗戰中堅持夜戰、近戰、血戰，屢戰屢勝。七七事變爆發之時，二十九軍守衛平津一線，宋不為日軍最後通牒所動，命令所部将士堅決抗日。軍事裁判處處長箫振瀛也在抗戰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長，由此成為有名的抗日愛國将領。當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于四川綿陽之時，習仲勳已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擔任陝甘甯邊區分區書記，投身于民族解放戰争的支援前線和後方建設。
習仲勳等人被帶回軍事裁判處，早飯後又由監獄司書領到所謂“優待室”東邊的大房内。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紙硯筆墨，司書說，每人必須寫一份保證書，方可以回去。幾位同學商量後，即用統一口徑寫下：“我們年幼無知，一心向往師範，日後畢了業，可以當小學教員，牌子亮，掙錢多，不料因學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幾個月監獄，以後再不念書，永為農夫。”
但是，當局并未履行無條件釋放的諾言，過了十幾天時間，仍沒有釋放的信息。習仲勳等即與看守長交涉，看守長回答說，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鄭州開會，走時沒有交代此事，因此他們不能做主放人。待箫返回西安後，又把無條件放人的承諾變成了具保釋放。習仲勳叔父習宗仁聞訊專門從富平來到西安，尋到一家趙姓的同鄉以商輔具保。但是，在辦理出獄手續時，獄方又提出必須有兩家以上商輔擔保，隻好由趙姓同鄉刻了一個假商号的圖章，作為連環保，才算辦齊了出獄手續。為了避免節外生枝，習宗仁還特地買了三個大西瓜，送給了監獄的守員。
出獄前，習仲勳再次與尚不能立即獲釋的武延俊交談，聽取武對日後活動的意見。武延俊告訴習仲勳說，我的案子還未判決，三原近期的情況也不清楚。但我們在三原看守索的情況以及我介紹你入黨和作為跨黨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後可以與宋文梅直接聯系。習仲勳望着這位介紹自己入黨的人和獄中鬥争的“主心骨”，心中掠過一陣酸楚。
不料，他們此次獄中分手竟成為最後訣别。武延俊出獄後患嚴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時投江身亡。幾十年後，習仲勳談起西安出獄時的情況曾說：“我們十個人在三原被捕同獄，而武在三原獄内又是我們九人公認的領導人，我們九人相繼出獄，隻留他一人的案情還未判決，當時還不知道前途如何，我們也不能多說什麼，就出獄了。”對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窺一斑。
●曆練中的抉擇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熱浪襲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習仲勳正式獲釋，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後的一年間，是習仲勳家中災禍疊起、橫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師範學潮被國民黨地方當局逮捕的學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學生，故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反響，特别是對中共富平黨團組織内部和學生家庭造成很大壓力。有個别學生的家長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長的嚴木三，質問嚴給學生都講了些什麼，并施壓說，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釋放，就沒個完等。複雜的形勢也使黨組織内一些同志認識産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影響極深、安分守己的習仲勳父親習宗德，則認為自己年少的兒子入獄，有悖于耕讀治家的門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個多月中，舐犢情深，思兒心切，整日抑郁不歡，終積郁成疾。習仲勳回到家時，父親的病一下好像輕了許多。心中由原來的憤懑埋怨情緒轉為理解和贊同。習仲勳回憶說：“我父親是個老實農民，我被捕出獄後，當時還怕他指責我，他不但沒有怪怨我，還對我說，你還小呢，等你長大了再當共産黨的代表，為廣大窮人辦事就好了。一個農民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已經很不簡單了。”但是，這位正直的農民父親未能逃脫病魔的吞噬，于是年農曆十一月逝世，時年四十三歲。
正當壯年的習宗德突然病逝，對這樣一個十幾口人的家庭，猶如晴空霹靂。習仲勳的父親是全家當家人，他去世後，留下了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六個年幼的子女。習仲勳年齡最大，僅十四歲。小女兒雁英才三個多月，尚在襁褓之中。還有同家生活的習宗仁夫婦及四個子女。習宗仁平時隻是下地做農活，從未照料過家事。習仲勳的姑母也因早年喪夫，攜孤寄住娘家，同時幫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關中一帶将幼年喪父視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親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極端困難和痛苦的境地，也使習仲勳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創傷，從此，他過早擔負了主管家政和撫養弟妹的義務。
回到家中，習仲勳還有一樁更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夠盡快地找到黨組織，聽到黨的指示。但是由于在獄中時屋内潮濕，不見陽光，他患上了嚴重的濕疹疔瘡，回家後瘡面發炎，出現膿腫，遂引發久燒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時下地隻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慮和痛苦，特别是失去組織聯系，更感到像漂泊于遠方的遊子一樣寂寞和孤獨。
一天，習仲勳的好友宋文梅來到家中，告訴習仲勳說，黨組織決定派一批人去學習軍事，準備日後搞武裝鬥争。并說明自己要考陸軍大學，約習仲勳同去報考。習仲勳望着這位對革命充滿信心和熱情的摯友，既興奮又難過。興奮的是聽到了黨組織的聲音和信息，看到與自己生死相依并肩戰鬥的同志又要踏上新的征程；難過的是自己處于病痛之中，不但不能赴外地投考軍校，甚至行動已頗為不便。習仲勳鄭重地表示：“我的組織關系還沒有接轉，武延俊在三原獄中介紹我入黨一事還得不到證明，即使我身體允許，恐怕要經組織同意和介紹，才能同你一起走。”宋文梅為習仲勳的真誠所感動，嚴肅地回答說：“你在三原獄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紹入黨及作為跨黨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時已從楊樹榮那裡知道了，這次我從省上回來，也知道你們相繼出獄。我去縣上時，會把這些情況告訴黨組織。你現在還不能走動，我還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後我還可以和你一同去縣上談情況。”
宋文梅離開以後，再沒有與習仲勳相會，後即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并走過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待他們再次會面時，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當年英姿勃發的少年，已屆不惑之年。
習仲勳病愈後，即專程到富平縣城找到了自己在第一高小上學時的老師陳叔馨。陳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一九二七年四月接替嚴木三擔任共青團富平特别支部書記。習仲勳在一高上學時，經常在陳先生的指導下開展革命活動。但是，此時富平縣的政治形勢逆轉，中共組織活動受到極大限制。曾參加了渭華起義的中共富平縣委書記馬文彥，遭到反動當局通緝。秋，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潘自力親自主持召開富平黨團代表會議，改選了縣委，并由馮異生繼任中共富平縣委書記。縣委機關也由縣城的第一高小遷往美原鎮的縣立第二高級小學。國民黨富平縣當局成立了“清黨委員會”，制發“異黨分子登記表”，威逼共産黨員填表自首。同時，國民黨三原黨務指導委員會派員來到富平，在教育局内設立“三原兼辦富平國民黨員臨時登記處”，在登記國民黨黨員的同時，辦理共産黨員自首手續。因幹旱，麥子未能播種，饑荒已現端倪，富平當局即以不加入國民黨不予聘用相要挾，不少人迫于生計而加入國民黨。個别中共黨員也先後“悔過”自首，退出中共組織加入國民黨。陳叔馨對習仲勳說，你先住在家裡，能做什麼就做些什麼，以後還可以聯系。習仲勳得知黨組織面臨的嚴重困難和形勢後，為避免暴露或失密，故暫未冒昧與其他人聯系。
此時，習仲勳對自己日後的人生道路頗費心思。他希望仍有繼續上學深造的機會，“想選擇一所學校再讀幾年書，以充實自己的知識”。但是，當他走了幾所學校以後，“都因為我是以共産黨嫌疑而坐過獄的人，就像挂了号一樣，凡知道這個情況的學校，誰也不敢收我這個學生，使我大失所望”。過去的一些老師和同學，甚至過去共同參加革命活動交情甚深的黨團員，也不願接近他。一位和他從小要好的鄰村同學的父親，多次拒絕習仲勳與他的兒子來往，，像似懼怕瘟疫傳染一樣，使習仲勳受到很大刺激，一度對眼前的現象困惑不解，幾度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但是，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他還是選擇了“出外幹革命的決心”。
一九二九年，一場空前慘烈的天災人禍，擋住了習仲勳走出家門出外幹革命的路途。
這一年，是關中曆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年馑”。年馑發端于頭年二三月間，始為春荒，夏無收成，秋禾種上。又幹旱無雨，麥未能下種。饑民“皆賴草根樹皮油渣糠秕度日”。再後“草根樹皮皆不可得，是以餓者日死，死者日衆，殍滿道旁，屍俯通衢，流離逃亡更難以數計”。繼而旱、風霜、凍、病疫不斷，連續四五年之久。據《富平縣志》記載，民國十八年夏，“久旱不雨，田土龜裂，小麥幹旱無法下種，秋禾無收，鬥麥漲價至銀币六元。鄉民哀鴻嗷嗷之聲，彌漫全境，稍堪充饑者，無不挖剝淨盡。全縣每日餓死七十四人，多則二百一十八人。是年因災荒餓死者四千餘人。背井離鄉外出逃亡者八千餘人。農村十室九空，一片凄涼，為曆史上所罕見，後稱‘十八年年馑’”。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大雪連降數日，積雪尺許，寒雲密布，朔風怒号，氣候嚴寒，積雪成冰，直至來年二月始融。田野樹木，凍死大半，時适年馑，鄉民饑寒交迫，死者約七千餘名。”“民國十九年六月，富平狂風為災。”“民國十九年，縣境蝗蟲為害，莊稼多被食盡，一、二、五區災情特重。”“民國二十一年夏季，虎疫（即虎烈拉，屬一種急性霍亂）流行。病初發，其勢迅猛，不數日間蔓延縣境，患者達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一人，死亡一萬四千零九十七人。入秋後始緩。”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難熬。習仲勳一家十幾口人的吃飯成了大事，無米面下鍋，停炊斷頓的現象日漸增多。為了全家人的生計，小小年紀的習仲勳和堂弟，加入了饑民馱鹽進山換糧的人群之中。鹽灘位于富平縣劉集鄉、施家鄉、張橋鎮一帶，面積達一百二十多頃，盛産鍋闆鹽。他們先從縣東四五十裡的鹽灘将鹽馱回，又到百餘裡以外的旬邑縣馬欄一帶，換些包谷之類的粗糧回來，勉強維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又一個沉重的打擊使習仲勳悲痛欲絕，五内俱焚。這就是他慈愛的母親逝世。習仲勳的母親在丈夫逝世後，由于極度悲傷和生活的重負，終使這位中年婦女心力交瘁，遂引起肺病複發，整日咳嗽不止，後發展到大口咯血。重病中她還要哺乳出生不到九個月的幼女。
春夏之交，富平氣候奇異，黑霜、黃霧、暴風、冰雹接踵而至。
在一個黑雲蔽日的早晨，習仲勳的母親眼睛、鼻孔突然流血不止。習仲勳、習秋英、習冬英兄妹擁扶着母親坐在炕頭，他們還想聽母親說些什麼。但是母親眼看着一群兒女，就沒有了氣息。
當孩子們知道自己的母親已經離去時，頓時哭作一團。他們跑到四五裡以外的都村，叫來外婆料理後事。但是，這時習仲勳家中已無經濟能力埋葬親人了。無奈之下隻好按當地通行的辦法，在門房内厝了起來，天熱時屍味濃烈嗆人，孩子們有時也吓得不敢進屋。直至兩年以後，還是買不起棺木，隻好用棉被纏裹掩埋。誰知禍不單行，就在習仲勳的母親病逝後，家中唯一的成年勞力、習仲勳的叔父習宗仁因承受不了接二連三的災禍襲擊，也患急病，既不能下地耕作，還須人照顧吃喝。接着習仲勳的叔母又患病身亡。短短時間，三人殁世，一人重病，習仲勳一家幾乎瀕臨絕境。嚴酷的現實給習仲勳稚嫩的心靈帶來終生難以彌合的創傷。他趴在父親墓前哭呀喊呀，鼻孔中都哭出了血。幸而，習仲勳的姑母除料理家務外，還經常安慰孩子們咬緊牙關，苦日子總會有個頭。外婆也将習仲勳的小妹雁英接到自己家中撫養，并時常給予習仲勳兄妹生活上的照應。兩位老人一時成為孩子們精神上的依托。此後，在延續五年之久的災荒年馑中，習仲勳的大妹秋英和三妹夏英，又先後患肺結核和白喉病，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雙親離世和異常艱難的家境遭際，給習仲勳帶來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負擔，長時間難以排解，加之又和黨組織失去聯系一時不能恢複，以後的路怎麼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此刻他愈發感到自己像一隻失群的孤雁，無力展翅，前程茫然。這時，他想起了在小學和第三師範上學期間非常喜歡的一本名為《少年漂泊者》的書。他又一次打開書卷，便被書中人物的命運和故事情節所深深吸引。後來，習仲勳曾多次對自己的孩子說過，當時認識到社會這麼黑暗，舊的剝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響極深。
《少年漂泊者》，是現代著名詩人和小說家蔣光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說。小說寫了一位名為汪中的主人公傳奇漂泊幻颠的生活經曆。主人公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為一個孤兒流浪異鄉。後來又當過沒有成功的土匪、乞丐、盜賊、學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經曆了各種坎坷遭際，最後走向革命，為大衆的事業犧牲在戰場上。他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對革命抱有堅定的希望和信心。他企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漢”，有一定的革命氣概。小說展現了從“五四”到“二七”慘案以後這一曆史時期的社會矛盾和鬥争，力圖表現由個人奮鬥到參加集體鬥争的全過程。郭沫若稱它是“革命時代的前矛”。這部小說，适應了革命鬥争形勢的要求，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農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鬥争的作品，以教育鼓舞推動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鬥争。《少年漂泊者》作者自稱這部作品是為革命在“花呀、月呀”聲中“粗暴的叫喊”。
習仲勳再一次閱讀這本書時，心情開始是郁悶的。但是當他打開小說第一頁，就深深為作者情緒高昂、宏朗奔放的《懷拜倫》題詩所感染：
“拜倫呀！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強暴的勁敵。
飄零啊，毀謗啊……
這是你的命運罷，
仰是社會對于天才的敬禮？”
習仲勳在讀到第二章時，思想感情與書中主人公産生了強烈的共鳴。他感到主人公的遭遇和自己的經曆又是何等驚人地相似。
“……在叢集土堆的夾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墳。寥寥幾個送葬的人将墳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隻剩下一個戴孝的約十五六歲的小學生，他的眼哭得如櫻桃一樣紅腫，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撫着新墳痛哭，或者他的淚潮已将新墳湧得透濕了。
他很從容地對着新墳中的人說：
‘我可憐的爸爸！我可憐的媽媽！你倆今死了，你倆永遠抛下這一弱苦的孩子，無依無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你倆現在可以終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間的惡魔再不能來擾害你倆了。這裡有同等的鄰居――你們生前或同你倆一樣地受苦，他們現在當然可以做你倆和睦的伴侶。這裡有野外的雨露――你倆生前受了許多恥辱，但是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倆的恥辱洗去。這裡有野外明月――你倆生前雖然一世過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現在你倆可以細細領略明月的光輝。’
‘爸爸！媽媽！平安地卧着罷！你倆從今再不會嘗受人世間虐待了！’
‘但是，你倆倒好了，你倆所抛下一個年幼的兒子――我将怎麼辦呢？我将到何處去？我将到何處去？……’”
習仲勳讀着這些文字，淚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雙親墓前，向他們訴說衷情。
“民國四年，我鄉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還沒有栽齊。是年秋收甚劣，不過三四成。當佃戶的倘若把課租繳齊與主人，就要一點兒也不剩，一定要餓死。”
書中這些情節，和眼前正在發生的災情，和窮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當晚從新墳回來之後，一個人，此時我家裡隻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靜，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慘，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夢。想想這裡，想想那裡，想想過去，想想将來，不知怎麼辦才好。繼續讀書罷，當然沒有希望了。耕田罷，我年紀輕了，不行。幫人家放牛罷，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親屬罷，喂，哪個願意管我的事？自殺罷，這個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麼辦呢？走什麼路？向何處去？……我當時胡思亂想的結果，得着了一條路，決定向着這一路上走。我生性愛反抗，愛抱不平……”
習仲勳讀者讀着，完全同書中主人公的命運融在了一起，幾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樂。他覺得這正是自己真實情感的反映。眼前隻有反抗，隻有鬥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複讀完這部小說，堅定了他外出幹革命的決心。
這時，從與富平縣相鄰的三原縣武字區傳來中共組織開展“籌赈”的消息，使習仲勳精神為之一振。中共武字區委為了解決災民斷炊饑馑問題，打擊地方反動勢力，于五月成立了公開的農民組織――武字區地方籌委員會，選舉黃子文為主任，唐玉懷為副主任。黃子文在大會上宣布“籌赈期間，停止地方行政人員的一切行政權力”，自報出糧七石。不到一個月，共籌赈糧八十餘石，分配給了三千七百多名饑民，解決了臨時吃飯危機。
在武字區籌赈行動的影響下，習仲勳家鄉的淡村周圍也先後四次籌糧三萬多斤，分給了無糧群衆。習仲勳積極投入了籌赈活動，他多次往返武字區和唐玉懷、黃子文進行聯系。唐玉懷是習仲勳在立城學校時的同學，此時擔任中共武字區委的宣傳委員。習仲勳真誠地向這位摯友述說了自己被捕和出獄後的境況，希望能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黃子文，三原縣甘澇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黨，一九二七年三月參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後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軍事，十一月擔任中共三原縣委委員，并被指派到武字區開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楊虎城部任過中校團副的胞兄黃子祥，同為渭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當地群衆尊稱“黃氏兄弟”。習仲勳和黃氏兄弟的友誼由這裡開始，并保持了數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習仲勳還緻信中共三原縣委，稱贊：“子文同志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楷模，是陝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他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犧牲。”
習仲勳在中共武字區委領導下，積極在鄉間的青年夥伴中進行串連和宣傳工作，先後動員發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銘路、劉銘世等人入黨。周冬至參加革命後曾擔任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據地失守後，被國民黨武裝逮捕殺害。胡振清參加了陝甘邊區的武裝鬥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陝西耀縣照金龍家寨戰鬥中光榮犧牲。習仲勳曾說：“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夠帶少數武裝回到富平西區我的家鄉一帶，發動群衆搞分糧鬥争和開展遊擊活動，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鄉的一些活動而站住腳的。”
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氣奇寒，人畜、樹木皆有凍死。臘月十八起，大雪成災，大批災民死于饑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嚴重的災情面前，中共陝西省委提出了抗糧、抗款、抗捐、抗稅、抗債和要飯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領導災民鬥争作為中心工作任務。國民黨地方當局一面玩弄“赈濟”騙術，一面卻加緊了對災民的剝削和掠奪。淡村反動民團團長張長慶乘機訛詐勒索，欺壓鄉鄰。在群衆生活難以為繼之時，他還要鄉民每晚輪流替民團“坐墩”（值夜），稍有不從，便動辄處罰。當地群衆苦不堪言。淡村農民協會決定仿照武字區黃子文鎮壓民團團長的辦法，給張長慶以武裝打擊。習仲勳參與了這一行動的策劃，他還動員了自己的姨父黨正學參加武裝行動，收繳民團槍支。農民協會首先草拟了張長慶二十條罪狀，随後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悅文帶黨正學、李泗堂、冉四川、黨德謙、石漢傑、常拴子等十多位農民，手執大刀長矛，以去值夜坐墩為名，迅速登上了民團盤踞的石家堡城門樓子，收繳了民團的長短槍二十多支。繼而直奔張長慶宅地，将張縛綁，關押在堡子城門樓上，并召開群衆大會，宣布了張長慶的罪狀。在應群衆要求準備将其處死時，遇到士紳求情。缺乏鬥争經驗的農民首領一時猶豫不決，緻使張長慶乘隙逃脫。
國民黨富平縣政府遂派民團鎮壓農民武裝。黨正學與之進行說理鬥争，憤怒斥責當局卑鄙無恥，欺壓百姓的行徑。民團将黨正學無理扣押，關在城門樓上。習仲勳得知情況後即帶一盤麻繩接近城門樓下，準備相機将繩遞上樓去，營救黨正學從樓上順繩溜下脫離險境。但是由于民團看守嚴密，未能得手。後黨正學被反動當局槍殺。許多年後，習仲勳還深為沒有救出這位農民運動骨幹而感到十分遺憾。
習仲勳從黨正學慘遭殺害的事件中，進一步看到了國民黨對人民群衆殘酷鎮壓的反動本質。《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躍在他的腦際。他決心要離開家庭，投身到更廣闊的革命鬥争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訴了年齡較大的兩位妹妹。他說：“我們沒有了父母，你們要互相照顧，還要管好弟妹，不能讓叔父作難。”但是，他這次與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離，竟成為最後訣别。習仲勳義無反顧地走上職業革命道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習宗仁病體迅速康複，并開始操持家務，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幾口人的生活重擔。